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

 2012年 2月 05日 中国承认乱占农民耕地导致群体性事件 记者: 杨明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Reuters 中国总理温家宝(资料照片) 中国总理温家宝承认，因为政府未能有效保障农民土地免受任意侵占，导致一系列的群体性事件。观察人士指出，温家宝作为总理应该为各级地方政府抢夺农民的利益承担责任。 在中国农村各地，由地方政府支持的侵占农民土地的事件屡见不鲜。农民赖以生存的权利被践踏，是导致抗议示威事件的主要原因。 *温家宝誓言要向农民提供保护* 中国总理温家宝日前在广东视察时表示，他理解农民们为什么对土地丧失很愤慨。他誓言要向农民提供保护，给予农民在土地开发上的集体话语权。 新华社引述温家宝的话说，“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乱占农民耕地，而农民有意见，甚至由此引发群体性事件。问题的根源在于，土地作为农民的财产，这个权利没有得到应有保障。” 他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既是农民的财产，又是农民的生产资料。农民没有土地，就如同工厂没有机器。他说：“我今天在耕地上一寸都不放，一口都不松，可以说寸土不让。” *温家宝讲话时机和地点耐人寻味* 温家宝在白云区江高镇水沥村的讲话，并没有提到前不久刚刚平息的乌坎村因土地使用纠纷发生的大规模抗议事件，不过他讲话的时机，以及讲话的地点，不同寻常，耐人寻味。 *程晓农：温家宝讲话空泛 应对农民耕地被占负责* 旅美中国农村问题专家程晓农博士说，温家宝的讲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诚意，面对了一些现实问题。虽比以往中共官员的讲话实在一些，但比可执行的措施还是空泛一些。 他说：“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空泛，就是没有谈到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换句话说，他身为总理，过去这么多年推行的政策，其中包括农村政策，对造成今天的问题负有哪些责任。在任期内能不能通过政策的改变，或者制度的改变，来纠正过去存在的问题。” *处理乌坎抗议事件模式或不适用其他省份* 华尔街日报说，温家宝的讲话似乎是支持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信号。在中共高级领导人中，汪洋被广泛认为是最自由派的领导人之一。汪洋在处理乌坎事件上，一反中共强力镇压的做法，为减少农村官员的腐败，对抗议的村民做出巨大让步，让乌坎参加抗议的农民代表担任村政府的主要职务。 不过，报道认为，解决乌坎事件的模式可能在中共其他省市的地方领导人那里遇到阻力，因为他们会担心乌坎村民的胜利，为他们所在地不满的居民壮胆撑腰。 *各地差不差钱可能是关键* 程晓农博士表示，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通常都会以高压的形式，镇压任何反对政府的抗议活动，广东省平息乌坎抗议的模式，是希望做出一个好一点的样板，还是从此扭转广东省政府的运作模式，目前还难以断定。 他说：“采用广东乌坎的做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其他省市接受，实际上不取决于广东，取决于其他省市，更主要的取决于各省市的状况，各省市是不是差钱。” *地方政府意志凌驾农民之上，政府抢夺农民利益* 程晓农博士说，哪个地方财政差钱，就必须要动土地，动土地，就必须要伤害农民的利益。因为政府拿的就是农民的利益。如果政府不从出售农民土地中捞好处，增加他们的财政收入，房地产开发商将买地的价格全数给农民，抗议的情况就会少很多。他说，归根结底是政府在抢夺农民的利益。 根据中国的《土地管理法》， 中国农村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理论上，村民集体决定是否开发或出售土地。但实际上，村乡镇的官员主宰集体土地的使用权，而且他们的意志往往凌驾于农民的意愿之上。 2011年年末，广东省汕尾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数以千计的村民举行示威，抗议村委会违规倒卖土地，以及操纵村委会的选举。这次抗议示威，持续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众，引起影响之大，极为罕见。这次前后持续了数月的抗议，最后以广东省当局答应村民的三项要求而告终。 *保障农民的选举权和自治* 温家宝说，政府一定要保障农民的选举权利，坚定不移地做好村民自治和村委会村民直选。村里的事务由村民作主。他说，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地方农民作主流于形式，对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乡村干部一开始说老百姓都是同意的，但后来闹起事来，发现老百姓并没有同意。要广泛听取农民意见，要由农民作主。 此前，温家宝在《求是》上发表署名文章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是法律赋予农民的财产权利，任何人都无权剥夺。 *2010年动荡不安“群体性事件”约9万起* 根据中国政府资助的一些研究统计，中国发生的动荡不安的“群体性事件”在2010年达到大约9万起，另外一些统计显示这个数字可能更高。中国官方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经济时报》今年说，在农村地区的群体性事件中因土地被侵占引起的纠纷占65%。

