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其他

　　  王小波的音容笑貌

　　 　　一、革命有两种 　　革命有两种，一种是正面的推动历史进程的革命——这种革命预设了革命后建立民主制度的前提；另外一种革命就是推翻较坏的政权，建立更坏的政权。毛泽东和列宁主义的革命属于后者。辛亥革命属于前者。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前后产生的革命好与坏，革命有无必要与是否必然等问题上，国人迄今争论不休；但是很少涉及革命预设，也就是革命手段是否与革命目的相吻合之关节点。这个问题如果被回避和歪曲，革命和暴力是否得当就会模糊不清，甚至产生曲解和误导。政治学家阿伦特很早就对这个课题提出明确的定义和阐释。她说，世界历史上做出革命预设的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是正面意义上的革命；而俄国革命则否。 　　“如果说真理是不可以抗拒的，那么，和真理一样，革命，似乎也是不可抗拒的。阿伦特介绍了革命这个词的词源——‘革命’和星体公转是同根同源，具有不可抗拒性；固然，阿伦特对于革命是否带来真理有着严重的怀疑；同时她对于革命抱着某种真诚的，几乎是不可预知的期待。革命，在她看来是一种自由和必然的关系——请注意，毛的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论述是尽人皆知的——但是，阿伦特和毛正好处在相反的位置上。毛主张通过对于必然的认识达到自由；而阿伦特却以为革命的进程往往是必然对于自由的破坏，作为对必然的否定。 　　“她的说法是：革命的解放之含义往往导向社会革命，就是马克思所谓解放生产力；而革命应该导向的健康局面，是导向自由，是建立自由的公共领域，这就是革命的自由之义；解放之义和自由之义在她看来是冲突的，会产生一个遮蔽另一个的效果，所以，革命不能够祇是诉诸社会问题的解决，而取代政治革命（请注意，阿伦特的‘政治性’论断几乎囊括了她的全部本体论言说；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在她看来是一切问题得以解决的关键）。这个政治革命就是建立有序的政治生活结构，也就是我们现在了解的，公民社会中互相得以牵制和得以自由的那种社会。这个社会是通常意义上的民主社会。而这个结构的破坏或者尚未出现，就是社会解放带来的解构和混乱。”（刘自立 　　《如果汉娜·阿伦特思考中国》） 　　我们延续其说，中国革命分成正面负面之两种革命——毛共革命是负面的，孙文革命基本上是正面革命。比照两种革命的内涵，可见革命是否推动历史之进程。民国建立，前孙后蒋之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最后一个少民主却并非没有民主之国家制度，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毛革命，则是反动于历史上所有王朝之反革命。在这样的定位以后，所有片面否定辛亥革命的暴力否定论都应该得到纠正。唯一一个历史上的“如果”是，如果孙文是一个历史偶然性因素，中国人没有让孙文得逞而执行了清末宪政，是不是孙文革命带来的否面结果或有改观？这是一个不无意义的假设。（之所以提倡设想历史上的“如果”——秉承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之说，就是因为要解析历史规律，并不存在某种革命合理性和革命合法性宣传洗脑之规律论——胡克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纯熟偶然性之分析，现在看来很有道理） 　　孙文革命之所以导向俄国势力，就在于其价值观的首鼠两端。孙文三民主义以批资本论为先导，承续了欧美价值论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而后来处于现实的考量，孙文不得不连手苏联，通融共产党，产生其“第二价值论”——而蒋介石纠正了这个倾向，全面剿共，却不幸失败于国际潮流。所以辛亥革命也是播下龙种，收回跳蚤之革命；唯一可以欣慰的是，台湾小民主格局建立，多少回到孙文最早之理想，是一个亡羊补牢。于是，孙文革命产生的容忍赤化，被章太炎斥为：“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明天启三年，魏忠贤看中碧云寺，预做墓地，扩建之。） 　　