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上个月，自由亚洲电台曾经报道过河北保定市一位女士在当地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当地一教育局在教师招聘过程中以她曾经得过梅毒病而对她进行就业歧视、拒绝录用她。7月26号，这位女士得到保定市法院正式受理此案的消息。这一案件被称为中国第一起反梅毒就业歧视案。 河北保定市清苑县这位控诉当地教育局就业歧视的女士化名为“王怡”。2012年9月，清苑县教育局招录小学教师，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体检标准。王怡报考的是音乐教师的职位。 据王怡的代理律师、北京陈志华律师事务所的刘巍女士透露，当时清苑县招聘大约200名教师，王怡通过了笔试和面试，排在第十几名。但是，王怡体检时却被查出是一位梅毒特异性抗体携带者，因此被定为“体检不合格”、拒绝录用。刘巍女士表示，这一反就业歧视案是有法律依据的： “法律依据首先一点是尽管她以前患梅毒，但当时她是治愈状态。单独以这个不予录用，是一种歧视。” 刘巍女士表示，保定市法院受理此案之后，下面就等待进一步的诉讼程序。王怡的要求是清苑县教育局应录用她为教师，并赔偿她精神损失10万元人民币。 记者星期五拨打清苑县教育局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北京的反歧视民间组织益仁平中心为王怡提起诉讼提供过法律援助。 据益仁平中心发布的有关这一案件的资料，清苑县教育局在招聘广告中称，初次体检不合格者允许复检一次。王怡因为梅毒抗体阳性而得到体检不合格的结果之后，要求复检。但是在她进行复检之前，清苑县教育局已在网站上公布了拟录用人员的名单，让王怡失去了复检的机会。王怡从小喜欢唱歌跳舞，做幼儿老师本来是她的梦想。受到如此打击的王怡从此以泪洗面。 对这一案情比较了解的益仁平中心理事陆军先生说：“她是考教师，其它条件都符合，但有一项指标显示她是梅毒治愈者，她提出复检，没有给她复检，剥夺了她报考教师的权利。行政部门是违法的。她是因为患梅毒遭到歧视的受害者第一个站起来的。” 梅毒是一种性传染病，传播渠道主要是性接触，少数通过接吻、哺乳、母婴传播。 专家指出，大多数梅毒患者治愈后，都会终身保留梅毒特异性抗体阳性的特征，但这并不代表依然患病，这种情况对生活和工作应该都没有任何影响。 陆军先生表示：“根据中国当前规定，梅毒患者不能当教师，但王怡她是梅毒已经治愈。只有公务员体检标准和事业单位有这样的要求，教师是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体检标准。”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公务员体检标准是造成就业歧视的一个非常坏的源泉，这个标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产生以来，就不断造成乙肝就业歧视、艾滋歧视、梅毒歧视和残障歧视等等。 陆军先生说：“在中国，就业歧视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特别是在公务员招录和事业单位招录中，带头侵犯公民的平等就业权。” 据中国媒体报道，2010年重庆市一位男士在报考国税局工作岗位时，也被查出携带梅毒特异性抗体。这位男士2007年曾感染梅毒，早已治愈，在参加公务员招考前还曾复查确认康复。但是，他还是被定为“体检不合格”，失去当公务员的机会。这位男士因此上网开QQ群发现，数十人都有过和他一样被拒绝录用为公务员的经历。 由于梅毒在一般人眼中属于一种“不光彩”的性病，所以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忍气吞声，没有提起过法律诉讼。河北这位化名为“王怡”的女士确实是第一位没有选择忍气吞声的受害者。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的采访报道。

假如冯小刚真有勇气将 1976 年的大地震，还原到 1976 年的中国政经场景中去，这句话就可能显得有点指桑骂槐。但痛心的是， 32 年前的历史，不但已在族群记忆中近乎失踪，也在这部影片中刻意被湮没。   有人说，喜剧是挠痒，悲剧是刮痧。中国的电影，大抵如此。 一个倡导生命教育的沙龙上，末了，主持人说，我们这代人都要湮没的。这话忽然让空气变得坚硬起来，每个人张口喘出来的气，就像电影里成群的蜻蜓，飞在大地震的前夕。 其实每一代人都要湮没，每个人都要入土。只是当世界向着我们铺开时，永远是这一代人的湮没，占据着显赫的历史而已。 因为上一代人的湮没，已经湮没了。而我们的湮没，还正在湮没。 人类的情感，往往抓大放小，或避重就轻；嫌贫爱富，或重男轻女。其实，死于大地震，和死于饥荒，死于人祸，在失丧的程度上并无不同。就像我死在青海劳改营的祖父，并不因为他没有机会与24万人同死，他和他少数狱友的死，就不知轻重。或者说，当一代人湮没的时候，就像汇成一曲挽歌，其中有高音，也有低音。而任何一个高音，都不能独立于那些默然的低音而存在。不然，就泣不成声，曲不成调了。 然而，人们的记忆、情感、眼泪和勇气，总是有意无意的，倾斜在那些无法、很难或不宜追究同类之责任的灾祸上。就像父母在外人面前为儿女护短。宇宙中若真有一位审判者，人类的倾向，就是在他面前为同类护短。这就像集体诉讼，因为辩护的利益，终将归于自己。 让单独的人去和老天打官司，灾难就被分割成了一个一个单元，就像殡仪馆把死者收藏在不同的抽屉。于是，对国家而言，死亡不再是一个群体性事件。对世界而言，灾难指向世道人心的尖锐性，也被消解了。 就像电影中，废墟上的一位母亲仰面喊道： “老天爷，你个王八蛋”。 假如冯小刚真有勇气将1976年的大地震，还原到1976年的中国政经场景中去，这句话就可能显得有点指桑骂槐。但痛心的是，32年前的历史，不但已在族群记忆中近乎失踪，也在这部影片中刻意被湮没。因此，导演这一句叫喊，就显得好没来由。因为唐山人民，半个世纪以来，就从不知道有一首叫做“没有老天爷、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幸福的生活，不曾归荣耀给上天，满腔怨恨，又从何而来呢？ 于是在电影中，军队作为国家的唯一在场的代表，就单单成为了拯救者和孤儿收养者的象征。国家是养母，不是亲妈。“亲人永远是亲人”，这句被强调的台词，就被赋予了一种逃离国家主义的寓言性含义。 因为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养成的习惯是，在革命的年代，把家恨征用为国仇；在建设的年代，则把国家的灾难承包出去。 电影横跨了这个民族的两场大地震，之间，幸存的母亲下岗了，救回来的弟弟也下海了。如果勉强将影片视为一个32年的民族寓言，那么和“军人”一样，“个体户”也是一个充满象征性的身份。它不但指向一个国有经济的私有化过程，也指向一个民族苦难的私有化过程。 因此，冯小刚选择了一个伦理困境的故事，来表达灾难之于人性的消磨与更新。他的确成功地将大地震的意义，从历史、社会的背景下剥离出来，定焦于一个苦难的个体户。还是要承认，一如既往的，他对时代精神的狡黠的拿捏，也总是超过同辈。 换言之，这部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真正构成1976年民族记忆的一部分，也不构成我们32年来灵魂创伤的一部分。导演显然希望通过这种剥离，能够赢得主旋律的饶恕，从而安全地去讲一个关于饶恕的故事。这一点是很吊诡的。当年的第五代导演，他们是埋头在时代性之中，去叙述一个超时代的寓言。今天的冯小刚，却期望在某种寓言性的氛围中，去叙述一个时代性的故事。然而一个被湮没的时代，并不只是靠着冰棍、风扇或手腕上画的手表，这些记忆的残骸可以复原的。一块水泥板，压着姐弟们；一块水泥板，压着八亿人，这是可以被联想，却无法被原谅的一种剥离。 尤其当我身边，坐满了经历过汶川大地震的90后的观众，我有些绝望的想，如果这部电影无法帮助他们理解两场大地震之间的中国，它又怎能帮助他们理解两场大地震之间的灵魂呢。 