王占阳

　　从建党、建国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整整90年发展演变历程。回顾过去，中国共产党既取得了许多辉煌成就，又经历了许多严重失误和挫折。面对未来，我们既已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起点，又不能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再度成为了国人普遍关注的大问题。值此时刻，认真回顾党在历史上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深入思考有关的重大理论问题，着力推进有关优秀理论成果的重新发掘、有机整合和与时俱进，深入梳理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思路，从而以理论的力量推动现实问题的解决，这也是对于建党90周年的很好纪念。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最近理论界开始比较关注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显然是一种很积极的理论动向。我本人就是深入研究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学者。我在1993年曾经出版过一部完全根据原版的毛泽东著作写成的长篇学术专著———《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系统地考证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原貌，发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和理论成就。后来又在2004年出版的《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一书中，更加深入地讨论了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整体上不是“左”，而是“右”。譬如，毛泽东在延安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毛泽东：《中国需要和平建国———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十二项问题》，《解放日报》1945年10月8日)这是“左”的吗?当然不是!这是真正的“右”吗?当然也不是!按照国际上的通行标准，主张自由民主的是左派，主张专制独裁的才是右派。这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标准，从马克思、恩格斯以来，历来如此。中国现在左、右颠倒，谁主张自由民主，谁就被称为“右派”，岂非咄咄怪事?! 　　在这项基础研究中，我特别注意到了三件事。一是据师哲回忆，建国初期，尤金曾经向他表示过，《毛选》的内容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比较接近。尤金是斯大林派来帮助毛泽东修订出版《毛泽东选集》苏联哲学家，也是苏联驻华大使。师哲是毛泽东的俄文翻译。二是1953年9月下旬毛泽东决定放弃新民主主义、照搬苏联模式后，随即开始连续十几次指示停止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后来“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就是由此而来的。三是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曾经说过：“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他还曾经说过，我们要“履行战争年代对人民的承诺”，并曾多次提出党员干部要重读《论联合政府》。通观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尤可深切感受到它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血脉关系。那么，这种被苏联视为修正主义、被毛泽东提出又放弃、后又被邓小平重新继承与实践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究竟是什么呢?答案只能有一个，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从今天的观点看，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而且更是它的精髓之所在。这当然不是说它“句句是真理”，而是说它是毛泽东思想中最重要、最有新意、最有价值、最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理论成果，也是最能引发人们的深思和积极讨论的理论文本。 　　我在1991年就已开始注意到，对于毛泽东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不仅具有理论性，而且还具有颇大的策略性。这种策略性不仅深刻地影响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演变和中断，而且本身就是理论不彻底的结果和表现。但我同时还认为，思想具有相对独立性，理论的价值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即使是理论的提出有策略原因，即使是实施理论主张的诚意不充分，即使是理论的提出者后来又放弃了自己的理论，只要这种理论本身确有认识价值，它就是具有理论价值的，至少是具有理论讨论的价值的，而不是没有理论意义的。至于因人废言，那当然就更不可取了。 　　列宁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在某种程度上，列宁主义关于“两步走”和“新经济政策”的某些思想和论述，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重要思想来源。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中，曾经多次引用过这些论述。 　　具体说来，这些作为重要理论支点的思想片断主要包括： 　　1.共产党领导的地方也可以发展资本主义 　　共产党领导下是否可以发展资本主义?这种问题对孙中山来说是不存在的，但对共产党和毛泽东来说却是非常尖锐的。 　　在这方面，虽然列宁的“两步走”学说在整体上是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互不兼容的，但其中也包含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若干重要萌芽。特别是其中指出：“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有绝对的利害关系……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9、540-541页)毛泽东在“七大”上就曾部分地引用过列宁的这段话。 　　众所周知，沿着这个思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和实践也对此给予了肯定性的答复。 　　由此，毛泽东也就可以更加明确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的地方，能不能有资本主义生长呢?能的!如果我们今天消灭资本主义，那干什么呢?干社会主义吗?这是一个空的，这个思想不能够实现，这是不能的。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是必然的，但现在还不成，所以便可以让资本主义发展，不过要调济他的发展。”(1945年3月13日毛泽东与约翰·谢伟思的谈话) 　　毋庸赘言，有了这种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才是可能的，它在实践中也是可以为中共所实行的。否则，那就只能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或者是其他形态的民主主义，而且更会在中共的实践中遇到严重的思想障碍。 　　2.共产党领导的地方也应使资本主义获得广大发展 　　毛泽东曾经指出：《论联合政府》“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5页)“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那么，毛泽东的这种“广大发展”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我们看到，除前引列宁《两个策略》中的有关论述外，就是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实践经验。