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

王怡牧师

王怡牧师,是成都秋雨之福基督教会(全名为成都秋雨之福归正教会)的创办人,也是一名作家、诗人、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曾被《南方人物周刊》列入“影响中国的50位公共知识分子”。王怡曾在团契中多次演讲抨击中共体制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习近平,你有罪……如不悔改,必将灭亡”。此外,他也曾抨击中国的官方教会,声称“中国的教会是一个卖主的教会”。

2018年12月9日,中共当局出动数千名警察,逮捕了王怡和秋雨圣约教会多名长老和执事,以及上百名基督徒,随后教会被官方取缔。

2019年12月30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王怡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获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据悉,王怡至今仍被关押,身体健康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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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我们都是故土的“弃儿”

这是我昨天看完《新世纪》的长篇报道《邵氏“弃儿”》,在msn的签名。 地方政府将“超生儿”抢走,勒索“社会抚养费”未能如愿,则将“超生儿”当作父母不明的孤儿,皆以“邵”为姓,假福利院之手让外国人收养,每名收取3000美元不等。——这种翻遍二十四史找不到的官府恶行,竟然发生在处处高歌盛世成就的当下,发生在我的故乡湖南邵阳。这些年来,见闻这块土地太多超越想象的丑恶而内心已近麻木的我,对于故乡这种突破人伦底线的恶行,依然感受到巨大的恐怖与愤怒。 大约七、八年前,天涯网站“关天茶舍”还红火的时候,刊载了王怡的一篇文章《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旋即引发了同题作文的高潮,包括我在内大约有几十人都撰文述说自己业已“沦陷”的家乡。也有人认为这是读书人的矫情,无强敌入侵,谈何“沦陷”呢? 可当我们回头看看自己的故土:公权力驱使的推土机将老百姓一幢幢房屋推倒,草民即使自焚也阻挡不住;草民怀着找青天老爷做主的梦去上访,就可以被“安鼎信”这样的公司抓捕交给当地政府带回去修理;昔日的明山秀水被污染年轻一代重金属中毒却投诉无门。。。。。而今,连自己生养的亲骨肉都被抢走卖给外国人。我们细数前朝往事,蒙元的达鲁花赤统治汉民,满清在中原大行“圈地”,日本人横行中国,其罪恶恐怕也不过如此吧?,   这样的家乡,难道不算“沦陷”么? 而“沦陷”的,仅仅是我的家乡么? 地方政府假“国策”之名推行计划生育,几乎可说集中了公权力作恶的一切的手段,创造了公权力作恶所有的记录。以几十年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的推行做切入点,最能准确地考察中国普通人真实的权利状态。 在记忆中,我读小学和初中时,老家的官府推行计划生育手段最为严酷,想必全国也是如此。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计划生育是真正悬在地方官员头上的一把剑,“一票否决权”也绝不含糊,既然成了衡量政绩最重要的指标,为了仕途,官府的负责人为推行这项政策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强制堕胎、牵牛扒房、株连亲属。。。。。。等等屡见不鲜,不要说触犯计划生育这一“国策”的农民,其财产和尊严得不到保障,即使最基本的生命权,在执政者眼里,也是草芥一样,若挡其路亦可锄之。“要上吊,给你绳;要服毒,给你瓶。”这首歌谣流传甚广,乃计生干部“雷霆手段”的形象写照。我二婶的儿子、一位堂哥,在80年代中期是我们村有名的“超生游击队”,有三个女儿犹不甘心,仍想生儿子,带领妻女逃到贵州。家徒四壁,只有两间土砖屋,即使扒掉也无甚用处,于是计生干部将我的二婶和其他几个早已分家的儿子的猪、牛牵走。 计划生育推行早期,虽然残酷,但官民的冲突不如今天这么大,而作为“国策”其受到质疑亦不如今天广泛。究其原因,尽管当时农村老人认为生儿育女由自己说了算乃从古至今的“天条”,对和“天条”对着干的“国策”虽有怨言,但由于传统中国人的“权利”意识被打压,不如今天有所觉醒,特别是二十余年的“人民公社”体制,一个个人从属于公权力全面掌控的“公社”,犹如一个大家庭中孩子的人身权、财产权被家长全面掌控,农民对官府控制一切资源包括自己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视为常态。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的计划生育比较“刚性”,而非完全异化为地方官府敛财的手段。也就是说,当时的地方政府和计生干部虽然手法残忍,但还有一种“体制性忠诚”,且不说用行政权力强行控制人口增长和现代文明社会的价值观是否冲突,底下办事的人可真是为了完成“控制人口增长”的政治任务。当时的计生部门是卖力不讨好的部门,负责人基本上是由卫生局等重要机构的副职调过去解决正职待遇。计生干部要承担相当的道德压力,而没什么太多的实惠。 大概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一状况变了。计划生育政策在推行中有了越来越大的“弹性”,计生政策异化为地方官府除卖地外另一条重要的敛财渠道,计生部门的负责人是个肥差。地方官府推行计划生育主要目的已不是为了“控制人口”,而是“要钱”,有钱交罚款,几乎任你生育,没钱交罚款,则雷霆万钧地执行“国策”。这对普通人来说,伤害更大。因为前期计划生育对穷人富人都一样,干部违反政策被开除公职的也不少见,老百姓对这种“公平的残酷”还能承受。 当“国策”异化生一种敛财的渠道,成了一门生意,它的“合法性”可以说荡然无存了。而某种行政举措,一旦取得了“国策”“压倒一切”之类的尚方宝剑,则地方官府敢公然违背道德和法治的底线,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依然“政治上正确”。如此,一旦被异化成敛财之道,则有了难以被追究、被监督的保护伞。这也是一旦事涉“计划生育国策”和“稳定压倒一切”,媒体监督起来就特别艰难的原因。有了这样的尚方宝剑和保护伞,食髓知味的地方官府和官员,一次次突破底线,干出让人瞠目结舌的罪恶是必然的,这是不受制约的公权力的必然逻辑。 邵阳隆回县计生部门抢走“超生儿”,当成“孤儿”卖给外国的收养者,就是遵循这种权力的逻辑。在地方官员的眼里,既然其辖区的一切资源他可以用来生财,那么卖地和卖人有什么区别?强拆和抢人又有什么区别?计生部门这种勾当,和古代土匪绑架大户人家的少爷要赎金本质上是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是升级版。因为古代土匪在道义上没有任何合法性,基本上是主流社会所抛弃的,无法进入正常社会。于是当人家不付赎金时,手中的小孩就成了负资产——因为山寨把其抚养大不合算,而卖给其他人家也很难,又没有稳定的交易渠道,不得已“撕票”。而隆回县的计生部门就不需要传统的“撕票”方式,被抢的小孩在他们手中成不了“负资产”,因为凭借公权力,可以将绑架来的孩子“洗白”,身份变更为“孤儿”,卖给有钱的洋人。——这样的买卖真是一本万利,比古代绑票的土匪要承担的风险小得多,何乐而不为呢?这种处理“肉票”的方式可以名之为“洗票”“兑票”“卖票”否? 当地方官府沦落为比人贩子还可恶的绑票者时,生长在那块土地的人,还能觉得故乡是自己的么?哪怕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与劳作,祖屋、祖坟可以随便被官府推平,连生出来的孩子,也会被官府拿走变卖成现钱。这样的故乡就是他乡,这样的国家是他的国。不论统治者来自异族还是产自本地,不能保护自己正当权利的人都是被奴役的。因此说,每一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毫不夸张,而多数人如我一样,是故土的“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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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aid对华援助协会: 王怡:《为结束60年宗教逼迫发出声音》

换言之, 社会转型 、政治进步,自由、 民主 、 法治 、人权;这些在基督徒看来也都是好的,但这些永远都不是教会的诉求。无论是奴隶制还是 民主 制,无论是君主还是 法治 ,《圣经》教导教会都要顺服政府的权柄。总而言之,基督的教会对任何政治和法律制度都并不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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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对话北京开 美方措辞“不寻常”

