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公民社会不只是政府的“拾遗补缺”   童大焕—2010年11月27日星期六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短短30年已经使深圳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全国第四大经济城市。富裕起来的深圳正面临下一步向何处去的新课题。如今，新的方向似乎正在被他们自己找到。       来自媒体的消息说，深圳市“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率先建立现代公民社会，这也是全国第一个将公民社会建设写进“十二五”规划当中。深圳市政府正改变着一贯以来全能政府的定位，将职能剥离出来移给社会力量，为社会力量的发展拓展空间和提供机会。与此相适应，《行业协会商会条例》和《非营利组织条例》已进入今年深圳市人大的立法计划，这将成为中国为社会组织立法的积极尝试。人们寄望作为特区的深圳像为全国经济建设提供经验一样，在公民社会建设方面，也为全国闯出一条新路。 过去五年，深圳社会组织数量年均增长15%，目前，深圳社会组织已近4000家。深圳市社会领域的各项改革将极大程度促进社会组织的数量增长、能力提升和全面发展，也将有效弥补当前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欠缺。       不论是计划经济时代还是过去30年行政主导的准市场经济时代，中国社会一个典型的特征是有人民而没有公民，有政府和个人而没有公民社会。超级强大的全能型政府直接对应着超级弱小的原子化的个人，在政府和个人之间，缺乏有组织、有理性、有权利、有义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与法律意识的弹性十足的“缓冲空间”，这个缓冲空间就是公民社会。因为缺乏，所以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官与民之间的矛盾冲突往往变得非常的刚性，难以有效调和。这样的社会，权力主导地方经济发展，甚至主导一切，既带来高速发展的动力，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一是地方政府企业公司化，权力与资本相结合，产生了难以遏制的腐败；二是权力与责任不对等，权力不受监督与制约，使地方的经济生态、社会生态、自然生态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三是公民权利得不到有效维护和保障。       没有民间社会，只有权力主导下的政治组织；个人缺乏权利保障和独立思想，也就缺乏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理性。权力不受制约与监督，奴役与被奴役、依附与被依附关系盛行，自由平等、独立人格、公共精神、节制理性等等公民意识成为社会的稀缺资源，自上而下的反常识、反人性、反法治的各种荒唐举动都可以大行其道通行无阻，它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性道德等等，都带来了长远而又深刻的破坏。       社会组织的成长壮大是公民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载体，深圳为社会组织立法可谓抓住了牛鼻子。但更应该看到的是，公民社会的成长不仅仅需要依靠政府职能对社会组织的让渡，更需要相关法律法规对公民权利与自由的直接保障。这样的自由与权利保障，首先体现为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制约。在深圳，这方面面临的改革任务更艰巨，也更直接。       比如，深圳1千多万常住人口中，只有200多万户籍人口，那么，剩下绝大多数人口选举与被选举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与文化权利能否得到保障，如何得到保障？       其次，思想和言论自由是其他自由得到保障的前提条件，自然也是公民社会建立健全的前提条件。犹记得当年袁庚草创深圳的时候，任何公民可以指名道姓批评政府直至袁庚本人的生机盎然景象。今天和今后，深圳能够在“还思想以自由、还舆论以空间”再次独步天下，一领全国风骚吗？       第三，公共财政阳光财政乃一国、一地之命脉，深圳在这方面，是否在建设“让公民看得见的政府”方面，摘下全国之桂冠？       在此，让我们深情注视、热烈期待着深圳。     