毛泽东说： 　　“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3页) 　　毛泽东显然是在以苏联的部分片断为论据，尽管苏联在整体上主张和实践的并不是新民主主义，而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在当时的思想氛围中，这种论据也仍然是很有说服力的。 　　3.民粹主义否定资本主义的必要发展是错误的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指出：“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的道路，而经过其他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坚定不移地排斥这类梦呓之谈的。”(《列宁选集》第1卷第542-543页) 　　据此，毛泽东在论证“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发展”时也明确指出：我们党内有些人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2页) 　　但我们也知道，由于缺乏从经济角度对于“经过资本主义”的必要性的深切认识，列宁和毛泽东后来也都犯过这种性质的错误。 　　4.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反复强调：民主革命彻底胜利后，必然会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但他所说的“民主革命彻底胜利”仅指政治革命的彻底胜利，并不包括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及其最终胜利，也就是并不包括经济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这就隐含了穷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思想观念。 　　鉴于列宁主义当时拥有的权威性，毛泽东当时也在形式上讲了与之完全相同的话：“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且“两个阶段必须衔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1、685页)显然，如果按照列宁的“两步走”来解读，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也就在这里没有立锥之地了。 　　但毛泽东实际是做了一个重要变通，他把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包括广泛发展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现代化过程，统统纳入到了“彻底的民主革命”的范畴。这就使列宁的不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两步走”变成了毛泽东的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新的“两步走”，同时也使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获得了符合列宁主义的理论外貌。 　　由此，毛泽东也就作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一段经典论述：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广大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与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新式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945年5月2日《解放日报》)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的理论中，新民主主义社会实际就是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只是这种资本主义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或曰“新资本主义”罢了。但从今天的认识看，这种观点实际也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把市场社会主义误判为新资本主义的理论失误。 　　5.没有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就没有社会主义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着眼点实际是阶级斗争，即“经过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的道路”消灭资本主义。他说：“现在除了充分的政治自由，除了民主共和制，除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制，便没有而且也不会有其他可以加速社会主义到来的手段”。(《列宁选集》第1卷第601页)这就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从“可以加速社会主义到来的手段”中排除出去了。这就是这种“两步走”学说的最大缺陷。 　　所以，在这种学说中，实际已经隐含了一个反命题，这就是：如果无产阶级和农民在资本主义获得广大发展之前即已拥有了足够的自由和手段，那就可以无需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而在贫穷愚昧的基础上直接实现社会主义。实际上，这就是列宁后来转向“战时共产主义”这种穷社会主义的深层思想根源。这种思想的实质是政治力量对比决定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 　　“战时共产主义”失败后，列宁思想中的生产力决定论复活了，并在新经济政策论中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决定意义。他说：“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这种“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列宁选集》第4卷第549页)。“如果没有电气化，回到资本主义去反正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全集》第41卷第378页)这和过去相比，显然已是一个重要进步。 　　但是，列宁仍然低估了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后来斯大林宣布苏联己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时(1936年)的生产力状况，更是被长期地误为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权威标准，这就使这种物质基础的标准降得更低了。列宁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质的规定性，实际只能是恩格斯所说的生产力发展到能够使社会中“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页)这种标准远远地高于列宁所说的“全国电气化”。列宁更没有机会看到，只是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种物质基础才首先在西方出现，所以西方也率先进入了社会主义。 　　但在这里，我们还应进一步强调，实际上，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理论论述，都是他的“两步走”理论框架中的否定性因素，而且列宁本人也未从这种思想萌芽出发形成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基本理论框架和理论体系。