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

以下为每日原文推荐。如果你有兴趣，请参与翻译并将译文寄给 《译者》   ( iyizhe@gmail.com ) 以便与大家共享。欢迎使用 邮件组 、 Google Reader 和推特（ @yigroup ， @xiaomi2020 ）跟踪我们的最新消息。   【回顾与展望】 程致宇博客： 2011 年中国十大经济新闻 ——这位清华外籍教授选出的新闻包括：高铁、通胀、房地产价格、温州信贷、浑水公司、人民币国际化、电信反垄断调查等 卡内基基金会： 中国 2012 ：压力在增加，稳定是核心 ——第五代领导人将退出历史，经济增速放缓，诸多挑战使今年充满变数。 《福布斯》： 回顾对 2011 年的预测 ——作者点评当初自己对 2011 年中国局势的预测，结果是基本上对一半错一半，按百分制成绩不到五十。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反思 2011 之一：中国的崛起 ——伴随着 30 年来骄人的经济成果，中国也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动荡迹象。每年九万多起骚乱、抗议、集体请愿，很少得到报道   【时政热点】 路透社： 中国穆斯林因清真寺与警方发生冲突 ——数百名宁夏桃山村的回族群众，为阻止清真寺被拆而与警方发生冲突。据村民称有五人死亡，包括两名妇女。 《纽约时报》： 中国国家主席表态抵制西方文化 ——胡锦涛的这番讲话等于宣称西方和中国之间正在进行着一场不断升级的文化战。 《华盛顿邮报》： 中国国家主席称敌对势力企图利用文化来西化、分裂国家 我看中国博客： 韩寒和素质之争 ——博主对于韩寒最近的三篇文章表述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对于他将中国与美国历史之间进行的对比提出了不同意见。 EAAAS 博客： 与中国讲和 ——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中国的崛起是件令人害怕的事情。但是勤劳而雄心勃勃的中国人有权力象西方人一样，享受资本主义带来的好处。 美国国会研究机构：《 中国海军现代化：对美国海军军力的影响 》（ 70 页正文 PDF 文件） 外交关系委员会： 对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其内部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的署名文章，称当前的中国领导人对于国家未来感到没有把握。美国不应孤立中国，增加对立情绪 《纽约客》中国来信： 呼之欲出的新人口政策 ——在宣传”北京精神”的海报上，最引人注目的不是莫名其妙的口号，而是那一家人居然有两个孩子。 亚洲前哨： 中国及其 AAA 评级 ——单从金融角度来看，中国显然符合 AAA 标准，但是一个国家的信用度也应考虑其环保和健康情况，否则难以解释为何如此兴旺的国家会有这么多人想要逃离。   【国际外交】 《大西洋》月刊： 拜登执掌对华政策 ——白宫预计习近平将在 2012 年接班，因而指派与他有所接触的副总统拜登主管奥巴马当局的中美外交政策   【经济金融】 《商业周刊》： 温家宝预计今年第一季度会”比较困难” ，货币政策会进行微调   【生活百态】 《华尔街日报》： 中国关于弹出式广告表态：虽然不好，但是需要 ——工信部出台了一些新规定，为互联网公司创造更好的环境，但是对于弹出式广告却网开一面。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郑永年：中国的文化现状及其“走出去”困局 进入专题 ： 文化体制改革 走出去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广的，尤其不需要通过政治力量而得以推广。在唐朝，没有政府到处去推销文化，但文化到达了东亚社会的各个角落。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的传播，基本上也不是依靠政府力量的。     中国数千年古老文明，是文明古国。在历史上，中国文明也曾经为西方文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西方启蒙时代哲学吸取了很多中国的理性主义文化。我们常常强调“四大发明”，这些是技术上的事情。但即使在思想和实践领域，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东亚地区，而达至西方。这里举几个例子。     一是中国的文官制度。传统上，中国发展出了世界上最为庞大、也最有效的文官体系。那么大的中华帝国靠什么来统治？建立帝国的是武力，但统治帝国的是发达的文官体系。西方也经过帝国时代，但没有发展出类似中国的文官体系。西方从近代国家的产生，到后来的民主政治的转型和运作，没有文官体系是不可想象的。隐含在中国的文官体系里面的几个原则，对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是皇权和治权的分离。天下是皇帝打下来的，国家的所有权属于皇帝，但是治理天下的权力，即治权或者相权（宰相）是向社会开放的。