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

垃圾焚烧必须坚持四条原则         笑蜀   先进如台北，垃圾焚烧炉从三座减到一座，毕竟也还没有归零，况乎内地城市？所以垃圾焚烧是需要的，关键不在要不要烧，关键在怎样烧。就个人立场而言，我反对的是一概肯定盲目推崇带来的垃圾焚烧大跃进。我担心如此下去，必造成垃圾焚烧遍地开花，最终造成垃圾焚烧环境风险最大化。 我的担心应该不是杞人忧天。君不见，但凡购买力强的发达地区城市，周边城郊莫不插满垃圾焚烧大旗？为了给这种垃圾焚烧大跃进辩护，主烧派往往不惜把广告辞章当论证依据，把理想当现实，把垃圾焚烧夸到完美无缺的地步。无利不起早，他们愈是这样不遗余力，就愈不免令人怀疑其用心，就愈必须警惕垃圾焚烧背后的私利驱动。 马克思认为国家是必要之恶，垃圾焚烧发电同样不是天使而也是一种必要之恶。所以人类在因垃圾危机不能不与垃圾焚烧发电共处的同时，也必须像把权力关进笼子一样，给垃圾焚烧发电套上笼头。无论垃圾危机怎样严峻，焚烧发电都不能是首选，而只能居辅助地位，只能是填埋、堆肥、分拣等所有常规手段已经穷尽之后的补充手段。惟其如此，才能将烧的环境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 这就是说，对垃圾焚烧发电不能过于理想化和浪漫化，而应持以最大限度的审慎。这种最大限度的审慎，应体现为至少如下四条基本原则。 1. 不分拣到位不焚烧  健全的垃圾分类是垃圾焚烧发电的前置条件，是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这早就是社会共识。现在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这样的社会共识，不是公众的素养够不够，而取决于城市政府到底有没有决心。垃圾分类需要强大的基础设施，正如媒体已经指出的，夸日本人垃圾分类做得细，首要原因是他们垃圾分类运输设施做得好；台北近年垃圾总量锐减，也因为垃圾分类设施服务周到；美国人垃圾分类意识强，同样因为他们的垃圾分类运输排班表容易一目了然。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提供垃圾分类所需的强大基础设施。公众多么强烈的分类冲动，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强大基础设施来配合，就没有落地的可能。 所以，垃圾分类试点在诸多城市迄无所成，板子不能都打到公众的屁股上，怪罪于所谓公众素养，该检讨的是城市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是否尽职尽责，如果并未尽职尽责，则说明其于垃圾分类纵然不是毫无诚意，起码也是半心半意。半心半意不可能做成任何大事，分类无成空耗公币理当问责城市政府，而不能反过来，充作城市政府大干快上垃圾焚烧发电的理由。 2．不财政全额不焚烧 今年4月的一个研讨会上，主烧派旗手聂永丰曾经欢呼：“我国垃圾焚烧发电将迎来黄金时期。”他为什么会如此情不自禁？城市建设研究院一位负责人当时就道破天机：“由于获得回报相对稳定，垃圾焚烧设施备受投资人青睐，所以比较容易市场化。特别在当前全球经济严峻的形势下，会有更多的投资人将目光转向能源领域和环保领域，以寻求长期的、稳定的投资回报。” 毋庸讳言，市场化已是中国垃圾焚烧发电的明显趋势。但巨大的环境风险却注定，在国情特殊的中国，垃圾焚烧发电并不适合市场化。发达国家可市场化，因为无论权力还是资本，在发达国家都受到严厉制约，而我们并不具备这样的制度环境。跟权力结盟的垃圾处理巨头如果不承担社会责任，社会只能无可奈何，最终的恶果则是社会买单，用公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来买单。 这不是单纯的逻辑推导，而有铁的事实支撑。早在2008年，国家发改委就考虑要调整垃圾焚烧发电的发电补贴政策，其源概出于焚烧发电企业普遍的弄虚作假。为骗取发电补贴，他们大量使用煤和油来发电，焚烧发电厂因此很大程度上蜕变为火电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监管的失灵。 面的问题如此严峻，点的问题就更怵目惊心。最近媒体披露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附近村民癌症死亡率剧增，已是一个响亮的警钟。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深圳。