人权对话北京开 美方措辞“不寻常” 记者: 雨舟 | 华盛顿  2011年 4月 25日 图片来源: White House 美国前总统布什2006年在白宫会见人权宗教人士余杰,王怡和李柏光 美、中人权对话27、28日两天将在北京举行。美国国务院称,将就中国“最近的强迫失踪、法外拘押、逮捕和判罪等负面倾向”进行讨论。有媒体称,美方关于此次对话的声明“不同寻常”。 *美国务院声明“高度不寻常”* 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波斯纳(Michael Posner)将率团前往中国,出席为期两天的美中人权对话。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称,两国还将就法治、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劳工权益、少数民族权利和其它受关注人权议题进行讨论;美国期待在两天中展开坦诚和深入的讨论;美国高层定期向中国提出人权关注;此次的讨论“是两国交换人权领域看法的重要渠道”。 《纽约时报》说,该声明“高度不寻常”:由华府宣布将在北京举行的会议,这有违外交礼仪;美方在声明中毫不隐晦地指出“北京的负面倾向”,这样的措辞高度不寻常,“可能反映出华府对中国人权状况越来越恼火”。 *北京重申致力人权 有权选择*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年1月访美期间,两国重申,尽管彼此在人权问题上仍然存在重要分歧,但都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权;各国及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应相互尊重彼此选择的发展模式;双方按照国际文书促进和保护人权。 中国把外国关注中国打压自由的做法视为对司法事务的干涉。 有分析称,自从阿拉伯世界今年2月爆发茉莉花革命、国际互联网为异议者提供广阔的发声空间之后,统治中国的共产党政权便如临大敌,展示出“更加坚决限制言论自由”的决心,尤其开始对互联网博客们进行前所未有的钳制。 *中国被认界定言论* “对话基金会”香港办事处资深研究员罗助华(Joshua Rosenzweig) 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近来对互联网博客世界发起强大攻势目的在于重新界定国内“可接受言论”的范围。 罗助华说: “中国最近的打压行动目的之一就是为中国可允许的网路言论设定新的秩序。我认为,这是共产党内部部分人士很久以来一直想做的事情。北非和中东发生的事件增加了他们现在行动的动机。” 罗助华说,中国对知名成都作家冉云飞的逮捕和治罪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作身家陷博客囹圄* 46岁的冉云飞这名自封的“书呆子”是过去两个月中被政府无故拘押的近60名公民之一。他是一个反对暴力和一夜骤变的自由派文人,不与政府作对。不过,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博客写手,把“实话实说”视为公民的责任。 “对话基金会”的罗助华说,中国政府认为,只要加大资金投入和加强警力,便得以暂时控制局面,避免时局动荡;取消控制让他们赶到不安。 国际记者协会负责香港和中国事务的协调员胡丽云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程度目前登峰造极。 胡丽云说:“对网路的控制与从前有很大的差别,就是现在特别严。我们可以看见,博客作家们现在在互联网上书写的内容都与政治关系不大;还有推特上的微博写手们也没有发布国内太多的消息。” *言论自由氛围20年最紧* 北京基督徒作家王怡对《今日美国》说,中国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至今仍然是一个警察国家。 被禁成都作家、《中国底层访谈录》作者廖亦武说,中国现在的气氛是20年以来“最紧张的”,许多公民因为言论而面临危险。 廖亦武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美国政府因为顾及经济利益而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有所松动,希望奥巴马政府坚定立场。 美、中上一轮人权对话去年5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陈旭与美国助理国务卿波斯纳共同主持的对话题涉及联合国人权领域合作、法治、言论自由、劳动者权利、反对种族歧视等。 收听   电邮此文   打印此页   发表评论   网友评论 (0)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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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50位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北岛 55岁,诗人 北岛是他那个年代最朦胧的诗人,也是他那个年代发出最强音的诗人。他以精湛的诗艺 和对于复杂现实的深刻怀疑与洞察,赢得了无数读者的热爱。“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 墓志铭。”“一生中我曾多次撒谎/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一个儿时的诺言/因此,那与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没有饶恕过 我”。在思想者和批评家集体 缺席的年代,他的英雄气概的诗句是我们惟一的慰藉。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陈丹青 51岁, 画家 早 在1980年,陈丹青便以油画《西藏组画》蜚声海内外,成为中国油画界的巅峰人物。1982年初移居纽约。2000 年作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之一,回国定居。 回国后,陈丹青以艺术家的身份频频介入公共事务,痛陈艺术院校外语考试的不合理:“大学生的中 文能力已经非常可怕了,递上来提问题的纸条错别字连篇,文字不通,我们却要狠抓英文成绩。而且学生要盖那么多的图章才能报名,原单位证明,理论成绩,两封 以上推荐信,要考政治、电脑和外语,其次才考画画。什么时候学艺术变得这么难了?”严厉批评城市建设中的长官意志:“我们只有行政景观,没有建筑景观。” 陈 丹青的象牙塔有一扇敞开的窗户,正对着我们充满混乱活力的现实。他从中选择了自己有把握去批评的愚蠢、有害并且要继续愚蠢和有害下去的现象,以严谨准 确的表达,发起猛烈攻击。他的声音应该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崔健 43岁,摇滚歌手 改 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与外界隔绝的状况,人们迷失于突如其来的变化中。1986年,崔健以爆破式的发音唱出了在急速变化的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一代的彷徨、对真实 和自尊的追求、对人性解放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崔健以一已之力掀起了中国青年的一场精神解放运动。“只能顶着风向前”。“我孤独地飞了”正是崔健的真实 写照,他的音乐不故作深沉,发自内心,孤独但真实。 崔健的音乐创作大胆、富有创造。作为中国的“摇滚教父”,直到今天还没有人动摇他的位 置。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戴煌 76岁,1991年从新华社退职 对于这位普通的新华社记者,人们 并不陌生,无论在平反冤狱的斗争中还是反腐败的斗争中,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和看到他的身影。他终身秉持一个信念:“人民的记者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 硬骨头。”早在1950年代初,他就敏锐地观察到最高领导人独断的危险并加以反对。他为此被划成右派,饱受迫害二十余年,却历经九死而不悔。近十来年,古 稀之年的他仍辣手著文,四处向黑暗和腐败出击,扶弱济困,伸张正义。 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丁东 53岁,原山西省 社科院研究员 丁东近10年主要致力于研究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和本世纪以来的民间思想史,打捞“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在 学术上并无什么惊世骇俗的新见宏论,而他对当代 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却是无人能够替代的。