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文微信公号 | 章诒和：我与胡发云
（胡发云与妻子） 文：章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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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书
博谈网 | 审查渗透香港：北京如何控制禁书销售
据英国《卫报》5月18日报道，当被问到有没有赵紫阳的畅销书《国家的囚徒》时，店员突然生硬地答道：“我们不打算卖这本书。抱歉。”该书爆炸性地讲述了在1989年北京亲民主抗议幕后发生了什么。“或许以后会有”，他含糊地说。从表面上看，在香港似乎没有审查。不像内地，在这里网络是自由的，还有范围广泛的报纸、电视新闻报道示威抗议，印刷书籍也无需申请许可。“40年来，我只知道有一本书被停止发行”，田园书屋的社长Wong Sheung Wai说，“那是一本指导自杀的中译本”。“台湾翻译的，但香港当局没有允许它在这里出版发行”，他说。但是，来自北京的压力越来越大，想要更大限度地控制香港公众及涌来这里的中国游客能读到什么。通过自我检查、软性审查及大陆的经济控制这样一个复杂的网络，香港的书店和媒体已经在改变调子，或是较少报道被中国视为敏感的话题。香港在缓慢但稳步地“大陆化”，这是去年雨伞运动期间让数以万计示威者走上街头的一个关键因素。它一直在改变着出版和图书发行行业的面貌，更少商店愿意销售或能够销售在中国大陆的禁书。蓬勃发展的房地产成本也加剧了这一问题。一位出版业内人士说，“读者人数各个地方都在下降，没人能支付得起一楼的书店，除非有雄厚财力的人支持。”香港本地三大连锁书店共有51家店面，是由北京在香港的官方代表中联办控制的，她补充说，确保它们只需象征性地支付租金来经营。中联办在控制着香港大多数媒体，这个状况一直令人忧虑。近日，在香港唯一一家完全不受大陆影响的中文报纸《苹果日报》在一篇文章中详细介绍了中联办如何通过空壳公司，100%控制了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母公司联合出版集团。根据《苹果日报》报道，中联办还控制了两份报纸，《大公报》和《文汇报》，及三本杂志。“如果你问我什么是香港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去年香港的学生抗议领袖周永康说，“那就是中联办，以及他们越来越多地介入香港事务。”印刷了许多政治敏感书籍的独立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的Renee Chiang说，“三大连锁店出于商业利益，他们也会试图销售顾客想要的书。有时，一些书即使中国当局不喜欢，也仍然（在那里）买得到，但它们被藏在柜台后面，或是堆起来，书脊对墙。”“但过去两年里，情况一直在进一步收紧。过去在中方背景的书店里会有一张书台，我们叫‘禁书台’，可以在那里买到禁书。现在几乎每家店里都没有了。唯一还有的是在机场那里，但他们把它藏在后面。”三联书店在皇后大道中一家最大的店面证明了这一点。这家三层楼的书店，直到几个月前还有一张大的禁书桌，上面挤满了在大陆的禁书。赵紫阳的《国家的囚徒》由新世纪出版社出版，里面详细介绍了北京当局在1989年是如何做出对手无寸铁示威者开火的决定。该书目前在香港无法买到，尽管以前售出了15万册。由同一出版社出版的另一本书，亲民主活动人士许志永的《堂堂正正做公民，我的自由中国》也不在架上，要求订购得到的都是摇头。许志永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正在服刑四年。然而，这种审查非常微妙。一楼放置的是关于香港的书籍，其中有很多书的标题是关于雨伞运动的，人们可以公开阅览。然而，那些被放在最显著位置的是批评占领运动的书。“在过去两年里，情况发生着巨大变化。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在中国（大陆）或是香港，之前被容忍的书变得不再被容忍了”，田园书屋的Wong Sheung Wai说。“三联书店过去会从我们这里订购许多禁书；现在，他们可能只是要几本”，他说。“我们现在依靠位于高层商业楼二楼的书店，那里的租金比较低，但较少人知道它们。”“这种压力是要阻止港人和内地客读到未获当局批准的书籍。当销售变得更困难时，我们开始把书寄给在大陆的个人客户。但他们都没有收到。我们试图通过一家在深圳的快递，但他们停止接收书了”，他补充道。2012年在中国推出了一个明确针对“打击香港政治性有害读物专项行动”，甚至给旅行社施加压力，导游被威胁说，如果其旅客从香港带了“禁书”入关，他们将受到罚款。当局从未公布该禁书名单。香港大学的Michael Davis表示，这些政治压力是相当全面的：“在大学里，在学校及在媒体中，通常你不知道自己是在和谁打交道。”“不过，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当地政府没有捍卫我们的自主权。相反，他们在向香港讲授如何做来讨好中央。”原文Creeping censorship in Hong Kong：how China controls sale of sensitive books
