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

平中要：专制与极权 进入专题 ： 专制 极权    ● 平中要   　　 　　这两个词有时候会在语境中彼此通用；有时候，这两个词并肩出现，用以描述一种政体；它们也并非形影不离，人们将它们的外延仔细分开，赋予更特殊的含义。我想说说它们在中西政体间的不同面目。 　　 　　专制先于极权诞生。如果，将极权指认为极权主义的话，那么，极权在欧洲的现身，只是20世纪的事情。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追溯极权主义到反犹的历史起源上（我对此持保留态度）——也许作为“主义”的极权是这样吧（如果她愿意，也许还可以再往前溯源吧）；而极权政体的出现，的确是20世纪的事情。 　　 　　作为一种新的政体，极权政体的确是欧洲政治发展史上的异端。齐格蒙特在《现代化与大屠杀》中指控现代化与大屠杀以及所代表的极权政体的关系。有必要正视这种观点。现代化中所包含的工具理性，为权力对社会的控制提供了客观因素。当然，问题很明显，在同样的工具理性中，极权政体为什么是西方政治的异端？因此，以阿伦特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才要查找极权主义的起源。 　　 　　我之所以称之为异端，是因为在欧洲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权力像极权政体那样，达到对社会如此全面的掌控程度。对于现代化之前的政体，在这里说，有不少是专制政体（无论是神权专制还是君主专制），权力对于社会的控制囿于其自身的统治能力（工具理性），以及历史传统（这一点更为重要），在现实与观念层面上，极权政体都是不可能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强烈动摇了西方文明的观念基础，【我把苏联的极权政体与德、意两国分开来谈】而真正的危机开始于一战之后。在某种意义上，凡尔赛和约并不比战争更正义，甚至比战争造成了更大的破坏。只不过，这种破坏要在不远的未来才能兑现。 　　 　　德意两国的民主传统无法与英法相比，也可以说，德意两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出现要比英法晚，因此，在国家与人民之间的那道界限划在何处，应该说，英法两国已经相当明确和稳定。而在一战后，尤其是德国，在一种全民精神普遍失落的环境中，追求一个更强大的政府——而其中的言下之意是让渡更多的个人权利——就成为了德国人民普遍的观念诉求。这种观念也许并非明确指向极权政体（应该说，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思想家或一本著作可以为极权政体负上全部的责任），但是，这种渴望强大政府的观念却为极权政体的出现做足了观念准备。 　　 　　无疑，极权政体是专制政体，也是人类专制制度的最高形式。我想说的是，极权政体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在专制的向度上，首先是与自身的历史和文化相结合的。如果说得简便一些，那么：极权政体是相似的，但极权专制却各有各的不同。 　　 　　苏联的极权政体就与德意不同。这种不同不应该着眼左右的区别，也不能说苏联的极权政体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德意极权政体则是另外的思想资源的产物。需要指出的是，苏联的极权政体要比德意建立得早。而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层面上，苏联的现代化基础都落后于西欧。应该说，俄罗斯的专制传统比西欧更为悠久，它的专制程度也更深。发源于欧洲的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等，在观念和制度层面上深刻影响了西欧发展方向的事件和进程，在俄罗斯的回应最为微弱。 　　 　　就像上文所举的例子，如果德国人民还隐约意识到：一个强大的政府，需要人民让渡自身权利——而这是他们可以选择的结果。