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容芬

长 期以来，大陆官方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持续不断的向民众强力进行一言堂的洗脑宣传，太多的中国人对对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诸多历史及现实事件，认识糊 涂，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认识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大陆官方刻意营造的错误泥沼中不能自拔，严重的影响了对事物的客观判断而不自知。比如 十年“文革”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 十年“文革”， 这场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之重，究竟到什么程度，至今也无法估量，难以估量。从 1966 年 起，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 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文 革”之疯狂、之残忍、之乖戾，对人性的极度摧残与灭绝，令人晕厥，古今无有，空前绝后，无法用文字描叙。当时的中国，像刮起了十六级台风，摧枯拉朽；又像 印度洋大海啸，席卷一切。人们像发烧至失去理智，至疯狂，血脉贲张；又像鬼魂附体一般不由自主。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地域白昼，人人大脑一片空白，完全没有 自己的思维，唯有“造反”二字。时而像潮水漫卷，急进骤出；时而似无头苍蝇，忽东忽西；时而如旷野中奔跑的野兽，亡命狂奔；疯狂之极，荒唐之极，邪性之 极，迷乱之极，真是群魔狂舞，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失去控制的大疯人院！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多年后回忆起来仍恍若梦中。 那 漫延全国的武斗滥杀，造就了多少腥风血雨！毛泽东公开支持武斗：“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 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湖北、广西、北京、内蒙、云南、湖南、四川等地的大屠杀，不啻外族入侵的战争。广西武宣县有组织的杀人、吃人， 更是把时代推到了含毛泽东茹血的蛮荒时期，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拽住哪块割哪块。那残存的 一点罪恶感与人性被“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得一干二净。吃人盛极时期，甚至摆出“人肉筵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 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当地的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食堂的大锅里都煮过人肉！ 1968 年 8 月 27 至 9 月 1 日，短短五、六天之内，北京市大兴县“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即有 325 人被杀害，年龄最大者 80 岁，最小者仅满 38 天，其中有 22 户全家被杀绝！湖南的道县专门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他们的宣言是：“斩尽杀绝黑五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直到 10 月 17 日，历时 66 天的杀人事件才平息。…… “文革”的滥杀不仅滥觞于“文革”高峰期，甚至在接近结束的后期，也同样如此。据“文革”后在强大民意的支持下，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陆续公布的张志新惨死真相：张志新在狱中身背 18 斤重背铐，拖着沉重而冰冷的脚镣；多次惨遭毒打，头发几乎被拔光；受人唆使，狱中男犯人无数次对她实施强奸、轮奸。最后，她被关在一个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精神崩溃，脱光了衣服，在床上大小便、就着经血吃馒头，等等。在经历了长达 6 年的惨绝人寰的磨折之后， 1975 年 4 月 4 日 早上被执行枪决。“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 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几个大汉在张志新颈背垫上一块砖头，就用一把普通的 刀子刺向她的喉管，然后粗暴地将一段 3 寸长的不锈钢管插进气管，再用线将刀口缝上。整个过程，没有采取任何麻醉和消毒措施。” …… 因 言获罪的张志新并不是第一个被割喉管的犯人，当时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喊冤，就是高呼口号，这被当权者认为影响极坏，辽宁公安局因此而提出了这一“创 举”，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泽东的亲侄子毛泽东远新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在江西赣州，因质疑“文革”， 批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被判处死刑的李九莲临刑前，下颚、舌头被一根竹签串在一起。她不仅被剥夺了发声的权利，还被活摘器官！在执行死刑 前，被 4 个武装警察摁在囚车壁上，由两个穿白大褂的用手术刀活体取肾，没有采取任何麻醉措施。这颗年轻的肾被移植给了一个等待已久的“革命干部”。“文革”结束后的 1978 年 4 月江西省新建县，为李九莲鸣不平的中学女教师钟海源被处决时，执法的副营长故意只射中右背，而不是一枪毙命，早有安排的医护人员把她抬进蓬布军车，同样活体取肾。一个军医用拖把来回拖扫手术流在车厢底板的鲜血，挤在一个塑料桶里，竟然盛了半桶血！…… 她们仅仅是 10 年“文革”中几百万被迫害致死的冤魂的缩影！ 2009 年去世的北大著名教授季羡林，在其“绝不说半句谎言”、如实记录“文革”血泪的《牛棚杂忆》一书中说，一想起牛棚日月，“直到今天我还是不寒而栗、毛泽东发直竖”。“我希望有人用如椽的大笔记录文化大革命。”   “文 革”之荒唐乖张令人匪夷所思。