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

司马南像小丑，不是他的问题。 不断看到香港和其他境外媒体把我跟司马南对立起来，而且越来越升级。逼得我不得不放下一些手头的事情，去了解一下这个被安排好了的“对手”。 看了司马南批艾的视频（在网上可以找到3段，但是第一段打不开了，不过已经有热心人整理成文字传到一些论坛，我完整看了），还看到司马南非常煽动、煽情地批评袁腾飞的视频。 他看起来的确很滑稽，整个场面看起来相当荒诞。 不过，其实司马南的口才是挺好的，逻辑也很清晰，看起来是练过的。但是为什么看起来还是滑稽呢？我稍微一想，其实原因很简单：现场没有对手！听众基本上不可能听到对手的反驳。在这种独角戏里，司马南当然无可争议地会取胜。 如果那个“四月网”张罗的辩论现场，坐着司马南、艾和主持人，而不是司马南、王文和主持人，那么司马南看起来就正常了。 林语堂他在一九二五年《语丝》上发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说“费厄泼赖（英语Fairplay的音译，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赛）”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泼赖（比赛）”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公平）”…… 没有想到80多年过去了，我们还是不能“费厄泼赖”、公平比赛。 我在那篇目前已经“跑路”的“声明”中说，艾的事件，不能理解为一个孤立的法律事件。而是中国政府的“RENQUAN相对论”跟西方主流的“普世价值观”的辩论。你看，中国政府动用了新华社、环球时报这样的舆论配套措施；西方那一边也有很多媒体加入这场立体的辩论。如果我们纠缠于孤立的艾的问题，一定不得要领。 小时候我们一直接受教育说要“联系地、整体地看问题”，而不要“孤立的、局部地看问题”。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也不能局部了。 其实，现在的主要问题根本不是辩论内容的问题，而是辩论所使用的媒介问题。如果没有互联网这个中介，可能这场辩论很难持续下去。 现在的当务之急，首先要营造一个“公平辩论”的环境，然后辩论的内容才是有效的。否则我们就会不断重复地看到“司马南”们不断上演独角戏。我想，没有一个正常的观众愿意为这种独角戏喝彩，哪怕这个人讲的再好，再有道理。 我还想强调目前已经出现的进步：我的声明虽然被删，但是我的微博仍然健在；比起去年□ □ □ □ □ □ □ □ □ □ □ ，这一次，讨论的范围在增加，有效性在加强。 我呼吁新华社和环球时报等媒体，充分拿出大度的胸怀，展现大国的气度，更加理性、宽容、平和地面对香港和境外的辩论对手。 同时，我也呼吁香港和境外的媒体不要简化此次事件，不要激化矛盾。应该把这次事件理解成为我们民族一次极其难得的理性辩论机会。 双方都应该克制，更加理性，为一个更加公平、透明的辩论环境的到来创造条件。 我们是边搭台，边唱戏的。现在的问题是光顾着唱戏了，忽略了现在是最好地搭台的时机。 2011-4-14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f8e67f0100qhhz.html

司马南在一个网络访谈节目上，肆意抹黑艾未未，完全达到了黑白颠倒的地步。这位“ 打假斗士”当年批“李师傅”而名声鹊起，并打响长达20年反邪教运动的第一枪，这是司马南的历史“功绩”，今天他磨刀霍霍对准艾未未以及整个自由派群体，根源在于他对普世价值、民主思想和西方世界的敌意，他在《民主胡同４０条》全书里已毫不掩饰这些。正是这个原因，他才被请去谈论艾未未事件。司马南曾经的 “打假”对象，是些不高明的江湖术士，轻易胜利使他在其他问题上变得忘乎所以，加之紧靠官方的政治立场，自感拥有无与伦比的正确性：以民族姿态反西方、以国家名义反民主。因此，司马南对政治、人权、艺术领域的强悍言论，表明他不是一位真正尊重理性的偏执狂。如他当年对“老李”徒弟们那种强硬态度，根本不在乎这些老弱病残的心理感受，更不清楚在一个人性化的文明社会，医院里有祷告室，教会里有医院。在长达20年还远未结束的反邪教运动中，司马南捞足了政治资本和话语权力，使他将黑手再次伸向非体制艺术家和异议弱势群体，满足他的嗜血本性。

昨天发了这组视频的2上来，几分钟即被和谐了，不知哪里出了毛病。今天发1上来给大家看。 这俩精英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评论太精彩了，可惜刚才我想去转评论时，发现原贴被删了，是发布人自己删的。看那意思，是王文给上传者打电话解释了，诉说其中 …