中国发展出了一套中央集权式的考试制度来录用官员。这和西方历史上的家族统治，构成了鲜明的对照。西方引入了中国式的文官制度。在民主化发生之后，最终演变成为现在的政治和行政的分离。而政治和行政的分离，是近代以来民主政治运作的制度前提条件。     二是文官的中立性。政治是要变的，但如何保证一个国家的政策的连续性呢？如何保证治权不会因为政治的变化而中断呢？中立的文官制度就是关键。在西方，政治人物受民主规则的制约，但文官制度的运作具有其自身的规律，不受民主政治的影响。这一点在任何一本西方教科书都会有论述。     三是文官的轮流掌管不同部门的制度。中国历史上，文官一般不能在一个地方长期掌权，皇帝会把他们进行调动，类似于现在人们所说的“干部交流制度”。这里有两个目标，一是防止地方主义和地方势力的形成，二是为了让官员积累治理不同地区的经验，便于他们升迁，累积治理整个国家事务的能力。这一点对近代西方国家政权制度也很重要，更不用说在亚洲了。     这里要举的第二个例子是中国传统的“有教无类”的思想。传统中国也是等级制度，有“士、农、工、商”等，但中国没有像其他文明那样的等级制度，例如基于宗教、种姓、民族等之上的等级制度。对中国的儒家来说，人只有“接受过教育”和“没有接受过教育”之分，而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被教育好的”。西方传统教育制度是精英教育制度，能够接受教育的是贵族和富裕家庭的子女。在近代之前，接受教育的权利为社会的绝少数人所垄断。中国的“有教无类”思想对西方后来的“大众教育”影响很大。尽管中国传统社会，儒家往往垄断知识，中国本身并没有发展出大众教育制度，但“有教无类”的思想则在西方演变成为“大众教育”制度。近代以来，西方各国政治制度逐渐民主化，而大众教育则构成了大众民主有效运作的最重要的一环。     那么，当代中国的情形又是怎样呢？这里我们可以从讨论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中国文化“走出去”运动开始。随着经济崛起，中国感觉到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因为没有文化“走出去”，中国其它方面的“走出去”已经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比如企业“走出去”往往被视为是对外在世界的威胁，军事现代化被视为对世界安全的威胁等等。所以，这些年中国正在努力把中国文化推向国外，包括孔子学院、各种名目繁多的“媒体走出去”项目。那么，这些“走出去”项目的国际命运怎样呢？在何种程度上成功了？     　　     营销效果取决于实际内容     　　     一个严酷的现实是，大家都知道了中国文化需要“走出去”，但谁也不知道文化方面什么东西要走出去。正如商家做营销，你要推销产品，首先必须有产品。营销只是包装和策略问题。营销得当就能够改变人们对你所有的产品的认知，甚至确立对你的产品的认同感。但无论如何，首先必须有高质量的产品。如果产品质量低下，营销做得怎么好也会无济于事。     孔子学院在做什么呢？在推销中国语言。各种媒体“走出去”项目在做什么呢？对西方来说，中国是在做“出口转内销”的努力，就是说中国从西方进口了一些概念，经过中国包装之后再出口西方。     实际上，如果从国际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客观形势不容乐观。简单地说，两种主要的宗教文化，即西方文化和穆斯林文化正在急剧扩张，而中国文化则越来越处于守势。     西方文化，也就是地中海产生和开始兴起的文化，仍然占据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这个文化从地中海开始一路扩张，先占据了大西洋两岸，现在又扩展到太平洋和印度洋。西方文化基于宗教之上，具有使命性。这种宗教使命一直是推动其无限扩张的巨大动力。同时，也需要注意到的是，这种文化尽管还具有宗教性质，但很多方面已经被世俗化，也就是不再具有原先的原教旨主义色彩。在亚洲尤其是东亚，这种变化更有利于其传播。     另一宗教文化，即穆斯林文化，近年来因为西方反恐怖主义战争，似乎处于守势，甚至消退。一些人把穆斯林文化简单地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穆斯林文化总体上并非鼓励暴力。从事恐怖主义的也只有穆斯林文化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人，或者说极端的基本教义派。实际上，这些年来，尽管有西方的反恐战争，穆斯林这些年在世界上的扩张相当迅速，并且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即使在基督教为主的欧洲社会，穆斯林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在欧洲，穆斯林信仰者和基督教信仰者经常发生冲突，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穆斯林在欧洲的扩张。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南亚和太平洋岛国地区，穆斯林的扩张同样迅速。     