这位没有出版社的出版家,直接组织了《顾准日记》、《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王申酉文集》的整理与付梓;间接促 成了韦君宜《思痛录》、黄万里传《长河孤旅》、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等著作的出版;参与编辑的《老照片》文丛和三册《大学人文读本》等等,都是文化含量相 当高的精神食粮。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杜维明 64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杜维明是新儒家第三代 领军人物,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近年来奔波于全球众多高等学府,讲授儒家哲学,并由比较宗教学、伦 理学、美学的视野,来阐明儒家传统、文化中国及反思现代精神。 杜维明推崇儒家文化所蕴涵的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和入世精神,景仰明其道不计 其功的胸襟。他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关注东亚经济发展并引发文化思考,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1988年担 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并荣膺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哲学组院士,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公共知识分 子50人:方舟子 37岁,福建云霄人,生物化学博士 1990年赴美留学定居。1994年 创办网络文学刊物《新语丝》,主持新语丝网站,揭露国内众多学术腐败。 数年来,他和他的“新语丝”网站,像“揭开皇帝新装的那个孩 子”,一次次捅破知识界的剽窃、抄袭、蒙蔽与欺骗,一再地挑战学术权威和商业神话。 他是“是非”领域的斗士,用激情甚至偏执,一再警示, 学术的意义是求真。毫无疑问,他迄今为止揭露的300多起学术腐败只是冰山一角。他使个体独立、理性的判断获得应有的尊重,并用民间行为实践自己的价值观 ——中国文化传统中最欠缺的、也是最迫切需要的,是科学的实证精神。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高耀洁 78岁,河南省 文史研究馆馆员、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科教授 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走在中国预防艾滋病一线整整8年。8年前,高 耀洁拿出自己仅500元人民币积蓄,编印了1.2万张“防艾”资料,走遍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向旅客散发,走上了中国预防艾滋病的不归路。高耀洁揭开了中国 河南省欲说还羞的艾滋病肆虐的内幕,2001年获得在华盛顿召开的 “全球健康理事会”乔拉森·曼恩健康与人权 奖;2002年7月获“亚洲之星”荣誉;2003年8月获“拉蒙·麦格赛赛奖”,当选中央电视台“2003感动中国人物”。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胡舒立 51岁,《财经》杂志创办人,主编 胡舒立创办的《财经》 诞生不久即获得“muckraker(扒粪者)”的公众印象。她也因此被美国的《商务周刊》评为50位“亚洲之星”之一。她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记者,获 得的评语是“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2003年,在绝大多数媒体语焉不详和缺席的情况下,她领导的《财经》以饱满的勇气、毅力、良知和智慧 在这一事件上连续发言。 她常年工作在一个高对抗性和风险性的职位,她最大的贡献,“是最早系统化地引进现代新闻理念,并且不遗余力地 实践和推广”,由此,正如她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不仅是历史的记录员,而且“推动社会进程”。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贺卫方 44 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是做一个书斋学人,还是做一个对社会有改变的学者?”现为北大法学院教授的贺卫方曾经为此徘徊过,所幸,这个徘 徊发生在15年前,并且,他选择了后者,否则,中国法学界也许多了一位“学贯满盈”的智者,但中国却少了一位虔诚而勤奋的法律圣经的布道者。 法 官职业化、司法制度变革、宪政是贺卫方布道的三个关键词,中国在这三个方面的弊端,造成了民众与司法机器间几乎积重难返的紧张。多年来,贺氏以其平易流畅 之笔、深入浅出之思、慷慨激越之音,不遗余力地投书传媒,巡回演讲,深刻影响了处于“法蒙昧”时期的中国公众和司法实践者,其中《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堪 称绝唱。 公共知识分子50人:侯孝贤 57岁,台湾电影导演 从影三十年,其重要作品有《冬冬的假 期》、《风柜来的人》、《童年往事》、《悲情城市》等。 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家、《电影手册》主编傅东评价:在侯孝贤身上,我看到一种很纯洁 的叙述方式,这是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世界,这是让我感到最震惊和最受触动的,通过他的电影,我更好地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看到我自己。 身为 电影艺术家的侯孝贤,除了用作品发言,更有着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热忱。2004年1月,由侯孝贤担任召集人的“族群平等行动联盟”成立,他联合数百名作家、 艺术家,直接面对台湾政治现实发言,反对政治人物“操弄族群议题”。 公共知识分子50 人:江平 74岁,原中国 政法大学校长 有人称江平是中国民法的“教父”。他深知个人尊严和自治是民法的核心所在,而现实生活中民法秩序最大的对立面就是计划经济和 政治国家。自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十年间,在中国最高立法机关的主持下,江平以及众多学者一道参与起草了《合同法》等一系列市场经济的框架性法律。在一 次次事关宏旨的争论中,江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市场经济法律没有姓资姓社之分” ,“一些人追求所谓法制特色,排斥民法传统,其实是害怕私法精神在中国的兴起”。 “只向真理低头”,江平这十年带给中国法学甚至中国社会 最大的财富,就是开放独立的精神和思想。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金庸 80岁,香港报人 金庸以武侠 小说闻世,几乎征服了全世界华人。“凡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但他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是他杰出的报人身份。 金 庸早年投身《大公报》,1959年以一己之力创办《明报》。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奠定了毕生基业。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三十年间,《明报》 成为海内外华人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即使在今天,《明报》仍是香港最受尊重的报章之一,《明报》 旗下的《明报月刊》和明报出版社,已跃然成为华人化界的学术出版重镇。 金庸的社评,高峰期每日一篇,纵论天下大事,尤以中国大陆和香港问 题为主,数十年几从无间断,累计达数千万字之巨,影响力深远。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郎咸平 48岁,香港中文大学 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 2000年才现身国内媒体的郎咸平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大陆人气最旺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则认为自己是一个致力于公 司治理结构研究的财务专家,或许这更加准确。无论是什么家,郎咸平都具有赢得公众认同的两大要素——专业素养和平民意识。 郎咸平毕业于美 国最好的商学院,任教于中国最好的商学院,但他又不遗余力地用自己掌握的“先进生产力”替中小股东监督资本家和高级经理人,从而得到了 “郎监管”的绰号。 