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部指令

“真理部”是网民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和其下属的各省宣传部,以及中共中央网信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文明办,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版总署,文化部等一系列言论出版审查机构的总称。

中国数字时代收集记录来自中共当局宣传部门、出版审查机构等的指令,即“真理部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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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曲新闻 | 长春男婴死亡事件疑遭遇宣传禁令

有媒体人贴出了宣传部门的禁令 长春,吉林——3月5日晚,吉林警方公布了对“304”盗车案的侦查结果,嫌犯已投案自首,男婴事发当天即被掐死并埋入雪中。这一结果令公众感到无法接受,网友的讨论让这一新闻备受全国瞩目。但第二天长春市平面媒体的头版都没有出现这一新闻。 警方通报嫌犯自首 5日晚,吉林警方表示,盗车的嫌犯周喜军,48岁,他4日早上7时左右盗走汽车后,行驶过程中发现车后座有一婴儿,周喜军遂将婴儿掐死并埋入雪中,并于当天8:20左右弃车逃跑。 全市乃至全省民众36小时的寻找并未让2个月大的男婴小皓博生还,周喜军所供述的消息令网友倍感愤怒,截至6日上午,吉林公安通报的微博转发数量超过49万次,评论中除了表达哀悼,更多的是谴责之声。 婴儿的家长也感到无法接受这一情况,在场媒体称家长痛哭,男婴的母亲也当场晕倒,被120急救车送往解放军208医院进行救治,家属称由于孩子母亲受刺激太大,精神几乎已经崩溃。 4日早上7时许,男婴皓博的父母进入自家超市生火为其取暖,将皓博留在了未熄火的汽车中,10分钟后便发现车辆被盗,当天10:52吉林公安通过微博征集盗车者的线索引起了全国网友的关注。除了全市的3500名警力,长春市的数百辆出租车和私家车主也参与到行动中,噩耗传来后,大批长春市民在皓博家门口为其点燃蜡烛祈祷。   网络热议该事件 皓博的遭遇引发了全国网友的讨论。一些人士批评了家长疏于管理的做法,天涯网友更是盖起高楼,历数不负责家长们的种种行为,各地警方则通过微博提醒家长在公共场所照顾儿童的注意事项。 目前中国尚无法律就家长看护儿童的责任做出明确规定,民间也呼吁立法明确儿童监护人的责任,保障儿童权益不受侵犯。 也有人对媒体在事件中的做法提出了质疑,比如王小山、北京厨子等人,批评媒体的报道刺激嫌犯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虽然警方最早发出通报时婴儿已经被害2个多小时。当然还有网友遗憾嫌犯可能没有及时看到外界对生命的珍视,因此痛下杀手。 一则一个月前发生在美国纽约的类似新闻被人们翻出,一名盗车贼窃取汽车后发现车上有一名女婴,但他选择通知警方,最终让婴儿获救,对于这条新闻,有人认为两起事件只与人性善恶有关,未必有需要上升到一定高度。还有人联想到中国计生委引产婴儿的做法,为一些尚未出世便死去的孩子感到不平。 该事件也是继婴儿奶粉事件后,又一起与婴儿人身安全相关、且引发全民讨论的事件。   新闻报道疑被禁 吉林警方的通报发出后不久,皓博的家长对警方的搜查效率表示了不满,据悉被盗车辆被遗弃在距离一间派出所很近的地点。随后有媒体人称受到宣传部的禁令,这则名为“3.04案件省直及长春市媒体报道要求”的通知中,要求媒体“控制总量,报纸不发一版,内版总量严格控制在半个版以内,不得大字号炒作,广播电视简要报道,不作为专题或组合报道。”通知还要求媒体加强正面舆论的引导,同时不得指责和质疑公安部门办案、天网工程等情况。通知要求“如无统一安排,报纸明天出报后,电台电视台明天早间档新闻后各媒体不再作关于此案件的报道。” 这则通知的真实性并未能得到证实,但第二天长春市各大纸媒的头版似乎印证了上述要求。 通过微博全程播报事件的《新文化报》,3月6日头版无一字提及此事,《长春晚报》、《长春日报》则同样在头版主要报道了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的消息,对这一全国瞩目的事件做了淡化处理。 3月6日下午3时许,吉林警方表示,父母和亲属已经看到了婴儿的遗体,“公安机关已启动重大刑事案件办理机制,坚决依法严惩犯罪。” F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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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蟹档案】最新被新浪审查的微博 20130305-06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好火药: 亲人质疑警方办案不力。【视频:长春304婴儿丢失案件今晚最新现场】http://t.cn/zYR5toh (分享自 @优酷网) 2013年03月06日 00:28 (来自 WeiboScope (被审查的微博)) 梁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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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天朝】3.04案件报道要求

5日,吉林省长春婴儿被盗案嫌犯自首(婴儿被杀)后,吉林省有关媒体接到省市级报道要求,有媒体人将截图发布于网络。报道要求,媒体不得炒作此事,并且要注重舆论引导“传递正能量”,不得指责公安办案能力,不得渲染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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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人权组织:缅甸传媒法案是倒退

