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

柏杨先生2008年4月在台湾新店耕莘医院逝世，两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五卷本的《柏杨全集》。 《柏杨全集》 柏杨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年4月第一版 全二十五册，1800.00元 柏杨像 李媛绘 　　在抗战中国共两党都在大力争夺知识青年，国民党处在主流地位，名分与物质条件好；共产党有高远的理想和意识形态，宣传技巧与力度都远胜于国民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口碑也好。两党各有所长，柏杨追随了国民党是有点偶然性的。 　　王学泰 　　柏杨先生2008年4月在台湾新店耕莘医院逝世，两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五卷本的《柏杨全集》，除了他翻译的《资治通鉴》外，其余的作品囊括殆尽。第二十四卷，主要是“柏杨回忆录”。 　　柏杨一生备经苦难，极富传奇性，我读其自传最感兴趣的是两件事：一、抗日战争时，像柏杨这样自称“野生动物”、颇有反抗基因的青年，怎么追随了国民党，而没有选择当时尚处于弱小、但却是抵制主流、或明或暗与国民党及其政府对抗的共产党？二、柏杨的冤案。这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文坛一件大事，柏杨以写杂文得罪国民党当局，犯了鲁迅所说的“可恶罪”（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使他以“匪谍罪”坐牢九年零二十六天（1968.3.7-1977.4.1）。 　　柏杨虽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家庭，但其不幸源自幼年丧母，很小就受到继母的极度虐待。父亲的关照只能增加继母对他的仇视，于改善生活待遇无补。父亲将他送回老家河南辉县，由于性格孤僻（柏杨自称“个性顽劣”，不乖、不服管，所以“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再加上教育制度上的问题（教师体罚和得罪校长被开除），少年时的柏杨就有了一种叛逆意识。因为生活不稳定，数度迁居，转学与升学就成为柏杨最头疼的关隘。为了过关，他数次伪造学历证件，伪造证件在民国时期是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叛逆性格与违法行为逐渐地把柏杨推上与主流社会相对抗的位置，在社会动荡之际，这类人很容易参与革命或造反活动。 　　抗日战争打响后，柏杨正上高中，由于爱国激情，更是为了寻求出路，摆脱“假文凭案”可能爆发的威胁，他参加了设在南阳县的“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这个班训练三个月，毕业后“省政府负责派任工作，最高可当联保主任”。在训练期间，“我第一次受到共产党那种神秘的和温暖的触摸”，“比我高一班、功课好得人人尊敬的同学张纯亮，把我叫到一个角落，搂着我的肩膀，低声告诉我，共产党在陕北有一个高尚的革命圣地，全国优秀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向那里，参加真正的抗日工作，问我愿不愿意也去参加”。当时他正崇拜蒋介石（西安事变极大地提高了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张纯亮提醒我说：‘共产党也是拥护蒋委员长的，你没有看报吗？’张纯亮把陕北描绘成一个美丽乐土，大家像兄弟一样地互相照顾，那是一种革命感情”。 　　看来柏杨完全有机会成为一个“三八式”的共产党干部。如果他真的与张纯亮去了延安，如果在延安不出问题（不过就柏杨桀骜不驯、又特别较真的性格来看，延安整风时说不定会出问题），建国后大约就是个厅局级的干部。不过，就在出发的前一刻张纯亮被捕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柏杨有些遗憾地说：“伟大的陕北革命圣地没有去成（这是我一生中惟一可能加入共产党的机会）。”在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都在大力争夺知识青年，国民党处在主流地位，名分与物质条件好；共产党有高远的理想和意识形态，宣传技巧与力度都远胜于国民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口碑也好。两党各有所长，柏杨追随了国民党是有点偶然性的。 　　国民党经过“以俄为师”的孙中山改组后，也属于组织类型的政党，但其组织的技术技巧和能力远逊于共产党，可以说连一半也不到。何方先生的《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中描写了延安整风前“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这里有“遍地的歌声”、“经常的集会”、“活跃的文体活动”、“民主的气氛和实践”、“平等的人际关系”、“军事化生活片段”，朝气蓬勃，从这种氛围来看就是一派打天下的气象。青年经过训练培养，便被派往各个工作岗位，被派到敌后根据地很快就能开辟出一块天地。 　　