当然,作为一个“外来户”,郎咸平还需要增加对国情的了解,比如国企与整体经济的关系和国企改革的复杂历程。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梁从诫 72岁,梁启超之孙、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自然之友”创办人,北大教授 他从祖、父辈那里继承 了责任感和挑战意识,他的名片是用废纸复印而成,他从来不用一次性筷子,他使环保从绿色高调变成身体力行。 他 “生命中最有意义的十年”,也是“自然之友”的十年。1994年创建的“自然之友”,中国第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也是中国最具影响的环保组织:保护川西 洪雅天然林;保护滇西北德钦县原始森林、滇金丝猴;开展藏羚羊保护工作与可可西里地区的反盗猎行动。 他的所作所为不仅引起官员对于环境问 题的注意,而且维护了本组织的独立性,使环保积极分子们可以在中国的焦点问题中扮演“批评者”角色。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李敖 69 岁,台湾作家李敖文笔自成一家,自喻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 著作等身,以评论性文章最为脍炙人口,《胡适评传》和《蒋介石研究集》 为其代表作。西方传媒更誉之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 “李敖不是宽容社会的产物,而是不宽容社会的见证。” 在五十年的台湾民主进程史上,李敖始终是光焰万丈的巨星人物。他早年主持《文星》,以宏文《老年人与棒子》、《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和著作《传统下的 独白》等挑起文化论战,批评当局保守的文化政策,传播“自由、民主、开明、进步”等观念,主张台湾走现代化道路。因此遭当局忌恨,前后两次入狱。1980 年代复出后,他写文章,办政论杂志,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领袖,全力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变革。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廖冰兄 89 岁,漫画家 1938年在廖冰兄广州举办抗战连环漫画个展,这是抗战期间第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漫画个 展,广州为之轰动。廖冰兄认为:“一个具有健全头脑的漫画家有时就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社会学家”, 因此他最看重的是自己那些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抗战时期的《标准奴才》、抗战后《猫国春秋》组画中的《禁鸣》和“文革”浩劫后的《自嘲》、《恶梦录》组 画。他骄傲地回答:“我画的是时代漫画,这是千千万万人民假我的手而创作出来的。” 堪称杰作的《自嘲》画的是一个长年囚禁在大坛子里的 人,在坛子打破以后,身体依然龟缩成坛子的形状,深刻地描摹了“文革”对人们心灵的戕害。 公共 知识分子50人:林行止 64 岁,香港报人 被海外知识精英视为“香江第一 健笔”,“香港社会的良知”,“香港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 他曾在香港《明 报》及《明报晚报》任职。1973年创办《信报》,秉承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的办报宗旨,使《信报》成为近年来香港最具有公信力的财经报纸。他的“政经短 评”和“林行止专栏”以独立敢言著称,剖析净尽,切中肯 綮,广受欢迎。 长期以来,林行止致力于将现代经济学的知识普及至普通民众,从细 微的经济现象入手,深入浅出,将深奥的经济学理论娓娓道来。他挚爱读书写稿,已结集出版的经济及政治评论集《身外物语》等70余册。因为他的杰出贡献,曾 获英国女王OBE勋章。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刘军宁 43岁,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作 为年轻一代政治学者的领军人物,刘军宁策划了《公共论丛》、《民主译丛》、《公共译丛》、《政治思潮丛书》,著有《民主、共和、宪政》、《权力现象》和 《保守主义》等著作。 当代中国的政治学,得益于刘军宁等人的推动。 谈论宪政能成为今天的潮流,1999年刘军宁在《南方 周末》发表的《驯化统治者》一文功不可没。在这篇文章中,刘军宁用了不到三千字的篇幅,正本清源,指明宪政的作用主要在于“限政”:一个文明发达昌盛与 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统治者的驯化,因为在不尊重个人的自由、生命与财产的地方,不可能有持久繁荣的经济。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罗大佑 50岁,台湾音乐人 他有两顶桂冠:“中国流行乐坛教父”和“中国的鲍勃·迪伦”,前一项可以理 解为人们对他音乐造诣的尊重,后者指的是他的社会批判性。 1982年,行医出身的罗大佑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发行,“掀起了台湾全省史 无前例的自省风潮”。他在唱片文案中写道:“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因为这中间没有妥协。”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1983年推出的专辑 《未来的主人翁》是罗大佑对于台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出的最强音。 音乐就是他批判的武器,罗大佑用音乐为台湾社会的种种病症进行了深邃的 透视。他的过于文人气的歌词也许不如崔健犀利,但是他骨子里的反叛精神,他的近乎完美的音乐,使他的歌曲在台湾和大陆青 年的心中打上了忧伤和激愤的烙印。 公共知识分子50人:秦晖 51岁,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秦晖是 我们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先后为:明清农民战争,农业-农民史,改革、革命与现代化问题的中外历史比较,作为比较对象的古希腊罗 马社会经济、近代俄国与美国史、现代南非史等。读他的著作,常令人想起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天皇“向世 界求知识”的名言,考虑到他小学毕业后,接着就是“闹革命”、插队下乡达12年之久的失学生涯,这一点更难能可贵。 秦晖的研究更新了我们 对传统社会的认识。他有许多创造性的见解和研究成果。他对许多时事问题、现象的评论,都以此为出发点,新鲜、雄辩、严谨而且犀利。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邵燕祥 71岁,作家 作为文学界最受人尊敬的长者,并非缘于他温柔敦厚的秉性,而是他外柔内刚的风骨。 早年他以敏捷的诗才而知名;“文革”后复出,主要致力于撰写革故鼎新的杂文,不论“小题大作”还是“大题小作”,都有一种 绵里藏针、洞明世事的思辨力量。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更大的贡献在于舍身求真,撰述了《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挣扎实录》、《找灵魂 ——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等一系列自传性文献,为人们提供了研究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史的案例,并呼应巴金先生拒绝遗忘与推卸的心 声,为在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中重建真正的文化良知,努力创造着精神氛围。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汪丁丁 51 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汪丁丁的笔下,除了黑格尔、康德、罗素、休谟等人的大段引述,还有方程式。他经常被问到,到底读过多少 书? 他认为,知识分子要保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须站在“边缘”的立场上对主流保持持续的批评,非如此不足以维系社会的进步。他坚 持,个体生命必须是自由的,才能在每一可能的方面进行创造,从而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文明才能加速度地积累起足够的“知识”总量,反过来增加全体的福 祉。 