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

甘阳:《文明・国家・大学》新书发布会上的讲话

甘阳:《文明・国家・大学》新书发布会上的讲话 甘阳:《文明・国家・大学》新书发布会上的讲话 2011年12月30日,甘阳《文明·国家·大学》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由三联和北大联合主办,甘阳作为中国知识界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学者前来参加。随着全球化、西方化同质化进程,文明、文化、道德等诸多人类价值都在受到威胁。如何解读西方、重建现代西方文化的外部,这将成为中国崛起、文明重建生死攸关的问题。而甘阳所做出的回应,开展大学通识教育,则受到了左右各方的质疑和批评。他在研讨会的总结发言坦率地解释了自己的初衷和对现状的思考,甘阳的说法在文化多元主义者看来是反动的,但这其实是托克维尔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的民主会带来拉平化的问题。在此意义上,甘阳的思考不仅是针对中国而言,也针对一个现代性的普遍问题。观察者网全文记录发言,以飨读者。 今天大家提到很多问题,我也很高兴能有这样友好的争论,包括我思想中的很多矛盾,很多朋友都在不同场合点出过。 我无法一一回答各位的问题,所以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总的体会。虽然这本书中收的有几篇很早,是92年的,92年第一篇文章《文化中国,乡土中国》,主要的文章是03年的。03年有几件事情比较刺激我,一个是北大改革。北大改革对我个人的刺激可能比很多人更大一点,因为我曾经在美国十年,香港十年。在香港时我在香港大学,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是,北京大学是在以我当时工作的香港大学为蓝本,而要把它变成香港大学。而说实话我不知道香港大学是干什么的,香港大学作为一所大学,作为高等教育,它的mission 到底是什么?这个我不大清楚,基本上就像一个职业培训所,它最好的是医学院,法学院,文史哲都……我传统的理解大学是培养一个人精神性的,而香港大学让我感觉不到这一点。北大改革,尤其是我自己是北大出身,事实上我很难理解。 北大据我所知,北大从校长、教授到学生,都认为北大是不如香港大学的。我很难理解。我从来没有这么认为过。北大如果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觉得很难受。北大打断了我原先的一些写作和研究的想法——按照原先的计划做些学术性的研究都没有必要,假如文明这个概念没有,假如中国人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文明的话,那我也没有必要写,我自己的思想我自己enjoy就行了,找几个朋友喝喝酒、谈谈经也就行了。所以很多真正的想法可能我以后会稍微谈一点 ,从今天流行的东西我只能说我非常非常反动。反动到我觉得没有意义去谈。比如说,现代、现代社会和现代化。我个人认为,16,17,18世纪开始的现代社会,现代化,把全世界全都拖进去的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现代化)的话,那很好的。我们中国人如果以宋明或者宋朝为(蓝本)是很幸福的,以后的东西没有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惜的。我不大说这个话,因为这话说出来大家会认为我是神经病,怪话而已。 全世界现在非常趋同化,而且是以前所未有的架势,令人无法抵挡,这在任何(生活)细节上都能表现出来,人都在主动追求这个东西,最简单、最新的比喻就是电影,电影都是以全球观众为追求对象的,那只可能找最低标准而不可能是找最高标准,只有在最低标准的情况下可以趋同化,任何教育也是一样的,找到最低标准是可以找到公众点的,找到最高标准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悖论。老潘讲到最后只剩下一个死结,事实上我觉得现在已经是一个死的状态,西方在冷战之后从来没有有意义的思想出来过。我们现在想问题、说话都已经被最近十年左右的东西套住了,我们很难跳出去。人类思想从来没有这么僵化过。而表象上是人类思想从来没有这样自由过。我们几乎没有想象力。我们不敢想象,在我们还有可能生活在一个和现在的世界不大一样的世界。 仅仅没有多久以前,80年代我们生活的世界和现在很不相同,而且要幸福得多,问题是倒退不可能,我们人类好像已经被套上了一个什么样的卡索。这是我很多年来的感觉。大家都如此认账,如此服输。明明全世界现在所有人,包括美国的富人都认为世界在出大问题,都没有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认为美国政府从来没有这样不负责任过,美国的富人也没有这样猖狂过。问题是富人交点富人税这本来不是很大的问题,居然什么都通不过。欧洲债务也是,大家都认为全世界出问题了,但这个问题是什么,大家不知道,怎么解决大家也不知道,大家却仍然认为可以这样活下去。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没有想象力过。包括谈大学都很难谈。这我相信全球一体化日益加剧,加剧到每个人都是机器里的(一部分),没有一个人有主宰性,这时候很多的感觉都是无力感。 我今年1月份去美国,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去美国,以后不用再去了。我参加了美国大学联席会议,有很多美国大学校长(出席),我相信美国高等教育在走下坡。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美国本科生作弊,美国《纽约时报》去年几个大的调查表明,美国本科生作弊率达61%,这个是非常震惊的。我在美国呆了十年,整个美国的学校像芝加哥大学这样的学校是不大可能的。整个道德风范已经完全散体。另外一个,它本身比较好,但并不是美国最好的大学,而是一般的大学也都相当不错,但是这些年下来,马上面临大学的破产,就是大学和大学之间的不平等,钱越来越往少数好的学校流动,美国加州最好的州立大学两个系统基本上都已经破产,下面学费还要涨三倍。