　 　　2009年，剑桥大学讲师刘瑜出版的《民主的细节》一书风靡一时，成为众多阅读排行榜上的畅销书，并被一些读者推崇为“中国近年来最好的民主启蒙读物”，也因此获得《南方周末》2009年“年度致敬专栏作家”称号。2010年9月，这位女学者放弃了英国的教职，回到北京，成为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政治系副教授。她的研究兴趣，仍然在于比较政治学、中国政府与政治以及比较革命研究。 　　在社会张力越来越大的中国，身处北京的近距离观察，她对中国当前的改革和社会状况又有了哪些新的思考? 　　 继续推动改革的缝隙在哪里? 　　南方都市报：你是研究政治学的，在政治转型中利益群体的意见表达非常重要，2010年一个很受关注的现象是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发力，你怎么看? 　　刘瑜：微博像我们的一个信息绿洲，是好事。中国的转型与以往转型国家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有了网络的力量。也许历史、文化的包袱使得中国的转型比较艰难，但互联网的出现，给社会变革打开一个缝隙。有人说，权力和资本也在利用网络，引导舆论。确实是这样，但相比传统媒体的传播形式而言，网络的自由程度是最大的。如果说传统的传播形式中，权力和资本可以利用90%，民间社会只能利用10%，而在互联网的利用上，这个比例可能是60%对40%，虽然民间社会的声音也许还是小，但是已经比传统媒体要大得多。这肯定是一种进步。 　　从推动一些重大事件的发展来看，互联网已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经常有事情都是先从互联网上爆发出来，然后传统的媒体再跟上，传统媒体已经非常被动。如果说以前一些传统媒体可以不思进取，现在因为网络的压力，已经不得不去进步了。 　　南方都市报：改革现在面临很难突破的壁垒，改不动怎么办? 　　刘瑜：如果看其他国家转型的历史，会发现制度都是有缝隙的，比如互联网就是今天我们的一个缝隙。拆迁条例能够修改，很大程度上跟媒体的呐喊是有关系的。还有当年的孙志刚事件，也是这样。就算没有直接的政治行动，闷声发财挣钱、积累民间财富、读书思考、搞慈善公益、提高教育水平、发展媒体，这些事情，其实都会有深远的政治后果，一时一地也许不能显现，但是时间长了就能看出来。无论看中国还是国外的民意调查数据，你都会发现，人的政治观念是随着社会财富增长、教育水平、社会结构变化、人口结构变化而变化的，这一点上中国不是例外。 　　体制内的改革者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力量，任何一个和平的变革，肯定都是体制内的温和派和体制外的温和派共同努力的结果。 　 　讽刺性文化的高涨并不奇怪 　　南方都市报：这几年网络语言越来越风靡，比如去年的河北大学交通肇事案，衍生出了“我爸是李刚”“恨爹不成刚”一系列新话语，网络扮演的角色也非常多样。 　　刘瑜：人们在用这些话语表达对特权的不满。现在的网络，有将一切悲剧娱乐化的倾向，娱乐至死的时代。讽刺性文化的高涨并不奇怪，它往往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解压而流行起来。这个轨迹和其他国家并没有太大区别。苏联讽刺性文化最兴盛的时代不是斯大林时代，而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这个阶段，人们还特别容易听信谣言。没有别的抗争渠道，“我不听你的”，也成了一种弱者的武器。听信谣言，也成了用脚投票的一种方式。 　　南方都市报：那么究竟该怎样理解人民对特权、不平等的不满，这对社会转型是一种怎样的力量? 　　刘瑜：政治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不平等的因素怎么影响民主化转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越平等越有利于民主化。说白了，在不平等的情况下，有钱的人觉得民主化威胁他的财产安全，所以特别抵制，如果他们誓死不让步，就不容易实现民主。最典型的例子，比如韩国、我国台湾地区，在民主化过程中经济是相对平等的，所以来自资产阶级的抵制是比较小的。但是另外一派的观点是，越不平等可能越促进斗争，因为不平等，所以来自下层要求民主化的动力会非常大，比如拉美的很多国家。 　　