价格管制不能总是伤及底层   童大焕— 2010 年 11 月 28 日 星期日   是货币超发，还是农产品价格上涨过猛？关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大幅上扬的纷争，一时间把农业部和工信部推上了风口浪尖。工信部把包括大宗原材料在内的物价整体上涨归因于农产品涨价的带动，而农业部在 11 月 25 日 发布的一份调研报告则用数据反驳了工信部，称多数农产品价格涨幅远低于化肥、种子、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涨幅，农业部更愿意用“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和“热钱流入”等词汇解释国内通胀超预期的现象。（ 2010 年 11 月 27 日 《华夏时报》） 此前，国家多部委也对此番农产品价格上涨问题产生了争议。国家发改委 11 月 24 日 发文称，种种迹象表明，游资炒作和不法经营者采取欺诈、串通、哄抬、囤积等不正当手段操纵相关商品价格，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的直接推手。而农业部官员表示，炒作不是农产品价格上涨主因，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则认为农产品不具有投资品的特性。 尽管政府部门的各路“专家会诊”还没有对此番农产品价格上涨的“病因”达成一致意见，但各地针对农产品价格的行政打压措施已经全面展开，并且很多地方的农产品价格应声而落。 这不免令人担心：在病因未明的情况下匆忙采取的治疗方案，会不会带来更大的副作用？这样的担心绝非多余。 一方面，不恰当的价格管制有一个相当明显的副作用：因为它违背经济规律，人为扭曲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关系，使市场的自主、自动调节功能部分失效，从而使每一次价格干预都成为价格反弹的伏笔和前兆。就以当前的农产品涨价为例。国内农产品价格一直处于世界上的价格洼地，等于是用低收入的农民补贴高收入的城市居民，导致农民种粮、种菜的积极性一直不是很高。如果的确是种子、化肥、农药、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价格在提高，而农产品价格却得不到相应提高，那么它势必进一步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导致农产品生产的进一步萎缩，不仅为下一轮涨价打下伏笔，严重时甚至有可能危及国内粮食安全。 另一方面，不恰当的价格管制还会进一步恶化底层民众的收入状况，进一步加大下一轮价格管制的压力——因为收入太低，所以要求各方面的物价也低。众所周知，就像每一轮价格上涨一样，通胀到了最末端——农产品涨价这一环，还没有真正传递到生产环节，在流通环节往往就被掐住了咽喉。农民从物价轮番涨价中不断受损（比如种子、农药、化肥先上涨），却很少受益。这也许也可以解释为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之一。 这样一种不断伤及底层百姓，物价高也百姓苦物价低也百姓苦的管制模式和机制，的确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从长远看，中国的农产品价格都应该持续稳定地提高，而不是降低。因此，中国的问题，本质上不是物价太高的问题，而是政府保障不力、市场改革不到位和国民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应当致力于解决这三大基本问题，而不是头痛医痛脚痛医脚，扬汤止沸去胡子眉毛一把抓地抓物价问题。     

    选择了思想 你就是一片森林 ——纪念蔡定剑先生   童大焕— 2010 年 11 月 28 日 星期日   著名宪政学者、反歧视专家、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因患癌症，在年仅 54 岁的壮年去世，令人扼腕不已。 蔡定剑老师长期从事宪政研究，关注选举治理、财政预算改革等国家和社会的最重大、最基础性问题，近年更投入不少精力从事反就业歧视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工作，为中国反就业歧视理论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无数的人在以各种形式怀念他，而我最感佩的是他在全国人大副局长的位置上“仕而优则学”，选择了思想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我相信像他这样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主张温和改革、渐进改良的优秀知识分子，官场不会不容他。马国川先生《为什么纪念蔡定剑？》可以为证：“蔡定剑特立独行，在许多知识分子孜孜于‘学而优则仕’，热衷于攀援仕途的今天，曾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的蔡定剑，却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局副局长的位置上退身而出。‘职务越高，越不应该更多发表个人的看法，’他说。在他看来，学术研究和民权维护，才是更能自由呼吸、自由驰骋，也对社会更有益的领域。”