他自称是模糊的思考者,但作为他智慧和充沛情感的受众,我们希望他更清晰、有力地表达。 公共知识分 子50人:王朔 47岁,作家 王朔的作品,以准确描述理想主义意识形态破灭后北京青年的苦闷、颓废和玩世心态著称。王朔小 说、崔健摇滚乐、星星画展等,一起构成了上个世纪80年代新文化解放运动的核心,对批判和解构一个时代陈旧压抑的思想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王朔本人 浓厚的玩世情怀,他的“拒绝崇高”,“解构一切神圣”,他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存在及其源流有着尖锐甚至过激的批评。 他的《我看港台流行文 化》,几乎是中国文化界分 析评论大众文化现象的第一篇,这显示出他犀利的文化眼光。他对金庸、鲁迅等也有尖锐批评,同样曾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王选 52岁,民间维权人士 王选在1980年代赴日本留学,并获硕士学位。在长达近十年的岁月里,这位 精通英语、日语,通晓日本法律,熟悉中日国情的人道主义者,没有工作、没有报酬,风尘仆仆地奔波在中国的乡间大地,收集证据,联络受害者,组织起诉日本政 府,显示了一个理性和血性兼备的爱国之士最有牺牲精神的一面。 王选的坚韧和不屈,对当代中国还有着特别意义。她那些几乎完全基于道义的行 为,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少有的实践精神。 2002年9月,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判决中终于第一次承认:侵华日军曾对中国平民施行细菌战。让这段只是中国人集体记忆的历史,昭告于天下,成了世界文明史上不容更改的事 实。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阮仪三 70岁,同济大学教授,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 我 们庆幸有他,才得以看到美丽依旧的家乡。 他对古镇怀有深厚的感情,走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城镇,坚持保护建筑应整旧如故,以存其真。上世纪 80年代以来,阮仪三努力促成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被称为是中国古城镇的守护神。2003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地区 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温铁军 53岁,《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 长 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一直坚持用“脚”做学问,温铁军被称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他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源自两个主要矛盾,一是人 地关系紧张的基本国情,一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这两个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是无法化解的。 温铁军对“三农问题”的理解和解决路径 是“农民、农村、农业”, 而非主流的提法“农业、农村、农民”,意图通过组织反映9亿农民数量上的意见优势,改变现在的利益分配格局。 他 在河北定州发起创办晏阳 初乡村建设学院,并筹款投入“大学生支农调研”和“劳动者免费培训”计划,试图帮助农民提高合作精神和组织化程度。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吴敬琏 74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吴敬琏是最早抛弃“为无产阶级 政治服务”的伪经济学的中国人之一,也是1949年之后第一批受到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中国人之一。 1984年到1999年,是吴敬琏身 体力行、积极参与改革决策的15年, 也是他个人硕果累累的15年。在中国几经反复、最终确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吴敬琏功勋卓著,成为市场化改革的旗帜性人物。 1997年之 后,吴敬琏认识到中国仅有市场经济是不够的,他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法治和宪政。 2002年,他和法学权威江平教授在上海成立了法律与经济研 究所,致力于推动中国转向“法治的市场经济”,也就是人们通俗而言的“好的市场经济”。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吴思 47 岁,《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 吴思最早发现了与公开宣称的堂皇原则相悖,并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则,并把它从“陋规”、“内部 章程”等模糊的描述提纯为“潜规则”这个词汇。它作为一个如此好用的中国社会的分析工具,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无需解释的常用词汇。在“人人心中之所有,人人 笔下之所无”的领域,吴思还能继续精进,进一步总结出“血酬定律”和“元规则”,则证明吴思并非是因幸运才发现了潜规则,就好像牛顿不是因为幸运才发现了 万有引力。 吴思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甚至也不自称为学者,但他以惊人的发现能力和命名能力,无愧于“我说透了历史” 这种说法。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谢泳 43岁,《黄河》杂志副主编 谢泳近年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两项研究,一是关于储安平 和《观察》周刊,一是关于西南联大。在这个基础上,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清理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并做了肯定性评价。他以人物、杂志和大学为切入 点的研究视角,对重新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较强的概括力。 他不是专业学者,但他的工作却能给人启发。他对原始材料的选择和重视,使他的工作富有学术性;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又有思想性。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许纪霖 47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许纪霖主要致力于20世纪中国 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在思想史方面,着重梳理了现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在世纪之交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战之外开辟了新的言路。 在 知识分子研究方面,”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划分被广泛征引;关于傅斯年等知识分子个案的系列文章,兼具论文的严谨和散文的灵动,颇受学院内外读 者青睐。在城市文化方面,对知识分子和都市空间的关系多有发掘。 1980年代以来,许纪霖先生持续关注学界前沿和文化热点,撰写大量观 点独特又富有争议的文章,在历次重要的思想论争中均有不容忽视的声音。2003年关于“非典问题”的分析、2004年关于“台湾大选”的评论,均被读者认 为振聋发聩,独树一帜。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徐友渔 57 岁,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任研究员 徐友 渔学过四门外语,是目前国内学界阐释西方理论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还是社群主义,良好的逻辑训练让他解释得一目 了然。他以极大的热忱和勇气讨论中国的自由主义、宪政、共和等问题,是中国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 一。近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语言与哲学》(合著)、《精神生成语言》、《告别二十世纪》等。