在所谓悼孙文对书里面，有第二赋：“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萌芽，江表岂曾忘袭许；南国本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怨灵修之浩荡兮”，《离骚》斥怀王句；章太炎用楚、秦关系喻中、俄。）第三赋：“洪以甲子灭，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异；生袭中山称，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洪秀全与孙文关系论；仁智互见矣。） 　　说章太炎同意孙文赤化和共党暴力，是滑稽之谈。在此，章太炎之革命论，无非是不同意不对满清进行革命；梁启超斥康言，“藉连鸡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则竭才报国，岂患无途”——而反对孙文联俄融共之革命——“这是章先生非常明确的主张；这里并不需要隐讳章太炎反对‘北伐’与‘赤化’。他反对一切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哪怕苏俄共产党，他也反对，他更反对北洋军阀暴政，所以提倡‘省治’、‘联省自治’”。 　　（章念驰《从对章太炎的评价看法》） 　　1925年，章太炎发表对待俄共与中共之说法。“他曾明言反对‘广东的党政府’（包括中共及正与其合作的国民党）。盖‘共产是否适合我们的国情，还在其次。现在的共产党，并非共产党，我们可以直接称他’俄党‘’。他们不过借着‘共产主义’的名目，做他们活动的旗帜。” 　　“‘五卅”事件使章太炎态度一变，因外患显然压倒了内忧。他在致黄郛的信中说，他不赞成孙中山’扩大民族主义，联及赤俄‘，但孙氏’反对他国之以不平等遇我者，是固人心所同。沪汉变起，全国愤然，此非赤化所能鼓吹。斯时固当专言外交，暂停内哄‘。“”太炎于1925年末发表通电，说冯玉祥既’与俄通款‘，则其’叛国之罪既彰，外患之罪斯立‘。他的结论是：“中国主权，重在法统之上；苏俄侵轶，害居关东之前。’两害相权取其轻，故当舍奉而讨冯。”（皆见罗志田 　　《国器章太炎》） 　　故此，说章太炎一般性支持暴力革命，是为巨谬！其看待俄国革命输入中国，哪怕细节偶有疏漏和误会，大节可观，睿智可贵；是少数知道德莫克拉西主义之睿人。 　　二、章太炎之立宪说与革命说 　　不能把赞赏反清之革命混淆于不满赤色之革命；不能把反对康有为之保皇态度简单等同于暴力主义论，而回避了章先生反对共产党革命的主张。把这二者混淆起来就变成章氏赞成革命，就等于赞成布尔什维克革命，赞成毛痞运动和赞成一般意义上的民粹暴力。这完全是荒诞章太炎。重复而言，章太炎的革命论至少在三个层面可以站住脚：一是，他主张推翻满清王朝，实行暴力革命（其所谓“革命开启民智”——我们说，要改为民主开启之）。 　　细论章太炎关于反满观点，实际上反对的是钱穆所谓狭隘异族政权的政治局限，就是一般而言曾，胡，李，左的“军机首领，必在宗藩”，“阶位虽高，犹之阉官仆竖而赐爵仪同者。”（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至于坊间所谓章“满汉两族，固莫能两大”之说（见唐振常《论章太炎》），见及其反对整个满族人，是为一错；但是，“驱逐鞑虏”说难道不是包含反对满族政权之内涵？ 　　章氏所谓反对宪政之所谓，也不外乎他担心君主立宪的徒有其表，实无内涵。他说，“且所谓立宪者，固将有上下两院。而下院议定之案，上院犹得以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议员，谁为之邪？其曰皇族，则亲王贝子是已，其曰贵族，则八家与内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则卫藏之达赖班禅是已。是数者，皆汉族之所无，而异种而特有，是议权仍不在汉人也。所谓满汉平等者，必如奥、匈二国并建政府，而统治于一皇，为双立君主制而后可。”（同上）此所谓双立者，乃是西方选帝候制度发轫以来，各种宗教社会经济政治势力的制衡博弈；清廷是否这样一种权利多元化来源者，否也。所以，章太炎此论不非。更加重要的是，章氏极为有独特见解的看法——这个看法就是，立宪与“民变”，是一个双胞胎；没有这样的动乱或者乱动，没有治大国必然不如烹小献之大动，立宪与法制，亦不可得。