曼谷 — 缅甸新的传媒法已经提交议会辩论。一些人权组织说,这部法律对最近刚刚取缔了新闻审查的缅甸来说,是一大倒退。   拟议中的传媒法有可能让新闻业者的日子更不好过。法律条款包括禁止违反国家宪法和煽动动乱的内容。法案还让缅甸宣传部的登记处来负责确定是否违法。   *人权组织:法案以自我审查取代发表前审查*   总部设在美国的保护记者委员会(CPJ)谴责这部法律。该组织说,这部法律等于是建立一套新的内容审查制度,让新闻业者的自我审查来取代旧的发表前审查的制度。保护记者委员会的东南亚代表肖恩·克里斯潘(Shawn Crispin)说,法律措辞的模糊性尤其让人担忧。   他说:“宣传部将监督管理一个新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实际上负责监督管理媒体。如果他们觉得这些模糊的条文被违反了,他们将有权惩罚和制裁出版物,包括动用禁令,而在以前实行的发表前审查的制度下,我们就经常见到这种现象。我们认为,不应当由政府来决定是否符合新闻操守。”   克里斯潘说,为了起草一部考虑到新闻和出版业者需要的自由法律,缅甸宣传部进行了这么多的磋商,采取了这么多的谨慎措施,结果却出台这样一部法律草案,这实在令人失望。   *缅甸官员:法案符合国际规范* 缅甸宣传部发言人叶丁(YE TINT)对美国之音说,新法律是对旧法律的改进,因为审查制度没有了,只有登记程序了。他说,这部法律符合国际标准,因为它保障国家安全。他还说,缅甸新闻理事会用不着操心这部法律,因为这部法律只影响出版商。   叶丁说:“这部法律和新闻理事会无关。这是为我们宣传部制定的。新闻理事会必须起草新闻法。”   *报人:希望议会改进法案*   在议会就传媒法律展开辩论之际,还有一个月的时间,缅甸私营报纸就将获准发行日报,这在近50年来还是第一次。   《缅甸时代》(the Myanmar Times)的总编兼出版人罗斯·邓克利(Ross Dunkley)说,他确实有一些担忧,不过,议会辩论过程中可以发现和排除该法案中的问题。   他说:“我鼓励政府推出这部法律,但是我们不妨看看辩论的情形,让我们丢弃法案中一切不良成分,保留好的东西,我觉得如此便能达到我们的目标了。   邓克利说,他刊物的创办工作进展顺利,将在4月1日这天开始发行日报。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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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分析:中国迎来习近平时代

西方政客、银行家和商界领袖常常带着一丝嫉妒,观摩中国的市场列宁主义体制。胸怀5年、10年甚至20年规划的中国领导人,多么具有远见。若不受民选或者恼人的个人自由顾虑的妨碍,体制的效率该有多高。 这些景仰者中,有很多人也许期望中国的年度全国人大会议将出台富有远见的政策。全国人大年会今日开幕,并将在3月17日闭幕前正式任命习近平为今后10年的国家主席。但是,除了在边缘作一些小打小闹的调整,并对部委官僚机构进行一轮重组外,如果有人期盼本届人大会议将推出对中国政治或经济结构的认真改革,那是很可能要失望的。 习近平是一名共产党游击队指挥官的大权在握的儿子,他父亲也曾在中国政府高层任职。对英国《金融时报》的一般读者来说,也许最好把他想象成一家庞大企业集团新近任命的首席执行官,他迄今一直为这家公司效劳,而他父亲是当年创立公司的股东,也是公司的终身高管。 他要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级和中级管理层的支持,而他从年轻时刚加入公司开始,就认识其中许多人。 他还将对付一个影子般的董事会,其成员是高级和退休的文职和军职官员及其家属,他们对重大政策措施保留否决权——即便他们已退出政治舞台。 没有丝毫证据表明,习近平抱有彻底改革中国体制的秘密心愿,这是他被选中出任国家主席的一大原因。但即使他以某种方式策划推行重大改革,他能够克服任何利益集团的几率也极小,这些为数甚多的利益集团遍及几乎所有领域,他们反对改变现状。 最能说明习近平的指导思想的表述,很可能是他在去年12月视察中国一个军事基地时所说的话:“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 自去年11月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以来,习近平高超地对不同群体说了不同的话。 对民族主义者,他发表了强硬的外交政策言论。对自由派人士,他谈到了宪政。他在讲话中赞赏民营企业,还谈到要重振薄弱的福利制度。他发起了一场迎合民意、但迄今流于表面的反腐行动。 但与此同时,他提高了中国各界对改革的期望,这些改革的幅度远远超出他和他领导的新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这一点很可能带来不快。 中国各类政治倾向的人都把自己的期许和梦想寄托在习近平身上,但现实是,当今中国的权力远远不如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那么集中。中国中央政府根本不是西方某些人所敬佩的那种无所不能的庞然大物,而是往往无效和无力得令人诧异。 一个略显琐碎、但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政府在2004年出台的禁止建设高尔夫球场的禁令。自那以来,中国高尔夫球场的数量几乎增至原有水平的4倍。说到底,中国中央政府出台很多意图可嘉的法律法规,但往往得不到实施——除非这些法律法规符合下级政府官员的利益。 在绝对必要的时候,中央政府可以举全国之力,强行贯彻自己的意志,但它每一次这么做都会消耗巨大的政治资本。 正因如此,中国领导人倾向于花很多时间发表积极的讲话,但只是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才真正投入行动。近10年前爆发的非典疫情就是一个好的实例。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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