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

　　按：这是一位叫做夏小强的先生写的文章。文章首先以大量被遮蔽的事实告诉了美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再以理性的视角分析、认识美国，而这都是大陆绝大部分人欠缺的。在黨化教育连篇累牍的灌输与掩盖中，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够客观、公正、全面认识看待美国，包括不少到了美国的中國人：他们或者带着一种价值观顽固地与黨保持一致，认为美国就是个惟利是图的霸权主义国家；或者故意以偏概全地向人们传递对美国的观感，以为人们认识美国提供妖魔化的证据；还有就是以美国人自己批判美国的实例、观点告诉国人，没错吧，美国人自己都这么说（例如，美国人说美国打伊拉克就是为了石油）。可以说，凡是这样的认识、思维，几乎没有脱离專制政治的窠臼，或者本身就是一种專制思想，对民主还没有几码的领悟。也因如此，什么美国亡我之心不死啦！美国是台海分裂的罪魁祸首啦，美国想尽一起办法阻止中國强大啦，有一天美国会重燃战火以武力灭了中國啦，就成了普遍的中國人对美国的认知，包括大量接受大学教育的精英群体——每每想到这些，一股无奈与悲切顿从心底冒出，全身一阵冰凉。当然，美国也是有自己的利益的，只是它在处理国际关系中具有基本的公正标准，或者说美国是一个具有道德底线的霸权主义。也许，这一篇文章能够开启大学生们及其所有不知如何看待美国的人们一个广阔的视野。 　　一 　　近日王功权先生在微博上说了这样一件事：坐出租车回到住处，出租车司机的唠叨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他从北京堵车开始说起，说到执政黨的严重腐败，越说越气愤，最后干脆痛骂起共產黨来。我笑着插话，试着问他走民主道路行不行。他惊呼“不行”。他坚持说“中國只要一民主，就一定乱”。我问那怎么办，他说：“再熬几代人吧。” 　　我也有同样感遇，昨天和一位多日不见朋友聊天，这位朋友先是痛斥社会黑暗现状，怒骂共產黨贪污腐败不可救药，然后突然话锋一转说，最近唯一让他感到自豪的事情是中國终于有了航母，可以不受美国的欺负了，然后又痛斥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妄图称霸世界，为了石油侵略打伊拉克等等。我有些吃惊，要不是面对面和他讲话，在网上我一定会把这位朋友当成五毛。当我告诉了他下面这段美国进口石油的真实情况后，这位朋友只剩下吃惊茫然的表情。 　　美国是世界上消耗石油最多的国家，也是进口石油最多的国家，以前一直以为中东是主要来源地、沙特是最大供应国。事实上美国第一大石油供应国是加拿大，输入石油是沙特2.7倍；第二是墨西哥，沙特第三。中东只占美国石油进口的17%。美国和加拿大有两千多公里的没有军队防守的边境线。与这么一个“利欲熏心，霸道蛮横”的国家为邻，加拿大人居然不害怕。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美国人把军队开进来，插上油管子直接把油抽回家，可比打伊拉克省事多了。 　　在网上和五毛们说话很生气，他们永远思维混乱焦点模糊。你说美国民主好，他说美国借钱多；你说美国人收养了大量中國孤儿，他说美国人杀害了伊拉克平民；你说美国今天人人平等，他说美国昨天还有黑奴…… 　　看了王功权的微博，还有经过我和朋友的这次交流之后，我意识到过去我一直以为网上的五毛们都是装傻，现在我意识到可能这些五毛们是真不明白，很有可能是我错怪了他们，那么我就和五毛们谈谈心，谈谈他们深恶痛绝的美国吧。 　　美国第5任总统门罗提出了被后人称为美国外交政策“顶石”的“门罗主义”。其核心思想是：反对欧洲列强殖民美洲，支持拉美国家獨立，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等。门罗时代是强权时代，强国扩张主要靠殖民。门罗主义客观上终结了美洲殖民时代。很难想像，没有美国对殖民者的强硬立场，拉美国家能获得獨立。 　　美国不打古巴，是美国对外政策基本原则的体现，也就是维护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维护世界和平。美国在近代的所有战争都不是为了领土和利益，而是为了正义。美国的出兵理由无非三个：1、有人入侵了别的国家，破坏了世界秩序。2、发生了人道主义灾难，必须进行干预。3、直接对美国的本土安全构成了威胁。 　　1994年卢旺达爆发80万人被杀的部族仇杀。美国因未及时干涉，受到非洲各国唾骂：“难道几百名美军士兵的生命比几十万黑人生命更重要？”结果，克林顿总统亲赴卢旺达道歉和赎罪。人不是美国杀的，美国不干涉他国内政何罪之有？因为，你有能力阻止犯罪却不阻止，就是一种犯罪。这样的高标准只有美国接受。 　　在清朝，美国第一个向清政府施压，要求中國实行信仰自由，并向中國派遣大量传教士，花费大量人力及资金建立了众多的学校。人家派军队他派传教士，人家挣钱他投钱。这些学校包括：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等，共13所。 　　李鸿章在向朝鲜王妃闵妃传授外交经验时说：“要多依靠美国，美国这个国家与其他洋人国家不同，讲道理，重信义”。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说：“米人秉性醇厚，与中國常思效顺之心”。 　　庚子赔款中，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千多万两。后美国国会审核发现赔多了，决定将其中一半退还给中國。两国政府商定利用庚款设立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并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胡适、梅怡琦、赵元仁、竺可桢都是庚款留学生。 　　美国诚实地退还了多拿的庚子赔款，并在中國建了清华大学、山西大学、协和医院及协和医学院。而英法日等国却把庚子赔款拿回本国作资金积累，去发展自己的经济了。美国认为多拿的肯定不是他一家，于是美国便向英法日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跟着退还。最后，那些国家不情愿地陆续归还或免除了一部份赔款。 　　“一战”后，在被认为是强国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凡尔赛公约》里，几乎所有列强都牵涉其中，但我们没有看到美国瓜分了谁。相反，美国主导了关于中國问题的《九国公约》，提出了对中國的“门户开放”政策。条约第一条是：尊重中國之主权与獨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二 　　二战初期，日本为保住在华实力，避免与美国正面对抗。曾提出一个强国瓜分世界计划，即把全世界分为大东亚圈、欧洲圈、美洲圈和苏联圈。其中，大东亚圈自然是日本的，美洲圈则是美国的，在此基础上，日本还提出可以与美国平分太平洋霸权，保证美国的在华利益。被美国断然拒绝，要求日本停止对华的侵略！ 　　日本侵华后，美国对日本予以经济制裁，禁止废铁、航空油等向日本出口，并增加对华贷款和援助额度，连续三次提供当时金额5千万、1亿、两亿美元的贷款。然后又对日本实施石油钢铁等战争物资的全面禁运，使日本战争机器无法运转。美国坚持日本必须从中國撤军，放弃甲午战争以来日本所掠夺的所有权益。 　　珍珠港事件前夕，在天皇的御前会议上，日本军阀判断，在侵华战争陷入沼泽、战争物资补给被美国人卡断、与美国和解又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如果维持现状就如同坐以待毙。于是决定发动针对美国的战争。如果美国为了利益，只要保持不干涉，或者只是口头上表示一下遗憾，劝大家克制。日本就不会去冒险打美国。 　　日本第一任情报局长冈崎久彦说：“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误判了形势，他们不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美国进行战争，从来不依据利害权衡和得失盘算，美国人打仗，从来都是依据道德和国民的好恶。”基辛格说：“美国认为实力外交不道德。美国的国际关系秩序标准是：民主主义、集团的安全保障、民族自决”。 　　1941年，陈纳德在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成立了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他们雄赳赳，气昂昂，来到中國“抗日援中”。在31次空战中，以5至20架可用的战斗机共击毁敌机217架，自己仅损失了14架。5名飞行员牺牲，1名被俘。中國人民将永远记住这群勇敢的美国小伙子。 　　