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

因为在当下权力日益分化的中国社会，恐怕很少人有“资格”能戴上这顶帽子。 事实上， 野夫先生以“极权派”为题回应我的“自由派”一文，恰恰应中了我所批判的的中国不少自由派的通病：你不同意我的观点，你就是支持极权，就是专制的帮凶。正是这样简单的两分法，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推为所谓“自由派”的不支持者行列。过去十多年，中国民主自由的态势缓慢前行，但中国“民主派”、“自由派”却在日趋衰弱，这是当下中国社会很有意思的一个悖论。 不赞同“自由派”的，有可能是“保守派”，有可能是“现实主义者”，有可能是“新左翼”，有可能是“国家主义者”，甚至还有可能是与其不尽相同的“制度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等等，为什么非得打上“极权派”的唯一标签呢？当下中国思想多元化的程度远远突破了两分法的概括，也远远不是30 多年前文革时那个“非此即彼”所能形容的。 我不知道，用二元论来概括中国思想状况，是否是“自由派”人士对中国复杂性的有意忽视，但野夫先生对我不厌其倦地解构与二次解读，并将我勾勒成他“需要的”批判对象，至少可以折射出一些“自由派”人士对中国现实及不同意见者的认识，是简单化的、想像化的、激情化的、甚至是歪曲化的。 我最近读了野夫先生的《父亲的战争》（不是他送的，是我买的）、《让记忆抵抗》（刚在《看历史》杂志上读完）等作品，但野夫对我的论述却知之甚少，以至于又拿出我所在的报社再次“污名化”，更让我坚定先前“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一文的主张与立场。事实上，我一直以“北京媒体人”的身份参与这次关于艾某人的所有讨论。 尽管如此，我依然敬重野夫先生，所以他发短信“提前请示”是否“可以公开回复你”时，我的回复是“愿洗耳恭听”。但对野夫先生的回应，我并不愿像孩童般你一句我一句地拌嘴，而是希望提出一个“ 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时代”的新命题，将这次辩论深化下去。 在这个问题上，我至少想说三点，间接也能纠正野夫先生“极权派”一文的逻辑。 第一，尽管中国制度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也有各种潜在危机，但中国社会目前仍然处于有史以来“ 民众最不想回到过去”的时代。除非你对某个历史时代有着浪漫主义想像，以及对自己“穿越身份”的过度置换，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中国当下的时代依然是最不坏的。我不是为谁辩护，而是对中国发展现状的一个起码判断与应有自信，否则恐怕就抹杀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绝大多数人辛勤及艰难的努力进程。 即使是“自由派”们不断诟病的言论桎梏，试想，中国还有哪个时代比现在的言论尺度更大、更安全呢？看看微博里的激烈言论，以及“官员”、“政府”、“支持政府者”在网络舆论中的相对弱势地位，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当下言论环境处于中国3000多年历史上观念最多元化、最分裂化的时期，即使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也不及当下的十分之一，何况春秋战国又是大乱世。 恰恰与野夫先生勾勒的“极权派”相反，我认为，我的上述观点是真诚的、有良知的、有勇气的、客观的、有逻辑的。 我不怕这样说会被贴上“大五毛”的标签，我担忧的是，现在一些“自由派”人士大喊自由民主，骨子里并非出于价值信仰，而是出于特殊的利益诉求。 事实上，几十年来，大喊自由民主的人士都过得不错，不仅搏得公共知名度与“有勇气的”美誉，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享受当下体制背景中不断上升的生活待遇，但他们依然在批判现存制度。 我非常支持批判，这些年来我也一直这么做，但问题在于，当下一些所谓“自由派”、“民主派”的批判是装腔作势的、是哗众取宠的、是不切实际的、是自怨自艾的、是全盘否定的、是虚情假意的、是无理谩骂的、是不通人情的、是两面骑墙的……恰恰是这样的批判，才是野夫先生所指的“最缺天良”、“ 最缺常识”、“最缺真实”、“最缺勇气”、“最缺羞耻”的。当然，我不是指野夫本人，而是指相当数量的所谓某些“自由派”。 在两个新“凡是”（凡是政府支持的，就反对；凡是政府反对的，就支持）的诱惑下，不少“自由派 ”的声音“自我妖魔化中国”，正在“矮化中国”。实事求是，在“新凡是”思潮的干预下，反而变得越来越难。 我再次强调，我决不否认当下中国的诸多缺陷与问题，但是反思中国的现代性，不应以否定现代化经验为前提。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第二，尽管中国还有许多贫困现象与不尽如人意的人群，尽管我们的发展还有很多困难，但中国依然处于“最需要总结成功经验、避免失败教训”的时代。反思与批判在当下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当下社会广泛的关系网络与历史脉络。这是我们反思之现实基础。中国再也没有比现在更需要建设性意见的时候了。 环顾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与工作，都不得不承认，每一个人都有成百上千个理由骂这个社会，恨这个国家，但一旦面临自己践行时，会很容易发觉多数时候自己也做不到；当你要推动一些事情时，会很容易发现，原来中国社会任何大问题的解决，面对得将是一个庞大冗杂的关系负重，以及纠结乱麻的历史惯性与文化劣根。 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一句毁灭性的砸烂体制就能解决的。就像埃及民众在解放广场大喊“穆巴拉克下台”时是多么地过瘾，但一旦进入“后穆巴拉克时代”，民众照样陷入无尽的迷惘，并发觉原来日子反而越糟。 现实的残酷与革命的理想之间，看似是很近，其实却相当遥远。这正是我说的“自由派之缺”，不少所谓“自由派”对中国社会的批判是粗糙的甚至粗暴的，是去经验化的甚至是不靠谱的。 我不是保守主义者，实际上我一直努力在个人岗位上力所能及地致力于改变，这正是我给野夫先生发短信谈及“时事复杂，常感无奈无助。只能尽己本分，做好当下之事”的根本之意。我不怕被攻击为“革命的阻碍者”，我担心的是，一些高喊革命的人，可能是大野心家，可能带来的不是民生的提升，而是更糟的未来。历史往往都是这样，砸烂远比重建容易得多，但砸烂后的日子依然是百姓最苦。 现在的中国社会并非不改革，而是30多年后我们面对二次改革时发现，要改掉的东西是那么难。许多网友都在批评利益集团，但仔细一想，自己很有可能就是利益集团里的一分子。事实上，中国的现实往往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这些人包括网络上的“沉默大多数”，也很可能包括那些谩骂者。 我不否认，有一些自由派是有价值信仰的，是真诚的，是有针对性的，建设性的，但相当数量的“自由派”及其跟随者并不是这样。他们的谩骂或出于利益诉求，或只是生活牢骚，或是心情发泄，当下体制成了他们最大的替罪羊。 