我看到一个最新的调查结论，也很有说服力，就是不平等对于民主化的影响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准。比如经济发展到中等水平时，越不平等，越可能出现民主化;越是经济特别发达，或者经济特别不发达的时候，不平等甚至对民主化有一个延迟的作用。 　　南方都市报：这个结论等于把人均GDP和不平等这两个因素都考虑了。 　　刘瑜：对，这个观点可以用来反思中国。中国现在的经济在一个中等的水平，同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又很严重，这可能是一个促使中国转型的动力。 　　 “为国家”和“为社会”是两个角度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看80后，比如韩寒，他们是网络化的一代人。 　　刘瑜：我觉得韩寒现象是很好的事。上世纪90年代末，甚至本世纪初的时候，自由主义者似乎总是“怪人”，是些稀奇古怪没有多少市场的人。但近几年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所谓的意见领袖中，出现了一批比较有人格魅力的人，比如罗永浩、梁文道、韩寒。尤其是韩寒，他很主流，很时尚，长得还帅，还会开赛车。年轻人就会觉得，原来关心公共事务、关心政治、热爱自由的人，不一定是神神叨叨、奇形怪状的人，原来追求正义也可以很酷。 　　至于好多人在那说，韩寒你有什么学问，你不够格对公共事务发言。我心想，恰恰是因为你们这些学者，你们这些更年长的人，你们这些读了更多书的人，没有尽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长者的责任，才让韩寒去发出你应该发出但没有发出的声音，你有什么资格埋怨人家学问不够深，读的书不够多?你们应该反省自己。 　　南方都市报：但是有人去农村做调查，发现那些有抗争精神的反而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年轻人很漠然。比如说一个村子建一个什么厂，可能会破坏生态环境，年轻人觉得无所谓啊，有了就业机会，老人会说影响了未来发展。 　　刘瑜：一方面可能是老人们更有时间去表达，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那些老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不少政治运动和“集体活动”，那种经历至少培养了他们一种公共意识。这可能是和现在的80后、90后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去哈尔滨居委会调查发现，愿意自愿充当居委会小组组长的全是老年人，他们还是有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那种意识。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感，可能跟社会主义传统有一点关系。 　　南方都市报：这个状况到今天已经发生改变，很多人不会再自然地站在“为国家、为社会”的角度考虑问题。 　　刘瑜：“为国家”和“为社会”是两个角度。我觉得很多中国人的公共意识，由于社会主义的传统，天然地就是“国家意识”，比如那些给居委会当积极分子的老人，他们是在为国家排忧解难。再比如那些给奥运会做志愿者的孩子们，那种公共意识，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意识”，为祖国的荣誉出力嘛。 　　但是另一种公共意识，在我看来也很重要，甚至在今天的中国更重要，就是“社会意识”和“民间意识”，为民间的弱势群体、弱势个体发出声音的公共意识。这种声音不是没有。比如我前两天和西部阳光农村教育基金的梁晓燕女士吃饭，她告诉我，有不少80后志愿者在给这个基金工作，跑到西部最穷的地方去帮助农村教育，这是一批理想主义的青年，这样的人也还是有的，当然还不够多。不够多的原因，不能只怪年轻人自己，我们的制度对于民间自发组织力量的发展，还是有太多束缚。壹基金的艰难道路就能说明问题。当然壹基金这个突破口打开了，也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传统文化的当下价值 　　南方都市报：在年轻人的教育问题上，一些地方教育部门曾发出通知，要求删除《三字经》《弟子规》的一些内容，说不能不加选择的全文推荐给学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你怎么看待传统文化对中国转型的意义?

