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

于2001年重新整修的“尼木烈士陵园”，被设为“拉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依然坚持“尼木事件”属于“叛乱”。 1970年大开杀戒时被当作“叛匪”枪毙的藏人，名义是被“人民处决”的。 我的这篇文章，是2006年由美国21世纪中国基金会、纽约市立大学及纽约皇后区图书馆合办的“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文化大革命40周年国际研讨会”的书面论文，并收入《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一书（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 西藏“文革”疑案之一：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 唯　色 我们在工作中应该记住的，需要是这样一句话：“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不能解释事故”（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尔）。换言之，假如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即努力地“解释事故”，那已经是极其难得。而这显然困难重重，所需依凭的外在和内在的条件甚多。是不是，惟有记录，记录；越来越多的记录，方方面面的记录；那一个个“事故”才会从那些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述中，以无数个“偏”，渐渐地概括出一个比较真实的“全”来。 ——摘自我的采访笔记。〔１〕 一，背景 自从1950年“毛主席呀派人来”，“一条金色的飘带”就“把北京和拉萨连起来”了。这首在今天的西藏仍然很红的革命歌曲，再形象不过地说明了这半个世纪来北京和西藏的特殊关系。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发出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这场红色恐怖狂飙很快刮向世界屋脊。西藏于是风起云涌，震荡无宁日。 西藏有了红卫兵，在“破四旧”的风暴中，以寺院为象征的传统文化成为必须砸烂的目标，于是纷纷被革命的“铁扫帚”一顿横扫，沦为废墟。西藏有了“牛鬼蛇神”，大都是过去的“三大领主”（这是中共给予传统西藏的政府——噶厦、寺院、贵族的专用名称），其中相当一批曾被中共“统战”，是著名的“爱国上层人士”，却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难逃被专政的下场。西藏也和中国各地一样，有了起先“文斗”继而“武斗”的造反派，分化为彼此水火不容、其实性质相同的两大派：“造总”（全称是“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和“大联指”（全称是“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 “造总”是当然的造反派，“大联指”被视为保守派，两派各有学生、居民、工人、干部和农牧民，各有藏人和汉人，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来说：“亲不亲，派来分”。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0年之后由中共军队严密掌控的西藏，派性之风也猛烈刮向并非真空的军营。由于“造总”把造反矛头径直对准彼时集西藏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土皇帝”张国华（是1950年解放军进藏主力部队十八军的军长，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兼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而“大联指”坚决捍卫张国华，支持“大联指”的军人远远超过支持“造总”的军人，甚至在军队内部的高层中也是这样。 逐渐地，两派向各地区、各县甚至乡村和牧区发展，除了与邻国接壤的边境地区被责令不准参与“文革”（当时中共规定，西藏71个县当中的25个边境县不准搞文化大革命，如错那、亚东、聂拉木、吉隆、普兰等城镇和边防要点），西藏其他地方都卷入到两派纷争之中；除了“牛鬼蛇神”，几乎人人都面临着不是“造总”就是“大联指”的选择，能够超然物外的很难做到。 从1967年5月起，西藏两派的武斗正式开始，持续时间超过两年，其影响之深，破坏之大，遗患之重，疑案之多，不是本文所能概括和总结的。 为了使陷入瘫痪状态的国家机器恢复运转，毛泽东下令军队“支左”（支持“左派”，出自毛泽东的指示），让军队接管各级政权，于是整个中国进入军事管制。西藏也不例外，于1967年5月11日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向各地派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并且深入到广大农牧区，在西藏“文革”中充任重要角色。但从许多事实来看，军事管制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军队的推波助澜，反而使西藏的“文革”更加复杂化，进入更为紧张和可怖的时期，有研究者把军事管制下的西藏称为近代“最黑暗的一页”。〔２〕 二，疑问 1969年2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下发文件《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西藏地区文化大革命应该注意的问题》，特别强调军队的重要性，要求“西藏各族人民和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遵守西藏革命委员会、西藏军区保卫边疆的一切规定和命令，保卫部队战备、指挥正常进行，不得冲击部队和指挥机关、拦截军车、抢夺武器和部队物资等”。由此可见，彼时军队与所谓的“革命群众组织”已经发生了不少面对面的冲突（但在“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此文件被定性为“在西藏……起了很坏作用”，西藏自治区党委报请中央建议撤销，并公开向群众宣布。——见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所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 1969年3月起，西藏昌都地区、拉萨市郊县、日喀则地区、那曲地区等地相继发生较大规模的暴力事件。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记载： “520：边坝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　一月底，边坝县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定了‘不要共产党、不要交公粮、不要社会主义’的‘三不’反动纲领；继而又建立‘四水六岗卫教军’，和所谓‘翻身农奴革命造反司令部’。五月二十日，袭击县委机关，打伤干部职工三十余人。六月八日，又集中两千余人袭击县委机关，夺县革委会的权，抢走县革委会各办事机构公章。接着，又几次袭击边坝县、区机关和军宣队，抢劫县人武部武器弹药，炸毁军宣队住房，打、抢、烧、杀达十七天之久，打伤干部、战士上百名，还进行砍手、剜眼、剖腹等野蛮手段，残害致死干部、战士五十余人。 “613：尼木县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　尼木县一反动尼姑赤列曲珍利用宗教迷信，跳神并呼喊口号，煽动群众围攻、殴打军宣队，军宣队二十二人全部被害。二十一日，在尼姑庙杀害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十三人。” （其他事件略。） 当时局势被认为十分严重，主要是因为在这一系列暴力事件中打死了解放军军人，而不同于这之前的武斗中死的只是平民。北京为之暴怒，下令军队进行武力镇压，竟至十分恐怖的地步。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记载： “925：中央指示平息西藏一些地区的反革命暴乱　中共中央批示西藏革委会关于一些地区发生反革命暴乱的报告，《批示》中指出：‘西藏一些地区的一小撮阶级人，利用民族情绪，宗教迷信，煽动胁迫群众抢劫国家和群众财物，破坏交通，已完全属于反革命性质’。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让其蔓延’。西藏军区据此下达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命令。” 在上述官方正式出版物的记载中，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为“反革命暴乱事件”，但在当时却被定性为“再叛”（再次“叛乱”），军队是以“平叛”的名义进行镇压的。所谓“再叛”，是相对于1956年—1959年整个藏区发生的藏人武装反抗中共政权而言的。那次“叛乱”导致达赖喇嘛及西藏噶厦政府流亡印度，数万难民随之出走。那么，十年之后的反抗事件是否算作第二次“叛乱”何以官方要改变口径，将文革时期认定的“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呢？（事实上，在今天的“尼木烈士陵园”的陈列室里，仍然将“尼木事件”归为“‘两九’叛乱”，所谓“两九”指的就是1959年与1969年。）“叛乱”与“暴乱”虽只是一字之差，但本质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2001年夏天，我在拉萨采访了当年“造总”总司令陶长松，据他披露，将“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是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后改做的决定。那么，在这一转变的背后，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当时西藏自治区共有71个县，被牵扯进“再叛”的县有52个（18个县被定为“全叛”，24个县被定为“半叛”，还有一些县是“预谋叛乱”），占74％以上，涉及的人员之多难以计数。虽然“平叛”的军事行动在1969年底结束，但“平叛”扩大化却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陶长松至今仍然坚持当年发生的系列事件不是“再叛”，而是“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他的理由之一是： “说是‘再叛’，从几个县到十几个县，一直扩大到52个县，这么说，共产党在西藏那么多年的成绩不是都没有了吗？毛主席的威信又到哪里去了？这不符合事实嘛。还说这些事件是达赖集团在背后操纵，那更是笑话。达赖集团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势力？他所谓最强的武装力量，也就是在木斯塘（附属于尼泊尔的仆从国，与西藏阿里地区接壤）的那几百个人（1959年藏人抵抗力量中的部分康地藏人），老弱病残，内部又有矛盾，虽然有美国支持也极有限，七十年代初期，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来中国访问，毛主席对他一讲，两边合作，一下就把他们剿灭了，所以说达赖集团与69年的事件根本无关。” 他的另一个根据是： “实际上当时派性很严重，所以军宣队究竟当时给这些老百姓宣传了些什么内容值得分析。他们肯定说‘造总’是反动组织，群众就不服气，就围攻。……至于说当时在事件中发现的那些宣传纲领，什么‘驱走红汉人’等等，到底有没有，谁也没有看见。……另外，某县气象台台长是‘造总’成员，虽然他是一个汉族，但也被定名为‘叛乱分子’遭到枪毙。这不仅说明‘再叛’的波及面很大，也说明了当时的派性冲突。” 对于当时被定为“叛乱”嫌疑的人数，陶长松认为后来公布的资料已经大大缩水： “自治区的有关统计资料说全区有一万多人涉嫌，我想这数字还是缩小的，统计不全。比如，光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谢通门县这两个县，被集训的群众就有4693人，安多县是800多人。而所谓集训，就是把有‘叛乱’嫌疑的人先抓起来再说，集中培训，实际上也就是审查跟‘叛乱’的关系。但如果把这么多的人都说成有‘叛乱’嫌疑，共产党不是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吗？” 发生在拉萨附近的尼木县和昌都地区边坝县的“暴乱事件”，时间相距很近，性质基本类似，在当时一系列事件中最为突出。那么，以这两个事件为例，究竟是群众派系组织之间的武斗还是借武斗而“叛乱”还是由武斗转化为“叛乱”这无论在当时还是至今都说法不一，成为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甚至讳莫如深的疑案，可以说是西藏文革史上最大的疑案，也是最大的血案。 三，尼木事件 从当时的派性角度，尼木县的大多数乡村都属于“造总”。两个“翻身农奴”——单增朗结和热群就是尼木“造总”的头头。不过轰动一时的“尼木事件”的领导人主要不是他俩，而是一位名叫赤列曲珍的尼姑。起初，尼木县也像别的地方一样陷入武斗之中，县政府的领导干部成为造反派攻击的对象，但是，据说在单增朗结和热群两人去找赤列曲珍占卦以后，“斗争的性质变了”——这是一位在“文革”后离开西藏去了印度的尼木县农民德朗的话，他目睹了“尼木事件”的整个过程： “刚开始时我不相信他们有民族的动机，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民族的运动。我不知道如何准确地描述这个过程。如果说他们是为了藏民族也不完全准确，也许是为了他们自身的自由吧。最后他们喊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摘自“美国之音”藏语部对德朗的采访，下同。） 何以这么说呢？德朗的说法是： “他们的思想基础非常奇特。一方面他们说是要把汉人赶出西藏，但同时他们也搞阶级斗争，像我们这样家庭成份不好的人是不准参加他们的组织的，甚至他们中的积极分子也不会跟我们说话。现在想起来很奇怪，我想可能是他们的思想水平太低。他们去哪里的话，一般由各村的代表从村里选人跟去。这些代表都是最早时候的造反派。我们村有尼玛次仁和格桑普卜。他们两个是我们村红卫兵的正副队长，都是‘文革’中的积极分子。