如果和基督教文化相比，穆斯林文化的扩张有其自身的特色。如上所说，基督教文化倾向于世俗化，或者说世俗化成份在增加。推行基督教文化的主体是作为这一文化产物的世俗政府。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一直在世界范围内努力推行其民主、自由为载体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穆斯林文化圈内，政府的力量相对软弱，并且也没有类似自由、民主那样的吸引人们的政治体系。实际上，西方的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和体系，也对穆斯林文化圈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穆斯林文化扩张的主体就是社会本身。这是一种信仰和道德体系的扩张。从长远看，会不会随着基督教文化的世俗化，穆斯林文化会占据越来越多的信仰空间？这需要人们的关注。     　　     中国文化处于守势     　　     和这两种主要的宗教文化相比，中国尽管有经济崛起，但文化则处于守势。这种守势，即使在中国国内也是很显然的。原因很简单，中国人的思维本身就已经相当西方化了。中国现在所进行的文化推广活动，尽管声势浩大，但不会对中国文化的扩张具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中国缺少的是一套核心价值（core value），也缺少一套可以和其他文化分享的共享价值（shared value）。很显然，中华文明如果不能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核心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共享价值，那么就会被前面两种文化逐步消解和融化。     关键在于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化知识产品，更没有基于文化产品质上的话语权。西方从中国的传统中学到了很多，并且已经大大超越了中国。中国很难再继续依赖传统来推销自己了。不求进步，光想着从传统中找些什么，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已经解释不了当代中国。尽管今天的中国有传统传承的一方面，但已经不再是传统文化中国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变。当然，这种巨变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甚至可以追溯到清末以来的历史。这要就我们生产一种新的知识体系，追求新的话语。没有这些，一种新的文化无从谈起。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吗？这种新文化能否成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个选择呢？也就是说，这种文化不仅为中国人所接受，而且也可以为处于其它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所接受。     现在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至少离这个目标还远得很。一种文化要成为“软力量”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这个文化，不管是产自本土还是结合了从外面“输入”的因素，必须是能够解释自己。如果一种文化不能解释自己，那么如何让“他者”了解自己呢？第二，这种文化必须能够让“他者”信服，信任。如果“他者”对这种文化不能信服，不能信任，那么便是没有软力量。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他者”能够自愿接受这种文化。这是软力量的本质。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广的，尤其不需要通过政治力量而得以推广。在唐朝，没有政府到处去推销文化，但文化到达了东亚社会的各个角落。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的传播，基本上也不是依靠政府力量的。西方的民主自由等价值是西方政治软力量的核心，但如果西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要把这些价值强行推销到其它国家，强迫其它国家接受，那么便不再是软力量，而是软力量的反面。     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一种文化，因此各种“推销”行为显得很吃力。中国现在所有的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要不依附于自己的历史传统，要不依附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里面包含有传统因素，或者西方文化因素，或者是两者的结合，这不仅没有问题，而且也是优势。