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越穷越革命”；“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宁要社会主 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却要去农村接受文盲、半文盲的农民的再教育；交白卷就可以上大学，手上的茧子厚、脚上的牛屎多 才配上大学。这种颠倒乾坤的混蛋逻辑，只有在中国大陆才能想得出来，做得出来；全球绝对独此一家，绝无分店。对这个人类历史上仅见的巨罪，有“中共良心” 之称的胡耀邦认为，“文革，那像纳粹法西斯。” “文 革”对人性的践踏与扭曲登峰造极。诗人郭沫若两个儿子被迫害致死，郭沫若曾亲自抄写亡子遗留的日记八大本，以缓释巨大的丧子之痛，但还要公开发表文章吹捧 毛泽东，以苟全性命：“我们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有毛泽东主席语录、毛泽东主席选集、毛泽东主席的诗词。入目有辉煌的成绩，入耳有浩荡的歌声。我们还可以亲眼 看到毛泽东主席，亲耳听到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们是多么幸运啊！”（《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 鲁 迅被毛泽东誉为“现代中国的圣人”，其夫人许广平为求自保，还要贬抑鲁迅、烘托毛泽东：“毛泽东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 自命……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党和毛泽东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泽东主席是无限 地崇敬和无限热爱……鲁迅的心，向往着毛泽东主席，跟随着毛泽东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鲁迅的胞弟周建人也同 样不得不放低姿态，贬抑鲁迅，称：“鲁迅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共产主义无限向往，这正是鲁迅‘韧’战精神的思想基础。”（《学 习鲁迅“韧”战的革命精神——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 特殊人物尚且如此，普通人的处境就更不用说了。 著名作家老舍， 1966 年到香山看望一位老友时说：“腹中已有的三部书稿，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言毕，泪水夺眶而出。 8 月 23 日， 他被造反派打得头破血流，举着黑牌挨斗，深夜了才被赶回家，还要求第二天顶着黑牌再来挨斗。第二天一早，老舍对三岁的孙女说了句：“和爷爷说再见”，离家 到了太平湖，坐了一天，投水自尽。著名文人胡风得悉后发出如此感慨：“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被绑跪在烈日下的枯树上，脖子里被 灌滚烫的沙子，被用皮带抽，拧耳朵，揪头发，满头的白发都被揪光了，大口大口地吐血。吴晗夫人袁震于 1969 年撇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和生死不明的吴晗撒手西去。同年 10 月，吴晗被折磨至死。女儿小彦也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后， 1976 年跳楼自杀。 原 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曾回忆，毛泽东问他挨了多少次斗？他说挨了几百次斗，坐了“喷气式飞机”。“毛泽东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做喷气式的样 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这就是所谓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被自封的“为人民谋幸福的大救星”！ “文革”对于中国文化的巨大破坏，是无法想像的。在被批斗、自杀等原因死亡的人中，同 1957 年 反右一样，知识份子占了很大成份，他们都是各个学科的带头人、专家，是真正的精英、国家建设难得一遇的人才。当年英法联军毁了一座圆明园，让国人直到今天 还痛心疾首，而文革毁掉的却是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园。毛泽东一个“破四旧”指示，他教导出来的红卫兵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下，就替英 法联军完成了他们未竟的事业。多少价值连城的名胜古迹、传世文物、稀世珍宝被当做“封、资、修”毁掉，那是永远永远都不可能再有的。仅北京一地， 1958 年“大跃进”时千方百计被保存下来的 6843 处文物古迹，有 4922 处 在一个月中全部毁掉。有人说，单是那被损毁的文物，足可以买下一个国家。对此，文学家阿英（钱杏村）说：“过去帝国主义劫夺我们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梦 想有朝一日全收回来。现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让这些不肖子孙毁灭了，倒不如让外国人保存起来，总不至于毁灭，还能留存在人间。” 历 史上，中国的文物古迹历经四大劫，第一劫是英法联军及后来的八国联军对北京特别是圆明园的洗劫，第二劫是太平天国对六朝古都南京的毁灭性破坏，第三劫是日 本侵华的大肆掠夺与破坏，第四劫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如果说外族入侵，实难回避，那么这第四次浩劫，完全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文化遗 留的灭绝性的毁坏。 “文 革”所导致的国民在道德与精神层面的全面堕落所造成的民族精神的断裂和崩溃，更是多少个世纪都难以挽回的。今天中国社会道德的整体全面大滑坡完全是“文 革”之罪。官方深知那齐天罪恶的巨大，至今不敢组织人全面反思，全面研究。“文革”结束后，官方一句“向前看”，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打发掉了，这样一场由昏 君引发的政治昏斗，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巨难，就这么淡化了，没有了。“向前看”，而且毛泽东作为直接的罪魁祸首连责任都不用担，黑锅让林彪、“四人帮”背 了。