但后来斗争的性质变了以后也很积极，加上很多人在没有人动员下自动参加了这个运动。我们也很想参加，但他们不收成份不好的人。” 赤列曲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德朗这样描述：“阿尼（藏人对尼姑的称呼）赤列曲珍是普松村人，是一个贫穷人家的女儿。她受戒的寺院是塔斯寺，也在普松村里。她当时好像是30多岁的人，我自己没有见过阿尼。听说1959年之前她就是尼姑，1962年组织学习班时，把很多僧人包括这个阿尼都招去了，天天讲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之类，她开始心理不正常，从学习班回来后变得疯疯癫癫的，经常跑到山上一个人唱歌。那时玛朗苍的一个咒师把这个阿尼带到两个喇嘛那里，这两个喇嘛给她开了气脉，于是阿尼开始降神。但那时候已经在批评封建迷信，只有阿尼周围的一小部分人知道她会降神。当时尼木各地传说，普松的阿尼能算命，会说预言。很多人见了她后都说她能讲一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事，所以很多人开始信她。” 在尼木“造总”头头单增朗结和热群找赤列曲珍占卦后，赤列曲珍成了实际上的领导人。德朗回忆： “他们去尼木县攻击政府的时候，还准备了一面西藏的国旗，但没有人知道西藏的国旗是什么样的，结果做了一个两刀交叉的，就是‘四水六岗’（1959年由藏东康地藏人组织的反抗中共的游击队伍）那样的旗帜。他们去尼木县之前，举起旗帜，煨桑，喊口号。听说他们喊了‘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万岁’等。反正那天他们冲进了县武装部。他们向县政府和武装部攻击了两次，第一天就是这么发生的。是先在尼木区政府里开会，然后去县政府的。其实那天煨桑也是一件大事，因为‘文革’中很长时间谁也不敢煨桑，那是搞封建迷信。 “在这之前，两派武斗时，造反派攻击过县政府一次，那时他们获胜了。但这次打着民族的旗帜向县政府进攻，后果大不一样。当时参加这个运动的都是农民，其中没有一个成份不好的。后来汉政府说这是在反动阶级的操纵下搞起来的，但这不是真的。他们的头头热群等人都是‘翻身农奴’，甚至还有一个党员，是确布村的人。 “他们没有现代武器。‘文革’开始时，从拉萨来了一个造反派的演出队，他们给热群送了一把手枪，这是唯一的自动枪。还有几支打猎的火枪。另外，乡里的铁匠们打了很多长刀等原始的武器，看起来就像过去电影里的农民起义一样。听说他们到县里时，公安局的楼上架着一架机枪。后来汉人说是没有直接向人开枪，但当时打死了很多人。最后他们攻进去之后，我们达热村的一个叫次旺的人，他说是他爬上墙把这个机枪夺过来的，枪管很热，把他的手都烫伤了。这个人后来被抓了，本来是要枪毙的，但后来释放了，现在还活着，在达热村。 “后来有一次在普松，汉人的军人和基层干部加起来有12个人全被杀死了。听说当时武装部没有让他们带枪。” 如果德朗讲述的是事实，那么被当作“叛乱”而镇压是不可避免的。当时的镇压非常残酷，正如德朗所讲： “这个以‘西藏独立’的名义爆发的运动，只有几个星期就被镇压了。各村来了很多部队，主要是在普松。部队开进那里后打了几次仗，听说又死了几个军人。当时在那里的主要人物中，只有一个人后来没枪毙，不知道是嘎单还是赤列。但到我们村时无人抵抗，因为那时敢于抵抗的人都已经死的死、抓的抓了。这之前我们村里有一个叫扎西次旦的人，大概20０多岁，他平时胆子比较大，据说攻县政府时，他是冲着机枪撞过去的，因为身上带着护身符所以没中弹，但最后子弹击中了护身符，他就倒下了。 “他的妻子叫阿加玉珍，她在家里等了三天还不见人，以为扎西次旦受伤躺在什么地方，就在背兜里装了一点吃的去找他。她快走到县城时，县武装部的排长好像是姓高的，一个长着兔唇的汉人，他挡着玉珍不让走。阿加玉珍哭着吵着一定要进城去找她的丈夫。她硬是往前走了几步后，那个排长从她背后开了一枪把她打死了。这个女人被高排长打死的情景，很多人亲眼看见了。 “镇压之后，起先所有山顶的高处都被部队占领了，然后把群众都召集起来。他们怀疑是我们这些成份不好的人在背后操纵的，所以在群众中搞调查。但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找不到任何证据后，就把造反派的代表都抓起来了，在当地开会、批斗、揭发，然后在乡政府关了几个月，再从他们中选一部分人带到县里，又再从他们中选一部分人带到拉萨去枪毙。很多人是在尼木枪毙的。拉萨和尼木全加起来好像枪毙了36个人。第一批在尼木枪毙十几个人时，在拉萨枪毙的人数要少一点，但第二批在拉萨杀的时候，尼木好像要少几个。 “在尼木县召开大会时，我们的周围全被部队包围着，中间留了一条很宽的路。要枪毙的人都站在台上，大部分人都被打得认不出来了。年纪最小的只有18岁，年纪最大的就是当年照顾阿尼的那个咒师。他们的家人都被集中到台下的最前边。先在大会上讲话，用高音喇叭把他们的罪行公布后，从中间开来了几辆卡车，把要枪毙的人都带走了。这几辆卡车慢慢地开着，我们群众跟着车后面走。尼木县有一个叫劝衮巴唐的空地，我们到了那里后，让我们围着这个空地坐下来。当车停下来后，把这些要枪毙的人从车上像扔包裹一样推下来，再由两个军人把人拖到一边去。那些军人有说有笑地在准备着什么。大概等了十几分钟之后，让这些人跪在地上，一个接着一个朝后脑勺开枪。全部枪毙之后，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一手端着手枪，用脚踢这些尸体，看人死了没有，有些人身上又挨了一两枪。这些人的尸体都扔在那里，家人不准抬回家。村里的一些非常贫穷的人把衣服从尸体上剥下来，尸体光秃秃地就那么扔着。后来有些被狗吃了，有些腐烂了，但谁也不敢动。 “我们村里很多人都死了。有些人是攻击县武装部时死的，有些是被枪毙的，还有不少人是后来清查时自杀的。有些人从监狱里出来之后，不知是因为在监狱里受虐待的缘故还是什么原因很快就死了。” 当年新华社驻西藏的藏族记者巴尚（化名），曾经跟随平息“尼木事件”的军人参与围剿“反动尼姑”赤列曲珍的行动。2001年夏天，他向我详细地讲述了解放军围剿所谓“叛匪”的经过： “……可能有一个排的兵力吧，武器装备很全。再加上尼木县里的部队，后来进山沟围攻尼姑驻地的时候大概有七八十个军人。当时从麻江（尼木的一个区，羊八井往南）跟部队来的也有我们的记者。……当时部队的指挥员是西藏军区的参谋长，叫李传恩（音）。 “我们一早就从县里出发，不久走到一个山谷里，据说从这山谷进去就是尼姑的驻地。山谷里全是乱石成堆。我们看见一个个山头上开始挨着冒烟，这显然是发现我们来了，他们在相互报信，用古时候那种烽火报信的办法。当我们走到山口，看见两栋民房，部队便分开埋伏，向房子里的人喊话，但没有人答话。部队就准备上去冲进房子里察看，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我们的一个排长中弹了，当场死亡，但枪是从哪里打来的根本不知道。这一下部队当然就很气愤了，就用四０火箭筒对着房子放了一炮，然后冲进去了，结果发现屋里只有老人、妇女和小孩，大概七八个，都死了，有个老人还在被窝里，看上去是在睡觉。活着的只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孩，手已被打断了。部队搜查了一圈，既没有发现武器，连个弹壳也不见，也没有发现年轻人。我问过小孩话，他说我们都在睡觉，什么也不知道，就被你们汉人的炮弹打死了这么多人。我对部队说这个事情要处理好，不然影响不好。后来小孩被送到总医院治疗。那些死人，本来部队打算拖出去，我说还是抬起来埋了吧，于是就挖了一个坑把他们全都埋了。 “这么打了一下，部队的情绪就上来了，直往前冲，走不多远就和尼姑的人遇上了。他们那边有几支火枪，更多的是矛和刀，还有牦牛鞭‘乌朵’，包着石块朝部队这边扔。一般情况下部队是不会开枪的，可能他们也以为部队不会打枪，所以他们气势汹汹的，用最落后的武器来对抗。所以当部队一开枪，他们慌了，赶紧逃跑，部队就边追边打，可能那次打死了30来个人。他们那边都是老百姓，也就是农民，其中还有几个基层干部，大多数比较年轻。后来追到了尼姑驻扎的那个村子，我们埋伏在一个土坎下面，附近还有一个小水库，相互距离很近。我们向那个尼姑喊话，可她不但不出来投降，还穿着法衣、戴着法帽站在房顶上跳神作法，在那儿乱跳乱舞。参谋长下命令不准向她开枪，要抓活的。这么相峙了一会儿，我们喊话也不起作用，尼姑还耀武扬威的，向我们宣战。于是部队就往尼姑房子开枪，结果那里面也朝我们开枪，但他们那枪都是破枪，子弹也不多，一发两发的，根本打不到我们。而我们的冲锋枪一打一个准，后来发现打死了七八个人。这么打着打着，天快黑了，尼姑还是拒不投降，部队想冲上去，但这样就会肉搏，双方伤亡就会很大。参谋长就叫战士们别打了，可战士们不听，都打红了眼，想冲上去把他们全部消灭。我就向参谋长建议，这样不好，他们活不成，我们也会有伤亡，而且我们已经发现他们非常顽固，今晚就算了，明天再进攻吧。于是部队就撤回来了。当天晚上，尼姑他们就跑了，跑到山上去了。 “我们第二天一大早冲到房子里的时候已是空空荡荡，只有七八个人的尸首，有几个还被扶起来靠在墙上，身上都是枪眼。尼姑的房子里还点着一盏酥油灯，油燃的不多，可能跑的时间不长。在房顶上有个简单的帐篷，里面一张桌子上面有几个盛满弹壳的盘子。弹壳都是自动枪的弹壳，只有部队才有，是不是收集在一块表示证据的意思呢？那楼下有个隐蔽的小经堂，点着灯，供着佛像，还有些经书、法器和护身符之类。……接下来部队就搜山追击，在山上发现不少在逃的人，于是各个击破，击毙的击毙，抓获的抓获，尼姑就是在山上被抓获的。当时这场战斗，被打死在寺院里的有七八人，在山谷和山上被打死的有40多人，解放军只有那排长一人牺牲。尼姑后来是被带到拉萨经过公审之后枪毙的。她下面的得力干将大都被枪毙了，只有一个叫热群的跑掉了，没有抓到，这人原来是一个基层干部，杀解放军就是他带头的。” 巴尚强调，之所以要“剿匪”，正是因为在这之前“杀了解放军，这一事件当即被定性为‘反革命叛乱’”。而“那些解放军是去‘支左’的，没带枪，尼姑手下的那些人半夜三更搞袭击，把有的解放军从窗户里甩下来，有的用磨盘石砸死，再把他们都埋在三叉路口，意思是那些人都是鬼，而且上面还放着军帽。那些解放军都是汉族。这样一来部队当然就要剿匪了。这已经很明确了，这是‘叛乱’行为。”另外，除了那些“支左”的军人，当地的一些支持解放军的农民也遭到严酷惩处，如“剿匪”时在赤列曲珍的住处发现：“一个女的被砍了双臂，一个男的被砍了双腿，居然还活着，据他俩说是周围的老百姓给他们喝茶、喝青稞酒才活下来的。已经被砍了好几天了。是因为在这之前，县里干部和解放军来的时候，他俩跟他们谈过话，所以尼姑就说他俩是叛徒，狠狠地惩罚了他俩。在尼姑门前的一块空地上还钉有四个橛子，群众说尼姑处罚被认为是叛徒的人时，就把他们的手脚捆在橛子上再砍，那满地都是血，已经干得起壳了。这我是亲眼看见的。又说还有两个基层干部被活埋了，我们挖出来一看，有一个浑身水肿，到处是刀口。” 巴尚还介绍了赤列曲珍近乎传奇一般的身世： “这个尼姑30多岁，个子高高的，她在当时很有号召力，把周围村子里的人都集中起来了，其中有一批就一直跟着她干。她一开始就打着造反派的旗号要造反，红卫兵最初冲击县城的时候就有她那伙人，当时冲击县城不成，还说要用炸药把县城炸掉。据我分析，她不是一个单纯的造反派，而可能是有另外的目的，据说在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的时候，她就造过很多谣，说什么印度人打过来了，中国人就要撤回去了，等等。这个尼姑是有文化的，听说她背诵毛主席的语录很熟，在鼓动群众时还常常把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挂在嘴上，能说出很多最新指示，但没有发现她与拉萨的造反派是否有联系。另外。这尼姑也很会利用群众的迷信心理，她说她自己是格萨尔传说中下凡的女神‘阿尼古尼甲波’的化身，会预言、跳神和打卦。还把她手下的人都封为格萨尔里面的将领。她在老百姓中的威望挺高的，常常被请去降神，预言各种事情，包括农作物的收成。” “尼木事件”被镇压之后，当局在尼木县举办巡回展览，向老百姓展示被杀的军宣队员、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的照片，以示阶级教育。后来还建立了“烈士纪念馆”。西藏的藏族官员久尼（化名）当年是图片讲解宣传员，二十出头的女军人。我在2003年3月采访她时，提起这段往事，她依然气愤难平，坚持认为“尼木事件”就是“再叛”： “不能说它是武斗。它已经超出武斗这个界线了。……这事件完全是派性的矛盾升华为阶级的矛盾，不单纯地是两派之间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当时在部队，被派去尼木搞展览，发动老百姓进行阶级教育。我正因为参加了这个活动，才了解到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件。当时我们部队派的有一个工作组，以这个尼姑为首的人，打着派性的旗号来闹，攻打到部队的驻地里边，把所有的战士全部杀害了。唉呀很厉害。那些图片我全看了。那个杀害的场面相当吓人，有的人被勒得舌头都吐出来了，眼珠子都爆出来了。拿石头砸，拿刀砍，惨不忍睹。 “当时我心情很激动。看见部队遭受这么大的打击，这么多的战士英勇地牺牲，我觉得义愤填膺。在作讲解的时候，我边讲边流泪，气愤得很。老百姓也是边看边哭啊。很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尼姑煽动的只是少数人。有不少喇嘛，还有些个别老百姓。大多数人不知道，结果一看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大家就很明白了。所以尼姑很快就被交出来了。尼姑跑到山里去了，怎么被抓着的呢？还不是老百姓给交出来的。 “这个尼姑，她能量很大的，煽动性很强。我记得据说她常年躲在山洞里边。她好像不是一般的尼姑，还是一个有点地位的尼姑。而她之所以这样，还是她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同时跟西藏过去遗留下来的矛盾有关。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这是一个根本的分野。她是早就蓄谋已久的，只不过在等待时机。时机一旦成熟，她就会卷土重来。对这些宗教界的人物，我们应该用一种非常客观的态度来对待，而且要用党的政策。对他们正常的信教，我们应该给予他们自由，但如果是利用宗教、披着宗教的外衣来达到其政治目的，那我们必须要识破。而这个尼姑是有根基的，不是普普通通的尼姑。她年纪倒不大，可能40来岁吧，后来枪毙了，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给枪毙了。她杀了那么多的解放军战士，肯定是要枪毙的。那种惨无人道，绝对不是一个出家人干的事情。作为宗教来讲要行善积德，连一个虫子都舍不得杀，但她杀起我们解放军就那么凶残。你说不是阶级报复又是什么？难道会是派性吗？记得在‘波林卡’体育场开了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然后枪毙的她。当她挂着牌子游街时，我们大家都朝她吐口水，非常气。当时这个尼姑的行为震惊了整个西藏的老百姓，觉得这个尼姑太可怕了，完全背离了她的教义。 “他们是有组织、有领导、有目的的。