早在今年8月媒体就披露，私营企业龙岗垃圾焚烧厂，其臭气在1.6公里外都能闻到，以致引爆当地居民集体抗议。 不难想象，垃圾焚烧企业失控到了何种程度。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张付申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炉温要达到设计标准，必须掺加大量“活性炭”来辅助燃烧。但活性炭极昂贵，所以很多垃圾焚烧发电厂偷工减料，只在应付检测时才姑且照章使用。这是垃圾焚烧反而助长污染的重要因素。当下中国，制度环境的根本改观非一日之功，只要制度环境没根本改观，监管就不可能落到实处，企业社会责任也就不可能落到实处，企业惟利是图的本性就无从遏制。 这种背景下，把垃圾焚烧发电这种高风险产业交给市场、交给企业去主导，后果极其严重，垃圾焚烧发电极有异化为打着环保旗号的环境公害产业的可能。如果城市垃圾危机确实严重到非烧不可，那么这种事关公共安全的高风险产业，就完全属于公共服务的范畴，就应该主要由城市政府买单，应该属于财政全额保障的公益行业。惟有财政全额保障，不计成本，才可能杜绝偷工减料的行业黑洞。这方面也并不是没有先例。同在深圳的宝安垃圾焚烧厂，安全系数就大得多，据媒体报道，它的烟囱几乎没有任何可视烟雾排出。政府测试也表明，该厂几乎没有二恶英及其他污染物排放，原因就在于该厂全系政府投入。只不过，其投入比私营垃圾焚烧厂高得多——宝安厂每吨垃圾燃烧所耗费成本是龙岗厂的10倍。但财政本应取之于民用于民，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既然非上不可，成本上就不该过于敏感。烧不起就不要烧，要烧就应该不惜血本，以绝对保障公众生命、健康和财产为最大追求。  跟公共教育不能市场化、公共医疗不能市场化一样，垃圾焚烧发电也是外部性极强的领域，不能大搞市场化。如果一味迎合垃圾处理产业巨头的胃口，把垃圾焚烧发电搞成一棵新的摇钱树，政府投入特许权，企业投入运营资本，双方配合默契，各得垄断红利，其特殊利益驱动就将强劲到不可阻挡，其隐患就不免令人不寒而栗。而这个苗头事实上已经很明显，垃圾处理产业巨头现在已经笑口难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聂永丰等人对垃圾焚烧黄金时代的欢呼值得我们特别警惕。 3．不公开透明不焚烧 台北市民及环保团体常常半夜出击去垃圾焚烧厂“抓现行”，监督有无违法垃圾焚烧，那种境界我们差了十万八千里。原因很简单，谁敢出击去垃圾焚烧厂“抓现行”？看工厂保安不一棍子把你扫出来。围墙一入深似海，天知道里面咋个烧？ 所以，能否做到垃圾焚烧全程公开透明，也应是决定垃圾焚烧发电是否上马的重要指标。这方面，台北的经验足资借鉴。据媒体报道，现在台北的焚烧厂所在地，都会成立民间的监督委员会；焚烧厂每隔两月发布一次运行指标，方便市民质询。焚烧炉与民营业者之间的经营合约也在台湾环保署网站上公开。台北市环保局还在垃圾倾泻平台上设置录像设备，并连接网络，市民可随时上网检查进炉烧的是什么。 对环境风险的监控没有谁比潜在受害者的监控冲动更强，也没有什么监控比潜在受害者亲力亲为的监控更有信用。垃圾焚烧发电在信用严重缺失之当下，必须做到向整个社会，尤其向作为潜在受害者的所在社区的居民全方位开放，接受整个社会尤其是所在社区居民全方位的监督，才能真正取信于人，真正让人放心。 4．不公平补偿不焚烧 垃圾焚烧发电不可避免的环境风险，显然要对周边居民的物业带来一定损失，既有损失就该赔偿，不能说为了所谓整体利益、多数人利益，损失了就损失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不仅是指不被私人侵犯，不被民间侵犯，更包括不被所谓整体利益、多数人利益所侵犯。利益只能置换，不能被牺牲，无论当事的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这个原则必须是刚性的，否则，借着所谓整体利益、多数人利益今天被牺牲的可能是他，但明天就可能是你，这不过是个概率问题，谁都不能担保自己终生不在这个概率阴影的覆盖之中。所以，他在今天被牺牲、被侵犯的悲剧如果不被制止，明天轮到的就可能是你，那时你也就没有什么委屈可言。  这点上，还有很多认识误区。焚烧厂周边居民的维权举动常常遭到某些道德家的谴责，似乎他们仅仅出于一己私利而阻挠公共项目，因而是可耻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已经多年，《物业法》也已适用多年之今日还以这样的视角律人，其虚伪和荒诞自不值一驳。焚烧厂周边居民固然是在为他们争权利，但他们客观上何尝不是为全体国民争权利，道德上法律上何亏之有！