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

作者： 信力建   1.童大焕《出租车是中国式管理的微缩景观》出租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式管理发展史，甚至可以说是一部浓缩的当代中国发展史，在政府不断加强管制的过程中，管理者、经营者成为彼此互相依存的食利者，劳动者和消费者则成为被盘剥的、任人宰割的案板上的肉！管理的一切出发点，不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是为了更好地寻租。为了方便管理和寻租，甚至不惜直接叫停创新。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22f7dd0102e37s.html 2.三名日本人士（两名日本大学教授和一名寺庙住持）星期四登上日本称为竹岛，韩国称独岛的有争议岛屿，并在岛上高呼口号称独岛是韩国的。这是日本人首次在独岛发出这样的呼喊，他们表示，虽然身为日本人，但一直认为独岛是属于韩国的，觉得有责任将这样的观念传达给其他日本同胞。日本驻首尔大使馆已经就此事表达遗憾。（美国之音） 3.周四，朝鲜特使崔龙海对中国高级官员刘云山表示，平壤愿意接受中国的劝告，开始旨在解决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会谈。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敦促平壤重返六方会谈，这六方包括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以及朝鲜和韩国。（美国之音） 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因为一起具有争议的富商获赔款案件，而在巴黎法庭接受问话。法国富商塔皮埃2007年接受了巨额赔偿金，而拉加德当时担任法国财政部长。专门调查部长级官员不当行为的共和国司法庭要求她解释，当年她是如何处理塔皮埃获得四亿欧元（3.42亿英镑）的赔偿案件。（BBC） 5.由英国广播公司（BBC）国际台委托进行的全球民调显示，国际社会今年对中国的印象转差，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受访者比例降至8年来的最低点。调查显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受访者比例为42%，比2012年下滑了8个百分点；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为39%，上升了8个百分点。 6.昨日是深圳行人闯红灯违法分档处罚正式实施处罚的首日，共计1973名市民被罚，其中因不服从管理、劝阻的被罚100元的8人；带头闯红灯被处50元罚款的71人；被处20元罚款的1894人。另有1027人自愿穿“绿马甲”接受社会服务而免于罚款处罚。 7.21日，襄阳市南漳县境内发生车祸，市民戴先生拨打120电话却响起语音广告，约一分钟后，电话自动挂断。第二次打电话播了20秒广告后，急救人员才接听。院方回应称120电话插播语音广告系电信部门误挂，目前广告已被移除。 8.彭博社周四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虽然受访经济学家普遍将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预期进行了向下的调整，但是大多数受访者还是认为中国人民银行未来一年有更大可能宣布加息，而不是调降关键利率以试图支持经济增长。 9.昨日，深圳市2013年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发布，2013年各行各业平均月薪为4104元，比2012年的3892元/月增长了5.45%。 10.网友在长春贴吧爆料称，刚才上班路上去重庆路大药房买滴眼液，看到好几个高三学生进门就要买“毓婷”，给卖药的姐姐弄的呆了老半天，后来才知道那几个学生也并不知道毓婷是什么东西，只是老师建议在高考前几天服用可以延缓例假，以免影响高考。 11.患有“梦游症”的英国南威尔士新港市50岁妇女克莱尔•巴特莱特喜欢在梦游状态下打扫卫生、擦地板、洗衣服，将家中整理得井井有条、窗明几净。由于克莱尔第二天醒来时一点也没有辛苦搞了半夜卫生的疲倦感，所以她和60岁丈夫克里斯平都对这一“梦游症”感到很满意，他们因此也不想去看医生治愈她的梦游怪病。 12.台湾中视24日播出专访马英九内容，马英九表示，国共斗争差不多80年，如果能够避免这样的情况再发生，就是对这个民族最大的贡献。他也提出未来3项重点工作，包括扩大深化两岸交流、两岸互设办事机构，及通盘检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些都是两岸关系基础工程，做好之后路才会顺。 13.我们不可想象，一个敢于侵犯中国国民微观利益的国家，会在关键时刻支持中国的国家宏观利益。——武汉大学教授沈阳本周在微博上评论朝鲜抓扣中国渔民进行勒索一事称，中国政府要防止渔民被抓，应采取报复性回应措施，而非一味纵容朝鲜，以期换取朝鲜在国际问题上对中国的支持。 14.王冲发微博爆料称：今天下午，儿子去带红领巾，不过，他们班上韩国同学不用去，可以直接回家。这在美国日本是不可能的事儿。