但这种文化必须能够满足第一个条件，即能否解释自己。中国缺少的是能够解释自己的文化产品。现在所有的产品是复制品，具有浓厚的“山寨”味道。很多人在进行所谓的“文化创新”过程中，要不简单照抄照搬，要不就是应用性，也就是西方技术，中国材料。在很多方面，中国往往是用人家的话语来说明自己，结果是很显然的。中国那么大的国家，很难像一些小国那样，用西方的话语来打扮自己，更因为中国努力抵制西方式政治制度，而不能像日本等国那样把自己打扮成是西方国家。中国强力反对西方把自己的逻辑强加给自己，但什么是中国自己的逻辑呢？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很多年里，在中国，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大家都在呼吁“文化创新”。但是效果怎样呢？这些呼吁往往沦落为简单的政策口号和政策运动。现在国家有钱了，大家都想多分一块蛋糕。能否把得来的钱用在文化创新上呢？没有人能够知道。但以往的经验告诉人们，一旦得到了钱，往往是不了了之。即使所得到的钱能够用到“文化创新”的领域，也不见得能够保证文化创新。     实际上，从历史上看，钱不是文化创新的前提条件。欧洲丰富的文化的确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但钱是结果，不是前提。很多文化创造都是在贫穷的状态下进行的。在西方，如果去掉了那些在贫困潦倒的条件下进行艰难创作的哲学家、小说家、画家、音乐家，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文明就不会如此吸引我们了。实际上，一旦个人或者文化的创造者沦落为钱的奴隶的时候，就很少与文化创造相关了。要进行文化创造或者创新，就要寻找另外的途径。     缺少文化发展和创新使得中国文化很难“走出去”。不仅如此，正如上面所讨论的，中国文化的生存空间反而受到其他宗教文化的巨大的挤压。不过，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世俗文明成功地消解了其它的宗教文化，包括佛教文化和犹太教文化。人们可以相信，中国可能也能够再次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化范式，一种能够容纳和整合其他宗教文化，而又能保持自己的世俗文化性质的文化。要不就被消解，要不再次重生，中国的选择并不多。如果不想看到前一种情形，那么就必须重生。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中国文化创新的全部意义。     　　     注：本文是作者在2011年12月为浙江人文大讲堂所作题为《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范式？》的演讲节选的第二部分。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文化体制改革 走出去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8715.html    

2012，新年好！以下为每日原文推荐。如果你有兴趣，请参与翻译并将译文寄给 《译者》   ( iyizhe@gmail.com ) 以便与大家共享。欢迎使用 邮件组 、 Google Reader 和推特（ @yigroup ， @xiaomi2020 ）跟踪我们的最新消息。 【突发】 美联社： 赖昌星承认犯下中国最大的腐败案件  提到中国曾经保证不会判决赖死刑  法新社：据其兄透露， 高智晟被囚于新疆   法新社： 数千名回民因为抵制拆迁一座清真寺而与警察对峙，有数人在这起“暴动”中受伤 《纽约时报》转述 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新疆被警察击毙的7人 中有2名女性，被抓获的四名“恐怖分子”是7-17岁之间的中学生，他们希望逃到可以自由信仰穆斯林的地方，不是“恐怖分子”。报道未获第三方证实。 【专题・乌坎评论】 《纽约时报》 汪洋测试新的政治手段 ，也是谈乌坎事件，也引用了郑雁雄的话。 《纽约时报》观点： 中国的经济基础不稳 评乌坎事件 。北京总是拿地方官员当替罪羊，却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基于不公。 外交学者： 乌坎究竟意味着什么？ 将阿拉伯之春与乌坎做比较是不对的。尽管乌坎抗议和平收场，但地方领导们还是在想方设法稳定局势，乌坎体现的是中共在保持稳定和合法性方面做得有多好。 【专题・后金正日的北韩】 中美焦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 朱锋教授认为对金正恩来讲，最好是能去核化 ，这样对于他的未来掌权的稳固有好处。 【新书】 《纽约时报》89事件的亲历者，英国记者 Jonathan Mirsky撰文介绍刘晓波的书《没有敌人、没有仇恨》英译本 ，文中回忆了1989年的刘晓波 【观点】 《华盛顿邮报》 中国对于过去避而不谈，可能会扼杀其未来  一位在宁波的诺丁汉大学教授历史的外教老师说他在中国的最聪明的学生对中国的近代史所知甚少。