毛泽东则是有意识地使之发挥到了极致，发挥到了使之突破了列宁主义的“两步走”理论框架的程度，特别是使之与三民主义社会论的基本框架相结合，这才使之得以进一步地形成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基本理论框架以及其中的若干重要论述，特别是使之具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 　　最后，我们还应看到，在这种理论建构的过程中，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时代性质、革命领导权、中国革命的地位和前途等问题的论述，也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赖以构成的要素。但与前述五种理论片断不同的是，他们的这些理论不仅本身并不包含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内容或要素，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妨碍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发展的理论障碍，以至于毛泽东不得不对其进行了某些重要修正。 　　如在时代性质问题上，毛泽东提出“农业国家的资本主义是向上的”，甚至认为有些欧洲国家的资本主义也是向上的，以至于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意大利”这种提法，这就大幅度地修正了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观点，也使新民主主义社会获得了赖以立论的基本前提。 　　在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他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国民革命和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并据此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实际就是共产党参加领导的民主社会。 　　在社会主义前途问题上，他提出这将是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以后的事，这也大幅度地修正了原来的“左”倾观点，从而在理论上为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争得了历史空间。 　　在“两步走”的问题上，他更是突破了原来的直接衔接论的根本束缚，这才有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由此可知，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思想来源，而且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形成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理论障碍。从列宁的“两步走”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实际是一种扬弃的过程，而并不是简单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在这种过程中，毛泽东既继承和发挥了列宁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又在事实上否定了其中的不合理因素。尽管从今天的观点看，毛泽东也继承了某些不应继承的错误观点，他的思想解放还不够，因而我们也还应在这方面继续解放思想，但就当时的环境来说，那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但由这种发展过程，也形成了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斯大林与毛泽东、苏共与中共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这其中的深层次矛盾，双方都是心知肚明的。在这种深刻矛盾和暗中的紧张关系中，始终都存在着再选择的压力和可能。但无论这种再选择的结果如何，真理终究是真理，财富终究是财富，即使是这种再选择是否定的，那也一定会有否定之否定，一定会有真理再放光明的那一天!

王占阳：谁爱国？谁卖国？ 作者：王占阳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1-15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15 13:22:13 阅读量：80次     以下是我昨天和前天发的一组微博，主题就是：“谁爱国?谁卖国?”—— 　　■据北大孔庆东教授自我爆料，他的修养已经达到如此之高的境界了：孔先生2011年11月7日下午3点21分的微博：“一分钟前，《南方人物周刊》电话骚扰要采访我，态度很和气，语言很阴险。孔和尚斩钉截铁答复了一个排比句：去你妈的!滚你妈的!X你妈的!”叹为观止啊，服了，彻底服了!!! 　　■孔庆东破口大骂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去你妈的!滚你妈的!X你妈的!”这是不是就是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教授如此斯文扫地，而且不知羞耻地把它公布出来，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 　　■昨天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来采访我，最后说到孔庆东骂他们杂志的记者的事。他说，实际是想采访孔庆东的记者觉得这种人物有新闻价值，并无任何恶意。这使我想起了一句名言：“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也就是说，猎奇是新闻的天性。我看孔先生的反应实在是太过分了! 　　■有人把南方报系骂为“汉奸媒体”，现在还在网上狂骂，迷惑了不少不了解真相的网友。我跟南方报系交往多年，我看他(她)们个个都是忧国忧民的爱国者，所谓“汉奸媒体”纯属污蔑不实之词，根本就没有任何根据! 　　■把主张改革开放、特别是主张政治体制改革、主张宪政民主的人士骂为“汉奸”，实际是极“左”派的一种计谋。有一次张宏良在我面前大骂“汉奸”，我就问他：“谁是汉奸?”他一下子就愣住了，半天也没回答上，最后就回避了。说到这里，大家也就知道“汉奸论”是怎么回事了吧? 　　■谁爱国?谁卖国?和平时期，掌握公权力的人最有条件卖国，不掌握公权力的人通常没有条件卖国。权力越受制约，就越难以卖国。权力越不受制约，就越有机会卖国。所以，主张以宪政民主制约权力的民主派是爱国者，主张权力不受制约是反民主派是卖国者，至少也是客观上的卖国者。 　　■现在谁在卖国?特殊利益集团在卖国!特别是在外经外贸领域，这个问题相当严重。特殊利益集团卖国，一靠手中的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二靠手中的不受制约的经济权力，即对包括银行在内国企、政府采购、政府发包等等的控制权。两权结合，即出现了大量卖国现象，而且经久不衰。 　　■过去卖国，被迫割让国土，一分钱不挣，还被国人痛骂。现在卖国，主动出卖国家经济利益，换得大把白花花的银子，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存到外国银行去，乐此不疲。此种报道和耳闻，已有30年之久，而且愈演愈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关键就是权力越来越不受制约，贪心也越来越大! 　　■利用公权力卖国赚钱实际也是一种腐败，而且是当前最严重的腐败现象之一，而这种腐败的制度根源就是权力不受监督制约。 　　■南方报系的媒体人都是不掌握公权力的普通公民，他(她)有什么条件去卖国?!又怎么可能去卖国?!指责他(她)“卖国”，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由于不受制约的政治、经济权力相结合才是导致大量卖国现象的制度根源，也是这些卖国行径赖以长期延续的制度保障，所以那些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竭力维护这种权力格局的反民主派，才是货真价实的汉奸卖国贼，或者至少也是那些在一线忙于卖国发财的卖国贼们的政治打手和舆论庇护者。 　　■由于主张制约权力的民主派是爱国者，主张权力不受制约的反民主派是卖国者，或者至少也是客观上的卖国帮凶，所以，这帮真正的汉奸疯狂地指责民主派是“汉奸”，实际只是在那里贼喊捉贼罢了!

