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斯

美国之音 | 奥巴马总统2014年国情咨文视频音频实况、英文全文和对外政策部分中文译文

总统: 议长先生,副总统先生,各位国会议员,我的美国同胞们: * * * * 目前,为了让更多的工作岗位回流,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我们对美国能源的承诺。几年前我宣布的上述所有的能源战略正在取得成效。与数十年来的情况相比,今天美国更接近于能源独立的目标。 * * * * 总体而言,我们的能源政策正在创造工作岗位,使地球走上更清洁、更安全的道路。过去8年来,美国降低了我国的碳污染总量,降低的幅度高于全球任何其 他国家。但是我们必须更紧迫地采取行动 – 因为不断变化的气候已经损害了正在与干旱作斗争的西部各社区以及抗击水涝的沿海城市。正是因为如此,我指示本届政府与各州 、公用事业部门和其他有关方面共同努力,为我国各发电厂向大气排放的碳污染允许量建立新的标准。向清洁能源经济的过渡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整个过程中作 出一些艰难的抉择。 但是有关的辩论已经平息。气候变化是一个事实。如果我们的子孙看着我们的眼睛问道,我们是否尽了一切努力为他们留下一个使用新能源的更安全、更稳定的世 界,我希望我们到时候能够回答:是的,我们做到了。 * * * * ……今天,我国所有的军队已经撤出伊拉克。我军60,000多人员已经从阿富汗返回国内。目前,阿富汗军队负责主导他们本国的安全,我国军队已经转向提供支援的工作。今年年底,我们将与各盟国共同完成我们在当地的使命,美国经历时间最长的战争将最终结束。 2014年以后,我们将支持统一的阿富汗为其本身的未来承担责任。如果阿富汗政府签署我们已谈判达成的安全协议,一支小规模的美军部队可留在阿富 汗,与北约(NATO)盟国一起执行两项有限的使命:为阿富汗军队提供训练和支援,以及反恐怖主义行动,追剿 “基地”组织(al Qaeda)的任何残余人员。这是因为,尽管我们与阿富汗的关系将发生变化,但有一件事不会变:我们决不允许恐怖主义分子再向我国发起攻击。 实际情况是,危险依然存在。一方面我们已经使“基地”组织核心的首要分子走上穷途末路,另一方面威胁仍然在滋长蔓延,因为“基地”组织的附属团伙和 其他极端主义分子已在全世界各地匿影藏形。在也门、索马里、伊拉克、马里,我们都必须继续与伙伴方保持合作,摧毁和肃清这些网络。在叙利亚,我们将支持摒 弃恐怖主义网络图谋的反对派。在国内,我们将继续加强我国防务,抗击网络攻击等新的威胁。我们在改革我国防务预算之际,必须忠实于我国的男女军人,为他们 胜利完成未来使命所需要的能力进行投入。 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但我坚信我们的领导作用和我们的安全不能仅仅依靠我国杰出的军队。我作为总司令,在需要保护美国人民的时候使用了武力,只要我仍 然担任这个职务,我这样做决不会有任何犹豫。但是,除非真正有必要,我不会派我们的军队涉险历难;我也不会允许我们的子女陷入旷日持久的冲突的泥潭。我们 必须打必须打的战争,不可陷入恐怖主义分子希望我们面临的处境–消耗我国实力的大规模部署,最终有可能让极端主义得逞。 因此,即使在我们积极和大力追剿恐怖主义网络的同时——包括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行动和发展我们外国伙伴的能力——美国也必须摆脱永久战争状态。正因为 如此,我对使用无人机谨慎设限——因为如果海外的人们认为我们会不顾后果地在他们的国家内实施打击行动,我们不会有更大安全。正因为如此,我将通过与本届 国会一道努力,改革我们的监控项目——因为我们情报界的关键工作要有赖于国内外公众的信心,即相信普通民众的隐私不会被侵犯。随着阿富汗战争行将结束,国 会有必要在今年取消对移交居留者设立的其余限制,使我们关闭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 Bay)的拘留设施——因为我们对抗恐怖主义不仅是通过情报和军事行动,也要靠对我们的宪法理念的忠贞不渝和为全世界树立榜样。 各位知道,在一个存在着复杂威胁的世界上,我们的安全,我们的领导作用取决于我们实力中的各项因素——包括有力和有原则的外交。美国的外交将50多 个国家团结在一起,防止核材料落入不法者手中,并使我们减少了自身对冷战(Cold War)库存的依赖。美国的外交,伴之以武力威胁,使叙利亚正在消除化学武器,我们将继续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为叙利亚人民带来一个他们理应拥有的未来 ——一个没有独裁、恐怖和畏惧的未来。就在我们讲话的此时此刻,美国的外交正在为进行艰难而必须的谈判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提供支持,旨在结束那里的冲 突,让巴勒斯坦人获得尊严并建立起独立的国家,让以色列国获得持久和平与安全——这个犹太国家知道美国将永远站在他们一边。 也正是美国的外交,连同施加压力,十年来第一次制止了伊朗的核项目发展并使之缩减。在我们今晚聚集于此的同时,伊朗已经开始消除它较高浓度的浓缩 铀。它没有在安装先进的离心机。前所未有的检查行动正在帮助国际社会核实——每一天——伊朗没有在发展核弹。