所以，越是这种舆论混沌、迷乱期，越需要总结过去成功经验，承认这一点，是需要勇气的。 第三，尽管我们这个国家还有许多提升的空间与方向，但是中国依然处于“最需要去宗教化、去理想化预期”的时代。我们当然要勾勒一个“美好社会”，但那并不是天堂。这个时代本身就是一个“坏世界 ”，我们面临的“坏世界的改造”，但改造的目标与预期决不是“完美社会”，也做不到“完美”。 2008年以前，我们以为美国是“美”的，但金融危机撕掉了覆盖在美国神话上的伪善面具；“3·11” 地震前，我们以为日本社会是“完善”的，但核辐射揭露了日本神话的疮疤。我不反美，也不反日，我只是反对神话化美国与日本。 但现在一些自由派正在做着“神话化”的事情，更有趣的是，这些“神话化”深得舆论的怂恿与同情，即使是错了，也得到相当的谅解。举个经典的例子，某著名主持人说，美国手机费非常便宜，但后来证明他“神话化美国”了，舆论对他相当谅解，试想，如果某个官员说错话了，中国舆论会怎么样呢？我不是反对学习美国与日本，但我非常反对当下社会舆论的不对称与不均衡。这恰恰是中国民主应有之义，也是我们整个社会都缺乏的，同时也是“自由派”所缺乏的。 再以民主为例，“自由派”现在都在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他们有没有翻过历史，为什么民主在过去2000多年，只有最近100多年甚至只是最近几十年才被视为“好东西”呢？有没有真正读过柏拉图原著《理想国》和《华盛顿文集》？有没有看到他们说“民主这种制度不加区别地把平等给予一切，而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等等之类的话呢？ 我绝对不是反民主主义者，但我反对的是，我们必须反对“ 民主简单主义”逻辑。比如，我们常说，民主“没有如此这般的缺点”。但这并不能推导出“民主有更多优点”的结论，就像一个不贪污的官员不等于他就是一个好官员一样。我们现在最多只能说“民主不是最坏的制度”，或者说“至少还存着一个甚至一个以上比民主更差的制度”，但绝不能得出“民主是好的” 简单结论。 学术点说，民主不应是一种价值，而应是一种制度设计。现在中国诸多“自由派”的大陷阱就在于，将其“价值化”甚至“宗教化”，更有甚者是“原教旨主义化”。这对当下复杂的中国是非常危险的，是有重要误导性的。与此同时，所谓“自由派”还在以某种批判抬高社会大众的预期，这在当下依然欠发达的中国来说，同样是一种不说真话、不实事求是的表现。 当下中国“自由派”的问题非常严重。当然，我必须承认，这些严重问题的程度与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大体相符。如果套用那句“有怎样的人民，就有怎样的政府”，那么，“有怎样的社会，就会有怎样的自由派”。 我再重申一点，当代中国精神什么都缺，但在缺少的这些精神里，“自由派”所高喊的那种所谓的“ 民主精神”（与我理解的不一样），肯定不是排在最缺少的前列。如果要我来排，我认为，“务实”可能是当前中国社会最缺少的精神之一。 最后，我要感谢野夫先生。尽管我完全不同意他对我的任何一句批判，但在视频一事后，他却是唯一一位以对等、平和的方式与我讨论的人。所以我才回应了这些。我很享受这种思想沟通与交流。   来源： 国际那点事儿 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958e280100qhen.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2291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我为什么要写这封公开信 去年某日，一位企业家朋友请饭，饭余茶叙，王文应主人之邀赶来，派发的片子我看是著名的《环球时报》的主笔之类，心生敬意——如此年轻便在该报扛鼎，那得多有主意啊。闲聊之间，我们彼此对家国看法略异，但鉴于都是东主的宾客，且现实中的他我，也非无礼之辈，于是乎各自揖别而去。我记不得是否送了拙著，但心底知道高攀不上朋友，之后便淡忘了这一面。 前几天忽然看见一个流传甚广的视频，赫然看见他和那位著名司马，一逗一捧地在落井下石——攻讦另外一个失踪的胖胡子。就算站在人道或江湖道义的角度来看，胖子眼前都还只是失踪人口，国家都还没给个准确说法，这两位爷先自这般吹拉弹唱弹冠相庆，我不免觉得有些缺德。于是我转发了这一条微博，并确实在酒愤下指出了王的身份单位，并确有不妥地说他眼斜，心术不正。 十来分钟后，我的电话进来一陌生号码，王文电话中十分恳切地对我说——他是无意之中被拉去那个网站对话录像的，自己也不想跟着骂胖子，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自己也很尴尬。他不希望这事与他的报社联系起来，希望我能马上删除我的微博。 我看他言辞恳切，劝告他要爱惜羽毛，不要与狼为伍，之后也检讨自己酒后不该拿他的体貌特征讽刺，于是他说改日请我喝酒等等，大家就算化干戈为玉帛了。我很快删除了微博，他很快发来短信如下——感谢先生，上次见面后一直记下您的号码在手机中，这次派上用场。受访一事实属巧合，亦有不妥之感，故只谈事实不强加辱词。苟存当世，时事复杂，常感无奈无助。只能尽己本分，做好当下之事。望先生理解。 看见他这近乎诚恳的短信，于是我又发了一条微博——第一次自己删了一条微博，也许不尽知隐情，言语激动，伤了小友。小友来电解释，彼此宽容，到此为止。古人说——友直友谅，我直他谅，但是前提是我们都不要助纣为虐…… 我爱惜那些心存天良，也心存羞耻的人。即便我们观点有异，但只要秉心真诚，知错知耻，相逢一笑则依旧可以握手言和。这一点龃龉本已放下，但是昨天却在共识网上看见王文的大作——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他的结尾一段不点名的提及我和他这一场往来——就像今天有位自称“中右”的朋友发微博骂我，我电话礼貌地请其删去人身攻击的那些话。他很吃惊，欣然答应并解释道那是酒后失态，还说没想到我会打电话给他心平气和地说这个事，而我之后也短信相邀与之过几日餐会。我想，这应该是左右两翼人相互沟通的一个案例吧。 看了他的这篇文章，以及看见他这一段话中的正义姿态和微妙心态，我觉得事关私德也事关公德，决定作文与之商榷。于是早晨给他短信，问他——我是否可以公开回复，并说我在乎友道，因此先请示。他回答说只要平和争论，愿洗耳倾听。遂有以下商榷——   如何解读王文大作《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 原文摘录：这几年连续做了几次偏左的课题，经常反思自己的价值观趋向，自己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有时候也自称是“中左”，但有时对于政治、经济的看法也是偏“右”，过于自由化，对国内一些政治、经济与社会之痛，更有切肤之痛，咬牙之恨。 解读：最后一句，假设属实，足见你天良未泯。这是我愿意与你交流辩驳的原因，因为你这一点，已经拉开了你与那些拿钱开骂或开捧之人的距离。 原文摘录：随着年龄增长，愤怒被慢慢消磨，还在于本身对中国当下社会需要稳定的内在认同，更在于我对自己这些年在交往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改革派（或称自由派、右翼）人士的一种怀疑与自发的失望。 解读：认同维稳，对自由派怀疑失望，你决定不愤怒。你起初对社会弊端的愤怒，与改革【自由】派何关？因为改革派也对弊端愤怒，于是你不再愤怒？还是这些你愤怒的事情，都是改革派弄出来的吗？任何黑暗不公腐败，都是人神共愤的事情，与左右无关，难道你一切喜怒都要与自由派反着来，这样社会就稳定了吗？ 