广东、重庆的问题对于我们知识界来说，首先应该站在一个理性的、中立的、全局的、客观的立场来看。我对于他们之间的争论、纠结没有太大兴趣。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么一个事实，这就是重庆和广东都是积极探索的地方，不管他们的探索怎么样，他们毕竟都不是抱残守缺、绝不改革、绝不动弹的，既然他们都动起来了，又都得到了某些社会支持，那就说明他们的探索都有合理因素，我对这个合理因素更感兴趣，因为中国今后的发展不在于找出不合理因素，而在于找出那些合理因素，并让它们配套组合，从而形成前进的方案和路径。 主办单位：天则经济研究所 时间：2011年7月30日下午 地点：北京香山饭店 王占阳：本来想全程参加这个会议，我对这个会议很关注，但是因为记错了，就答应清华的会议了，那边12点半才结束，所以上午很多精采发言我没有听到，很遗憾。 下面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广东、重庆的问题对于我们知识界来说，首先应该站在一个理性的、中立的、全局的、客观的立场来看。我对于他们之间的争论、纠结没有太大兴趣。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么一个事实，这就是重庆和广东都是积极探索的地方，不管他们的探索怎么样，他们毕竟都不是抱残守缺、绝不改革、绝不动弹的，既然他们都动起来了，又都得到了某些社会支持，那就说明他们的探索都有合理因素，我对这个合理因素更感兴趣，因为中国今后的发展不在于找出不合理因素，而在于找出那些合理因素，并让它们配套组合，从而形成前进的方案和路径。 在这样一个思路下，我认为首先应对两地两位领导的主动进取精神都给予应有的肯定，不容易。在那么多省份都在按兵不动的情况下，他们都在动，这就很好，死水一潭活起来了，活起来才能解决问题，在死的状态下怎么也不能解决问题。 今天我想谈两个问题，一个谈经济，一个谈政治，我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谈。这次有一个所谓做蛋糕和分蛋糕之争。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曾经接受过《重庆日报》的一个采访，后来他们发表出来了，三千多字，叫做《做蛋糕是为了分蛋糕》，我是比较支持重庆方面把做蛋糕和分蛋糕结合起来的思路的，因为这也是我过去一贯的想法。这次广东方面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点是做蛋糕的观点出来以后，我们看到的普遍是批评意见。但我认为这不是广东的问题，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所以我下面的话是对中央说的，是对全国说的。因为作为地方大员他必须得听中央的，在这点上他没有犯错误，政治正确。问题是中央错了，他就得跟着错。 我这里要讲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提法必须与时俱进，不能固守它过去的固有含义。 我们回想“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提法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是在计划经济刚刚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候，那时市场经济还没有形成，经济运作全部都掌握在政府手里面，如果政府在那个地方天天闹革命，不去搞建设，建设就搞不起来，整个发展改革就都谈不上。在这种情况下，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就是说政府要动起来。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一定要追问这个主体。当时实际说的是党和政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不是指老板，老板天天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和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相当长时间内都是合理的，在当时是很正确的选择。我们再追问这个“经济建设”是指什么?经济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这个经济建设其实主要是指生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要是指以生产为中心，这在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是对的。招商引资、投资等等，大家都抓生产，这才开始有了大发展。 但是，市场经济初步形成后我们就需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了。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进入市场经济以后，经济建设已经主要是市场的事，而不再是政府承担主要责任了。政府也应相应地退出这个领域，而不再是总想唱主角了。但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结果就是政府继续拼命投资，拼命地把在很多情况下祸害老百姓的所谓国企做大做强，然后就是过度的国家干预，以至于搞国进民退，这些都是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反的。当初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推动市场化改革的，而现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却是反市场经济的。