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雄

每個個體生命的燃燒都會被全球看到，被報道、祈福、慰問，從而讓其他藏人看到——自焚由此形成自焚運動。我們需要弄清這種廣泛而持續的自焚，整體是在表達什麽意願，追求何種目標？ 目前，藏人自焚變成了一個各方面都不知道如何應對的難題。 一是自焚加速發展，迄今（到2012年12月11日）境內藏人自焚97人（除此還有5位境外藏人自焚），其中2009年自焚1人；2011年自焚12人；2012年迄今自焚84人，僅11月就自焚28人。停止自焚的所有呼籲都無效，誰也不知道哪裏是頭。 二是處於兩難——這麼多人已經自焚，任何對自焚的否定都成為對犧牲者的不公，以及對他們親友的傷害；反過來，對自焚的報道、祈福法事、慰問和捐贈等，則成為對繼續自焚的鼓勵。 三是自焚起於當局的鎮壓，當局又把自焚定為犯罪行為繼續鎮壓，這使得出於人道立場阻止自焚的努力，陷入如何與當局區分的糾結。 四是外人既對自焚者同情，同時又不理解自焚行為，看不到能達到的效果，在初始的震驚過後，隨着自焚不斷增加變得麻木。 五是藏人精英抱怨國際社會與中國知識界失語，這與自焚運動缺乏理論支持有關，而藏人精英除了對自焚抽象肯定，也沒有能夠引領他人的見地。 六是利益考量導致各國政府對藏人自焚採取回避敷衍態度。在經濟至上的世界，此種經濟人理性並不奇怪。藏人比起其他民族（如處境更糟的維吾爾人）已得到很多關注，仍免不了被冷落的感覺。 …… 解開這個難題，或至少知道該怎樣面對，前提在於需要搞清這種廣泛而持續的自焚，整體是在表達什麼意願，追求何種目標？對此存在不同解讀，多數只是強調某個方面，甚至按需所取。我認為，在缺乏自焚者個體的充分信息情況下，用統計方法分析，或可幫助接近全貌。 從2009年境內第一個自焚藏人紮白開始，藏人作家唯色同步地記錄了每個自焚者的情況，並隨時更新匯總，發布於她的博客——《看不見的西藏》。 使國際社會關注西藏。但除了網路作家古珠一人提到，其他遺言都未涉及，在遺言中的比重最小。這說明境內藏人並未像人們想當然認為的那樣寄希望國際社會。倒是自焚的境外藏人（未納入上面表格），其中的江白益西在遺言中兩次提到尋求世界支持，另一位西繞次多也在自焚前呼籲國際社會關注西藏問題。 尋求國際社會的支持一直是境外藏人的主要目標，也是迄今流亡西藏領導機構的工作重心所在。這一點體現出境內外藏人的差別。 本文進行的統計分析，基於她所記錄的信息。 還需說明的是，造成藏人自焚的首要責任在中國政府，這一點非常明確。 本文有限的篇幅不用於重複這個結論，而是希望進行更有建設性的討論。 自焚人數的時間分布 將境內藏人2012年每月自焚的人數分別列出，可以看出兩個高峰分別在3月（10人）和11月（28人）。3月分別有「西藏起義紀念日」（3月10日）、 2008年西藏抗議周年日（3月14日）、2008年阿壩縣抗議民眾被槍殺紀念日（3月16日）、中國政府所定的「農奴解放紀念日」(3月28日）可以合理地判斷，自焚高峰與上述日子有關，總體是在表達對中國民族政策的抗議。表達抗議應該被視為自焚的主要動因之一。 自焚發生的最高峰是在中共十八大召開的11月。此前的10月，自焚人數與3月相當，同為10人，應該也與十八大有關，因為十八大曾被廣泛傳為將在10月召開。在中共十八大前後出現的密集自焚，可以理解為促使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改變西藏政策，是將自焚作為一種促成變化的行動——這應該是理解自焚的重要入口。 