不过在历史部分，还是出现了两个象征性的镜头。一是那栋有着红五星标志的苏式建筑，在母亲眼前轰然崩塌。一方面，红五星如此显眼，另一方面，她的亲人就住在红五星下面。她的家庭和她的国家，其实是血肉相连的。这是唯一的，将一座城的毁灭，一个家的罹难，和整个时代的湮没勾连起来的画面。若连这个镜头都没有，那些一闪而过的毛泽东画像，无产阶级专政的标语，就将在能指与所指之间，遭遇一场更大的地震。 另外，是三月之后，铺天盖地悼念领袖的画面。事实上，这是一个怵目惊心的对比。因为电影在地震后的唐山，没有给出任何一个戴孝、哀悼或痛哭的镜头，甚至连一朵白花都没出现过。然而，包括孤儿寡母在内，当他们为一个遥远的巨人披麻戴孝时，他们那些私有化的哀恸，才得到了一次国有化的机会。 姐姐在水泥板那头，听见了母亲说，“救弟弟”。到底上天有眼还是无眼呢，竟让她在尸体堆里复活了过来。从此，母女两人分别活在罪咎和怨恨中。姐姐被收养，她假装失忆，不愿回到唐山。换言之，她们从此都活在地狱。地狱从来不是地震带来的，地狱从来是人类的选择带来的。在监狱，有统计说70%的罪犯都认为自己是被逼的。这话也对，的确是因着某一种处境，才把人心中的毒素逼出来了。换个说法，就是一个外在的试探，让里面的罪活了过来。 有时，我们的确难以去评价那些处于道德困境中的人。但母亲在之后的32年间，活在无法重建的心灵废墟上。这个事实，已显明她的选择无法带给自己无亏的良心。我们若承认，人类良心的水准，只可能低于宇宙中的道德律，而不可能比宇宙中的道德律更加道德。那么，即使我们不从外面去做论断，但母亲的自我惩罚，已自我定罪了她当初的选择是不道德的。 因为那个把家里唯一的西红柿给弟弟、不给姐姐的细节，已显明在母亲心里，更加偏爱弟弟。32年后，母亲跪在女儿面前恳求饶恕，为她预备了一大盆西红柿。事实上，她的确和千万中国人一样，看儿子的价值高于女儿。也正是这种价值观，在她的良心中不断地定罪她自己的选择。而一切灾难和灵魂受苦的意义，也无非是使人类赢得一个机会，去重新反思和扭转自己那些错误和可怕的价值观。 同时，就像电影中的孔明灯，写着“感恩”两字一样，如果你相信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能力上，上天都高于自己。那么在一切道德困境中，“拯救”就不是人类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道德责任。“不能杀人”才是人类在宇宙主宰面前的道德责任。换言之，你可以尽自己努力而不一定成功救人，但你一定不能杀人。但当母亲说出“救弟弟”时，不可否认，她的意思表示和内心意念中，均包涵了对在救援中主动导致姐姐死亡的同意。这一同意事实上已构成了杀人。母亲在那一刻的意念，无法通过自己即使是残存的良心的审查。 无论如此，这仍然是冯小刚迄今为止，最接近于伟大的作品。因为他让这对母女，先后触碰到了生命的议题。冯小刚至少扭转了一个张扬大爱无疆的央视化的方向。其实他努力在说，人的爱都是自私的。假如没有大地震，人们可以一如既往的、自私地去爱。但灾难的意思，却把我们逼到了墙角。一逼到墙角，情感和道德就变形了，我们的罪就被逼了出来。这个罪，既包括了自私，也包括了怨恨。无论是赶到唐山“要把方家的孙子抱走”的奶奶；是“没有他们我就活不下去”的生母，还是“我可不愿意得而复失”的养母。 因为灾难给我们最大的哀伤，不是因为失去了完整的爱，是因为从中看见了残缺的爱。 到了90年代，姐姐在另一种现代式的苦难中，作出了与母亲不同的选择。她未婚怀孕，男朋友陪她去作人流。但她拒绝了。她说，别人可以去人流，但我绝对不可以。因为我是唐山人，我是从死人堆里活过来的。你不懂什么叫生命，所以其实你也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 这或许是中国电影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一句台词。如果大地震真能带来这个国家对生命观念的更新；如果唐山市这三十年来的人流数，会低于其他城市；如果我们不需要从大地震的死人堆爬出来，也能像这个死而复活的女孩一样，停止把我们的安逸建立在杀死后裔的基础上；那么，大地震就真的能够成为对这个民族的祝福。就像在电影中，32年后的汶川大地震，成为了对姐姐的祝福一样。她用对别人的救援，释放了自己的苦毒。因为什么是你的痛苦，什么就是你对别人的祝福。 在这个意义上，这或许是中国第一部反堕胎的电影。冯小刚特别借用姐姐坚持生下孩子、将她独自抚养成长的选择，责备了这个当下的时代。因为无论是在婚姻内，还是婚姻外，我们这个社会在堕胎、引产中所杀害的生命，每一年，都能填满十座唐山。 真正的爱，是母亲怀念父亲时所说的，“拿命去爱”。地狱从来不是地震带来的，地狱是人类的选择带来的。在什么样的选择中，我们这代人都要湮没。   （王怡，专栏作家。原文链接： https://cochina.org/?p=8504 。）

作者： 《思想》  |  评论(0)  | 标签: 思想 , 姚中秋 , 儒家 , 自由主义 文/姚中秋 三、自由主义与儒家的纠结 如所周知，长期以来，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基于其唯理主义的启蒙信条，反对各种宗教。比如，1920年代，自由主义曾经参与、推动发了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非基运动」。这场运动把启蒙反宗教的倾向与反帝的政治意识捆绑在一起，从而为未来中国从国家精神上走向彻底的无神论打开了通路。 不过，十分引人注目的是，1990年代以来，大陆自由主义者对基督教的态度发生了极大变化：基于对自由主义命运和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反思，自由主义者几乎很少再反对基督教；相反，很多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变成了基督徒。 这种群体性皈依现象，固然基于个体对生命意义之追寻，但也有很多人是理性的皈依者。他们发现，现代自由宪政制度形成于欧美，欧美的主流宗教信仰是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基于这样的历史考察，他们从知识上相信，现代自由宪政制度与基督教之间一定存在着直接关系。据此，他们得出一个转型的政策结论：中国要成为一个宪政国家，就必须经历一个基督教化过程。已故杨小凯教授曾经公开提出过这样的理论 ，他是知识分子皈依基督教的典范。过去十年间活跃的维权人士，以及公共知识分子，比如余杰、范亚峰、王怡等人，纷纷皈依基督教。 还有一些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士，尽管没有信仰基督教，但是基于对西方制度的羡慕，相比于儒家，他们对基督教有更多肯定。在一般的知识性论辩过程中，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基督教当成宗教的真理、宗教的最高型态。他们也相信，如果一定要选择宗教，那基督教就是最好的。如果宪政一定需要宗教基础，那就只能是基督教。从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基督教的候补皈依者。 与此一态度转变形成鲜明对比，自由主义对儒家的态度几乎没有多大变化。经过新文化运动思想传统的训练，抨击儒家已经成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文化与知识本能。他们把中国未能实现现代转型的责任归咎于儒家，对于任何儒家活动给予不假思索的抨击。 因此，1990年代「国学热」兴起之时，自由主义者就保持警惕。他们始终认为，「国学热」就是当局为了寻找统治的正当性而人为促成的 。对蒋庆等人提出的「儒教」说尤其是「儒教国教说」，他们尤其反感。当局在国家历史博物馆前竖立孔子雕像，似乎验证了他们的这一担忧：这似乎就是儒家成为国教、当局建立文化垄断权的第一步。 自由主义持续了一百年的这种激进反儒态度，激起了新兴的儒者的强烈反弹。