毛泽东也绝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责任，按他的说法，“文化大革命”“隔七八年再来一次”。 对于为什么要搞“文革”，怎样搞“文革”，在当时连刘少奇、周恩来两位二、三把手都不知是怎么回事！刘少奇猜不透：“你们问我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告诉你们，我也不知道。”周恩来也猜不透，他说：“文化大革命，今年春天我做梦也没想到。要有做梦想到的，我佩服你们。” 1966 年 10 月 1 日 国庆节，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老帅们以为是要宣布“文化大革命”收场了，该打倒的打倒了，牛鬼蛇神横扫了，刘少奇检查了，不再是老二，已经是老六了，“四 旧”已无藏身之地了，还要怎么样？该收场了！没想到林彪却在讲话中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什么 时候完呢？没人说得上。以党而论，这么大一件事，党的第一副主席、第二副主席不知道；以国家而论，执政党的主席要搞一次有关国家命运的大行动，国家主席、 国家总理不清楚。谁清楚？他老婆，江青同志。他成立个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叫自己的老婆在里面负责，让自己的亲侄子担任他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之间的 联络员。他家里能用上的人都用上了。这时候，中国已经是毛泽东的家天下了。而太多的中国人却还在那里擎着小红书，傻乎乎的“万岁！万岁！”喊不停！ 提 到林彪，大陆官方对全世界宣称，林彪是叛逃国外，看得见的理由是他飞到了蒙古。然而，一个已是二号人物的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人，党章上钦定的接班人， 他有必要叛逃国外吗？到国外能当得了一把手吗？林彪会如此弱智吗？林彪是坐飞机了，可林彪的飞机是到外国去吗？周恩来亲自下令关闭全国所有的机场。飞机不 是鸽子，中国的机场都关了，你让他往哪飞？！林彪是走了，他为什么不利用毛泽东南巡的时候走，还要等到毛泽东回到北京十几个小时后才走？如果出走是有预谋 的，这又作何解释？！为什么毛泽东一听到林彪死了，高兴的拍手笑了（时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语）？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时 任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语）。林彪到底是怎么死的？究竟是否存在个林彪反党集团？那个《 571 工程纪要》到底是怎么回事？！官方至今不正面回答。 1968 年夏天，狱中的刘少奇一度因肺炎并发症生命危在旦夕，上面指令必须保证让他活着，那怕还有一口气。让他活着干什么，一个已经没有丝毫利用价值的人？ 1968 年 10 月 31 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举手表决，以 133 人赞成，一人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定。这个决定一直瞒着他，直到二十多天后的 11 月 24 四 日，一个特殊的日子即刘少奇七十岁生日那天，毛泽东、周恩来特意嘱咐汪东兴给刘少奇捎去一个生日礼物——收音机。身陷囹圄的刘少奇还没等揣摩出他们心事的 时候，从收音机里传出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刘少奇当即气得浑身颤抖， 把收音机狠狠摔在地上。这就是让他活着的目的！从此以后，刘少奇至死再未说一句话。视政治生命高于一切的刘少奇就这么垮了。刘少奇死时白发一尺长，化名刘 卫黄。毛泽东与刘少奇，一个党主席，一个国家主席，实际是老乡，在湖南的两个“冲”：韶山冲与炭子冲，相距不过 60 华里。 “文革”初期，刘少奇也曾经想过要用宪法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 1967 年 8 月 5 日，刘少奇被中南海的造反派批斗，回到办公室他手持宪法大声抗议：“我是国家主席，我要维护国家主席的尊严；我也是个公民，公民权利不容侵犯，破坏宪法是要受到制裁的！”但是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没有人在乎什么宪法，批斗照样进行。 说到宪法的问题，大陆官方从未给宪法应有的地位，甚至在中国大陆，老百姓只知有党，不知有宪法。官方不仅违宪，连自己的党章它也从来不当回事。比如，中共“六大”于 1928 年召开，“七大”则是 1945 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召开的，中间相隔了 17 年，而“八大”是 1956 年召开的，中间隔了 11 年，“九大”是 1969 年，中间又隔了 13 年。而按党章规定一届任期为三年，可毛泽东总要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时机召开，好让自己十拿九稳的当选或连任党的主席， 1945 年是如此， 1956 年也是如此。按照党章规定“九大”应在 1961 年举行，但 1961 年正是全国挨饿死人的时候，饿死了 4 千万，凄惨的现实正在为彭德怀的正确作证，如果这时候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毛泽东就要下台，所以就无限期地推迟，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 不仅是党代表大会，届中的历次全会也全凭毛泽东个人的兴趣。例如， 1943 年 9 月至 1944 年春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解决了中共领导层的问题，“两个宗派”已如毛泽东所愿，被彻底摧毁，毛泽东胸有成竹， 1944 年 5 月，下令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这次全会距上届全会已有 6 年。毛泽东自六届六中全会控制了中央后，召开中共例行会议已经全无定例，何时开会，何时休会，只凭他个人说了算。这次名曰六届七中全会的会议，竟一开就是 11 个 月。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其一，以全会的名义，正式通过对过去路线清算的决议案，把自己的历史地位及对手的“错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其二， 按毛泽东的意愿重建中共的领导机构。什么时候达到毛泽东的目的了，什么时候散会！正因为如此，专制独裁的毛泽东对“水门事件”造成美国总统尼克松下台才非 常困惑，他对尼克松的女儿女婿说，我就是想不通你们美国人是怎么搞的，几盒录音磁带怎么就把一位总统赶下台了呢？！ 