为什么最近奥巴马在找这些大学的校长,怕会发生学潮。 我举这些,是想说明我们正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时代,但对于这个变化我们已经不大能用新的思想去想它。就像这次西方的危机,我觉得不是一年的危机,而是冷战结束之后从亚洲金融危机,到欧洲危机,到美国危机的这样一个连续的发生,不会是一个很简单的、很快会风平浪静过去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些想象力。这个想象力面对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哪个呢?一个我觉得抛开中国所有大的问题不谈,有两个大的趋势,实际上是清楚的:第一个趋势,不管中国目前有多少个体,中国文明也好,中国国家也好,从鸦片战争以后,从五四运动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在整个中国社会范围内,无论是百姓、还是知识分子、还是商人、对中国古典文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可从来没有这么高过,五四运动之后从来没有这么高过,仅仅十年前也没有,五年前也没有。这个速度也同样加速。鸦片战争以后,五四以来,中国人民对自己的中国文明传统任意嘲弄、反抗、讽刺、践踏,这都习以为常,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问题。而在现在的中国人里,包括现在的大学生里,就像我五年前所说的,再过几年,任何人不可能在大学里用轻蔑的语言谈儒家,(否则)人家会把你当白痴。这个趋势摆在那里,不管这么样中国人民对自己文明的认可度,认同度,重新学习的愿望这五十年来从来没有如此提高过。 另外一点,西方文明的口碑从来没有跌到这么低过,08年我很多银行家,金融家的朋友都和我说他们彻底被震惊了,五大投行居然会出现崩溃,五大投行在全世界那简直是上帝,那怎么可能会奔溃,才奔溃了一两年,中国的头就已经低了,中国两百年都不可能建成它那样的投行,还不到一年那些投行全完蛋了。你无法想象。另外一点,其他的各个方面,比如十年前,好多人说美国好话,那是理直气壮的。现在哪个人无条件拍马屁地说美国如何如何好,老实说,也有点风险,让人觉得挺肉麻,会被人说不明事理。这个趋势也是非常地大。 回到大学的问题上,我觉得在现在批评中国大学的情况,不可以对大学全盘否认,中国的大学正在看不见的方面进展着。这个进展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一个原因,中国大学有钱,钱特别多,钱未必能办好事,但是有钱确实不一样。 第二个点是更重要的点,我们的师资变化,特别是像一些文史哲这些老的领域,我觉得很明显最近这些年中国大陆985大学的博生生基本上可以,十年前中国大学的文史哲博士生基本上不知道在写什么,五年前已经好了许多,现在来说特别差的不会有,我是说比较好的大学。目前的985大学, 不要说北大,像中央大学,或者复旦大学这样的学校,文史哲太差的老师不大可能进来。至于一些老师比较年轻,比较投入,实际上是在改变大学的教学制度,学生受益不一样。另外一个普遍存在于中国大学校长之间的感觉是,如果说五年前一个美国大学校长来中国,中国大学校长会感觉他们是老师,我们是学生。现在的感觉,(大家是)同事、同仁,人家问题也很严重,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看时代变化的速度同样也在加速度发展,简单一点来说,中国确实在崛起,西方确实在衰落。但问题是中国到底是什么崛起? 是文化的崛起还是经济的崛起?我非常明白很多朋友一方面很支持,一方面也有很多的批评,儒学界和我有些一致,但会认为我推行儒学不利,而另一方面,包括对中国49年来,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认为我对许多问题认识不够,推行不利。 我心底很悲观,但我把悲观和绝望分开,我虽然悲观却还有绝望。我现在是在回答早上张祥龙先生曾提到第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一个国家现代化还没有西方化,我说没有。但背后隐含着中国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其实是比较悲观的,但我并没有绝望,这个可能性需要很多机遇性和偶然性的方面。我大概会想讲一下我为什么悲观,我们对现在这件事情还需要一个比较深入的认识,一旦踩上去下来就不容易。这像吸了毒一样,吸了毒就要上瘾,就像有了电灯,非常进步,现在有了ipone3, ipone4,这个就是吸毒,一个一个吸食下去,你欲罢不能。如果中国现在是这样一个状况,中国文明不可能有一个对这样东西的反省度,只能跟着走。 美国没有思想家,可以借鉴英国 是否有一种可能性,中国凭借自己相当丰厚的历史文化基础,等到中国人玩到厌的时候想玩玩其他的东西,这是个机遇的问题。我整本书中最长的一篇讲文化与社会,我觉得中国如果要对现在这件事情比较深厚的认识,英国是一个比较值得看的国家,无论是在文化上 ,思想上,包括经济上,政治上,都比较有参考价值。我在美国呆了十年,坦白说,我相信美国没有思想价值。威廉斯《文化与社会》里列举19世纪英国有那么多的人物,美国哪里有几个人物可以和他们相比。美国至今没有什么思想,美国就是有很多勤劳的,生产力很强的学者,生产了大量论文,这些论文没有必要写,写一两篇就可以了,因为就那么一点点思想,通常就是这样,三流的人负责生产,以证明他的存在。 我认为美国没有思想家,如果勉强有一个,我认为那就是亨廷顿,对冷战之后的大学他有一个很大的想法,其他的,那些被认为是最好的,罗尔斯也就是一个很好的学者,有逻辑推理能力,能把问题说得不必要的复杂。你如果比较我们原先阅读的欧洲所有思想传统,美国大学,第一美国没有知识分子传统,没有文人传统,也没有文化的传统,基本上是靠大学这个生产基地在生产,我那本书中实际上借威廉斯谈我的一些想法,我觉得他们面临的那些问题,某种意义上我把它归结为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化与资本主义问题,另一个是文化与民主问题。 我对现代性非常怀疑,当现代化是一个相对温和、可以被人力所相对控制的(程度),那这个现代性还是相对可以接受的。