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

作者： 余以为  |  评论(1)  | 标签: 时事观点 陆陆续续看了一些南巡讲话纪念文章，没几篇能留下印象。多半沿袭十多年来的曲解和误解，了无新意。 很多文章夸大南巡讲话中“共同富裕”的分量，实乃不知道邓小平的讲话风格。邓小平每次讲“实现共同富裕”前面都加了副词，“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逐步解决贫富差距”，最终和逐步在这里有什么意味呢？ 不妨再往前看70年代末邓小平如何处理毛泽东思想：“我们党和人民现在是在真正搞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 “片言只语”这里指当时流行的毛泽东语录，“完整”、“准确”、“真正”是设定一个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让人无法实际运用毛泽东思想。这段话的真实含义就是继续打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但是撇开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容，防止有人借毛泽东思想来干扰邓小平的政策。对照80年代的所作所为，大概没有人不同意这个判断吧。 南巡讲话中的“共同富裕”与70年代末的“毛泽东思想”地位一样，副词最终、逐步都是让人不要把“共同富裕”当成现实改革的拦路石。因为89年以后，社会主义原教旨主义复活，共同富裕是社会原教旨主义的核心内容，邓小平借架空共同富裕，以破除社会原教旨主义的阻扰，引入资本主义，直白一点说，就是搞和平演变，只是演变的方向跟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有所不同而已。国际上、学术圈，现在谁还会把“中国模式”当成社会主义呢？ 薄熙来提“共同富裕”是为了复辟毛泽东思想，借邓小平的话反邓小平。现在有些公共知识分子抬出南巡讲话中的“共同富裕”做文章，左右不讨好，还容易替人抬轿子。中国的问题是市场化仍然不足，行政干预和国有垄断程度还相当高。南巡讲话中刻意将“发展生产力”与“解放生产力”相对立，并且强调后者，前者是政府行为，后者是市场行为。现在很多人提“解放思想”，实际上“解放生产力”更值得大声疾呼，因为针对性强。 章立凡所撰《不可复制的“南巡讲话”》一文是纪念南巡讲话系列文章中的上佳作品，里面提到了军方的作用，我认为对广东的作用重视不够。军方的力量覆盖全国，可是邓小平在上海、在武汉的讲话都没有引起反响，唯有到了广东之后，经过广东地方当局积极配合，舆论北伐，军报紧紧跟上，才让南巡讲话形成气候。 广东除了沿海、毗邻港澳之外，还有一点特殊之处不为人注意。广东党与北方派系不同，广东党的主干传承自周恩来、叶剑英主导的南方局。南方其他省份，特别是西南地区，原南方局的班子几乎被晋察冀部队搞的“反地方主义”破坏殆尽。而广东由于改革开放后，叶剑英、习仲勋、杨尚昆、任仲夷等人拨乱反正，南方局领导下的东江纵队干部恢复了活力。 北方局“叛徒”们被胡耀邦宽容大量的解放出来，89年之后，他们控制了大局。刘少奇死后留下的北方局人马，除彭真看得比较透的以外，大多归附以不厚家为首的保守势力。他们信仰淡薄，但是派系意识强烈，善于搞政治斗争。邓小平脚踩毛周两条船，在军队里继承了四方面军的山头，但是党政系统没有自己的班底，唯一的一个赵公被他自己抛弃，要搬倒势力雄厚的“叛徒”并不容易。于是属于周嫡系的杨尚昆从中牵线，将邓小平与以谢非为首的广东地方派搭上线，军地携手，才开辟出南巡讲话之后的崭新局面。 可惜南巡两功臣杨尚昆和谢非个人都遭到厄运，改革的步伐缓了下来。近十多年是改革停滞的十多年，是矛盾激化的十多年。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期待改革力量再次携手抗击复辟势力。

章立凡：不可复制的“南巡讲话” 进入专题 ： 改革 南方谈话    ● 章立凡 （ 进入专栏 ）       岁月不居，从意气风发的改革年代一路走来的人们，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二十周年，难免百感交集。或许是评价的时机未至，或许是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不便言说，未见有隆重刻板的官式纪念。眼见这难忘的日子悄然飘过，我怀着复杂的心情作此祭文，浇奠两代人消逝的岁月、理想与激情。     、“南巡”在历史上曾是君主专用语，康熙、乾隆祖孙曾各自有六次南巡，均包涵政治意义。历史名画《康熙南巡图》至今传世，乾隆在《御制南巡记》中称：“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二曰南巡”，将南巡和西征（开拓新疆）视为平生两大功业。     在共和国历史上，“南巡讲话”并非正式名词，官方的说法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南巡讲话”也不是邓小平的创举，毛泽东生前曾多次出京“巡视” 尤其是当他的主张无法贯彻时，便出京沿途宣讲，造舆论扭转形势，这法子屡试不爽。最经典的事例，是他在1971年最后一次“巡视大江南北”，一路发话敲山震虎，最终引爆了林彪事件，这些讲话也被称为“毛主席南巡讲话”。以此类推，发表了讲话的“南巡”，往往政治意义非常。           