那些跟随尼姑的人都是社会上的残渣余孽。虽然也有老百姓，但是老百姓也是被尼姑煽动了的。当时说什么‘达赖要回来啦’等等，还是利用这些分裂民族的言论。也提出了一些口号。我现在记不大清了，反正对汉人就是要进行报复。解放军是红汉人，那就是要斩尽杀绝。这在那些年，在六十年代末发生这样的惨剧，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甚至59年‘平叛’时候都没有发生过的。59年西藏那么大规模的‘叛乱’，部队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都没有遭到过这么惨重的失败，竟然在６９年能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是骇人听闻的，实际这也就属于‘再叛’了。那么，这样一种局势你不‘平叛’那是不可能的，等于是‘平叛’一样。” 巴尚的看法也是，“本来这一事件是可以按照内部武斗处理的，但是杀了那么多手无寸铁的解放军，恐怕这就不能说是武斗了。那些被杀死的解放军没有带武器，也没有和他们互相打石头，甩‘乌朵’，是在突然袭击中被打死的，这显然就是一种仇恨心理，一种敌对心理，不是一般的武斗，也不是一般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蒙骗的问题。另外，尼木这个地方在“文革”前还发现过大量空投的传单，内容是跟‘西藏独立’有关的，因此，如果要说没有‘叛乱’的基础也很难否认”。 不过巴尚还是比较谨慎，他承认有矛盾的地方： “实际上这个事件很复杂，参与者似乎应该分开来看，具体分析。比如尼姑她是有政治头脑的，而且从其行为来看对解放军是有仇恨心的，所以整个事件不是一般的群众组织在搞武斗，我认为她是利用这个时机进行她的报复。如果说以造反派的名义，鼓动群众冲击县城还可以说是搞派性，但是杀解放军就不是单纯的问题了，好像西藏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事情，即使有，也只是极个别的，这么大的规模好像没有。这个尼姑本身就复杂，她既是造反派的头头，又有尼姑的身份，擅长降神弄鬼，在群众当中有一定的威望，要煽动和蒙骗群众是不难做到的。 “尼姑的那个干将热群是个基层干部，也是个‘翻身农奴’，但杀解放军很凶狠。那时候，农村里也分两派，基层干部也分为造反的和保守的。一说解放军是支持保守派的，那些造反的当然就敢下手了，那时候要欺骗人是很容易的，尤其是被派性所鼓动。但是像热群这样的人是不是和尼姑怀着一样的心思就说不清楚了。另外，在跟随尼姑的人里面，确实没有发现有过去的领主或代理人出身的人，也没有发现有59年参加‘叛乱’的人，应该说都是‘翻身农奴’。” 这真是意味深长的结论。虽然“尼木事件”的领导人是尼姑赤列曲珍，但比较年轻的她只是生活在乡村的穷苦尼姑，也可以算作党要解放的“翻身农奴”。那么，既然是“翻身农奴”，而不是“三大领主”，就不应该对把他们从“三大领主”的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的“金珠玛米”（藏语，解放军），怀有如此之深的“阶级仇”和“民族恨”，这是说不过去的。可如果这的确是事实，那就必须得追问：这是为什么？ —— 为什么，西藏在被“解放”多年之后，还会有像那么多“翻身农奴”，竟能做到义无反顾地去杀解放军呢？仅仅是因为当时去“支左”的解放军不支持“造总”吗？还是因为他们就是解放军的缘故？比如赤列曲珍所率领的村民们，用大刀长矛和绳索石块杀死熟睡中的数十名解放军军人和积极分子，其目标之明确，其场面之血腥，显然不同于通常武斗中的派性厮杀。又比如在“边坝事件”中，发生过四个年轻的农村女人用绳子勒死解放军士兵的惨剧。那么，诸如此类，是不是很不符合党所塑造的感恩戴德的“翻身农奴”的形象呢？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文革”中藏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否存在呢？如果存在，是一开始就暗中潜藏着，一旦时机出现就立即爆发，还是随着“解放”的神话被殖民的真相所替代而逐渐产生的？而这一切，又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的呢？是由派性冲突演变成民族反抗，还是将派性冲突作为民族反抗的藉口呢？可是，既然声称“百万翻身农奴得解放”，又为什么会爆发民族主义的运动呢？而且，这是否与1957年－1959年在全藏爆发的民族主义运动相似呢？如果是相似的，又何以不能接受共同属于一个民族的那些“出身成份不好的人”？还是说，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源自于最底层、最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运动？如果真的是这样，连最底层的西藏人都愤然而起，中共所精心营造的“新西藏”便丧失了最起码的基础。而这，既是当权者自己不愿意看见的，也是当权者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 2005年11月，我专程去“尼木烈士陵园”寻找“尼木事件”的遗迹，在新建的陈列室里除了意外地看见赤列曲珍和她的追随者们被公审处决的照片，还看见一份译为汉文的题名为“反动文告原文”的文件，其内容之奇特，言辞之晦涩，如同神秘莫测却充满杀机但又深含当地文化的预言。那么，“尼木事件”是否包括的有宗教冲突的因素呢？从一个古老的宗教精神体系被“翻身”到另一完全对立的现代“政治宗教”之中的民众，传统文化在其心理积淀之丰厚并不是毛泽东思想这颗精神原子弹轻易就能够摧毁的，所以当赤列曲珍以宗教习俗中疯疯癫癫的神谕者的角色发出“自卫还击”的号召时，或许正是调动广大底层民众以原始方式杀戮外魔的绝对力量，而要进一步调查和研究“尼木事件”，这份并不容易诠释的文件无疑是一把钥匙，打开的是西藏民间的无数宗教信仰者怎样转变为民族主义者的大门。至于其中出现的“毛主席”和“江青同志”，或许正是出于将民族反抗混淆为派性冲突的考虑： 宗旨：神降临人世，就是为了征服魔鬼这个敌人。裁判者就是毛主席。对于多财或者吞财的，对于这种人的裁判，是没有发言权的神。住在属于自己房子里的人，如果有人来挑衅的话，就要按照江青同志所说的那样，要坚决自卫还击。旦增加措（指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国家被罪恶的喇嘛（指与中共合作的活佛）交给毛主席了，毛主席又把它送给了神界。过去因为没有发言权，肚里有火，嘴里不敢冒犯。求神从比如（指该县境内一个地方。）一带来了一千多人，对他们说：“不要贪婪，不要忌妒，对厚恩的父母不要顶嘴，要与邻居亲近，要尊从党的话。”在求神的人当中，其中有三十多个好人，其余的以后再详究。用一个藏戛戛布（藏语，小银币）做一个渡母佛像，解放军叔叔放明白点好，如果你们听信个别人的话，怎样动刀动枪，那么从今天起，别做吃饭的打算吧，从今天起，就是疯子也不要吃饭了。整个的国家都不是毛主席和旦增加措的国家，而是我们神的国家，虽然你们不乐意，但是，从属羊的那年（指的是1967年）起，就已被神接管，在六月分内有好戏看。谢谢你们俗人叔叔们，你们已恩将仇报了，佛益西诺布和护法神神们可以慢慢地报答给你们。一千个僧众请来了尼姑，孔林加母尼姑住在山上，过得很好。在这个地方有妖魔鬼怪，在活的人世上，对财产的裁判者是毛主席，对心灵善恶的裁判者，是我这个尼姑，我是按照伟大的毛主席指示前来的。俗人叔叔们，你们的寿命好象烟囱里见到的光线。有的人心胸狭窄，对俗人叔叔们造成了灾难，天亮了，太阳出来的时候，马吉白吉拉姆女神要前来细判。俗人叔叔们，你们想得倒好，你们想用一个藏戛戛布做一个渡母佛像。神没有造过谣言，对于俗人叔叔们进行了教育，奉上来的哈达，也各自退还。尼姑孔林加姆对于黑心的俗人感到愤怒，罪大恶极的九十个人已经到手了，还有有待于落到手里的人。宗教信仰的人，该信的地方在这里，没有信仰的人，想造孽的地方也在这里，要坚决进行自卫还击。 四，边坝事件 那么，“边坝事件”呢？据“文革”期间在昌都地委工作，1973年作为调查边坝“再叛”情况的工作组成员普卜（化名），在2001年10月向我讲述的： “实际上起因还是派性武斗。边坝县也跟西藏其他地方一样，分的有两大派系，从县机关发展到整个农牧区。边坝县虽然牧业不多，但也是农牧业并存，它有二十四个乡，乡里凡是乡长、书记和文书都是造反派的司令、政委、副司令、副政委什么的。一般都是这样，乡长是司令的话，书记就是政委。当时没有一个领主、代理人或者戴有‘帽子’的这类那类分子参加两派，也绝对不会允许他们参加的。‘造总’没有，‘大联指’更没有，因为‘大联指’还更讲究成份。总而言之，乡乡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都有造反组织。 “刚开始不是到处都在夺权嘛，拉萨夺权，昌都夺权，县里面也有小型的夺权活动。这一夺权就有争斗，先是文斗，然后是武斗，连县里面也有很小的武斗。边坝县也是如此。那时候边坝县有一个群众代表，‘造总’的一个小头头，还是一个喇嘛，在拉萨参加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被曾雍雅（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西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被认为支持‘造总’）说成是‘红色喇嘛’，回去以后他大肆宣传，到处说曾司令、曾主任接见我啦，这是对我们‘造总’的肯定等等，这就为边坝县‘造总’的进一步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久，县里的‘造总’通知下面的各个造反司令部，说是某月某日到加日来参加群众大会，要批斗当时的县委书记叫王什么来着，这样那些乡里的司令、政委都来了，在大会上把那个王书记斗了几下，然后就打起来了。” 至于是不是“再叛”，普卜说： “究竟有没有这回事情，其实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反正说是这么演变过来的，要成立什么‘护教志愿军’之类。说是有这么一个口号：“赶走共产党，消灭红汉人”，可是到底有没有我不清楚。还有一个口号，‘吃糌粑的团结起来，打倒吃大米的’。这个口号是有的。但是我去的都乡没有这样的事，连反动文字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看见，尽管都乡是“暴乱”的重点乡。不过这里面，我想过激的言论和行为是有的，比如说要杀“甲突日嘎嘎”。这个“突日嘎嘎”什么意思呢？那是一个扬青稞的工具，分叉的，两个叉叉，被比喻成汉人，穿裤子的汉人。有的区也确实杀了汉族，像俄朱卡区的文书逼他承认什么东西他不承认，就被摔到怒江里去了，他是汉族人。这样的人打死了那么几个，藏族好像没有。当然也把藏族的区长、书记等干部抓起来了，问他们：“你是要吃糌粑还是要吃大米”说吃糌粑的话那可以，就不打了；说吃大米，好，那就打。还有一个区委书记，问他“你信不信教”还说“你念这个”，他们指着山上用石头堆的“六字真言”，意思是，你念了就表示你信教，那就不打你；如果你不念，那就表示你不信教，那就打你。这个区委书记只好念了一遍，他们就没打他，但是后来就为他念“六字真言”的事情，被认为是向“叛乱分子”投降，结果他被判了刑，判了７年还是８年。这是真事。实际上当初的确有过激的言论和行动，可能也借机混进去了个别的坏人，围攻了一些区，打死了一些人，抢了一些东西。” 但是，无论这里面有没有民族主义的因素，当时边坝县二十四个乡，乡乡有“造总”，尤其是那个“红色喇嘛”的宣传使“造总”的力量更加壮大。不过老百姓听他的话跟他是不是喇嘛应该没有多少关系，而是因为他是自治区“革委会”领导高度表扬的“造总”小头头。据说整个边坝县都成了“造总”的天下，“造总”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被认为当众宣布“反革命宣言”的那个大会在日后成了一个分水岭，当天参加那个大会的二十三个乡后来均被划为“再叛”，只有一个在怒江边上的乡，乡长和书记没等大会结束就早早回去了，因此无恙。但大多数被叫来开会的老百姓很听话，其实是糊里糊涂的，对那个大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不明白，结果连怎么进的监狱也不清楚，可就因为参加过那么一个大会便有了“叛乱分子”的嫌疑。 于是，中央下令“平叛”，军队也就杀气腾腾地来了。昌都军分区下属的部队、独立团和从内地调来的一些部队开进了边坝。既然是来“平叛”的，那么杀的藏人就特别地多。普卜说，“解放军倒是死的不多，老百姓死的就太多了。反正解放军又不知道谁是‘叛乱分子’，只要看见藏族就打。而且，去的那些人气得很，部队的，工作组的，都是‘大联指’的，这之前被‘造总’这么整，一气之下，再加上添油加醋的，肯定要报派性的仇。”据说当时奉命去“平叛”的昌都某独立营，全是“铁杆”的“大联指”，营长的外号叫“歪嘴巴”，他公开宣称：“这下到了我报仇的时候”，所以他简直杀红了眼。部队里除了翻译其他人基本是汉人，而阻挡部队的又全是藏人，打着打着，用普卜的话来说：“最后就成了两个民族在打。”（而《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中所说的打死打伤多少“干部、战士”，据说其实大多是在“平叛”过程中发生的） 普卜还讲述了一件在“平叛”时，四个年轻的藏族女子勒死解放军士兵的事情： “边坝县有一个那孜区是‘暴乱’的中心区，那里地形险要，一条简易公路经过一个叫那孜岗的悬崖峭壁，中间一条小河，另一边也是山，当时就在那里打得最厉害。几个女人勒死一个解放军的事情也就是在那里发生的。那真的是确有其事。那时候是冬天，十一、二月份，当时部队在那儿被堵住了，那些村民在空空的汽油桶里面装上炸药、石头什么的，部队一走近，就把点燃了的桶从山崖上滚下来，这一炸把部队炸死炸伤好些人，有些解放军还被打散了，有的兵稀里糊涂到处乱走，天亮了被村里的人看见了，是四个女人，因为男的都上山参加战斗去了。她们装着对他很友好，给他吃的、喝的，还让他洗脚。就在那个士兵洗脚的时候，突然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把他勒死了。这是其中两个女人干的这事。后来她们都被抓了，那两个女人一个被枪毙，一个因为怀孕判了缓刑，最后好像没杀成。那个被枪毙的女人其实才十八九岁。是在那孜区上由解放军枪毙的。那些解放军都是被勒死的士兵的战友，特别气愤，说老乡居然杀我们，觉得非常想不通。那时候枪毙人都很简单，部队‘哒哒哒’的，有杀人的权力，是上面同意了的。我后来听老百姓讲，那个女的被捆得五花大绑，解放军在枪毙她之前，先用刺刀朝她狠狠地捅了一下，那刀尖都从她的胸口冒出一截，据说那女的叫都不叫一声，还转过头来狠狠地瞪了解放军一眼，最后挨了好几枪。当天那次由解放军公开枪毙的就有30多人。” 1973年，普卜去边坝县都乡“落实政策”： “我们去时看见那乡里全是女的，男的除了老头子和小孩子，青壮年几乎没几个，其实整个边坝到处都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呢？一部分打死了，一部分抓起来了，就没什么男人剩下的，每个乡都这样。一开会的时候全是穿黑衣服的女人，男的很少。” 