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代表，早在《延安日记》中就曾这样评价：“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地要在这个国家夺取政权。他之所以对党有兴趣，只是因为党能保证他夺到这个权力。”不仅是中共，朝共也是如此， 1980 年举行了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一拖就是 30 年， 2010 年冬天，金正日要向儿子交权，需要走走程序，披一件合法的外衣，所以就开第七大了。 2011 年 6 月 6 日，召开了时隔 30 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而中共所谓的十一次 “路线斗争”，其实不是什么“路线斗争”，全都是头头们的争权夺利，每一任都否认前一任，每一任都要走新路。他们所谓的的“斗”，不仅体现在战天斗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国外斗、国内斗，也体现在窝里斗。 毛 泽东制造的冤假错案太多了，无辜的冤魂太多了。毛泽东死后不久，全国各地不同口音的冤魂们的哭诉，讲述的都是土改、镇反、反右、三年“大饥荒” 等时期的冤屈事实。当时胡耀邦、陈云、习仲勋、万里都说：我们党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所做的一切坏事，真正达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要立即下达文件，平反一切 冤假错案！陈云甚至说：“就是毛泽东钦定的胡风案件也要平，就是解放前的冤假错案包括王实味、许继慎、段德昌、何笃才等同志的冤案也要平！” 不过后来，官方认为此事对自己比较负面，也就不了了之。如今，几乎所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案都平反了，不平反的都有特殊原因，比如林彪、“四人帮”不能平反，一平反没人给“文革”顶罪了。 但 对“文革”这样一场闹剧，从上到下也有不少人是清醒的，甚至是反叛的，如遇罗克、张志新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先后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 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在七封信中她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 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 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 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郭世英是诗人郭沫若的儿子， 1962 年 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期间他大胆地讨论了在当时来讲是惊世骇俗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大跃进是成功了 还是失败了？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这种即使今天看来都是了不起的真知灼见与质疑，在当时注定不会有结果，郭世英也于 1968 年 4 月 26 日被迫害致死。 还有一位少有人知的女性王容芬，当时年仅 19 岁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学生。在参加了 1966 年 8 月 18 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集会，聆听了副统帅林彪的讲话后，她想起了希特勒的讲话录音，两者简直没什么区别。她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肮脏，不能再活下去”。她决定“豁出去把心里话说出来”。 9 月 24 日， 她给毛泽东写了这样一封信：“尊敬的毛泽东主席：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请您以 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这封抗议书，王容芬还同时邮给了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团校。之后，她以死抗争，喝下了四瓶 DDT 杀 虫剂。幸运的是她没死成，救活后被判处无期徒刑，送往监狱。在监狱里王容芬受尽非人的磨难。曾被看守反拧双臂，上了半年的背铐。当背铐取下来时，锁已锈 住，用钢锯才锯开，手已经不能动了。最后，这位不平凡的女性活下来了，活到了毛泽东死的那一天，活到了走出牢房的那一天，精神丝毫不减。 对“文革”这样一场空前绝后的祸国殃民运动，“文革”结束后，不少党内外人士，积极倡议大陆当局建立“文革”博物馆，以纪念告慰逝者、警示后人，引以为戒，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1978 年，巴金率先提出每个知识份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甚至把反思的范围从“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在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之后，他又率先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 “文革”。 1980 年 4 月他于日本出席世界笔会大会的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里指出：“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 因 此，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他说：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 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 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牢记“文革”才能制止历史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有学者为此而感言：我们知道，一个不敢铲尽罪 孽的民族是缺乏勇气的民族，一个不想反思罪过的民族是欠缺良知的民族，一个不能直面丑恶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45年前的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佩戴“红卫兵”袖章，检阅红卫兵队伍。