原文摘录：第一次失望来自于一位10年前在某报办过专门揭露社会负面、以批判见长的著名“周刊”的一位主编。在一次有诸多年轻媒体人与学生参与的沙龙，这位当时已经下台的主编当然是我们席间媒体界“少男少女”的崇拜偶像，尤其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漂亮小女生。主编高谈阔论，小女生坐在其旁，投以仰慕的眼神。不一会儿，这位主编便开始偶尔拍拍女生的小手，搭搭小酥肩。再过一会儿，等大家不注意，牵着女生小手就坐到一旁去了。接着又带着女生离开了餐厅。我无意以“此处省略多少字”来猜测他们后来的剧情，但当时这样的情境对于我的冲击是巨大的，这人怎么这样呢？ 解读：就算这不是虚构，这位主编自个泡妞，干卿鸟事？怎么就伤着你，且影响到你的政见了呢？台湾小女生的“酥肩”是你眼中的向往吗？人家酥肩自己都没嫌烦，兄弟你这是吃的哪门子的醋啊？国家有法律规定不许主编牵着人家的小手吗？主编被你划为自由派的代表，于是他泡了你眼中的酥肩，你就要跟自由派改革派作对？主编的私德与自由派改革派的公德有什么逻辑联系吗？那我要是举例某个强奸犯十分热爱毛主席拥护党中央，是不是也可以拿来批评你们左派呢？ 原文摘录：第二次的印象比较深的失望来自于一次“普世价值”的研讨沙龙。那个会议聚集了几乎国内大多数顶级的改革派人士。当时我见到一位很牛的新闻学教授，很敬仰地向他递上名片，没想他立刻回了一句：你们太国家主义，最终与政府同污合流。这样的无礼待遇我不是第一次遇到。 解读：这件事，教授顶多算与社交礼仪不符，至于他对贵报的评价，似乎正是你们自己从来引为骄傲的事情，你为何感到伤害呢？如果你因此生气，那也只与该教授没有向贵报顶礼膜拜相关，与自由派改革派的主张何关？你为什么不反思贵报为什么会如此让人不屑？ 原文摘录：2008年，我遇到南方某家的评论编辑，他那里被圈内视为“自由派”大本营。我职业性地与他交换名牌，结果得来的第一句回应是：你们这个愤青报。 解读：这些人对你的无礼，都不是因为你的过错，他们与你无仇无怨。作为主笔，你确该反省贵报为何声名如此不堪？他们鄙夷的都是你所供职的媒体。就像你可以调侃南方报业一样，他们也可以反唇相讥贵报。但是媒体人是要凭良知吃饭的，你如果觉得贵报正确，那他们的批判正是你想要的奖赏，又何必因此结怨。如果你也因此感到无礼和羞耻，那你可以良禽择木而栖。为什么社会对人民日报记者都没这样羞辱，偏偏大家都要针对你们呢？ 原文摘录：那位新闻学教授我在另一次内部研讨会上又见到。当时是讨论如何提升话语权问题，我发言的其中一个看法是，现在中国国家领导人动辄接受国外大媒体的专访，应该把更多机会留给国内大媒体。这位教授还没等我发言，就严辞反对。我理解他的话外音应该是，这样的专访机会是不可能也不允许更不配给国内媒体的，国外媒体才有资格拿到。 解读：还是一个失礼的个人小节，与教授的自由派理论无关。你批评中国领导人不重视你们“国内大媒体”，也可见你们在他们自个心中究竟是什么分量。在一个新闻都还没立法的国度，你不要求媒体独立，新闻自由，你仅仅要求的是领导还要看得起你们大媒体，当然这会让人齿冷。你们人民日报系已经霸占了太多的话语权和采访权，你还要觉得被首长冷遇而发出嫔妃之怨，你自己觉得对满天下的小媒体公平吗？领导面对外媒，还能说几句人类听得懂的话。就算给你独家专访权，兄弟，你告诉我，你敢问什么尖锐的问题？每年的记者招待会，你们这些大媒体都问的是一些什么鸡毛问题啊？别人不懂此中诀窍，你难道还要装作不知道个中三昧吗？ 原文摘录：回到在那场“普世价值”的会，一位来自长三角一带非常著名的教授上台发言。第一句话就说，现在一些人不认为世界上有普世价值。我觉得太荒唐。我现在建议，在场不承认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的，请给我出去！！他几近是以狂吼的声音在发言。他这叫做民主自由吗？ 解读：先问兄弟你，承认温总理说的普世价值吗？再问你，民主自由是不是贵党从建党以来就一直扬言要追求的目标？再问你，哪一个中央文件宣布了，从此我国不要民主自由？回到你的举例来说，你说的这个教授在你看来，一边鼓吹民主，一边吼叫要不赞同的人出去，这是矛盾的。因此你瞧不起自由派，因此你要反对民主，是吗？那我认为，该教授的吼叫，也许声音刺耳，不合礼俗，但在这样的会上，那也只是他一家之言。你可以公开跟他辩论，你们在会上甚至打架，这都不违背民主——议会上打架的多了去，况乎民间研讨会。教授个人要求无共识的不要与会，他并无主张也无权利拘捕审判不赞成民主自由的人。倒是主张民主自由的人，却时常要面临失踪和审判，请问你对这些基本事实怎么看？你不会否定这样的事实吧？ 原文摘录：另一次失望是在某大学的博士生沙龙讨论会。主讲嘉宾是国内几乎最有知名度的自由派学者，一位专长研究民主理论的该校博士生对他提出异议。结果当然是这位学者以激动的语调、高亢的嗓门、还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取得场面优势和最后胜利。他的确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有渊博知识与经历的学者，但没想到的是，他把这次讨论“缩写”成三条微博，结果引来转发与陪骂，骂那个博士生太官僚，我最想说的是，他微博中说的话绝对不是当时的现场真相。 解读：我能猜到你说的谁，你也基本认同该学者，这里指责的只是他发微博的做法，第一你觉得不妥，让那博士挨骂了。第二你觉得不真，你并未否定学者的思想观点。在我看来，发微博是每个人的权利，至于引来跟帖骂，据我所知，网上无端骂那学者的更多。那位博士的发言，和我们每个人的发言一样，都要面对网友的质疑、非难甚至辱骂，他说了什么，就要承担什么。至于你觉得该学者转述虚假，你也可以网上揭发真相，让我们去骂该学者。就像我此刻与你的辩难，一定会引来对你我各自的责骂，你如果因此指责我不该，认为别的自由派不好，那我只能认为你这是狭隘。 原文摘录：我并不是说改革派（自由派）学者的品行都令我失望……但我又不得不说，我所见过的自由派们不少还是属于“宽于律己、严于律人派”。他们对社会、对政府大肆批判，并认为批判是知识分子的天职，而且认为中国存在着太多的劣根与弊端，需要大力改革。这些观点我都认同，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自己都有身子不正之处，又怎样奢望别人影子不斜呢？是否有必要检讨一下自身，是否真正在践行本身所坚持的民主自由理念？是不是以一种专制行为在讲民主？是不是在不自觉中犯了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毛病？是否所呐喊得是一种装腔作势呢？ 解读：如果你反对的不是自由派的观点，只是认为其中一些人言行不一，宽严不齐，认为他们还不是真的在践行民主自由理念——这个批评不错，这样的自由派也肯定存在。那你这样说的前提是，你也承认民主自由是好的价值观，既然如此，那你为何要否定真的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呢？为何要与自由派势不两立呢？甚至连对现实的愤怒，都要因为自由派而平息或者转移呢？ 原文摘录：许多人都担心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民主声音式微，自由派在衰落。这样的趋势有大环境的原因，比如中国人自信心恢复、国力持续上升、金融危机揭穿了美国的真面目，等等，但是如果用层次分析法，是否有可能除却在国际体系、政府政策、社会等层面之外，再考虑考虑自由派个人的自身原因呢？