不过跟“尼木事件”一样，当地没有一个出身成份不好的人参加“再叛”，所以乡村里剩下的男人都戴有各种“帽子”。据说他们还有点幸灾乐祸，因为被解放军打死的很多人都是在“民主改革”中斗争过他们的积极分子。后来工作组去落实政策的时候，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因为原来乡里的书记和乡长都成了“叛乱”的政委和司令，党员和积极分子都成了“叛乱分子”，结果杀的杀，关的关，一个党员也没有了，整个班子全完蛋了。可是要重新发展党员非常困难，因为当时入党的条件是，凡亲属中有“管关杀叛代”（指被管制的、被关押的、被处决的人，以及“叛乱分子”和“领主、代理人”）这五类分子都不能入党，但实际情况却是整个乡里几乎找不到符合条件的人。 自1973年之后，一共派去了四批工作组，最后才确定，“被杀的里面基本上都杀错了”。普卜感叹道： “可这有什么用，杀都杀完了，包括那个‘红色喇嘛’。除了杀错的，还有太多的关错了的，像边坝县县长就被关在监狱里，是巴塘藏族，叫向于华（音），后来当昌都地委秘书长，党校校长，现在退休了。我一听就说他妈的，怎么会连县长都成了‘叛乱分子’！他当时被说成是‘叛乱’政委，其实他只是边坝‘造总’的政委。更好笑的是，被说成是‘叛乱’司令的竟然还是一个汉族，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是邮电局的一个一般干部，边坝县‘造总’的第一把手，他好像是被杀了。哈！一个汉族搞什么‘叛乱’！　……总之边坝县就因为所谓的“叛乱”杀得一塌糊涂，但实质上是严重地扩大化，实际上那些被枪毙的人当中只有个别的算是杀对了，像那个勒死解放军的女子，她可能算是杀对了，其他的好像没有杀对的，可以说几乎都杀错了。” 五，人民公社 就1969年的系列暴力事件，新华社记者巴尚提出值得关注的因素——人民公社： “日喀则的谢通门县是在派性斗争中撤销了人民公社。公社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在西藏并不适合，不应该在西藏建立公社，连合作社都不该搞，而应该是把互助组搞起来，让群众富裕起来以后再说怎么走的问题。都是一阵风，内地搞公社了，西藏这边也跟着推行，却不顾西藏的实际情况，老百姓经济基础和思想准备都没有，吃了很多苦头。” 是的，对于西藏的农牧民来说，“人民公社”是整个文化大革命跟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生最直接，也是最密切的关系的象征。“人民公社”恶化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正如“破四旧”粉碎了他们的精神生活。 1959年之后，对西藏农村和牧区实行的“民主改革”是对西藏传统经济的一次革命，使“百万翻身农奴”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成立。然而，“人民公社化”却颠覆了这一“翻身”成果。党的干部们急欲使西藏跟上全中国的步伐，开始了公社化的尝试。早在1960年，西藏农村已经建立起8千多个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试办了七、八十个合作社，但鉴于西藏彼时“平叛”不久、局势不稳的实际情况而暂停。1965年，西藏开始试办人民公社。到1966年初，已经办起了130个人民公社。1968年革委会成立之后更是快马加鞭地大办人民公社，到1975年，西藏99％的乡完成公社化，共建立人民公社1925个（《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这无疑是革委会的胜利成果。 在中国实行人民公社化的成果，是出现了以战天斗地的精神来改造自然、把穷山恶水变成人间良田的一个名叫大寨的人民公社。从1970代初期开始，毛泽东一声号召——“农业学大寨”，使得全中国所有农村投入到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劳动高潮中。西藏也和中国内地的所有农村一样，要把每一个人民公社都建成大寨式的人民公社。因此，西藏当年的农牧民们恐怕一生中最记得中国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北京，一个就是大寨。 如何学大寨呢？除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即搞水利、修梯田，一些并不符合当地情况的政策出笼，如盲目开垦草场、牧场搞粮食种植，把种植青稞改为种植冬小麦等等，这在以后被认为“既是一种社会灾难，也是一种生态灾难”。青稞是青藏高原最主要的农作物，也是最适宜在高海拔地带生长的农作物，由青稞而加工成的糌粑，是使西藏民族在这块绝对高地上繁衍生存下去的主要因素。实际上，西藏人并不喜欢吃小麦，而且在西藏种植出来的小麦品质之差简直无法食用。 尤其是，公社化没收了农牧民的土地和牲畜；而在集体化的劳动中，工分收入极其微薄，包括公粮在内的税收虽不算多却也并不轻松，农村和牧区之间以物易物的传统方式（如用青稞交换酥油和肉类）被取消，改由政府统一配给口粮等等，加上雪灾、雹灾等各种天灾，使得民不聊生，甚至有整村、整村的人在外行乞。“根据中共自己的评估和统计，公社化后期，全西藏有50万人的生活比不上公社化以前，其中有近20万人生活相当困难。这个数字在当时西藏180万的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是相当高的。连西藏的中共首脑都承认，西藏老百姓‘没有尝到公社化的甜头，或者吃了苦头。’”（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运》，明镜出版社） 与此同时，在公社化的进程中，还对西藏农村和牧区的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破坏。精通藏语的美国藏学家ＭＣ戈德斯坦，在1980年代对西藏西部牧区为期16个月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十）》，西藏人民出版社）： “个人的宗教活动被禁止，寺院和祈祷墙等都被拆除了，牧民们被强迫抛弃他们头脑中深深印有的一些价值观念和风俗。例如，男人必须剪去他们那有特色的刘海和辫子，妇女也要求打破女人不能宰杀动物的戒规。这是一个可怕的时期，因为牧民们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准则都被故意地颠倒过来，更糟的是缺乏食物。西藏的干部操纵的阶级斗争大会以及大量倾泻的歪曲一切事物的宣传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和不和谐。在某种意义上，政府仅仅想从语言上减少西藏人对传统论理的认同。” 为此，他的总结是：“这一时期中国的政策是想保持牧场的经济，但破坏掉牧场的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结构”。 其实，人民公社化在西藏的很多农村和牧区激起强烈的反响。当年在昌都一个区里当区干部的霍康强巴旦达说，当时农区已经完成了公社化，接着在牧区办公社。他所在区里的文书在大会上表示异议，说牧民们不愿意办公社，因为他们对自己放牧的牲畜很有感情，可现在要把牲畜都交给生产队，他们的心里很难受。就因为这句话，县公安局的员警连夜抓人，这位文书被关了整整３年。 戈德斯坦所考察的日喀则地区昂仁县帕拉乡在1969年年底，因为反抗把牧区变成公社，“大多数的牧民在传统领袖领导下发动起义，控制了该地区，杀死了几个亲中国的西藏官员。他们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政府，宣称提倡宗教和经济自由。很快，‘叛乱’就被南部开来的中国军队平息。中国政府逮捕或处死了一批领导人，对其他人进行监禁或再教育，然后建立了公社和革命委员会……”（同上）。也就是说，在1969年的一系列混杂着各种目的的反抗事件中，有些正是出于对公社化的反抗。正如当时流传在西藏底层的一句话：“解放就如同给人们戴上了一顶湿皮帽。皮帽干得越快，就箍得越紧。”于是，曾经获得解放的“翻身农奴”表示不愿意要这样的“解放”，喊出了“吃糌粑的赶走吃大米的”口号。 也有例外的，比如“尼木事件”并不是因为反对公社化而激起的反抗。当时，尼木县正在酝酿办人民公社而尚未开始，事实上，反而是“尼木事件”被平息之后办起来的人民公社多少救助了当地的农民，正如介绍过“尼木事件”的尼木农民德朗所说： “……记得造反派成立的那年（1968年），我们大都没有缴税（交公粮）。但第二年，也就是反抗的那年，尼木受灾，可是在镇压之后，县里逼着我们把两年的税（公粮）一起缴。这么一来，家家没有糌粑吃，生活非常困难。1970年开始在尼木大搞人民公社化。西藏很多地方的人说，人民公社建起来之后生活很困难，但是在尼木，如果没有人民公社的话，可能很多人都饿死了。人民公社其实救了我们，至少公社建起来之后大家还可以分到一点点粮食。” 因此，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并非可以简单化地一言以蔽之，而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如此之多的可能性，实际上都缘于一个前提：革命。一位元伴随着发生在西藏的所有革命度过了大半生的藏人知识份子说：“1959年以后的‘民主改革’是对西藏经济的革命；1966年的‘文革’是对西藏文化的革命。两次革命，使得西藏彻底变了样。”而人民公社化，是夹杂在对西藏文化的革命之中对西藏经济的又一次革命。也就是说，如此具有颠覆性的一次次革命，等于是要连根挖去一个民族深扎在雪域大地上的根，所触及的不但是藏人的皮肉，使他们贫困交加；所触及的更是藏人的灵魂，使他们在丧失传统和信仰的时候，内心分裂，魂无所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谓的“再叛”之名是成立的，至少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涌现了许许多多决意赴死的民族主义者。 六，大开杀戒 的确如巴尚所说，“实际上这些事件很复杂”。而且，参与者“应该分开来看，具体分析”，而不是一概以“叛乱分子”来处理。但在这一点上，巴尚的结论显然有误。他说：“后来对‘尼木事件’的处理并没有触及到一般群众的，无论公审、枪毙和判刑，处理的都是尼姑和尼姑手下的骨干分子。”事实上，军队在“平息再叛”或者说“平息反革命暴乱”时，采取的是以一儆百、大开杀戒的手段。如“造总”总司令陶长松所说： “像69年的事情，任荣（时任西藏军区副政委兼西藏自治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被认为支持‘大联指’）最近写了一本书《戎马征程》，其中强调什么所谓的‘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杀害军宣队、基层干部、群众等等，我给他算了一下，大概有180多个人。这是他说的。我就想问他，而你后来这个‘平叛’又打死了多少人呢？这里面有大量很生动的材料。当时军队要来了，有的书记也好，县长也好，都是汉族，其中县委书记居多，下台了，没有权了，但是看到解放军来，群众说要跑，县委书记就大声疾呼，你们不能跑啊，你们要跑的话，解放军真的会把你们统统都当成‘叛匪’来杀的。可老百姓也不懂啊，怎么可能相信你一个靠边站的领导干部根本不会听他的话，所以就跑，结果究竟打死多少人，现在这个数字都很难说，很难统计。” 所谓平息“再叛”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便是大规模的逮捕、关押和公开处决。“尼木阿尼”赤列曲珍成为西藏人人皆知的“反动分子”。她是因为“再叛”而被第一批公审处决的１８人中最著名的一个。大概是1970年2月，当天拉萨人几乎倾城而出，被带往公审大会的现场——“拉萨人民体育场”和位于南郊一带的流沙河刑场，去接受触目惊心的“阶级教育”。身穿暗红色氆氇藏袍的赤列曲珍，身体瘦弱，被公审批斗。一位曾在西藏当兵、工作三十多年的汉人老先生，在2005年1月的北京告诉我，当时他就站在赤列曲珍的跟前，非常清晰地看见了赤列曲珍在被枪毙之前的样子，“那简直比张志新还惨”，这是他的原话。我就问：“她的喉管也被割了吗？”他说：“是的，怕她喊口号，扰乱人心，不但把她的喉管割了，还用几根铁丝穿透了她的腮帮，从这边穿到那边，再紧紧地拴在脑后，结果满嘴、满脸都流着血，胸前也是血，惨不忍睹。”我又问：“那么，她当时还活着吗？”他说：“还活着，可是就跟死了差不多。” 被枪毙的人中没有“尼木事件”的另一个首领热群，他在军队“剿匪”时与几个“叛乱分子”逃掉了。据说军队一直在追捕他们，还勒令热群的妻子背着孩子，满山遍野地边走边喊热群的名字，解放军则在暗地里跟着，但始终没有寻见他们的踪影。人们都以为他们逃到了印度，可是流亡政府那边也只是闻其名而不知其下落。或许，热群几人早在逃亡的路上丢了性命。 此时，“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已经蔓延全中国，正如后来连中共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结论，实际上是搞残酷斗争，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可谓是“文革”时期所有运动中最为残酷的运动。与中国各地的情况相仿，西藏也同样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其打击面之大，不但两派中的“造总”土崩瓦解，更导致许许多多的西藏人家破人亡。不久，又一场新的运动“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开始了，其残酷程度同样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除了枪毙“叛乱分子”，还要枪毙“叛国分子”，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由于不少人因不堪恐怖与贫困而逃往印度等周边国家，有些人不幸被抓获便以“叛国分子”的罪名予以严惩。其中一个叫图登晋美的年轻人，是拉萨中学高66班的学生，他与他的女朋友华小青（半藏半汉）在逃亡时被捕。华小青在监狱里遭到管制人员强奸，当晚自杀。图登晋美被公审处决。他的一位同学至今忘记不了当时惨不忍睹的情景：“枪毙图登晋美那天，我们看见了。把他游街的时候，我们亲眼看见他五花大绑，背上插一块牌子，脖子上捆着绳子，人已经快被勒死了。其实人已经勒死了。到刑场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脸肿得很大，惨白。那时候他可能才20岁的样子”。昔日的贵族官员、文革时的“牛鬼蛇神”桑颇才旺仁增的小儿子也因企图越境而被枪毙。与其一起图谋逃亡的有三人，两人被枪毙，一个女孩被判二十年徒刑。曾因与中共合作而在1058年被任命为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桑颇，竟然眼见儿子丧命于解放军的枪下却救不得，内心不知是何感受。 