一 “南巡”的政治意图          1989年11月，邓小平从他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成为他所自称的“平民”，但仍是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第一平民”，守护着他所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     1989年6月的重大政治事件后，中国在国际上遭到孤立，外国投资纷纷撤离，改革开放陷于停顿，甚至出现倒退，国内否定改革开放的暗流涌动。他们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将经济改革中的市场化取向和股份制改革统统插上“资本主义”“自由化”标签。针对这些挑战，邓小平1991年1月在上海提出开发浦东，不要“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几篇社评，转述邓小平的意见，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而非区分两种社会制度的标志。这些文章招致了来自北京的围攻，提出了所谓“两种改革观”，质问改革“姓资姓社”。     中国的政治风波，也开启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潘朵拉之盒。曾长期处于极权主义体制阴影下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因改革滞后民怨沸腾，政局出现连环动荡。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国在1990年10月实现统一。在1990年7月的苏共28大上，对改革路线的分歧导致了苏共领导层的分裂；一年后发生“8.19政变”，导致苏联解体，有着74年历史的超级大国轰然倒塌。自1990年12月起，民主化浪潮冲击波所形成的骨牌效应，令共产党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先后失去政权。     “老朋友”们一个个倒下，难免物伤其类。否定改革的人们打出 “反和平演变”的旗号推波助澜，逐渐成为当时的主流舆论。有人主张将“反和平演变”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列为两个中心。中央党校办起了省部级反和平演变学习班，农村准备重搞“社会主义教育”。除了利用报刊媒体上大造声势，各种“反和平演变”学习文件、宣传册子也纷纷出笼，下发到各单位。     在国内外政治气氛下，邓小平开创的改革事业岌岌可危，面临半途而废的危机。这位“打不倒的小个子”已经88岁，形式上不再拥有任何权力，两位得力助手已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他不得不亲自出马，以打破常规的方式，捍卫自己的尊严和历史功业。           二 退休老人的政治奇迹          “大道废而有法，法废而有权，权废而有势，势废而有术，术废而有数”（《孙子兵法》孟氏注），统兵之道与为政原理相同。一生经历三落三起的邓小平，毕竟是运作政治形势的老手。与晚年的毛泽东相比，他虽已没有正式的权位，但丰富的政治经验、深厚的人脉资源和一言九鼎的影响力，无人能与之匹敌，这就是政治老人的所谓“势”。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家人陪伴下，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这位高龄老人以颤抖的声音和手势，高调放言，形成巨大的政治冲击波。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他指出：“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重申了对市场经济的支持：“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在形成记录的文字中，最具震慑力的是这段话：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南巡中，老战友杨尚昆陪伴左右，昭示着他的抗争得到了军方的支持，这也是“南巡讲话”能迅速扭转改革倒退局面的关键所在。一个月之后，形势发生了戏剧性转变，《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的社论，“南巡讲话”被整理成中央二号文件下达，《解放军报》提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口号。被打压已久的改革派也高调反击，收复了大片舆论阵地。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思想，主导了同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党代会政治路线，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     中外历史上鲜见这样的奇迹：一位退休政治家在垂暮之年，以个人的政治余热，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也改写了未来的历史。邓小平做到了。           