对自然的开掘可以控制,而不是无限制,不是受欲望控制的开掘,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完全不受人类主观控制。如果不是完全变成一个盲目发展,当所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被控制住,这个现代性可以解决。但问题在于,现代性它一旦起来,那就像永动机上了发条一样,人类将彻底地灭亡,一个结果是资源耗尽 ,另外一个结果是人类所有文化变得没有区别,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就是最低标准,就是很低的智商点的东西。我们现在青少年的文化基本上是弱智的文化。当然,我这些都是比较“反动”的说法,我平常不大说的。 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有相当大的共同点,都在批判资本主义 我之所以和许多朋友有点不一样,我的悲观主要在于许多问题不是太容易解决。威廉斯在那本书里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方式,威廉斯自己是一个左翼,但他是一个文化修养极高的左翼,他力图在调和一些矛盾。第一个问题,他实际上是说,在文化与资本主义的问题上,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是完全站在一起的。一个文化人喜欢资本主义是十分荒谬的事情,一个文化人意味着精致的诗歌,文学这些才是最高价值的东西,不可能以金钱为最高的价值。所以如果你认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最大麻烦是它必然把文化变成和所有商品一样的东西。所以一个人从心底上喜欢资本主义,他不可能喜欢文化,他认同的文化是假的文化。所以英国也是一个文化大国,一大帮人不大能接受工业革命以来建立的机械,市场等这样一套的价值观。在威廉斯的书里有相当多的英国文化人,所有人中没有一个会是接受资本主义的,这就是为什么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最著名的知识分子肯定都是左派,至少他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有相当大的共同点,都在批判资本主义。保守主义从文化上批判资本主义,而从另外一个方面,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同时撕裂了人类共同体、社群共同体。 比较大的一个麻烦是文化与民主的关系。这里的民主不是指全体的民主,而是平等。文化上的民主是根本上不可能调和的。因为文化必然要讲高低,你不能说昆剧唱到高水平和低水平的人是一样的好,你不能说书法最高明的人和完全最差的人是一样的,就是说文化不能接受平等这个概念。平等是人间相处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又存在很大的分歧。我觉得威廉斯比较有趣的地方,在于他在极力调和。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但是他反对有工人阶级文化,否认有无产阶级文化,他认为劳动人民对文化的贡献主要在于 一个整全的生活方式,精致的生活方式,威廉斯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的文化观实际上是艾略特一派的,文化必然不可能是超越民族的全球文化,有些是有历史文化共通点的,通常意义上的精致文化从它本身来说,当然就是英国的。同样是英国人民共同体,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和英国工人阶级有矛盾?我在这里稍微回应一下,威廉斯在50年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那时几乎没有读过马克思主义,70年代因为受到安德森等的攻击,然后他去看马克思主义,他希望能和马克思主义调和,这里有一个有意义的东西是,整个里面有个最基本概念的就是历史共同体。英国历史共同体是他潜在的前提。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全力攻击安德森。这个是必然的,既然是一个历史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是劳工阶级也好,上层阶级也好,都是能够在一个共同体内相互调和的。比如在他们和后来新左派的纠葛,不管他们对工党如何不满,他们的整个政治活动都是仍然以工党为中心的,他们可以批判工党当选的某一个领导人,但仍然(在工党那一边)。不像后来的一些完全否认任何实际的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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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中国的十字路口: 许纪霖先生访谈录 (中)

作者: 陳宜中  |  评论(0)  | 标签: 所见所闻 三、国家理性的限度 陈:您所谓「富强的崛起」,近10年来激发出某些心態狭隘的强国主义、爱国主义、国家主义、或国族主义,就连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沙文主义也开始甚囂尘上。您呼吁重建「文明主体意义上的中国」、「普世意义上的文明中国」,希望中国能够「文明崛起」,跟这个发展趋势有关吗? 许:自从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到08年的奥运火炬传递事件,中国民间出现了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狂飆。民族主义狂飆是一个內部非常复杂的思潮和运动,有文化认同的需求,也有中国崛起的诉求。而国家主义是民族主义思潮之中比较右翼的极端形式。民族主义追求民族国家的崛起,这无可非议。但国家主义主张以国家为中心,以国家的强盛作为现代性的核心目標。虽然民族国家的建立也是启蒙的主题之一,但启蒙的核心不是国家,而是人,是人的自由与解放。如今这股国家主义思潮则把国家作为自身的目的。