显然，他对于官员言说的界限和尺度有非常清楚的认知，“职务越高，越不应该更多发表个人的看法”，这里用的是“不应该”而不是“不能”。这是对的。当你在官场，你在公众场合的每一句话，社会都会把它当成是代表官方的言论，而不仅仅是官员个人的“一己之见”。 而选择思想和学术，虽然“写的文章一点也不好发表，常因太尖锐而被‘枪毙’”，但比起官位在身，毕竟表达要自由得多。 那么，是选择继续做官，还是选择思想和言论？同样的一道选择题，放在一百个知识分子面前，我想，在今天的环境下，可能会有 99 个选择当官。因为今天，在权力得不到良好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当官的好处简直是太多太多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当官的感觉也是太好太好了。 而蔡定剑先生，不仅要在全国人大副局级官位上挂冠而去，而且也不是选择从商，而是选择一条更为清贫和寂寞的道路：思想和学术，而且是反过来以限制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为根本目的的宪政研究与实践。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便是蔡定剑先生与众不同、肝胆昆仑之处。 蔡定剑是一个温和的有韧劲的改良者和建设者，对于一国之命脉的公共财政和透明财政，他几乎年年都要说。他是一个“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的智者。他也是一个勇者，他对各地以公车改革为名将腐败合法化的一系列评论令人印象深刻。 以限制权力的宪政为诉求，蔡先生自然也清醒地知道这类的知识分子有可能招致官场中一些保守派的不满，所以他特别提醒和呼吁学校当局：“我们学校有些学者，不被某些官员认同。学校领导对此要有正确的认识，要保护他们。正是这些学者为政法大学赢得声誉，对他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判断，不要短视。（大意）”（见其同事何兵教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 蔡定剑先生去世，熊培云先生微博留言纪念：执政者至死方休，执思想者另有未来。我不这样看。在变革年代，执政者不一定会人亡政息，伟大的政治家可以通过非凡的胆识与人格魅力，通过“制度化的思想”将一些先进的思想、理念变成制度，固定下来，成为这个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基本规则，自己则因此站成伟岸的大树。但很显然，政治是妥协之事，是众人之事，执政者必将面临更多的无奈和妥协。 因此，执思想者另有优势的地方，则是可以通过更大限度地启蒙大众，在广茅的大地上洒下思想的种子。如果说执政者可以站成伟岸的大树、卓立的风景，那么执思想者，用不了多久，你就是一片森林！ 坚信“民主宪政才是社会平稳转型的基础”的蔡先生人虽已逝，其言犹在。其“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正激励和警醒更多的人。  

“瓷器爱国主义” 背后的“中国概念”   童大焕— 2010 年 11 月 15 日 星期一         外国人一句“瓷器爱国主义”的戏言轻松挠着了国人的痒，人一痒痒就只顾愤怒只顾笑失去了最基本的独立判断。日前，一个拍卖行最高估价不过 1285 万人民币的乾隆时期瓷瓶，在中国内地竞拍者互相加价后拍到了 5 亿元。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史堤夫文森撰文戏称，天价花瓶背后是中国人的“瓷器爱国主义”。   “瓷器爱国主义”果然一下子压迫了许多国人的神经，以此为靶子的评论文章纷纷占据媒体和网络要津。但所谓“瓷器爱国主义”，说到底是一厢情愿的意淫，人家腰包鼓起来的中国商人，看中的是这些古董和艺术品的投资和未来升值前景，除了极少数高调地将爱国作为炒作的噱头，绝大多数低调的商人打心眼里就未见得在这些器物上附上了“爱国”两个字眼。即使其中有一些投资者心里明镜似地知道，“其实那些真正的国宝都还在外国博物馆里，你出多少钱人家也不会卖给你！”但是他们仍然要“奋不顾身”的投身其中，让我看到的积极意义是：先富起来的中国人正在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安全的财富仓库。而在建造和寻找财富仓库的过程中，其带动的“中国概念”将有可能重新定义中国的奢侈品在世界上的地位，从而给中国的未来带来不无正面的价值和意义。   有人说， 5 亿元巨款，可以解决 2500 万贫困农民的新型合作医疗费用。类似的还可以延伸到可以帮助多少人看病，可以解决多少儿童的就学，可以解决多少穷人的吃饭等等问题。但这种类比存在着一个致命的错误：把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强加到富人头上，既是在为政府推卸责任，也是对富人自由支配财富权利的“冒犯”。我们能够容忍甚至欢呼政府机构几千亿几千亿地搞这个会那个会，一个开幕式就耗资数亿元，为什么就不能容忍富人们用自己的钱去树立一个“中国精品”的艺术和文化形象呢？