三 “南巡讲话”的性价比          “南巡讲话”已经过去了二十年，邓小平逝世也已经十五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繁荣背后，则是急剧的体制腐败和社会两极分化。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邓小平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和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但通篇未涉及政治体制改革。     此前，邓小平曾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应有之义：“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的谈话》）     1989年以前，经济与政治的两只改革车轮，相对而言是同步并进，即便后者稍慢，但距离不会太大。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改革形势整体停步不前，国内矛盾尖锐。素持“猫论”的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机智地撬动杠杆，将全民推入商海，重启了经济改革的车轮，暂时渡过难关缓和矛盾。这固然是邓氏实用哲学的成功典范，但长远来看，赢得经济的代价是政治后遗症。     邓小平在1985年就说过：“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政治体制改革长期停滞，权力寻租所造就的体制性腐败和权贵资本，如今已盘根错节尾大不掉。以改革的名义滥用公权力，侵害民众利益的现象比比皆是，社会分配不公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以致人们在颂扬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时，很难评价改革是否算成功了。           四 “强人政治”将走进历史？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来临，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资讯的垄断，加快了普世价值的传播，地球村居民的智能插上了翅膀，领袖的“奇理斯玛”光环日趋黯淡，不仅穆巴拉克、卡扎菲等独裁者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连普京这样的强人也面临公众的背弃。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讲究游戏规则，“强人政治”正在逐渐被“常人政治”所取代。     “南巡讲话”是改革开放史上的重大事件，确实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其历史评价或许还要再过几十年才有定论，而其所留下的思考，也是多层面的。     据学者王占阳统计：从1989年初至1990年底，邓小平先后四次使用过“稳定压倒一切”这一提法。但从1991年起他就不再讲“稳定压倒一切”，而是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转向“改革压倒一切”了。最近，“皇甫平”的主要作者周瑞金先生大声疾呼：“改革，确实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了。只是，世上已无邓小平。也许，人们期待着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的确，世上已无邓小平。作为革命年代和威权时代的孑遗人物，他有幸成为共和国历史上头号改革家。“南巡讲话”的奇迹，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强人的胜利，同样也是不可复制的特例。在专制传统积淀深厚的国度，社会变革往往需要强力人物的推动，台湾的蒋经国就是一例。历史机遇稍纵即逝，邓小平未能在有生之年重启政改；时过境迁，一个淘汰精英的体制也复制不出他那样的政治强人。     改革开放和“南巡讲话”所推动的市场化经济，唤醒了国人沉睡数千年的权利意识，也给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培育了掘墓人。无论是在批判“两个凡是”后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保住毛泽东的偶像地位，还是在处置北京政治风波后发表“南巡讲话”、提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邓小平所守护的政治底线，就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近十年间，由于摸石头上瘾和短视的维稳思维，已错过了主动过河的最佳改革时机。尽管“永远执政”是历届领导核心的底线所在，但改革与革命的区别，在于后者必定打破底线，执政者须有所抉择。     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日益觉醒的民权意识与落后的执政观念的矛盾。正如汕尾市委书记所慨叹的那样——“老百姓变得越来越聪明”，最近广东乌坎村农民维权所达成的妥协，表明民众在与官方的博弈中变得越来越睿智和理性。