隨著「中国崛起」呼声的日益强烈,国家的確成为这几年中国思想界的核心。 王晓明2008年在《天涯》第6期上反思汶川地震的文章,有一个敏锐的观察。他发现,1980年代启蒙运动的时候,大家都在谈「人」,关键字是「个人」;1990年代隨著阶级的產生和分化,核心词变为「阶层」;这几年则转移到了「国家」。那么,国家与启蒙究竟是什么样的关係?从各种宗教、家庭和地缘共同体中解放出来的个人,与现民族国家的关係如何?在传统自由主义理论之中,国家理论比较薄弱。特別是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由於过於迷信国家只是实现个人权利的工具,缺乏对国家的整体论述。於是,在自由主义缺席的领域,国家主义乘虚而入,这几年的卡尔‧施米特热、马基雅维里热、霍布斯热,都与中国思想界的「国家饥渴症」有关,构成了对启蒙的挑战。面对国家主义掀起的「中国崛起」的狂飆,自由主义有自己的国家理论吗? 去年我访问巴黎,在荣军院大教堂拿破崙墓面前,感到极大的震撼。巴黎的两所世俗化圣地,先贤祠与荣军院大教堂,象徵著法国革命所建立的两种正当性。埋葬在先贤祠的伏尔泰、卢梭、左拉、雨果等启蒙知识分子,奠定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正当性;但近代的法兰西还有沉睡在荣军院里面的拿破崙所代表的另一种正当性,那就是以国家荣耀为最高追求的帝国正当性。 自由主义继承的是先贤祠的启蒙传统,而中国左派经常批评荣军院的西方帝国本质。实际上,现代西方正是有这两张面孔:启蒙与国家、文明与帝国。而且,对於大国来说,民族国家与帝国之梦又难以分离。 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追求的是现代国家的启蒙正当性,而国家主义者要的却是帝国的正当性。《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说穿了就是想重温帝国的旧梦。不过,他们提出的问题也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在这个帝国爭霸的世界里面,难道中国可以只要王道(自由民主)而捨弃霸道(强国梦)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又该如何回应国家建构这另一种正当性呢? 现代法治国是一种现代的帝国,但对內与对外是有区別的。在晚清思想家中,以鼓吹「金铁主义」而闻名一时的杨度就注意到:「中国今日所遇之国为文明国,中国今日所处之世界为野蛮之世界」。因为西方文明国家內外政策之矛盾,「今日有文明国而无文明世界,今世各国对於內皆是文明,对於外皆野蛮,对於內惟理是言,对於外惟力是视。故其国而言之,则文明之国也;自世界而言之,则野蛮之世界也。何以见之?则即其国內法、国际法之区別而可以见之」。诚如杨度已经发现的那样,西方对內文明,对外野蛮。至少在殖民时代是如此,前几年小布希又试图重温帝国旧梦。西方的两张面孔「启蒙」与「战爭」如影如隨, 西方来到东方,用野蛮推销文明,以文明实施野蛮。 自由派与新左派都將西方单一化了,新左派只看到帝国主义的嘴脸,而自由派则缺乏沃勒斯坦那样的世界体系视野,从国家关係的外部考察西方法治国的帝国面相。今天我们之所以对西方有如此多的分歧和爭论,与这两歧性有关。这两歧性之间的內在关联,正是需要说清楚的薄弱环节。 陈:听您这么说,您心目中的「文明主体意义上的中国」、「普世意义上的文明中国」,既不等於所谓的「全盘西化」,也不是靠「逢西必反」来建立中国的文明主体性、普世文明性。 许:前不久我读了一些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竹內好、子安宣邦和酒井直树的论著,感觉今天中国正在重复当年日本的心路歷程。日本脱亚入欧,试图抵抗西方的帝国主义,「超克」西方的近代化,结果却是以最西方的方式(帝国梦)跌入了反抗的对象。通过抵抗西方而实现自我认同,使得日本作为一个主体,变成一个曖昧模糊的抽象物。只有明確的反抗客体,却没有主体的抵抗。──这与今天中国的那些「不高兴」派何其相似! 战后,日本重新回到西方轨道,左派们对这种丧失了日本主体性的近代化失望,於是转向对中国革命有所嚮往。在他们的想像之中,中国革命是超越了西方的东方主体性的革命。今天中国的左派们不幸得多,他们既不像战后的日本左派,也不像五四时期的李大釗、陈独秀,有一个社会主义的东方可以模仿,只能借助於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新传统」。但那段歷史记忆远远没有得到清算,仍然是一片灰暗。 对於西方的两张面孔,中国的自由派与新左派各自抱住了大象的一条腿,自由派看到了天使,新左派发现的是魔鬼。而真正的西方是复杂的,既是天使又是魔鬼。天使与魔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家与人性其实也差不多,存在著一个內部的紧张。 在近代欧洲人里面,一直有一种民族国家与帝国世界的紧张性。拿破崙带著法典、指挥千军万马,以普世文明的名义扫荡欧洲。在法兰西荣耀背后,其实有一个基督教普世王国的梦想。只不过,那一古老的宗教梦想到19世纪世俗化为以启蒙为旗帜的利益扩张,一种新的十字军东征。西方人以近代民族国家为基地,但只要有机会,不会放弃源於罗马帝国和基督教传统的世界主义梦想,而以启蒙为象徵的世俗文明价值正是其正当性所在。 再说英国的成功和德、法的失败。英国继承的是罗马帝国的统治传统,只改变殖民地的上层结构,而保留其自身的风俗和文化传统;而拿破崙的大陆法典过於深入社会,它要改变的,乃是整个社会结构乃至文化,因此早早碰壁。文化价值和宗教价值是最碰不得的东西,真正的反抗都是来自自身的文化价值解体,认同感的失落,而不在乎是否异族统治。在中国两千年歷史当中,异族统治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歷史;但中国还是中国,因为文化是中国的,所以世界依然是天下的,天下即中国,而不是別的。 问题在於,晚清以后天下变了,文化变了,而不是仅仅被新的异族征服了。这是真正的恐惧和失落。新建立来的民族国家具有近代国家的一切形式特徵,唯独缺乏自身独特的文明和价值。那些核心的东西是人家的,是异族的──这是动盪至今的所谓的「主体性」危机所在。毛泽东时代一度以为找到了中国的文明,又很快被证明是虚幻的乌托邦。潘维担心即使中国崛起了,主导价值观还是西方的,原因就在这里。