那么，对于俄罗斯人民而言，这种选择根本不存在，权力已经为他们做主了。无论是沙皇，还是布尔什维克，人民的权利在革命前后并无太大变化，甚至，在某些层面还在倒退。 　　 　　难点在于无法比较两种邪恶，奥斯维辛，还是古拉格谁更邪恶？也许只能说，哪个极权政体的时间更长，它制造的人权灾难更多；它的专制也更为酷烈。这样来看，无疑，苏联极权政体胜出。专制的对面是民主，而极权的对面是宪政。德意极权政体在二战后结束，而苏联却成为了极权政体的策源地。从极权到后极权政体的衰变，直至极权政体终结，还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等待的时候，再来看看中国。 　　 　　中国作为首屈一指的专制重镇，在历史上的辉煌相当漫长，它不仅是亚洲专制制度的领跑者，在同时期世界范围内也可谓遥遥领先，顾盼自雄。不像欧洲文明起源的古希腊，当时的民主制度和人权观念，在经过漫长的中世纪后，成为启蒙时代的精神遗产。中国自史前史时代就缺乏自由传统，权力一直独尊且不断扩展深化的事实，却从来没有得到与之相应的怀疑与反对（在明朝末期刚刚看到类似的萌芽，却又被一个更为专制的朝廷粉碎了）。哈耶克在最后一部著作《理性的自负》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人类理性是有限的，个体置身的传统更深远的影响了人的生活。如果哈耶克不幸是对的，那么，遗憾地说，中国的历史传统之一就是专制。【我并不是在歌颂传统，也不是说，因为专制是我们的传统之一，专制就是不可改变的，甚至因此专制才是文化的和应该继承发扬的；我绝没有这个意思。我想，越是认清我们的来历，更有助于我们走向未来。在这个向度上，只有越发细密地剖析历史和传统，才有获得真相的可能。】 　　 　　如果说极权政体是欧洲近现代的产物，而在此之前，欧洲的专制只有在自身历史中才有比较的意义。而相较于欧洲的专制历史与程度而言，中国的专制时间悠久，而且在程度上远远超过欧洲的专制。卡尔·波普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将极权主义上溯到柏拉图和他的“理想国”，不论卡尔的观点，需要指出的是：柏拉图的思想没有脱离当时的雅典政治制度背景，即使，柏拉图对雅典的民主政体持批评态度，雅典的民主制度和公民权利是不能被理论抹杀的事实。我愿意举《周官》与《理想国》做一对比：我不认《周官》比《理想国》的极权主义味道薄弱，如果说《理想国》是一种乌托邦——也就是说它仅仅是一种理想；那么，《周官》所代表的周朝政治制度，不会是完全虚构（虽然，在操作层面上，《周官》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就这一点而言，我又有一个疑问，就是：我是否低估了周王朝的统治能力？如果是，那么只能说明，我低估了周朝的专制能量。】但是，无论《周官》做于西周，还是春秋、战国，抑或是汉初，这种制度想象（如果说《周官》完全是虚构的话）岂不是更代表了一种极权主义的观念吗？）。那么，按照波普的观点，如果《理想国》是极权主义的象征，那么，周朝的制度本身，岂不就是极权政体的雏形了吗？ 　　 　　在这里有必要借鉴一下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从比较政治的角度概括出极权主义统治的六个特征，即人人必须遵从的官方意识形态、唯一的群众性政党、由政党或秘密警察执行的恐怖统治、对大众传媒的垄断、现代的人身与心理的控制技术以及中央组织与控制整个经济，并指出只有同时具有这六个特征，才可以用“极权主义统治”一词来指陈。（《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可以看到，在这个对极权主义的定义里，极权政体无疑是一个现代化的产物，也就是说，前现代政体无法进入极权政体的视野。但是，如果从专制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西周为代表）以及帝制专制（从东周直到清王朝），在专制的向度上并不亚于现代的极权政体。即使，没有政党（有趣的是，即使是在周厉王时，也使用过卫巫，这算不算是一种秘密警察呢？