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钧

张伯驹、潘素夫妇参观故宫后在护城河留影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之《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文中说：“我搞不懂：为什么像‘民革’里和共产党动过刀枪的人物，在1957年风浪中被认为表现良好；而‘民盟’里传播知识的教授，如潘光旦，‘农工’里治病救人的大夫，如李宗恩，以及眼前这个把用黄金房产买下的、用身家性命保下的好玩意儿都捐献给国家的张伯驹，倒成了右派？其实，我的搞不懂，也是父亲的搞不懂。”我把这称之为章诒和之惑。在试图解开这个困惑之前，不妨简单介绍一下张伯驹夫妇。张伯驹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时人称为民国四大公子（民国四大公子有几个版本，不论哪个版本，张伯驹都没有缺席）章伯钧先生对他的评价是，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此公早年家境富裕，爱好收藏，但与如今许多爱好收藏者不一样，不是为了增值保值赚大钱，也不是为了留给子孙。先生自道：“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就是溥心畲在（19）36年卖给了外国人。当时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都来不及。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国文物就更厉害了。所以我从三十岁到六十岁，一直收藏字画名迹。目的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以下没有特别注明者，均引自该书）张伯驹痴迷收藏到何等地步？章诒和在书中讲了这样一件事：1949年后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张伯驹，虽然担任很多文化艺术部门的职务，皆为虚职，没有一项是有薪水的。夫人潘素出身名门，擅长绘画。章诒和要学画，父亲让她师从的就是潘素，可见其绘画艺术水平非同一般。但政府似乎没把潘素当做画家，她也就只能为北京新成立的国画厂画书签，一个书签能卖五分钱，潘素能得到一分还是二分钱，章诒和不敢问，怕伤心。一天能完成多少个书签，总共能有多少收入，书中没有交代，但从一件事上能看出潘素既对这份收入很在乎，也对画好每一张书签很用心，她很爱惜自己的羽毛。在章诒和跟上潘素画画大有长进后，一天，潘素给她递过一张画着山水的小书签，章诒和以为这是潘素送她的小礼品，潘素说不是礼品，是自己画的一个样品，让章诒和照着它画。章诒和说：“书签虽小，画面却是精心布置了的：有松，有水，有远山，有近石。潘素叫我当场就照着画一张，她要看看。”章诒和画完后，潘素看了说不行，就拿起笔修改，还给她讲画面无论大小，必须讲究布局云云。书签修改好后，很好看，章诒和想留给自己，潘素说“不行，你一张也不能要。工厂发下来的书签，是有数的。画好以后，要如数交回。”随后，潘素从抽屉里取出一大叠空白书签，让她拿回家去画，两周内完成。事后，当章诒和把画好的书签交给潘素时，她“一个劲地谢我，说我帮了她的忙，完成了任务。”章诒和的叙述平静如水，我读着这样的文字，一句一叹。为了维持较为体面的生活，潘素操心费劲，“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尚须从‘家底儿’中掏点出来，以为补贴。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画虽好，但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有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一个老小孩。张伯驹夫妇对珍贵文物视若生命。抗战爆发以后，张伯驹和潘素夫妇“把所有的字画一一缝入衣被，全部携往西安。一路的担惊受怕，日夜的寝食不安。怕土匪抢，怕日本人来，怕意外的闪失，怕自己的疏忽，时刻地小心，整日地守在家中。外面稍有动静，气不敢大出，心跳个不停。总之，为了这些死人的东西，活人是受够了颠簸和惊吓。”1956年，张伯驹、潘素夫妇把收藏有李白那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的《上阳台帖》送给了毛泽东，把收藏有杜牧那首“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赠张好好诗卷》、西晋陆机的《平复帖》、隋展子虔的《游春图》、范仲淹的《道服卷》、蔡襄的自书诗册、黄庭坚的《诸上座帖》、元赵孟頫的《千字文》等珍贵书画捐献给国家。用章诒和的话讲，这都是“名贵得令人头晕目眩和崇高得叫人张口结舌的捐献”。