新一轮政治儒学和儒教思潮具有较为强烈的信仰成分，因而反弹也就更为强烈，他们对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自由、民主等理念，明确地表示了怀疑，甚至提出直率的批评——不过，这种批评经常并不意味着否定、拒绝。自由主义者纷纷皈依基督徒，并依据基督教教义来抨击儒家，也强化了儒者对自由主义的不满。 儒家对自由民主的批评，让头脑简单的自由主义者更加确信自己对儒家的警惕性先见之明。他们抨击儒家的态度更为坚定。于是，在当下的中国，形成了自由主义联合基督教为一方，而儒家——尤其是那些具有较为真诚之儒家信念的草根儒者——孤独地作为另一方，展开了思想与宗教对抗态势。 当然，过去若干年来，也有若干自由主义者经过蜕变，放弃了现代自由主义的反传统教条，亲近或者接受儒家。笔者就是其中一员。不过，与自由主义者皈依基督教阵营的宏大气势相比，自由主义之儒家化，显然不成气候。基督教自由主义者在自由主义圈子中可能得到尊敬，儒家化的自由主义者却经常被指控为背叛者。 然而，这一次孔子雕像事件中所发生的一件奇异现象，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自由主义反儒家之传统立场的荒谬性。有一些自由主义者明确反对在天安门广场树立孔子雕像 。自由主义表达这样的态度，人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次，众多毛左派也高调反对在天安门广场树立孔子雕像。 这一景象实属诡异。本来，在中国大陆的各种意识型态中，再也没有比自由主义与毛左派之间的对立更为直接的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直在强烈抨击乌有之乡，也在严词抨击重庆的「唱红打黑」活动。但现在，围绕着孔子雕像，双方却唱着同一首歌。而且，在这个大合唱中，毛左派的立场比自由主义者更为坚定，他们的声音更为高昂。笔者无法想象，面对这样的景象，那些沉浸于反孔、排儒情绪的自由主义者，该作何感想？ 也许，这一事件表明，继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型态溃散之后，另外一种重要的意识型态，现代自由主义反传统的立场，也已经走到了尽头。自由主义与这个社会中最不理性的毛左派竟然进行合唱，说明自由主义在这方面一定出问题了。 问题的根源在于时空的错位。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中国还是传统的，胡适所反对的妨碍个体解放的制度，也许与儒家有关联，因而或有一定的合理性。殷海光在台湾激烈反对儒家，就已经相当荒唐了，因为，海峡对岸的大陆当局正在疯狂地「破四旧」，摧毁儒家。今天当大陆当局正在羞辱孔子、羞辱儒家的时候，自由主义抨击孔子、儒家无异于落井下石，显示了理智上的混乱与政治上的不成熟。 自由主义假如要有一个未来，就必须在政治上成熟。而政治上成熟的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放弃百年来的反儒家意识型态。经由放弃这种意识型态立场，自由主义也许可以重上正轨，在中国历史演进的关键时刻，发挥更为恰当、也至关重要的作用：完成现代国家秩序之构建。 人们经常引用美国学者贾祖麟基于胡适研究而对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作出的经典评论：「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在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应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却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准则的手段。」 这样的论说看似机智，实则错得离谱。放宽自由主义的定义，那可以说，在西方国家的现代历史上，自由主义施加给自己的职责，就是构造优良秩序，而绝不只是等待着做现成秩序的消费者。这样的秩序涵摄各个方面，如法治、分权体制、民主、产权制度等等。 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自由主义者同样如此。只不过，由于种种历史的机缘，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走上了反传统之路。有些人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从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到同样边缘化的革命者，支配了现代中国历史进程。边缘人从事了最为大胆的破坏行动，在传统秩序的废墟上，建立了一种最极端的统治秩序，它由无神论的意识型态支撑。在这一意识型态溃散之后，大陆当局有意无意地鼓励物质主义。当代中国社会之物质主义，纵向地看是史无前例的，也许只有商末、明末可以模拟；横向地看，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物质主义与它之前的意识型态一样，已经让中国人跌入虚无主义的深渊，中国的社会秩序因此而处于逐渐解体过程中。在这样的精神与社会基础上，似乎很难建立起可稳定运转的自由宪政秩序。这一秩序需以正常的生活秩序为前提。那些较为顺利地建立了现代自由宪政秩序的国家，无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当下中国的情形则十分特殊，经过数十年的猛烈冲击，精神、社会秩序本身已经千疮百孔，接近溃散。 于是，中国大陆具有构建现代国家秩序之雄心的自由主义者，就不能不同时承担两项任务：重建人的精神与社会，同时构造宪政制度。而要完成前一项任务，自由主义就必须对过去一百年的反传统的传统立场进行反思，并与传统和解，当然，主要是与儒家和解。 也就是说，中国，尤其是自由主义者，需要一场「复归」运动（renaissance），这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启蒙运动，真正的启蒙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运动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再进行精神破坏，而是进行建设，更准确地说，让传统复苏，治疗、恢复、调适人们的精神。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运用各种手段摧毁儒家价值，摧毁与儒家密切相关的民间信仰，摧毁其他宗教，导致中国人的精神秩序趋向瓦解。与此密切相关的激进意识型态造成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陷入迈克尔•波兰尼所说的「道德倒错（moral inversion）」状态，人们把抢劫当成正义，把撒谎说成忠诚，把粗鄙当成高贵 。只有经过时间淘洗、因而具有普遍性的传统的信仰、价值，可以治疗心灵的这种严重疾病，进而重建健全的精神和人格。唯有这样的人，才有意愿、有能力重建社会，重建自由主义者所向往的优良治理秩序。 作为中国之主流传统的儒家的复兴，对于中国人的精神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的重建具有决定性意义。儒家在中国具有深厚的文化与历史根基。儒家就是中国的生活、文明本身，过去三十年中，随着正统意识型态溃散，儒家经历了一次自然的复兴。正是这样的复兴，在最基本的程度上维系着这个社会的生活秩序。 自由主义需要认识到这一事实。自由主义的使命不是改造生活、文明，而是让文明、生活的逻辑可以更为舒展、自由地展开，赋予生活、文明更为合理的型态，而且，主要集中于公共生活部分 。 当然，不少自由主义者怀疑，当局只是在原有意识型态破产之后，才转而利用儒家。这样理解当局的意图，并没有错。