人家的价值观是普世的，教育也是普世的，不会因为你是哪国的孩子而进行区分。你有本事让韩国学生也心甘情愿的戴红领巾，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吗？ 15.任志强：土地财政是中国特色，地方没有地方财政就活不下去。房价高和开发商没什么关系，而是和土地供应有关。中国分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两说，集体土地上是小产权房，因没有财产权力，价格较低。政府利用土地差别100万买了农民的地，1000万卖给了城市。 16.人的精神有三种境界：骆驼、狮子和婴儿。第一境界骆驼，忍辱负重，被动地听命于别人或命运的安排；第二境界狮子，把被动变成主动，由“你应该”到“我要”，一切由我主动争取，主动负起人生责任；第三境界婴儿，这是一种“我是”的状态，活在当下，享受现在的一切。——尼采 17.薛蛮子：我们的教育总是泯灭孩子们的个性，学习的都是死记硬背的标准答案，想象力和灵感就逐渐被扼杀。这是多么悲哀的局面啊!泯灭个性与差异的民族只产生＂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一类的驯服工具。独立的思考，民主三的讨论，头脑的撞击才能产生今天信息社会的人才，你们同意吗? 18.叶匡政：过去认为政治话语空洞、贫乏，是为让事实模糊不清，分散民众注意力，使人们尽量少地关心言辞背后的真相。政治话语空泛，折射了权力傲慢，也给那些伪善者提供了腐败的精神土壤。在装腔作势、词不达意的话语体系中，伪善者往往如鱼得水。而一旦出现“宇宙真理”之类的话语，就是在与民众常识对抗了，可谓权力的疯狂，意味将有更大的社会撕裂。 19.贺卫方：【理论是灰色的】一种理论，建立在对人性与人类历史错误认知的基础上，如被奉为国家意识形态，禁止自由批判，就会带来其创立者无法估量的弊害。政治领袖们为突破某种硬性教条或强化自身合法性而提出新论，终无法脱胎换骨。随着弊端日趋严重，言行愈发脱节，最终将把这国连同那理论一起毁灭。 20.证严法师语录：1.【说一丈不如行一寸】人有二耳、二眼、一口、双手、双脚，此中道理：是要人多听、多看、少说话、多做事。修行贵在身体力行，说一丈不如行一寸。2

作者： 苗蛮子   “车马费”，这一堪称中国大陆媒体圈的“行规”，最近因农夫山泉与京华时报之间波澜迭起、火药十足的PK，而再次引发社会热议——5月6日下午，农夫山泉新闻发布会现场给媒体记者派500元车马费，参加发布会的知名网友五岳散人当即退还，随后发长微博将矛头直指昔日的媒体同行，质疑他们将收取车马费视为理所当然的心态。一时间，质疑农夫山泉500元“收买”记者的声音四起，记者再一次悲催地被批评为“妓者”。 车马费在中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并在诸如“车马费范围”、“车马费标准”以及“哪些车马费可拿”等问题上，似乎已然有规律可循：一般认为，凡是商业性活动，以及少数官方会议或活动，一般都会有车马费；另外，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展示地方形象，往往由当地宣传部门邀请外埠媒体前来报道，这种情形下，车马费是少不了的。至于车马费标准，则根据媒体影响力和媒体级别大小而不同。比如中央级媒体记者的出场费可以高达数千元，而一些地方媒体的记者，三五百元就可以搞定。 尽管传媒学者陈婉莹说“车马费对中国新闻业来说很尴尬”，但对于许多中国媒体人来说，除了对有偿新闻稍嫌不妥，以及对负面事件中的“封口费”有所顾忌之外，对于商业活动和正面性会议中的“车马费”，非但不觉得尴尬，反而拿得理所当然，乃至多多益善。正是基于这种心态，围绕“车马费”，各种丑态尽显：冒名顶替混车马费者有之；嫌红包少或混红包不如愿而耍大牌闹事者有之；甚至于，同一媒体因事先沟通不到位致使多位记者参会抢红包也有之。一些记者参加活动，在与同行交流时，首先关心的是“有没有红包”、“给了多少”这类庸俗的问题。 俗话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既然拿了人家的好处费，那就意味着要给人家见见光，但很多商业性活动，本身就没有新闻价值。倘若将这种稿子堆上编辑的版面，到时领导批评的不是记者而是编辑。记者得了好处，编辑却要遭罪，恐怕还没有哪个编辑傻到这个份上。于是，一些老道的公关公司，通常会绞尽脑汁使会议的主题跟当前热点拐弯抹角挂起钩来，同时还得准备两三份礼物，分别孝敬记者、编辑，以及报社某个领导，于是在“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利益同盟之下，一些打擦边球的软新闻，就这样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报纸版面。 较之中国大陆记者拿得心安理得，英、美、日等国的记者则被严令禁止，记者如果私自收受红包是要丢饭碗的。比如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华尔街日报》等老牌财经媒体就明确规定，记者及其亲属不能接受采访对象提供的价值25美元以上的任何有价值的物品，如果收了则要上交报社，并在每年的圣诞节前夕拍卖捐赠给慈善组织；并且，采访过程中，不得接受对方提供的住宿及往返交通帮助。而在日本，早在1946年就制定了“新闻伦理纲领”，两年后又发布“编辑权声明”，对报纸的新闻报道进行明确规范；此后，日本的电视、广播、出版等业界以及《朝日新闻》等大媒体，也陆续推出行业伦理纲领、基准或内部报道指针，对记者与报道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明确界定。 