阅读更多美国之音｜中国海关严查导致海外电子禁书红火
中共党内自由派元老李锐的女儿李南央状告中国海关没收其具著作权的数十本《李锐口述往事》一案，凸显中国当局在严密封锁网络的同时，仍强力查禁传统印刷出版物，绝不允许任何与其粉饰过的政治历史不一致的信息进入中国。有出版业人士表示，北京的措施十分有效，已经导致香港政治类图书市场的萎缩。但也有业者说，当局的严厉措施帮助了电子书刊的蓬勃发展。最近，纽约时报在报道李南央状告北京海关案时提到了中国当局实行的严控边境的“南山计划”，即“一个在大陆南端监视香港的观察站——包括更多地利用X射线扫描旅客行李，尤其是针对从香港乘飞机或火车抵达内地的华人。”《打击香港政治性有害读物专项行动》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创办人鲍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项严控措施源自于18大前的2012年2月，由全国扫黄打黑办开始实施的《打击香港政治性有害读物专项行动》，他说，“这个行动实际上非常有效，对香港政治性读物的市场，我看它们起到很大效果。” 他说，“因为香港书的市场在萎缩和它有关系。”鲍朴说，为18大召开做准备的这个专项行动，要求旅客“所有的行李都过X光机，不管什么行李，以前是抽查，现在要求你行李都放在机器上，看到书就拿出来。”这种做法对旅客产生了很大的阻吓作用。“凡是海外的书全部没收。即使是随便带一本。我如果花100多块钱买了，被没收了，我也很难受。所以我下次就不买了。大家心里都是这样的。还有到香港的旅游团，人人警告，买这种书后果自负，也不说什么后果，就说后果自负。你就觉得很严重嘛，对一般人来讲。”鲍朴表示，18大以后这一专项行动一直没有停止。李锐的女儿、65岁的李南央，居住在美国旧金山，曾在美国能源部的国家实验室工作。她是《李锐口述往事》一书的共同作者之一。2013年10月29日她从香港飞北京，过海关时，她拥有著作权的53本《李锐口述往事》全部被海关扣留。两天后她被告知：该书为禁书，不允许进入中国大陆。随后李南央委托北京律师夏霖、夏楠将北京海关告上法庭。中国的法院虽然在去年9月接下了李南央的案件，但一拖再拖，不予审理。在中国，什么样的书是禁书？携带禁书是否违法？中国当局宣传部门过去曾经对某一本，或几本书下过禁令，对其进行追查或下架，予以封杀。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反而让这些书更加畅销。禁书令如促销广告总部在纽约的明镜新闻出版集团，出版各种政治历史类书籍和刊物，其读者对象就是大陆到港台旅游出差的官员、商人、学者。该集团总裁何频说，“每下一个禁令就等于给它做了个广告，让各级官员说，这本书值得一看。”但随着“禁书”在香港、台湾等海外市场的大量出版，中国公民外出旅游人数的急剧增加，对一本或几本书下禁令的办法已经完全赶不上“禁书”出版的速度。于是，出现了“南山计划”这样利用高科技的严查办法。惩罚携带禁书者无法律依据何频说，中国法律中并没有携带禁书违法的依据：“从法律意义讲，他没办法制定那么多书为非法出版物的条款，这就造成了人们从海外把书带到中国去时，法律上没有办法惩罚他们。”他表示，至今“没有一个因为禁书被海关查出来后被劳教、被抓起来的，没有。顶多警告你一下，连罚款都没有。因为它没有法律依据。”他说，“没收以后就是海关人员自己看，或者送给他的朋友看。”鲍朴认为，当局并没有一个被禁书的单子，“李锐的女儿她要求你给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明，什么可以带，什么不可以带，但是他永远也不会给你。以前有个学者叫冯崇义，他带了自己社会科学研究的书，带回北京去被没收了，他就告海关，一直到终审也没有把单子给他看。”见民主自由字样就没收鲍朴说，中国海关人员的做法是，看书的封面是不是和政治有关，“特别是你要有自由民主这种东西，他认为这都是有害的，凡是书上有民主两个字，只要被发现就被没收，一本都进不去。”互联网的发展为加速信息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何频认为，中国海关的严厉措施实际上帮助了该集团电子书刊的发展。“两三年前我们就开始筹备了新的计划。我们在新书印刷的同时就送给了苹果、谷歌的图书销售部门，他们制作成不同的电子书版本，读者可以在中国翻墙来买，或者到海外来在苹果、谷歌网站下载。”何频表示，“电子书的出版，未来不能说完全能取代印刷出版，但是会使我们的书在中国大陆流行变得非常方便。