是不是他们个人过于“道貌岸然”，把越来越多人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让自己陷入显得“少数派”的困境中呢？ 解读：说实话，你这一段太像贵报的主笔文字了。请问你这个年纪，天天上网且还是媒体人，你真的认为民主声音在式微？自由派在衰落？敢情你都看的是乌有之乡和新闻联播吧？你对每天高涨而不得不强力打压的民主诉求，是熟视无睹还是故意不说？警方同意你这个乐观判断吗？自由派确实有一些极端的个体，因为你说的道貌岸然的个性，而将你这样不太缺良知和常识的人，推到了对立面。但这不是民主自由理念的过错，只是个人性格为人对你的伤害。你要因此而成为极权帮凶或帮闲，与自由民主为敌，那你觉得良心无愧吗？ 原文摘录：我的记者职业让我有机会接触许多左右两翼的人，我知道这种“两分法”是粗糙的，而且左派也有不少令我失望的学者，但相比之下，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品格与德行在自身理想实现过程中，显得尤其重要。改革的呼吁需要广大的追随者，这是一种自由派必须具有的软实力，就是要让追随者们信任，并愿意为他们的改革理念跟随其后。但是，如果让追随者们认为，他们是一群连自己都管不好的人，国家又怎能托付给他们呢，那么，自由派的衰落也会在所难免。 解读：言之有理，但不够讲理。品格与德行无分左右，都一样重要。自由派假设管不好自己，当然不能去管理国家。但是自由派呼吁的只是一种良善的制度，一种把国家交给管得好自己的人的制度，而不是想要取而代之，去分你们一杯羹。因此你不用要求自由派如何要管好自己，好的制度可以把他们淘汰下去。问题是今天的制度，自由派连发声都难，都要冒险；与自由派对立的汝辈，却可以在国家所有媒体都严禁讨论胖子的时候，你却可以和那一位大张旗鼓地嬉笑怒骂胖子，请问——谁给你们的特权？你们的品行人格怎么就可以比自由派特殊？你们为什么不会屏蔽和失踪？国家交给你们，人民就该放心了吗？ 原文摘录：过去的20多年，普通老百姓越来越少地怀念21年前的事情，除了本身的社会政策与宣传限制外，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21年来那批人的表现让人们心寒。我不至一次听到有人说，幸好那时没把国家交给他们。 解读：这个话题你可以在博客发表，我们要是怀念就会删帖甚至锁号喝茶。你觉得这样得来的结论公正吗？那一代人，当然也会有很多令人失望的地方。请问那时还在咿呀学语的你，是从哪里得出当年那一代是要夺权的印象的啊？你愿意求知的话，你应该去被遮蔽的历史中考证那一代人的诉求——他们只是要政改，只是要反腐，只是要言论自由，什么时候要抢过你们的皇冠啊？这些诉求在今天依旧是正确的，你同意吗？你要连这个都不同意，那我们真是无话可说了。 原文摘录：说白了，其实还是一个公民素质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做人问题。比如，不相互辱骂，不骄淫欲奢，要通情达理，要实事求是，学会相互尊重，要遵纪守法，等等。这些素质对当下13亿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大难题。对于广大自由派/改革派来说，要做到这些的难度，其实并不比13亿中国人都做到更容易。 或许只能用现代国家理论来解释。中国成为现代国家仅仅60余年，而美国已有200多年了。中国要走得路还很远很远，让我们慢慢来吧。 解读：唯一看上去接近正确的一段——自由派和你一样，都是中国人。要提升公民素质，首先是要你们媒体开放，允许对立意见存在，要提供国民以真实信息，让每个人学会讲真话。而你的最后一段，潜台词似乎是说，美国还是走得更远的现代国家，我们还需要奋起直追——随时骂美的你，是这个意思吗？   中国的极权派最缺什么 严格来说，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很难用传统的左右来划分阵营。当王文使用自由派改革派来形容吾侪时，我只能根据他们一些人的话语特征，来命名他们为极权拥护派和反对改革派。以下简称极权派。 从王文大作来看，自由派似乎最缺的是教养，另外缺乏宽容，再就是知行不一。如果仅仅是这些个毛病，那王文和政府实在不值得如此打压自由派了，这些不就是人性的弱点么？要论起来，你们阵营那些已经开办网站，点名要吊死哪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不是更加没有教养和不宽容吗？你希望自由派宽容待你之时，你们想过要给你们的意见对立者也宽容一席之地吗？你们凭借强权剥夺自由派的发言阵地，甚至人身自由，知书达理的王文们，为什么不向政府进言要宽容异己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呢？ 实际上，连你自己都知道——你为什么要在此刻攻讦自由派？你想要攻击他们什么，是你自己都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因为你也算读书出来的，你也知道大米比大粪好吃。 极权派最缺什么？ 一是最缺天良。这个时代每天都在发生的各种悲剧，各种不公，各种腐败，你们仗义执言了吗？ 二是最缺常识。如何缺，缺哪些，我真是懒得说了。 三是最缺真实。四是缺勇气，五是缺羞耻…… 所有这些，我都可以专题开讲，只是我真的累了。王文兄弟，不按照真理部的规定说话，你是否还会当主笔写出文章呢——这是我真心为你焦虑的事情。三十多岁的你，如此迷途于常识，如此选择去为另一位“高人”摇唇鼓舌当捧哏，你这样的成名不觉得惶恐吗？你知道历史从来都有耻辱柱吗？ 我遵守友道，即便是一面之交，因为中间人是践行公义的企业家，我不想伤害你，对那一天的微博保持沉默。可是你既然拿我举例作文，来借此批判所谓自由派的嘴脸，那我只好也借你的文章来辩驳了。 我比你更相信社会和政府的进步，当某一天这个政府终于兑现他们一直都在承诺的自由民主之时，但愿你还能接受他们，还能不为你失落的极权梦想殉身。   来源：野夫 链接： http://www.bullock.cn/blogs/yefu/archives/151800.aspx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2274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Shared by wjs 这个黑抹的即狠且下流啊. 来源：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4/15/PL1104150001.htm [2011-04-15] 　■艾未未胸前書寫英語粗口Fuck，肆意褻瀆天安門。網上圖片 柳頤衡 　艾未未被藝術圈裡的人稱為「五玩藝術家」：玩行為藝術，玩政治，玩法律，玩感情，玩良知。其實，生活中的艾未未，「五玩」的內容是「五毒俱全」：一毒是玩所謂的「行為藝術」，褻瀆藝術和公序良俗；二毒是玩政治，充當西方反華勢力棋子，只為博得一些洋人歡心和叫好；三毒是玩法律，涉嫌偷稅漏稅，銷毀會計憑證，以及傳播淫穢物品罪等，證據確鑿；四毒是玩感情，涉嫌重婚罪，也是證據確鑿；五毒是玩良知，詆毀國家污蔑民族愧對其父。艾青若九泉之下有知，肯定也會怒斥這個不肖子孫。 一、玩「行為藝術」　褻瀆藝術和公序良俗 　艾未未被稱為「五玩藝術家」，首先是玩行為藝術。他那所謂的「行為藝術」算得上是藝術麼？例如網絡上有許多艾未未自己散播開的他自己露生殖器的「行為藝術照片」。這絕不是藝術，而是對藝術的褻瀆，令人作嘔。艾未未是網絡露陰的「急先鋒」，有人把露陰分為上型（乳部）、後型（臀部）、前型（陰莖，亦稱為「第三條腿」），艾未未玩行為藝術主要玩的是前型，是最傷風敗俗的一種類型。