同样是“展示中国形象”，是有器物、艺术品“灵魂附体”的更持久，还是短暂的几小时或几十天的活动更持久？   经济学家张五常说社会要有财富仓库，让人把赚到的钱存在安全的财富仓库里。“天下没有完整无缺、永不可破的财富累积的仓库。然而，如果一个经济完全没有累积财富的仓库，不可能发展起来。”斯是醒世恒言。   又有论者说，“国宝回归”只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是国家追讨、第二条路是政府出钱赎买、第三条是民间捐赠。富豪们的海外夺宝运动，非理性地抬高了中国流散海外文物的市场价格，大大增加了一些珍贵文物回归的成本。从此以后，无论国内文物部门或海内外民间个人要赎买、捐赠此类文物，就不得不被迫进入拍场，付出越来越高昂的竞买成本。   其实，这也是一个混淆视听的说法。海外国宝的回归之路，历来也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该政府追讨的，只与当初流出的途径有关，与钱多钱少无关。桥归桥，路归路。当然，国家文物部门或者海内外个人要赎买、捐赠，成本可能是更高了。但这里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的文物就一定要从“产权”上完全“归属”于中国呢，难道一件中国文物躺在大英博物馆供全世界人免费或低价参观，就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了吗？再说，如果那些文物回归中国，我们却不能提供足够的保管条件，或者不能公开陈列、公开向全世界的人们展示，或者虽然公开展示但要收取巨额门票，只被少数人藏着、掖着甚至损毁，倒不如干脆让它们留在外国博物馆搞“世界革命”展示中国形象呢！   我不否认天价花瓶背后有泡沫的成分，但是其中的风险要富豪们自己个人去承担。但由此树立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概念”，一定会给中国带来更多的附加值，有助于未来中国的产品尤其是精品在世界上卖出更高的价格，就像当年中国出口的瓷器、茶叶、丝绸、艺术品等等都是外国上流社会的奢侈品一样。关键只在于，我们的企业、我们的艺术家能够真正不负于这个时代，生产、创造出真正一流的产品和思想性、艺术性俱佳、具有史诗般价值的艺术品。   如此，就当“天价拍品”是一次次中国形象的大广告如何？至少比不惜一切代价的政府广告要便宜很多。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通胀声里说丰年   童大焕—2010年11月16日星期二         又是一度秋风起，通胀声里说丰年，听取“哇”声一片。       高通胀和深港两地的物价落差把小雯这样的深圳主妇逼得越来越“精明”，哪怕小到鸡蛋、食盐，到香港购物已经成为小雯这样许多深圳人的首选。为了应对通胀，海南琼海市民在市政隔离带上种起了蔬菜，连“世界上最厉害的中国城管”也无可奈何。 都说国人重储蓄轻消费，其实是个把国人当傻瓜的偏见。1980年代，曾经有一年，也就是通胀那年，国人花的比赚的还多，存钱也只平均存两到三年，，刚好买“一大件”。       当下的通胀预期，有可能使我们“重回1980年代”。11月16日，央行宣布年内第二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回笼资金3000亿元。但是另一面，全国10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5877元，住户存款锐减了7003亿元！储蓄的短期化和活期化倾向也越来越明显。在强烈的通胀预期下，加上如今的信用消费制度，“花的比赚的多”只会比198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货币就像放出笼子的老虎，“归山”以后想要再圈住是圈不住的。连央行副行长马德伦也承认，他说，“而资金并不是可以框的住的”。       因为没有人会坐视资金放在银行里“房子进去，茅台出来” 〔成都汤玉莲，33年前存款400元（一套房子），如今换来835元（一瓶茅台酒）〕，也不会任由股市“宝马进去，自行车出来”，而是要千方百计防止自己的货币贬值，办法就是将货币资产化：钱少一点的囤粮油蔬菜等生活必需品，钱多一点的囤房产、囤珠宝玉石、古董、红木、黄金、艺术品等非生活必需品（奢侈品）。       古人说有恒产者有恒心，你得先让人有安全的资产，人们才会有恒心去干实业。用经济学家张五常的话说就是要有安全的财富仓库， “天下没有完整无缺、永不可破的财富累积的仓库。然而，如果一个经济完全没有累积财富的仓库，不可能发展起来。”       人人都在努力寻找安全的财富仓库，于是我们看到一年来房产、珠宝玉石、古董、艺术品的价格都一路飙升。黄金、古董、艺术品不必说，高档玉石如中高档翡翠，半年涨幅最低估也在30%，甚至一倍以上。       房地产虽然一直受到政府调控，但从2009年1月起，根据国家统计局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数据，迄今为止的22个月里，只有3个月的房价环比（即当月与上月房价比，单位：%）是下降的，分别是2009年1月-0.2，2009年2月-0.2， 2010年6月-0.1。