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中国｜余杰：王岐山为何向福山泄露国家机密？
日前，中国倾向自由派的网站《共识网》发表了一篇题为《难忘的会谈——记王岐山与福山、青木的会见》的长文。文章记载，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在反腐运动中权势熏天、俨然与习近平并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南海会见了日裔美籍政治哲学家福山和日本比较经济学家青木昌彦以及在中国出生的日本人、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德地立人等三人。与王岐山有私交的德地立人记录并发表了主客之间的这场对话。以王岐山当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地位，如果没有得到他本人的首肯，作为其老朋友的德地立人未必敢私自记录并发表这篇充满机锋的“答客问”——王岐山讲话天马行空，却有不少涉及党国机密的部分，如果按照当局给高瑜等人罗织的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王岐山真不知道该判多少年徒刑。更为吊诡的是，这篇文章很快又从《共识网》和共产党在香港控制的媒体《大公报》上消失了。其“问世”与“离世”的过程，与央视前记者柴静自行拍摄的关于雾霾的纪录片《苍穹之下》一样，堪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这篇文章为何突然消失？以中共党内的“潜规则”来推测，凡是涉及王书记的文章，中宣部部长乃至主管意识形态的常委刘云山，未必敢擅自加以删除。平民出身的刘云山及其家族丑闻不断，有诸多把柄握在王岐山的手中，其地位并不稳固，哪敢虎口拔牙、横挑强敌呢？所以，这篇文章被“毁尸灭迹”，只能是出自王岐山本人或者习近平的意愿。或许，王岐山一开始想用这种“非常规”的方式向公众传递一个重要信号：虽然他此前理直气壮地宣称，就是不信共产党不能完成反腐大业这个“歪理邪说”，但是随着党内斗争的白热化，他越来越发现“左右手互搏”的反腐运动要有一个美好的收尾，真的是“难于上青天”。满腔心事，无人可以诉说，唯有在会面外国客人的时候才有机会倾诉，并以此寻求国内外舆论的支持。却没有想到，这篇谈话出笼之后，各界议论纷纷，波澜之大，几乎快要席卷堤坝了。于是，王岐山或者习近平又下令撤除文章，却已是悔之晚矣。在这篇谈话记录中，有一处耐人寻味的段落：王岐山说，他不赞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说法，“人类文化的最基本要素其实中国都有”，即人类是有共同的价值的。王认为：“最基本的价值是一样的，不然我们怎么谈呢？”也就是说，王岐山否定了晚清自张之洞以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半西化”政策，承认“基本价值”高于“中国特色”。所谓“基本价值”，不就是人类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天性吗？在这里，王岐山虽然没有使用“普世价值”这个名词，而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地用“共同价值”或“基本价值”取而代之，但他说的显然就是“普世价值”。王岐山难道不知道习近平对普世价值的“咬牙切齿”吗？习近平气势汹汹的“七不讲”，成为二零一三年党内逐级传达的“九号文件”，也成为习近平时代意识形态往左转的风向标。其中，就有一条是“普世价值不能讲”——就连像温家宝那样用普世价值来欺骗人民、来作为人民“望梅止渴”之“梅”都不允许了。年逾七旬的资深记者高瑜就因为揭露“七不讲”之真相而被判刑七年，可见习近平的“七不讲”并非虚晃一枪，谁敢违背必然会遭到严厉的惩罚。习近平稍稍比金正恩“文明”一点的地方，不过是暂时还不会对异议者采取“犬决”或“炮决”的方式罢了。那么，王岐山为何敢于“逆龙鳞”，跟几个外国人——尤其是习近平痛恨的日本人——大讲“普世价值”呢？难道他不知道，八十年代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总书记胡耀邦，接见了香港记者陆铿，海阔天空地说了一番党内密辛，并被陆铿写成报道发表。此事后来就成为胡耀邦遭到元老杯葛的一大罪行？那么，习近平会不会恶向胆边生，将公然违背“七不讲”谕旨的王岐山抓起来关进监狱呢？也许，王岐山认为，他早已跟习近平成了连体人般的“命运共同体”，即便他“任性”一点，习近平也会优容有加。而这篇谈话的关键信息在于，王岐山拒绝了福山的关于司法独立和问责政府的建议，发誓要将“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的道路走到尽头。王岐山通过中纪委而控制了中国的司法和情治部门，周永康时代耀武扬威的政法委在降格之后，也得乖乖臣服于王岐山之麾下。所以，公检法都得听命于王岐山一个人，王岐山成了人人谈虎色变的阎王爷。如此，他又怎么会自废武功，实行司法独立呢？然而，如果没有法治和政府的自我设限，民主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其实，王岐山并没有打算谦卑地向福山请益，而是企图将福山作为他的一个传递信息的管道，他要借福山之口告诉世人——所谓“习王体制”，就是普京加李光耀的威权主义，那些幻想我们成为戈尔巴乔夫的人，不要再痴心妄想了。既然福山是亨廷顿之后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那么福山的话一定有人听。在这次会面中说话不多的福山，大概就此看透了王岐山的庐山真面目。福山在最新发表的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指出，稳定的政治秩序包括国家建造、法治与可问责政府等三大元素。就法治而论，他总结出“在西方，宗教组织所赢得的独立地位，演变为司法部门的独立地位”。这就解决了长久以来人们的疑问：为何“法治”独在西方成形？另外，福山对于“议会”制度最终发展出制衡君主之功能与“可问责政治”也做出历史描绘。“可问责的政府”首先出现于英国，君王和议会的争端，形成了一个“国家机器”有效能但也需负“问责”压力的政体。以上两点正是今天中国政治体制的“阿基里斯之踵”。这些思想成果，本来是中共政权的救命良药。可惜，指点迷途的高人就在身边，被誉为“中共党内第一聪明人”的王岐山却什么也听不进去。由此可见，这个党已然无药可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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