而且数量也变大了，以前一个人买两本杂志就可以了，现在我买一百本装在手机里都没有问题。”而且也更安全，“至今没有发生过一个案例，有人在手机上买了我们的书被查出来。”电子版书刊是海关查不出的秘密“中国看不到的书刊，海关查不出的秘密。” 这是明镜半年前打出的一个广告词：什么意思？何频解释，“就是你没办法查人家的手机啊。他没有办法查。因为我在手机上把我的书随便命名一个名字混杂在几百个文件里面，你要查我手机要查多少个小时？而每个人不一定有电子版书，但每个人几乎都有手机，那你怎么去查？”不过鲍朴认为，电子图书英文版可以上网销售，中文版则行不通，“因为一般中文读者都不愿意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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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以及其他来源，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戎戎40日记：三十多年前，个人崇拜的严重危害性连中学生都知道；三十多年后，个人崇拜却在祖国大行其道[伤心]醒醒吧中国梦[泪] 2015年02月20日 *壞蛋蛋壞蛋：港媒《東方日報》透露：內部文件要求央視把春晚辦成對國人的政治教育……| 相关阅读：《台灣新聞 | 港媒：中共內部文件 把春晚當政治教育》 2015年0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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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日报｜梁文道：瓶中信
大陆三不五时就会有禁书的消息，今年夏天我就听过一则传闻，关于一部很受欢迎的史学著作（不是余英时先生的书，请勿误会），他们说那部书快下架了，要买得赶快买。起因是一封告状信，大意是控诉这部书扭曲国史，诋毁光辉悠久的五千年华夏文明。根据传闻，这封信写得很“左”，看得出是外行人手笔，许多内容都和当今史学界的认知相去甚远。例如中国信史的开端，那部书说夏朝的存在与否，仍有争议；这封信的作者就很不高兴了，觉得这些话非常恶毒，用心叵测。有意思的是一封寻常告状信又怎能有那么大的威力呢，居然可以惹出这番小小风波？原来作者的身份不寻常，他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老科学家。朋友们说到这里，也就明白了，“就是老头嘛，头脑顽固”。但我却一直放不下这则消息，回头反复地想，一个有名望的长辈学者又怎么会写这样的信呢？这再也不是一个需要用告状来自保的年代了，所以揭发他人论著的“问题”并不会为自己带来任何好处。可见他是真的很生气，真的很看不惯那部史著，真的感到自己必需做点什么。在他而言，那或许还是义愤吧。然而，看完一本书之后，你发现自己完全不能同意作者的见解，跟着写一封信给政府部门，要求他们禁止这本书的出版，这难道是正常的吗？一直以来，我都以为正常的情况是写一篇书评，想办法找个地方发表（就算自己贴到网上也好），好把你的看法公诸于世，让读者自己评理，不是吗？你不赞同一种意见，究竟是该反驳它，还是干脆委托权力去彻底消除它的存在呢（即便你认为那种意见是政治的，是‘大是大非’的决断问题）？这则朋友们拿来在饭桌上当笑话的消息，让我难过良久。因为那位老人相信告状信是对付异见的方法，就算不是唯一，至少也是有效的方法。是什么样的环境和气氛使他觉得这是个好方法？身在香港，我们或许很难想象，会有一个能接这种信的政府部门，它不只能接到这类告状信，而且还有资格据此评断一本书的价值，更可以决定它还能不能继续在市面上流通。也就是说，因为先有这么一个部门，并且真有这样的渠道，所以那位老先生才能肯定那封信可以起到消除“邪说”的作用，于是他就不用写书评了。他放弃了对公众说话，也放弃了向那些已经看过这本书的读者们讲理的机会；他的选择是对少数人说话，然后防止更多人成为该书的读者。末了，他还要觉得自己站在了正义那一边。设法封堵自己不同意的异见，当然要比辩论有效，因为辩论和对话总是预设了自己会输，而对手不被说服的可能。所以我们才会老是形容一个不容异见的政府“不自信”，因为他们不愿把自己拖进一个交谈的情境，不愿接受自己可能会在道理上说不过人家的结局。但是对于这位非常愤怒又非常有正义感的老学者而言，他就恐怕不是在害怕自己无理了；恰恰相反，他是极有自信，认为自己知道了真理，并且认为告状和禁书也是真理运作的正常方式。他是对的，他讨厌的那本书是邪说；而真理压倒邪说，自然也是对的，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来压倒邪说。前一阵子，禁书的传闻终于也传到我头上来了，于是有记者采访我的感受。但说实在的，我又能有什么感受呢？除了和余英时先生并列一张名单，是我这辈子都没想过的事之外。