 2012年 1月 17日 中国城镇人口首超农村 社会冲突将加剧？ 记者: 吴心欣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AFP 中国每年有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图为农民工抵达北京火车站(资料照)。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一半以上，这是中国历史上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不过，观察人士表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完全是一个拔苗助长的过程，其带来的最大隐患是将来可能层出不穷的社会冲突问题。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的数据，2011年末，中国的城镇人口达到6亿9079万人，而乡村人口总数6亿5656万人。这意味着，在中国13.5亿人口中，51.27%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中，这是城镇人口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可能有积极影响*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2011年12月底发布2012年社会蓝皮书时指出，这意味着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将进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李培林认为，继工业化之后，城市化将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中国城镇人口超过农村有其积极作用。他说：“这种情况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历史上都将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有意思的转折点，对经济来说尤其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城镇化进程对中国来说可能会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 *不过是统计游戏* 不过，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程晓农对中国的城镇人口统计提出了疑问，他认为中国所谓的城市化不过是统计游戏而已。他说：“很多地方政府实际上是为了实行县改市、乡改区，把农村行政区划改成城镇行政区划，所以现在看中国地图，叫某某县的已经很少了，很多县现在都改名市了。当它改名的时候，很多农村人口就被算作城市人口。有人开玩笑说，现在中国很多农民被城市化了。” 程晓农指出，现在中国很多地方实行强迫农民“进城上楼”政策，比如薄熙来就在重庆推行这个政策，要农民搬迁到城镇上去，盖了楼让他们搬进去住，以为这样就实现了城镇化。程晓农表示，其实全世界城市化的问题，不在于国家统计局怎么统计，而在于农民进城以后，能不能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如果农民进城以后永远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权益，那他们永远不能算城市居民。 *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圈农地来赚大钱* 程晓农表示，很多地方政府在强调城市化的过程中，其实背后有一个很黑暗的算盘，就是趁机圈地，搞房地产开发，因为一旦县改市、乡改区，政府就可以把这些农地重新规划为城市开发用地。程晓农说：“所以城市化是一个最美好的、推动房地产开发、强占农民土地的伟大理由，至于农民进城后能不能活下去，这些市长们才不管呢。所以从广义上讲，不仅仅是国家统计局把农民被城市化，各级地方政府都在让农民被城市化。” 对于中国有学者表示，城镇化进程将对社会、环境及城市管理者带来巨大挑战，程晓农则表示，该进程引发的最大问题将是导致更多的社会冲突。他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率放慢，建筑工程减少，房地产泡沫破灭，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会进一步减少。这样，流落在城市的农民工的生存将成为更大的问题，在物价继续上涨的压力下，他们的生存将更加艰难。所以从短期来看，可能城市化的加速正好是推动社会矛盾加剧的一个重要动因。” *拔苗助长的过程*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程致宇也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政府表达了关注。他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以城镇化为借口盖了很多设施、楼房，而不是去考虑如何把城镇化进程变成让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竞争优势。” 程晓农指出，发展中国家走向经济成长的过程中确实会出现城市化趋势，但是在其它国家，城市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在中国，这完全是一个政府参与的拔苗助长的过程。程晓农认为，农民就好像长在土地上的苗，现在这棵苗被从土里拔出来了，这苗还有活路吗？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胡锦涛新年说，中国应提高文化软实力，加强防范和应对西方对中国的分化，意识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和复杂性。胡锦涛新年伊始在党刊[求是]杂志发表的这番讲话，引起了学者和媒体的普遍关注。 *胡锦涛：西强我弱、警钟长鸣* 胡锦涛的这番讲话是发表在共产党理论刊物《求是》一月刊上的。胡锦涛说：“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背景下，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胡锦涛这番讲话，是其在去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讲话中的一部分。胡锦涛说：中国的文化实力和影响力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符，“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和舆论格局没有扭转。