他与甘阳都注意到了文明国家比民族国家更重要,话语权比经济实力更有力,但这两位老兄所幻想的中国价值,依然是一个虚幻而空洞的种族性的「我们」。 陈:您关於「国家」的说法,似乎带有某种张力。您说,自由主义的国家观点或理论有所欠缺,只看內政而不重国际;新左派的反西帝论调则只重国际间的野蛮斗爭,而不见文明。您强调野蛮与文明之间、或者说霸道与王道之间的紧张关係。一方面,您希望以文明制约野蛮;另一方面,您吸收了部分国家主义的要素,不讳言文明需要以实力作为后盾。於是,好像折衷或调和出了某种「文明国家」甚至「文明帝国」的想像?这个思路似乎不太容易討好,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您对国家主义的让步太多,还在强国梦的言说里面打转;而另一些人则可能觉得您太把普世文明当回事了,等到中国强大起来,自称是普世文明不就是普世文明了,又何必去吸纳自由平等那些所谓的启蒙理性? 许:自从1990年代中期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大论战之后,我本人似乎陷入了一种蝙蝠的命运:哺乳动物与鸟类开会都不接纳它。同样,自由派与新左派两边都不认我,不把我看作是同路人。这与我的左翼自由主义立场有关。无论是自由主义、社群主义,还是左派和国家派,我都怀有一份同情性的了解,但又保持著距离。这不是乡愿,而是有我独特的思考。儒家讲「中道」,中道不是乡愿,而是避免极端,取对立双方各自的合理性,弃其过犹不及的成分。 陈:在您看来,「国家理性」的合理性及限度何在? 许:是国家富强重要,还是文明的建设更重要?这个问题,从晚清的梁启超、严復、杨度、孙中山,一直到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都有非常激烈的爭论。晚期的中国所面对的是一个列强竞爭的世界,同时又是一个西方文明征服了东方的现实。於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国家富强的时候,又把成为西方那样的文明国家作为自己的目標。那么,在功利的国家富强与普世的文明价值之间,如何处理这二者的关係?何者处於优先性的地位?杨度在发现了西方对內对外两重性之后,在文明与富强的关係上,採取了一种二元论的立场:前者是善恶的问题,后者是优劣的问题。为了与诸文明强国对抗,杨度提出了文明和野蛮(强权)的双重对策:「中国所遇者为文明国,则不文明不足与彼对立,中国所居者为野蛮之世界,不野蛮则不足以图生存」。这有点像毛泽东的「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我未必赞同这种国家关係中的霸道逻辑,但作为一种现代主义的观察,不能不承认杨度要比今人深刻得多。 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两种理性的衝撞。在欧洲现代性的歷史过程之中,发展出两种不同的理性传统:启蒙理性和国家理性。启蒙理性的道德价值落实在个人的自由与解放。而国家理性按照梅尼克的分析,从马基雅维里开始,国家作为一个有机的个体,它像人一样具有自身的生存发展的理由,为了这一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国家理性预设了国家主权的自主性,近代的国家主权因为超越了古希腊罗马的德性伦理和中世纪的上帝意志,在英法最初所凭藉的是启蒙理性的自然法传统;但到了19世纪,德国歷史主义狂潮兴起,普世的自然法传统被判为虚妄,国家理性之上不再有任何普遍性的道德伦理羈绊,权势成为其唯一的目的,国家成为超道德的利维坦。国家理性的正当性不再是超越的宗教或道德形而上学,而是所谓的国家与国民的同一性。国家挣脱了来自超越世界的普世性规则,它成为它自身,其正当性来自人民的授权,这种授权或者是君主制的代表(公共利益),或者是民主制的週期性的选举授权。国家自身有其存在、发展的理由,其理由便是公共福祉。国家一旦获得了自主性,具有了最高主权的形式,便不再有外在的道德规范,其內在的权势如同恶魔一样便自我繁殖,向外扩张。 梅尼克在《马基雅维里主义》一书注意到,霍布斯的国家具有自我解体的可能性;因其自我中心主义和利己主义,无论有多么理性,都无法產生一种將自利的、分散的个人凝聚起来的社会纽带。某种更高的道德与思想价值必须添加到国家理性之中,於是有了德国的黑格尔主义,以歷史主义目的论的论证,赋予国家以最高的善。 欧洲有两种国家理论:第一,从斯多葛学派到基督教的自然法体系,塑造了理性主义的国家。在17世纪,自然法的价值不再来自於自然与天国,开始从人的自然权利解释国家存在的理由。第二,从马基雅维里开始的现实主义国家,国家本身是一个集体人格,並非个人利益的总和,国家有其自身的存在理由。理性主义的国家与现实主义国家(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裂痕,霍布斯是一种解决方案,其核心是功利主义的。到卢梭那里,其公共意志的思想让国家获得现代的神学政治形式,而试图將二者最后调和起来的,是黑格尔。 可以说,英国的功利主义政治来到德国,演化为带有神秘主义性质的神学政治。黑格尔的世界精神需要在歷史中逐步展现,它需要一个像国家那样的权势作为主宰人类生活的载体。但手段成为了目的本身,世界精神只是国家权势的道德表述。国家理性获得了一种伟大的道德尊严。这种自我道德正当化的国家理性,比较起霍布斯世俗主义的国家理性,具有更大的破坏性。这也正是为什么德国可以从国民国家一体化的国家主义,走向民粹运动的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可以不必魔化,但法西斯主义一定需要国家的自我魔化。 陈:国家主义可以不必魔化,而应该文明化,这是您的看法吗? 许:国家理性是现代性的內在的一部分,在一个世俗化的时代,国家理性是不可避免的合理性,它是现代的必要之恶,但需要有驾驭恶的文明力量。纠缠梅尼克一生的问题,便是国家理性中的道德与权势之爭。近代德国的一部思想史,从最初的浪漫主义、歷史主义,走向价值虚无的国家主义,最后生出法西斯主义的怪物。晚年的梅尼克撰写《德国的浩劫》,思考的是如何遏制国家理性內部的权势扩张。作为一个歷史主义的大家,他没有回到普世的启蒙理性,而是从18世纪德国早期现代性中的古典人文主义(康德、歌德、席勒与赫尔德)那里寻求德意志民族独特的道德价值。用今天的说法,如何为国家建构奠定一个文明基础? 