假若他们连自身的公民权利和财产权利都不知道爱惜，那种犬儒才是他们真正的耻辱，也是整个国家的耻辱。 以上四项，窃以为是垃圾焚烧发电基础性的社会配套条件。垃圾焚烧发电在学理上是有争议的，在技术上是有分歧的，仅限于学理和技术的层面抽象地讨论垃圾焚烧发电的是是非非，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对现实也不会有助益。纵然垃圾焚烧发电在发达国家是朵花儿，那花儿也有特定的土壤和空气。撇开其特定的土壤和空气，只因所谓花儿的美丽就急于照搬，焉知不会基因变异逾淮为枳？所以，当务之急不是讨论该不该烧，以及该在哪里烧。当务之急只能是基于社会学视野，基于特殊国情，重点考察垃圾焚烧该怎样烧，即应该在怎样的社会条件下烧、这些条件我们是否已经充分具备。这种态度才是真正对生命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原载今天《东方早报》，发表时有删节

此文见报稿有两处改动，亦可见讲真话之难。 原稿：敢讲真话才能拉动真实的内需  真话是当下公共生活中最大的紧缺品。正因为如此，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全国人大常委牟新生才会在全国“两会”上一炮走红。66岁的张维庆说，自己做高官20多年，感觉讲真话越来越难。67岁的牟新生宣称，他对张维庆的讲话很赞同，很有同感。  值得玩味的是，两位高官都快到退休年龄了。这凸%

笑蜀 资深媒体人士 最近有两篇旧文，在互联网，尤其是微博上被反复提到。一篇是独立学者莫之许2006年的旧文《即将到来的城市内战》；一篇是我2007年的旧文《我所恐惧的城乡战争》。人们旧话重提，显然是因为刚刚发生的潮州之乱和新塘之乱。它们都带有族群冲突的特征，即外来民工与城市土著居民冲突的特征，似乎被知识界如莫之许和我之类的乌鸦嘴不幸言中。 这其实不算什么，因为，这一切本不难预见。在《我所恐惧的城乡战争》中，我曾如此断言： 其一，中国农村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可能是城乡隔离问题。其恶果，将主要不是在农村本土呈现出来，而是已经并将继续在都市中呈现出来。这就是流民问题。历史上大的动乱，往往都以流民的充分卷入为一个基本的前提。流民一起，往往若江河溃堤，其势不可阻挡；而且往往不问青红皂白，打倒一切，冲决一切。有如一把野火烧过，烧成一片焦土，烧成一片洪荒。在一片洪荒之上，只好一切从头再来。 其二，过于不平衡，过于违背天理和人道的东西，都是没有生命力的，都是有报应的。城市砍手党只是这种报应的初级阶段。毕竟经济还在增长之中，现有就业空间还能维持。但经济有涨有落，不可能总是一路高歌。但凡经济有大的收缩，然后就业空间相应收缩，千千万万农民工，尤其是那些已经习惯了都市生活、已经彻底抗拒乡村的新生代民工，他们将何去何从？他们中的大多数将毫无选择，只能沦为流民。 其三，这就是说，我关注的农村，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村，而是农民工进城之后形成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农村，即城市中的农村。中国当下的农村问题，实际上主要集中到了城市；可能爆发的城乡冲突，将主要不是在独立的农村跟独立的城市之间展开，而是在城市本土和寄居在、混杂在城市中的农村之间展开。 现在回头来看，这些断言中，我认为最有价值的，是经济收缩必然引爆流民危机的断言。刚刚沉寂的广州下辖的增城市新塘镇之乱，其中一个间接推手，应该就是经济收缩。新塘为世界牛仔裤之都，全球每三条牛仔裤中，就有一条出自新塘。但年初迄今，新塘牛仔裤生产线，居然停工一半。大批农民工失业，但又不可能返乡——他们都属于80-90后，多数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故乡。他们现在所驻足的城市，才是他们的栖居地，然而，这城市的大门却对他们紧闭。他们就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无根漂流的游牧一族。 换句话说，他们是社会排斥的受害者。他们年轻，他们有活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梦想，他们从小生活于城市社会，了解而且强烈向往城市，但是，尽管他们使尽浑身解数，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不得其门而入，梦想注定碰壁。因为制度安排，本就没有给他们的梦想预留空间。社会排斥体制本身，即前述“过于不平衡，过于违背天理和人道的东西”，不会没有代价。