而且它还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是在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和大型国企背后隐藏着大量的腐败。腐败分子特别喜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这意味着政府投资、投资、再投资，然后就是他们的回扣、回扣、再回扣……，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口号已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不再是像过去那样代表人民利益了。 这个口号要不要拿掉?我说也可以不动，但需改变它的含义。问题是什么是经济?什么是经济建设?经济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生产、交换是经济，分配、消费也是经济。完整意义上的经济建设必须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全过程，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少。但政府不能大包大揽，更不能仍以生产建设为中。生产、交换这个主要由市场来做，政府不要再以这个为中心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是什么?是财税。政府的中心工作是什么?是搞再分配。西方议会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讨论财税问题，政府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执行议会的财政法案，所以市场经济国家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但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所以我们转向市场经济后也要转向这种意义上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能再是过去那种意义上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否则就是政府越位和缺位了，而且是走向非常严重的腐败了。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提法还可以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的内涵已应转变为以公共财政为中心了。以公共财政为中心并不是不是财政收支越多就越好，增加和减少政府收支都是财政问题，征税和减税都是财政问题。政府收支既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越适当越好，越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公平分配就越好。 分蛋糕包括两块，一是初次分配分蛋糕，一是二次分配分蛋糕。政府直接操作的是二次分配分蛋糕。一次分配首先是由市场来做，不应政府包办。但是政府也应为实现公平的一次分配创造条件，允许和促进这种公平分配所需要的公民社会的发育，创设为这种公平分配所必需的法律条件、司法条件和政府机构。比如应该允许建立职工真正能够用来维护自身权益的工会，这种工会至少也应独立于私企老板和国企老总，否则就是“黄色工会”。至于这个工会怎么建?可以研究。工会是实现和保障初次分配公平性的关键因素。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工会已经到了非发展不可的地步。不发展工会，初次分配的公平性问题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倒是应该政府出面解决，“解铃还需系铃人”。 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提法不是不可以延续，而是它的内涵一定要改变，要跟市场经济发展相配套，以实现和保障公共财政为主要内涵。也就是说，不能笼统的说重点做蛋糕还是重点是分蛋糕，市场经济自己既做蛋糕又分蛋糕，但是政府工作的重点不能再是做蛋糕了，政府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分蛋糕。这个东西需要掰开谈，不能笼统地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该看主体，主体不同重点就不同，总是笼而统之地谈问题行不通。 张木生：就是重点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没法弄。 王占阳：就是市场管市场的，政府的管政府的。 张木生：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王占阳： 对，就是各管各的，别混在一起，那样永远说不清楚。 在中国的问题上，下一步问题就是怎样把政治和经济统在一起，怎么把这个蛋糕既做好又分好。其实上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命题的内涵转换非常关键，这个转换就是要把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重新理顺。如果固守传统内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仍然是一个劲地投资、办国企，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就没法理顺。所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涵改变后，政府才能把市场的应有位置让出来，也才能让市场活起来。国企做大做强，控制那么多领域，到处都是玻璃门、弹簧门，经济建设怎么能搞上去?出现的问题和麻烦大了，我就不多说了。