有了網絡以後，艾未未如魚得水，開始舉辦自己的網絡「第三條腿行為藝術展」。據多維網、文學城、《聯合早報》、新浪、twitter等媒體和網絡的報道指出：「一個愛脫光了露出陽具的猥瑣肥漢，其形態可以說醜得石破天驚、神憎鬼厭，換個人會被警察當流氓抓號子裡，只因為是艾未未，這就成了藝術或政治。」 　例如，艾未未一張所謂「十八隻小鳥一起飛」的「行為藝術照片」，熱門網絡上的評論是：「看看那十八個赤身裸體的醜陋男人前十二生肖獸首的表情，像被後面那些畜生用『槍』槍決一樣悲哀，藝術的精髓就這樣被畜生糟蹋！」在另外一張所謂「以一博四」（也叫「一虎八奶圖」）的照片中，艾未未將自己當作主角，與其他4名女性全裸入鏡，儘管艾未未給這件淫穢物品披上「皇帝的新裝」，自欺欺人指其有「政治含義」云云，但許多網民不約而同有此感受：「你只要看過他（艾未未）與那些肥腫女人一起拍的行為照片，包保你馬上嘔吐並三天吃不下飯！」有一些網友則指，「這幅照片是艾未未表達他自己妻妾成群的西門慶式宣淫」。許多網民形容艾未未實際上是「4級片」的導演和主角，內地和海外的藝術圈則將艾未未的行為藝術稱為「淫亂行為」，是對藝術和公序良俗的褻瀆。 二、玩政治　充當西方反華勢力棋子 　烏有之鄉、多維網、文學城、《聯合早報》、新浪、twitter等媒體和網絡，發表了許多揭露艾未未「幫助外國勢力反華」的文章。其中有文章指出：「艾未未製作了『草泥馬（操你媽）祖國』的視頻，這個視頻惡俗不堪，極端仇恨國家，讓我們看到艾未未等人由反共變成公然反華反祖國的小丑。」 　自從毛澤東主席於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門上莊嚴宣告：「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已於本日成立了！」從此，一個沉睡許久遭受列強欺凌的雄獅開始醒來，一個古老而嶄新的中國佇立於世界的東方，天安門也成為新中國的象徵。而在艾未未的「行為藝術」作品「我幹北京天安門」中，艾未未對著天安門樹起中指，他稱「幹」就是「操」，中指是用來表示男人的生殖器，這不僅露出艾未未的流氓面目，而且暴露他對國家的仇視，並且充當西方反華勢力棋子。對此，在他的《再幹北京天安門》中，大腹便便的艾未未站在天安門前，其醜陋無比的大肚腩上方寫著英文FUCK一詞。(Fuck是個很古老的英語字彙，是出名的髒話，與普通話的「肏」、閩南語的「幹」、四川話的「日」以及粵語的「屌」意思類似。這個字普遍被認為含有極為冒犯和侮辱對方的意思。)艾未未還奴顏媚骨地向外國主子解釋說：「為什麼不用『操』而用FUCK，是因為僅以此作品獻給看得懂的、熱愛中國的國際友人。」　 　艾未未將他所謂的行為藝術與政治活動相混淆，他的一些行為藝術創作，實際上就是搞政治活動。艾未未參加了很多政治活動和遊行，他一邊參與一邊拍照，用藝術家的頭銜掩飾其政治活動，並將這些所謂作品放到網絡上或到外國舉辦展覽。中東北非局勢動蕩期間，艾未未鼓動網民在上班的路上或晚上出門時偷偷貼一張口號或文章，掀起一場「牛皮癬運動」。實際上，艾未未與內地的所謂「茉莉花革命」的搞手聯繫非常密切。 　在優酷上的一段視頻中，以「反偽科學鬥士」著稱的司馬南與《環球時報》主筆王文就艾未未一案發表評論，他們指出，「所謂的藝術家『反華』就會受西方追捧」，「艾未未是在2008年後被西方炒紅的」，並指「艾未未們若得逞，中國會更糟」。在訪談中，司馬南表示：「在中華民族六十年剛剛呈現往上走的時候，我們聽你大鬍子艾未未的，跟著你上街，鬧街頭政治，中國老百姓日子能過得好嗎？……艾未未你那個政治是不靠譜的，更何況你拿著國外的錢幹這種事，不明不白啊。」 三、玩法律　涉嫌多種犯罪行為 　艾未未挑戰法律，已涉嫌多種犯罪行為，除涉嫌偷稅漏稅外，還涉嫌重婚、利用網絡傳播淫穢色情信息等犯罪行為。 　大量證據證明艾未未涉嫌偷稅漏稅，並且數額較大，為避免調查還試圖銷毀會計憑證。艾未未3日被公安部門依法調查之初，態度比較牴觸，隨著調查的深入，公安部門所掌握的人證、書證、旁證比較紮實，艾未未的態度也有所轉變，開始交代相關問題。 　艾未未的一些「行為藝術」作品，已經達到法律規定的淫穢物品級別，對此網絡上已有大量證據可以認定。他在網絡上傳播的那些所謂「行為藝術」作品，淫穢不堪，挑戰公序良俗，實際上已構成傳播淫穢物品罪。網絡上有許多艾未未自己散播開的他自己露生殖器的「行為藝術照片」，更是令人惡心得無以復加。按照中國刑法，以傳播淫穢的書刊、影片、音像、圖片或者其他淫穢物品為表現形式，擾亂國家對淫穢物品的管理秩序，危害廣大人民特別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必須堅決依法打擊。該罪不必出於牟利目的，使傳播淫穢物品犯罪不論主觀是否存在牟利，都將受到刑罰的處罰。 四、玩感情　涉嫌重婚罪 　艾未未玩感情大搞流氓穢行，並涉嫌重婚罪。據BBC、烏有之鄉、多維網、文學城、《聯合早報》、新浪、twitter等媒體和網絡報道，艾未未的重婚和淫亂對象一般分為三類： 　一，艾未未工作室工作人員，艾未未借所謂工作之便慢慢發展成性伴侶或二奶； 　二，就是國內的一些所謂女「民主」人士，不少人和艾未未有一腿，她們在「推特」上與艾未未打情罵俏，動不動就大肆宣淫談「深入」、「抽動」這些字眼，有網民揭露，「這些女『民主』人士是艾未未圈內『民豬人士』的『福利』，特別在肥豬一樣的艾大爺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三，就是那些思想激進、涉世未深的女學生女青年，一些無知的女孩子就被這老流氓實施「潛規則」。 　艾未未是一個50多歲的已婚男人，大肆包二奶，涉嫌重婚罪，證據確鑿。艾未未還與配偶之外的女性生育一子，小孩出生證上姓名證實姓艾，民政部門沒有艾未未的離婚紀錄，他本人對此也不避諱。 五、玩良知　詆毀國家 愧對其父 　艾未未是著名詩人艾青之子，但他的行為愧對其父。艾青對勞動人民、國家感情深厚。艾青有名句：「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艾青向祖國捧出一顆赤子之心，表達了對民族和祖國的摯愛。但艾未未假借「維權」、「民主」玩政治，污衊中華民族，詆毀國家、煽動動亂。他引以為「傲」的言論有：「娘了格逼祖國」、「不反華還是人嗎」、「在中國缺少同情弱者的習慣」、「中國這個體系沒有人性」等等。兩相比較，艾青人格高尚，摯愛祖國，艾未未卻在四川大地震發生後幾天，還搞口交等「行為藝術」，並明目張膽張貼在自己的博客上，故意挑釁人類最起碼的道德良知，令人髮指。艾青若九泉之下有知，肯定也會怒斥這個不肖子孫。