他警告说，思想文化领域是国际敌对势力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 *新华社：胡锦涛讲话引起外媒“热议”* 新华社星期四说，胡锦涛的讲话“引起了外媒的热议”。新华社的报道，援引了纽约时报，彭博通讯社和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三篇报道。新华社的报道说，纽约时报的报道题目是：中国国家主席抵制西方文化。但是，纽约时报的原标题是：中国国家主席抨击西方文化。(China’s President Lashes Out at Western Culture) 纽约时报说，胡锦涛的讲话表明，中国不会放松在引进西方文化产品方面的严格限制。中国主管部门每年只允许进口20部外国大片。好莱坞影片公司一直对此颇有微词还不断游说美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给中国施加压力，要求其取消或者起码能放松限制。 *韩寒：限制让文化人抬不起头来* 中国文艺圈内人士说，按照胡锦涛讲话精神，中国将拿出更多的经费来资助本国文化公司，推出更多的书籍、音像等文化产品。纽约时报说，中国有很多艺术家和其他知识分子都抱怨说，上面的政策太严，扼杀了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作空间。去年12月下旬，中国很有人气的博客作者韩寒就发表了一篇博文：“论自由”。纽约时报援引了韩寒此文中的一段话：“而文化的限制却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影响世界的文字和电影，使我们这些文化人抬不起头来。” *美法传媒：胡锦涛没指明敌对势力到底是谁* 法新社在报道胡锦涛这篇讲话时说，“在中国竭力向外推广其文化之际，中国共产党的《求是》杂志最新一期发表了中国第一把手的上述讲话。胡锦涛说，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但他没有具体指出（敌对势力到底是谁）。…” “中国最高领导人发表这样的讲话之际，北京正在加强对互联网和各种媒体的控制，试图让它们服务于官方的宣传，对外投射一种强大和积极正面的形象。” 美联社在报道胡锦涛文章时说，“胡锦涛没有指明敌对势力到底是谁。但是，面对要求更多的公众，中国领导人近来一直在试图提升自己的合法性。他们的做法是把中国描绘为正在跟西方进行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战争。” “胡锦涛的讲话是中共更为广泛的努力的一部分。中共试图强化社会主义原则，以对抗要求自由的中国人所呼吁的‘普世价值观’如言论自由。官方媒体常常把普世价值观形容为西方的观念，不适合中国特殊的国情。” “中国领导人目前受到来自公众的压力。公众强烈不满贫富悬殊、贪污腐败以及跟快速经济增长相关的其他弊端。随着财富的增长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公众感到有权利批评政府。” “在‘阿拉伯之春’民众抗议推翻了埃及和突尼斯的独裁统治者之后，中国政府也采取了配套的行动，对互联网实行严密监控，以阻吓中国的政治活动人士发起类似的抗议运动。” *英媒体：中国推进全球“软实力”* 英国电讯报报道说，“在（胡锦涛总书记发出）拿起武器对抗所谓的集体性文化种族灭绝的呼吁之前，中国政府最近下令宣传部门官员要更加卖力地推进中国全球性的‘软实力’。中共大举抛撒450亿元人民币（40亿英镑）扩展其海外媒体，其中包括国营的、有大量出版审查的《中国日报》美国版和英国版，国营通讯社新华社，中国中央电视台多语种的新闻和文部节目广播。” 报道说：“与此同时海外的孔子学院纷纷设立，意图赢得持怀疑态度的国际听众。他们对北京的经济成功印象深刻，但对北京严酷的专制统治方式怀有戒心。” *章立凡：领导意志遭到利益集团“绑架”* 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则认为，求是刊登这样的文字一方面表现出当政者缺乏自信，另一方面反映出领导意志遭到了利益集团的绑架。他对美国之音说：“我觉得这番表述，第一呢，说明我们的治国的工程师们在文化上的不自信。第二呢，我不认为这本身是为了繁荣文化，倒象是已经成为‘跛鸭’的这么一群人在文化领域可能还可以赚最后一把钱。” 章立凡说，他看到近期有大量资金投入到文化产业。他担心当年的教育产业化会在文化界重演。他说，文化需要得以提升，但不能够走产业化的路子。 章立凡认为，不排除利益集团在为领导起草文稿时，将在文化界“圈钱”的意图给塞进去了。 这位近代史学者预计接下来会看到文化政策趋紧，并会产生负面效果。章立凡说：“我想就是在召开十八大以前吧，肯定要消除他们认为的心目中的杂音。那么说，这种作法实际上是把很多的批评者推到了反对的一方。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政治。” 对于当局强调说要推动发展的“软实力”，章立凡认为那只不过是拿纳税人的钱在外弘扬国威，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宣传。 *程晓农：共产党的鸵鸟和大棒子政策* 留美学人程晓农针对胡锦涛的讲话对美国之音说：“共产党最警惕、最害怕的就是民智开启。因为在共产党看来，从西方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算是外国文化，不算西方文化，让共产党感到难过的是那些民主、人权、自由的价值观正在民间普及，特别是在网民的潜意识里一点一点生根。所以尽管中国目前处在一个很危险的社会状态，但是中国政府的态度仍然是鸵鸟政策，把头埋在沙里，另外就是再加上大棒子，谁说实话就往谁脑袋上敲。” *穆磐石，刘军宁：中国当局希望维稳* 美国圣母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穆磐石教授（Peter Moody）就胡锦涛讲话对美国之音说：“我觉得共产党想要的就是社会和谐，也就是说，共产党希望人们闭嘴，只做共产党希望他们做的事情，而不要惹事生非。很显然，共产党希望在18大召开前尽可能地维持中国社会的和平和稳定。” 在北京，学者刘军宁就胡锦涛的讲话说，领导人这样讲话，主要目的还是想维护稳定：“我想还是维稳吧。防止西方势力的渗透，落脚点还是在维稳。” 至于维稳能否长久下去，宪政学者刘军宁认为这对当局并不重要，因为胡温二人任期将满，他们要做的只是“圆满到站”，然后“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