而明朝的特务机构则到达了历史的顶峰）、大众传媒和现代人身与心理控制技术，朝廷的统治依然延伸到民间的毛细空间。最近读秦晖先生的《传统十论》，对之前我在《帝国的迷思》一文中的一些立场和观点进行了及时的改正。我在《帝》一文中所持“国权不下县”，以及朝廷对社会财富的汲取能力薄弱等观点，并非帝制时代的真实图景；现在我认为，之前低估了帝制政体对全社会资源的动员与支配能力，而这让我更倾向于认为，在帝制时代我们就有了一种前现代的极权政体，或可称为“中华帝国”，不在于如何命名它，而是强调它的极权一面，而这种极权又与西方对极权政体的定义有着前现代和现代上的差别。 　　 　　这种前现代极权政体，有别于西方的极权政体的地方在于，西方的极权政体还多少体现出一些观念的痕迹。比如纳粹德国是对雅利安种族纯洁的狂想，苏联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憧憬，意大利法西斯也有对昔日罗马帝国的跨时空怀念……且无论这些意识形态是否具有整合民众的作用，至少，这些提法本身，也成为了对极权政体其存在目的的一种解释。而这种对权力的目的的解释，也属于观念的范畴。也就是说，权力必须说明建立一种政体，是为了做什么，而这也是权力合法性的一部分。而“中华帝国”从来没有过对自身目的的解释。我在《观念与权力》一文中将这种现象解释为：“帝制不是依靠观念建立和运作的，它仅仅是一种制度。”（请见拙文《观念与权力》）之所以权力不解释它的目的，是因为没有必要，因为没有任何一种观念，让权力觉得有必要解释，或者让民众觉得权力有必要解释一下。如果说，前现代极权在自身目的上的解释阙如，而现代极权则至少得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解释。我认为还依然是观念有无上的区别。现代极权虽然在专制的向度上比历史极端，但是，它毕竟还继承了观念先于权力的传统，它必须有一个观念（无论这个观念有多么不现实，甚至反人类），而在这个观念下建立一种极权制度。而“中华帝国”则不然，按照吴思先生提出的“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血酬定律》）元规则，暴力最强者，或者说权力就是社会最高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建立什么样的制度，都不需要被统治者同意，即使——实际上也是——这个制度是权力为血酬而建立，它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合法，也不认为谁会质疑它的合法。除了暴力本身，再没有什么可以动摇权力的统治。这就是帝制产生的观念，一种专制的观念和文化，而这就是我们的传统之一。 　　 　　在帝制结束之后，所有使权力走向民主制度的努力都失败了，而使权力走向专制的愿望都实现了，而且，最后胜出的是当时可借鉴的最专制的制度——极权政体。我想，这与我们的传统有关系，民主宪政和极权制度都是现代化的产物，但是，我们选择了极权制度，是因为在专制的向度上，我们的历史更亲近极权制度，而不是从来就陌生的民主宪政。 　　 　　毛体制是克隆苏联的极权政体，因此，毛体制是极权制度应该没有疑问。但是，我认为，毛制度体现的并非极权制度的现代化（工具理性）一面（在这个向度上，当时中国的现代化程度还很落后），而是专制的一面。就像我在前文提出的：极权政体是相似的，但极权专制却各有各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就体现在各自的历史传统中。 　　 　　这里有一个小测试，即：指认毛体制为极权政体，与将毛体制比附为帝制的人群，孰多孰少？我没有调查，但是，我相信后者是多数。这就体现了问题背后的本土意识。极权，甚至后极权理论是西方产物，除了一些学者和思想者使用这些理论和概念，对于更普遍的人群而言，也许更倾向于认为毛体制是另一种帝制统治。虽然，行文至此，我都在试图辨别帝制专制与极权专制的区别，在学理上说，毛体制是极权政体而不是帝制政体，毛本人则是克里斯玛式的党魁而不是奉天承运的皇帝。但是，从专制的角度而言，大多数人的判断相当精准：毛体制是比帝制更为专制的政体，毛本人也比皇帝有着更大的权力。在这以一点上，毛本人也承认“马克思加秦始皇”。