从此，8月18日就成为红卫兵的盛大节日，红卫兵也迅速发展成为一种运动。但，仅仅两年后，这一天就成为红卫兵的祭日。无论后人怎样评价红卫兵运动，它都将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部分；尽管现在官方刻意回避，媒体也逐渐淡忘，但这段历史既遮掩不住，也回避不了。历史，总是顽强地表现自己。事实上，红卫兵的“幽灵”至今仍在中国大地上游荡。 那个年代的红卫兵，虽然很大一部分是处于歇斯底里状态，但还是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会参加。如果顺着“歇斯底里”和“受过良好教育”的思路，答案是现成的，歇斯底里和受过良好教育本身就是答案。 2010年获戛纳电影节大奖的德国电影《白丝带》，讲述了一个制造恐怖的故事。而恐怖事件的制造者，竟然是当地神父家的几个孩子。这几个孩子受着极其严格、传统的家庭教育，包括行为规范、伦理道德和价值观教育，神父也经常向孩子们诉说自己心中对他们的希望，对他们的要求。就是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这些孩子却对一名智障、残疾儿童，做出残害的恐怖行为。这个电影对研究红卫兵的暴戾行为，很有启示意义：即所谓正统、严格的教育，会扭曲受教育者的性格，产生与教育目的相悖的行为。 按照一般的看法，强者并不能因为加害弱者而彰显其强。但现实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事情，比如日本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比如红卫兵残酷殴打学校的老师。红卫兵在当时毋庸置疑是强者，但在当时，他们并没有抱着炸药包去北部湾炸美国的航空母舰，也没有举着步枪射击在越南狂轰滥炸的美国飞机。他们高喊着“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的口号，却对那些垂垂老矣的“五类分子”，对朝夕相伴的老师，对共一张课桌的同学大打出手，竭尽暴虐之能事。电视片《七八点钟的太阳》中，一个曾经的红卫兵讲述当年在殴打老弱病残的“五类分子”中获得革命的快感，感觉到自己的强大，这绝对是一种病态性格。 红卫兵是被教育出来的，而且是在一种教育制度下被人刻意教育出来的。这是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教育红卫兵使用的教材和语言，还有周围环境，同教育雷锋是一样的。雷锋日记中有一句经典，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谁是敌人？毛泽东说，敌人已经钻进我们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就睡在我们身边。一旦敌人被权威界定，革命者必然对其残酷无情。 事实上，文革前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就是一种“性格扭曲”教育。这种教育，每时每刻都在教育学生睁大眼睛，认清谁是“敌人”，尤其要认清自己身边的敌人；不仅要认清敌人，还要恨敌人，要学会恨。作为学生，他们的性格本身并无加害他人、危害社会的倾向。问题就在于，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总有一种力量在不断激发他们的“黑暗面”，总在提醒他们时时保持警惕，时时表现出愤怒，使性格的基因时刻处在极易突变状态。一旦环境出现变化，社会被扭曲，形势被扭曲，民众的思想被扭曲，这种被教育出来的性格就会基因突变，与形势合拍，顺势发展。再加上别有用心者呼风唤雨的撺掇，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就会把对“敌人”的仇恨付诸于实践，付诸于斗争。而他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样的斗争与平时所受教育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文革前17年的教育和宣传，已经在后来的红卫兵“造反”思潮的思想细胞里，注入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基因。这个基因内，带有浓烈的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信息。这种历史信息，经过多少专家、学者、老师，经过教育界“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筛选和系统化，已经被严重歪曲，已经成为当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高华在一篇论述抗战期间根据地教育状况的论文中提到，中共在红军时期一直到抗战期间的根据地教育，普遍存在重思想教育，轻知识教育的倾向。他认为，根据地的教育是一种强化意识形态的灌输式教育，以革命政党的世界观、方针、路线为宗旨，又与现实紧密结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鼓动特点。这种教育思想，以及由此逐渐形成的教育制度，都对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教育产生相当深刻的影响。 红卫兵就是这种影响的产物。 强化的灌输式教育，并不是真正的思想教育。思想教育是启发式的，灌输的只能是精神。这样教育的结果，只会培养出服从命令、一往无前的猛士，激发不了思维的火花，也培养不出有思想的智者。 但善于思考的人，却能成例外。例如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红卫兵，当年19岁的北外学生王容芬在广场上百万疯狂的红卫兵当中，意识到中国如此发展下去必将大乱。王容芬之后上书毛泽东，震惊了北京。 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在凤凰卫视作客访谈节目时候，回忆那天说，当天广场上有人捡着不少金条。广场上没有资本家的子女，那些金条都是红卫兵从资本家那抢来的。他们欢呼跳跃的时候，金条从衣服兜里掉到地上了。可见，红卫兵不仅是暴力分子，还是刑事犯罪分子。 45年前的“8·18”，是一场反人类的示威。这次活动的中心内容是林彪讲话，讲话一开头，他就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宣布支持红八月暴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此作了现场直播。