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

形象牌轰炸美国 各界热议点评

中国近来在国际上大打形象牌,展示中国生产能力、中国名人和中国崛起的广告一浪高过一浪。这不仅为中国元素在国际发酵推波助澜,同时也引发对中国形象议题的广泛关注和评论。 *人物篇耀眼轰炸* 继中国商务部去年4月首推宣传片“中国制造”,给中国这个著名产地的商品正名之后,“中国国家形像片–人物篇”目前正在在纽约时报广场热播;名为“中国崛起”的下一波广告也即将登场,据称将强化宣传国家现代化及其隐含的巨大商机。 有分析说,“人物篇”用“耀眼的中国红”衬托着中国明星、名流,以每15分钟一次的频率“轰炸”着纽约市民,其震撼效果不言而喻;包括姚明、宋祖英、朗朗、袁隆平等在内“大人物”的出场以及对黄金地段时报广场电视墙的几近“买断”都证明这一广告是在“举全国之力”。 *专家解读形象不尽相同* 对于国家形象涵盖的内容以及应该如果提升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专家们的解读却不尽相同。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何茂春指出,国家形象分为物质形象和精神形象;前者指经济地位、综合国力,后者为公民素质和社会功德。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说,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义受限于不易解读的复杂国家情况,因此也不可就其美丑妄下定论;美国《华盛顿观察》主编陈雅莉认为,在美国人眼里,中国美好形象必须落实在动听的口号与决策的一致上,也就是体现在理念的具体落实上。 *软性品牌营销高于硬性宣传* 香港资深传媒分析人士周彬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进行形象宣传首先应该从正面加以肯定,这至少说明它了解形象的重要以及重视形象的心理。 周彬说:“中国执政党重视在国际上的形象至少是意识到国际舆论的作用;要与他国人民和政府修好必须让他们了解中国。过去对外宣传时宣传腔调比较重,而现在走的是公关广告和品牌营销之路,是对形象进行软性推销,这值得肯定。” 不过,周彬表示,仅仅通过数次广告是无法改变形象的;在树立形象上,行动胜于言语,行动跟上广告才能令人信服;如果光说而不做只能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中国的国家形象重点目前应定位在人权、环境、贫富和国家基本体制等方面。 *外部形象内在修* 位于北京的独立评论人士章立凡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赞同政府以“作秀”的方式来争取认同;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只能是自欺欺人。 章立凡说:“并非专挑政府的毛病,但是一个国家要追求美好形象的话,最重要的是善待自己的人民,首先应该改善国内的人权,同时让社会分配公正化。” 有网友说,一个国家的形象塑造是长期的过程,而且应该以全面、客观为立足点,避免“宣传色彩”;当一个国家的内在修行好了,其形象也就自然提升了。 据报导,紧随“人物篇”之后的“崛起篇”将大打经济牌,通过活跃在中国的外国人现身说法,强调商机无限和“中国正在崛起”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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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写老佛爷不高兴

      我为什么要写老佛爷不高兴    《重读晚清六十年·后记》(毛版) 老佛爷专政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最鄙视女人的国度,居然被一个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近半个世纪。武则天咱就不说了,因为那时候的中国女人还没有开始裹脚,那时候的中国寡妇还能再嫁,那时候的中国阉儒还没有发明存天理灭人欲之类的生化武器…… 老佛爷她老公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大清尚有人耶? 