自焚者遺言分類分析 進一步了解自焚的動機和訴求，可要求的，佔19%，但是要加上多人自焚時喊了「讓達賴喇嘛返回西藏」、「西藏要自由」、「釋放十一世班禪喇嘛」、「語言要自由」等口號，都是在表達抗議和要求。同時，對多數自焚者，即使沒有遺言或口號，自焚行動本身所含的抗議和要求已是不言而喻，無需再說。 從自焚者留下的遺言入手。我所分析的遺言，都是在自焚者在自焚前留下的，有手寫，有錄音，也有與親友所說。迄今有26位西藏境內自焚者的遺言現世。 除此還有多人被記錄下自焚時喊了口號。 口號內容比較一致，大部分是「讓達賴喇嘛返回西藏」、「西藏要自由」等。相比之下，事先留下的遺言比在自焚一刻喊的口號有更多層面，因此對這種遺言做專門分類分析。 遺言分類可以得到以下一些看法： 占總數的35% 這一部分並非是對外（當局或國際社會）的，而是一種體現自我人格力量的英雄主義，是一種通過捍衛尊嚴，分擔痛苦，鼓舞勇氣，表達聲援，類似涅槃的自我昇華。典型遺言有「要為西藏民族的尊嚴而自焚」（班欽吉），「他們認為我們害怕武力鎮壓，他們想錯了」（彭措）等，體現了藏民族最為可貴的精神力量。 自焚並非主要是出於絕望 首先，一度流行的——包括流亡西藏政治領導人也曾宣稱的——自焚是出自藏人無法忍受目前處境的絕望選擇， 不能說沒有，但所佔比重只有19%，比重在7項分類中屬較低之列。 境內自焚藏人並未乞靈國際社會時包含對當局的要求和抗議），佔38%，居第二位。其中也有類似表達勇氣和承擔的內向成分，是一種具有宗教性質的奉獻。如索巴仁波切遺言表達以壽命和身體供養達賴喇嘛並超度眾生。 非宗教人士對此不易理解——以燃燒肉體作為供奉，不求功利，只求功德，这種宗教精神為多數藏人所具有，也會成為自焚的動力。 關於西藏獨立 在遺言中明確要求西藏獨立的有4人，另一人表示以自焚「守護西藏國」（旦正塔），一共佔19%。另外還有數人在自焚時呼喊了西藏獨立的口號。 2008年以來，獨立意識在藏人中廣為擴散。不過流亡藏人作家加央諾布把凡是呼喚達賴喇嘛回西藏都等同於要求西藏獨立（見JamyangNorbu：MAKEITBURNINGISSUE），卻有些牽強附會。主要是當做一種行動共有14個自焚者在12份遺言中表示把自焚當做一種行動。這是比重最大的一塊（54%），與中共十八大期間出現的自焚最高峰一樣，都體現了自焚者期望他們的犧牲有助於實現目標，而非僅僅只是表達抗議或絕望。至於自焚是否真的有助於實現目標，他們並不清楚，但是如丁增朋措遺言所寫的——「無法繼續活下去空等」。這句令人傷心的話是應該理解自焚的一把鑰匙值得深思。 境內藏人終於明白：只能靠自己 西藏問題多年未獲進展，從西藏自身反省，在於一直把進展的希望寄託給外界——境內西藏寄託於境外西藏；境外西藏先是寄託於國際社會，後來寄託於中國政府，基本路線始終是利用國際社會的壓力迫使中國政府讓步。 對國際社會，達賴喇嘛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歐美民眾幾乎一面倒地同情西藏，達賴喇嘛成為家喻戶曉的全球明星。但是在給中國政府施加壓力方面，我認為國際社會已經到頭，很難再指望更多即使在急需西方援手的1980年代，中國對西藏問題都未曾半點讓步，在已經「崛起」了的今天，指望國際能壓中國讓步豈非更為渺茫？ 開與達賴喇嘛特使會談。那從一開始就是為北京奧運會設計的國際公關，卻被流亡西藏當做終於來臨的機會，熱切盼望獲得實質進展。境內藏人那時多有樂觀，耐心地等待。