再来看看如今给五毛们发薪水的老板当年是怎样评价美国的吧：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民主颂》对美国是这么评价的：“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國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國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國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世界还有希望。” ——摘录自《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 　　“在中國，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怛恻，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像征。……是他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筑起了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长城。” ——摘录自《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 　　“我们共產黨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美国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國的抗日战争与民主运动，这是我们所感激的。在庆祝美国国庆的今天，我们相信，我们的奋斗只能得到一个结果——胜利。” ——摘录自《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这些社會主義的伟大思想家和行动家，对于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及其在世界史上的进步作用，从来都是给予高度的评价的。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有其光荣的历史传统。……列寧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战争“之一。——摘自《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社论。 　　五毛朋友们，感到惊奇吧，你们相信这是你们老板当年说过的话吗？ 　　三 　　中國是美国最大债主。于是五毛朋友们认为，要没有中國借钱给美国，它早完蛋了。既然美国处处和我们作对，我们为什么不把钱拿来建希望小学，改善人民生活，而非要借给它呢？这不敌我不分吗？另外，就算你要借钱给人，也得找一个信用好的国家呀。难道全世界那么多国家，你们认为美国信用最好？所以五毛朋友需要详细地了解美国。 　　拆迁是权贵对城市核心资源的掠夺。以旧城改造为名，把贫穷者赶出城市。以财富和权力重新划定城市的界限——有钱人住城内，穷人住城外。这是对公平正义赤裸裸的践踏。城市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都有在此生活和谋生的权利。 　　在美国很多大城市现代化的商务中心区或中央商业区CBD旁边，都有一个脏乱差的旧城（Downtown）。由于生活便利，在那寸土寸金的地方穷人越聚越多。于是，逼得富人们开始纷纷搬走，到郊区去享受绿色田野了。这就是平等的权利，没有人用金钱和权力把穷人赶走。 　　洛杉矶的710高速公路，由于当地“帕萨地那”居民的强烈反对，隔几年听证一次都不能通过，50年都是1条断头路。当地人怕公路经过影响地产价值，所以市议会一直不同意。修公路有利于公共利益；不让建，有利于居民私人利益。在尊重私有财产的理念下，私人利益并没有因为公共利益而被侵犯。 　　美国康州新伦敦市因开发计划，需征用居民凯伦住宅，她就是不搬。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政府胜诉！但政府并没有开着推土机把她家碾为平地，而是把屋子整个搬到了市中心，还给了一大笔赔偿。此官司打了五年。期间，阻碍拆迁的凯伦安然生活，没被停电停水和骚扰。相反开发商因拖不起时间，只好取消开发计划。 　　美国也有国企，他们专干老百姓不愿干，又无利可图，但又必须有人干的事。把盈利的国企甩给老百姓，把不盈利的国企当包袱背起来，这是所有民选政府的社会责任。我们的国企正相反，只要不盈利的，不管该不该做，通通当包袱甩掉。只要盈利的，不管该不该做，统统抢过来不许别人做。这样的国企还不如没有。 　　在美国，谁都可以办电视台，但政府不可以。在美国，什么报纸杂志你都能找到，就是找不到“黨报黨刊”。在美国，什么人都可以找“小三”，但是政府官员不能找。在美国，谁的收入都可以保密，但是政府官员的收入必须公开。在美国，人民可以自由地生活、呼吸、表达不满。在中國，只有政府没有自由，被关在笼子里。 　　美国媒体也讲政治上的正确。你不能骂黑人和一切少数民族，你不能拿宗教开玩笑，你不能拿妇女开玩笑，你不能拿残疾人开玩笑，甚至你都不能拿胖子开玩笑。总之，你骂所有的人，骂所有的民间团体都是有危险的。但是，你只有骂总统是安全的，骂政府是不会惹来麻烦的。所以美国脱口秀经常拿总统和政府开涮。 　　在央视大肆狠批微博造谣的时候，美国几乎从来不辟谣。甚至对911是美国人自己派飞机撞的，这样恶毒的谣言也从不澄清，更不会去批判和禁止它。相反还允许它自由传播。当然，造谣者也从不担心自己会被抓。其实谣言对于有真相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危害。只有没有真相的地方才害怕谣言。 　　常识使我们知道：说别人自私的人，往往是自己自私。说别的国家都为了利益的国家，往往是自己只为利益。说世界上没好人的人，往往是自己不是好人。说世界上没有正义的国家，往往是自己不讲正义。 　　一位网友在微博上说了这样一件事情：在从美国回来的飞机上，我遇到一对美国夫妇，他们是来中國收养孩子的。我说：“你们最好挑一下，因为很多孩子是有缺陷的。”他们说：我们就是要收养有缺陷的孩子。因为正常孩子容易找到家，而他们不容易。“我不知道他们费力费钱那么老远来领一个傻孩子回去，难道也”别有用心“？扪心自问，我做不到。 　　有网友说，全世界都知道，美国打伊拉克不是为了石油，只有五毛不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拉登是人类的敌人，只有五毛不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权力只要不受制约一定导致腐败，只有五毛不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只有五毛不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共產主义已经成为历史，只有五毛不知道。 　　五毛朋友，你们是真不知道吗？ 　　四 　　有网友对此文章的内容提出质疑和反馈，说光说美国好的地方了，为什么不说美国的缺点。我的回答是：美国有缺点，而且缺点非常多。那我为什么不说呢？因为都被美国人自己说掉了。他们说起来比我狠多了，即使《环球时报》的很多骂美国的文章，也是美国人自己写的。翻开1949年以后到现在的中國官方报纸，你可以找到任何你需要的对美国国内灾难遍地的报导和对美国政府罪行的控诉。另外，任何一个中國人不仅可以在白宫前骂美国政府，而且在政府需要的时候可以在天安門广场安全自由地骂奥巴马。那么这样，我还有甚可说的呢？ 　　通常五毛朋友很少正视现实，他们视人民的苦难于不见，一味编织心中的梦想祖国。作为反例，他们必须搜罗世界各大文明强国的负面资料，以证明那些国家也不过如此，甚至更差。于是他们的幸福感油然而生——他们生活在一个全世界最牛的国家，敢和最牛的对手叫板。这种自我催眠，恰恰说明其对自己国家极度缺乏自信。 　　五毛有一种亡国奴情结，总觉得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所以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在黨的周围，因为只有它能保护我们。于是，宁愿不要民主自由也不做亡国奴。但我特别想问，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中國人，为什么一个个要往那个想让我们做亡国奴的国家跑？难到他们不害怕吗？ 　　上个世纪40年代在纽约举办了一场大辩论，议题：美国是应该支持国民黨，还是支持共產黨？林语堂作为国民黨的代言人，说“共產黨只关心吃饭问题，他们不会治理国家”。共產黨的好朋友记者史沫莱特回击：你听过中國共產黨人跑到美国来享福吗？你见过有一个共產黨人在美国购置产业吗？“林博士顿时无言。如今，倘若史女士和林博士再生重新讨论同样话题，不知是何场面。 　　疑似中國五毛黨台湾分部支部书记的李敖先生说：一个好政权，就是不给美国人做走狗。可是李敖先生却不愿意生活在这个好政权下，宁愿选择生活在他称作“给美国人做走狗的”政权台湾。为什么？李敖需要两个政权，一个政权要允许他胡说八道，胡作非为，确保他不被和谐，不被失踪。另一个政权要满足他和美国作战的变态心理，至于那里的人民有无自由不重要，反正他不在那里生活。 　　说一说和美国有关的朝鲜战争。二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分别被苏联和美国“托管”。于是朝鲜南北都掀起了民族獨立运动。最后联合国决议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全朝鲜公平选举，成立统一的朝鲜议会。但苏联反对，禁止选举在北朝鲜举行。最后，南朝鲜在联合国监督下选出了李承晚当总统，北朝鲜在没有国际监督下，选出了金日成。南北正式分裂。 　　