人们也完全可以推测，当局乃是基于对儒家的专制主义理解而尊崇儒家的，这就好像李光耀之利用儒家为其威权政体辩护一样。 但是，当局这样对待儒家，绝不意味着儒家就只能充当这样的角色。儒家向来具有强烈的伦理与政治主体性意识。简单地回顾一下儒家与权力结合的历史，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儒家与皇权专制具有不同的源头，双方的诉求也完全不同。历史上，儒家与权力之间曾经建立起密切的关系，这始于汉武帝时代。人们通常据此认定，儒家是支持专制的。但事实恰恰相反。历史的真相是，汉承秦制，不过宽和一些。到汉武帝时代，依靠暴力与财富统治的体制无法维持下去。深陷统治正当性丧失殆尽之困境的汉武帝，不得不求助于儒家。儒家利用这一机会发动了一场宪政主义的「复古更化」，从根本上改造了汉初所延续的秦制，而建立士大夫与皇权共治的体制。也就是说，儒家进入皇权政体，其实是给这个政体带入了宪政主义元素。历史上，这样的过程在经常重复 。 儒家在当代所扮演的角色，也必然类似于此。儒家风俗、制度的恢复，其实是在极权主义政体对社会进行大规模破坏之后的废墟上，重建社会自治的一种自发努力。而当代那些致力于依据儒家理想建立秩序的儒者，通常都具有强烈的伦理与政治主体意识。他们绝不满足于为现有政体提供论辩。相反，他们通常都是宪政主义者，尽管他们也会对自由主义、对民主提出批评——其实更多地是提出补充。比如，蒋庆所提出的乃是一个三院制的议会主义宪政方案，而康晓光的儒家宪政方案也并不拒绝三权分立与民主制度。 因此，当局必然会利用正在复兴的儒家，但是，当局利用儒家的过程也必然是儒家反过来改造当下之治理架构的过程，这必然呈现为某种程度的宪政化过程——社会自我治理、法律之上存在判断法律之超越性准则的信念、道统高于政统等儒家的传统观念和制度，在当代中国脉络中都是具有宪政意义的。更不要说，在当代大陆，也有一批儒者，包括笔者，完全从自由宪政的视角理解儒家、重解儒家，而这样的诠释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事实上，在当代中国大陆的政治社会脉络中，儒家本身也是公民社会的构造主体之一。举例来说，那些民间举办的读经班甚至私塾，就是对官方教育垄断的一种冲击。因此，仅从保障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制度设计的角度考虑，自由主义也是可以接受儒家的。 大陆当局基于其统治的敏感，知道儒家的这种倾向，因而始终提防甚至打压具有真正儒家信仰的儒者。如果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是成熟的，那就不应当与当局为伍，而应当对处于当局打压之处境中的儒家予以扶持，至少可以对其复兴持一种乐观其成的态度。 更进一步说，如果确实要完成现代国家构建之事业，自由主义也必须改变对儒家的立场，承认儒家之主流价值地位。因为，如果不能妥善安顿儒家，让儒家发挥其作为生活、文明中枢的作用，中国就不成其为中国，所谓自由的、宪政的中国，也就无从谈起。 至此，也就涉及现代政教分离原则的运用问题。传统上，儒家并不是一种宗教，儒家并无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一神教教会组织，如基督教会。它没有在一般社会治理体系之外另行建立一个自足的信仰体系，它没有排他性的神。儒家不是要让人侍奉某个神，而是要让人们生活在一种健全的状态中，成为君子，成为真正的人。儒家关注的重点就是塑造君子人格，训练君子的治理技艺。归根到底，儒家只是牟宗三先生所说的「君子教」或者钱穆先生所说的「秀才教」。对于神灵信仰，儒家本身并不是特别感兴趣。 这一特质让儒家天然地具有宗教宽容的气质。正因为此，儒家虽然曾经享受「独尊」地位，但在中国历史上，佛教相当流行，对于庶民来说，民间宗教也是宗教生活之本。实际上，大量儒生也同时信奉佛教或者民间宗教。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具有宗教宽容的传统，宽容内在于儒家的义理结构中。对于基督教，儒者也大体持一种宽容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受基督教快速传播和自由主义反传统立场的双重刺激，推动儒家之当代复兴的若干人物，似乎表现出制造和强化与他者对立的倾向，为此，这些人士也有意强化其宗教性的元素，「儒教」概念之提出，是与此有关的。但是，这种观念未必构成儒家的主流，反对儒教说者在儒家圈子中大有人在 。而且，这种观念更多地只是防御性的，假如儒家在比较宽松的制度环境中，可以找到其他教化制度，「儒教」说就会自然消匿。儒家将会成为这个文明的一种底色，它影响及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并不妨碍人们思想、价值以及信仰的多元性。 四、结语 儒家正在中国大陆复兴。这种复兴，乃是中国文明演进之自然趋向所驱动的。它最初始于民众对自己熟悉的信念和生活的自发回归。1970年代末，当局放松权力和意识型态控制后，民众不假思索地返回到他们的祖先所熟悉、深入他们血液、骨髓的传统的生活型态，而这生活型态，正是由儒家价值所塑造、所支撑的。相比较而言，知识分子不过是民众这种反应的追踪者，由此而有了「国学热」，而有了「儒学」之复兴，最后有了面向中国问题之当代大陆儒家思想体系之构建努力。这是一个由野而国、由民而学、由风俗而思想、自下而上的复兴过程。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之「道」，在经历摧毁之后自我重建的过程。 面对这一趋势，已经丧失了意识型态自信心的当局，无法对抗生活与文明的逻辑，而不得不部分地默许儒家的复兴。在此基础上，当局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孔子、儒家的文化地位，引其中一些概念，进入其话语体系，以弥缝其意识型态体系上的千疮百孔。有些敏感的知识分子洞悉此中关窍，积极地从事援马入儒或者援儒入马的意识型态修补工作，甚至极具想象力地打通本来相互为敌的毛泽东与孔子。 自由主义者对于当局和思想界的这种努力相当警惕，并因此而强化了——其反对儒家的心态。不过，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大陆当局所信奉的意识型态是高度刚性的。即便它在整体上已经溃散，但其原教旨主义的残余——毛左派，也依然可以凭借着道德和政治上的优势，挟持统治当局，阻遏其回归儒家。 这样的政治态势意味着，儒家不得不准备以长期在野的身份，在民间从事其复兴事业。这样的生存状态不可能不对其尚在形成过程中的新义理产生重大影响。或许可以大胆地预测，当代大陆儒家最终仍将接续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先生所形成的「港台新儒家」的基本理路，会通儒家与宪政，尽管其中一些人现在表面上对现代民主制度、也对港台新儒家的学术进路颇有微词。当局的机会主义策略所制造的曲阜教堂事件和孔子雕像事件，实际上把大陆儒家向着这个方向上大大地推了一把。可能发生的儒家的这种变动趋势，是否能够促成自由主义对当代儒家、进而对整个儒家的态度，发生一定变化？ 也许，从当代大陆的文化和政治的基本格局与演进逻辑来看，自由主义对儒家的态度必须改变。旨在透过自由宪政的政制规划完成中国之现代国家构建的人士，其中主要是自由主义者，需要对其反儒家的传统立场进行反思，在两者之间建立起更为健全的关系。 至少从政治的角度看，儒家不是自由主义的敌人，而是朋友。更进一步，从思想的角度看，儒家是中国自由主义展开内生性理论构建的根基所在。百年以来，中国传统与自由处于相互敌对状态，这种状态固然让儒家遭受不公正对待，也让自由主义丧失了理论构造能力。百年来的自由主义始终停留在常识宣传的层面上，鲜有概念上的创新能力和理论上的想象力。仅有的一些理论构造，也惟欧美之马首是瞻，在欧洲人、美国人为着解决自身问题而设定的议题中打转，而与中国的现实基本脱节，也与汉语思想传统脱节。