第一部分 谈网络：互联网给中国改革打开一个缝隙   　　问：你是研究政治学的，在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中，利益群体的博弈和意见表达应该是非常重要的，2010年有一个很受关注的现象就是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发力，你怎么看？   　　刘瑜：我觉得微博象是我们的一个信息绿洲，是好事。中国的转型与以往转型国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有了网络的力量。也许历史、文化的包袱使得中国的转型比较艰难，但互联网的出现，给社会变革打开一个缝隙。   　　有人说，权力和资本也在利用网络，引导舆论。确实是这样，但相比传统媒体的传播形式而言，网络的自由程度是最大的。如果说传统的传播形式中，权力和资本可以利用90％，民间社会只能利用10％，而在互联网的利用上，这个比例可能是60%对40%，虽然民间社会的声音也许还是小，但是已经比传统媒体要大得多。这肯定是一种进步。   　　从推动一些重大事件的发展来看，互联网已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经常有事情都是先从互联网上爆发出来，然后传统的媒体再跟上，传统媒体已经非常被动。如果说以前一些传统媒体可以不思进取，现在因为网络的压力，已经不得不去进步了。   　　问：有学者说，大家都在称赞互联网精神是“围观改变中国”，但作为传统媒体人，应该为此感到惭愧。   　　刘瑜：很多时候传统媒体也是没办法，网民可以打游击战，传统媒体只能打阵地战。   　　问：媒体有时候也会感到无力，社会上同样的问题会重复发生，一些状况总是得不到改变。   　　刘瑜：我觉得是否无力取决于你怎么比，取决于你的预期有多高，如果你总是希望一夜之间很多事情都能够快速地改变，你可能会失望；如果你觉得点滴进步也是进步，无力感会少一点。   　　问：有些改革会面对很难突破的壁垒，改不动怎么办？   　　刘瑜：如果看其它国家转型的历史，会发现制度都是有缝隙的，比如互联网就是今天我们的一个缝隙。拆迁条例能够修改，很大程度上跟媒体的呐喊是有关系的。还有当年的孙志刚事件，也是这样。   　　就算没有直接的政治行动，闷声发财挣钱、积累民间财富、读书思考、搞慈善公益、提高教育水平、发展媒体，这些事情，其实都会有深远的政治后果，一时一地也许不能显现，但是时间长了就能看出来。无论看中国还是国外的民意调查数据，你都会发现，人的政治观念是随着社会财富增长、教育水平、社会结构变化、人口结构变化而变化的，这一点上中国不是例外。   　　体制内的改革者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力量，任何一个和平的变革，肯定都是体制内的温和派和体制外的温和派共同努力的结果。   　　 第二部分 谈拆迁条例：集权有决策效率，没有执行效率   　　问：拆迁条例修改是2010年最受关注的法治事件，你怎么看这个历时一年多、两次公开征求民意的过程？   　　刘瑜：拆迁引发了那么多的冲突和悲剧，最主要是缺乏协商的机制，在土地用途规划和拍卖上，没有一个涉及老百姓利益时的公平讨论机制，往往是决策者关起门把决定做出来，然后压给当地老百姓，当然会引起冲突。   　　问：有官员认为中国要大力推进城市化就必须要有效率。   　　刘瑜：集权是有效率，但它是决策时有效率，不一定是执行时有效率。决策时关起门，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执行的时候，抗议、上访、自焚都出来了，这个叫有效率吗？当然，你也可以强拆，“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但这是一种无视正义的效率。强奸还有效率呢，但那是一种值得称道的效率吗？   　　问：你对拆迁条例的修改乐观吗？   　　刘瑜：去年年初的时候，就有记者问我拆迁问题会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我当时就说表示怀疑，因为拆迁这种事情和孙志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孙志刚案可能推动制度发生根本性改变，是因为这种改变不会触动什么利益集团，没有多少人是靠收容遣送发财升官的，所以可能出现一个双赢的结局。而拆迁不一样，拆迁条例的改革会触动很多既得利益集团，所以这件事改起来肯定难度要大很多。   　 　第三部分 谈“李刚”：讽刺性文化的高涨并不奇怪   　　问：河北大学交通肇事案也是2010年的一件大事，普通的交通事故掀起轩然大波，衍生出了“我爸是李刚”“恨爹不成刚”一系列新话语，为什么会这样？   　　刘瑜：是在用这些话语表达对特权的不满吧。而且现在的网络，有将一切悲剧娱乐化的倾向，娱乐至死的时代。   　　讽刺性文化的高涨并不奇怪，它往往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解压而流行起来。这个轨迹和其他国家并没有太大区别。苏联讽刺性文化最兴盛的时代不是斯大林时代，而是勃列日涅夫时代。   　　这个阶段，人们还特别容易听信谣言。没有别的抗争渠道，“我不听你的”，也成了一种弱者的武器。听信谣言，也成了用脚投票的一种方式。   　　问：大家对特权、不平等的不满，对于我们的转型和改革来说，是一种怎样的因素？   　　刘瑜：政治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不平等的因素怎么影响民主化转型。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越平等越有利于民主化。说白了，在不平等的情况下，有钱的人觉得民主化威胁他的财产安全，所以特别抵制，如果他们誓死不让步，就不容易实现民主。最典型的例子，比如韩国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经济是相对平等的，所以来自资产阶级的抵制是比较小的。   　　但是另外一派的观点是，越不平等可能越促进斗争，因为不平等，所以来自下层要求民主化的动力会非常大，比如拉美很多国家。   　　我看到一个最新的调查结论，也很有说服力，就是不平等对于民主化的影响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准。比如经济发展到中部水平时，越不平等，越可能出现民主化；越是经济发展的特别发达，或者经济特别不发达的时候，不平等甚至对民主化有一个延迟的作用。   　　问：这个结论等于把人均GDP和不平等这两个因素都考虑了。   　　刘瑜：对，这个观点可以用来反思中国。中国现在的经济在一个中位的水平，同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又很严重，这可能是一个促使中国转型的动力。   　　 第四部分 谈教育改革：大学最大的问题还是学术自由   　　问：教育改革是2010年的热门话题，就在你任教的清华大学，曾发生过画家陈丹青辞职事件。你在国外读书、任教多年，怎么看教育问题？   　　刘瑜：我觉得大学最大的问题还是学术自由。我们对太多问题设置了标准答案，禁锢了大学生甚至老师们的思维。我在英国教书的时候，大学也好，教育部也好，不会告诉学生，关于这个或那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绝对不可以争论。比如关于苏格兰的问题，或者关于北爱尔兰的问题，我还专门问过学生，你同意不同意北爱尔兰或者苏格兰必须是英国的一部分，否则就一定要打过去？我问10个人，10个人都不同意，不但不同意，多数还觉得我的问题有点莫名其妙。   　　但是我们这里太多问题有标准答案，这是最大的问题。总说高等教育要培养大师、培养通才，我觉得没有学术自由，不允许多元观念的自由碰撞和竞争，砸再多钱、办再多班也没用。所谓的大师不是自上而下培养出来的，而是给一个宽松的土壤，不同的观念相互竞争和滋养，在这个过程中最优秀的东西产生了。它不可能依靠钱或者行政力量拔苗助长出来。   　　再说我们的教育老是嚷着培养“大师”也很奇怪。我们的社会最需要的是“人”，人格健全、精神丰富、不卑不亢的人，在一个健全的“人”尚缺乏的时代，我们要培养“大师”干嘛呢？“大师”这个词里包含的偶像崇拜情结，本身就让我反感。   　　问：你现在回国做学问也会面临这些问题。   　　刘瑜：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地方，尽量开拓自由的空间和氛围。   　　问：那学生呢？   　　