此外,徐友渔提倡反思文革,整理遇罗克遗 文,并写有《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形形色色的造反》、《蓦然回首》、《直面历史》等书。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杨 东平 55岁,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1990年代初期, 杨东平以《城市季风》而广为人知。他虽然是一个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专家,但在专业之外,他有广泛的社会关怀。从环境到教育,从人文到社会发展,他的声音始 终不断。对社会问题,他发出的声音是独立的,只问事非,不计利害。 他反对国家垄断教育,积极倡导民间教育的发展。他较早注意到国家教育 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呼吁关注农村教育、城市贫民教育和打工者子女的教育。他还直接参与了关于环境保护和民间教育发展的许多具体活动,从研究到组织,都显示 了他对社会进步的热情和和才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杨锦麟 51岁,凤凰卫视评论员 他曾是下乡 知青、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后来成了香港多家报刊杂志的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笔耕不辍。 如果不是因为电视,认识他的人并不多,也因为凤 凰卫视“慧眼识英雄”,一个极少成本的读报节目,让年过半百的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成了海内外华人熟悉 的公众人物。他的名字和《有报天天读》挂在一起,已经成了节目收视率持续攀升的保证。 他的节目体现了强烈的个性:对政治和社会的敏感, 同情心与批判精神的结合,加上在电视媒体上难得一见的真性情的流露。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鄢烈山 52岁,时评家 1982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杂文、随笔与评论集15种,与人合著历史人物传记一种。 在鄢烈山瘦弱的身体里,蕴含着燃烧的激情和不变 的信念。面对现实中的腐败与堕落,他表现了高贵的愤怒、顽强的抗争和坚韧的批判精神;他最大可能地表达了发自民间的愿望,启发、感动和激励了一大批对未来 抱有热切希望和正义感的人们。鄢烈山带动了一大批后来者以公民的视角参与媒体表达,今日媒体言论的繁荣,当年以《南方周末》为载体的鄢烈山有重开风气之 功。 公共知识分子50人:袁伟时 73岁,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袁伟时主要研究近代中国历史。 1985年2月,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的后记中写道:“如果我们不愿再 做受谴责的一代,就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从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 上。” 他是一位真诚的学者,经常对当前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发表评论。他所揭示的历史,往往给关心中国发展的读者带来震撼。他对现实的评 论,也一再闪现出过人的智慧。 1992年,他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出版,写作风格有较大变化。此书不但保持了拒绝人云亦云的态 度,依据丰富的史料,将晚清的历史和人物以全新的面目展现在读者面前,文字生动,警句迭出。 公共知识分子50人:袁岳 39 岁,零点研究集团董事长,北大社会学博士 这个成长于苏北、绅士一样的中年男人,是将科学的专业技术手段运用到中国民意调查中先行者的代 表。 过去的11年,作为一家独立民意调研机构的领导人,袁岳让分散的民间意见变成了听得见的公共声音,他是一个“盗火者”,他让中国告别 了“民意由特殊的政治组织来确定和代表”的漫长历史。 他的努力喻示 世人:中国民众有真实表达意见的可能;民意不是可以变更和包装的。经由袁岳和他的同事的努力,中国民众第一次,接受到这样的问卷:“假如你现在拥有直接投 票权,你还会投票选举现任的市长当市长吗?”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张思之 77岁,律师 张思之被 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1957年直言不讳的他成了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分子”,从此开始长达十五年的强迫劳改 生涯。 重返律师界后张 思之为中国的民主与法治投入了巨大的勇气和热忱。 1980年,他是“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之一李作鹏的辩护律师。1987年,在轰动全国的大兴安岭火灾案中他为含冤的被告公开辩护,当地上千百姓 欢呼,“人民律师万岁”。至今他以古稀之年仍奔走南北。 在他漫长的律师生涯中确实败多胜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屡败屡战”,在他接受许多案件之 前其实结局早已注定,他不过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维护的是法律的尊严,和律师这一职业的良心。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张五常 69 岁,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 张五常参与了经济学发展过程里最辉煌的阶段。上世纪60年代末,他求学于20世纪经济学最具爆发力的芝加哥大学, 因缘际会,他的亦师亦友们,后来有8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经历了新领域奠基、波涛汹涌、雷霆万钧的过程,并且有显著的贡献,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和 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1983年11月29日, 已从美国回到香港的他在《信报》开设经济评论专栏,也开始了他作为经济学传教士的生涯。他用他流畅、犀利、痛快的文字使经济学者不再是象牙塔里不食烟火、 不辨菽麦的学究,而是社会大众可以咨询、甚至仰仗的参考坐标。他一手确立了经济学在中文世界里的特殊传承。 公共知识分子50 人:郑也夫 54岁,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郑也夫是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作为专业社会学 家,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建立在自己真实的生活观察中,自觉与官方保持距离,对社会发展持冷静和批判的态度。 他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观察和分 析中国当下处境中的真实问题,从体育比赛到汽车文化,从城市发展到道德建设。他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寻找社会发展的平衡 点,特别关注贫民生活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向逝者致敬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顾准(1915-1974) 一 个孤独而坚韧的思想者,凭借个人的智慧、勇气和道德力量艰难掘进的先驱,他在那个黑 色年代里的思想探索,成了未来时代的先声。1957年,他著文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因“思想罪”、“言论罪”于1958年、 1965年两次被打成右派。1974年病逝于北京。 在难知来日的境地中,顾准不问个人生死荣辱,苦心治学,探寻经验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源 流。他毕生的学术愿望,是冀望中国能跳出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化的蔽障,以渐进方式实现政治和社会改革。 其遗著《希腊城邦制度》于1980 年代初出版后,影响了整整一代大学生和知识分子。1990代后期他的遗作被陆续整理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书出版,他的价值才真正被知识界所知道和 认可。