有,这个人就是他老婆懿贵妃! 但是这一切都构不成我写老佛爷的理由。从感情上讲,我不太喜欢她。从理智上讲,我从没想到要写她。作为执政者,她是一个封建帝王;作为女人,她是一个寡妇。封建帝王,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下来,那是一串长长的名单,但是,除了我们河南帅哥袁世凯有特别的研究价值外,其他帝王构不成文化基因上的突变与体制上的突破,因此都是不咸不淡的话题;寡妇,中国两千年的社会下来,可以组成一个又一个庞大的军团。这军团的背后,是中国文化的反人性与反社会,可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反动性,慈禧又远远不如祥林嫂那样的底层女人更具代表性。只不过,既是寡妇又是最高执政的,在中国历史上倒是不多。而且慈禧所面临的棋盘也与以往有所不同。作为封建帝王,她既面临了中国历史周期率中的末世,又摊上了世界格局下中国文明的衰世。作为寡妇,她既失去了唯一的儿子,还跟养子闹了别扭,自己也没敢明目张胆的母鸡司晨。在中国的宗法政治语境下,家事就是国事,国事就是家事。不论是家事还是国事,老佛爷都没有搞好。能搞好的,我们至今还没有见过。既然没有见过,我们就不能苛求老佛爷了。老佛爷有她昏庸的一面,那是权力使然。中国式的政治运作,只能使权力者的智商越来越下降,因为子民百姓干脆没有智商。这也叫互相成全。你愚民,民愚你,在自己的历史循环圈里,差不多能维持二三百年。维持不动后,崩盘。子民百姓再造一个大救星,然后下一轮转盘开始,跟蒙着黑布栽头拉磨的毛驴一个情境。老佛爷也有她开明的一面,搞洋务,搞维新,搞宪政。从器物改革到制度改革,百尺竿头,谨慎挪移。虽然是大势使然,但是她的改革,直到今天,后人也没人超越不是?邓公的改革开放,顶多能与老佛爷的洋务运动持平,却赶不上老佛爷的立宪。站在这个角度上,老佛爷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怎么说?说她改革不够彻底,宪政纯是骗局?这样说人家一个寡妇,后面的爷们脸往哪里放? 最终动笔,却是缘于网上的一次玩笑。其时中国大地上,刚刚横空出世一本民族主义的垃圾书:《中国不高兴》,也许大家更熟悉它胞哥:《中国可以说不》。 中国可以说不,乃是新时代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一个标签。近几年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从一个高峰走向另一个高峰,但是每一个高峰,都没有超越当年义和团的高度。当然了,他们可能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借民族主义情绪炮制、炒作、贩卖他们的小书罢了,说穿了,它就是个“民生”问题,借民族主义情绪挣俩小钱,生存和生活。挣得多了,选择移民海外,既可以享受西方的政治民主与社会福利,还可以境外卧底,回过头来向国内兜售他的爱国情操,试图名利双收!如果说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那么在中国,它还是奸商的生意场! 如果说大清时代的民族主义情绪还都是真的,那么现在掺假的就多了。更诡异的是,假民族主义者反而是民族主义情绪泛滥的引领者,而真民族主义者则是被引领者,后者乃至成为前者的工具。我们能看到的现象是,前者与后者一齐在路上狂奔,造成了一种声势。前者感觉火候差不多了,要求停下来,后者无停的意识,依照惯性继续往前冲,结果不是自己跌个狗啃地,就是把前者踩上几脚。公民意识比较到位比较健全的社会,玩民族主义,也许还能玩好。因为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前提乃是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比如欧洲的民族主义是在推翻了神权与王权,民族利益取代王朝利益,民族国家取代王朝国家后才出现的。正如美国学者汉斯·库恩所言:“没有人民主权观念作为先导,民族主义是不可想像的。”一句话,我们这样的臣民社会,注定玩不好民族主义,不是玩出悲剧,就是玩出闹剧。老佛爷玩出个义和团,毛泽东玩出个红卫兵。更要命的是,这可能不是最后的剧目。 如今的中国社会,深切怀念毛泽东的人有之,认为社会修了叫唤继续革命的有之,民族主义情绪变态愤懑者有之,义和团与红卫兵的杂交后代有之。就是从手机短信日常伦理生活中,也能嗅到某种可怕的遗传信息。