直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夕，達賴喇嘛在3月10日抗暴紀念的例行講話中宣布：「從2002年開始，我的代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關官員就特定問題先後進行了六次會談……但令人遺憾的是，在基本問題上會談不僅沒有產生任何實質的成果，而且過去幾年對境內藏人的殘酷鎮壓更是變本加厲了。」 奧運前的最後時機強化國際對中國的壓力，但是真正了解中共就會知道，寧可北京奧運會不開，它也不會在西藏問題上讓步。果然，國際社會隨後的動作毫無效果，杯葛流產，態度最強硬的法國最終也向北京服軟。這些都毫不留情地證明，流亡西藏多年的路線——通過國際社會迫使中國讓步，是完全無效的。 另一方面，達賴喇嘛的宣布卻驚醒了境內藏人。他們年復一年在無窮等待中消磨耐心。這中間，班禪喇嘛被囚禁，噶瑪巴出走，達賴喇嘛日復一日遭攻擊，最終等來的卻是「沒有產生任何實質的成果」。第一時間得知達賴喇嘛講話的拉薩沙拉寺僧人，當即有人表示「我們必須起來」，隨即走上拉薩街頭打出雪山獅子旗，呼喊口號。那是2008年波及藏地全境的抗議運動的第一聲呐喊。3月10日當天下午，哲蚌寺幾百名僧人下山抗議。「3·14事件」自此發酵、擴展。 按照唯色的看法，目前的自焚運動仍是2008年抗議的延續。其實，也就是第一個挺身而出的沙拉寺僧人所說的——「我們必須起來」的繼續。自焚如何成為運動沒有組織、缺乏資源的民眾能做的並不多，可以想見的就是2008年那種走上街頭的抗議示威。當民心所向，一呼百應，聚成人群會形成聲勢。在規模小的社會，抗議人群規模足夠大，有可能促發變革，但是處身大規模社會的少數民族則註定沒有這種可能。1989年上千萬漢人走上中國各地街頭，都被不惜流血的專制政權鎮壓，人數只是漢人零頭的藏人，又怎麼可能例外？當大兵壓境，軍警密佈，到處抓人時，群體行動愈來愈難，「必須起來」就只能作為個人行為。而滄海一粟的個人如何對抗龐大政權？ 2008年的西藏抗議遭鎮壓後，不少藏人獨自上街，喊口號撒傳單，結局都是無聲息地人間蒸發。分散的個體如何能從這種令人絕望的淹沒中迸發？那只有採取更加激烈的方式，如網路作家古珠的遺言所說——「把和平鬥爭更加激烈化」。而自焚，正是個體能做的最激烈方式。 每個個體生命的燃燒都會被全球看到，被報道、記載、祈福、慰問、廣泛傳播，從而讓其他藏人看到——自焚於是被不斷效法，形成愈演愈烈的自焚運動，亦釀成愈來愈大的悲劇。 如同2008年的西藏抗爭始自僧侶，自焚運動也是僧侶打頭。自格爾登寺僧人紮白於2009年2月成為境內自焚第一人，前面12個自焚者都是僧侶（注：我把2008年西藏抗議運動後被當局強行逐出寺院的仍算為僧侶）。直到2011年12月，出現第一個世俗藏人自焚。2012年一季度的20個自焚者中還有15個僧侶；到二、三兩季度已是世俗人為主；第四季度的前70天，50個自焚者中則有43個世俗人。在試圖理解藏人普通百姓投身自焚運動時，我總會想起曾聽過一位藏人妇女講的話，她說：「我沒有其他能力為我們民族做什麼，就為民族多生幾個孩子吧。」在自焚者遺言中也能看到類似的情懷。牧民丹增克珠和阿旺諾培的遺言說：「對我倆來說，沒有能力從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上出力，在經濟上，也沒有幫助西藏人民的能力，所以我倆……選擇了自焚的方式。」 61歲的頓珠一再呼籲僧人和年輕藏人不要選擇自焚，留住生命為民族未來事業作努力和貢獻，表示應該由年事已高的老一代人自焚。 