陈:相对於梅尼克,您似乎既强调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典人文主义,也看重普世的启蒙理性。您不全盘反对国家理性,肯定其现代性,但主张从古典人文主义与启蒙理性吸纳建设性的因素,以重建出「文明主体意义上的中国」、「普世意义上的文明中国」。这个观察对吗? 许:从欧洲近代思想、特別是德意志精神的演化史反观当下,我们会发现当下中国与19、20世纪之交的德国具有某种相似性,那就是富强崛起之后向何处去?现代德国的悲剧性歷史留给人类的重大教训,乃是提醒我们:假如国家理性缺乏启蒙理性的导航和制约,任其自身发展,將会把民族拖下无底的深渊。 国家理性与启蒙理性都是现代性的內在要求,国家理性与启蒙理性各有其內在价值,並非目的与手段的关係。然而,要警惕的是国家理性借文明的名义扩张其权势。问题在於: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国家理性?是「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具有自我扩张性的国家理性,还是审慎的、有道德原则的国家理性?国家理性的正当性何在?是虚幻的国家╱国民同一性,或者是施米特式的代表性民主威权,还是自由宪政体制所形成的国家意志?国家理性当然也可以是中国特色的,但在中国文明之中,有儒家的天下主义传统,也有法家的穷兵黷武传统。你的国家理性与谁调情,结局大不一样──虽然打的都是「中国特色」牌。 任何一种理性或主义,本身具有內在的多歧性。真正的歷史罪孽是一种化学反应。单个主义很难说好坏,就看与谁联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甘阳提出要「通三统」,这个提法本身不错,问题在於过於笼统。「三统」中无论是中国文化传统,还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传统、西方的现代性传统,都是內涵非常复杂、具有丰富多歧性的传统,就看如何个「通法」。现代的国家理性,究竟是与现代的启蒙价值、儒家的人文传统相结合,还是与毛泽东的集权体制或者法家的富国强兵同流合污?与其笼统地谈「通三统」,不如深入一个层面,仔细地梳理「三统」之中不同的歷史遗產,各家各派拿出不同的组合方案,为中国文明的重建展开一场思想的大论战。 四、新中华帝国及其周边 许:当中国崛起之后,她的歷史传统、大国地位和与世界的紧密关係,决定了中国不会仅仅以民族国家,而是会以帝国的形式重新出现在世界。我这里说的帝国,不是指帝国主义,而是中性意义上的,乃是指对周边和世界具有某种支配力的国家。这里就有两个问题需要处理:第一,作为新中华帝国,其背后凭藉的力量是什么?第二,其如何处理与帝国內部和外部各种复杂的邻居关係? 先谈第一个问题。在国际称霸史上,经济实力当然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佩里‧安德森去年年末在清华大学演讲,討论全球歷史中的霸权演变,指出要区別两种不同的权力:支配权与霸权。支配权(domination)是一种通过强力(force)的权力,而霸权(hegemony)则是一种通过合意(consent)的权力。按照葛兰西的经典定义,霸权的核心在於其意识型態的本质。霸权不仅建立在强力基础上,而且也是建立在文化优势之上的权力体系。霸权的真正內涵在於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即所谓的话语权。在全球政治舞台上,一个国家假如只有经济实力,只是一个GDP大国,它可以拥有支配权,但未必有让其它国家心悦诚服的道德权威。唯有文明大国,拥有话语领导权或文明竞爭力的大国,才有可能得到全世界的尊重。 近代全球的霸业史可以清晰地证明这一点。最早利用航海术进行全球探险与殖民扩张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但它们之所以曇花一现,不能成为稳定的世界霸主,个中原因乃是它们徒有扩张实力,而缺乏典范性的现代文明,最终难免被取代。英国在19世纪全球称霸长达一个世纪之久,这个日不落帝国除了工业革命提供的强大经济力,最重要的乃拥有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元素: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及一整套社会经济政治建制。到20世纪美国替代英国称霸世界,也是同样如此:领先全球的高科技、高等教育以及典范性的美国价值。这些文明典范伴隨著帝国的全球扩张,输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时殷弘曾经做过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研究,他借助乔治‧莫德尔斯基的世界政治大循环理论,发现近500年来,所有对世界领导者的挑战无一不落入失败者的行列。替代老霸主成就新一代霸业的国家,都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合作伙伴。比如17世纪取代葡萄牙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时殷弘提出的这一观点,或许需要作个別的修正。问题不在於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係,而在於对普世文明的態度:凡欲挑战全球核心价值的最终难免失败,而顺应普世文明又有所发展的,將有可能以新的文明领导世界,成为地球方舟的新一代掌舵人。 陈:您的意思是说,「文明崛起」得用加法而不是减法? 许:民族国家是个別的,它只有特殊性的文化,而文明国家是普世的,无论它用什么样的力(军事力、金融力或经济力)去领导世界,在实力背后还要有普世性的文明。在近代德语之中,文明(Zivilisation)意味著属於全人类共同的价值或本质,而文化(Kultur)则强调民族之间的差异和族群特徵。文明的表现是全方位的,可以是物质、技术和制度,也可以是宗教或哲学,而文化一定是精神形態的。文化指的不是抽象的「人」的存在价值,而是某些特定的民族或族群所创造的价值。文化是特殊的,可以仅仅適合某个特定民族、国家或地域的情形,而文明一定是超越个別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限制,具有適合全人类的普世性价值。