值得一说的是，对于采访对象“提供的住宿及往返交通帮助”，往往被中国的一些记者拿来解释拿车马费的“正当理由”，因为中国很多报社并没有相关的采访经费预算，记者如前往采访，只能自掏腰包。这样收支相抵，互不相欠，于是也就心安理得。其实西方媒体也很少有采访预算，有些时候也会接受采访对象的邀约，但他们是如何处理的呢？《远东经济评论》北京分社负责人介绍称，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在新闻报道文后注明：本次采访的全部交通及住宿费用由xx公司提供，以利于读者对文章价值的独立判断。 不过话说回来，车马费并非只是中国大陆所独有的东西，其实在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类似费用也颇为普遍，许多编辑和记者因为较低的薪资水平，也难抵一些公关公司的金钱诱惑；而即便在日本这类发达国家，一些不入流的所谓媒体也曾爆出类似丑闻。反过来，在中国大陆，也有极少数珍惜自己羽毛、颇有声望的媒体，如《财经》杂志、《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等，是明令禁止记者收钱的。 如此看来，人性在金钱面前，并没有什么中西之别。无论是西方媒体记者还是中国内地记者，在新闻理想的认知上，恐怕没有什么不同，即媒体应当志在成为社会之公器。但理想还需要物质来支撑，否则便只能是空中楼阁，或只是新闻之路上的孤独者。事实上，“车马费”之所以在欧美发达国家几近绝迹，关键就在于：媒体在设定严格的报道伦理的同时，通过高薪保证了记者的衣食无忧。在英、美、日这些媒体成熟的国家，记者属于偏高收入阶层。比如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的工资，虽然比投行职员略差，但和高收入的医生和律师比肩；而据日本新闻协会2012年的数据显示，日本报社记者平均年薪为680万日元(42万元人民币)，若是规模超过1000人的大报社，记者人均年薪高达55万元人民币，即便是中小媒体的记者，年薪也至少有20万元人民币。 反观中国内地记者，他们的工资待遇如何？一则流传甚广的段子不无戏谑地这样概括：每月拿8000块，和一帮月拿数十万的老总们高屋建瓴地谈产业规划，是财经记者；每月拿着7000块，留着哈喇子说着年薪百万以上的人怎么吃穿玩乐，是时尚记者；每月拿6000块，两眼放光地写“中国向何处去”之类，是时政记者；每月拿5000块，全国各地追查真相常常被赶出门偶尔被追打，是调查记者。 然而，实际情形比段子所描述的更为糟糕：数据显示，除了极少数有影响力、市场效益较好的报社记者年薪有10万元之外，中国内地媒体从业者的平均年薪仅为4万元左右——既然说的是“平均数”，那么也就意味着有很大一部分媒体的年薪要远远低于这个数值。收入水平低，而工作压力又高，使得媒体从业者成为当下中国最为辛苦，令人感到可怜的群体之一，也难怪乎中国媒体人往往自嘲为“新闻民工”。 这种双重压力之下，“车马费”也就成为中国媒体人保持一个有尊严生活的来源之一，甚至成为部分记者收入的大头。当然，除车马费之外，收“封口费”、新闻栏目拉企业赞助，甚至通过某个负面事件要挟曝光，也是中国媒体人创收途径。只不过车马费较之其他途径，较为“光明正大”一些。但显然，这种表面风光的“有尊严生活”，恰恰是以践踏自己尊严换来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段子说，某电影新闻发布会，一名没有受邀请的记者闻讯前往，试图得到红包，主办方说，您的名字没有在受邀之列，所以没有。该记者大怒：“怎么可以这样？这涉及到我的尊严问题。”问题是，你还有尊严么？ 中西方媒体的待遇为何如此之大？原因无疑有多种，比如相较于西方媒体专心于新闻业务，相关预算向新闻采集倾斜，中国大多数媒体则在新闻业务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而西方媒体之所以更专心于新闻业务，乃是因为它们不像中国媒体那样，有那么多的宣传任务，以及通过摊派而拥有固定的用户——正因如此，中国媒体即使缺乏质量与公信力也能够获得收益，何况有的党报还有不少财政拨款，于是也就用不着太过关注于读者的脸色与自身的约束。 如果说，西方媒体所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市场，那么中国媒体最大的压力来自政治权力，其次才是市场。由此不难看出，市场与竞争，正是中西媒体的分野所在。而熟悉媒介与政治关系的人都知道，媒体的市场化水平，往往取决于政治权力对媒体的干预程度。而这，正是中国媒体人生存境况的制度性总根源。 然而，制度有病，并不意味着媒体人就可以无所作为，更不应该成为记者收取红包的理由。我们除了期待政府和社会对这一群体更好一点，媒体人也应该自律。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和社会良知的守护者，媒体是一个社会的风向标，代表着一个社会的道德尺度。倘若媒体利用本该属于公众所有的资源牟取私利，不仅有损职业道德操守，也是对公众利益的严重侵犯。最终带来的不仅仅是媒体公信力危机，更是社会信任危机。而一个失去了信任的社会，还会有什么发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