他们订的英文的中国历史书也被海关没收了。 “中国先声”博客： 我不相信中国会崩溃 ，认为章家敦只是耸人听闻，好卖他的书，他对中国崩溃的预测时间点一改再改，让人难以信服。 【访谈】 WSJ： 重庆市长黄奇帆接受WSJ访谈 ，有录像，谈保障房时说，这个是有指标的。访谈以他点燃一支大雪茄收尾。 【经济】 《印度时报》 印度制造，中国仿造 ，每年印方有50亿美元的损失 《华尔街日报》中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上升到50以上， 缓解了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衰退的忧虑 东亚论坛：中国新年：缚龙  中国经济增速在2012可能会下降到8.1% ，通货膨胀也会回落，提到了黄益平的观点，另外，他自己在东亚论坛也写了一篇经济主题的文章， 2012不会是2009的重演 【军事】 外交学者： 中国的空军在缩减  过去一年，中国的战斗机从3400架减少到了2600架，缩减了近1/4，减少的都是60年代的老机型。 外交学者： 中国的网络司令部  中国认为，军民混合的网军更有优势，因为这是“全民性质”，充分利用了网络的特性，有趣的文章 【环境】 《纽约时报》 随着中国人变得更富裕，濒临灭绝的物种的交易也更频繁了  【社会】 印度HINDU： 褪色的神  中国在重新评价毛和定位政治未来的时候，对毛泽东的成败出现了一场新辩论 《纽约时报》中国的相亲选秀节目越来越受欢迎，不过 有时会带点儿色儿，并遭到了审查 BBC:  成千上万的中国古迹“消失”了 ，已有44000的寺庙和其他文化遗址消失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法新社今天报道说，在中国西北地区上周末发生了穆斯林与警方的冲突事件。法新社引述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消息说，宁夏同心县桃山村一座新建的清真寺被当局视为非法宗教场所。上月30日，1000多军警包围桃山村，拆除清真寺时与数百名回民发生冲突。 有村民说，冲突造成两人死亡，50人受伤。当地一名警察在回答法新社时则表示，星期六下午在拆除清真寺时发生了骚乱，没有人死亡，但有两名警察以及两名示威者受伤。他也承认有示威者被逮捕，但不知道被捕的确切人数。...

核心提示：哪些冲突状况在2012年最有恶化的危险？当《外交政策》杂志请国际危机研究组织评估来年可能会爆发哪些人为灾难时，我们集思广益，列出了有必要予以特别关注的10个危机地区。 原文： Next Year's Wars——Ten conflicts to watch in 2012 时间：2011年12月27日 星期二 作者：LOUISE ARBOUR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和校对 【原文配图】 哪些冲突状况在2012年最有恶化的危险？当《外交政策》杂志请国际危机研究组织评估来年可能会爆发哪些人为灾难时，我们集思广益，列出了有必要予以特别关注的10个危机地区。 我们承认，所有的名单都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是，我们希望至少能达到一个目的：这可能会让人们开始谈论这些问题。为什么苏丹肯定会出现比例可怕的危机？又或者哪些是欧洲已经遗忘了的冲突，例如北高加索或者阿塞拜疆？你看，我们还没有包括一些深陷麻烦，却奇怪地没有太多报道的地方，如墨西哥和北尼日利亚。我们还没有列上金正日去世后的朝鲜半岛的严阵以待的对峙。 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是，前景并非一无是处——我们特别列入了两个也值得我们注意的国家，并谨慎地认为对这两个国家而言，2012年或许会带来好兆头。 叙利亚 叙利亚国内外的许多人现在指望其政权立即垮台，设想从此以后便万事大吉。但现实可能与此截然不同。随着叙利亚以及更广泛的国际舞台上的势力与叙政权形成直接对立，许多人希望流血僵局最终能够结束。在叙政权最近几个月来实施了可怕的暴行之后，巴沙尔·阿萨德总统可能会下台。但是不管他的下台现在看起来有多么难以避免，后阿萨德时期的最初阶段可能存在巨大的风险。 一方面，受情绪支配的民众两极分化——尤其是在阿拉维派教徒群体的周围——使得政权的支持者变得愈加顽固，坚信”不杀人就会被人杀”，而他们对于阿萨德一旦下台自己可能招致大规模报复的担心又是十分实际的。另一方面，相关各方在叙利亚局势中战略利益的上升已经加剧了地区和更大范围内的国际竞争。各方现在都把这场危机看作是一个着力左右地区均势的历史机遇。在这种一触即发的复杂局面中，首当其冲的跨国担忧无疑是黎巴嫩：阿萨德的下台越是迫在眉睫，真主党——以及它在德黑兰的幕后支持者——就越是会把叙利亚危机看作是专为置它们于死地的生死搏斗，它们选择孤注一掷，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彻底转移外界注意力的风险也会越大。用”火药桶”一词不足以形容局势的危险。这种危险是真实存在的，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中止、甚至提前断送成功实现过渡的可能。 伊朗/以色列 即便伊朗和以色列设法以某种方式安全绕过叙利亚危机的暗礁，两国在核问题上的敌对也可能会使它们走上歧途。