在所谓的“叛国分子”中，甚至只因有外逃的打算也会招致杀身之祸。如在山南加查县与曲松县之间的波塘拉山修公路时，几个家庭出身成份属于“领主”或者“代理人”的年轻人，不堪生活艰难和精神压抑，言谈中流露出越境逃往印度的想法，却被一位名叫格桑强久的同伴告密，修路队的领导立即上报，从拉萨派来了数名解放军军人将这几个年轻人全部逮捕。不久，16岁的东觉和14岁的次多被公审枪毙；18岁的索朗勒扎在狱中被打死；1950年代期间，被中共盛赞的“爱国上层人士”擦珠活佛的外甥约16岁，被判刑20年，后来获释之后还是去了印度，从此不归。 据说有这么三个被枪毙的人算得上很荒唐。一是河坝林居委会的一位疯了的尼姑，大概60多岁，其罪名是因为将毛泽东的画像倒贴在墙上；二是在五六十年代担任拉萨市参事委员会委员的群觉，因于1940年代期间，在当某个县里的秘书时，将当时担任摄政王的热振活佛手下的一个违法的商人施予重刑致死，而这本属历史事件，却也被翻腾出来，莫名成为判处死刑的理由；三是在1960年拉萨穆斯林要求划归外籍而举行的“拒粮事件”中，一位甚为活跃的回族穆斯林也被当作“叛乱分子”而遭处决。 为了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当时盛行的作法，一是将宣判死刑的布告到处张贴，被处决者的照片或名字上画有一个醒目的红叉；二是举行群众性的公审大会，公审之后便由解放军士兵押上卡车全城游街，再驶往刑场予以枪毙，有些人未到刑场就已被铁丝或绳索活活勒死。无论公审还是处决，其亲属必须站在前排“接受教育”，而且既不准收尸，还要上交绳索费和子弹费，并须公开表态感谢党消灭了“阶级敌人”。很多人在狱中不堪折磨而自杀，也有人被虐待致死。 宽敞的拉萨人民体育场成为集合数万人的公审大会会场，而杀人的刑场则有好几处，如沙拉寺天葬台附近、献多电厂旁边的天葬台附近、蔡公塘天葬台附近、古扎拘留所旁边的天葬台附近、流沙河一带。要说明的是，在天葬台附近实行死刑，并非可以将那些被处决者按照西藏传统葬俗就地天葬。天葬的习俗属于“四旧”，早已禁绝。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哭泣去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 　　1 　　1492年常常被视为人类近代史的起点。这一年，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德和伊莎贝拉收复了最后一座城市格林纳达。在此之前，西班牙已经被穆斯林统治了近800年。格林纳达的光复使欧洲成为基督教的欧洲。这场血腥的胜利拉开了一个血海中的“西方崛起”。 　　就在穆斯林和犹太人被赶出西班牙的同时，哥伦布带着一本破旧的《马可波罗游记》，向西方驶去，他要到达那个铺满黄金的东方。他用4个月看不见陆地的航行，成功穿越大西洋，来到了美洲“新大陆”，但他认为自己脚下的陆地是日本。这一天是1492年10月12日。 　　当时的美洲人口与欧洲相仿，分别属于印加、玛雅和阿兹特克3个文明帝国。印加帝国包括如今的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和阿根廷，拥有350万人口。1532年，皮萨罗和他的200名西班牙流氓，竟然征服了偌大的印加帝国。西班牙人的火药、战马、钢刀、铁甲和轮子，这些东西对印加人来说闻所未闻。印加人没有火药、没有马、没有轮子，更没有钢铁，但他们有黄金。正因为黄金，印加人遭到了灭顶之灾。私生子皮萨罗堪称一个最为职业的侩子手。他意志坚毅、手段残忍、富于领袖气质。他对自己来到美洲的目的毫不掩饰：“我来此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黄金！” 　　皮萨罗极其卑鄙地绑架了印加帝国的皇帝阿达瓦尔帕，要求印加人用一屋子（阿达瓦尔帕囚室）的黄金来赎取他们的皇帝。在此之前，这些西班牙人已经从印加人那里洗劫走了他们所见到的所有黄金。1533年8月29日，皮萨罗在得到近5吨黄金的赎金后，将阿达瓦尔帕作为一个异教徒活活烧死。阿达瓦尔帕临死前质问这些文明人：“我有何罪？”在童话里，狼对羊说：“不管你有没有罪，我都要吃你！” 　　西班牙人无耻地要求阿达瓦尔帕，他如果愿意皈依基督教的话，就可以获得一个基督徒的幸福绞刑，但阿达瓦尔帕拒绝了。征服者总是将自己的故事改编成为一个传播上帝福音的道德神话。但亚当?斯密谴责道：探险者征服新大陆的唯一动机就是这种“宗教化的黄金渴望”。对他们来说，黄金才是真正的上帝。一个美洲原住民说：白人来的时候，他们手里拿着圣经，我们手里拿着黄金；白人走的时候，我们手里拿着圣经，他们手里拿着黄金。 　　整个16世纪，新大陆的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跨越大西洋，运抵西班牙。到16世纪末，欧洲储存的黄金白银达到1492年新大陆发现之前的整整5倍。人们或许以为，西班牙一下子有了这么多黄金和白银，那一定是变得极其富有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些用印第安人血汗铸成的滚滚财富并没有留在西班牙征服者手中，左手进右手出，这些横财很快就流进了西欧人和中国人的腰包。西谚有云“easy come，easy go”（来得容易，去得快），这些财宝很快就被权贵们挥霍殆尽。滚滚而来的黄金使西班牙沉醉于奢侈品消费而不是生产，西班牙人如同一个成功抢劫了银行或者中了头彩的暴发户，四处炫耀，沉醉于宴会和奢侈品。在驱逐了犹太人和穆斯林之后，西班牙几乎成为一个文盲的国度，知识遭到普遍的鄙视，人们眼里只剩下金钱。 　　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西班牙无疑是第一个崛起的大国。西班牙崛起的秘诀很简单，就是对美洲人和非洲人的掠夺和奴役。美洲数以千百万计的印第安人死于屠杀和苦役之中。新航路发现之后一个世纪，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口就减少了90％。在圣多明各岛，土著居民几乎被殖民者屠杀殆尽。抢劫和掠夺是欧洲殖民者惯用的手段。抢劫是赤裸裸的，掠夺却更为深入而形式多样，包括掠夺财富、资源和劳动力。在秘鲁，西班牙征服者仅一次就运走130万盎斯的黄金。他们用抢劫到的黄金铸成四个美洲驼雕塑，和12个像真人一样大的妇女塑像。 　　2 　　当西班牙和葡萄牙饕餮美洲金银大餐时，英法荷也在寻求分一杯羹。历史学家肯尼斯安德鲁斯认为，大西洋海盗的猖獗背后是英法荷的国家支持。贼吃贼，两头肥。英国以海盗国家著称，为了对西班牙实行海盗掠夺，英国成立了由国家特许的股份制海盗公司。在伊丽莎白时期，英国海盗每年使西班牙殖民者损失达300万杜卡特。著名的海盗德雷克甚至绕道麦哲伦海峡洗劫了美洲西海岸，一次就掠获了50万英镑的金银，相当于英国王室一年的总收入。德雷克返回普利思茅时，女王亲自来到港口迎接，并授予他骑士勋章。而伊丽莎白本人就是海盗集团的大股东。 　　在16世纪，西班牙因为海盗问题常常与英法荷等国家兵戎相见。1588年，养尊处优骄横跋扈的西班牙无敌舰队竟被英国海盗船队打得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西班牙时代就这样倏忽间结束了。英国成为一个新的日不落帝国。 　　英国的殖民掠夺是就近从爱尔兰开始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对爱尔兰进行了涸泽而渔的大劫掠，据说当时的爱尔兰人“四肢着地从森林的各个角落爬出来，如同幽灵一般；他们骨瘦如柴的的四肢几乎无力支撑自己的身体。他们依靠野生动物的尸体维生，甚至抢食墓穴里挖出的死尸。”英国对爱尔兰的劫掠一直持续了几百年。19世纪中期爱尔兰发生马铃薯饥荒，数百万人饿死，但粮食依然源源不断地从爱尔兰运向英国。而英国正忙着举办第一届世博会，向世界炫耀自己的富足。 　　毛纺工业吹响了工业革命的第一声号角，圈地运动将英国农民从土地上驱逐。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国，进城务工的失地农民占到英国农民的1/3以上。大多数农民几乎处于赤贫状态，他们没有什么财产，吃的是黑面包，穿着麻布衣服。当时的一首民谣中唱道： 　　除了地面，别无住所 　　无凳可坐，门上无锁 　　夜晚无草可寝 　　更无烛台照明 　　马尔萨斯们认为，贫穷是因为懒惰，而懒惰是一种罪恶，因此贫穷就是犯罪。英国政府颁布《济贫法》，禁止失地农民流浪，任何流浪者都将被警察逮捕后送往工场进行强制劳动。马克思说得不错：“国民财富与人民贫困是一回事”。在资本主义早期，英国工厂中的工人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长时间在微弱的烛光下劳作使大多数人很快的衰弱。 　　继荷兰国有殖民公司——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进行肆无忌惮地搜刮。从1757年到1766年，公司和它的职员从孟加拉掠夺了600万英镑。殖民头子克莱武白手起家，回国时拥有25万英镑的财产。 　　非洲是欧洲殖民者最早入侵的第一块大陆，血腥的奴隶贸易也是从非洲开始的。16世纪中期，英国奴隶贩子霍金斯运送300个奴隶到美洲，这是英国参与奴隶贸易的开始。17世纪，英国和法国都已经取代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贩卖奴隶的主要国家。西班牙国王曾经颁发贩奴执照，允许商人把黑人运往美洲西属殖民地贩卖。英国许多城市因奴隶贸易而兴盛起来，例如利物浦原是一个渔村，因奴隶贸易而发展为英国第三大港。 　　人贩子国家的奴隶贸易给非洲带来了惨重的损失。据估计，400年间非洲丧失的精壮人口不下1亿。从非洲运往美洲的黑人不下1500万人，死于猎奴战争和贩运途中的黑奴约为此数的5倍，整个奴隶贸易使非洲丧失的人口中，多一半人在运往美洲的途中受尽折磨而死亡。 　　1840年，英国以国际贸易的名义发动对华战争，以国家的名义对大清帝国贩运毒品鸦片。这场国家贩毒贸易使英国从这个富庶的东方帝国获取了数亿美元的财富。这种不正义的敛聚行为在以后的100多年中，使很多中国人认为英国是中国贫穷的原因。毛万岁就说：“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英国文学家奥威尔曾经抨击道：“我们都是靠抢劫亚洲苦力才得以生存的，我们中间那些‘开明的’人都认为这些苦力应该得到解放，但是我们的生活水准，因之也是我们的‘开明’，却要求这种抢劫继续下去。”（《鲁德亚德·吉卜林》） 　　十九世纪被霍布斯鲍姆称之为“帝国的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全球建立殖民地的时代，大英帝国就是十九世纪全球政治的象征。英国与大英帝国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帝国仅仅是英国赢利的机器，英国人对帝国臣民没有关爱，自然没有道德和政治责任，除了利益就只剩下亚当·斯密所说的同情和怜悯。 　　英国以300年的辉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日薄西山，但“英国的孩子”长大了——美利坚合众国接替联合王国成为世界的主宰，英语成为人类第一语言。200多年前，一群愤世嫉俗的英国人来到寒冷的北美洲，他们带着圣经和枪炮，对数百万美洲人宣布，这块土地属于高贵的白种人。在以后的200年里，美洲人在枪弹和贫穷中消失，非洲黑奴和中国猪仔成为最廉价的劳力。当黑奴变成一根根铁轨，猪仔变成铁轨下的枕木时，美利坚的列车启动了，并且越来越快，成为钢铁时代的火车头。直到40多年前，取消奴役取消剥夺取消暴力还是美国的“一个梦想”，马丁?路德?金为了争取几千万黑人的公民权惨遭杀害。 　　3 　　100年前，大清帝国在哀鸿遍野饿殍盈城中破产崩溃。中国进入一个原始丛林的土匪山寨时代，直到40年后，一支最强大的“土匪”胜出。中国恢复了秩序，但并没有恢复富足。超英赶美在一片自闭和狂热中成为一场民族自虐。在第一个30年，中国以令人咋舌的极高比例进行原始积累，甚至不惜采取公社式集中营模式进行杀鸡取卵。当中国人付出30年如一日的石器时代生活和亿万条“非正常死亡”的生命之后，中国并没有摆脱积贫积弱的诅咒。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第二个30年里，中国终于崛起了，沿着西班牙、英国和美国当年走过的道路——这就是殖民主义。唯一的不同是，后者的殖民主义是对异族野蛮人进行掠夺和奴役，前者的殖民主义却是对同族弱势群体进行掠夺和奴役。从掠夺奴役对象的不同，殖民主义可以分为外殖民主义和内殖民主义。但任何殖民主义都是一种杀鸡取卵涸泽而渔式的短期性的不可持续的暴力攫取模式。早期的西方殖民主义并没持续很久，而当下中国的殖民主义也早就被断言是“不可持续的”（温家宝语）。 　　任何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大都采取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如武装占领、海外移民、海盗式的掠夺、欺诈性的贸易、血腥的奴隶买卖等。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和中国政治经济学反复批判的殖民主义。殖民主义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的不二法门，任何一个大国都概莫能外。进入现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已经逐步摆脱了原始资本主义，从而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主要通过的自由贸易的形式，把其他国家变成自己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以及廉价劳动力和雇佣兵的来源地。现代以来，殖民主义阴魂逐渐散去，暴力性的掠夺与奴役被非暴力的知识经济优势所取代。从未有过殖民罪恶历史的芬兰瑞士正是这种新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比尔?盖茨更是完全不同于皮萨罗德雷克的新富翁模式，他的富裕并没有使他人贫穷。 　　原始资本主义也就是野蛮资本主义，它的本质是暴力掠夺，而不是生产力创新。它处于资本主义发轫的原始积累时期，充满野蛮血腥而不择手段。在这个阶段，整个社会正在普遍地从饿死鬼式的穷一代向挥霍炫富的富二代转化，有奶就是娘，发财是硬道理，正像1511年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所说：“占有黄金！无论是巧取还是豪夺，都必须占有黄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原始资本主义就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不能叫市场经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烈批判重商主义的不正义。