刘瑜：其实现在孩子们可以在网上搜到很多“另类”的知识。最近网上流行一些哈佛、耶鲁教授的讲课视频，这个就是我上大学时候没有的。国外的书籍也大量被翻译过来，现在的孩子如果学不到东西，不能完全埋怨学校，也应该反思是不是自己不够好学。   　　问：但学生是需要引导的，尤其是当他还没有对知识产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和追求，很难主动学习。   　　刘瑜：这么说吧，如果想找到理由不去学习，永远都能找到。你看顾准，70年代的时候老婆不要他了，孩子都不认他了，政治上被耽误了一辈子，一身的病。但他有了一点点自由之后，带着两个馒头、一杯凉水去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这是什么精神？他要找不学习的理由，可以列出一千条来。   　　当然有时候妨碍人求知的，不一定是逆境，而是诱惑。现在让孩子们学习分心的诱惑太多了。而且，知识爆炸本身也是个问题，信息过滤的成本太高。有一本书可读的时候，大家都在读那本书，有1000本书可读的时候，大家反而不知道该读什么了。   　 　第五部分 谈韩寒：那些老人没资格批评韩寒   　　问：怎么看80后，比如韩寒现象？   　　刘瑜：我觉得韩寒现象是很好的事。   　　九十年代末，甚至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自由主义者似乎总是“怪人”，是些稀奇古怪，没有多少市场的人。但近几年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所谓的意见领袖中，出现了一批比较有人格魅力的人，比如像罗永浩、梁文道、韩寒这样的。尤其是韩寒，他很主流，很时尚，长的还帅，还会开赛车。年轻人就会觉得，原来关心公共事务、关心政治、热爱自由的人，不一定是神神叨叨、奇形怪状的人，原来追求正义也可以很酷。   　　至于好多人在那说，韩寒你有什么学问，你不够格对公共事务发言。我心想，恰恰是因为你们这些学者，你们这些更年长的人，你们这些读了更多书的人，没有尽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长者的责任，才让韩寒去发出你应该发出但没有发出的声音，你有什么资格埋怨人家学问不够深，读的书不够多？你们应该反省自己。   　　问：关于年轻人的问题，有人去农村做调查，发现那些有抗争精神的反而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年轻人很漠然。比如说一个村子建一个什么厂，可能会破坏生态环境，年轻人觉得无所谓啊，有了就业机会，老人会说影响了未来发展。这是怎么回事？   　　刘瑜：一方面可能是老人们更有时间去表达，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那些老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不少政治运动和“集体活动”，那种经历至少培养了他们一种公共意识。这可能是和现在的80后、90后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们去哈尔滨居委会调查发现，愿意自愿充当居委会小组组长的全是老年人，他们还是有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那种意识。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感，可能跟社会主义传统有一点关系。   　　问：这个状况到今天已经发生改变，很多人不会再自然地站在“为国家、为社会”的角度考虑问题，怎么办？   　　刘瑜：“为国家”和“为社会”是两个角度。我觉得很多中国人的公共意识，由于社会主义的传统，天然地就是“国家意识”，比如那些给居委会当积极分子的老人，他们是在为国家排忧解难。再比如那些给奥运会做志愿者的孩子们，那种公共意识，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意识”，为祖国的荣誉出力嘛。   　　但是另一种公共意识，在我看来也很重要，甚至在今天的中国更重要，就是“社会意识”和“民间意识”，为民间的弱势群体、弱势个体发出声音的公共意识。这种声音不是没有。比如我前两天和西部阳光农村教育基金的梁晓燕女士吃饭，她告诉我，有不少80后自愿者在给这个基金工作，跑到西部最穷的地方去帮助农村教育，这是一批理想主义的青年，这样的人也还是有。当然还不够多。不够多的原因，不能只怪年轻人自己，我们的制度对于民间自发组织力量的发展，还是有太多束缚。壹基金的艰难道路，就能说明问题。当然壹基金这个突破口打开了，也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第六部分 谈孔子像：政府在文化市场上应该保持中立   　　问：最近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发出通知，要求删除《三字经》《弟子规》的一些内容，说不能不加选择的全文推荐给学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你怎么看？   　　刘瑜：我觉得《三字经》推荐不推荐、推荐多少、怎么推荐，都不应该是政府的工作。老百姓愿意怎么读是他自己的事情。民间如果愿意复兴传统文化，比如恢复修族谱，复建各种庙会，都是正常的。从政府来说，在多元的文化环境中，应该尽量站在中立的位置上，不应该过于推动某一派思想的扩展什么的。   　　问：传统文化本身对于我们的转型是一种什么因素？   　　刘瑜：我对传统文化本身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恶。传统文化里有一些我不喜欢的东西，比如其中强调集体高于个体的东西，其中对逻辑和科学精神的轻视，但是我相信传统对于基本道德传承和维系社会稳定的意义。表达一些基本人类伦理观的语言体系在中国和西方也许不一样，但是这些观念本身是相通的，我们讲“温文尔雅”，他们讲“绅士精神”，我们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讲“live and let live”， 基本内容是一样的，表达方式不同而已。只要政治权力不把传统文化作为统治工具，传统文化本身，我觉得很多要素可以是好东西。   　　问：你怎么看立孔子像的问题？   　　刘瑜：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反讽。首先是孔教和我们已有的意识形态有矛盾；其次是，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应该是文化多元化、思想多元化的时代，难道还要“独尊儒术”吗？还是前面我说的，我觉得政府在文化市场上应该是尽量保持中立的位置，没必要通过独尊某一派来鼓励一种圣王文化。   　　问：圣王文化？这个判断会不会过于简单？   　　刘瑜： 纵观中国从汉武帝以儒立国以来，实际上它就是在鼓励一种圣王文化。但看一个思想不要只去看它的文本，要看它的实践。你要看它的文本的话，里边有很多美伦美奂的东西，“民贵君轻”、“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内圣外王”云云，说得很漂亮，但实际上怎么回事呢？纸上都是规则，实际上都是“潜规则”。到底哪个是儒教真面目呢？   　　问：这个东西本身对于我们转型起什么作用？   　　