他说，“长素（康有为）以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则，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邪？既知英、德、意、奥诸国，数经民变，使得自由议政权。民变者，其徒以口舌变乎？抑将以长戟劲弩飞丸发旝变也？近观日本立宪之始，虽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师，在其前矣。使前日无赐血战，则后之立宪，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长素亦知其无可幸免；于是迁就其说以自文，谓以君权变法，则欧美之政术器艺，可数年而尽举之。夫如是，则固君权专制也，非立宪也。”（同上）这是章太炎非常可贵的认识和原则。 　　立宪也要革命。就是说，立宪不等于不民变，不乱动或者动乱，中国尤然。因为日本政治和王朝万世一系，正统和道统不发生问题。幕府和德川家康可以融王通政，做成“日本无革命”大隈重信语）说；却还是会有倒幕战争于之前后（见大隈重信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中国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统道统失，造反有理。所以，立宪无原则，革命有根据。就会立宪革命弄到一锅烩。而历史真实如此，不管康，章如何延说其论。所以，孑然分开立宪＝好事，不流血；革命＝坏事，流血——是为稚騃之见，主观之见——是和赞成痞子运动就是中国文化主义革命说之看法同为巨谬。章太炎说，“岂有立宪之世一人独圣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我们可以说，岂有立宪之世一党专政于国？ 　　其实，章太炎也是知道立宪宪政之本义和要害的。唐振常先生在其文章里有一个引述。他摘章绛（太炎）说，“‘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其上置贵族院，非承封建者非为也。民主之国，虽代以元老，蜕化而形犹在。其在下院，《周礼》有外朝询庶民，虑非家至而人见之也，亦当选其得民者，以叩帝阍。”“司法不以元首陪属，（！！！）其长官与总统敌体（想起大隈，阪垣为敌国论——自立加），官府之处分，吏民之诉讼，皆主之（长官；代议者主之——自立加）。虽总统有罪，得逮之罢黜，所以防比周也。”（见章太炎《代议然否论》——其与《秦政记》之君相制衡论，有互补效果——自立） 　　唐先生说，“这可以和《秦政记》所说的持法相比附：”守府故亦持法‘；’人主独贵者，政亦独制。虽独制，必以持法为齐。“（《论章太炎》）唐振常说，他认为，所以秦政记和代议制或为一谈。实际上是这样。秦政以来到清明以前之君相制衡，本来就是一种君权制衡论和废黜地方自治论；而日本和非封建以后之中国，视图两端。一为藩宗，一为郡县。后，又掉个，日本为废藩置县，中国为极权专制。表面上都是中央集权；但是，表里皆不一，实属不一而论。在这个前提下，章太炎肯定秦制，祇是（也许！）从君相制衡角度，附会代议制上、下，王、官之间的（也许）等同之制衡。唐先生否之，在1978年可解。所以，重要的是说到”司法不以元首陪属“之至关要则。这个东西现在说，就是（共）党不能凌驾法律之上。这样，章太炎之立宪说和革命说，挂一漏万地摘要于兹。 　　二是，章太炎反对袁世凯要他归顺而大责：“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国民之叛逆，抑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公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犹有荣耀”。鲁迅亦评章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三为，章太炎主张的反对赤化运动，毫无不对可言，是完全值得肯定的做法。于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无论是孙文还是蒋介石，都是秉承革命加传统的做法，实行对于专制主义政治的解构——解构之所谓，就是结构加批判——不是毛主义的破坏到底。我们说，国学大师章太炎在这方面无疑不是破旧立新之毛主义者，无疑不是德莫克拉西主义者，无疑不是极权主义人治论和认知论的祸首。