当年的义和团有揭帖云:“传一张能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方之灾。”或云:“传三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此方四邻之灾;如见不传,必受刀头之罪。”现在的国人给你发短信云:“妈妈,没有您就没有我,就没有我数十寒暑的悲伤,也没有我春夏秋冬的欢笑。谢谢您给了我生命中美好的一切与成长。母亲节快乐!转发给6个人以上,上天保佑母亲幸福安康一生一世,如不转发,就有不祥之气笼罩……发吧,反正发了没坏处……”或者:“风是雨的呼唤,雨是情的交融,最爱你的人,最牵挂你的人永远是你的母亲。将此条短信转发给六位好朋友,你的母亲06年就会很平安,别偷懒,为妈妈值得!” 接到这种短信,我第一反应就是:他娘的!哪个娘生了这么个弱智儿女?第二反应是,一个也不转发,一个朋友也不折腾。谣惑止于智者,我娘有我这样聪明厚道的女儿,就是她的幸福安康所在!那么发这种义和团短信有什么好处呢?第一,电信数钱数到手发酸。第二,传播弱智感染白痴! 中国的运动之所以容易发动,就是由于群众容易被运动。中国的群众运动,确切的叫法应该是运动群众!中国可以说不,何尝不是一种群众情绪的被运动呢? 总之,出于种种理由,“中国可以说不”早已成为我写作说话时的一个边角笑料。不过这种笑料并不是始自于我。王小波说他在外国时,经常有外国友人一脸笑意地问他:听说你们中国人都在说不?小波讲这故事,就憋了一脸坏笑。没想到我的朋友王一名更坏,认为“中国可以说不”不够形象生动,应该改成“中国可以说呸”。在外面开会游玩,他动不动就来这么一句,笑死人不偿命。没想到,呸还不够,中国又不高兴了。有鉴于此,在凯迪的猫眼看人,我不无调侃地宣布说:“我下一个写作计划是《老佛爷不高兴》。你中国不高兴,我老佛还不高兴呢。”没想到话音刚落,网友即轰然叫好,更有编辑朋友撵着我要订出版合同。 一个玩笑,我就上架了。不写不行了。只好搁置原先的写作计划,打理起了老佛爷。老佛爷是个热门货,打老佛爷主意的人很多。但是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老佛爷固然有她的时代局陷和个人能力与品德方面的缺陷,但是扪心自问,邓公所谓的改革开放能超出老佛爷的洋务运动吗?邓公在1977年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邓公这话放到洋务运动时期,也就是曾李的“船坚炮利”而已。而且邓公所面临的环境,与慈禧太后并无二致。闭关锁国的前提是一样的,阻力是一样的。央视2009年播出一系列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录片。什么《坐标》、《破冰》、《伟大的历程》云云。看看这些名称就知道,邓公不容易。可是将心比心,当时的慈禧太后容易吗?大清要是犹在,那纪录片更有可拍的了:纪念洋务运动150周年、纪念戊戌变法110周年、纪念宪政改革100周年。除了《坐标》、《破冰》、《伟大的历程》,特别节目更有得搞了:《我们这百年》、《经典大清:百年辉煌》、《图说百年》、《我们的生活比蜜甜》、《芝麻开花节节高,太后的恩情比海深》等等。 如果把文化分作三层,外层物质技术、二层制度组织、内层价值灵魂的话,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现在进行到二层的表面了:先是引进外国的技术与设备,继而是由农村而城市、由经济而政治的体制改革,但改来改去,就是个半吊子,关键方面没有触及——市场没有完全化,政治没有民主化。接下来,最核心的层面,我们的主旋律阵地正在坚决抵抗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西方的核心理念,也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在我们这里都成了敌人,可想我们现在是多么的不普世,多么的一枝独莠,独领骚臭! 历史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历史很严肃地告诉我们,邓公的改革开放,就是中国的第二次洋务运动。中国的第二次公车上书,就是那一年那场风波。风波结束,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戊戌变法失败。好多人像当年的康梁那样,海外流窜着呢。那么,中国的第二次宪政改革何时开启,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中国现在没有革命党。