所以广场上好多大喇叭。林彪声嘶力竭的讲话——他也是个病人，好像服了兴奋剂似的——从多个大喇叭一起放出来，听着就像好多流氓打群架一样。毛泽东那天言行不多，但他是总策划，他那天突然穿上了军装。军装是临时找的，他那么胖，没有合适他身材的，找来最大号的，还绑得身上似的。他穿军装是突出了他是军委主席的身份。毛泽东那天是国家暴力的代表。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他献上红卫兵袖标，他戴上后说了三个字“要武嘛”。在百万人齐呼“万岁”的浪潮里，毛泽东抬起带着袖标的那只手臂，说“红卫兵万岁”。“8·18”之后，宋彬彬本人改名宋要武，1966年8月20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刊登了署名“宋要武”的文章，叫“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 那天主席台上、广场上几乎都穿军装。红卫兵的武器是带钉头的皮带。给毛泽东献袖标的宋彬彬当时是北京师大女附中革命造反委员会的三个头目之一，他们学校的红卫兵在“8·18”之前的8月5日，用钉头皮带活活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宋彬彬在文革中的角色是红卫兵代表，恐怖分子头目。宋彬彬们“奉旨”“要武”后，一场杀人游戏就开始了。 据当时北京市公安局统计：从8月20日到9月底40天里，被打死的有名有姓的北京市民和教师有 1772人，就是每天有44个人死在红卫兵皮带下。最残酷的暴力集中在其所高干子女所在的中学，包括宋彬彬、刘婷婷、邓榕所在的师大女附中，以及清华附中、北大附中，薄熙来所在的北京四中，美国红卫兵卡玛所在的101中。 当时社会上的整人、打砸抢现象，人都想疯了一样。王容芬“8·18”那天也到了天安门广场，看到当天的情景，让她想到大学期间看的反映德国纳粹时候的电影，知道暴力的根源在哪儿了，所以做出了之后上书毛泽东的决定。她给毛泽东写信说：“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文化大革命要把中国引到哪里去？！” 本来那些政治家们该出来说话，但没有一个人出来说话，于是她挺身而出。那个疯狂的年代，有些人犯了所谓的一些不尊重毛泽东的错误，现在看来可能都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小事，但这些人却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但王容芬居然逃过了被判死刑这一劫。原因就是因为她的话说的太绝了，他们就非要知道她幕后的“黑手”是谁，每次审讯都问这个问题，48小时审讯轮班转，不许她睡觉。审问她就是要知道是谁影响了她，就这么折腾了她多年。让她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过她的老师都写出来，说谁影响她？她最后实在受不了了，就写了个拉赫美托夫。他们问这个人怎么影响的？她说，他还影响列宁了呢。这一下，他们给她手铐脚镣都戴上了，说她戏弄他们。后来进监狱里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把她转到山西，再后来就顾不上她了，没人管她了。就这样，她在监狱里呆了10年。 10年中，王容芬看报都是狱卒子看剩下的报纸，她妈给她送进一本《资本论第二卷》，也看了10年。看来看去，她明白了，知道他们这个革命根本就建立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上了。后来给她平反了，她还进了社科院成了研究员，还是高级研究员。当然平反也没彻底平反，因为“反毛”这条不能平反，留了个很大的尾巴。当时社科院招人，她就拿了一篇批判资本论的论文去应招，费孝通领导的社会学所就要了她了。 “8·18”过去45年了，每年这一天对王容芬来说都是个特殊的日子，王容芬也觉得对中国人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这是个暴力恐怖的日子。德国有个“水晶之夜”，是纪念纳粹砸犹太人店铺之后开始种族屠杀的日子。王容芬希望中国能把8月18日定为“国耻日”。 王容芬觉得有这个可能。王容芬认为，“8.18”实际上是20世纪中期以后整个世界恐怖、暴力活动的一个重要起源。“这不但扰乱了全国，而且扰乱了世界，它输出革命。当时在北京外文局集结了一批全世界的所谓外籍的专家，他们翻译毛泽东的语录，把这翻成外文，用各种语言传播到世界去。”那时候，在德国出现一批人，拿着小红书，德文版的上街游行示威，上街扔石头。还有一批人，直接就称自己是“红卫兵分部”，后来由德文翻成中文却成了“红军旅”，这个“红卫兵分部”就是一个纯粹的暴力恐怖组织。他们的任务就是按照名单去杀人，去杀政要，杀经济界的银行行长，杀检查院院长，雇主协会会长，他们的任务就是去杀人。所以，“8.18”是中国暴力的根源，也是从那以后世界暴力的根源，那些毛分子，那些马列主义分子，那些各种各样的红卫兵，把人头骨头堆成墙。 宋要武（宋彬彬）在“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中说，“……革命的重担我们要挑，革命的大权我们要掌。我们向毛主席保证：资本主义休想在中国复辟。我们不但要让中国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不变色，而且让它在我们下一代手中也不变色，让它千秋万代红下去，要让红光照遍全世界。中国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世界的前途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发扬 “武”的精神，跟着毛主席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所谓红卫兵，最早的红卫兵名称来自于一位清华附中学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张承志的笔名，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中国第一支红卫兵是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的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王铭、张小宾、张承志等人秘密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完全是自发的。在他们成立的当日，北大附中以彭小蒙为代表的中学生，成立了“红旗战斗小组”。彭小蒙的父亲彭炎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是党内有名的文化人，其母阮波是著名作家，但他们对红卫兵的组织持保留态度。