从轴心文明到现代文明的世界各种宗教与哲学,无不具有这种普世特徵。 陈:您不讳言崛起的中国將成为帝国,但您主张国家也好、中华帝国也好,都要有其文明性,而不能变成德国法西斯那种妖魔鬼怪。可是,所谓的「文明化使命」,不正是西帝、日帝发动帝国主义侵略行动时的主要藉口?「文明帝国」的所谓「王道」,跟「霸道」有何差异?这部分能请您再深入说明一下吗? 许:的確,德国与日本当年扩张的时候,都打著文明的旗號。德国要重新塑造世界精神,日本则自以为「脱亚入欧」,以文明的名义侵略落后的、未开化的东亚国家。魔鬼的背后总是有某种神魅性,具有某种乌托邦的理想。问题在於,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是与文明主流价值相背离的,还是符合普世价值的主流文明的一部分?显然,德国和日本的帝国理想,只是另类的、可怕的偽「王道」,是不具有普世性的、以压抑「他者」为前提的霸道。 文明与文化不同。文明关心的是「什么是好的」?而文化关注的则是「什么是我们的」?文化只是为了把「我们」与「他者」区別开来,实现对「我们」的认同,解决自我的文化与歷史的根源感,回答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但文明不一样,文明要从超越的视野——或者是自然、或者是上帝,或者是普遍的歷史——回答「什么是好的」?这个「好」不仅对「我们」是好的,而且对「他们」也同样是好的,是全人类普遍之好。在普世文明之中,没有「我们」与「他者」之分,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价值。 中国的目標如果不是停留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而是重建一个对全球事务有重大影响的文明大国,那么她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就必须以普世文明为出发点,在全球对话之中有自己对普世文明的独特理解。这一理解不是文化性的,不能用「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这是中国的主权,不容別人来说三道四」这类惯常语自我辩护,而是要用普遍的文明標准来说服世界,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当代中国的一些国家主义者在乎的只是「我们」与「他者」的区別,只是一门心思考虑如何用「中国的」价值代替「好的」价值,以为只要是「中国的」在价值上就一定是「好的」。这种自我封闭的「区別敌我论」並不能构成有效的价值正当性,因为「我们的」价值无论在逻辑还是歷史当中,都无法推理出必定等同於「好的」和「可欲的」价值。中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所要重建的不是適合於一国一族的特殊文化,而是对人类具有普遍价值的文明。对中国「好的」价值,特別是涉及到基本人性的核心价值,也同样应该对全人类有普遍之「好」。普世文明,不仅对「我们」而言是「好的」,而且对「他者」来说同样也是有价值的。中国文明的普世性,只能建立在全人类的视野之上,而不是以中国特殊的价值与利益为皈依。中国文明在歷史上曾经是天下主义,到了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天下主义如何转型为与普世文明相结合的世界主义?这是一个文明大国的目標所在。 陈:近几年来,有些国家主义者狂批所谓的「普世价值」。您怎么看这些爭议? 许:在文明与文化的关係上,当代中国思想界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是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普世价值论」,认为中国的未来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西方所代表的普世的现代化道路。另一种是国家主义者所持有的「文化相对论」,认为各个民族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由於国情与文化不同,各有其价值所在,不同文化之间不可通约,不存在一个为不同文化和民族所共用的普世文明。 原教旨自由主义视西方为文明的普世模式。这种黑格尔式的文明发展一元论將导致科耶夫所批评的並非美妙的「同质化的普遍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多样性与丰富性將被这种同质化的一元文明所彻底摧毁。普世文明的確存在,但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亨廷顿在《文明的衝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明確区分了两种对普世文明的阐释:一种是在意识型態冷战或者二元式的「传统与现代」分析框架之中,將普世文明解释为以西方为典范的、值得各非西方国家共同仿效的文明。另外一种是在多元文明的理解框架之中,普世文明乃指各文明实体和文化共同体共同认可的某些公共价值,以及相互共用与重叠的那部分社会文化建制。 1990年代中期之前,当思想界还沉睡在冷战思维和现代化模式之中时,西方中心主义的確主宰过中国人天真的心灵。近10年来,隨著「反思的现代性」思维崛起,普世文明的內涵发生了內在的转变。西方与东方一样,只是眾多特殊文明中的一种,所谓的普世文明正是各种特殊性文明中所共用的重合部分,是人类得以和平共处与健康发展的基本价值。普世文明不是一组固定不变的静態要素,而是隨著时代的变迁与更多文明的介入,其內涵也处於不断的再建构过程之中。普世文明既是动態的、歷史的,又並非边界模糊、可任意解释与发挥。当上帝和天命等各种超越世界解体之后,普世文明便拥有了深刻的启蒙印记。文明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制度性守护,是对人性尊严所必须的自由平等的捍卫。这些已经被写入联合国一系列基本公约、並为大多数国家所签订认可的,已经成为人类的核心价值。 这种意义上的普世文明,是一种以文化多元主义为基础的普世文明。文化多元主义与国家主义者所坚持的文化相对主义,有著非常重要的差別。