换句话说，一味强调极权政体的跨语境定义，就显得有些迂腐。重要在于识别不同政体中，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 　　 　　毛体制的结束，除了有其自身的原因（若不是毛的肉体死亡，没人可以肯定，毛体制真的会结束），我认为，毛体制的破产并非其专制的一面，恰恰在于毛体制没有尊重极权政体的现代化（工具理性）一面。毛的“人民公社”狂热，以及后来亲手发动的“文革”，实际上在摧毁极权政体的支持基础——工具理性。不能了解晚年的毛怎么看待他一手建立的制度，他说过“乱是乱了敌人”一类的话，也许他想在极端混乱之中涤荡出一种更理想的制度，可喜，时不我待。 　　 　　邓执政后，首先就是恢复秩序，然后重新开启被毛一再掣肘的现代化进程，所谓改革开放。而对于毛体制的政治遗产，邓几乎本能地继承了专制的一项。这是向传统学习的又一次例证。需要提出的是，无论毛是一个对传统多么激进反对的权力者，对于传统中的专制主义，他从来没有反对过。只是，在革命的不同阶段，标榜不同罢了。 　　 　　终于到了80年代，至此，中西可以会师了。 　　 　　苏联在80年代，甚至较早以前，可以说进入了后极权主义。我只想在一个标准上指认后极权主义的诞生，即：极权政体自诩的目的破产。我更乐意说，是作为极权政体的观念的没落，导致极权政体的失败。虽然，不能说共产主义就是苏联极权政体的观念，(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专制 极权   

中国最帅的将军：张灵甫  ——纪念张灵甫将军壮烈牺牲66周年             自信？悲凉？高傲？英雄！！！       要说中国最帅的将军，非张灵甫莫属。     张灵甫之帅，不仅帅在外表，更帅在其人格魅力。     张灵甫的一生（1903.08.20～1947.05.16），是众多中国抗日英雄的缩影——投笔从戎、黄埔起步、悲壮抗日，最后，却在兄弟相残中壮烈牺牲——中华民族众多英魂的共同归宿，令人叹息。   1，书法奇佳，喜好历史，考入北大，转考黄埔     1903年，张灵甫（1937年前叫张钟麟）出生于陕西长安。幼时即以书法出名。据说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曾当面称赞张灵甫“奇才，奇才，后生可畏！”      张灵甫爱好历史。1923年中学毕业后，他回家乡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资料说他上了北大然后为了抗日而辍学，有资料说他是因为学费不够而辍学，有资料说他根本没去北大报道就参军抗日。总之，他放弃了北大。当年的北大流失了一位好学生，今天的北大不配拥有这位好学生。     1925年，张灵甫到河南开封加入国民二军军官训练团。1926年，热张灵甫参加了广州黄埔军校在郑州的秘密招生，并被录取，进入黄埔军校第4期入伍生总队，修步科。 他当时的同学有胡琏、林彪、刘志丹、袁国平、李弥、文强、唐生明等后来的风云人物。   2，北伐，剿共，冲冠一怒杀红颜     张灵甫一出场就在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王牌军中。他的第一仗是哪个？历史记录并不清晰。比较可信的说法是1926年北伐，作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何应钦）第21师的一员，与孙传芳部队的作战。张灵甫任排长，作战英勇，首次负伤。此后他不断胜利，不断负伤。     后来，张灵甫以第1师军官的身份，参与了对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的战争，参与了对共产党军队的围剿。     1932 年，已是团长的张灵甫率部至鄂豫皖区进剿红军，在六安、苏家埠将红军击溃，获蒋介石和胡宗南赞赏。在随后的麻城、黄陂战斗中，充当先锋的张团进攻红7师和红20师阵地，一天完成突破，张团一路追击，红军大败，一名师政委阵亡，一名军长重伤，团、营、连干部被俘若干，胡宗南连夸张灵甫是“黄埔英才，革命猛将”。不久，张灵甫又以一团之众，突破红军主力对卫立煌军部的包围，救出卫立煌。