至少在大陆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样的自由主义不具有理论创造能力，不足以对尚未完成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令人信服的理论回应。 如果自由主义能够与儒家和解，并进入儒家，诠释儒家，将可化解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之对峙，实现自由主义理论的内在化转向。这样的自由主义有可能超越常识传播的浅表层次，在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脉络中，构建自由主义的中国论说，此一论说当然不必刻意地寻求别树一帜于自由主义的欧美论说之外，而依然坚持人的自由和尊严，坚持普遍主义的立场——自由主义和儒家其实都具有普遍主义诉求。这样的思想和知识努力，反而有可能丰富和深化西人所提出的自由主义的一般性命题。反过来，由此，儒家价值、思想也将获得「新生转进」之生机，有可能融入、支配现代中国人之生命、生活秩序。 这就是本文基于对中国大陆思想与政治格局之分析而得出的结论，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笔者的愿望：至少在传统遭遇严重破坏的大陆，自由秩序的构造与儒家的复兴，必呈现为同一个历史过程。双方在同情性相互理解、互动的过程中，将同时获得新生命。 姚中秋，笔名秋风，独立学者。曾译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普通法宪政主义，现致力于研究儒家义理与中国治理秩序之历史，着有《立宪的技艺》，《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第一卷，以张君劢为中心》，《华夏治理秩序史：第一卷天下》、《第二卷封建》。

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成为了＂１９９９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确实是击中要害的，刘亚洲也因此而获得了＂敢言＂的美誉。 张木生说得很坦率：＂我们把工农都变成弱势群体＂，就＂一点合法性都没有＂了。 刘源在会上的表现，虽然张木生表示是偶尔失态，但人们仍然从中感到了＂痞子气和霸气＂，如前文所说，这正是我最为警惕与担忧的 。   　　如果说＂胡锦涛、温家宝的时代＂，主要是文革期间的＂大学生＂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那么，所谓＂习近平时代＂，就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而且又是以＂高级干部子女＂为主体的。这样，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红卫兵，特别是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以后又成了知青，他们的抱负，理想，精神气质都会不同程度上为习近平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 　　根据我对老红卫兵、知青与文革的研究，及对当下高干子女动向的观察，我以为有叁点特别值得注意。 　　早在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老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即已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不能把这些宣言简单地看作是年轻人的狂言，而掉以轻心；这是基于切身利益而建立的信念和理想，即使是四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也不会变。加之改革开放的叁十年，高干子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权贵利益集团的核心部分，是须臾不能离开一党专政的体制的。即使他们中的多少可以超越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权力集中在手里，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因此，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不管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路径有怎样不同的意见，但在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必须掌控改革的领导权；强化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胡锦涛这一代并无不同，也是他们的前辈，从毛泽东、刘少奇到邓小平、陈云所期待的。 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包括老红卫兵在内的红卫兵、知青这一代，有着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他们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和底层社会、底层老百姓建立了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联系，使他们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比较重视民心与民情，这都会对他们以后的施政产生影响。而改革开放叁十年来，这些高干子弟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都受到了很好的现代教育，很多人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不仅其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而且对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的发展，时代潮流，都有比较深切的了解。 　　正是这样的对中国底层的了解，和对世界发展趋向的把握，使他们比胡锦涛这一代更加深切与强烈地感受到党的危机。正像２０１１年初成立的＂延安儿女联谊会＂上与会者所说，当前＂我党我军我国最大的矛盾就是腐败＂，＂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但＂我党自我纠错能力和制度缺失＂，＂作为党的后人，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不能再沉默＂，＂要说真话，想办法，为党解决危机＂。可以说，＂再不改革，必将亡党亡国＂已经成为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的一个共识，＂我们的父辈和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不能让红色的江山蜕变＂，也成为他们的共同决心。而且他们在这叁十年中已经占据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各领域的重要位置，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意识到，历史给他们的机会也只有这＂十年＂，高干子弟自身都在六十岁以上，他们的幕僚也大概在五十岁左右，因此，也都跃跃欲试，准备作最后一搏。 　　