朝鲜南北分别建国后，在苏联和中國的帮助下，朝鲜迅速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在实力上大大超过南朝鲜。1950年6月25日凌晨，在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之后，金日成下令军队越过三八线，发动了对大韩民国的突然进攻。6月27日联合国通过决议，组成联合国军进行干预。苏联没有投反对票，之后却要求中國出兵朝鲜。 　　朝鲜战争不是中國和美国的战争，而是中國、朝鲜、苏联和联合国的战争。参战国家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法国、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希腊、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南非、卢森堡、日本等。战争的目的不是美帝野心狼要侵略中國，而是联合国不允许朝鲜破坏朝鲜半岛和平。 　　朝鲜战争中，中朝军队共伤亡63万人。其中，毛澤東的儿子毛岸英被炸死。志愿军被俘2.1万人。在战俘营，他们举行起义，控诉美军虐囚。美军很狼狈，只好接受人權组织调查，最后发现大部份指控不实。遣返俘虏时，在完全自愿和联合国人權组织的监督下，7，100人选择回大陆，14，000人选择去台湾和其它国家。 　　朝鲜战争结束后，7，100个志愿军战俘自愿选择回到了大陆。在经过短暂的欢迎后。他们便被送去了集中学习和交代问题。此后，大部份人被开除了军籍。等待他们是没完没了的审查，和历次政治运动的折磨。他们从此无法安然生活。而选择去台湾14，000名战俘，在改革开放后可以荣回故里，被当成台胞受到盛情款待。 　　五 　　9.11十周年，10年中，在恐怖袭击中遇难者的家人含泪告别逝去的亲人，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们说，这种忘记痛苦的过程，“每一天都过得很艰难”。9月11日，在纽约世贸遗址旁，人们聚集悼念遇难者，遇难者家属们依次走上台念出了全部遇难者的姓名，场面催人泪下。无一例外的是，遇难者家属的表情除了表现出悲伤和对逝者的思念外，只有对亲人和上帝的爱，人们的眼中竟没有仇恨。 　　美国的民众，牺牲者的家属，他们用的是祈祷，他们求的是上帝，他们呼唤的是怎样用善、用爱来应对这样的一个悲惨的悲剧的场面。记者在对纽约人采访时，不止一次地问起袭击之后，纽约人是否对穆斯林有仇恨，他们的回答竟也惊人地相似：如果恨的话，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2010年，建筑商计划在世贸双子塔废墟旁建立一所清真寺。这件事引起了轩然大波。全国各地都有人激烈抗议，认为这是往伤口上撒盐的举动。有人愤怒地大喊：“你们可以建清真寺，但请到别的地方去建！”但几乎所有美国主流媒体都无一例外地支持兴建清真寺。《纽约时报》更声称：如果一个国家拒绝多元文化、宗教和思想，这个国家将永远不会诞生出下一个 google。8月3日，纽约市地标保护委员会全票通过在世贸遗址附近修建清真寺的决定。 　　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为此事做了一次演讲。他说：“政府应不应该禁止公民在自己的地产上，按自己所属的宗教信仰，建立宗教场所？或许别的国家会禁止，但我们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在这里。如果我们容不下这座清真寺，我们就是在背叛自己的理想，背叛我们作为纽约人、作为美国人的身份。” 　　美国受到9.11恐怖攻击之后，一些地方出现了袭击和骚扰阿拉伯裔移民的个案。马里兰州的清真寺被人抹上涂鸦，一高中女教师便联络几个朋友在这座清真寺外为伊斯兰教徒站了一个礼拜的夜岗；俄亥俄州的伊斯兰中心收到了非穆斯林美国公民的捐款；许多不同肤色的妇女，穿上了穆斯林妇女的披肩和头巾上街，以表达她们对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的族群的尊敬和支持；9.11事件之后4天，一名穆斯林女学生戴着头巾和两个非阿拉伯裔的同学到先付款的自助餐厅吃饭，落座不久，女侍者走过来，23岁的穆斯林女学生以为“她要赶我们走”，原来女侍者是来退还30美元的餐费，并告知餐厅决定给她们提供免费餐。女侍者还说自己不愿意看到战争，对穆斯林女学生勇敢地穿着民族服装而感到骄傲。女侍者一离开，女学生就哭了……一位巴勒斯坦裔医生说。9.11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五，他去清真寺祷告，内心的疑惧却挥之不去，害怕被人辱骂，等他到了清真寺，发现门口集结着五十多个基督教的牧师与教徒，他们打着表示团结和联合的横幅……这位巴勒斯坦医生说：“他们令我感到安慰和看到了和平。美国的强大不在于她的军事和科学的领先，而在于珍藏于这个国家大多数人民心中的伟大精神。” 　　当时，在9.11突然发生之后，纽约市长朱利安尼马上开始全面的部署而且疾步向世贸大厦前进。他如果是早去几分钟或者说世贸大厦其中一个晚倒几分钟，那他可能突然被倒塌在里面。另外，朱利安尼当时调动了二十多个单位的消防队员进入大楼，第一时间进行抢险，结果在大楼倒塌的时候343名消防队员死在里面，后来这个NYFD就是美国纽约消防局的一个代号，成为了一个英雄的象征，还有很多的警察也牺牲在那里面。 　　世贸大厦内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共计1200家之多，平时有5万人上班，每天来往办事的业务人员和游客约有15万人。一位在世贸大楼工作的幸存者叙述了当时的情景：袭击发生后，公司的消防负责人来通知大家，赶快按照消防演习时的应急方案，尽快离开大楼。于是，立即跑到紧急疏散楼梯，楼梯很窄，只有并排站两个人左右的宽度，只见楼梯上排成一字行的人流，有条不紊地向楼下走着，每下一层楼，都有这一层的消防负责人或公司的最高责任者组织指挥着自己楼层的疏散，不用动员人们就纷纷让女性和老人先下，即没有争先恐后，更没有抢道挤占楼梯的行为，楼梯的一边始终畅通着，以便消防员和紧急救援人员上下，消防队员们则是逆向而上，到各楼层寻找需要帮助的人们，带他们撤离。由于大家的镇静，使许多人几乎错觉为又一次的消防演习，也由于现场良好的秩序，使得半个多小时后大楼倒塌之时，大部份人已撤离，包括一位腿脚不便，坐轮椅者也被同事们扛了下来。牺牲降到了最少约2，500人左右，其中300名是坚持到最后而光荣殉职的消防队员，还有负责指挥来不及撤离的领导们。 　　我们看到9.11以后，后来有2003年的大停电，不管美国发生什么大的危机，这个社会总会出现友爱、互助、奋不顾身这样无数的英雄人物的表现。首先是一种西方的文化，再就是美国的这个制度，美国的制度它是以在人类目前的情况下最大程度的实现了公平和公义，所以人们觉得去帮助人和被帮助都是值得的。 　　有五毛朋友经常说，为什么美国受到恐怖攻击而不是别的国家？这个答案很简单。在一个社区里边如果有行侠仗义的人，总是去跟黑帮做斗争，而黑帮是扰民、害民，而行侠仗义的人去打击黑帮，当黑帮要报复的时候，他当然不是报复普通人、不是报复那些明哲保身的人，报复那些吞吞吐吐的人，他是去报复那些行侠仗义的这些勇士。当受到报复的时候，受到罪恶集团报复的时候，美国是首当其冲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有一部9.11当天纽约人自发用船救人的短片，催人泪下。下面是这部短片的文字部份： 　　“9.11早晨，世贸大楼倒塌，几百万人四散奔逃，几十万人跑到曼哈顿南端，这才意识到曼哈顿是一个岛，他们被困在岛上。 　　船长文森特。阿多利诺：人们感到无助，那是最痛苦的感觉，在陆地上能怎么办呢？大楼塌了，人埋在下面，有消防员、平民。我回头跟老婆说：“我得去做点什么。”她看着我说：“你能做什么，你疯啦？”“我要开着船去曼哈顿救人。”她说：“他们再袭击怎么办？”我说：“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得做我应该做的，谁也拦不住我。哪怕救下一个人，就少一个人受罪，少一个人死。” 　　船在纽约人脑海中排在后面，一百多年来，船第一次成为进出曼哈顿的唯一工具。 　　纽约水道船长柯克。斯雷特：是人的本性吧！看到人们求你让他们上船，你不能不管。 　　拖船工程师罗宾。琼斯：我在水上工作了28年，从没见过那么多船一起出现，就一个广播马上就来了。 　　几百艘船驶过洒满阳光的水面，驶向纽约市，驶向危险和未知。 　　船长文森特。阿多利诺：有家庭主妇，也有高级主管，每个人都互相帮助。四个商人拉上来一个老年妇女，还有她的导盲犬，是德国牧羊犬，就把她像冲浪板一样抬起来，抬过栏杆。 　　拖船工程师罗宾。琼斯：人为的计划根本不可能那么迅速那么快。 　　船长文森特。阿多利诺：不是训练出来的，那天就是人们做自己该做的。 　　拖船工程师罗宾。琼斯：人们会在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这些人让我看到，美国人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在一起。 　　9.11船运成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水上疏散，超过二战时敦克尔大撤退，那时33.9万英法军队在9天内撤离。9.11那天，近50万民众坐船离开曼哈顿，用了不到9小时。” 　　