尽管对伊朗的制裁以及四周的战争叫嚣在临近2011年底时有所加剧，但一些人也许会认为这不过是伊朗和以色列糟糕透顶的国家关系长期趋势的延续。 不过，有两个因素可能使2012年成为形势趋于恶化的转折点。首先，最近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的表述非常明白：报告也许没能有效地提出关于德黑兰有意制造核武器的新证据，但它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地指出了伊朗对于与这个国际机构展开合作的困惑和不甘。其次，美国大选将迫使美国更多地把精力从支持以色列转向国内议程，从而大致形成一个有利于以色列采取行动的环境，并可能带来若干意想不到、无意识——并具有潜在灾难性——的后果。 阿富汗 国际社会长达10年的大规模安全、发展和人道援助未能建立起一个稳定的阿富汗。过去一年中安全状况的恶化以及原先稳定的省份也变得叛乱四起就是明证。2011年，单是首都咯布尔就发生了接二连三的自杀性爆炸袭击，包括自2001年以来市内伤亡最惨重的袭击，对驻喀布尔的外国使团、英国文化协会及美国大使馆的多次袭击，以及前总统兼首席和谈代表布尔汉丁·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的惨遭暗杀。随着许多重要省份定于2012年初被移交给装备简陋的阿富汗安全部队，明年的前景毫无光明可言。 阻碍阿富汗实现和平——或者至少是稳定——的一连串障碍到现在为止都是似曾相识的。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 ）采用恩威并施的手法，通过命令来治理国家。政府机构和公共服务在大部分地区形同虚设，甚至难觅踪影，要不就是腐败丛生，以至于阿富汗人不愿与它们有任何瓜葛。说达里语的少数民族对于与以普什图人为主的塔里班叛军达成和解的可能性仍然抱有怀疑。而塔里班得到了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机构的支持。藏身于奎达的塔里班领导层似乎推断他们已经胜利在望了，认为他们只需等到美国预定的2014年撤军之后就可以大显身手。 巴基斯坦 在整个2011年中，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糟糕，11月份北约对巴士兵的致命但明显的误炸使两国糟糕的关系差点演变成公开的敌对。部分由于这一原因，但也由于巴军方对阿富汗境内武装分子的支持，伊斯兰堡与喀布尔的关系也充满了争执。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在与印度亲善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两国正走向贸易关系的正常化。然而这一进程仍然受制于军方对达瓦慈善会之类好战组织的持续支持。达瓦慈善会以前的名字叫虔诚军，2008年的孟买袭击就出自该组织之手。未来再次发生恐怖袭击可能会导致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敌国之间爆发全面战争。 不过，对于巴基斯坦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国外，而是来自国内。从独裁向民主的过渡还根本谈不上稳固，军方仍然控制着重要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时常破坏、甚至主宰整个国家，对自由派政治人物的暴力袭击动摇着人们对于国家能劫后余生的些许信心。不过仍然存在某种希望，因为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分子缺乏民众支持，可能赢得2013年大选的两大政党，执政的PPP和反对党PML-N（前提是民主进程不受到军方的扰乱）拥有把国家重新拉回温和立场的能力和政治意愿。 也门 也门处在国家陷入彻底崩溃还是抓住一线希望实现权力和平交接的节骨眼上。迫于国际社会和地区各方日益上升的压力，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总统终于在11月23日签署了权力移交协议。根据该协议，他立即把重要权力移交给了副总统，并计划在定于2月21日提前举行的选举之后正式离职。这是重要的第一步，但它离解决也门的问题还差得很远。 许多挑战依然存在，包括让权力移交协议的签署各方负起履行协议的责任，大力处理尚未解决的政治包容和司法问题，改善严峻的经济和人道主义状况等。此外，也门互不服气的武装力量中心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萨利赫家族与变节的将军阿里·穆赫辛·艾哈迈尔以及颇有势力的艾哈迈尔部落之间的矛盾仍然没有化解，可能成为未来暴力活动的潜在起爆点。权力过渡第一阶段最具挑战性的一个任务将是如何确保实现持久停火，从城市中心撤走所有军队和部落武装，以及开始对军队和安全部队进行有意义的改革。 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国际上的参与各方也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联合国安理会对萨利赫及其家属威胁进行有针对性的制裁起到了一些作用，让一些强硬派们愿意坐下来谈判。