如此看来,中国历史上的每次进步,都是被逼的。所以不管什么纪录片,主题曲都可以是同一首歌:俺们都是被逼的,被逼的;或者:我家国门被打开,开放怀抱等你……可由慈禧太后与邓公领唱,同治,光绪,奕訢、国藩、鸿章、宗棠、耀邦、紫阳、万里等同志串唱。 说穿了,大家同是器物改革,制度都想一百年不动摇的。老佛爷后来被逼无奈,不但搞了维新,还搞了宪政,虽然不是由于流产,就是由于诚意不够被革命踢爆,但是扪心自问,谁敢说老佛爷的后任们诚意就够,谁敢说现在中国的宪政改革能达到老佛爷的高度? 站在历史的全方位角度,我们固然要谴责老佛爷;可是站在现实的逼窄角度,我们又会觉得老佛爷独迈千古。那么这个书的基调如何把握?还有,我写作的动机本是出于对《中国不高兴》一书的调侃,那么具体写作时如何划调侃为讽喻,鉴往以知今? 本书的章节目录不无恶作剧地模仿了《中国不高兴》。《中国不高兴》分三个部分,本书分上中下三篇;《中国不高兴》的第一部分是“中国为什么不高兴”,本书的上篇是“老佛爷为什么不高兴”;《中国不高兴》的第二部分是“中国的主张”,本书的中篇是“老佛爷的主张”;《中国不高兴》的第三部分是“放下小菩萨塑伟大之目标”,本书的下篇是“放下大菩萨塑渺小之目标”。 总之,模仿别人的小样,至少样子上要做到活灵活现。至于内容,还是我一惯的风格与主张。历史在哪里扭曲,我们就在哪里突破,说真话,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说自己想说的话。 章立凡先生戏称我为“历史顽主”。这本书,应该更多地体现了我的“顽”意。拿历史玩现实,拿现实玩历史,直到玩得你分不出历史与现实,梦回了大清王朝,我就算达到了目的,一旁憋不住的坏笑。所以,没有玩心者,不具备起码的幽默感者,就不要看了,免得不高兴,找我算帐,我可赔不起,我啥都不差,就差钱! 历史事实一再证明,中国不高兴,后果很严重。而且这后果更多地体现在内伤方面,也就是自残。历史不息,自残不已。 长吁以掩涕兮,哀中国之自残! 短叹以明志兮,哀历史之循环! 别拦我,我不会跳楼的。我瞪眼看中国历史跳楼! 海涅有首著名的爱国诗歌,名叫《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 忧郁的眼里没有眼泪, 他们坐在织机旁,咬牙切齿: “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去三重诅咒—— 我们织,我们织! “一重诅咒给那个上帝, 饥寒交迫时我们向他求祈; 我们希望和期待都是徒然, 他对我们只是愚弄和欺骗—— 我们织,我们织! “一重诅咒给阔人们的国王, 我们的苦难不能感动他的心肠, 他榨取我们最后的一个钱币, 还把我们像狗一样枪毙—— 我们织,我们织! “一重诅咒给虚假的祖国, 这里只繁荣着耻辱和罪恶, 这里花朵未开就遭到摧折, 腐尸和粪土养着蛆虫生活—— 我们织,我们织! “梭子在飞,织机在响, 我们织布,日夜匆忙—— 老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去三重诅咒, 我们织,我们织!” 这诗很能引起我的通感。我在写老中国的尸布,我要写进去三重诅咒,我写,我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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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千百之十的汉语思想

从政法系到宪政中国,从次法西斯社会到后改革时代,从维权到围观,从NGO到法律救助,从河蟹到草泥马、神马……今天是以行动来表达的,写作也是一种行动表达。任不寐、摩罗、杜导斌、高智晟、郭飞雄、胡佳、刘晓 波……各自彪炳一时,孙志刚、杨佳……则已经成为英烈,范亚峰、余杰、王怡、傅国涌……在上帝的慈怀里有着卑弱而坚韧的力量,莫之许、冉云飞、谭作人、陈 云飞、许知永、滕彪、蒲志强、夏霖……则一直示范着短兵相接的人生社会正义……这种人格和知识论的一个历史成果,即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起的宪章运动,一 度检验了大陆中国的国民心地或仁人志士素质,在08年中国奥运随喜里发声而让官产学扫兴,这个运动迅速被权力定格,成为大国小民时代的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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