我的一位朋友这样说道：9.11不是美国和拉登的战斗，而是文明和野蛮的战斗。那一天，来自世界各地的2，996名普通人遇难——其中有很多我们的中國同胞。那一天，当世界为美国悲伤的同时，也有很多人狂欢痛饮，他们漠视那些消失的生命，只为了满足内心变态的反美快感。人类是以价值来寻找家园的，那一天，我愿意自己是美国人。 　　那一天，我也愿意是美国人。五毛朋友，你们愿意吗？ 　　六 　　凤凰网911十周年策划，采访一毕业大学生，问，对911怎么看？他说，很高兴，因为是霸权主义，跟美国对着干的都是英雄。再问，如果让你去美国愿意不？他回答，我喜欢美国，马上去留学了。最后问，对未来憧憬如何？他笑着说，能不回来就不回来！ 　　这就是经过几十年政府洗脑宣传教育后国人的现实表现。很多国人一边羡慕着美国，一边嫉妒着美国；一边骂着美国，一边梦想移民美国；一边说美国霸权主义，一边梦想自己能称霸世界。这就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本身既无法给人类带来能够幸福的价值观，也没有能力为世界贡献先进的科学技术，一群70多岁的老人，领着一群盲目自大的屁民和愤青，靠意淫过活。 　　昨天“叁個代表”芮成钢刚刚勇敢地质问嘲笑骆家辉“坐经济舱是不是因为欠中國钱”。很多人对中國借钱给美国很不理解。其实不是借钱，是存款。我们把钱存在美国。为什么要存在美国呢？因为那是我们能够找到的信用最好、利息最高的银行。我们害怕吗？当然不怕，因为那家银行从来没有倒闭过。要真害怕早把钱取出来了。那为什么还要指责人家呢？因为是需要。谁的需要？黨的需要。 　　我们的CCTV4可以在美国随便看，我们的国家形象广告可以在时代广场随便放，我们的孔子学院可以在美国随便开，我们的五星红旗可以在美国随便飘，我们的红歌可以在白宫随便弹，我们的反美爱国游行可以在美国随便游，我们的《中國可以说不》可以在美国随便说，我们的《中國不高兴》可以在美国随便印。 　　我们要防堵一大堆西方东西，西方价值观、西方敌对势力、西方霸权主义、西方文化侵略。我们的防火墙全世界最先进。但很奇怪，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西方要抵制东方价值观、东方敌对势力、东方文化侵略。我们的CCTV4可以在美国落地，《建黨伟业》可以在美国公映。这说明了一个真理：有自由的地方不用防火墙。 　　央视天天报导伊拉克有路边炸弹爆炸，有美军遇袭，可是央视永远不会告诉中國人民：萨达姆统治时期的2002年伊拉克人口2400万，人均GDP仅为625 美元。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2008年人均GDP达298九美元，2010年人口3400万，人均GDP达3758美元！ 　　在美国，一次重大事故就能改变历史：1911年3月25日的三角内衣公司火灾。146名男女工人死亡，大多数是16到23岁的姑娘，最小的仅14岁。三角工厂事件不仅促使了美国对血汗工厂立法，后来更被写进美国中学历史课本，成为美国现代主流价值观的一部份：生命的价值重于财富。 　　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把种族隔离时期的“白人专属柜台”搬到展览现场，让国民牢记这个国家曾经的耻辱。他们还展览了当年对印地安人的战争，美国内战，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等冲突。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国民，让他们去判断是非。这是美国对待历史的态度，它展现了国家的自信与坦诚。 　　美国的宪法不是写在纸面上的骗人的原则。而是可以用来作为起诉和判决依据的。违反宪法的法律将被判无效，违反宪法的判决将被推翻，违反宪法的政府行为将被追究。所以，写在宪法上的权利，每一项都将通过最高法院的判例得到保障，它是国家对于人民的庄严承诺，它是用来真正保护人民而不是欺骗世界的。 　　美国宪法共7条：第1条讲国会怎样建，用来干嘛？第2条讲总统是什么，谁能当？第3条讲法院干嘛使？前三条确定三权分立。第4条讲州与联邦关系，不能以上欺下、以大欺小。第5条讲宪法以后要改怎么改。第6条讲联邦和州政府都要视它为最高法律，忠于它。第7条讲四分之三州通过后生效。简单七条，稳定美国两百年。 　　美国两黨也开代表大会。四年一次，在各城市轮流举行，一般选择室内体育馆，由各州黨组织推举代表，大家欢聚一堂，选举黨的总统候选人。所有黨代会的费用全部由政黨自己筹集，国家不给一分钱。每次黨代会，场外的示威活动是一大景观，通常示威者人数远远多于黨代表。可以说他们是不请自来的非正式代表。 　　美国民主黨的黨徽是驴子，共和黨的黨徽是大象。1870年美国漫画家纳斯特画了一头驴登在《哈泼斯周刊》上，以讽刺当时北部反对内战的民主黨人笨得像头驴。后来他又画了一幅摔倒的大象，代表不满共和黨总统格兰特执政的选民，讽刺共和黨又大又笨。没想到两黨竟然就将驴和大象拿来作为本黨的代表动物了。 　　美国共和黨和民主黨可以随便加入。只要你登记选民时勾一下就行。不要交黨费，黨也没什么决定要你服从，没什么纪律要你遵守（守法就行），没什么秘密要你保守（又不干坏事），更没什么东西要你牺牲。当然，你也不用对黨忠诚，可以随便叛黨，也可以随时回来。领导一个超级大国的政黨居然那么不严肃。 　　美国是历史上总统遭暗杀最多的国家，共有8位。他们是林 肯、加菲尔德、麦金莱、肯尼迪、杰克逊、富兰克林，杜鲁门、福特、里根。其中前4位不幸身亡。但政府并未藉此搜缴武器，限制人民自由，大举实施维稳。因为美国人知道，这是民主的必然代价。民主的目的主要不是用来保护领导人，而是用来保护老百姓。 　　1998年印尼排华，1200多华人惨遭杀，1000多妇女遭强暴。某负责任大国表示不干涉别国内政，并在国内封琐所有相关消息。最后，在美国武力威胁下，印尼当局才收敛了迫害华人的兽行，事后印尼华人打出“宁做美国狗，不做中國人”的条幅。 　　很多人为苏联解体唱挽歌。但殊不知，苏联7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对外侵略扩张（包括对中國），对内鎮壓异己的历史。在冷战期间，它是以專制对抗民主的邪恶中心，而我们却把一个占领我们大片国土的国家视为同志加兄弟，把一个不但从未侵占过我们一寸土地，还帮助我们打赢抗战的国家视为敌人。 　　如果你说中國不好，可能被视为西奴；如果你说美国好，就会被视为美狗；如果你说不想做中國人，想做美国人，你将是十恶不赦的汉奸。但如果你什么都不说，只是悄悄把中國国籍变成美国国籍，你将会是一个成功人士；若你同时能献身于主旋律文化，教导中國人怎样才算爱国，你就是一个海外赤子了。 　　最让人寒心的，不是贪污腐败，不是强拆，不是高房价，不是股市，不是层出不穷的惊心罪案，而是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们，见怪不怪的纷纷告诉你，这个国家就是这样，你改变不了，习惯就行了。更可怕的是，等习惯以后，谁想要改变，他们还跟你急！ 　　真正的母亲不求孩子回报她，更不会强迫孩子天天唱歌赞美她；真正的母亲总是把好的东西省给孩子吃，而不是自己把好吃的全吃了，把残羹剩饭给孩子；真正的母亲为了保卫孩子可以献出生命，而不是老让孩子为自己去打架。真正的母亲听得进孩子的批评，不会孩子一骂她就把孩子关起来。真正的母亲只有一个。 　　多少年来，他们一直把“西方国家”当做贬义词灌输给我们，他们告诉我们美帝是最坏的。但当我们长大后，却发现他们的子女在西方国家，他们的存款在西方国家，甚至他们的退路都在西方国家……留在这里的，只有从小以来被洗脑被欺骗得不成人样的我们。 　　五毛朋友，你听明白了我的这番苦口婆心了吗？衷心希望所有的中國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包括能明白真相的五毛朋友。 　　作者:夏小强 中国报道周刊 , 2012-03-25.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和五毛谈心谈美国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百家争鸣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ＴＰＰ的世界与中国 (0) 高盛赤裸做空中国的幕后 (0) 这个世界还需国际警察 (1) 购买美国国债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1) 谁来拯救中国3760亿美元财富？ (26) 论当前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 (0) 记念王伟君 (1) 西方国家害怕中国人民的爱国激情吗？ (1) 装疯卖傻，趁势邀利 — 评美国军方的又一反华军事冒险行动 (0) 落后的涵义——中美翻得起脸吗？ (0) 胡奥会，中美冲突格局没有改变 (0) 美欧中货币决策谁更烂 (0) 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解谜 (0) 美国航母的黄海军演 (2) 美国舆论的变化与中国进步的矛盾 (0) 美国的社会扶贫体系远不如中国做得好 (1) 美国排华法案１３０年祭 (1) 美国崛起之路对中国的启示 (0) 美国如何掩盖轰炸我驻南大使馆真相？ (0) 美国失奢，焉知非福？ (2) 美国伟哥与中国的早泄 (0) 美国为什么胆敢轰炸我驻南大使馆？ (4) 美国为什么担心中国人不存钱？ (1) 美国不干涉中国人权了，我们自己干涉吧！ (0) 美中进入乱爱期？ (0) 由中美发展史看中美关系 (0) 浅析知识精英喜欢“反美”的原因 (1) 李肇星、霍尔姆斯纸上交锋 (0) 探讨真理还是探讨动机 (0) 我怎么看最近中美两国的经济对策 (0) 廿一世纪中美关系的选择 (0) 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0) 小布什的思维悖论与世界性灾难 (5) 奥巴马的杀手锏 (0) 奥巴马的对华政策是什么？ (1) 奥巴马执政百日的变与不变 (1) 奥巴马同志可以晋升“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了 (0) 台湾可能成为中美军事冲突的牺牲品 (3) 反击“特保”致中国劳命伤财 (0) 卖鹅蛋的婆婆说，美国人都要饭去了…… (4)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素有“公开性之父”、“改革设计师”之美称。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他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长等职。多年主持俄罗斯政治清洗受害者平反委员会工作，亲自接触到大量本属绝密的档案文件。2003年，《雾霭》一书问世，它堪称雅科夫列夫的“绝唱”：该书于2003年面世，作者则在两年之后的2005年10月病故。他虽年届耄耋，仍壮心不已。这是一位智者关于百年俄国历史的回忆和思考。他运用犀利的解剖刀，既无情地解剖俄国社会，也无情地解剖自己。为俄罗斯的民主、自由而奔走呼号。 　　以下是该书的精彩片段。 　　 一 骇人听闻的红色恐怖 　　宣布新政权成立的法令墨迹未干，捷尔任斯基即声称布尔什维克负有引导和领导仇恨和复仇的历史使命。次日，也就是11月10日，举行了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会上决定“同人民公敌进行更加有力更加积极的斗争”。请注意：“人民公敌”。 　　总之，在十月革命的最初三天就宣布了当局的三大战略性纲领：“仇恨纲领”，“复仇纲领”，“人民公敌纲领”。十月革命后才过去一个月，12月11日政府即赋予“人民公敌”概念以正式的地位。“人民委员会充分认识到苏维埃政权所肩负的对人民和革命的命运之责任，特宣布立宪民主党为…… 人民公敌。”法令由布尔什维克首脑签署。 　　1919年12月20日，人民委员会成立了惩戒和恐怖组织——全俄肃反委员会。该委员会首先被赋予政治功能。罗曼·古利指出：“…… 捷尔任斯基在俄国上空举起了‘革命之剑’。就死于共产主义恐怖者人数之不可思议而言，‘十月的富盖’超过了雅各宾派、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以及所有反动派的恐怖。俄国将自己历史上的可怕乱世与捷尔任斯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长期浸泡在血泊之中。” 　　1918年8月，捷尔任斯基发表了致“工人阶级”的公开信。信中说：“让工人阶级以群众性恐怖去击溃反革命的邪恶势力!……让工人阶级的敌人知道，凡是胆敢稍稍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宣传的人，都将立即逮捕，关入集中营!”紧接着捷尔任斯基的公开信之后，他的副手彼得罗夫斯基向各地肃反机关发电报。电报中说，尽管发出各种各样的指示，真正的大规模恐怖尚未组织起来。他提出将可疑者、稍受牵连者统统逮捕和处决。接下来他说：“在运用大规模恐怖时不得有丝毫的犹豫不决，不得有丝毫的优柔寡断。” 　　如果说罗伯斯比尔将恐怖宣布为美德的话，那么布尔什维克就是把恐怖说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1918年9月，季诺维也夫写道：“为了顺利地同我们的敌人作斗争，我们应当有自己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我们应当将苏维埃政权治下一亿俄国居民中的九千万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至于剩下的那部分人，对他们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应当把他们除掉。” 总之，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是将一亿人中的一千万,也就是十分之一除掉。在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1918年10—18日)上，著名的水兵热列日尼亚科夫声称，“布尔什维克准备处决的不仅是1万人，而且是100万人，以便粉碎一切反对派。”于是确定了战略方针，斯大林后来继承了这一战略方针，杀害了数以千万计的苏联公民。季诺维也夫等“人道主义者”也被处决。 　　1918年1月，布尔什维克首脑在《如何组织竞赛?》一文中说，“有许许多多贯彻‘社会主义金科玉律’的办法”：他将其中的一个办法叫做“将十分之一犯游手好闲罪者处决。”决定命运的公式为“十分之一”。后来希特勒也喜欢上了这个公式，卫国战争中党卫军分子枪决苏联和平居民，是每十个人中杀一个。在坏人的行为中，一切都很相似。 　　1918年6月21日沃洛达尔斯基(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任)被刺身亡后，布尔什维克首脑在致季诺维也夫的信中写道：“我们直到今天才在中央委员会听说彼得格勒的工人希望以群众性恐怖来回应沃洛达尔斯基的被刺，你们(不是你本人，而是彼得格勒的中央委员们或者彼得格勒委员会的委员们)却劝阻了。我坚决抗议!我们是在败坏自己的名声…… 是在妨碍群众完全正确的革命首创精神的发挥。这—是—不—行—的!恐怖分子会把我们当成窝囊废。这是个非常的军事时期。应当鼓励恐怖的魄力和规模……” 　　布尔什维克首脑的“恐怖的规模性”的确成了大规模的实践。为回应乌里茨基(也是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副主任)被刺，处决了500名人质，均系完全无辜者。 　　1918年8月9日，布尔什维克首脑发出几封电报，一封比一封骇人听闻。致电下诺夫哥罗德的Г. 费多罗夫：“应当竭尽全力，组建独裁者三人小组(您、马尔金等)，立即实施大规模恐怖。”致电奔萨的叶夫根尼·博什：“必须……对富农、神甫和白卫军实施无情的大规模恐怖;将可疑者关进城外的集中营。” 　　次日，仍然致电奔萨：“致库拉耶夫同志、博什同志、米金同志等奔萨共产党员。同志们!对五个乡的富农暴动必须进行无情的镇压。这是整个革命利益的要求，因为如今处处都在同富农进行‘最后的坚决斗争’。应当树立榜样。一、至少绞死(一定要绞死，让老百姓都看见)100名众所周知的富农、财主、吸血鬼。二、公布他们的名字。三、没收他们的全部粮食。四、确定人质——根据昨日电报。要使数百俄里之内的老百姓都看见，都害怕……收到电报请回电，执行情况也请电告。你们的布尔什维克首脑。”致利夫内执行委员会：“必须…… 没收反叛富农的全部粮食和一切财产，绞死富农中的主谋……”布尔什维克首脑要求粮食人民委员部驻萨拉托夫的全权代表派克斯“任命自己的首长并处决阴谋分子和动摇分子，谁也不用问，不允许白痴似的拖拉。”关于同尤登尼奇的斗争。“…… 处死尤登尼奇…… 如果进攻已开始，可否再动员2万彼得格勒工人加上1万资产者，在他们身后架上机枪，枪杀数百名，对尤登尼奇实施真正的大规模猛攻。” 　　又是绞死，又是枪杀，又是烧死…… 　　布尔什维克首脑热中于恐怖。“致克列斯廷斯基。我建议立即成立(起初可以秘密地)专门委员会，以制定紧急措施(拉林所主张的。拉林说得对。比方说，您+拉林+弗拉基米尔(捷尔任斯基)+李可夫?秘密地准备恐怖：必须而且紧急。布尔什维克首脑”。 　　1918年9月5日，政府将恐怖合法化，颁布了臭名昭著的《关于红色恐怖的法令》。决定中说：“听取了肃反委员会主席关于这个委员会的活动的报告，肃反委员会认为，在目前情况下通过恐怖来保障后方是当务之急;为了加强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活动并使之更具有计划性，必须尽量多派负责的党内同志去;必须通过将阶级敌人隔离在集中营内来保障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所有同白卫军组织、阴谋和暴乱分子有牵连的人均应处决。” 　　恐怖进入了新的阶段。 　　据《北方公社报》(1918年第98、99、100、101期)报道，仅仅1918年9月、仅仅彼得堡一地，在捷尔任斯基领导下有949人作为人质被捕并处决。第一批人质512人于9月初处决。第二批人质437人随后处决。请看他们的社会构成：部长2人，海军上将1人，将军21人，上校22人，军官320人，海军军官18人，商人18人，银行家3人，工程师7人，大学生3人，妇女2人，各党派成员15人，罗曼诺夫家族亲王4人，普通士兵1人。 　　1918年和1919年的7个月内，处决了8389人。其中：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1206人;莫斯科肃反委员会234人;基辅肃反委员会825人;全俄肃反委员会781人;集中营中关押了9496人，监狱中关押了34 334人;扣作人质13 111人;上述时期共逮捕86 893人。 　　叶卡捷琳诺格拉德市监狱1920年8月至1921年2月处决了将近3000人。