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大革命宣言后，其它中学学生所贴的大字报就纷纷书上红卫兵的署名。紧接着矿院附中、石油学院附中等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矿院附中红卫兵的杨冀平，是上将杨勇的次子。他哥哥杨小平和中共中央统战副部长刘春之子矿院刘歌是中学时的同学，因此，杨冀平和刘歌熟起来。受杨冀平的影响，矿院红卫兵由刘歌发起，朱迈、赵静愚、王小中、杨吉生、王运通、刘延生、王阳春等人参加，成立于6月18日。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之前，红卫兵虽然人数比较少，却都是真正的红卫兵。 但是煤炭部工作组把矿院和矿院附中的红卫兵，都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刘歌、杨冀平不服，相约到煤炭部，求见部长张霖之，说明红卫兵的实际情况，得到张霖之部长的支持。在张霖之部长的干预下，矿院红卫兵不但被平了反，而且院党委还专门拨给了办公室和电话，红卫兵组织一下子发展到100多人。北京航空学院的刘克府（又叫朱新华，上将朱良才的次子），和刘歌是中学时代的同学。他听到刘歌介绍红卫兵的情况非常赞同。后来刘克府和苏晓前（中将苏静之子）、徐甘泉（中将徐立清之子）、赖锐锐（建材部长赖际发之子）、贺新洲（贺龙元帅之侄）、李明清（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之子）、孙酋玲（交通部长孙大光之女）、王亚慧（少将王智涛之子）等串联，写出十二人大字报，向院党委提出善意的批评，全校轰动，掀起运动高潮。毛泽东的大女婿孔令华（中将孔从周的儿子）担任了校筹委会主任，刘克府是委员之一。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参加了国防科工委驻北航的工作组。运动中，刘克府们碰到什么问题都去请教李敏。红卫兵的事也问过李敏，李敏的回答是坚决支持。 大约在1966年6月份，一副血统论对联广泛传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语言是不符合正统的语言习惯的，近似于流氓痞子的语言，但它却朗朗上口，被广大红卫兵小将接受。他们信奉毛泽东“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那时候林彪虽然还没有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所谓的林彪语录满天飞，如：“枪声一响，老子就上战场，完蛋就完蛋，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等等。“对联”的出现同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有直接关系。 7月26日，江青在北展剧场接见红卫兵，公开了对红卫兵的支持。彭小蒙在演讲中引用了“对联”，江青插话说：“基本如此嘛。”由此，对联有了“基本如此”的横批。 7月28日，江青将清华附中卜大华等人6月24日写的《论无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和彭小蒙7月26日在北大的讲演稿，交给毛泽东。8月1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还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回信。8月3日王任重约见卜大华和王铭，公开了毛泽东的回信。至此，由于毛泽东的首肯和推动，红卫兵运动像火山爆发一样，在全国以势不可挡之势兴起。 7月26日，北京轻工学院的汪延群（少将汪东兴之女）、朱新民（上将朱良才三子）等为代表，到国务院信访室上访，状告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引起中央文革的重视，戚本禹亲自出面接待了他们。7月29日北京新市委召开运动积极分子大会，当天晚上，江青率中央文革部分成员到轻院，举行师生大会。江青在讲话中支持学生反对工作组。8月1日，轻院红卫兵正式成立，在高校中轻院红卫兵也相继成立。江青对红卫兵的兴起有她不可磨灭的功劳，为了制造天下大乱，她刻意吹捧无知的青年学生，鼓励他们造反有理。当她看到中学和大学的红卫兵组织，能为她所利用，就使出各种手段千方百计拉拢和支持。 清华附中红卫兵富于革命激情的文章，彭小蒙精彩的演说，一经江青的推荐，就立即得到毛泽东的认可，进而肯定了红卫兵运动的大方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了毛泽东的支持，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红卫兵运动。红卫兵真正变成了“奉旨造反”的红卫兵。 8 月1日建军节后，全国红卫兵像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中央老革命的子女都参加了红卫兵：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朱理治的儿子朱佳木，陈毅元帅之子陈晓鲁、陈赓大将之子陈知涯，中共建政上将朱良才的长子朱新加，中将刘志坚长女刘平凡、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之女顾小鸥、上将傅秋涛之女傅民族、公安部老红军之子李纪周、内务部副部长程坦之女程辛联，上将张宗逊之子张新陕，汪东兴之女汪延群，少将王集成之子王小戍、少将王文轩之女王小玲、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之女万淑鹏，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邓典桃之女邓良宝，小儿子邓良诚，黑龙江省长李范五的女儿李黎力，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宁一之女刘菊芬，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之女雷蓉、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之女王小平。