这样改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扩大市场经济的空间，让市场充分活起来，经济建设才能搞起来，也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政府要解决好分配问题。分配问题都已经烂成这个德行了，还不狠抓分配，那能行吗?所以老百姓对于做蛋糕为重点，反映那么强烈，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换成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这个问题不是广东的问题，这是中央的思路问题，广东他不得不说，下级得服从上级，他得服从中央，这个没有办法。 再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政府应样才能做好分蛋糕这件事?其实广东和重庆各给了我们一部分答案。重庆的答案是什么?重庆的答案是在现有政治体制还没有变动的情况下，也可以做一些事，而且他的这些探索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份答案的重要性在于：我们不要等到政治体制改革改完了以后再来解决分蛋糕问题，那就全崩溃了。政治体制改革要一步步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等政治体制改革完了再分蛋糕?来不及了!还没等到，忍无可忍的公众就造反了，天下就大乱了。所以，重庆的办法对于全国来说是一种救急的办法，一种接续的办法，客观上也是为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时间的办法。重庆经验确有积极意义，有重要性，也有全国性。但不是各地创造这种经验的力度都是相等的，重庆可以走到前面，是因为薄熙来有特殊政治资源，黄奇帆又是经济人才，这就可以先创造一些分蛋糕的经验，这对全国有好处。 广东特点在哪里呢?广东特点在于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他们光讲法治，是因为不敢讲民主，其实背后还是讲民主。在中国光搞法治搞不起来，没有民主不可能。而且广东还特别注意逐步落实和保障公民自由，特别是在培育新闻舆论自由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广东培育了南方报业集团，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成绩。其意义首先就在于为长远的政治体制改革布下了一枚战略棋子。不仅如此，它对解决当前紧迫的公共财政问题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什么是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就是具有民生性、公开性、民主性、法治性的现代财政。民生性是经济内容，后三者是制度保障。集权政体也不是不能搞民生财政，比如古巴就搞得相当好，但这必须以政权尚未腐败为前提，如果政权严重腐败了，那就必然会大打折扣，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就更难在严重腐败的情况下推进民生财政了。即使是在重庆能做到的，拿到全国去推广时，也必然会大打折扣。那么怎么办呢?靠民主法治吗?理论上当然是对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民主法治在哪儿呢?现在的人大选举都是形式主义的，人大并未真正掌握财政决定权，而且大部分政府收支实际都是不经过人大的，所以现在既没有民主财政，也没有法治财政，这些都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逐步建立起来，这就产生了一个“远水解不了近渴”的大问题。这时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只靠自上而下的推动，那就不仅会使民生政策在实践中大打折扣，而且还会随着时间推移，越往后打的折扣就越大。以至最后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民怨重新沸腾，直至无力回天，全盘皆输。那么，有什么办法应对这种局面呢?办法就是大力推进阳光财政。不仅政府自己要去主动地做，而且更要依靠人民的推动和监督，因为只有人民才是追求民生财政、阳光财政的最执着、最有力的力量。而要使人民能够发挥这种重大战略作用，那就必须在实现和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上下功夫，特别是在实现和保障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方面下功夫。这就是去年我在《学习时报》上发表的《分配制度改革的成功有赖于公众参与》一文的主要意思。 在民主法治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就要以自由来弥补这个制度空间。有自由才能有公众参与，有公众参与才能尽可能地推进阳光财政，因而全国性的民生财政也才能有保障。即使是这种保障还是不充分的，那也远比没有这种保障好得多、自由本身当然也需要保障，民主法治就是自由的制度保障。但自由的根在社会，保障自由的最根本的力量、最大的力量也是来自于社会。所以在民主法治形成前，自由也有可能获得根植于社会的保障，从而成为一种难以撼动的力量，也就是一种事实上的制度性的力量。而要做到这一点，实践中首先需要的就是政府的宽容、依靠和培育。这就能使民间和媒体追求公共财政的力量比较有秩地释放出来，从而使国家能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种力量的战略合作中，持久有力地解决当前至关重要的财政问题，并使之逐步地发展成为一种秩序和制度。 所以，就当前的迫切需要来说，广东和重庆各有重要贡献。重庆的亮点在于民生财政，广东的亮点在于公民自由，特别是新闻舆论自由。这在两地是分开的，或者说是各有侧重的，但又是非常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紧密结合起来的。