我们在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一道参与谈判,看我 们能否和平地实现我们大家的共同目标:防止让伊朗获得核武器。 这些谈判将是艰难的。也许不能成功。我们清楚地知道伊朗为像真主党(Hezbollah)这样的威胁我们盟友的恐怖主义组织提供支持,我们清楚我们 两国间的不信任不会仅凭愿望而消失。但是,这些谈判不是基于信任;我们所达成的任何长久协议都必须是基于可核实的行动,能让我们和国际社会确信伊朗没有在 发展核弹。如果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能够与苏联进行谈判,那么一个强大和有信心的美国今天当然可以与实力没有那么强悍的对手展开谈判。 我们已经制定的制裁促成了这种机会。但我要明确一点:如果本届国会现在向我递交一个有可能干扰这些谈判的新的制裁法案,我将予以否决。为了我们的国 家安全利益,我们必须给外交一个成功的机会。如果伊朗领导人不把握这一机会,那么我将第一个呼吁加强制裁,并随时准备运用一切可能手段确保不让伊朗发展核 武器。但是,如果伊朗领导人确实抓住这一机会,对此我们很快就会明了,那么伊朗有可能向重新加入国际社会迈出重要的一步,我们也将在不冒战争风险的情况 下,化解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主要的安全挑战之一。 最后,请大家记住,界定我们的领导作用的不仅仅是我们对威胁的防范,而且是在全球各地做有益的事情并增进理解的巨大机会——形成更好的协作,拓展新市场,以及让人民免于恐惧和匮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处于比美国更有利的地位来利用这些机会。 我们与欧洲的同盟仍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牢固的。从突尼斯到缅甸,我们正在支持那些愿意从事建设民主的艰苦工作的人们。在乌克兰,我们主张这样一个原 则,即人人都享有自由、和平地表达自己的权利,并拥有对自己国家的前途的发言权。在非洲各地,我们正在让企业和政府共同努力,成倍提供电力并帮助消除极端 贫困。在美洲,我们正在缔结新的商贸纽带,而且正在扩展年轻人之间的文化和教育交流。我们还将继续重视亚洲-太平洋地区,在那里支持我们的盟友,打造一个 更加安全、更加繁荣的未来,并向那些严重受灾的人伸出援手——正如我们在菲律宾所做的,当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员和非军事人员赶去救助那些遭到台风袭击的灾民 时,他们听到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善举”以及“愿上帝保佑美国!”等话语。 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这些举动有助于增进我们的长期安全。我们这样做还因为我们相信每个人固有的尊严和平等,不分种族或宗教、教义或性取向。下星期,全世界都将看到这种承诺的一种体现——当美国队高举红、白、蓝相间的国旗走进奥林匹克运动馆——并摘取金牌的时候。 我的美国同胞们,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做到我们所做的。在每项事务上,全世界都将目光转向我们,不仅仅因为我们的经济规模或我们的军力强大——而且因为我们所主张的理念,以及我们为推进这些理念而承担的重任。 * * * * ……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民主,均来之不易。我们有时步履蹒跚;我们会犯错误;我们会灰心气馁。但是200多年来,我们将这些东西搁置一旁并用我们大 家的肩膀扛起了进步的车轮——为创造、建设并扩大个人取得成就的机遇;为使其他国家摆脱暴政和恐惧;为提倡公正、公平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使我们建国 先贤写在纸上的字句落实到每位公民身上。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所拥有的美国——是一个蒸蒸日上的美国,这里到处都有诚信的就业机会,还有强大的社区;这 里的繁荣富裕得到普遍分享,所有人都拥有的机会让我们梦想有多大、努力有多大,就能走多远——这些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但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如果我们展现出 最佳风貌……坚定地立足于今日但同时放眼于未来——我知道这是我们力所能及的。 请相信这一点。 愿上帝保佑你们,愿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中文出处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texttrans/2014/01/20140129291766.html#ixzz2rp8kXYre 英文视频 :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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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潘基文赞突尼斯民主宪法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赞扬了突尼斯新宪法,他说,他相信突尼斯可以是一个“其他国家人民寻求改革的榜样。”   