另外有2010年7月和8月持平，环比上涨均为0，其余月份全是涨声一片。笔者今年年初写文章判断七八月份是年内最好买房时机，谁料到七、八两个月真是环比为零，也是22个月里独有的两个零环比月份，可谓天助。但谁又会料到去年调控后乃至今年两会高调打压后，房价仍会一路高歌猛进呢？有人说，在不断加压的强大调控压力、市场供大于求、企业渐趋差钱等三大因素影响下，未来半年左右的时间段内，70个大中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房价，将总体呈现下跌格局。我不相信这个判断，因为不论是开发商还是购房者尤其是投资者，对未来的通胀预期几乎高度一致，因此未来几个月房价上涨的压力还是大于下跌压力，更不必说远期大趋势。       日前坊间流传着一则颇具爆炸性的报道：曾经高达8000万元的红木家具如今不到60万元。但新京报记者实地调查却发现，市场上红木家具的价格毫无松动，销量也一直稳中有升，价格则是年内上涨近二成。对于暴跌的极端说法，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要么是外来资金想进入，先造势把价格压低；要么是自我炒作的噱头。红马红木董事长马新建表示，“对于真正购买和收藏的消费者，红木家具贬值的情况从没有在他们身上上演过。”（《新京报》2010年11月11日）       在这个巨变的时代，中国市场化、城市化速度太快,许多头脑中还没有剪掉计划经济辫子的人，对市场认识不足，导致贫穷和焦虑。“能够并且愿意探讨在急剧演变的社会中寻找自己定位的人日渐稀少，这个需要卓越的洞察力，那种随机决定自己命运的人，最后都无法解释自己的结局，只会把自己的失意归结于社会缺乏公平和正义。”一些人看到疯狂，一些人看到机会。一些人总在犹犹豫豫迟迟疑疑中问：有没有泡沫？       还是让张五常来回答好了。他说，不管如何高估，对于有产出的财富仓库如土地房屋、企业或公司机构、知识资产而言，财富的上升是被资产的收入上升约束着。然而，从没有产出收入的收藏仓库看，财富的上升没有这种收入约束。       这句话让我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第一次帮我想通为什么同为房产，商业地产几乎从来不受调控政策约束，却不会涨到天上去。这是因为商业地产始终有“租金”这个天花板约束着。而住宅地产不同，因为总有人不考虑租金要购房自住。就像今天很多人回农村盖没有产权、不能抵押贷款和自由交易的房屋，即使长年空着也要盖，不是因为经济上的“租金”等收入产出需求，而是一种文化心理需求，一种“根”的需求，一种孝敬父母老人的需求，或者一种“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等等的文化需求。       那么，古董、艺术品、珠宝玉石呢？张五常说了，最困难的估计，是人口13亿多的中国，今天好收藏的可能只是很小的一撮人。收藏是有传染性的玩意。有钱的人多了，知识与文化的欣赏增加了，收藏的人马会增加多少我不知道。附庸风雅是有钱人的玩意，历史来来去去那样说。       我的朋友五岳散人在腾讯微博上留言：这些年投资的经验说明，无论是房子还是黄金甚或股票，都不如古董保值并赚钱，只要有眼力。       其实有眼力的话，珠宝玉石、艺术品、房产，都不错。自2000年中国的通缩终结至2010年这十年间，中国的房地产与收藏品（后者包括还健在的艺术家的作品）的价值上升都非常快。房产因为有银行杠杆，一再的政策调控，仍不失它独特的投资魅力。       而世上最难的就是眼力。不管是珠宝玉石、房产、艺术品、红木，处处都是学问。玉石、艺术品主要鉴别优劣，古物主要是鉴别真假。而买房，则要掌握城市化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掌握时机、地段和各种金融杠杆的方法运用和融资技巧。这就验证了知识才是最大财富的朴素道理。巴菲特说，一生能够积累多少财富，不取决于你能够赚多少钱，而取决于你如何投资理财，钱找人胜过人找钱，要懂得钱为你工作，而不是你为钱工作。在这个纸币时代，在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钱都是不缺的，缺的是人的知识、智慧和勇气。的确是钱在找有智有勇、有胆有识的人，而不是人在找钱！       今天的中国虽然流动性过剩，通胀剧烈。但我相信不会重蹈1980年代的日本覆辙，除了城市化工业化的极大缓冲，政府手里至少还有五张王牌：全面提高社保的覆盖面和公平性；打破行政垄断；农房产权化资本化；农地产权化资本化；开放民间金融。每一张牌都影响重大，全面开放的话，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新的一年很快就要到来，在此祝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有勇有谋有识有胆。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