因为重商主义必然导致贫富悬殊，富人的财富全部来自对穷人的掠夺上。在这一点上，亚当?斯密的态度与马克思是一致的。马克思曾愤慨地说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巴尔扎克更是一针见血：“每一笔巨额财富背后都充满罪恶。” 　　人类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是人类走向富裕的唯一道路。虽然自诩社会主义国家，但毫无疑问，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资本主义，而中国这30年正处于原始资本主义进行野蛮血腥积累的黑暗阶段。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等这些西方黑暗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类良心，他们用自己手中的鹅毛笔记录了资本主义巨兽初次来到人间的可怕景象。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将鹅毛笔变成了一把匕首，他们试图以暴力的革命与专制来代替暴力的掠夺与奴役。 　　从各种社会现实来看，当下中国无疑正处于一个中国版巴尔扎克时代和马克思时代：血腥暴富、法律失范、暴力化、权力失控、道德沦丧、去政治化、拜金主义、贫富悬殊、不择手段…… 　　回首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始终都是步西方崛起的后尘，在资本主义覆辙中滑行，不过实行的是马克思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亚当?斯密的自由资本主义。 　　中国在经济规模上已居世界第二位，可是离工业化的目标依然遥远，在工业技术和现代化总体水平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作为低技术产品制造大国，中国无法取代日本成为东亚经济的“领头雁”；中国只能依靠奴隶一般的廉价劳动力和“血汗工厂”，从日韩等国进口设备和关键零部件，在本国完成组装后，将低技术产品大量出口到美欧等发达国家市场，换取一点血汗外汇供权贵阶层挥霍。中国依靠低工资低环保低人权低福利形成的“比较优势”，如同周星驰电影中的那个“还有谁比我惨”一样，实在难以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欧盟与美国始终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模式”在西方政治家眼里不过是个真实的谎言。在中国庞大经济规模掩饰下，其脆弱的经济结构和低劣的工业化水平，决定了中国根本不具备挑战世界强国的实力，更不具备制定国际规则和领导世界的能力。 　　4 　　60年前，中国政府就以公私合营的手段掠夺一切民间资本，以“斗地主”掠夺富裕农民的财产，之后打开通往对全体国民的奴役之路。无论单位职工还是公社社员，都只是一个专事生产的奴隶，而不是一个有生活的人。30年间，中国政府以低买高卖的“剪刀差”从那些黎黑枯槁的农民身上掠走7800亿之巨。进入最近30年后，中国政府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联手，继续推进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中国提供市场、环境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西方提供资本和技术，然后西方国家拿走大部分利润，中国政府分一杯羹。在这种模式下，西方资本与中国权力都是受益者，而中国民众却是被掠夺和被奴役者。 　　在西方资本难以到达的地区，毫无技术含量的房地产成为中国原始资本主义进行血腥积累和残酷掠夺的唯一模式。政府以暴力方式夺取原住民的土地，然后以高昂的房价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兴市民群体进行掠夺。2011年初，中国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宣布，最近5年来，中国政府从农民手中成功夺取3300多万亩，获得土地暴利7万多亿元。仅仅过去的2010年，通过毫不留情的土地抢劫和拍卖，中国政府就获取暴利达27000亿元。通过无数唐福珍钱云会这样的惨案，这些来自土地的巨额黄金最后都进入官僚们的金库。中国政府以法律的名义将所有的土地以及地下矿藏都纳为己有。中国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实际是70年的土地租金。也就是说，每过70年，中国政府就可以再收一次。 　　2010年“涨”声一片，中国政府新增货币10.38万亿元，增幅高达19.46％。同期，美国M2年增长3.3%。日本则控制在2.5%左右。通货膨胀的阴险之处在于以降低民众手中的货币购买力来对全体国民进行掠夺。 　　20年前，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秉承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建立了著名的“华盛顿共识”，提出减少政府监管和干预，市场自由化和透明化，企业私有化，经济市场化。华盛顿共识催生了互联网经济，进一步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与此相反，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彻底反动。从某种意义上，美国《时代》周刊编辑乔舒亚·库珀将中国模式称作“北京共识”，就是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北京共识”中的高储蓄率和巨额外汇储备都具有重商主义色彩，与权力退场的“华盛顿共识”背道而驰。如果说后者是国家社会主义，前者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马克思坚信：“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挺而走险；如果有2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那么资本家们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中国当下这种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国家资本主义使政府公司化、官员老板化、权力资本化、社会暴力化。政府已经抛弃其政治伦理和正义性，政府和官员完全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同时，权力至上金钱至上使法治精神被完全抛弃，人权和私人财产所有权失去依托和安全感。这一切都使中国的未来预期充满极大的不确定性。不管是非暴力的赎买手段，还是暴力性革命，这都将给当前的资本所有者和权力所有者带来一种危险的预期。 　　中国官方最资深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中国模式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点是自由的自主的交换，如果强势政府强化到主导经济资源配量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了。”吴敬琏批评道，中国在暴力的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垄断的土地资源成为一个巨大的寻租空间。政府通过暴力夺取土地，农民的损失恰恰就是政府的获利，中国政府仅此一项就获得30多万亿巨额积累。权贵资本主义也常常被称作“裙带资本主义”。与吴敬琏的看法类似，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中国是官僚资本主义。杨继绳则认为中国模式就是“权力市场经济”。在中国这种去公民化的政治利益体制下，国家（权力）、官僚与权贵，三者之间本身就具有极大重合，或者说是三位一体。 　　黄亚生认为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退出了真正的经济自由化。他写道，在80年代，中国发展出一种创业型资本主义，农村小型企业的企业家们扮演了领导角色。但到了90年代，中国开始转向有利于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型城市企业的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黄亚生质疑这种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理由是愈演愈烈的腐败、反复发作的资产泡沫和整体生产要素增长的减缓。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展经济学博士岳健勇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市场列宁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姻，即在坚持集权制度不容挑战的前提下，建立在对外依附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对内缺乏公平和正义的基础上的一种畸形经济增长。工业化是世界现代史上任何一个大国崛起的真实基础，“中国模式”神话的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一种无技术工业化，也就是高度依赖外国市场和技术的依附式发展。这虽然带来了当下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却是以牺牲中国的自主发展为代价的。 　　日益猖獗的权贵资本主义以及全球化的殖民主义联手绞杀着中国工业化发展，中国发展方式不得不走向低智疯狂的房地产赌局，就如同天朝崩溃之前，人们疯狂地扑向鸦片。全球化成为中国的鸦片，中国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依靠殖民主义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模式已经令中国四处树敌，中国建立在压制劳工权利基础上的廉价出口不但被广泛指责为不公平竞争，更被认为是造成全球失衡的重要根源。 　　达尔富尔问题曾经一度使中国在世界上声名狼藉，很多西方学者批评中国对非洲实行殖民主义。事实上，比起150年前欧洲人用暴力对非洲的杀戮掠夺和奴役来，中国几乎就是那位郑和公公一般的散财童子。与其说中国人在殖民非洲，不如说中国人在殖民自己。对一个后发性的国家来说，还有什么资格去殖民他人，除非殖民自己。 　　中国政府曾于2006年宣布要跨越式发展，在2020年把中国建成“创新型国家”，通过推动本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把中国技术对外依存度从70%降至30%。5年多过去了，中国企业整体上“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状况没有根本改观。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工业设备、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依靠进口”。中国企业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发达国家市场，在原始创新上的国际竞争力都远远落后于西方企业、甚至台湾企业。 　　中国并不具有芬兰（通讯信息）或者瑞士（手表银行）那样的软实力，中国可以依靠的只有广袤的土地、充足廉价听话的奴隶（老百姓）和环境资源，而这三项恰恰是殖民地的经济特征。因此一场后现代的殖民运动就在中国席卷而来，大量的土地被暴力和鲜血浸透、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塞满中国的列车、空气和水和土壤全部遭到严重污染。土地灾难、社会灾难和生态灾难，这一切就是这场殖民运动的并发症，而贪婪残忍的殖民者就是所谓的国家、权贵或者官僚。 　　5 　　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在国际大分工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人权低谷”，资本和权力在这里可以为所欲为。从经济层面分析，中国模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公式，廉价劳动力+投资+加工制造+出口+外汇储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为近现代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崛起必须建立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英国因抢占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从而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者。美国抢占了以电器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从而代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者，之后又因为抢占了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致使美国继续保持发展的活力。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却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所以中国名为世界工厂，实为世界加工厂。 　　秦晖教授曾经指出，所谓中国模式就是低人权优势。殖民主义本身就低人权或去人权化的经济模式。低人权之所以成为一种优势，在于政治的邪恶与反动。发展经济本身就是为了提高人权，而不是降低人权和剥夺人权。中国模式已经持续了30年，所谓的优势正在转化为劣势。在中国崛起的阴影下，这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人权深渊，为此被世界各国诟病。隐隐作痛的人权灾难正成为勃起的中国无法弥补的痔疮。从中国当下社会的各种乱象来说，所谓中国崛起的模式仍是200年前西方崛起的传统道路，从形式上即重商主义，从行为上即殖民主义。与军费并驾齐驱的维稳主义本身就对殖民主义的支撑。