这就意味着，由于自身的利益化与官僚化，逐渐丧失改革动力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在他们的尚有出息的子女这一代，获得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这样，在习近平时代，就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把中国的改革推进一步。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将比文革大学生那一代，更有魄力，更具行动力，这都会在未来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 　　但不可忽视的，是文化大革命对这一代精神上的负面影响，包括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不要忘了他们当年都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不管他们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态度如何，毛泽东在其成长初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老红卫兵中是不乏＂小毛泽东＂的。在我看来，其中最应该警惕的，是文革残酷的斗争中形成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另一方面，由于今天已经很难出现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可以驾驭群雄的强势领袖，老红卫兵中又派系林立，他们之间如何形成合力，将是习近平时代的统治难题。弄不好，就会发生内讧，或各自称雄。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思想、性格、能力，就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方面，恰恰是最不透明的，这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面目含糊不清的人最容易在党内斗争中胜出，而且要在执政的中后期才逐渐显露峥嵘。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时代又有许多难以预测的不确定因素，今天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模糊的时代。但２０１０年以来一些高干子弟的表现，还是可以给人们以想象的空间的。 　　首先要提到的，自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八大以后中央常委的竞选者薄熙来。近年来薄熙来精心打造的＂红色重庆＂一直是热议的焦点。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唱红歌＂与＂打黑＂，前者显示的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氛围上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后者则是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方式解决腐败问题的自觉尝试。一般人并不注意，其实是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上的＂重庆模式＂，据说其最主要的突破有二：＂一是进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强政府对企业和经济事务的掌控。记者报道说：＂这样的举措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６年那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时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同时＂高调拾起＂的，还有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路线＂与＂大学生上山下乡＂。如此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政治遗产＂，因此，获得了一些＂新左派＂和＂毛派＂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价，誉之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新版和希望。同时又引起许多人，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党内民主派＂中国将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忧虑与警惕。而习近平在当选军委副主席以后，即视察重庆，肯定重庆经验，更引发了人们关于＂毛泽东在习近平时代的影响＂的议论与想象。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９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作了一个演讲，实际是一篇宣言：＂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秦晓在演讲和私下谈话里，明确说明，他的这一宣言，是针对两种倾向。一是＂‘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性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以为是不可取的＂。秦晓认为＂中国模式论＂从一开始的＂特殊论＂走向＂取代论＂，＂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应该特别警惕。 　　另一面，秦晓更担心激进主义思潮，他说：＂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他认为当下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体制性的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入手，可能会触发成社会危机＂，但＂这些问题是可以在体制内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善和改变＂，而激进主义则把社会危机作为＂动员民众的资源，达到某种革命目的＂，导致的是＂最坏的结果＂。由于秦晓的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的背景，以及他在太子党中广泛的人脉关系，他的这一反对＂中国模式＂论，肯定启蒙主义普世价值的宣言，立即引起极大反响，一时成为网络、评论、转载的热点议题。 　　有人把他的言论和搜狐总裁张朝阳２０１０年２月发表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妨碍竞争力＂，呼吁政府在经济领域允许自由竞争的演讲联系起来，以为由此可以找到一条＂成本小且能够避免社会碎片化的转型之路＂。而一家网站则把秦晓的头像做成绞刑架下受刑的模样，并冠以＂西奴＂。我们所关注的，是秦晓的主张，在太子党中有多大的代表性，以及在习近平时代可能产生的影响，这自然是有待持续观察的。 　　其实，２０１０年高干子弟的发言者，最应该注意的，是中国空军副政委，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一月，他在昆明军区作了题为《信念与道德》的演讲；七月，在大陆反日浪潮中，他又联合十名将校连署发表呼吁，要求对外强硬，对内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仔细看刘亚洲的观点，其实是有叁个基本点的。