现在，签署了协议之后，要实施就需要对各方就施加压力：一方面是萨利赫，另一方面是对反对的诸党及其关联者。现在，外界的支持集中到了副总统阿比德·拉布·曼苏尔·哈迪周围。根据协议，他将成为2月份选举中各方一致同意的候选人。作为一个相对中立的人物，哈迪可能会促进一定程度的妥协和安全。 也门前途的不确定性还会因为南方激进分子和胡西反叛组织的存在而加剧，其中南方激进分子的要求不尽相同，有人要求立即独立，有人则呼吁建立南北联邦，而胡西叛军则寻求提升本部族的权利，希望取得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而且，当政治家们在萨那谈判的同时，政府军和地方部落却还在阿比扬省的阿拉伯半岛继续打击基地组织。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争夺也门的斗争在2012年还将持续很久。 中亚 该地区多个国家的生存将听天由命：它们的基础设施几近崩溃，政治体系被腐败侵蚀殆尽，公共服务形同虚设。尤其需要指出的，塔吉克斯坦现在面临着地方和外部叛乱所带来的不断加剧的安全威胁，而它自身对这些威胁几乎无还手之力。雪上加霜的是，它与邻国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陷入空前的低点，两国长期存在的水资源争端解决无望，偶尔爆发的致命的边界事件有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暴力。 至于乌兹别克斯坦，华盛顿现在越来越依赖于塔什干向阿富汗驻军运送后勤给养，但是该国政权的残暴本性意味着它不仅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合作伙伴，而且最终还会成为一个极靠不住的伙伴。已经发生了至少一起针对乌境内运送美国物资的铁路线的袭击。鉴于美国和巴基斯坦关系看上去每况愈下，华盛顿可能会觉得别无选择，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看来美国充其量不过是”逃出火坑，又进油锅”。 还有动荡的吉尔吉斯斯坦。如果不采取迅速、认真和彻底的措施来处理2010年南方种族大屠杀所造成的破坏，这个国家就存在爆发另一轮大规模暴力活动的风险。奥什市的极端民族主义市长梅利斯·梅尔扎克马托（Melis Myrzakmatov）在2012年无疑将会继续向中央政府发出警告。他在过去曾经宣称比什凯克的政令不适用于这个南方城市，而现在则在明目张胆考虑建立一支独立于内务部的市警察部队，毫无疑问，在2012年它将继续向中央政府叫板。 布隆迪 2000年的阿鲁沙共识曾终止了内战。但随着阿鲁沙共识的终结，加上2010年选举遭到抵制之后出现的政治气候恶化直接导致了暴力和动荡的升级，布琼布拉政府发出的安民告示听起来空洞无物。和平协议的要素正在被一个个地摧毁。自2010年选举以来，反对党与执政党之间心照不宣的斗争，以及政府变本加厉的压迫，正在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受害者。独立媒体受到当局骚扰，当局涉嫌雇人进行有针对性的暗杀。与此同时，国家腐败日益严重，政府治理指标触目惊心，随着生活条件由于基本日用品价格的上涨而恶化，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扭转这些趋势，布隆迪在2012年可能会重新滑向内战。 刚果民主共和国 约瑟夫·卡比拉（Joseph Kabila）再次当选总统并已宣誓就职，但是这不大可能令他的政敌满意，尤其是反对派候选人艾蒂安·齐塞克迪（Etienne Tshisekedi）的支持者。投票过程存在严重的缺陷，有报道说有些选票被提前做了手脚、选民受到恐吓、局部地区发生暴力活动、组织工作普遍不力以及选举结果遭到篡改等。选举委员会和最高法院中也被安插了忠于卡比拉的人，从而使他们的仲裁在愤怒的反对派眼中变得毫无价值。如果立法机构的选举结果同样遭到篡改，那么在其后的5年内反对派可能会被边缘化。 选举上出现的对立只是更大的趋势的表现。卡比拉在执政的五年中在国家机构中塞满了自己的亲信，让反对党几乎没有什么和平的方式加以反对。国际各方悄悄地退出了刚果局势，援助国如美国和英国，和欧盟一起都不怎么参与，对于制衡卡比拉巩固权力几乎都无作为。 要求国际仲裁的呼声在金沙萨和大多数西方国家首都得不到回应，刚果（金）的选举当局对于挽救选举结果的信誉似乎无能为力。卡比拉的非法举动不仅威胁到了刚果的和平和稳定。国际上对选举舞弊行径的默不作声，以及地区领袖的默许，给整个非洲大陆的民主带来了不详预兆。如果非洲联盟能够像对待政变那样义愤填膺地斥责选举作弊该有多好，这两者毕竟都是违宪的政府更替手法，那样政客们至少会在作弊之前有所顾忌。 肯尼亚/索马里 要判断肯尼亚最近在索马里南部发动的军事战役将会成功地打败索马里青年党，还是会最终沦为一场持久的混战，现在还为时尚早。这个好战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在过去10年中的一段时间里控制了索马里南部的大多地区。不过，既然肯尼亚将参加非洲联盟在索马里的行动，看起来它会在那里呆上一段时间。