因为殖民依靠的就是暴力和压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必然有反抗。 　　殖民政治的特点是将民众变成被掠夺和被奴役的对象，他们只是干活的牲畜、奴隶或者老百姓，无论如何称呼，意思都一样。殖民政权属于殖民者的禁脔，决不容许奴隶们置喙染指。每一任总督都是从天而降，来刮地皮的，与奴隶们没有任何关系。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是狼与羊的关系，羊只是狼的食物，而不是一种与狼同等的生命，所以奴隶不属于人类，或者是劣等人。羊常常跪求狼的开恩，然后再温顺悲切地被狼吃掉。当年圣雄甘地以不合作而不是乞求，最后使英国殖民者崩溃。对殖民者来说，乞求永远是一件赏心悦目增加食欲的美景。 　　中国特色的殖民主义与西方早期的殖民主义略有不同，西方崛起依靠对外掠夺和奴役，中国崛起依靠对内掠夺和奴役。对中国这场内殖民运动来说，唯一的方便之处是不需要贩卖奴隶，因为在中国，自古就有无数的人等着被贩卖。当年的中国猪仔与非洲黑奴之区别，就在于前者是自愿的，后者是被迫的。中国人从来都是勤劳而不勇敢的，能流汗流泪得到的从来不愿意去流血得到。这与构成欧洲主体的日耳曼人截然相反。 　　在每年高达1万亿的“三公消费”的奢靡中，中国30年的崛起道路一直弥漫着泡沫色彩，中国政府最为热衷的事情就是将这些泡沫打扮更加绚烂迷人，如同水立方曼妙的夜景。这个泡沫是如此美丽，这个美梦是如此完美，以至于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使一个清醒的人难以置信。中国人的财富在哪里？或许在房子里！   　几十年胼手砥足奋发图强，中国在科技教育文化政治方面并没有丝毫起色，唯一改变的是空气、水还有房子。在一场永不落幕的推土机暴政下，每一栋漂亮的房子下面都埋着无数冤魂。 　　当中国的官商富豪以私人飞机个人游艇和收藏品奢侈品展开疯狂炫富竞赛时，常常让人想起一掷千金挥金如土的加勒比海盗和西班牙征服者。无论2009年燃烧在屋顶的唐福珍，还是2010年惨死在车轮下的钱云会，当他们都成为一个血色中国的历史符号时，常常使人想起200年前的印第安人和毛利人。当富士康上演跳楼比赛时，常常让人想起狄更斯笔下的“雾都孤儿”。美国总统奥巴马随便说了一句“缺乏自由的繁荣是另一种形式的贫乏”，中国政府做贼心虚地急忙狡辩：“希望有关国家尊重各国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小说《少年》中有这样的议论：“如今，人们把俄罗斯砍伐精光，耗损她的土壤，把她变成一片荒地……如果有人怀着希望栽植树木——大家就会笑起来：‘难道你等得到那一天吗？’……把人巩固起来的概念完全消逝了，大家都象住在旅馆里，明天就要离开俄罗斯，只要东西够用就算了。” 　　在2010年，天灾人祸中的海地让全人类提前看到了世界末日，人们怎会相信它曾经是地球最为繁荣富裕的殖民地，而且它第一个取得独立。中国农业问题专家党国英说：“中国目前粮食高产主要是依靠化肥、农药，依靠地表水和地下水灌溉，为此我们付出了极大的环境代价。”在殖民体系中，从来都是强者抢劫弱者，弱者抢劫未来，无论强者还是弱者，最后大家都没有未来。因此，早期的西方殖民者衣锦还乡，当下的中国殖民者携款移民。他们留下来的或许将不再是殖民地，但却是地狱。从五月花号上下来的那群清教徒创建了美利坚，因为他们是英国的“叛徒”。作家刘亚洲写过一篇文章《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他说：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在一些流氓国家，有很多无耻的政客一边骂美国，一边却把子女送到美国。 　　6 　　与西方早期的殖民者一样，中国殖民者同样也是一群无恶不作嗜金如血的流氓。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仅仅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吏就达1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达6500亿元人民币以上，平均每个恶棍都从中国殖民地成功掠夺了将近1亿元。去年11月洪洞警察王建勋被灭门，给移民美国的一对儿女留下的家产就达3亿多。不久31亿资产的山西首富李新明成功出逃中国，完成了他的殖民地之旅。年底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在孤寂中一命呜呼，他在美国的儿子程慕阳依靠中国殖民地已经成为亿万富翁。 　　最近《瞭望》新闻周刊指出，中国官员与商人投资移民人数近年来持续增加，特别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来自中国的移民比重迅速扩大，有的占七成以上。除了不时曝光的“裸官”现象外，一种途经海外移民，并由内商变为外商的“裸商”现象更加普遍。从某种程度上，这些手持外国护照的“裸商”更像一个来中国掘金的殖民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透露：“从1995年到2005年，我们现在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移民到国外定居。眼前我们国内还有118万“裸官”在这里潜伏着。平均每个省都有将近4万裸官，每个市县也有50多人。”中国高铁的张曙光算是最知名的“裸官”了，他为国外的妻女在瑞士银行存款达28亿，与金正日不差上下。 　　据一份《关于高级干部家属子女工作及经济情况》的“内部文件”披露：15000多名地厅级以上高干家族拥有财产达2500亿元，这仅是国内存量；他们在海外平均每人拥有财产超过1600万元，这只是不完全的保守统计。此外每年还有多达数百亿美元的黑钱从中国非法流入美国、瑞士和加拿大等地。数十年来，几乎每一天都有一个多亿的“国有资产流失”——也就是这些从中国劳动者身上掠夺来的血淋淋财富从名义上的“国有”转移为实际上的“私有”。   　阻止官商将中国掠夺盗为己有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自1994年中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收入申报法》列为立法项目算起，16年来这个“阳光法案”一直遭到全体中国官吏们的坚决反对和抵制，由此想见这些吸血鬼敛聚手段之无耻。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局长叶树养给自己设定的殖民目标是“留下2000万给儿子、2000万给女儿女婿、2000万给自己安度晚年”。 　　赖昌星回来了，那只是中国宫廷政治的一个花絮。相比之下，无数像高严、李卫民、蒋基芳和李新明这样的“成功人士”，继续用共产主义中国的钱享受着资本主义美国的生活。中国社科院2010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流失的精英和财富数量居世界首位，这是一个从谎言到神话的天路历程。最为讥讽的是，在一个人人撒谎做戏的中国，《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两部官方主旋律大片竟然是由一群“外国人”表演的，更可笑的是这些人说自己如何“爱国”。在社团90周年红歌会上，很早就移民加拿大的蒋大为仍然在高歌“祖国呵祖国，你是我温暖的家”，这几乎是对全体中国人的羞辱。经济分析学家仲大军说：“过去30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努力于发展经济，现在这些社会精英们却想要带着大笔财富离开。这笔损失的财富甚至可能超过我们所吸引的外国投资。这好比在丰收季节到来的时候，我们却发现水果都到了别人的篮子里。” 　　“90%的富豪已经移民或正在办理移民及计划移民”；体制内黑领群体的所谓移民基本接近于外逃。无论体制外还是体制内，几乎每一个人都争先恐后地逃离这个和谐国，如同逃离一场瘟疫或一个地狱。这不是神话，也不是谎言，而是不幸的现实。很多人之所以还没有离开中国，或者是还“没有捞够”，或者是没有经济能力。当一个国家的人民以离开自己的祖国为荣时，这个国家不知有多么可悲和可怜。 　　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的名言是：中国人权比美国好5倍！他还有一句名言：你是一个中国公民，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光荣的？！李部长的女儿早就不光荣的加入了美国国籍。在“非洲的儿子”成为美国总统后，一个“中国的儿子”终于成为美国大使。当无数“爱国贼”们为骆家辉而欢呼骄傲时，这个新任驻中国大使直言不讳：“作为中国移民的孩子，我代表的是美国及其作为自由、平等和充满机会的国度的许诺。”他极其常识地强调自己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 　　作为法国总统的经济顾问，雅克·阿塔利曾被评为世界100位最顶尖的思想家之一。他在其新书《国家的破产》中说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秘密：“月入不足1000欧元的中国人，却将省吃俭用的血汗钱供养着收入10倍于己的美国人。”这些“美国人”不仅包括李肇星的女儿们，也包括骆家辉的儿子们。这个残酷的世界告诉我们，这句话是真的。 　　7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建立在暴力之上的社团从一开始就缺乏传统民主意义上的合法性，它不是不断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而是被迫通过制造业绩来寻求合法性。这条路只是苟且之道。中国的各级政府更像是特殊利益集团入股的“东印度公司”，根本不顾普通民众的福利，为了获取暴利不择手段。这些“公司政府”或者“政府公司”为了GDP往往不惜以侵犯人们的经济、政治权利为代价。但民众面对这些侵犯不会一直保持沉默，其不满最终会变成间歇性的抗争。这是中国的未来，也是欧洲的过去。 　　在国外一片“华盛顿共识”被“北京共识”终结的惊呼声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了文章《北京共识的终结》，他认为该终结的恰恰是所谓的“北京共识”，并指出，经济去国家化，政治民主化是世界大趋势，中国也不能例外。 　　殖民经济属于一种黑色经济，黑吃黑是其基本规则，“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已成惯例。当年皮萨罗席卷印加人的黄金回到西班牙，马上被以“怀璧之罪”投入监狱，那些黄金遂被他人瓜分。深圳市长许宗衡从这个中国最大的殖民地敛聚20多亿，足以使新黑领“吃饱”。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河南省交通厅连续4任厅长最后都被投入监狱，这与皮萨罗并没有什么不同。皮萨罗前半生征服了整个印加帝国，他的后半生在西班牙的监狱中度过。 　　中国的新殖民主义一路在暴力和鲜血中狂奔，以暴力手段对社会底层，特别是从农民身上进行掠夺，以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需求对新兴市民进行掠夺，以东莞模式和富士康模式对劳工阶层进行奴役，以中国高铁模式挥霍浪费，对三鹿模式血铅模式残害下一代，以环境污染断送子孙未来的生存发展……在金钱的蛊惑与良心的煎熬下，中国模式总让世人欲言又止，中国模式其实就是没有模式：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是硬道理，有奶就是娘，这种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就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秘密。 　　在官场与民间一浪高过一浪的挟金移民浪潮下，“国进民退”的吸金步骤更加紧密，私营企业在政治上越来越受遭到打压，以防民间力量成长，从而挑战社团统治。反而是外企成为权力的“战略合作伙伴”，这种“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天朝传统使中国权力与西方资本结为非神圣利益同盟，社团组织试图以此来获得国际对其统治的合法性认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内，中国想要通过全球化来实现工业化是极其渺茫的。朝不保夕的社团为了暂时维持权力合法性，不得不以饮鸩止渴杀鸡取卵的办法追求短期经济增长，为此不惜放弃自主发展长期目标。教育成为教愚，学术成为权术，中国已经从根本上放弃了未来。 　　人类从暴力社会开始，进入到权力社会，最后进入到文明的法治社会，中国自古一直在暴力和权力之间反复轮回，从未真正实现权力得到理性制约的法治状态。权力具有拒绝制约的本能，在法治社会到来之前，暴力是唯一制约和消灭权力的原始手段，其结果不过是以新权力取代旧权力，而且代价昂贵。 　　在人类步入文明的现代，中国依然活在一个权力-暴力社会，精英的出走无疑是对文明的拥抱，只有法治社会才有一个国家的未来和各个人群的最大共识。殖民主义早已为人所不齿，暧昧不清得过且过的中国模式无疑成为一种说不出口的话题。中国迄今依然有多达1.5亿人处于赤贫状态。当钱云会已经成为不可饶恕的罪恶，权力完全丧失底线，暴力正在中国蔓延。法律永远只是西方人的《圣经》，上帝只会拯救西方。 　　在这个缺乏共识和认同的中国，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一场风声鹤唳鸡飞蛋打的国家危机。面对钱云会脖子上的资本主义车轮，“国进民退”的饕餮盛宴足让每个微不足道的屁民们感到脊梁沟阵阵发凉。真正明智的“富二代”和“腐二代”都如同轮船上的仓鼠，早就已经在轮船倾覆之前携巨资“乘桴浮于海”。 　　法国当代思想家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的序言中说：“那种‘以统治阶级代替市场经济’的极权主义官僚统治从不相信自己的定数。”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并且总会重复出现。在暴力和权力肆意横行的资本主义中国，殖民者还在进行移民前的最后掠夺，被殖民者已经觉醒并发起抗争。在暴力主义的殖民地文化中，知识从来都不是生产力。人们出卖自己的汗水，也出卖自己的鲜血，甚至出卖自己的良知，只有出卖才可以获得金钱。在这里，既没有灵魂的罪恶感，也没有现实的疼痛感。如果说在第一个30年里，人们曾经为一个并不存在的皇帝新装而狂欢的话，那么在第二个30年里，人们是在为一个并不存在的皇帝而狂欢；而如今，人们还在习惯性地狂欢，但已经不知道为了什么。在一次次自我折断的膝盖下，启蒙与行尸走肉的中国渐行渐远；在一个红歌泛起的蒙昧年代，马克思的幽灵又一次在中国这块魑魅魍魉横行的坟地里游荡……