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他对政治民主化的强调，以及在《中国改革得与失》里对现状的批评与分析： 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成为了＂１９９９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确实是击中要害的，刘亚洲也因此而获得了＂敢言＂的美誉 。 　　但不可忽视的，是他的这样的尖锐批评的另外两个前提：其一是＂民主放权＂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我党的执政地位＂：这一基本点，刘亚洲和所有的太子党并无二意。其二是民主是＂强国强军之途＂：作为军人的刘亚洲本质上是一个军国主义者。王怡先生对刘亚洲思想的概括是准确的：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国家权威主义笼罩下的民主梦＂，执着于＂民主压倒自由的老路＂。由此可以解释刘亚洲的许多矛盾，比如他主张民主，反对专制，但坚决捍卫＂六四＂屠杀；他主张思想多元化，但又强调＂统一国家精神是当务之急＂。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刘亚洲鼓吹＂军人干政＂。在他眼里，＂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中国社会的真正精英＂一大部分在部队＂。他断定：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军队就越是改革的力量＂。我完全同意王怡先生的分析：＂如果民间不能成为推动民主化主力，就只能依靠部分党内贵族的分化。而如果党内文官系统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改革派，就最终只能依赖于少壮的武将集团。由军人喊出政治改革的最强音，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一百年以来反复经历的梦魇。军队少壮派的出现，正是今天比１９８９年更严峻的局面，也是当初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教训之一，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化过程中频频出现军人干政的一个根源＂。 　　这些年我在观察中国政局时，始终觉得军队情况不明是一个隐患；现在，２０１０年由刘亚洲等高级将领公开亮相，就让我们看到了＂经由军人干政和军事独裁走向民主化＂的可能性，而如王怡所说，这恰恰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坏方式＂。而且还要看到，改革开放叁十年，军队一直是高干子弟的聚集地，已经集中了一批太子党的精英。这就意味着在习近平时代，军队少壮派将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军队干政的危险性将大大提高。 　　而军人们永远是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者，并永远具有对外扩张性，这都会随着军队干政而在中国未来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教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如王怡先生所提醒：当下中国社会已经有着军国主义滋生和蔓延的基础：＂中国是全世界军事刊物最盛行的国家，几乎每个中学男生都会翻看＂，＂中国是全世界军事话语最强盛的国家＂，＂中国也是少数不限制，甚至组织儿童观看战争场面电影的国家之一＂，等等。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样的军国主义的危险，是特别应该引起警戒的。太子党在２０１１年初，又有了新的表现，尽管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但在这里也姑且一说。前已说到，２０１１年的春节＂延安儿女联谊会＂的聚会研讨，会后形成了一个《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书，主要着眼于＂党内民主＂建设。最引起注意的是要求实行从各级党委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常务的＂直选＂。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４日，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此书由刘少奇之子刘源作序，而张木生又是刘源的＂哥儿们＂，实际是其幕僚，因此而引人注目。当下中国的太子党的各派系，都在聚集各路幕僚，研究未来中国政治对策，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政治、思想、文化动向。张木生等是首先亮相的，他的书的核心是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 　　其实，早在多年前，由刘源担任总顾问，制作了《刘少奇与新中国》的记录片和同题小册子，由张木生作序，就已经提出了他们的新＂新民主主义＂论。而在２０１１年旧话重提，就自然别有意义，网上反映说，新“新民主主义论”可能会成为中国下一步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刘源自己也说得很清楚：“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成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至少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太子党中的刘源派系的一个宣言吧，也可以说是他们“谋国运”而提出的国策。 　　为什么要在当下中国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张木生直言不讳，就是要为共产党“重塑合法性”。因此，新“新民主主义”论的要点有叁。首先是“共产党领导”，党要掌控改革的绝对领导权，这是前提；恢复与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目标，出发点与归宿。前文已经说过，这是所有太子党的共识与不可逾越的底线。其二，要＂恢复以工人、农民为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重塑合法性的关键。 　　张木生说得很坦率：＂我们把工农都变成弱势群体＂，就＂一点合法性都没有＂了。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有叁种模式：建国到文革前的十七年的一党专政是以工人、农民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毛泽东在文革中所要建立的是领袖专政与群众专政直接结合的一党专政模式；文革后，邓小平时期，特别是江泽民时期，就逐渐将所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政治、经济、技术精英作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工人、农民确实都变成了弱势群体，这样的失去了工人、农民的支持的一党专政，就出现危机了。 　　