同年冬，在漫川关之战中，为关闭红军突围之路，率部与红34 团、219团血战，获相当战果。     在这些战役中，张灵甫表现出了优秀军人的素质，但是并未名声大振。他的第一次出名，是因为杀妻。张灵甫杀妻的原因，有说是因为情，有说是因为共产党间谍。比较可信的是：张灵甫屡挫红军，后者为策反张灵甫，派吴海兰主动接触张灵甫并结婚。1935年的春节，吴海兰偷了张灵甫几份重要军事文件，张灵甫怒上心头，掏出手枪打死吴海兰。 舆论哗然。张灵甫的老上司、国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偏袒爱将张灵甫，试图以吴海兰是间谍为其辩解，但当时社会舆论比较开放，胡宗南无力挽救。张灵甫主动去南京投案自首，被关于南京老虎桥模范军人监狱。据说在监狱中，书法极佳的张灵甫还为南京的许多店铺题写招牌。但作为军人，他前途暗淡。     3，抗日英雄张灵甫     中日战争的爆发，让张灵甫冲出牢笼。        1937年，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全面抗战不可避免，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凡服刑国军官兵，一律释放，回原部队戴罪立功。当时，国民政府在汉口组建了一支新军──第74军，军长为俞济时，下辖王耀武的第51师和俞济时自兼师长的第58师。师长王耀武知张灵甫是一员战场经验极其丰富的不可多得的悍将，遂要求在张灵甫被释放后出任自己属下的第305团团长。为了表示自己改过自新的决心，他正式更名“张钟麟”为“张灵甫”。     从此， 74军与张灵甫，这两个光辉的名字在中国历史上开始书写荣耀 。     1937年，张灵甫随51师开赴上海，参加著名的“八一三”淞沪保卫战。以勇猛果断，指挥有方赢得全团官兵的爱戴。嘉定作战的时候，面对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国军的日寇蜂拥冲锋，杀红眼的张灵甫甩掉上身军服，抱着机枪跳出战壕，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抱头鼠窜。后他率领该团又连续打退敌人七次冲锋，打死打伤日寇800多人。战后，第74军因战功显赫，荣获国民政府第一号武功状和军队最高荣誉“飞虎旗”，被誉为“抗日铁军”。      1938年4月，51师在黄陂接受军委会校阅，获得军委会校阅官的优良考评，张灵甫305团的成绩在阅后评定中，名列全师第一。  　　1938年5月28日张灵甫率305团参加兰封会战之三义寨攻坚战，伤亡百余人。  　　1938年万家岭大战，张灵甫将军赢得全国人民爱戴。当时，已是51师153旅少将旅长的张灵甫奉王耀武之命，对驻守江西德安张古山的日军进行反击。张灵甫亲率突击队飞夺张古山，封死了日军106师团的最后退路，该师团最终几乎全军覆没。日本俘虏后来交代，当时只要国军再推进100米，106师团的师团长就只得剖腹了。这差点成为八年抗战中唯一一次全歼日军一个师团的战例。     德安战役之后，张灵甫荣获四等云麾勋章、三等宝鼎勋章，并在话剧《德安大捷》中以真名真姓出现，名震天下。     1939年3月，张灵甫率部参加南昌会战，右腿被日军机枪的两颗子弹扫中，受了重伤。军医检查后说：“腿要锯掉!”张灵甫坚决不同意，有人说他在枕头下放了一把手枪，威胁军医；也有人说他命令副官：“谁锯我的腿，你就枪毙谁!”结果右腿一直未治愈。由于腿伤迟迟不愈，蒋介石派飞机将他送往香港，请英国著名外科专家克雷斯特尔为他诊治。术后，张灵甫说军人死不足惜，何惜一足，伤未愈提前归队，从此留下残疾，人送外号“跛腿将军”。      此后，张灵甫先后参加上高会战、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     大陆人直到2010年前后的时候，才广泛知道1943年常德保卫战之惨烈、壮烈。守城的74军余成万之57师被人们颂扬，实际上，此役中，负责外围的74军张灵甫之58师同样勇猛。并且，在常德失守后，张灵甫率58师突击队救援，迫使日军占领常德城当日即退出。      