文化多元主义承认不同的文化之间虽然有质的不同,但彼此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並且在一些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上,有可能获得共约性,比如自由、平等、博爱、公正、和谐等,在当代社会便成为不同民族和文化共用的基本价值。只是在这些价值之间何为优先,什么最重要,不同的民族与国家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和选择。但是文化相对主义就不同了,它顽固地坚持不同的文化各有其独特的价值標准,文化之间不存在可以共用的文明价值,「我们的」价值就是「好的」价值。文化多元主义可以与普世文明並存,但文化相对主义只能导致封闭的、狭隘的「中国特殊论」。中国文化的確是特殊的,就像西方文化也是特殊的一样,但中国文化毕竟是伟大的轴心文明,特殊之中蕴涵著丰富的普遍性,蕴涵著可以与人类其它文化分享的普世文明。时下的「中国特殊论」貌似政治正確,却將文明降低到文化的层次,大大矮化了中国文明,实非中国之福音也。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陳宜中的最新更新: 崛起中国的十字路口: 许纪霖先生访谈录 (下) / 2012-01-02 18:00 / 评论数( 0 ) 崛起中国的十字路口: 许纪霖先生访谈录 (上) / 2012-01-02 17:39 / 评论数( 0 ) 为自由而限权 为福利而问责: 秦晖先生访谈录 (四) / 2011-12-26 15:00 / 评论数( 6 ) 为自由而限权 为福利而问责: 秦晖先生访谈录 (三) / 2011-12-26 14:58 / 评论数( 1 ) 为自由而限权 为福利而问责: 秦晖先生访谈录 (二) / 2011-12-26 14:53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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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儒家进入中国政治思想中心

对中国而言,2011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经济大约永远不会再有过去三十年的那种高速增长了;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公开争论、新民主主义论的公开提出等事件,标志着中国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游戏规则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同时,在这一年,一个对局外人来说不那么显眼、但对中国长期演进颇为重要的思想和政治趋势更为明晰和强劲,那就是儒家快速进入思想和政治之舞台中心。 儒家之复兴并非新现象。八十年代初,全权体制的控制一放松,传统就在复兴,其中当然包括儒家。放长视野,三十年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从本质上就是传统之复兴过程。 不过,这种复兴多集中于社会礼俗层面。到九十年代中期,蒋庆先生倡“政治儒学”,开思想界回归儒家之风气。所以,我敢大胆断言,蒋庆足以进入现代中国五大思想家行列,他也恐怕是当代中国唯一的思想家。 由此以来,儒家之复归就成为中国大陆思想界最为重大的变化趋势。在2005年召开的第一届儒教会议上,蒋庆等儒者公开提出构建“儒教”之理念,让世人得知中国大陆儒家进入秩序重建过程的强烈愿望。由此,敏锐的大陆儒家学者走上了与港台儒学、海外儒学完全不同的进路,也即进入了政治哲学领域。 儒学圈子之外的思想人物立刻注意到了这一点,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有美国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的背景。过去十年,中国政治哲学界隐然有一个“施特劳斯派”,施氏核心教诲是重返古典。很多人因此而跟随施氏亦步亦趋地研读柏拉图,学院中有一群人言必称希腊、罗马,并以掌握了统治的隐秘术而自豪。但实际上,施氏的教诲是超越“历史”,抛弃意识形态,回向“自然”。中国政治秩序之“自然”,不可能在柏拉图那里,而只能在儒家中。 因此,头脑灵活的施派学者走向了儒家。首先是率先引入施特劳斯的甘阳提出“通三统”论,主张在当下语境中,中国的合理秩序应当沟通孔子、毛泽东、邓小平这三个传统。借助毛、邓之政治正当性引入孔子,或者反过来,借孔子论证毛、邓之历史文化正当性。最近,甘阳又撰文提出“儒家社会主义”理念。 正是沿着这一思路,丁耘为首的一批上海年轻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即“儒家化”的命题。2011年初,这些学者与一批儒家学者、几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共同在北京西山大觉寺召开了“儒家与社会主义”研讨会。会间休息,有游客探头看到横幅“儒学与社会主义”,惊讶地说:“这两个东西也可以弄到一起?” 这个会议结束不久,在广东从化,另外一批学者召开了“儒家与现代社会治理”研讨会。在这个会议上,包括笔者在内的学者所提出的“儒家宪政主义”理念,引起了较大关注以及争论。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思想界开始对儒家进行不同的诠释。援用高超群先生今年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想版图》中的分析范式,甘阳、丁耘具有比较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这种立场支配着他们对儒家的解释和援用,他们试图在儒家与当下政体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联,以为现有统治秩序提供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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