敖德萨肃反委员会在11个月内处决了“15 000至25 000人，报上刊登了1920年2月至1921年1月期间将近7000名被处决者的姓名。敖德萨还有80 000人在关押地。”1920年9月，斯摩棱斯克镇压了卫戍部队的起义，镇压过程中处决了1200名士兵。《塞瓦斯托波尔消息报》刊登了第一批恐怖受害者的名单，处决了1634人，其中妇女78人。据报道，“纳希莫夫大街上挂满了军官、士兵和非军人的尸体，他们是在大街上被捕，未经审判即匆匆处死的。”塞瓦斯托波尔和巴拉克拉瓦的肃反委员会处决了将近29 000人。据马克西米利安·沃罗宁证实，恐怖的第一个冬天(1920年)克里米亚处决了96 000人。 　　1921年4月20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尽可能在遥远的北方乌赫塔地区、远离居民区的地方成立能容纳1—2万人的感化营的决定》。集中营网遍于国中。仅奥尔洛夫省20年代就有5处集中营。数以万计的俄国公民曾经进过这些集中营。在1919年的四个月内，仅仅一号集中营就关押了32 683人。集中营的数目在不断增加。如果说1919年11月仅有21处的话，那么1920年11月已经达到84处。 　　凡是读过《苏联共产党历史》的人，都知道许多关于布尔什维克首脑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神话，其中也有关于他的“政治遗嘱”的神话，认为《给代表大会的信》(他在信中提出免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就是“政治遗嘱”。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他的遗嘱。布尔什维克首脑在致加米涅夫的信中写道：“以为新经济政策结束了恐怖，这是大错特错。我们还要回过头来搞恐怖，搞经济上的恐怖。”集体化、工业化、政治犯奴隶般的劳动就是将这一布尔什维克首脑遗嘱变为现实的的最有说服力的范例。 　　布尔什维克首脑在起草俄罗斯联邦刑法典期间，致信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其中说道：“库尔斯基同志!…… 我认为应当将死刑的运用…… 扩大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等的各种活动上面。”不久又去一信：“库尔斯基同志!…… 公开提出一个原则性的、政治上正确(而不仅是法律上狭窄)的论点，来说明恐怖的实质、它的必要性、它的范围。” 　　接到布尔什维克首脑指示的，不仅有肃反工作者，还有法庭：“我们的革命法庭对公开替孟什维主义者辩护的人应当处以极刑，否则就不是我们的法庭，”1922年3月，布尔什维克首脑在俄共(布)第11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这样说道。在1922年第一部苏联刑法典中，就出现了“鼎鼎大名”的规定以“政治行为”处以极刑的第58条。 　　1923年2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纸秘密通令，详细列举了注定成为肉体消灭对象的社会族群。他们分别是： 　　“政治党派和政治组织： 　　⑴ 所有革命前政党的原成员;⑵ 所有帝制派联合会和组织的原成员;⑶ 所有独立庄稼人联合会的原成员，以及乌克兰中央人民会议时期独立庄稼人联合会成员;⑷ 所有原旧贵族人士;⑸ 所有原青年组织(童子军等)成员; ⑹ 所有各种流派的民族主义分子。 　　沙皇机关职员： 　　⑴ 所有原内政部职员;所有暗探局、警察局和宪兵队职员，所有暗探局和警察局的密探，所有边防官员等等;⑵ 所有司法部职员:所有区法院成员，各级法官、检察官、调解法官，司法侦查员，执法者，村法庭庭长等等;所有沙皇陆海军的军官和士官，无一例外。 　　暗藏的苏维埃制度敌人： 　　⑴ 白军、非正规白卫部队、彼得留拉部队、起劲地与苏维埃政权作斗争的各种暴动队伍和匪徒。受到苏维埃政权赦免者也不例外;⑵ 所有白卫政府、中央会议、盖特曼行政当局之中央和地方机关和机构的文职人员;⑶ 所有宗教活动家：东正教和天主教的主教、神甫，拉比，助祭，修士，合唱指挥，教民组长，等等;⑷ 所有原商人、商店和小铺的店主以及耐普曼(指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企业主、投机商人);⑸ 所有先前曾使用过雇佣劳动力的原地主、大佃户、富裕农民。所有原工业企业和作坊的厂主; ⑹ 所有其直系亲属处于非法状态或者继续在反苏维埃匪帮中与苏维埃制度作斗争的人;⑺ 所有外国人，不论其所属民族;⑻ 所有其亲友在国外的人;⑼ 所有宗教教派和宗教团体的成员(特别是浸礼宗教徒);⑽ 所有旧学派的学者和专家，特别是其政治方向至今不明者;⑾ 所有过去曾因走私、间谍活动等受到怀疑或者判刑的人。” 　　 二 妙语连珠 　　“战争赔款” 　　谈话末了，我一本正经地对总理说： 　　“科尔先生，这一切都很好。今天我们的谈话也是有建设性的，不过有件事情让我不得安宁。始终折磨着我。” 　　“您指的是什么?” 　　“我指的是德国至今没有付清对我国的赔款。” 　　“什么赔款?我们全都付清了的。” 　　“不对，科尔先生。德国政治学家杜撰了在地球上建设最好社会的理论。德国人自己不知为何不愿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想法构建自己的幸福，却把这个计划塞给我们。俄罗斯咬上了这个诱饵，把社会破坏活动当成了善行。结果是我们变穷了，落后了。现在又来向你们求援。” 　　科尔听了大笑不止。 　　那个组织 　　除了已经讲过的而外，我就不去详谈苏联历史的细节了。其中许多东西都混淆不清，交织和缠绕在一起，诸如恶与善、罪恶与自我牺牲、凶手与受害者、使人痛苦的仇恨和尚未彻底泯灭的善心等等。简而言之：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及其帮手有罪，斯大林及其躁狂的争权、残忍、蔑视人的个性有罪。鼓吹‘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士’的列宁有罪。然而这还不是答案，而是答案的一半。一个、五个、九个、一百个‘超人’也无法如此毁坏国家的命运和人们的命运。正因如此，我才想谈谈意识形态、谬误、盲目的信任、我们过去所崇拜的理想。 　　另外一个问题是，是否可以认为那个组织的掌权是为社会所接受的、对社会说来是安全的，并从而承认它有权掌握最高的绝对权力呢?这个组织在七十五年中始终坚持其再明显不过的谬误，郑重其事地认为并且公开断言：它、也只有它才洞悉社会生活潜在的动因、历史的客观规律、幸福未来的处方和通往幸福未来的秘密路径。 　　凡是那些出于最良好的动机、试图哪怕赋予该组织的行动以某种合理性的人，这个组织都是坚决彻底地猛烈抨击之，逐出自己的队伍，进行整治、迫害、诋毁和肉体消灭。 　　这个组织把国家和人民当成自己手中一块可以随意塑造的粘土，患上了过分自信病，除了靠它为自己创立的超级集中和超级军国主义化的国家的全部实力来加重的抽象的历史责任而外，它不负任何责任。一种到了癫狂状态的偏执。 　　历史帐单 　　布尔什维主义不得逃避对以下行为所负的责任： 　　1917年非法的暴力国家政变及随后开始的‘红色恐怖政策’; 　　发动同胞相残的内战; 　　消灭俄罗斯农民; 　　消灭基督教教堂、佛教寺庙、穆斯林清真寺、犹太教会堂、祈祷室，对信徒的迫害，使国家蒙羞的反良知罪行; 　　消灭俄罗斯社会的传统阶层——军官、贵族、商人、知识分子、哥萨克、银行家和企业家; 　　闻所未闻的假案，伪造的判决，庭外判决，未经审判和侦查的枪决，虐待和拷问，成立集中营、包括关押儿童人质的集中营，对和平居民使用毒气。有两千多万人在列宁斯大林清洗的绞肉机中遇害; 　　消灭一切党派和运动，包括民主和社会主义取向的党派; 　　拙劣地进行同希特勒法西斯的战争，尤其是在战争初期，当时位于我国西部地区的正规军几乎全部被俘或者被歼。只是3000多万死难者组成的墙壁才使得国家免受外来的奴役; 　　对于原苏联战俘犯下的罪行，把他们像牲口一样从德国集中营驱赶到苏联的监狱和集中营; 　　野蛮地将德意志人、鞑靼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耶夫人、朝鲜人、巴尔卡尔人、卡尔梅克人、土耳其-麦斯赫基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加告兹人、波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摩尔达维亚人、西乌克兰人从故土驱赶至我国荒无人烟的地区; 　　策划对于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大师、工程师和医生的迫害，对于祖国科学和文化造成的巨大损失; 　　策划种族主义诉讼案(针对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世界主义-反爱国主义者’、‘医生杀手’)，旨在挑起族际纠纷，激起卑鄙的本能和偏见; 　　策划针对任何异己思想的罪恶运动; 　　全盘的无所不包的国家军国主义化，结果是人民彻底贫困化，社会的发展陷于灾难性的停滞; 　　确立针对人、人的荣誉和尊严、人的自由的专政。 　　由于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历次战争中的罪恶行为，由于饥饿和清洗，有六千余万人死于非命，俄罗斯濒临崩溃。