潘基文形容突尼斯的民主过渡为标志着致力于对话和协商,并呼吁突尼斯接下来的步骤要做到和平、包容和透明。他还敦促突尼斯确保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三年前的突尼斯起义开启了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突尼斯的国民议会星期天通过了新宪法。这部宪法是阿拉伯国家最进步宪法之一。   该宪法将开始使突尼斯成为一个并非基于伊斯兰法律的民主国家。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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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突尼斯通过民主宪法

突尼斯民众抗议触发阿拉伯之春的三年之后,全国议会星期天通过了新宪法。 这部新宪法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它是阿拉伯世界最进步的宪法。   在星期天通过新宪法之前,总理马赫迪·朱马组成新的看守内阁,以缓和伊斯兰主义者和世俗反对派之间的危机,使局面维持到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新选举。   突尼斯取得的和解与进步同利比亚、埃及和也门一波三折的民主过渡形成鲜明的对比。后几个国家在2011年的反抗和起义推翻长期的统治者之后,陷入动荡之中。   突尼斯新宪法将使这个拥有1千1百万人口的北非国家成为民主国家,它将有一个公民社会,其法律也不是以伊斯兰法为基础。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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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软硬两手绝地反击 央媒漂白李小琳污名

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近日发布报告,在海外账户藏钱避税的包括至少五名中共现任或前任政治局常委的亲属,在加勒比海的英属维尔京群岛拥有离岸公司,在这个避税天堂里隐藏巨额财富。其中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前总理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女婿刘春航,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堂侄胡翼时,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琳,前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女婿吴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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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刘擎:民主:现代国家迟早将面临的考验

        三年多之前,突尼斯骚乱拉开了“阿拉伯之春”,在中东与北非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那些看似经久不衰的专制政权忽然纷纷倒台。当时,欢呼“民主必然胜利”的声浪占据了世界各大媒体。但最初的欣悦气氛很快平息,三年以来阿拉伯世界政治发展的曲折历程,尤其是埃及政局的动荡与困境,又激起“民主幻想破灭”的喧哗。然而,如果当初的“必胜论”失之仓促,又何以保证当下的“幻灭论”不是一种草率之言?政治观察与判断需要避开标题党式的断言,才可能把握具体事件的长程影响,并探索个案蕴含的理论意义。    埃及政局的演变受制于其社会政治力量的结构。埃及的政治光谱相当复杂,大体上可分为三种主要势力:(广义的)自由派、伊斯兰团体和军方。自由派以城市青年和中产阶级为主体,包括相当多的世俗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基督教信徒。他们的政治理想接近西方主流的自由民主观念,主张信仰自由、宗教平等、政教分离、宪政民主、公民权利和社会正义,也有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诉求。以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为主力的诸多伊斯兰团体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穆巴拉克统治期间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很强的世俗化倾向,也对穆兄会进行了残酷的打压,将其列为非法组织。