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殷海光(1919-1969) 殷海光(1919-1969)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大学教授,台湾岛内最优秀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思想在华人世界的最早传播者。他怀抱自由主义理想,以纯粹而强烈的道德热情和勇 气,在胡适、雷震创办的民间刊物《自由中国》上“书生论政”,与其同道在台湾开创出一个《自由中国》时代,成为台湾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无数学子的精神导 师。致力于用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精神改造中国传统。以五十盛年而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公共知识分子50人: 王若水 (1926-2002) 王若水(1926-2002) 1977 年后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分管评论、理论和文艺。作为一名在体制内生活多年进而又对体制进行痛彻反思的思想者,王若水“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 的梦中人”。1980年代,发表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后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受到批判。1990年代发表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人 道主义的文章。著作有《为人道主义辩护》、《智慧的痛苦》等。他认为,本世纪以来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中有许多观点是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误解。他认为马克 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是其哲学思想,名之曰:唯人主义。人的需求包括生存、享受、发展,而发展(即创造性劳动)是人自由的根本体现。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黄万里(1911-2001) 黄万里(1911-2001) 2001年8月27日,黄炎培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水利学家黄万里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路程。他生平最遗憾的事,就是自己关于修建三峡工程弊端的论证没有得 到决策层的重视。1950年代,黄万里因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大坝而受到批判,后被划成右派。但结果却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三门峡工程造成渭河流域泥沙淤 积、洪水泛滥,得不偿失!黄万里一生坚信,科学的真理是独立于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之外的。这就是他在任何打击和挫折下,总是坦然无忌的原因。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杨小凯 (1948-2004) 杨小凯(1948-2004) 澳籍华人经济学家。最有洞察力和创造力的思考者之一,张五常称其为“最有预感天分并知道什么是重要思想的学者”。他提出和研究的超边际经济学,被布坎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称为当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他关注中国改革,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许多有关中国改革的评论文章,是研究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 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对宪政、共和、土地私有等问题有独特、深入分析,他对中国改革进程提出的“后发劣势”的分析令人警醒。 公共 知识分子50人:王小波(1952-1997) 王小波(1952-1997) 自由作家,思想家。他的小说以恣肆无羁的想象和特立独行的语调,把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的荒诞性和悲剧性重新呈现出来,语言机智。他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杂文 成就。他在《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的杂文和随笔,在率性而为的调侃、意趣横生的戏谑底下,解构神话,使道貌岸然的禁忌教条透露出虚弱与紧张。其死后出版的 随笔集《沉默的大多数》等迄今长销不衰。 《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 吴敬琏 温铁军 张五常 郎咸平 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 江平 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 朱学勤 秦晖 吴思 许纪霖 丁东 谢泳 哲 学 史家:杜维明 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 郑也夫 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 北岛 李敖 龙应台 王朔 林达夫妇 廖冰兄 陈丹青 崔健 罗大佑 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 王选 高耀洁 阮仪三 梁从诫 方舟子 袁岳 传 媒人:金庸 戴煌 卢跃刚 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 杨锦麟 鄢烈山 薛涌 王怡 致敬名单:殷海光 顾准 王若水 王小波 杨小凯 黄万里 源地址: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476289104&owner=227757798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或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7069/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50位公共知识分子 发布时间:2011/04/16, 14:30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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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猛博:冉云飞—一个敢言博客

(本文由 壹报 发行人 翟明磊 授权发布,摘录自《 中国猛博 》) 《中国猛博》封面设计:张发财 一位具冲撞力的博客评论者,坐镇四川,心怀祖国,言论大胆,匪气十足。冉云飞每天清晨即起,写博,每日一博,从不间断。以一人之力,连办三份电子周刊,冉氏新闻周刊、冉氏评论周刊、冉氏掮客周刊,要与新华社比个高下。 2009 年始冉云飞多个国内博客被关或屏蔽。 其 人如匪。其博客名曰:匪话连篇。信箱自号“土匪冉”。 冉云飞得意于出生在四川靠湘西的荒野,那里历代匪民不分,忙时作农民,闲时当土匪。冉云飞在四川作协有一份杂志编辑工作,那是做老实的农民,并不激烈,免累它人。闲时冉云飞在网上做匪,呼啸山林,针贬时政,行侠仗义。 在中国,冉云飞对政府的批评无疑是最为激烈。在毒奶粉事件中,他写下《有这样的政府是我们的国耻》,令人咋舌! 人们常问“冉匪还没进去啊?”更多的人在心中问“冉云飞的言论为何能横空出世?” 冉匪为何凶猛? 早年的冉云飞实在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冲动野性,根本就是个问题少年,干下不少荒唐事。他自言是两个宝贝救了他。一个是他美丽的女儿。“作为父亲,我拥有所有的资源,所有的力量,而女儿只是一个幼嫩的肉球。我完全可以控制她的一切。而我学会平等对她,学会让她自由,这一切源于爱。政府也是如此,我们的政府对于人民是这么强大,所有的资源,武力都在手中!但它必须学会与人民平等自由相处。父女之间是爱,而政府与人民之间应当是契约。这是我不断批评制度的原因。” 另一个宝贝是互联网。“网络的确是上帝送给中国人最好的礼物。” 2002 年冉云飞上网,和所有愤怒青年一样,他到处在网上找人掐架,发泄过剩的雄激素。