群众已经过河，领导还在摸石头，一个长期执政缺乏竞争而活力尽失的政党，如何面对多元化的世界、觉醒的民众和成长中的公民社会？如何顺应民主化潮流而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已不是居高临下的“顶层设计”所能解决的问题。     特殊的经济和人文环境，令广东成为近代历史上新思潮和政治经济变革的发祥地，从变法维新到共和革命，从国共合作到革命军北伐，从深圳特区到“南巡讲话”，乃至探索中的“乌坎模式”……。睁大眼睛看看变化着的世界和中国，忍不住呼喊中山先生的名言：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2012年2月5日 风雨读书楼 进入 章立凡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南方谈话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088.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2012年 2月 07日 分析：乌坎能否成为“全中国的乌坎” 记者: 萧洵 | 香港 图片来源: 博讯 武警把守乌坎选举会场查证件或选民证 广东乌坎村民一人一票选举出村选举委员会成员的消息受到广泛关注。此外，中国总理在广东访问期间也谈及农村土地问题。这些是否意味着中共政权有意从农村土地开始着手，推动中国政治改革进程？分析人士对此并不乐观。 2月1日，乌坎村民以一人一票的形式选举出11名村选委会成员。一星期内，浙江苍南县村民则三次发起大规模示威，抗议村官私卖土地，侵吞卖地款项。 *苍南复制乌坎抗议模式* 有报道称，苍南县泮河村村民表示，他们的情况与乌坎村情况相似，都是土地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村官私自卖给开发商而未得到任何补偿。村民说，他们是受到乌坎村民维权活动的启发而举行示威的。 浙江苍南县的村民们复制了乌坎的抗议模式，但浙江是否会效仿广东在乌坎事件上的处理模式，现在还不得而知。 *温家宝承认中国农村乱占耕地问题* 而同样在过去一个星期，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广东视察期间承认，中国农村存在“乱占农民耕地，而农民有意见，甚至由此引发群体事件。” 中国官媒新华社引述温家宝的话说：“问题的根源在于，土地作为农民的财产，这个权利没有得到应有保障。” *乌坎难成民主样板？* 有分析认为，省委书记汪洋领导下的广东对乌坎的处理，以及允许乌坎一人一票选举村选委会的模式，应该得到了中央的支持。而温家宝在广东讲话时，又提及相关问题，是否意味着中央有意以乌坎为样板，推广基层民主选举模式？ 对此，外界的分析持谨慎态度。华尔街日报2月6日的一篇分析报道说，“温家宝成为保护土地权方面最直言不讳的中国政府领导人，不过他的努力看起来没有收到效果。” 报道援引的分析认为，在温家宝退休前，他在抗击根深蒂固的地方土地腐败问题上不太可能取得很大进展。 北京政治观察人士、近代史学者章立凡日前对美国之音谈及他对乌坎选举模式的看法时也认为，乌坎模式的推广存在地方利益障碍。 他说：“乌坎选举或者这个民主模式能不能够推广，现在恐怕高层还没有最后拍板。而正如很多人所分析的，乌坎可能对现在的吏治造成比较强烈的冲击波。” *林和立：乌坎模式未切中要害* 还有一些分析人士则直指所谓的乌坎模式其实并未切中问题要害，也就是农村土地的所有权问题。虽然温家宝在广东讲话时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既是农民的财产，又是农民的生产资料，但是他并没有谈及是否会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进行改革。 香港中国政治观察人士林和立此前对美国之音谈到乌坎事件与农村土地所有权问题时说：“近几天，随着新一轮的(乌坎村)村代表的选举，好象中共当局希望证明民主进程还没有停顿。而我们要关注的地方、最重要的问题是，那些土地会不会重新分给农民。” 林和立说，中国有许多经济学家一直呼吁，改变现有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形式，让农民有权支配自己的土地。他说，这个已经谈了十几年的问题，不会在胡温政权剩余的短暂时间里得以解决。 *地方利益与土地改革* 林和立还谈及农村土地和地方利益之间的问题。 他说：“我们不要忘记，最主要的问题是，目前中国地方财政的来源，超过一半来自于卖地的收入。所以中央目前也要兼顾到地方财政来源的问题。假如不允许地方政府卖地的话，很多地方政权会破产。所以这个连锁反应是很大的。” 北京的政治学者刘军宁在谈到中国当前土地改革进程时说，当局不可能在土地共有制问题上有主动的举动。 *章立凡：乌坎能否成为“全国的乌坎”* 近代史学家章立凡认为，乌坎这个事件是民间和官方长期博弈的结果，类似的抗争也有很多失败的先例，例如此前被强压下去的广州番禺区太石村村主任罢免事件。 他说，乌坎这次算是成功了，但是这次成功是否意味着“乌坎一小步，全国一大步”，还需要观察。 章立凡说，乌坎能否成为“全国的乌坎”，还要看它对当前的吏治，对未来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有什么样的影响。他认为目前高层对此，以及乌坎模式与政治体制改革如何进行结合等问题还没有想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