布尔什维主义作为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变种，充当了走上消灭本国人民道路的反爱国主义主要势力。这股势力给人民的遗传基质、他们肉体和精神上的健康造成了不可思议的损失。 　　为了拯救国家和整个世界，必须来一场坚决而彻底的国家和社会的非布尔什维克化。 　　企业家与官员 　　那么，我们今天究竟拥有什么呢?我们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拼命干活者的队伍愈来愈庞大，他们仅仅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勤劳、自己痛苦的经验、自己的智慧和灵巧上。不错，企业家随时随地都得耍手腕，因为一群官员老是在纠缠他们。要不断地摆脱官员：有时用棍子，不过更多地是靠贿赂。扔下一块肉，狗就会跑到其他院子去转上个三两个月。 　　俄罗斯官员的日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滋润过。官员大大富过尚嫌衰弱的企业家阶层。贿赂成为像见面握手一样必不可少的事情。任何一家商号，只有通过官员才能开张。在俄罗斯，致富之路总是多半通过权势的侵吞公款。如今这已经达到了难以想象的规模。官员决定一切，却不负任何责任。无论在上帝、社会、法庭面前都不负任何责任。 　　然而一群受贿者毕竟不是一群讨伐者和刽子手。官员狡猾，但俄罗斯生意人更狡猾，他们学会了耍花招。小公司像蟑螂一样见缝就钻，地上，床垫上，集市的小桌上，哪儿都可以摆自己的商品，还可以走街串户。最机灵者往往进入中产阶层，全靠自己的勤劳和灵巧。 　　俄罗斯的溃疡 　　贫穷和无权地位过去和现在一直是俄罗斯永远的溃疡。贫穷是由于缺乏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无权地位则是由于把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看得过大。 　　戈、叶的功过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无论他们有过多少错误和失误(有时还是严重的错误和失误)，他们毕竟使国家留在民主的轨道上。历史将会忘记他们彼此的不睦，却将会牢牢记住他们的业绩。他们都是自愿交出权杖，从而显示出个人的勇气和历史的洞察力。 　　忘记了“快乐国度”中的生活 　　如今，许多人开始忘记改革前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改革前的我们又是怎样的我们。忘记了那种扼杀一切活物、甚至新事物微小萌芽的死气沉沉的环境。我们这些改革的拥护者只是随着对新信息、新知识的掌握，逐渐弄清楚了(这里我说的是自己)马列主义是无效的，它反映了社会之中在他人的口袋里、最好是在抢劫和破坏中寻找自己“幸福”的那部分人的利益。这部分人至今痛恨他人的成功，痛恨并非属于自己的幸福。 　　已经忘记了苏联人没有权力和财产，以便于仍然做个昆虫，顶多是个小啮齿动物。已经忘记了“快乐国度”中的生活：买到一瓶伏特加是乐事，买到一截香肠就更是乐事。已经忘记了不排队购买臭肉和烂土豆就无法过活的日子。那年月还缺不了亲爱的告密者，缺不了在党委会、工会委员会上就某个“道德败坏者”同谁的妻子干了什么、怎么干的问题进行的辩论。甚至在朱可夫元帅和导演托夫斯托诺戈夫的卧室里都装上了窃听器。其实，政治局委员全都受到窃听，总书记和总统也未能幸免。平行党——肃反工作者党负责人的求知欲很强，他们对知识如饥似渴。 　　当空想掌握了群众 　　我怀着痛苦的心情开始向自己提出难以解答的、折磨人的问题。为什么在我的国家里，空想掌握了群众，为什么历史不想找到暴力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为什么自由思想受到如此粗暴、厚颜无耻的践踏?为什么消灭农民阶级、对知识分子的血腥迫害、生态方面的野蛮行径、捣毁往昔的物质和精神象征居然为社会所接受?为什么会形成一个特殊的党国管理者帮派?他们寄生在人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永恒期望之上。为什么人会如此软弱和无助?所发生的一切是否可以避免?为什么我们许多人都对当局的强盗行径鼓掌，相信只有消灭“人民公敌”及其子子孙孙，才能获得幸福?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特别落后? 　　不照规矩来 　　1985年国家向着自由前进。将苏联生活法典中关于暴力、阶级斗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犯刑事罪的条文弃置一旁。极权制度的瓦解为建设民主、法制、开放的社会和国家创造了条件。这样的社会和国家有自由选举、议会制、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正常的市场，没有对核对抗的恐惧感。只需工作，致富和高兴。打起精神来，就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可是不。我们根本不需要照规矩来，我们不知道如何照规矩来。我们不愿意走下街垒，很不愿意。又是对于专制的渴望，对于革命跃进的向往，革命跃进诞生了冒险主义以及无爱国心、冷酷无情、像过去布尔什维克和惩治者一样攫取国内政权的官员。为什么呢? 　　一切都是因为俄罗斯处于自由主义和专制这两种主要倾向之间由来已久的相互对抗的状态。而且某种形式的专制始终占据上风，使俄罗斯陷于贫穷和奴役，自由主义则总是受到当局的摧残。专制就其实质而言，客观上充当着“第五纵队”的角色，暗中抵制和阻碍历史事件的自然进程。 　　忽视教育和科学 　　其中主要的、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错误是忽视教育和科学、忽视整个社会领域。这个错误大大降低了对于民主管理的信任度，产生了“新的赤贫”——如今已是学者、医生、教师、退休者，并且为社会蛊惑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实不仅为蛊惑、也为正当的愤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教育和科学是文明的基础，不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是一大罪过，也是对于生活质量的一大打击，而生活质量是社会自由主义的基础中之基础。 　　开放性乃是国家的医生和法官 　　如果俄国人知道过去内战和其他大小战争花掉了多少物资，清洗和扼杀农民给我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疯狂的军国主义化、和平时期供养六百万军队、毫无意义的土壤改良、对东欧国家的占领、阿富汗战争和车臣战争花掉了多少经费(这一切都是出于最高当局的怪癖，对人民有害)，那么他们对无能当局的看法肯定会大不一样。若是没有这些罪行，那我国人民就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了。 　　变“国家——社会——人”为“人——社会——国家” 　　改革用头撞击可见的和无形的墙壁已长达二十年，改革仓皇失措，四处寻找通往自由和繁荣的道路。我们在向着光明奔跑，却遭遇黑暗。怎么回事呢? 　　依我之见，如果不对俄罗斯生活的各个方面来一次果断的非布尔什维克化，那么有效的民主改革是不可能的，而公民社会的形成注定要经过痛苦的震动。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断言，我们该彻底改变权力模式了。不是国家——社会——人，而是人——社会——国家。到那时一切必将各就各位，真正的公平必将得胜。 　　俄罗斯偏离发展的主干道，落后了一个世纪 　　应当说，甚至在改革之初也尚未形成一种有分量的清楚认识：(精神和肉体上的)生命力的天然储备受到极其严重的白白糟践，以至人民的生存本身都成了完全现实的问题。伟大的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早在一百年前就曾预言：“俄国人民及其知识分子中隐藏着自相残杀的因素”。我不想同意这个想法，却又常常回到这个想法上来。因为我明白：俄罗斯偏离了发展的主干道，落后了一个世纪。列宁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把俄罗斯仅仅当成世界革命的材料的反俄思想。智能受到持久而无情的扼杀。以同俄罗斯格格不入的社会发展构想武装起来的布尔什维主义，不仅从经济上毁掉了国家，而且干了不少使灵魂集体化、使之溶化在屠杀和背叛的血浆中的事情。鼓舞人心的良知进入地下状态或者逐渐干瘪。垂死的良知也就是垂死的民族。 　　我们依然坐在雾霭中的树墩上 　　实际上，整个业已逝去的千年，俄罗斯都在打仗，闹内讧。没有朋友，只有敌人和附庸。有人吹嘘说俄罗斯从来就没有奴隶制，她一步就跨入封建主义。得了吧，俄罗斯是哪儿都没有跨入。一切改革社会结构的尝试都在官僚封建国家觉得很相宜的奴隶心理中化为灰烬。 　　我们世世代代都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希望。我们怀着希望就寝，怀着希望醒来。我们期待已经到来的千年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很快忘记了我们从前的经历。亚历山大二世打算告别奴隶主封建主义，遇刺身亡。