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钧

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即将落成个之际，要制作一对巨型青花艺术花瓶，征集作家协会会员各留一句话。韦君宜写的一句话是：“我在年轻时入党对着党旗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没有想到的是，有时候甚至要牺牲自己的良心。”（《中国作家3000言》，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页）。韦君宜没想到的，也是很多人没想到的，而“要牺牲自己的良心”的何止她一个人！天地玄黄后，在无远弗届、首尾相接的一波接一波政治运动中，正所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没有谁能置身事外，洁身自好；也不仅仅是“有时候”要牺牲良心，在极左年代，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仅仅“有时候”牺牲自己的良心，怕是远远应付不了的。良心，按照朱熹的说法，是人的“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在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一个人即使一无所有，但不能没有良心。平时人们表白心迹，最常用的是四个字：天地良心——以天地为自己的良心作证。有人在抬杠时说，良心值多少钱？但即使抬杠者本人也绝对不愿意落下一个没良心、昧了良心，良心坏了黑了，良心被狗吃了等类似的评价。人们对“文革”期间投靠林彪和“四人帮”者，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出卖良心。一个人，只要被斥为出卖良心，几等于开除了“人籍”，就没法在世上混了。与出卖良心不同，韦君宜的牺牲良心，是被动、无奈和痛苦的，有着强烈的耻辱感，负罪感。这种耻辱感和负罪感一直压在她心头，让她喘不过气来，因此“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思索我们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牺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党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缘起》）这使她早在1976年她就秘密写《思痛录》。在这本书《我所见的“反右”风涛》一文中，韦君宜回忆：在“反右”运动中，作协总共不过200人，右派划了50多个，连“与我们编辑部有点关系的作家都成了右派。”风声鹤唳，人人自危，韦君宜感到自己很有划成右派的可能，回家告诉了时为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的丈夫杨述。经蒋南翔、彭真斡旋，她逃过此劫。“不过批斗会还是要开，要我一面挨批斗，一面在编辑部主持工作，继续发批判稿批判别人。”韦君宜问：“难道我能够不批别人吗？不能。也得批。”那是一个不讲良心讲所谓立场的时代。良心牺牲了命还在，“立场”丢了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当部下被批判时，“我明知这完全是无理株连，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当一位同志被划为右派时，她还不得不亲口向他传达组织的决定，“这件事使我的心深深受伤。”但“我当时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因此，当批判黄秋耕时，“我竟然执笔去写批判他的文章！在这一段，我和他是患难与共的。两人一起受批判，又每天相对诉说无法告人的苦闷与愤懑。这种文章我怎么能写！但是我居然写了，我胡说八道了一番，署名‘朱慕光‘，写完便交给秋耕自己看。他看了只笑一笑，说：‘叫余向光更好，表示你向往光明，不曾看见人民疾苦啊。’”能够看出，在不得不牺牲良心时，韦君宜力图尽可能少牺牲点，在不得不下手时，她右手拿起了利刃，左手却本能地进行遮挡；或者高高举起，尽量轻一点落下，努力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情。也因此，她能把写的批判文章交给被批判者看。与韦君宜不同，同是牺牲良心，有些人牺牲得就毫无顾忌，特别彻底。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之《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文中讲到，史良与章伯钧同为民盟领导，有着几十年良好而深厚的友谊。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后，章伯钧“气不顺、想不通”，“想找个人说叨说叨。