一旦藏人百姓知道，不需要擁有財富或學識，用自焚的行動也能造成影響，激起民眾，觸動當局，他們便會奮勇去做。 這種時候，大寶法王噶瑪巴仁波切呼籲生命寶貴不要自焚卻毫無作用就不奇怪，因為自焚者就是要獻出最寶貴的生命；而唯色等知識分子呼籲活着才能改變現實也不會有效，因為自焚者正是因為不知道活着能做什麼，而自焚至少能打破沉寂。除非是告訴這些絕望的藏人，不去自焚，他們能做什麼？而不是僅僅讓他們活着旁觀空等。 自焚是對壓迫者的抗議，也是對領導者的批評 掘自焚深處的這層含義，似乎應在藏人內部進行，但是眼看一個個生命燃燒，我只能把顧慮放在一邊。沒錯卻是多餘。要想取得勝利，更有價值的是檢討己方和改進己方。如果對自焚只停留在譴責壓迫者上，自焚的犧牲就成了浪費。境內藏人從對流亡西藏的滿懷期待，到紛紛挺身接踵自焚，流亡西藏至少應該從中看到——其以往的路線值得反思。 如果說老一輩流亡西藏領導人所走的道路，在他們的時代是必要的摸索，繞不過去，境內藏人今天的自焚，卻在用燃燒的生命呼喚流亡政府的新任領導者——不能再走回頭路！ 目前，沒有跡象表明流亡西藏的新領導人明白這一點。當選司政洛桑森格在回答《亞洲週刊》提問是否有信心和中國政府談判解決問題時說：「我個人當然有信心，曾經有個中國知識分子，他講過，西藏問題，如果有個開通的人想通了，就馬上可以解決，我也這麼認為。」這種停留於1980年代的說法讓人感到時光倒流。洛桑森格上任後周遊列國，拜政要，見媒體，出席場合，搞各種活動，完全是在重複爭取國際壓力迫使中國政府讓步的老路。此前達賴喇嘛已將這條路走到了極致，所謂再一再二不可再三，但是1989年和2008年的兩度撞牆，卻沒有擋住今天的流亡西藏又進入第三輪重複。 不過，也許正是境內藏人的自焚運動被當成了新的契機。境外網站上一位叫維讓的藏人這樣寫：「同胞的軀體沒有白白燃燒，最近，安多一帶多次出現數千人規模的抗暴鬥爭，這是同胞們犧牲的結果……我相信，假以時日，2008年藏人抗暴的風暴一定會再次席捲藏地。」他因此批評藏人內部關於停止自焚的呼籲，「這一舉動是多麼的可笑，表示如果呼籲就此成功，那麼之前的同胞就會白白犧牲，我們的鬥爭也會戛然而止。」 當做一種實現目標的手段，自然會期望境內藏人的自焚多多益善。且不談這其中的道德是非——維讓已經表達對「道德制高點」的不屑，似乎政治只求目標，手段可以不擇——即使只從政治成敗而論，自焚也無助達到目標，就算能夠再次激起2008年那種抗議運動（當局的高壓已使其很難），然後呢？既然2008年被鎮壓，再來一次難道會不一樣嗎？ 可能正期望再次發生這種鎮壓。鎮壓會引起國際關注，流血愈多，迫使中國政府讓步的國際壓力就會愈大。然而這又會回到前面論證，自焚只是增添了不同誘因，結果不會有二。專制權力既不在意自焚，也不害怕流血鎮壓。而國際社會當年沒有為六四與中國翻臉，現在也不會為西藏與中國反目。現實發生的一切，無一不在證實對此的任何幻想都是盲目。而生命一直在犧牲。 需要引發世界高度關注。而各國政府在避免開罪中國的同時，可能通過更多支持流亡西藏、關注西藏議題等方式平衡良心和安撫本國民眾。但這種好處當然只能在西藏境外。不過很難相信，境外藏人會為這點好處而希望境內同胞繼續自焚。 境外藏人包辦西藏自由和平事業，而讓境內百萬藏人成為主體，共同參與自由與和解；境內藏人知道了路在何方，他們就會活着挺進充滿希望的未來，而不需要再投身自焚的烈火。 王力雄，陽光時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