斯托雷平也有类似的想法，遇刺身亡。列宁大肆吹嘘共同幸福的到来，那是一场骗局，身后留下的只有一些伸着手的青铜偶像，还有就是一贫如洗、满目疮痍的国家。斯大林在消灭俄罗斯及其各族人民的时候，也一口咬定说普遍幸福就在最近的转弯处。1985年后的改革期间推翻了极权主义制度，然而没有搞彻底。“官僚国家”依然健在，而且酒足饭饱。 　　我们依然在雾霭中坐在等待的树墩上，仿佛没有腿，没有手，也没有脑袋。我们会干活，可是不想干，再说官僚也不让干。树墩暂时还支撑着我们的光屁股，但它也有点腐烂了。 　　曙色还是暮色 　　在多半是自白性的思考的末了，我想说上几句。无论社会生活有多么不可理解，我感到自豪的是，我曾经参与了艰苦卓绝、坎坷不平、然而崇高的争取我的祖国人的自由的斗争。可眼下是雾霭，那是曙色呢还是暮色，我不知道，不过我仍然希望那是曙色。我渴望相信柯罗连科的话：“神圣的罗斯雄鸡高唱，//神圣的罗斯天将破晓!” 　　《雾霭》中译本即将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作者作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俄罗斯与中国就试图结束此前的对峙状态，九十年代开始，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已经不复存在，最近十年来，双方有关领土的主权争议也获得解决，尽管这些争议依然存留在双方国民的记忆中。与此同时，双方又在车臣以及西藏和新疆问题上互相支持，尽管北京对莫斯科2008年公开承认南奥塞梯以及阿布哈兹的独立持有保留。当然，导致北京与莫斯科站在一边的主要凝聚力还是他们一致反对华盛顿的立场，因此，他们之间的联盟实际上只是出于实用主义，他很可能会随着其中一方的国际地缘政治地位的演变而演变。 俄罗斯决策阶层中有不少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担心，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失败更加彰显了俄罗斯与中国两国发展速度上的落差。对俄罗斯来说，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是同中国紧密相连的。俄罗斯国内的精英们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因此出现两大极端的派系，一个是亲中派，与之相对立的则是排中派。 应该说亲中派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俄罗斯军队的军官，俄罗斯前国防部长Pavel Gratchev格拉切夫，俄罗斯国防部前外交负责人伊瓦车夫Leonid Ivachov以及俄罗斯军队总上校马尼洛夫Valerii Manilov等等，对他们来说，俄罗斯的主要对手依然是北约，他们都主张俄罗斯同中国靠近以此抵制北约向东欧的扩张。 而类似当代发展学院等亲西方的智库则认为俄罗斯应当同西方接近，由Igor Yourgens尤耿斯领导的当代发展学院同总统梅德韦杰夫关系密切，这些亲西方学院的学者们近来甚至打破禁区，提出为了进一步防范中国，俄罗斯应该加入北约的主张。2009年，俄罗斯军队总参谋长尼古拉伊•玛卡洛夫Nikolai Makarov声称北约和中国是俄罗斯的两大最危险的敌人，2010年俄罗斯在远东地区进行了苏联解体之后的首次大规模的军演，其假想的目标似乎也是中国。 作者接着介绍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俄罗斯政界也很少受到认同。俄罗斯政界最反对中国的是在政坛上处于两个极端的党派，其一是与前叶利钦政府一脉相承的亲西方的自由派党派，对他们来说，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俄罗斯的利益是同欧盟与美国完全一致的。他们谴责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高效率的极权模式，担心与中国的接近将使俄罗斯重回到过去一党专制的体制。其二是在政治舞台的另一端的极端民族主义党派，对他们来说，中国人同穆斯林等其他种族的人一样，都会威胁白种人的生存。对他们来说，中国的体制模式完全不值得借鉴。 应该说，力挺中国体制的人员在俄罗斯政界中为数不多，俄罗斯共产党中还有一些人继续将中国列为是国际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不过，就是这些人，他们也往往更希望列举北朝鲜或者古巴。 当然，俄罗斯还是有一些中国模式的铁杆支持者，俄罗斯远东学院的院长季塔连科Mikhail Titarenko就是其中之一，对他们来说，中国模式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值得俄罗斯借鉴，在他看来，中俄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俄罗斯政府的决策，俄罗斯如果想与中国为敌，那么中国就会成为俄罗斯的敌人，如果俄罗斯要同中国成为朋友，那么就应该善意相待。不过，季塔连科也不得不承认，中俄关系的远景缺乏明朗，关键将取决于俄罗斯未来的经济发展状况。如果两国的经济增速对等，那么双边关系应该向良性的方向发展。 作者最后总结说，对莫斯科来说，中国是俄罗斯用来对抗西方的外交筹码，同样，俄罗斯也是在中亚地区问题上受到中国的利用。总之，对大多数俄罗斯社会精英来说，欧洲文化的优越性是无容置疑的，他们并不期望接受中国模式，更不希望俄罗斯成为中国的卫星国家，俄罗斯国民中日益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有害于俄中关系的发展。而在俄罗斯执政界层，除了刚才所说的两大极端党派之外，对大多数的决策阶层官员来说，往往是亲中与排中观点皆而有之，在短期性的问题上，亲中倾向并不少见，而在长期性的问题上，则往往是排中派占上风。

 2012年 3月 21日 不信教不进清真寺，新疆公职人员要签保证书 记者: 萧雨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AP 新疆穆斯林在清真寺里做礼拜（资料照片） 中国新疆一些维族公务员和退休教师最近被要求签署承诺书，保证不参加宗教活动。中国的民族问题学者对当局强化控制和打压宗教信仰深感忧虑。 中国多家媒体援引新疆库尔勒市教育局下属网站发布的消息说，3月中旬，教育局组织召开老干部会议，要求大家学习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2012年维稳工作讲话，并签署《不参加宗教活动承诺书》。 美国之音记者查证，库尔勒市教育信息资源网目前已经删除了这条消息，不过此前这则消息已被多家网站转载。美国之音记者致电库尔勒市教育局询问是否有相关规定，工作人员表示不知情。 2月底，新疆伊犁州农机监理总站也组织全体工作人员签订了《国家公职人员杜绝信仰宗教承诺书》，保证不信教、不传教、不参加宗教活动、不穿宗教服饰。同时，伊犁州地税局也在网站上发布消息称，坚决杜绝机关干部职工中的信教问题。公职人员信教者，经教育无效，将按规定停止工作、停发工资，直至开除公职。 *公职人员进清真寺是政治错误 * 中央民族大学教师伊力哈木•土赫提对于上述这些情况并不感到惊讶。他说，在新疆，国家公务人员、包括事业单位职工不准信教的问题以前虽然没有公开、明确地宣传过，但实际操作中一直存在。 土赫提说： “以前是这样的。比方说你是国家公务员，或者你是教师，哪怕你退休了，你不能去清真寺。你不能去麦加朝圣。你去清真寺的话，就停止你的工资，开除啊。实际上你已经退休了，但就给你工资停了。” 土赫提说，新疆各地还有人在清真寺门口拍照。要是国家工务人员被拍到进清真寺，就是犯了政治错误。他说，他认识一些人因为不满这样的政策，退休后就离开维吾尔自治区，搬到别的地方。 *维族公务员远少于汉人 * 土赫提对美国之音说，当局政策导致的最直接的结果是，新疆公务员和教师等职业中的维族人比例远远少于汉人。 他说： “在新疆，最近的20年，维族公务员的比例越来越低。我的研究是新疆维族公务员的比例是17%到20%左右，而不是官方宣传的51%。现在这个规定这么公开的话，我认为不仅是公务员的比例，包括教师、事业单位的比例也会下降的，包括国有企业的人。” 土赫提对美国之音说，很多维族人对于当局的政策一直很不满，但由于大环境的关系，只能敢怒不敢言，当局政策看来起到了威慑作用。 土赫提认为，中国政府在宗教问题上一直在走错误的道路，而且越走越左了。他说，种种强化限制和打压宗教自由的手段让信教民众有很大压力，而新疆近年来发生的很多群体事件都和这些政策有很大关系。 *党委书记：维稳形式严峻 * 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日前再度强调，新疆维稳形式严峻，并在当地部署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着力消除不稳定因素，为党的十八大召开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总部位于德国的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说，中国正通过严打和行政手段并用的方式强迫维吾尔人放弃宗教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