刘瑜：我觉得从转型来说，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可能是一个不利条件。其中的权威崇拜观念、等级观念、集体高于个体观念，对转型都可能有不利影响。但象前面说的，传统文化里也有一些基本道德规范的内容，这些东西不但没有必要否定，而且在一个动荡的转型时代可能格外重要，因为在巨变中我们需要一些不变的东西来维系伦理底线。这些伦理规范不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特有的，但在中国的语境下，传统文化是它的载体。   　　 第七部分 谈富士康事件：不是劳资纠纷，而是政府失职   　　问：富士康跳楼事件你怎么看？   　　刘瑜：我觉得是绝望。这些农民工孩子，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看不到自己的前途，感到绝望。   　　问：不是劳资关系问题吗？   　　刘瑜：最重要的不是劳资问题，据说富士康这些孩子的收入其实是高于很多其它企业的，地方政府愿意把这个事情说成是劳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把一些自己应该承担的很多责任推到企业身上去了。   　　问：为什么这么说？   　　刘瑜：因为企业能够作为的空间是有限的。企业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而市场规律就是用最小的成本去获取最大的利润，既然富士康的工资待遇已经好于市场平均水平——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话——那么，富士康能够对员工“让利”的空间就非常有限了。这种时候，民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就要取决于政府作为，比如，通过福利房制度解决民工的住房问题、通过技术培训项目来解决民工的职业技能升级问题，通过医疗和社保安排来解决民工的基本保障问题等等，把这些解决了，民工可能就会觉得有一个向上流动、改善生活的可能性了。   　　问：最主要的是不是要加强这个群体的工会组织作用？   　　刘瑜：如果富士康的工资已经比其他的地方高的话，那就算有工会，在具体问题上谈判的空间可能是很有限的。本质上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工资水平，而不是企业老板。当然，即使工会对于大幅提高富士康的工资水平作用不大，工会组织的作用还是要加强。民工有结社的自由，有没有谈判的空间是一码事，有没有谈判的权利是另一码事。而且，那些孩子们的绝望，其实不仅仅是物质利益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无力感，和精神上的空虚。他们很多人工作是为了吃饭，吃饭是为了工作，生活很机械和枯燥，没有什么精神的支点，没有文化生活和群体归属感，工会作为一个组织，除了经济功能，也许还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一种身份归属感，政治上的主体意识，甚至组织一些文化活动什么的。   　　 第八部分 谈辛亥革命：不让悲剧的历史重演，就是最大的纪念   　　问：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你觉得应该怎么纪念？   　　刘瑜：不要让悲剧的历史重演，就是最大的纪念。上次看一篇文章，说戊戌变法太激进，辛亥革命就更激进，其实当年最好的变革方式是象日本那样，让清廷君主立宪。也有一定的道理吧，但说实话，是清政府自己延误了很多改革的时机，然后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爆发了。   　　问：启示呢？   　　刘瑜：启示当然就是，改革不仅仅是要不要改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时机的问题。错过时机改革就有可能成革命了，正确的事情要在正确的时间做。   　　还有就是，国家不要过于管制、压制民间社会。你不允许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出现和发展，后果就是无组织社会力量的大爆发，其实那个比有组织的反对派更可怕，因为它不讲道理，以暴易暴。     　　就像于建嵘教授说的，以前的群体性事件都是有名目的，比如抗税、反对强拆什么的，但是近年出现了一些无名的、但又很惨烈的群体性泄愤事件，比如瓮安事件，一件小事，无数与当事人毫无关系的人一拥而上。因为矛盾积累，所以要泄愤，小事就成了一个导火索，攻击地方政府、烧车、殴打警察什么的。   　 　第九部分 谈未来：中国不可能再回到文革时代   　　问：如果让你概括2010年的感受，你会用什么字或词？   　　刘瑜：想不出什么词。总体来说，我觉得我和很多人交流的结果，就是我比很多人要乐观。   　　有人唉声叹气很悲观，还有学者提出社会溃败这样的观点。虽然我和这些人价值观念相差的不远，但是对形势的判断和今后的走向，我比他们乐观。   　　问：是不是因为你年轻，或者没有经历过他们那个高歌猛进的年代？   　　刘瑜：不是，我不认为中国有可能回到那个高歌猛进的运动年代。昨天还和几个前辈学者聊天，他们都觉得中国有可能回到文革时代，我说我觉得不可能，因为文革的前提是经济资源的全面国家垄断，这个条件不可能恢复。他们说政府可能全面收回民间的经济资源，我说不可能，因为现在民间经济资源很多都掌握在政府官员的七大姑八大舅手里，他们不可能左手砍右手。60年前是革别人的命，现在怎么可能革自己的命。   　　何况民间力量的觉醒还是挺明显的。无论是网民的公民意识，民营企业家对自己权利的认识，还有整个社会的公益意识，我觉得都是一种成长的状态。明白人也许不那么多，但是他们往往处在一些有相当话语权的位置，波散效应不小。   　　问：你的乐观情绪一直是这样的，还是近些年才乐观起来的？   　　刘瑜：我觉得是跟预期有关系，急于求成的人容易悲观。如果你的预期是中国很快进入一种政治现代化的状态，你当然会悲观，但是在我看来一点点进步也是进步。而且我觉得，长远来看，社会的进步比国家的进步更重要，因为这样的进步才是有根基的，而不是辛亥革命那样，社会一夜之间“被进步”了。象鲁迅小说里写的，政府结构改天换地了，但是基层社会还是麻木保守和死气沉沉。那种头重脚轻的社会变革，再快也未必是好事。   　　我的乐观其实是建立在对现实清醒认识的基础上的。比如大家讲民主化，从价值上我当然认同民主化，但民主化不会是灵丹妙药，一夜之间解决所有问题。你看看其他国家经验就会知道，民主化之后，短期之内可能会非常混乱，族群冲突、腐败依旧，包括经济暂时的失序什么的，可能都会有。但这就好像孩子学走路会摔跤一样，你总不能因此不让孩子走路。乌托邦主义者往往最先转变为犬儒主义者，因为他们对现实之复杂严峻缺乏估计，所以容易从极端乐观走向极端悲观，我没有一点乌托邦主义者倾向，也不会为不切实际的幻想没有实现而感到幻灭。   　　采写：赵继成     来源： 散步的丁丁猫前世 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39146f0100rx9b.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2142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