我听一位老共产党员说：1942年日本扫荡时，许多根据地组织被破坏。他就拿了一封组织介绍信，到“平北”（北平以北广大地区）来主持开辟和恢复工作，很快就把已经破坏的组织重新建立起来。 　　柏杨在国民党中经多次培训，先是战干团，后来又被送到培养三青团干部的“青干班”。前者蒋介石曾经亲临，后者是国民党中央主持的政治培训机构。但都混乱不堪，在敌机轰炸中手足无措；在敌人大举进攻时，学员被仓促派遣。这些都说明其办班计划不强，组织机能极差。 　　柏杨被派回已沦陷的河南老家开展敌后工作。他感慨“既没有教给我们求生的本领，也没有教给我们任何组织宣传的训练，就把我们送到日本占领军地区，像驱逐一群羔羊到狼群里一样，任凭我们自生自灭”。柏杨很快在家乡暴露身份，跑进大山开展工作，但不知要做什么。“中央团部也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去办，只是把一些油印的文件，千辛万苦地颁发下来。可怜我们这群年轻人，连公文都不会写（就是会写又有什么用），我们不过是被牺牲的棋子，中央团部潦草塞责、随随便便地派遣，表示又成立了一个分团，如此而已。”从这些地方可见作为组织类型的政党，国民党是不够格的。 　　后来柏杨辗转来到大后方重庆，渴望上大学，于是利用机会，伪造文件，把自己保送到东北大学，以圆大学梦。当时左派学生认为柏杨是国民党特务。1990年代初，我曾与最近故去的徐放先生（当时也是东北大学学生）谈起柏杨。徐先生说：“柏杨是国民党特务，被派到东北大学的。我们和他们有斗争。前年我去河南，从辉县路过，看到车站上有个大牌子标示‘柏杨故里’。我把站长找来，要他们把牌子去掉。”（徐当时是《人民日报》群工部主任）我读了回忆录，感到徐放等左派高估了国民党的组织能力。柏杨到东北大学上学只是个人行为。当时他在教育部战区学生招致委员会当小职员，负责审查沦陷区来的大学生，证件合格的便报到教育部，由教育部分配到各大学。想上大学的柏杨突发奇想：每天把那么多沦陷区来的学生发往各个大学，为什么不把自己也派发到大学去呢？于是他把从南京来的中央大学政治系郭大同的证件，改为郭衣洞，发到教育部。当时南京已沦陷，无从对证。抗战胜利后，教育部迁回南京，发现柏杨伪造证件，便永远开除学籍，而且令任何院校不得收容。可见并非如东北大学地下党和左派学生想的那样。 　　在“东大”柏杨确实与左派学生发生过冲突，有时还很激烈。柏杨说：“那时，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在学校组织了一个‘祖国学社’，是一个专门和左倾同学对抗的学生组织。”两方争什么？“祖国学社的成员满腔热血的要爱自己的祖国，来和共产党热爱国际的口号对抗。”“有时候左倾同学把祖国学社的壁报半夜里砸毁，祖国学社的同学也用同样的手段，半夜里把他们的壁报撕烂。”无怪作为左派的徐放，数十年后，仍然对柏杨那样切齿。 　　国人对“祖国”、“国家”、“政府”等历来很少区分。抗战期间，毛泽东也讲过“爱谁的国的问题”，告诫人们不要爱“蒋介石的国”（见《庐山会议实录·7月31日常委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因为《共产党宣言》宣称“工人没有祖国”，当时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共当然要强调国际主义，于是这就成了当时左派右派之争的焦点。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组织上又属于蒋介石嫡系，所以柏杨在沈阳解放后，跑到北平，北平又解放，他在北平又呆了一二十天后，拿着认为“国民党气数已尽”的同伴的十四块银元逃离北平，南下上海，从上海入台，成了后来的“台湾同胞”。 　　国共长期对立，互相打入对方内部，做情报工作。前面说过国民党组织能力弱，原本它只是一些政治力量和社会集团的联盟，后虽经过改组，但其内部派别纷杂、矛盾纠结的病根并未完全清除，这就给共产党预留下潜伏的空间。而共产党后起，它是在共同政治信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整体性强，国民党的秘密组织很难进入。国民党丢失大陆、败走台湾，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949年之后，国民党接受大陆失败的教训，竭尽全力控制台湾，长期实施戒严，注重对来台人员清理，弄得人人自危，称之为“白色恐怖”。这是柏杨冤案的前提和背景。如果在法治社会，这一切可以通过法治手段、有序地进行；而在专制社会，防止敌对势力来袭就可能衍化成为统治者或执法者手中的一根棍子，想打谁就打谁，不仅伤及无辜者，甚至连自己集团内的人也难以避免。 　　柏杨案直接导火线是为美国连环漫画《大力水手》释文做的翻译。漫画情节是父子沦落到某海岛上，两人还要竞选总统，竞选演说的开端语“fellows”（伙伴们），柏杨译为“全国军民同胞们”，这一下捅了马蜂窝，因为这是蒋介石讲话时惯用语。特务抓住了把柄：“侮辱元首，动摇国本”，把他抓了起来。当然这只是个由头，其根本原因在于柏杨写杂文，挖苦讽刺了国民党独裁专制和腐败（如《立正集》中的杂文），被掌权者判定为“可恶”。如果按照组织路线来说，柏杨属于两蒋的嫡系，但其长期处于底层，对国民党的腐败和在大陆失败有深刻的了解，痛恨专制制度对人性的扭曲。其思想倾向于自由主义，同情雷震，可以说柏杨组织上入了国民党，但思想上不仅未入，而且时时与党的领袖离心离德。柏杨谈起蒋介石看法时说“他老是自己订的法律自己不遵守。