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之子乔宗淮，成都军区政委、中将甘渭汉之子甘佩，公安部副部长许建国之女杜安糠、一机部副部长饶斌之子饶凯，中将、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之子刘惜戈、中将、海军副司令方正平之子方忠诚、上将、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之女叶威威、冶金部长吕东之女吕虹，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之子谭怀远，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之女伍连连，少将宋玉林之女林辉，建工部长刘裕民之女刘莹，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之女于延琳，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之子万仲翔、水电部副部长刘澜波之子刘安东，党校副校长胡绳之子胡伊朗、戴爱莲的侄女戴良江西省副省长黄霖之子罗迎难，外交部驻英代办宋之光之子宋扬之，上将苏振华之子苏承德，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谭力夫，教育部副部长刘笛峰的养子……。 但他们不顾政策、为所欲为，到处制造麻烦，竟然枪走西藏宗教领袖班禅进行批斗，到处打砸抢烧，外国使馆密集的东交民巷和苏联使馆附近的一条街，被他们砸了原先的路牌，分别改为反帝路和反修路，与外国使馆工作人员的冲突也时有发生。 于是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出面讲话，要求领导干部的子女退出红卫兵领导层。许多老红卫兵的父母，这时都受到运动的冲击，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桩桩严酷的事实，教育了大多数老红卫兵，他们转而成为“保爹保妈”派。在中南海礼堂成立了“联动”。这些老红卫兵，都是血统论者。在他们的老子纷纷被打倒前，他们用极端的方式抓走资派、打黑帮，批斗牛鬼蛇神，甚至欺压出身不好的同龄青年。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干扰了文革的大方向，于是江青人不得不重新培养新的红卫兵，头领如聂元梓、蒯大富之流，来替代他们。 不过，“飞鸟尽，良弓藏、走狗烹”，无论是老的、新的红卫兵，他们不过是像猴一样被耍了一回。使命结束后，都退出政治舞台。 在反对“血统论”的英雄遇罗克1970年3月5日被杀害的26年后，“血统论”的发明者谭力夫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主任。作者坚定地认为：在中国“血统论”是一种文化。唱红歌，种红树，山河红，老子英雄儿好汉。2008年9月，“将军后代合唱团”在中国成立。他们子承父志地表示：“美国不是要我们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就会变颜色，我们就是要将我们的红色文化代代传下去，永不变色。”这声音似乎和当年的红卫兵们一们一样，但滑稽的是那个宋要武又改成了宋彬彬，并入了美国籍，成了美国人。 “文革”是在唱红歌、读红书、开红会、看红戏中，拉开序幕的。那时刚过了“三年困难”，人们饿得没精神，领导说要提振精气神，于是各单位组织开展“革命歌曲大家唱”活动。给人印象最深的歌，是李劫夫作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歌中唱道：“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泽东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还有才旦卓玛唱的以雷锋日记填词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歌中唱道：“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教导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抽敌人！”。唱得最多的红歌则有《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主要内容为：“毛泽东是红太阳”；“党是俺的亲爹娘”；“千秋万代跟党走”；“誓把敌人全埋葬”之类。成人唱着红歌；红孩子“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的口号嘹亮，使青少年热血直往上涌，盼望着早日有一天“杀敌上战场”。这一天终于来了，广播里发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集中火力斗黑帮”的号召，“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学生们发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最先一批红卫兵是高干子弟，他们打人下手狠，并喊出“老子英雄儿好汉”、“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干谁干？”、“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不久高干子弟们的老子被打倒成了“走资派”，他们就蔫了。红卫兵上街“破四旧”，见着 “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就打。由于暴力革命思想深入人心，这一切似乎顺理成章，红卫兵们还有一套说词：“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有人去八宝山，见到被打死者的尸体摞满一间间屋子，来不及火化。北京大兴、湖南、广西等地都发生了把“黑五类”全家“灭门”惨案。 “文革”红潮越涌越高涨，毛泽东一次次接见手捧“红宝书”的红卫兵，天安门广场成了“红海洋”。唱红歌发展成了人人必须边唱边跳的“忠字舞”，有首“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红歌，是“忠字舞”的主旋律；读红书变成了每个人不可缺席的向伟大领袖的“早请示，晚汇报”，到了早晚一定时辰，由一人领头，众人均要起立，把红宝书捧在胸口，面向主席画像高声敬颂：祝伟大领袖毛泽东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不做完这个仪式，不能上下班和吃饭。每个革命群众都要佩戴的红像章也越造越大，一位干部因调侃说红像章好似古代武将的“护心镜”，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那时民间还没有电视，只有收音机，一年到头天天反复播几个红色“样板戏”，没有别的节目，以至全国的孩子对红戏台词倒背如流。1967年底各省市都夺权成立了“革委会”，叫“全国山河一片红”，还出了纪念邮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社论则提出：我们不仅要彻底砸烂一个旧世界，还要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