1945年4月国军抗战中最漂亮的一仗，是湖南芷江的雪峰山战役，张灵甫指挥74军58师在铁山与日军主力血战大获全胜。张灵甫被称为“常胜将军”，战后获三等宝鼎勋章及美国金质自由奖章，并升任74军中将军长。       抗战期间，张灵甫这个“常胜将军”几乎年年晋级受奖，由团长而旅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  　　74军是一支英雄之师,是抗战时期中国部队中唯一支能以一已之力打垮日军一个师团的军。74军曾两次荣获军委会最高荣誉——飞虎旗，一次国民政府第一号武功状，连美军顾问团曾有过“中国只有74军能打”的赞誉。国军中无人出其右者。 　 　74军的军歌是：“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我们向日本强盗反攻。他，强占我们国土，残杀妇女儿童。我们保卫过京沪，大战过开封，南浔线，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我们是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  　　74军在抗战中打出了“抗日铁军”和“头号王牌”的威名。张灵甫一直跟随74军，战上海，守南京，保武汉，数战长沙，扬威赣北，喋血鄂西，厮杀常德，驰援衡阳，威震湘西，几乎无役不从，写下了自己军旅生涯中为国家、为民族而战的最辉煌、最光辉的一页。     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编纂的正式官版战史《中国事变陆军作战》频频提及日军与74军的作战情况，并称之为“ 支那第一恐怖军 ”。  　　抗战胜利后，74军奉命卫戍南京，张灵甫时任74军军长兼南京警备司令，因此74军号称御林军，张灵甫也被称为御林军统领。       官职在升，但 张灵甫依然保持本色。他每次回家，必在距离家乡30里处下马下车，以表示对家乡的敬重。   4，英雄命丧内战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因国家财政困难，大力消减军队及地方部队。第74军接受整编，复员了一万多人，缩编为“整编第74师”，仅剩兵力三万两千人。然后内战开始了。     1946年7月，整编第74师在南京誓师，之后被调至苏北前线。张灵甫率74师先后攻占淮安、淮阴、宝应等重镇和十几座县城。10月强攻军事要地涟水，两日即穿越1百多米的淤黄河攻入城内与共军激战，遭遇顽强抵抗后74师撤退。同年12月， 74师再攻涟水，仅14天就击破华野6师（纵）、10纵6旅、7师19旅13个团的防御，占领涟水城，此役共军伤亡惨重。      战后，共军从苏北撤走，进入山东。74师乘胜追击，又攻克沛 阳、新安、郊城各要点，直取临沂与蒙阴。     张灵甫终于走到了他人生的终点：孟良崮。    张灵甫为什么要率孤军登上孟良崮，接受共产党20万军队的包围？有三种说法。    一是“英雄孤傲”说。张灵甫孤傲，他要以一己之力，吸引共军，然后让政府军从外面实行更大的包围，全歼共军。据说，他的老上司，抗日英雄王耀武，还亲自追赶74师，哭泣着阻拦74师冒险，但未能阻拦成功。       二是“被奸人所害”说。另一种说法是，共产党隐藏在国防部的检点，作战次长、掌握国军调动大权的刘斐中将故意命令张灵甫第74师进军孟良崮。      三是“不忍杀害同胞”说。据说共军当时在敢死队的督战下，前边的人只好拼命冲锋。74师的人杀了无数进攻的共军士兵，看到后面还在往上冲，这帮抗日英雄把枪一扔：杀中国人算什么好汉，老子不打了，投降。         中国的近代历史早被篡改、掩饰得无法寻找出真相，所以，每个阶级、每个个体都可以采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说法。     不管怎么说，张灵甫是位有勇有谋的儒将，他知道74师进入孟良崮凶多吉少，但 张灵甫与汪精卫一样，有烈士情结 。此前，1943年，对于余程万最后没能在常德城内坚持到底，张灵甫曾经有过一句评论：“这是死而重于泰山的好机会，失去了，太可惜！”     孟良崮战役中，共产党军队用人海战术进攻74师，组织了一次次冲锋，伤亡近十万人，其惨烈程度让陈毅感叹道“今后永远不让儿子当兵”。 