最大的问题在于假如这是真事的话，我也不会知道拙作在大陆被禁的确切理由；就像许多被“敏感”的人似的，你永远无法得知自己为什么“敏感”了，是你说错了什么，做错了什么吗？你不知道，你只能自己领会，也让别人猜测其中的玄妙。既然不晓得自己写错了什么，感受也就无从说起了。我真正在意的，却是好些欢欣鼓舞的网民，他们看到了传说中的禁书名单之后，很是畅快。有的说：“这堆垃圾早就该拿去烧了”，有的认为“那些废物留在这里一点用都没有，禁得好”。看来他们也和那位老科学家一样，十分自信，十分同意禁书是证明真理的途径。但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肯定自己，又如此肯定禁书是个比交谈更有利于通向真理的道路呢？我难以理解，因为我几乎从未拥有过这份信心。每次写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我总会后悔，生怕自己见识不够，思虑不周，言不尽意。我想，我和他们的最大分别，就是我时常暗自怀疑自己其实错了。故此，我爱看批评我的文字，近乎自虐般地爱。就算发现它们并不总能叫我心服，但也一定能启发我想得更多。例如一位常常斥责我“卖港求荣”的博客，我就跟随了他好一段日子，甚至想过好好回应。只是这位博客也是个有自信的人，他的首页铭言是要叫“君子笑，小人哭”，可见他不只正确，而且还是道德上的正确；笑着赞同他的人都是君子，哭着臭骂他的人则都是小人。你该如何与一个这么正确、永远正确的人对话呢？或者是有办法的，起码他不会赞成禁书；只不过我累。看见那些欢迎禁书的网民，想起那位写信向政府告状的学者，我的感受就是疲惫。文革结束之后，中国上演的第一出外国话剧是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根据导演黄佐临的回忆，曾经在学术界“又红又专”的气氛底下备受折磨的大数学家华罗庚，当时正好就坐在他身边，在看到最后一场戏时，华先生终于忍不住哭了。为什么以“疏离效果”著称，反对引动观众情绪的布莱希特竟能令华先生哭了起来呢？那是因为这次演出的改动相当大，把原著里比较复杂的伽利略变回一个大家熟悉的科学英雄。他被人告上宗教法庭，迫着为自己的“邪说”认错屈服，埋没良心，原来就是想要换回一点时间，好完成自己的论著，留诸后人评判。那最后一场戏是他的忏悔，虽然一时忍辱是为了更远大的目标，但他究竟出卖过自己的信念，想来还是难过。华先生就是看到这里，感同身受。当年，看过这戏的知识份子又有多少人能不联想到自己的遭遇？他们大概都会悲哀过去几十年的遭遇，同时又不免长叹，那段靠权力来判定学术真理的日子终于完了，以后大概不会再临。今天写下那封告状信的老科学家，当时是否也曾如此想过？后来有人辟谣，说包括余英时先生在内的那张禁书名单不实，便有朋友替我松了一口气，同时劝我这两年最好避避风头，少谈政治。但是一个做评论的人，活在当下，又该如何写一些可避风头的事呢？除非我能知道天体运行的原则，或者类似的真理；可我不能，我只有一点极可能是错的观察和意见，说给同代人听。加拿大作家艾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最近写成一部小说，要直到一百年后才能公开。那是个苏格兰艺术家的主意，叫做“未来图书馆”，设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近郊一块种了一千棵树的小林里，就像个书的时间锦囊，此后每年邀请一位作家提供一部新著封存，直至2114。2114，那时候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挪威仍然存在？这个计划还在执行？还有书吗？还有一种叫做读者的人吗？这真是作者与读者之关系的终极挑战，名副其实的“让时间来证明一本书的价值”。忘了在哪儿读到这句十九世纪某位法国作家的话：“凭什么相信时间能够淬炼出经典？凭什么相信后人的眼光？我们怎么晓得以后的人不会像我们一样愚蠢”？再说，你又怎样去为一些百年后的读者写作呢？你知道他们是谁吗？艾特伍德阔达，她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反正一个作者“不会知道谁在读她的书，也不知道读者的性别、年龄、职业、种族、国籍和身份。写作，本来就像瓶中信。”如果不能说话给同代人听，那就把自己这番关于今日的造像留给后人罢。他们或许会笑话我错得离谱，发现我们这一代人并不比他们聪明，看见我愚蠢地生活在其中的这个昔日世界；又或许，有极大的可能，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收到我的留言，因为大海表面早已被玻璃瓶子填满，浪潮碰撞出一片片碎裂残渣。201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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