伦敦骚乱令媒体想起6年前的法国青年烧车事件，移民和社会融合问题再次凸显。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欧洲虽然生病了，但并未病入骨髓，欧洲精英们需要发掘探寻“良药”来治病。当然，这恐怕没有现成“良药” 　　打开欧洲地图，自东向西沿地中海到北海，从希腊到意大利、到伊利比亚半岛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乃至孤悬北海的爱尔兰，主权债务问题一波接一波，闹腾了一年多，至今不仅尚未根本解决，而且有愈来愈烈之势。 　　从来都以社会秩序稳定、生活富足、幸福感指数长期高居全球前列的挪威和英国，于特岛上的斑斑血迹与英伦三岛处处骚乱宣告童话世界的破灭。 　　欧洲是不是病了？经济凋零、救救欧元声不绝、枪声骤起、房屋被毁、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一幕幕触目惊心的电视画面让全世界目瞪口呆。一个硕大的问号在世人心头盘旋：一直以现代文明起源地和高度一体化享誉世界的欧洲真的病了么？ 　　假如说欧洲真的病了，那么病症和问题的根结在哪里？只是偶感风寒还是已经病入膏肓？ 　　社会发展模式之病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希腊的高额债务问题开始为世界关注。到2010年4月23日，陷入严重债务危机的希腊政府被迫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欧元区历史上的首次救助行动正式启动。其后，主权债务危机似乎有着高度的“传染性”，爱尔兰、葡萄牙先后正式请求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最近，是西班牙和意大利又风传情况不妙。总之，主权债务危机已演变成欧元自1999年诞生以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打开欧洲地图，出了问题的这些国家，除了爱尔兰外，大都在地中海沿岸。这是巧合还是必然？ 为什么出现问题的大都是南欧国家？这里，核心问题是社会发展模式出了问题。 　　一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们幸福感的高低、环境的优劣与这个国家或地区采取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有直接关系。社会发展模式主要由税收政策、福利保障、公共服务和就业政策等支柱组成。 　　中国的许多读者往往想当然地把欧洲看成一个整体，但其实除了东欧，欧洲的社会经济发展大致有四个模式：北欧模式、大陆模式、地中海模式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北欧模式主要包括瑞典、芬兰、丹麦和挪威这几个国家，该模式以四高一低———“高税收”“高福利”“高收入”“高消费”“低失业率”而著称。其福利制度是欧洲最全面的、最高的，工会和雇主联盟在经济生活中作用重大。 　　大陆模式也称为莱茵模式，以德国、法国、比利时、奥地利、卢森堡等国为代表，强调对就业的保护，较高失业保障和比较全面的社会福利体系。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福利制度比不上北欧模式和大陆模式国家全面。该模式崇尚自由竞争，工会力量遭到削弱，和美国类似，解雇人员比较容易。 　　这里重点说说地中海模式。地中海模式又称为南欧模式，主要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希腊、葡萄牙等国。这一模式在福利制度上照抄大陆模式，但与大陆模式依靠企业、个人、机构和政府多方面筹集资金用于福利不同的是，这些国家更依赖国家统筹。就业政策不灵活，主要是传统产业。 　　与德国、荷兰和北欧国家不同，这些南欧国家具有竞争力的大企业很少，产业调整滞后。近年来，这些国家的传统产业在中国、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的竞争中处于下风，许多中小企业一蹶不振或干脆倒闭。因此，南欧国家的经济状况近年来一直不景气。一个昂贵的福利制度却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南欧国家政府债务高企是必然的。金融危机恰恰提供了一个“导火索”，一下子摧枯拉朽，引爆危机。 　　拿希腊来说，1974年希腊结束军事独裁后，希腊政府仿效西欧其他国家建立全面社会保障制度，朝着福利社会迈进。然而，其经济基础与西欧大陆以及北欧相比非常薄弱，不客气地说仿效大陆模式的福利制度“有些不自量力”。 　　简言之，一个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却养着享受着高福利的膨胀的公共机构，其政府走向财政破产是必然的。外来的救助只能治标，治本要靠这些国家彻底进行社会发展模式改革，大幅度进行经济结构改革，增强经济活力和企业竞争力，否则基本没戏。 　　社会融合之病 　　7月22日是“天堂之国”挪威人自二战以来最悲痛的一天。这天，奥斯陆上空浓烟滚滚，于特岛上枪声阵阵，鲜血横流，76个无辜生命惨然逝去。 　　无独有偶，8月上旬，英国伦敦、伯明翰、布里斯托尔、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大中城市连续几天都出现暴力和骚乱。一处处骚乱场景如同复制一般：房屋被焚，车辆被毁，橱窗被砸，商店被抢…… 　　挪威惨剧和英国骚乱让人想起几年来一系列欧洲发生的社会事件，如法国青年烧车、瑞典的枪击案、荷兰梵高侄孙被杀、穆罕默德“漫画事件”、比利时“MP3”凶手案引发数万人“静走”等等。这些事件大都指向一个症结：移民和社会融合问题在欧洲凸显。 　　被视为“魔头”的挪威惨剧制造者布雷维克是一个典型的极右翼分子。挪威惨剧虽是一个个案，但奥斯陆上空的浓烟和于特岛上的斑斑血迹警醒世人：欧洲极右思潮不仅使得一些欧洲国家政局“向右转”，而且正在激发惨绝人寰的悲剧。 　　极右思潮在欧洲抬头归根结底涉及移民问题、文明的冲突、种族融合和经济问题。 　　二战后，对纳粹的清算使得欧洲主流价值观普遍支持“种族平等”、“多元文化”，欧洲主流社会对移民总体是宽容的。二战结束后，欧洲迎来一轮经济复兴浪潮，为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西欧各国从土耳其、摩洛哥等中东、非洲地区引进大量劳工，移民的数量随着家庭团聚和结婚等方式在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文化、生活习惯等诸多原因，移民的融合问题是个老大难，治安差、吃福利成为移民们被人诟病的地方。这为排外的右翼思潮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关于移民问题的讨论与反思使得右翼思潮风涌云起。比如，亲眼目睹了美国“9·11”事件的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出版了两本畅销书抨击外来移民对欧洲文化的侵蚀，号召欧洲人行动起来捍卫欧洲文明。去年，一本名为《德国的自我毁灭》的畅销书几乎搅乱了德国社会，连德国总理默克尔也不得不出来表态。该书声称由于外来移民将凭借高生育率征服德国，德国正“走向毁灭”。 　　“基地”等恐怖组织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做派在欧洲引起反弹。近年来，欧洲发生了一些让移民问题激化的事件，如，2004年荷兰著名画家梵高的侄孙因拍摄一部反应伊斯兰社会阴暗面的电影《屈服》被极端分子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射杀，2005年英国伦敦“7·7”恐怖袭击事件和法国少数裔移民青年的烧车风潮，2006年欧洲媒体刊登穆罕默德漫画事件等。这些事件催化了右翼势力的成长。 　　支持“文化的多样性”是欧洲主流政治家们必须把握的“政治正确”，但近年来右翼言论似乎正一步步打破这些政治“禁忌”，有的已经无所顾忌。比如，布雷维克在互联网上发布的“宣言书”表达对伊斯兰教的极端仇视，创建了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勒庞甚至在2002年的法国总统选举中击败了呼声很高的前法国总理若斯潘，“五一节”如今已经成为德国、英国一些右派势力展示实力的例行日子。 　　经济原因也不可低估。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让欧洲经济持续低迷，也这激起了一些西欧国家民众的排外情绪，极右翼势力得以迅速扩张。一方面外来移民不断增多，另一方面经济不景气，工作岗位被移民“夺走”，这客观上给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再度兴起提供了沃土。 　　法国长期研究欧洲极右势力的政治学家加穆斯指出，欧洲极右翼势力近十年来发展迅速，他们宣称：“所有的穆斯林都是西方的敌人”。 　　从丹麦、荷兰、芬兰到法国、德国、奥地利，极右翼的声音出现在政治主流中，许多右翼政党因此获得更多选票，有的着甚至进入联合政府上台执政。一些主流政党出于选票考虑也倾向于收紧了文化宽容政策，如法国、比利时等出台针对穆斯林妇女装束的“布卡禁令”。 　　年轻一代之伤 　　伴随着全球化产生的激烈国际竞争，加之金融危机冲击等原因，除了德国、北欧国家之外，欧洲经济总体不景气，贫富分化加剧，阶级裂痕加深，失业率高企。在此背景下，最受打击的是年轻一代，他们被称为新的“垮掉的一代”。 　　在英国骚乱中，有超过2000多人被捕，其中绝大部分是年青人，有的甚至是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人。与父辈们相比，欧洲的年轻一代接受了更好的教育，但由于经济不景气，却往往找不到工作，生活水平和机会反而比不上父辈，对前途非常悲观。一句话，“大学毕业意味着失业”，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让欧洲年轻一代“很受伤”，被一些媒体称为“危机的一代”。 　　德国联邦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字显示（见附表），除了服兵役以外，在15-24岁的就业人群中，欧盟平均的失业率为20.5%，其中西班牙和希腊最高，高达45.7%和38.5%，意大利为27.8%，英国为19.6%，只有荷兰、奥地利和德国情况不错，控制在10%以内。 　　OECD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欧盟内部的贫富差距在加大，其中最严重的是葡萄牙，其次就是英国。而应对债务危机采取的一系列紧缩措施让社会底层生活更加艰难，年轻一代的处境随之不妙，工作机会和公共服务随之减少。 　　别的不说，本报记者在北京都还接到一些欧洲朋友的求助邮件，希望能帮忙找工作。 　　无所事事的青年自然对社会不满，一遇机会就走上街头，甚至走上对抗和暴力骚乱的道路。比如，今年3月份，葡萄牙、西班牙、希腊、法国等都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年轻人街头示威活动，其中里斯本自由广场有超过20万人示威，为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后规模最大的示威。 　　当然，与上世纪60、70年代“垮掉的一代”热衷政治运动不同的是，如今的示威并没有推翻政权之类的政治诉求，更多地要求改变生活现状。 　　另一个典型特点是，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进步让群众运动的组织具有鲜明时代性。比如，此次英国骚乱的发生和蔓延与一些年轻人热衷模仿暴力游戏ＧＴＡ，并利用微博、社交网站和拥有免费加密通信功能的黑莓手机互通声气有很大关联。英国极右组织“保卫英国联盟”就声称，其在某知名社交网站上“有10万名支持者，每天收到成千上万条评论”。 　　国家也好，社会也罢，人是最重要的因素。从长远看，年轻一代的受伤与迷茫对欧洲未来的发展道路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体化之殇 　　欧洲生病了，救还是不救？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法国等欧盟核心国家的政治意愿。 　　二战结束后，欧洲进入一体化进程。纵观二战后欧洲的发展历程，一体化是欧洲的核心战略，也是解决诸多问题的核心手段。如今，债务危机和社会融合难题揭示：一体化并不是包治百病的“万灵药”，甚至很可能，这些病症反倒是一体化过快导致的消化不良。比如，欧盟扩大进程太快而消化不良，欧元区“门禁”不严让希腊“浑水摸鱼”…… 　　重振经济是欧盟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上世纪末，欧盟曾经出台雄心勃勃的《里斯本战略》10年规划，提出到2010年建立一个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发明创造要超日赶美，结果当然成为“笑谈”。不久前，欧盟又出台另一个雄心勃勃的《2020规划》，会不会是“纸上谈兵”现在还很难说。 　　其实，欧盟的经济支柱德国可以说是欧盟各国的一个“榜样”，假若欧盟各国能效仿德国大力改革其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根据各自优势大力进行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还是有希望的。 　　德国的经济实力占欧盟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可谓是欧盟和欧元区经济的“定海神针”。新世纪，自前总理施罗德开始，德国政府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不断推进国家财政稳固计划，对就业、劳工和福利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激发了德国的经济活力。从目前情况看，债务危机对德国实体经济几乎没有产生影响。 　　其实，德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欧洲一体化，得益于欧元的创立。仅从德国的出口看，其大部分是发生在欧盟区内。因此，力保欧元是德国的首选，但如何保是另一个问题，德国的民意和政治家的决策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与上世纪60、70年代相比，如今欧盟的经济形势和结构状况决定了其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对更多移民的进入需要慎重。（作者曾驻欧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