这个祸首，恰巧是孙文引进的共产党。这是最为明确不过的事情。 　　由此做出的分野就是，我们看待暴力主义的内涵，要有一个同样的细读和分析。 　　一般而言之法国革命，确实是杀人盈野，血流成河。我们在龚古尔，柏克和夏多布里昂的书里每每见得。这是不争的事实与观点。但是，法国革命之所以依然是一个阿伦特肯定的革命，就在于她的杀人和暴力，换取了对于法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其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业已成为人类自圣经面世以来再一种普世价值论。其后革命时期产生的——为康有为不知道的，夏多布里昂所总结的：我们既不要极端皇权，也不要极端革命——使得后革命复辟时期，产生了文化复兴意义上的巨大反思。这个反思，一改暴力万能论而走向拿破仑法典意义上的宗教重建和法治重建。这个革命，最后还是回到一如英国革命那样的阶级调和论和宪政调试论；也就是说，革命不免暴力（英国人，弑君者克伦威尔，被思想界和舆论摒弃），但是，要看暴力换取什么和暴力如何不可以避免——如果君王调试了自身的位阶和权利，革命本来可以不发生——如果所谓旧体制一味进行经济改变而不进行政治改变，就会产生托克维尔所谓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关系——也就是说，革命常常是在经济变革之初最容易发生（这是托氏总结美国和法国革命的经验之谈）。 　　英国革命并未因为她是“大宪章”之发轫国而得以避免；法国也没有因为她早在15、6世纪就实行地方议会议员制度而规避得了（见夏氏《墓后回忆录》），他们都因为统治皇权的去留不决，而发生暴动。 　　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前后之皇室，议会，人民之间的较逐，本来就是革命前各阶级较逐的延续——也同样是西方之所谓自由市，自由邦甚至汉撒同盟之类独立经济政治实体师范之经验所得（见亚当。斯密 　　《原富》）——所以，一如法国革命萌芽于百科全书之理念，英国革命却继续他们“第四阶级”之帮衬，使得国家的制衡与建设革命攻成（见孟德斯鸠论述英国暴民第四阶级之文字）。所以，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成为正面革命的理由，不能简单到认为其流血和屠戮，就予以否定和歪曲之地步。恰恰是参照了这种革命，而非那种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革命，才日益变成正面暴力和罪恶暴力之分野的历史。 　　三、专制主义与革命和极权主义与无革命 　　在另外一个层面，革命对于文化传统的解构，如果确是解构，就含有解构一词本身涵涉的不全破坏和结构其中之应有之义。这一点，纯粹暴力革命之列宁和毛不懂，眼下言革命必诽者，亦充满偏见。章氏所谓进行革命，光复旧物，本来就是不进行“文革”——是一个创建——完全不同于毛主席思维。以下冗援助例——“章太炎的革命思想主要在于光复旧物，因此非常重视国粹的保存。他认为中国国粹的沦亡，文学学术的窳败，主要是因为宋以后文人不再讲究‘小学’而滥用语言文字的结果，‘又且文辞的根本，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学，所以文章优美，能动感情。两宋以后，小学渐衰，一切名词术语，都是乱搅乱用，也没有丝毫可以动人之处’，‘可惜小学日衰，文辞也不成个样子。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郜元宝 　　《看章太炎如何骂人》） 　　“古人对于文字，形声义三者，同一重视。”是为《国学讲演录》之要义；关乎于此，在白话和新诗里，形声义三者或废有二；就是钱钟书所谓“稚騃之见”矣！（“早在《谈艺录》中即析曰，‘立文之通三：曰形文，曰声文，曰情文。’他又说，‘按 　　Ezra Pound（庞德）论诗文三类，曰 Phanopoeia，曰 Melopoeia，曰 　　Logopoeia，与此词义全同。’钱先生在此把诗歌创作的三元素说得一清二楚。关于‘声文’之特点，他又引用了李贺的诸多诗句，说明诗歌用字在发音上极为考究，不是祇以会意取胜称妙的。外国诗人，他则以法国的戈蒂埃等举例。”（见鄙文 　　《东西方误解汉诗析》）到了新华体和毛体，更加不堪于行文，于思维，成了没有形式的内容和没有内容的形式。