最后，74师配备的大量水冷式重机枪因长时间发射导致枪管烧红，水用光后，以人尿代之。最后，不管是不忍杀害同胞，还是机枪红到无法使用，74师主力第三天开始退守主峰附近，由于人员密集，被共军迫击炮炸碎的岩石击成重大伤亡。4昼夜之后，第74师子弹火药、粮食和水全部都打光用光了。此时，通往74师指挥部的山谷中，已是尸山血海，共军因伤亡太大，最后连做警卫的何风山的特务团都用上了。最后时刻，张灵甫向国民政府国防部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同时手书给在南京的妻子王玉玲：      “十余万之匪，向我围攻数日，今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决定与仁杰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上报国家领袖，下对部属袍泽。老父来京，未克亲侍，希善待之，幼子希善抚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灵甫绝笔，五月十六日孟良崮。” 随后，张灵甫与副师长蔡仁杰、旅长卢醒等集体自杀，时为1947年5月16日。      几小时后，国军后续部队赶到。孟良崮漫山遍野都是血水，据说如今山上的土石仍然都是血红的颜色。    对此情形，有诗赞曰《英雄赞歌》：     烽烟滚滚唱英雄，孟良崮山侧耳听，侧耳听     青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     敌人腐烂变泥土，勇士辉煌化金星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多少年后，参加过孟良崮会战的共军军官回忆说：“74师太能打了，就算是败局已定，他们也会拼命打下去，那时进攻部队的伤亡已经非常惨重，如果国民党的其它部队早来几个小时，可能结局就完全不同！”      据说张灵甫临死前还与他的老上级王耀武将军通了电话。 两位抗日英雄在电话中都哭了 。     74师的成败，张灵甫的成败，或许决定了国共战争的成败。      一代抗日名将终于在内战中结束了壮烈的人生。中国有无数抗日英雄都是这样的下场。上天就是这样捉弄了中国人民 。       5，告慰英魂      张灵甫去世后，蒋介石痛心不已。民国政府将一艘购自英国的军舰命名为“灵甫号”。张灵甫被尊称为 民国第一烈士 ，至今供奉于台湾忠烈祠。     此外，让我们稍感安慰的是，张灵甫有一位忠贞的妻子。这一点，又与汪精卫类似。     1947年3月，张灵甫将军19岁的妻子王玉玲在南京生下儿子张道宇，几十天后就接到张灵甫阵亡的消息。     1948年，王玉玲告别南京，挚母将雏，坐海轮去了台湾。     1952年，在时任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将军的帮助下，王玉玲只身赴美，就读于纽约大学，大学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直到退休。       王玉玲一直想念张灵甫将军， 没有再嫁，50多年后碾转托人寻回了将军的遗骨，安葬于上海浦东玫瑰墓园。      玫瑰墓园由黄埔将领后代兴建，座落在上海浦东最东端的一个荒凉小镇上，许多当年叱吒风云的黄埔将领安葬其中。     玫瑰墓园建成后，第一个迎来的就是张灵甫将军的灵葬。2003年12月底，王玉玲在上海浦东玫瑰园举行了灵葬安放仪式。摆放在玫瑰墓园二楼的“室内葬纪念区”的纯白玉晶石上刻写着将军夫人王玉玲的哀思：“ 当年有幸识夫君，没世难忘恩爱情。四七硝烟伤永诀，凄凄往事怯重温 。”            永远怀念 外战内行、内战外行 的张灵甫将军。     当今那些墓碑上雕刻着“永垂不朽”的，大都是鸡鸣狗盗之徒，而张灵甫将军，他是为数不多的、真正能够配得上“永垂不朽”这4个字的中国人。          （说明：一直想为张灵甫将军写点什么。在某年5月16日，张将军忌日那天，写出上述文字后，我感觉心情舒畅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