但穆兄会的成员深入下层展开持久的体制外民间运动,通过提供救济、医疗和教育等福利获得了民众支持,他们主张的伊斯兰主义也符合埃及传统的文化和信仰。军队在埃及是极为特殊的阶层,大多数军人既信奉伊斯兰教又有很强的现代职业化特征。军队在抵抗美国与以色列的斗争中赢得了声誉,虽与穆巴拉克政权有复杂的关系,但仍然享有广泛的尊重和支持,被绝大多数民众信任(有民调显示信任度高达95%)。    2011年初爆发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最终导致穆巴拉克下台。但1月25日在解放广场聚集的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群体,这场革命也不能简化为“全体人民”与“独裁者”的对垒。实际上,推翻旧政权的力量包括自由派、伊斯兰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因为面对共同的敌人才形成了松散和暂时的联合。旧政权倒台之后,革命的联合很快分化解体,不同的诉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由于伊斯兰力量具有更广泛的民意基础,穆兄会的自由与正义党,不仅在总统大选中获胜,也在议会赢得了多数。换言之,自由与正义党在新政权中具有一党独大的地位。而总统穆尔西的许多举措(尤其是2012年底出台的新宪法条文中,明显表现出“国家伊斯兰化”和赋予总统过大权力的倾向),不仅没弥合反而加剧了社会的裂痕。同时,旧政权遗留的大批官僚行事消极却又无法被及时更换,经济复苏计划很难在短期见效,民众生活水平明显下滑,社会治安问题日益严重。俗教冲突加上民怨沸腾,从2012年6月30日穆尔西就职以来,埃及发生了数千起抗议示威。    在自由派看来,穆尔西已经篡夺了埃及革命的成果,将一场民主革命变成了伊斯兰革命,必须罢免他的总统职位。然而,“一·二五革命”本身就具有双重性,既是自由派领导的“民主革命”,也是穆兄会支持的反对穆巴拉克世俗化的“伊斯兰革命”。况且,穆尔西是经由公平竞选合法当选的总统,按照自由派的理念,应当通过民主程序或下一次大选来决定他的去留。但自由派(其生力军是所谓的“革命青年”团体)没有耐心等待,他们要发动第二次革命,以“民主”压倒“伊斯兰主义”来捍卫“一·二五革命”的遗产。    如何可能罢免一位合法当选的总统?4月底,五名革命青年提出了一个颇有创意的“造反”(tamarrod)计划:广泛收集支持罢免动议的民众签名,将罢免合法化。不到两个月时间,“造反”运动收集到(据称)2213万个签名,大约是埃及人口的四分之一,也远远超过了穆尔西当选的得票数。6月30日,穆尔西执政一周年,埃及爆发了反对派的抗议活动,规模超过了“一·二五革命”。穆兄会一方也同时展开了声援穆尔西的活动。双方不断冲突,也出现了人员伤亡。    在相峙不下的时刻,有决断力的人物出场了。7月1日,国防部长塞西代表军方发出48小时最后通牒,要求各派势力就未来的政治发展达成一致,否则军方将提出自己的“路线图”。7月3日,塞西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罢免总统穆尔西,暂停宪法,成立过渡政府,由最高宪法法院院长曼苏尔任临时总统,并将提前举行总统大选。这被许多国际媒体称作“军事政变”(反对派曾聚集到CNN记者站抗议,谴责其报道将他们的革命污名化为政变)。埃及各主要政治派别的代表(包括“全国拯救阵线”领导人、爱资哈尔清真寺大教长、科普特基督教大主教、甚至比穆兄会更保守的伊斯兰萨拉菲派光明党秘书长)纷纷表示支持军方的政治发展路线图。    穆兄会誓言抗争到底,他们坚持在开罗吉萨复兴广场和阿达维亚清真寺广场静坐示威,抗议这场阴谋推翻合法总统的军事政变。8月14日,军方对穆兄会实施暴力“清场”,造成数百人死亡。联合国与国际社会纷纷予以谴责,许多媒体使用了血腥“屠杀”的字样。属于自由派的副总统巴拉迪立即辞职,不愿为流血事件承担罪责。令人意外的是,屠杀发生之后军事强人塞西仍然享有极高的威望,俨然成为恢复国家秩序的救星。他在一次记者访谈中表示,穆尔西不是埃及全民的总统,他只为穆兄会服务,企图“将埃及变成一个宗教帝国”。而军方的行动“控制了埃及的局面”,这是绝大多数民众的意愿,而他本人绝不会竞选总统。在军方的支持下,自由派的“二次革命”似乎获得了胜利。但围绕着“清场”事件等问题,自由派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更重要的是,自由派支持的政治路线图几乎排斥了穆兄会的力量,这将成为未来冲突的隐患。埃及社会仍然处在分裂之中。巴拉迪说,全国和解终将会达成,不过那是在付出高昂的代价之后。    埃及的民主化进程跌宕起伏,既没有胜利,也没有破灭,而是仍然“在路上”。但这一切都没有超出主流民主化理论的预期。首先,半个多世纪以来,从纳赛尔到穆巴拉克都致力于埃及的现代化发展,这促发了中产阶级与世俗化观念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社会传统结构,埃及已经从一个传统的伊斯兰社会转变为半宗教半世俗的混合社会。现代价值观念与政治理想诉求经由逐渐壮大的自由派阶层寻求公开的表达,最终体现为社会运动和革命。正如福山指出的那样,觉醒的政治意识使得他们无法继续忍受“缺乏政治和经济机会所造成的挫折感”,在他们的政治参与要求与体制所压制的政治机会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裂痕。正是这种裂痕促发了抗议运动,爆发为革命。