为此，文化部发给张伯驹一纸《褒奖状》，捐主也只是把它放在一个极不显眼的地方，从不为外人道。他原本就不是为了这点可怜的虚荣啊！有关方面似乎也没把张伯驹的捐献以及那个《褒奖令》当回事，1957年反右时照样将其打入另册。他栽倒在一部旧戏上，或者说这部旧戏是张伯驹倒下的一个导火索。张伯驹好戏曲，几近痴迷，是有名的京剧票友，梅兰芳、余叔岩、杨小楼等名伶傍他唱戏，风雅一时。1949年后，天地玄黄，很多旧戏不能演了，张伯驹为此痛苦不已。突然间，那是1957年4月25日，中央各大报纸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19）57年4月24日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闭幕。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和刘芝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会上作了报告。他们都强调在剧目工作上要大大放手的精神，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听了非常振奋。“钱俊瑞指出，现在仍有许多干部怕‘放’。他认为，怕坏戏多起来、怕艺人闹乱子、怕不好做工作、怕观众受害，这‘四怕’是多余的；他要求大家‘放！放！放！除四怕！’他说，坏戏可以演……”周扬“建议，过去文化部所禁止的二十六个剧目无妨拿来上演，请群众发表意见。”张伯驹当了真。他风风火火忙碌开来，把京城老艺人组织起来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会”，并决定重新搬演《马思远》。一切准备停当，并把就要上演的消息在《北京日报》发布出去了，北京市文化局打来电话，“说这出戏是文化部明令禁止过的，现在尚未明令解禁。所以暂时还不准公开演出。”张伯驹不服气，跟上级较上了劲，结局就是给他一顶右派帽子。现在返回章诒和之惑，私心猜测，她一点儿也不惑，只是不愿意把话说透而已。其实也用不着她说透，毛泽东早就说透了。还在共和国成立之前，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讲，“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仍然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谁是不拿枪的敌人？从当年毛泽东对梁漱溟的一番痛骂中可以一窥究竟。梁漱溟早先是北大教授，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同时他还是一位社会改造实践家，与当年的晏阳初一样，对推动乡村建设不遗余力。或许是这番经历，使他以“农民代表”自居，在1953年9月的政协常委扩大会上“批评某些乡村干部强迫命令、包办代替，又提出农民生活艰苦，与工人比，有‘九天九地’之差，提请政府重视，切莫进了城市忽视乡村，嫌弃农民。”（邵盈午《梁漱溟：我们能发出那个大吕之声吗》这是什么话？谁不知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他为人民谋幸福，怎么可能不为农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怎么可能不对农民大慈大悲？毛泽东生气了，拍桌怒骂：“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们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毛泽东满口喷火：“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马勇：《梁漱溟评传》）面对来自最高领袖的批评，梁漱溟不服气，居然还提出“我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不拿枪的敌人被坐实了。拿枪的敌人，留在大陆的都缴械投降了。心里服气不服气，真刀真枪较量过，名副其实的手下败将，不服气也由不得你。退一步，不服气又怎么样？手中没了枪，你什么都不是。不拿枪的敌人呢？自从批判胡适以来，表面上看去老实了，内心里怎么想不好说。恰在这时，梁漱溟跳了出来。要说，梁漱溟与毛泽东还是颇有交情的。北大那一段历史就不说了，毛连想都不愿意想。抗战胜利后，梁漱溟与黄炎培等六人去延安访问，毛泽东给予梁漱溟足够的礼遇。毛入主北京后，梁漱溟更是宠命优渥，尽人皆知，不想在庙堂之上众人诺诺时你却谔谔有声，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不拿枪的敌人“用笔杆子杀人”，让笔杆子缴械投降就摆上议事日程。章诒和之惑，没什么可惑，张伯驹这些人随后被打成右派，是有逻辑可循的。2016-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