他首先想到的是史良，当晚就找上门去。”并“把肚子里的话统统倒了出来，父亲觉得很痛快”，晚上睡下立即“鼾声大作”。孰料，6月14日，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史良在对储安平一顿劈头盖脸、上纲上线的批判之后，调转枪口，把章伯钧那天晚上对她讲的内心话全部揭发出来。接着，史良说：“现在看了伯钧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此前的12日，章伯钧迫于压力，违心地在《光明日报》发文做了检讨），和他那天晚上所讲的完全不同。因此，我必须请伯钧说个明白。我怀疑伯钧是不是也像在你文章中所讲的那样，在这次斗争中‘不够坚定，认识模糊’了呢？是不是伯钧也有两套做法，在群众面前讲的是一套，再背后讲的又是一套呢？……今天我在民盟的会议上要求伯钧表明立场和态度。”章诒和写道，史良的讲话，“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药，从内部炸开民主党派的围墙，炸出一条预先设计好的路线，使民盟这支进入反右运动祭坛的领头羊，在这条路上蹒跚而行。”第二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均在头版头条位置，刊载了史良的发言全文。章诒和母亲看罢，“几乎难以相信洋洋数千言，竟是从史大姐嘴里说出来的。章伯钧说：‘我相信，史良发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为她在决定开口以前，先要接受良心的考验。’”考验的结果是，良心完全屈服于眼前的利害，下手也就特别之狠，包括对早年相恋其后还藕断丝连的罗隆基。这也不难理解：良心牺牲得彻底了，亲情，爱情，友情，道义，友善，所有人间最珍贵、最美好的东西，都算不上什么了。不要对史良撇嘴。早年，她曾参加过“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等爱国民主运动，三次被捕入狱。是著名的法学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颇有时誉。在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中，她是唯一的女性。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她慷慨激烈，要民主，要自由，不乏士人风骨，实乃女中翘楚。章诒和在对曾频频造访的史良仔细观察后，作了这样的评价：“古书上说：‘宽容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古人指的是圣人之德行，我虽未遇一个伟大的圣贤人物，但我面前的这个女人，确让我感受到有容、有执和有敬。”但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在反右运动中，她整个变成了另一个人。史良在反右运动中的反戈一击，带有标志性意义。从恶如崩。羊群效应。1957年后，牺牲良心对国人来讲，就不再是羞于启齿和需要内心挣扎的事了。到了“文革”期间，举国除一人之外，都有牺牲良心的义务。那是一个牺牲良心的赛场。牺牲得越早越主动越积极越彻底越无耻，越受抬举和赏识。牺牲了良心，百无禁忌：告密亲友不用偷偷摸摸，落井下石也能理直气壮，打砸抢烧无不豪气干云，欺师灭祖人人振振有词，伤天害理，同室操戈，效忠表态，投靠反水，翻云覆雨，举凡为常识、常情、常理不容的丑类恶行，都粉墨登场。一场浩劫下来，只落得大地白茫茫，除了毒蘑菇和荒草能疯长，什么也生不出来了。这就是牺牲良心的后果。可以不牺牲吗，那就得牺牲安全甚至性命。所以，在今天相对安全的环境下，我们无权指责当初被迫牺牲良心者为什么不学习林昭、张志新。形势比人强，讲什么钱杨没风骨！但这不等于说牺牲良心后还可以心安理得。像韦君宜那样去反思当年牺牲良心的个体责任和制度原因，不仅必要，而且时不我待。不然，牺牲良心的悲剧还无法避免。事实上近几十年来，从庙堂的贪赃枉法到江湖的制假售假，从最近莆田系中人到雷洋案中涉案警员，以及为涉案警员漂白者，哪一个不是在牺牲良心？我们为牺牲良心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两千多年前，屈原发出“魂兮归来”的呼唤。今天，我们是不是需要呼唤：良心兮归来？而要让良心归来，需要像韦君宜那样的反思，尤其需要彻底根除逼良为娼的制度环境。那种牺牲良心的事儿不能再让人干了。行文至此，看到邵燕祥在谈到红岩烈士何敬平的诗句“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这牢底坐穿！”时说：“事实证明，光是把牢底坐穿，并不能真正免除下一代的苦难，如果不反思，不总结经验教训，旧的牢底坐穿了，肉体和精神还会堕入新的牢笼。只有在‘认识你自己’的同时，力求认识动态的历史和现实，才能使我们和后代从历史性的苦难中真正获救。”（朱正《一句顶一万句》）文末引述这一段话，不算多余吧？201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