刘源们看到这一点，但又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党的精英专政，就选择了向工人、农民让步的对策。具体有两条，一要把国家现有的巨大的存量资产，变成社保基金，福利基金，＂解决７０％还没有富起来的人的民生问题＂；二是要允许工人、农民＂有组织＂，共产党来当裁判，以此建立合法性。 　　应该说，如果真的实施这两条，确实会给底层百姓带来一些实惠，也会给中国底层民主有一定推动，这可能是新新民主义论的最有积极意义的方面。第叁，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又能够＂驾驭资产阶级＂。这就是张木生所说的，＂制衡会有的，宪法会有的，不同派别在一个党内也会有的，舆论的公开和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独立，在一个党内最后也是能解决的＂，但有个前提条件：只能有一个党，要由党来控制、＂驾驭＂一切。它的潜台词，就是如果有人要挑战党的绝对领导，或者党一旦驾驭不了，失控了，那就要收回这一切，实行专政，而且很可能是军事专政。 　　其实，这就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１９５７年搞的那一套：听话，就当作统战对象，许诺给予种种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不听话，就发动＂反右运动＂，聚而歼之。但是，问题是，回到了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就真的能够建立起新的工农联盟，成功驾驭资产阶级，从而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吗？据说张木生在座谈会上还说了一句话：＂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最受到中国接受＂。那么，他们自己也是把＂新新民主主义论＂看作＂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了。 　　这初出山时的汹汹气势中的露怯，是颇耐寻味的。早在前文提到的《刘少奇与新中国》里，刘源和张木生就提出过要＂卷旗不倒旗＂，既要坚持＂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旗帜＂不倒＂，但却要＂卷旗＂，再也不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原因即在于此。或许在他们看来，＂新民主主义＂声誉尚好，可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达成＂共识＂吧。这次新书发布、研讨会最为人关注的，是刘源和几位将军的出席，这成了部分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一次集体亮相，提供了一个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机会。 　　我注意到的有两点。一是军队少壮派的表态：＂现在说存在就是合理的，现在中国走出这条道路，确确实实使我们中国强大富强起来了，虽然有一些弊端，但不应该对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产生质疑＂，不能质疑的更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也就是后来刘源特地打电话让张木生转达的意见：＂这个结果，这个实践不能假设，不能如果，因为历史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到了今天，如果我们不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谁能够代替他？！＂还有的与会军队少壮派宣称：＂民主，自由，人权，人生而平等＂，这都是＂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概念＂；＂我是一个军人，讲什么东西都跟安全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国家安全＂，至于＂普世怎么普世，我表示怀疑＂——这背后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强权逻辑，和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逻辑，而且不加任何掩饰，这都让人吃惊。 　　还有：＂现在几个大国真正没有打仗，叁十年没有打仗的就是中国＂，＂我们要不要维护正义性，现在一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就变成被告原罪＂，＂这完全是泛和平主义，是一战以后的绥靖主义思潮＂，就更是预言他们掌握了国家大权之后，将在＂维护正义＂的名义下，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了。用武力解决国内问题大概也是其中应有之义。这样的＂军政府＂的意图，是应该引起警惕的。其二， 刘源在会上的表现，虽然张木生表示是偶尔失态，但人们仍然从中感到了＂痞子气和霸气＂ ，如前文所说，这正是我最为警惕与担忧的。 　　虽然刘源已经宣布：＂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但这些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却处处摆出＂舍我其谁＂的＂主人＂姿态，所谓＂争论＂是必须以他们既定的意见为主导的，不过是＂听取意见＂，就像当年毛泽东、刘少奇听取＂民主党派＂意见一样，骨子里是轻蔑对方，并从根本上是不允许反对自己的既定主张的。有人一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提到党内民主派的代表朱厚泽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质疑，就变脸了：＂说了半天又说起朱厚泽来了？在这里讨论他，我不同意＂。 　　顺便说一点，中国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气势如此雄壮，不仅有当年老红卫兵的遗风，更有当今的中国经济实力的底气。如张木生所说，＂中国虽然面临着最大的问题，但也积累了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本钱。我们现在国有企业实算的话，有１００万亿的资产，存款。在国外有１００万亿的资金。＂但在这样的财大气粗之下，会干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事情，却是令人担忧的。 　　张木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提及＂未来的当政者＂，强调＂我们国家已经被一些软弱无能、没有血性的领导者带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中＂，＂下一届最高领导者绝不会允许目前的状况再延续下去＂，＂会有人很高地举起（旗帜）＂，＂用很高的政治智慧来解决当时他所面临的问题＂，说这样的＂下一代的领导人＂有＂一批＂，并且点名说刘源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理想＂的共产党员。或许是这样吧。 　　但这一次亮相，却让人不大放心，很容易产生不祥的预感。这次研讨会很有可能是中国未来政治的一次预示，一个象征，因此具有＂史＂的意义和价值，故详细记录于此。 来源：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