肯尼亚在索南部长期驻军可能会非常不受欢迎，而且其国内动荡的危险也是实实在在的。在10月中旬战役发动之后，索马里青年党立即扬言报复。对这种恐怖行动的可能性切不可掉以轻心，内罗毕已是风声鹤唳。10月末，索马里青年党在内罗毕对肯尼亚、而非西方目标发动了两起手榴弹袭击。一名肯尼亚的青年党人因此而被监禁。从那之后在索马里边界出现了好几起事件。 肯尼亚国内有相当多的索马里人以及分布更广的穆斯林人口，这些人大多对政府在索马里的军事行动持批评态度，对于政府加入西方主导的反恐斗争更是深恶痛绝。军事行动很可能会加剧肯尼亚业已存在的极端化倾向，尤其是如果军事行动进展不顺利，平民伤亡上升的话。 为应对索马里青年党的袭击威胁，肯尼亚政府在索马里人聚居的地区发动了大扫荡，旨在铲除该组织的支持者。尽管警察和安全机构大多表现出克制，东北边境地区的地方领导人已经在指责军方滥用武力。真正的考验将会出现在索马里青年党在肯尼亚成功实施重大袭击之后。人们担心这会引发对肯境内索马里族人的严厉镇压，从而对族群关系以及社会的凝聚与和谐带来严重后果。特别是在今年的大选之前，这是出现了广为蔓延的种族暴力的2007年大选之后的第一次选举。 委内瑞拉 尽管几乎没有受到世人的关注，但委内瑞拉是西半球凶杀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是柬埔寨的两倍、墨西哥的三倍。即便在乌戈·查韦斯掌权之前，凶杀率就出现了上升势头。但是在他执政的12年中，凶杀率更是大幅飙升，案件数目从1998年的4550起上升到去年的17600起。受害者基本上是贫穷的年轻男子——他们会因为像手机那样的小物品、被卷入团伙间的枪战或是因为成为安全部队非法杀戮的对象而丧命。 刑事暴力尚未渗透到国家的政界。但是明年总统选举之前显露的征兆却是不详的。执政当局为了它所说的”保卫革命”，已经把地方民兵武装了起来。到目前为止它还未着手处理安全部队内部的腐败以及它们与犯罪活动的牵连。获得武器易如反掌。据说在这个人口仅2900万的国家里散落着1200多万件武器。犯法可以不受惩罚是造成暴力横行的主要动因，司法独立因为政府的持续打击而遭到侵蚀。根据某些估计，只有不到1/10的警方调查最终会导致对嫌疑人的逮捕。 还不清楚谁会站出来与查韦斯竞争总统职位，我们也不知道会有多大的政治空间能够让候选人竞选公职。但是在总统患病加剧了原本就很严重的不确定性，他与某些反对派领导人不共戴天，以及委内瑞拉社会两极分化、军事化和缺乏可靠的制度化冲突解决机制的情况下，新的一年可能会被证明是极具考验性的。 现在再来看看好消息。下面两个国家的2012年看起来将相对光明一些。 突尼斯 温和的伊斯兰主义复兴运动党在10月选举中的获胜是民主的胜利。当然，没人会低估这个国家将面临的重大挑战。暴力的威胁持续存在，不管是来自一心想败坏复兴运动党名誉的奸细，还是来自被边缘化了的较为激进的”萨拉菲”派圣战分子，或者是来自该国内陆劳工阶层聚居的城镇——自从总统本·阿里下台以来，这些城镇基本上被忽略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治安状况持续恶化。旧政权在政府部门及制宪议会中的残余势力尽管薄弱，但也仍然扮演着捣乱者的角色。与此同时，新的商业精英似乎只是继承了他们前辈的糟糕做法。新政府必须迅速行动起来，不要再对权力过渡的细节——例如总理的权限、制宪改革以及新的选举等——争吵不休，而应该把精力集中到挽救国家经济下滑和着手解决腐败和失业问题上面来。 尽管如此，在举行了阿拉伯之春后的第一场自由的差额选举——而且是以相对透明的方式和在人们热情参与的气氛下举行的——以后，突尼斯人显然已经有了许多值得骄傲的东西。如果说这个国家的相对稳定和明显进步可以成为整个地区的指路明灯，这绝对不是一件坏事。 缅甸 政府的改革诺言正在兑现：军方已经离开了政坛前沿；反对派首要人物昂山素季获释，正在与政府最高层进行接触并计划参加选举；其他许多政治犯也获得了自由；议会里的一些较为热烈的辩论场景由电视台进行转播；一些先前被禁的网站已经解禁。这个历经苦难的国家面临着在2012年继续保持积极走向的重大机遇。 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需要对此有所反应，与缅甸进行更深入的接触并取消适得其反的制裁措施——这些制裁不仅没能减弱军政权对权力的把持，反而造成了对平民的损害。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12月初对缅甸的访问是在正确的时间采取的正确行动，但这还不够。接下来需要等待缅甸政权采取的重大措施包括：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通过削弱新闻检查制度的新媒体法，并与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签署停火协议。达成停火将是朝着结束军队在这些边境地区冲突中的暴行迈出的关键一步。 LOUISE ARBOUR 系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国际危机研究组织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相关阅读： 《金融时报》中国：新的”世界警察”？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