就好像他是公司的老板，他规定墙角不许撒尿，他高兴起来就往墙角撒一泡，好表示他是这家公司的老大。我觉得真是既肤浅而又愚昧”。有这种想法，能不反映到其创作中？冤案发生后，由于孙观汉（帮助台湾建设“原子炉”的美国物理学家）介入，为柏杨打抱不平，弄得举世皆知，在为柏杨定罪时，如果以思想文字定罪，拿不上桌面，不仅大悖现代政治文明，而且平常以“自由中国”自诩，兴文字狱，等于自掴其面。为了面子，最后还是按“匪谍”（所谓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定罪。可见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仍是能拿上台面来说事的。 　　两大政治集团斗争的大背景，对大陆也有影响。可悲的是，当年参加东北大学地下党的徐放先生1950年代卷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视为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代理人，被关押和劳改前后二十余年。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反动”这个词本身是反动的 作者：李成义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10 本站发布时间：2011-6-10 19:57:11 阅读量：134次 　　重读2009年第4期《炎黄春秋》王学泰的文章《 文革前高校清理“反动学生”事件 》，叫人悲愤不已，思索良久。这里，我简单谈几句“反动”这个词，算是一个小的读后感吧。 　　第一、那些随意给别人戴“反动”帽子的人才是真正的“反动分子”。王学泰的文章开篇举例，北京地质学院物理勘探专业的尚育森对“25条”有异议，马上给中央电台写了封信，要求在反修防修问题上公开辩论，结果被定为北京的第一个“反动学生”。对不同问题有不同看法，理应是一个普通的常识，本无可厚非，但那些当权者党同伐异，将与自己意见不一的人上纲上线为“反动分子”，然后予以残酷迫害。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所谓“反动学生”的“反动话”才是具有真知灼见的，而那些给别人随意戴“反动学生”帽子的人却是无情残害生命的真正“反动分子”。在是非颠倒的社会，一些掌权的“妖魔”以自己妖魔的心态对照正常人，当然觉得正常人是“妖魔”，于是拿起“革命”的棍子满处乱打乱批。 　　再如，文中列举的北大64届某学生因信中透露“报考研究生”的想法，而被视为“反动的话”。这种荒诞事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些给别人戴“反动”帽的人才是真正的反动者。 　　第二、什么是“反动”，即便现在的人也没有下出一个科学定义。前几年我在北京扫大街时从垃圾筒里捡到一本《现代汉语小词典》，商务印书馆的，今天拿出来翻看。结果它对“反动”的解释是“指在思想上或行动上维护旧制度，破坏新制度，反对革命的：反动派(反对进步，反对革命事业的集团或分子)。”这种解释显得苍白无力，经不起人们的追问：难道新的东西全部都比旧的东西好吗?如果所有的新制度一定比旧制度好，那么希特勒的“法西斯专制”也是进步了?“进步”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是政府的意志还是某个党派领袖的意志，或是一些老百姓的意志?将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一厢情愿地标榜为“进步”，那别人的不同思想和行动就是“反动”了? 　　按词典上的解释，在我看来依旧没说清楚“反动”到底是什么，反而给一些人蓄意为别人乱戴“反动”帽子提供了某种暗示。再别遑论“反动”定义的科学性了。 　　第三、“反动”这个词本身就是反动的，在民主社会本不应该有“反动”一说。在民主自由社会里百家争鸣，不同意见完全可以大胆自由地表达，你在坚持己见的同时必须尊重其它各派的表达权，万万不能将自己的思想视为“进步”，而将其他言论说成是“反动”。其实，在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里，对当下人们的某些思想绝不应该以“进步”或“非进步”的标签来评价，而应以“主流”或“非主流”进行暂时性地量化，至于是不是真正的“进步”要由几十年几百年后的人来认定。一些人连自己几斤几两都弄不清，就满嘴雌黄地以“进步人士”自居，真是荒唐可笑。 　　在民主自由社会里，如果你将别人的不同言论随意定性成“反动”而加以限制或迫害，这就是对公民言论自由权的肆意践踏，是对宪法自由精神的挑战，就足以说明“反动”这个词的反动本质。其实，真正的民主自由社会是鲜有“反动”一说的。当社会生活中许多人嘴边动不动挂着“反动”这个词时，说明这个社会绝不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反动”这个词慢慢淡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说明我们不断向着民主自由的精神进步着。但“反动”这个词在今天并未绝迹，甚至一些层面的人还是张口闭口地“反动”，这说明我们的民主自由建设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下去。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