一路掐过来,他明白:言论自由不是让别人不说话,而是比赛谁说得更好,更有效。“是反对派训练了我。” 现在的冉云飞,任何骂他的贴他都不删,并自称做博客是做一个提供信息,引发思考的义工。冉的野心是把自己博客变成与官方信息源互相较量的地方。在网络上,我们是同台竞争,可以比一比谁的信息真实,谁厉害。他对新华社重庆国内部主任说:“我不怕比较,你们也最好不要用纳税人的钱来办!” 冉氏新闻评论周刊与冉氏掮客周刊电子发行过百期,读者百万。 冉云飞称自己写博客,没想着拯救谁,首先是爱自己,来源于自爱,推已及人,自己需要爱,别人也需要,愤怒与恨只有一时,而爱才能长久。 冉云飞每日一博,清晨即起, 2008 年写了 365 篇博客,从不间断,信奉胡适的“日拱一卒,功不唐捐。”冉云飞在《用你的改变做见证》呼吁网民从小事做起,做不危险的事改变中国。做好事不要有施恩的心态,受打压也不要认为不得了。这样公民努力自己才会有满足感,不会受伤害。 写博客首先是解放我自己!冉匪说:“我要写出自由是什么状态!”更重要的是——“正因为我可能有偏见,我要做一个不为偏见所束缚的动物。我要治疗自己。” 二三年前冉云飞写一篇批评政府的文章时,心里也常打鼓,“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人人心中有广电总局,脑子里有中宣部,思想上有检查官,”冉云飞痛恨这种状态,“妈的,总要试一试。”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对公共时政的严厉评论。如今他用自己的勇敢见证自由。 “ 没有人要求我做这些事,我不怕别人的指责,我批评是来源于我内心中的不安。” “ 六年写博客,最大的收获是进步,开心。”冉云飞找到了自己的自由心态与创造力。 博客的本质是互动,而这种互动的本质会让博客尝试言论的边界。冉云飞承认:博客写作者对读者是有期待的,博客甚至希望自己的言论会被攻击,甚至在写作时明白某些字句的后果,但这种刺激是他希望带来的,对读者感受的挑衅可以加强对事件的讨论。博客写作就是不断冲破禁忌达到自由的心理过程。 到了一定程度,被屏蔽被封站,冉云飞根本不在乎了:“这对我没有什么损失,因为我从未在博客中有物质收益,现在想找到我文章的人只要搜索也能找到。”牛博中的“匪话连篇”被封。但有志愿者每月为冉云飞做被删博文的文集,通过信箱散发,这个志愿者是深圳的大卡车司机。有海外留学生志愿为其翻译英文版。甚至冉云飞有专门的志愿者校对。每天冉云飞清晨写完一篇博文即上网,一位六十岁的远在柳州的老人家雷打不动为他做校对,全是志愿的。在市民中,支持的人是那些平时根本不起眼的人。匪话连篇被封后,冉云飞就在网上寻求可以容纳他博客的网站。一位成都市民自办的德赛公园就邀请冉云飞落脚,被查也不怕! 三年中,各个媒体集群邮箱、公益组织为冉云飞提供各种新闻线索,冉从来不愁评论资源枯竭。 冉云飞不是一个人!成都市民社会是以茶馆为中心的聚合,一个吃路边排档的人可能是出租车司机也可能是百万富翁。茶馆中,成都人历来都是对时政批评,对腐败开炮,言无禁忌的,“成都的警察都比别人懒散,不愿多出力,宁愿完事后早点去喝茶。”在市民氛围中专制社会的发条最容易松动。 “ 我不能想象,我在上海能写出自己的博客!” 在这样的市民社会中,市民结社是普遍的,冉云飞参与的草堂读书会在茶馆中坚持无组织、无经费、无收入、无结论、读书思想长达六年。在有司十多次干扰中,读书会成员相互支持公民行动。这也是冉云飞的力量源泉。而主持秋雨教会的王怡等独立思想者更是冉云飞的支持者同情者。在一次教会的见证中,我看到微醉的冉云飞听闻“爱你的敌人”而泪流满面。而邻居流沙河先生更是小冉经常讨教的对象。他们共同支持成都右派自印自编回忆录。冉左右逢源。 “ 别人认为我常写批评文章,一定是日常生活在恐惧中,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我吃得好,睡得好!因为我尽了自己的努力,所以内心不焦虑。”冉云飞的快乐是别人想象不到的,冉爱喝酒,爱搓麻,更爱淘旧书,冉出了名的大书房在屋顶的一座玻璃房中,四面皆书。冉收集大量的反右史料、日记、书信、档案,乐此不疲,并立志写一本《中国告密史》,而对中国现代政治史的理解是博客的思想源泉,“我有一种求知识的纯然快乐。”在书房中,冉云飞象孩子在花园中一样快乐,与女儿一起玩书法,逗自己大狗白熊,多元的生活,写博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 冉云飞之笔凶猛如匪,却不是莽张飞。他有自己的策略:尊重对手,批评共产党,但不栽赃,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不夸大。做事不超过自己能力,不涸泽而渔、两败俱伤。在自己供职的杂志,他并不登激烈的文章,因为不愿影响同事的安全。自己的批评对象有优先: 1 ,政府, 2 制度, 3 个人,而且对事不对人。 “ 不功利,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成王败寇急功近利。”而冉云飞敬服的人如晏阳初,陶行知,没有一个人是急功近利的。“不管我的博文有没有用,我尽力写,每天写。” 冉云飞相信改良,但认为改良者必须有独立立场,而不是政府的依附。在博客上,他的策略是测试,渐进地扩展言论自由的边界,不相信一蹴而就。 既确定自己的责任在言论,冉就明白需将言论与行动分开。他在自己博客上是绝不谈自己参加的公益行动的。 冉没有恐惧。对彭州石化,冉云飞写了一篇《有热血的成都人起来》,国安 5 月 11 日找到冉云飞,这是警察唯一一次上门。冉当天呼吁成都人不要上街,至少在六四前。 “ 恐惧便没有理智,弱者往往会选择先进攻,是出于恐惧与保卫自己,而恐惧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必须在没有恐惧的心态下平和谈事。”冉云飞最痛恨的是不顾亲人与常人体验的职业革命家,为此写过《可怕的职业革命家》一文。 冉云飞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对未来的恐惧,这个民族对未来没有理性预期,如对医疗、制度设计,都没有信心,而黑砖窑、污染都是涸泽而渔的心态。他自信改良的自由主义能带给人们希望。这种无所恐惧深深吸引了博客的读者。 冉匪为何凶猛,答案却是那么简单:因为他快乐,自然,不害怕,因自由而与人们心意相通。   冉云飞告诉你锦囊妙计 * 这就是中国的言论自由市场 博客就是中国的言论自由市场,是博客们通过想象力与勇敢开拓的与西方世界相同的言论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没有权威,平等交换。博客是让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率先用正常的心态尝试言论自由的滋味,这也是我说的博客网络对于中国重要性远远大于英国美国。它让人们看到言论自由并不可怕。当几千万人在网上谈论言论自由时,社会自然进步了。 正象小商小贩个体户开创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博客们也是中国言论自由市场开拓者。 其实,我会写文学评论与诗歌,但博客中始终是最猛烈的文字,那是因为在言论市场中,这个才是紧俏货。 * 别小看自己 每一个写博客的朋友们不要小看自己。真正有力量的不是我这种有知名度的博客。我举一个例子小昭,一个普通的姑娘写下了《小昭喝茶头一回》,讲述因为签名被警察问话过程,她的不安、难过、抗争,这样普普通通人的例子更有说服力,人们会想,她能做到我也能做到,她没事,我也没事。而那些有名博客,人家会觉得有名气保护,学不来。 * 自由的穿堂风 在博客,你必须注意链接,你链接的往往是你欣赏的人,通过链接基本上可以知道你的交往圈。博客的结构是很有意思的。每个博客好比是一个人的城市,而链接是城市中的房间。这个城市可以通过一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个房间,而且房间是没有门的,到处是自由的电子穿堂风,这就是博客为什么能打破信息封锁。在电子穿堂风中,你打开链接,自由穿行! * 起个怪名字吧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博客起怪名字的原因,在博客链接中房子不仅没有门,也没有门牌号,而博客的名字就是吸引人的门牌。一个怪怪的名字会让人们注意到你,并尝试点开一看。 所以,起个怪名字吧,象按摩乳、土摩托、我呸,都是蛮好的。 * 每天教会一个人翻墙 一是输入 “自由门”、“无界浏览” ,就可以下载随时更新的软件,我用了多年这两种软件,速度很快。二是输入 “网络代理” ,就会有很多种代理办法让你选择,即使这个被堵死,另外一个也可以越墙而过。三是 选择一些著名博客 来获得自己信息。我博客上的链接里,就有不少思想不错文笔也棒的牛人。四是 依靠一些著名网站 。如牛博国际、“牛博山寨”(这里汇集了许多著名博客和网站每天的更新,信息集中,搜索成本比较低)、斗牛士新闻网(它的口号是专门办给“不明真相的群众”看,我想中国的群众都应该去看,因为我们都不明真相,因为真相是官方的绝秘。) 统 计 冉云飞最早写博客是在 2006 年 6 月 29 日,“匪话连篇”博客在天涯关闭前,累计点击量达 600 万,每天 4 、 5 万的流量。在牛博屏蔽前,也有每天 4 、 5 万的点击数。现在在国内网站的博客大部分被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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