只不过由于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深刻的问题被掩盖了，代价的到来被推迟了。 但掩盖和推迟不可能是无限期的。以社会排斥为显著特征的传统体制，可能是世界上对维持条件要求最苛刻的一种体制，即所有维持条件都必须最优：最优的国际环境，主要是和平；最优的国内环境，也主要是和平；埋头奔富而对政治没有兴趣的大众；最后也最重要的，是经济的持续高增长。诸多最优条件缺一不可。哪方面都不能出问题，出了都可能有多米诺骨牌效应。 幸运的是，近20年来，这些最苛刻的维持条件，居然统统得到满足。就此而言，近20年的确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年代。所谓盛世的高调，所谓大国崛起的高调，皆由此而来。但醺醺然者不懂，这个最好的年代并非常态，它是以巨大社会风险来换取的。种种社会矛盾和冲突，都以天价维稳强行压制下去，不使其有任何露头的机会。社会矛盾和冲突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用不断攀高的防洪堤把它们硬性围了起来，形成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上尤其是人心上的堰塞湖。 所有社会风险中最高也最难解的风险之一，即为农民工普遍的挫败感。农民工中不乏精英，如果不是因为阶层固化，他们本可以像1980年代的很多前辈那样，完全凭个人奋斗，比如学业上的一枝独秀，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跨入社会主流。但现在他们再没有那样的上升通道，只能听任自己被底层化、被边缘化，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 城市治理的失序，于农民工更是雪上加霜。城市社会尤其是城乡接合部，基层维稳力量已经一定程度上黑恶化。笔者曾目睹某城中村一塌楼事件的紧急处置，拉警戒线封锁现场的居然既非警察，亦非城管，而是清一色的当地烂仔。后来得知，他们都属于该城中村的所谓治安队。这种现象为城市社会所多有。当初在广州街头穷追孙志刚的，就是这样的治安队烂仔。孙志刚之死终结了收容遣送制度，但并没有改善治安队体制。治安队中的烂仔也属于社会底层，有身份的人他们不敢欺负，本地人他们不敢欺负。他们能够欺辱和盘剥的，不能不主要是同处社会底层的外来摊贩和外来务工人员。 新塘之乱的导火线，正是治安队与外来摊贩的冲突。冲突真相，当地政府与公众各执一词。但这时真相如何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冲突之前，农民工的种种遭遇，已经足以完成愤懑情绪的升级。跟城市主流社会是排斥关系，跟企业是排斥关系，这些也都罢了，居然跟同处底层的当地烂仔也是排斥关系，是可忍孰不可忍。愤懑情绪就这样潜滋暗长，一旦接近沸点，需要的就只是题材。新塘之乱中摊贩孕妇被打，不过一个题材而已。 这才是所有中国问题中，最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一旦经济上出现短板，即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最优条件不复存在，潘多拉的盒子就会打开，就会进入社会灾害高发期。更堪忧的是，岂止新塘，如果经济转入低增长，则千千万万农民工就会像洪水突然从高峡水库中释放出来一样，社会如果没有为他们准备好排洪道，譬如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社会保障，良好的城市社会治理秩序，公正平等的融入机制，等等。那么，仿佛从天而降的千千万万失业农民工，马上就会汇入到流民、游民队伍之中。 在此意义上，新塘之乱毋宁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一次预警。我们是像过去那样，把这预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摆平了事，还是正视它，认真解剖它，以期了然真问题的肌理，方便对症下药呢？这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未来，岂容马虎。 来源： 东方网   笑蜀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5099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