这应验了亨廷顿所谓的“现代化的逻辑”:政治民主化与现代化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    其次,对于民主化过程的艰难与复杂,政治学家普遍抱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早在两三年前,政治学界对“阿拉伯之春”是否能推动民主化的“第四波”持有保守的看法。民主化理论的权威学者戴蒙德曾为此分析抗议运动与民主转型之间的多种可能关系,指出“阿拉伯之春”可能会在“冻结”与“融化”之间反复交替。福山多次告诫,旧制度的崩溃不会在短期内导向稳定的民主制,特别指出中产阶级与青年学生具有“自由派”的通病:善于发动示威抗议来瓦解旧制政权,但缺乏政治实践能力,难以联合普通民众展开有力活动。理论家都认为,在一个具有深刻“内在紧张”(无论是族裔矛盾、阶级对抗、城乡差别或宗教冲突)的社会,民主化的过程往往更曲折,会历经反复,甚至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    “民主必胜论”或“民主幻灭论”都不是严肃的学术命题,却透露出值得讨论的立场分歧与争议。埃及政局的困境很容易被当作反面教训,用来支持反民主化的论述。一些论者常常将非西方国家出现的“民主渴望”解释为一种“思想迷信”,是少数人受到西方“精神污染”之后的中毒症,而埃及政治转型的创痛正是毒性发作而自食苦果的实例,恰好可以用作“解毒剂”来治疗“民主的迷思”。但这种论述本身恰恰陷入了唯心论的迷思,误以为“民主的渴望”仅仅是一种理念,只要纠正“错误理念”就得以平复。然而,任何理念(本土的或外来的)只有契合了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实践才会进入人们深层的自我理解,才可能转变为可见的政治力量。民主的渴望需要理念和语汇来表达,但在根本上是一种实在的力量,源自现代性的社会实践逻辑。在埃及,广义的自由派并不是传统的社会力量,但在几十年的世俗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兴起成长,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本土力量,并且对年轻人具有相当强的吸引力。由于埃及人口的年轻化结构(一半人口在24岁以下),自由派将在未来获得更强的优势。在旁观者看来,眼下的埃及或许还不如穆巴拉克统治时期,“一个坏秩序也好过混乱无序”。但诸如此类的教训无法抑制自由派的民主渴望。一旦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力量足以撼动旧政权,那么民主即便是一枚苦果也决意要吞咽。    更为尖锐的问题是:如果在某种特定的(如埃及当前的)社会条件下,民主既不能保障稳定的政治秩序,又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问题,那么追求民主究竟有什么可取的价值?这难道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迷思?或者(更坏地)包藏着阴谋与祸心?一种惯常而方便的回答是“阵痛论”或“代价论”,认为民主政体最终具有更高的政治合法性和稳定性,因此民主化所经历的阵痛或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这类似于“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思路,在笔者看来并不令人信服,因为我们很难在代价与最终成果之间做出确切的利弊权衡。更有说服力的回应或许是一种否定性论证,可称为“非民主政体不可维持论”。它并不需要假设民主的价值优越性(或者对此存而不论),而是论证当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进程到达某个阶段,维持非民主政体需要付出越来越高的(社会、经济、政治和人道的)成本,最终达到难以承担的临界点而无法维系。如果拒绝为民主化做出积极的改革准备,就会导致突发性的激变,被迫进入代价更高的动荡转型路径。倘若如此,真正的问题就不是要不要民主化,而是在什么时机、以什么方式恰当地准备和推进民主转型。时机、策略、措施的优先性排序等等总是情景依赖的实践问题,而民主政体的类型也从未有独此一家的所谓“西方”(哪个西方?)模式。    在这个星球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相当一部分地区,仍将处在不同政体的竞争之中。虽然高明而识时务的理论家会制造出各种新鲜的论述来否定民主与专制的本质差别,虽然民主的渴望有时可以被压抑、有时也可以拿来与其他需求(安全、秩序和生存)交换,虽然民主化进程可能经受创痛,但是,民主的意识(政治统治需要正当的理由)一旦觉醒便难以逆转,并终将会体现为实践性的政治力量。民主政治并不总是令人愉悦,因为民主从来不是一份礼物,而是一场挑战,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迟早都将面临的考验。    来源:《中国改革》2014年第1期。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7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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