它们实际是中国的两个轮子，少了任何一个都得翻车。现在就是缺了这两个轮子，所以我们离翻车已经不远了。 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自由的未来就是民主和法治。广东重视民主法治的思路是解决根本问题的思路，因而也是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思路，是非常重要的思路。但除在自由方面有相当推动外，这个思路在广东几乎没法执行，因为直接推动民主法治，搞比较大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不是地方能干的事，他没有被授权，也就没有操作空间。但这并不等于这种思路没有重大现实意义。实际上，不久的将来急需做的一件事，就是中央宣示政改决心，开始筹备政改，并在近年内开始实施有份量的试点，这对挽回人心、安定人心有很大的意义，而且这还是已有很强的战略紧迫性的重大现实任务。政改之路需要走三、四十年，但启动政改已是紧迫的现实任务了。 总之，从全局上和战略上看，广东和重庆的探索所包含的自由、民主、民生方面的基本要素都很重要，它们之间的相互结合也非常重要。我们不应把它们弄成对立的，而应把它们弄成统一的，这才是未来中国走出困境、走向光明的康庄大道。 但对重庆的一些具体做法，我也有些看法。其中一个就是基尼系数要在五年时间从0.42降到0.35，这是不是有点大跃进了，太猛了。因为现阶段的经济发展还不足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要说我现在致力于逐步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还可以。 杨平：在重庆会议上，经济学家给黄奇帆提出这个问题，黄奇帆算了三笔帐，说为什么能做到，其实大家都担心这个事情。 王占阳：搞得过快了以后，短期内可以实现，长期怎么样呢? 秋风：短期内先实现再说，管他长期呢? 张木生：他的失业率三年之内要降到3%以下，也是大跃进，但是他也要干，干吧，先干着再看吧。 秋风：对，能享受一天是一天。 王占阳：干总比不干强，什么事都不干是最大的错误。 张木生：现在最大问题就是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嘛，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杨帆：不过也可能做到，把有钱人都吓跑了，重庆的基尼系数就下降了。 张木生：他那个官员黑，但是和中央没有勾结，他的资本家也黑帮化，但是还没有和外资完全勾结在一起，这是他能改的前提条件。 王占阳：所以重庆能动起来，但又不具有全国全面复制的可能性，他们的做法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在全国用，但是必定会被稀释，只有自由和主动的公共参与才能解决这种稀释问题。我想根本的问题是，重庆、广东先做起来了，这些就都可以提出来讨论了。作为学者来说，我们提出善意的意见和建议，有些事情，比如他的政治动员方式，这个肯定是全国没法推开的。 张木生：包括他的运动式，你怎么接受? 王占阳：不能接受。包括警察都受不了了，重庆的警察。 秋风：我觉得真应该把警察轰到街上，这是对的。 王占阳：对警察的管理有点过分。我们学员是民主党派的，是重庆民主党派的，他们到警察中调研，发现警察存在的问题是劳动强度过大、睡眠不足、精神压力过大。 笑蜀：会造成另一种不平衡。 王占阳：这种做法具有不可有持续性。过一段时间薄熙来走了，高压没有了，他们又反弹回去了。 杨平：我看到很多地方政府，去见地方官，哪有休息?根本没有休息，非常辛苦。 王占阳：现在批评重庆是人治就等于没有批评，因为全国都是人治。批评重庆违反法冶也等于没有批评，因为全国到处都是违反法治。只不过是他在风口浪尖，他那点烂事一下子弄出来了，其他的地方藏着呢，你看不见。 张木生：刑法306和307条就是重复的，你为什么偏偏给律师定这条，你有了恶法才有了恶政，是重庆一家吗?全国都是这样。 蔡霞：是重庆开了恶劣的头。 张木生：重庆不是最早的，东北那100多个是最早的。 李晨：陕西的更早。 王占阳：“革命前辈”很多。 张木生：前赴后继。所以，人家说有这条法，你干脆把律师制度取消。 王占阳： 所以，站在全国前列的积极的改革者必须对于一些基本的价值原则予以肯定。对于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这些原则都必须予以肯定，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对于公平、平等、均富这些基本价值也都必须予以肯定，因为这些也是我们必需坚持的最基本的原则。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也是不得不特别强调的。因为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本身就是普世价值。如果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只适合于欧洲的话，中国就不要搞社会主义了，也不要搞共产党了。马克思是欧洲的，你们是欧洲特色的，我们是中国特色的，什么建党伟业?建什么党?共产党是外来的，社会主义是外来的，我们都不要，我们只要中国特色的，要元明清的，不要外国的……。所以普世价值都要肯定，不肯定不得了。具体的做法则是可以研究的。作为改革者，在基本价值取向上还是要强调的。我认为广东和重庆在价值问题上各有所长。重庆方面强调的是公平、平等的原则，在经济上讲公平和平等。广东方面则是讲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等比较多。但广东想做的许多事情却没权做，做不下去。最近我到深圳去，我问我同学，他在那里干了20多年了，我问他腐败到什么程度了?他说已经100%腐败了，小科长都能贪污好几千万，老百姓能架得住这么贪吗?受不了了。所以，他们说的很好，上面不动，下面一点办法也没有。 杨帆：如果重庆科长跑到广东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