司马南抨击艾未未 艾母要求拿出证据 10.04.2011   到本周日，艾未未被中国警方拘押已经八天，但其家人仍未得到任何正式消息。与此同时，新华社发表英语文章称艾未未涉嫌艺术抄袭和经济问题。司马南则指称艾未未拿外国人的钱搞政治，艾未未家人对此表示抗议。 4月3日，艾未未在北京机场准备前往香港时被中国警方逮捕。本周日（4月10日），艾未未母亲高瑛对德国之声表示，迄今为止他们得到的所有关于艾未未的消息都是来自媒体的零星报道，警方没有与他们进行过任何正式接触，”问题在于我们得不到消息，他们没有按照正常的渠道告诉我们，艾未未被抓了，我们是从报纸上，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得到的消息。” 官媒发文”批艾” 极力淡化政治色彩 4月10日，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表了一篇英文稿件，标题是”警方调查增加了围绕艾未未的争论”（Police probe adds to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Ai Weiwei）。记者在新华社的网页上并未找到这篇报道，仅在中国网（China.org.cn）英文版上发现了转载。而且，新华社并未发表这篇基本上对艾未未评价负面的文章的中文版。 文章将艾未未描述为一个”古怪的”，”具有争议”的”三流艺术家”。文中引述网络传言称，称艾未未涉嫌偷税、剽窃及霸占艺术资金和资源等等，但同时强调，以上指控均未得到独立调查的证实。新华社文章特别提到了有关艾未未2007年参加德国卡塞尔文献展中的作品《童话》涉嫌抄袭西安艺术家岳路平的创意。 新华社的文章大部分是对艾未未个人行事风格和艺术操守的报道，并未就艾未未批评政府的立场做过多评论，只是在最后几段才提到了他近年来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其中引述一名据称参与了2010年2月22日，北京艺术家抗议拆迁活动的一名参与者的博客内容，指责艾未未组织抗议活动却不原意承担责任。新华社文章的最后一句称，尽管近两年艾未未在媒体曝光度越来越高，对政府的批评也愈加公开和扩大，但当局迄今并不认为他的”极端言论”触犯了法律。 司马南指称艾未未拿”国外的钱”搞政治 尽管官方媒体回避对艾未未做出直接的政治批判，给人的印象是试图冲淡”艾未未事件”的政治色彩，但一些左派团体和人士则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发表了大量抨击艾未未”帮助外国势力反华”的文章。此外，在中国互联网上发布的一段”四月青年会客厅”视频访谈节目中，以”反伪科学斗士”著称的司马南与环球时报主笔王文就艾未未事件发表评论。节目称”所谓的艺术家’反华’就会受西方追捧”，”艾未未是在2008年后被西方和南方周末炒红的”，并称”艾未未们若得逞，中国会更糟”。在访谈中，司马南表示， “十三亿人在资源瓶颈这么厉害的情况下，在虎狼环伺的世界上，在中国民族六十年刚刚呈现往上走的时候，我们听你大胡子艾未未的，跟着你上街，闹街头政治，中国老百姓日子过好了？凭什么呀。也可能小孩一听你，脑子跟着一热。反正像我这样的，50岁的小老头，我凭我常识我就判断，艾未未你小子可以脱裤子搞你的裸体艺术，但是你那个政治是不靠谱的。更何况你拿着国外的钱干这种事，不明不白啊。” 艾未未母亲要求司马南拿出证据 针对司马南的评论，艾未未母亲高瑛表示，如果司马南知道艾未未有什么不法的行为，早就应该向国家举报，而不是在艾未未已经被警方控制，无法进行回应时才”向他身上泼脏水”。她要求司马南拿出证据，否则不排除以法律手段追究责任，”你说他拿外国的钱，外国的什么钱要说清楚，你有什么证据。这个事情作为妈妈也要追究，如果我儿子拿了一些’带血’钱，那这个儿子我就不要了，不配作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是堂堂正正的，以自己的劳动换取的钱来做自己的艺术作品。我儿子不会花这样的钱的。这个问题司马南一定要说清楚的，” 德国之声试图与司马南进行联系，但至截稿时，司马南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 作者：石涛 责编：雨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