这些文化观，皆说明章氏的先见之明，全无疯子和德莫克拉贼之遗，而不赘。 　　至于章疯子《谢本师》一例，更是说明章氏并不是不懂长幼尊卑之妄人；在其师过去以后再讲话。祇是他还是要坚持不同于老师之观点而已——其言，“何恩于虏，而恳恳遮蔽其恶？”可以算是他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语）之证。 　　在此文化层次，章太炎更加说不上是一个极端文化涂炭者；原因就是他的文化观和国学观仍是秉承传统之说。我们前此说明中国体制里的君权限制论；现在又说到文化传统论。章太炎在文化传统论上，秉承了中国文化因袭的良币，自不待言。而所谓革命和极权之双面刀，正好在这两个面向上，互补为害，双向罹祸。中国封建之除，恰好成为极权中央之先例；而又不能实行民主之自治于集权；成了或者一收就死，或者一放就乱的军政体系。所以，极权主义收拢了这个封建，却把洗澡水和小孩子一齐废置。在此层面，极权主义一则反对传统，像毛；一则继承所谓偏致之传统，或言负传统，如纳粹，如毛。这样，章太炎之革命，起码在文化、“小学”方面，无此之嫌，倒是和康氏之君限制度；他亦鼓吹三权分立等——见康有为 　　《应诏统筹全局书》，暗通款曲，殊途同归。康氏云，“近泰西政论，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而后政体备。以我朝论之，皇上则为元首，百体所从，军机号为政府，出纳王命。然跪对顷刻，未能谋议，但为喉舌之司，未当论思之寄。若部司督抚，仅为行政之官。譬于手足，但供奔驰，岂预，谋议！且部臣以守例为职，而以新政与之议，事既违例，势必反驳而已，安有以手足而参谋猷哉？” 　　这个手足不授猷，就是要求参政议政权利；即“司法不以元首陪属”。 　　康、章观念实同。这难道不是耐人寻味的吗？ 　　所谓革命反倒极权，从理论和文化意义上讲，就是灭绝文化；章氏反其道而行之，成了反对之反，也耐人寻味。其间，中国文化，一直以来有皇权，有封建，有民国，而不灭，就不是极权，而是专制。所以，即便在明清两际，也是出现了海瑞和张居正这样的良臣——试问，毛主席时代有没有毛谏和“一条鞭法”（章太炎颇赞其法；见《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削弱权贵势力呢？（文革除外，是为了另一个政变经）。所以，章太炎可以口出狂言，但是人们不单要看其言，还要观其言整体之真相，传统风格如何。这一点事关重要。所以，即便在最为疯狂的前世文人中间，真正做到数典忘祖和凌辱文化者，几乎不见；祇有到了毛，才真正是疯子痞子和魔鬼，真正做到暴殄天物，灭绝人性。章氏革命论差得远了！所以，不要一看到章太炎就生气；还是气毛，气共，气极权吧！ 　　从这个历史梳理得出的结论是，极权主义政权不包括在革命与否这个范式的涵盖之中。我们的意思是，英国革命也好，法国革命也罢，加上美国革命（她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独立运动之内涵外设），都是发生在革命对峙专制而非极权之过程里。换言之，专制之法国，之太阳王，之拿破仑，不是没有任何民主自由因子的绝对黑暗政权。其专制主义和革命资源，产生的互相含涉的关系，产生革命可能性的一种必然；换一种通俗说法，印度甘地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英国宪政的因素，使得甘地可以利用之，通融之和证据之。就是说，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本身，是革命前产生了政治载体（自由主义）和革命理念（百科全书，卢梭主义等等）使然；专制文化，专制政治、政权，是一个革命发生的“根据地”；菲德列大帝之德国和俾斯麦主义之普鲁士，都为专制＋民主或可兼备之政权，从而产生某种或可无形，或可有形之革命。我们一再说过之俾斯麦“要为反对党架设金桥”之说法，和英国宪章，法国意志（普遍意志——）都是革命产生于兹，民主产生于兹和人民革命产生于兹的，革命前洗礼之证据——没有无革命资源的革命可以发生。旧制度本身，如果她还稍稍具备一点点人性和自由，革命就可以发生，进步就可以期待。所以，革命究为何物，就是革命对象、王朝诸公和革命人士一举并推之暴力。 　　在法国革命里，不是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党人，一再屠戮其他，而是屠戮罗氏本人在内的，各个派别和力量轮流杀人——这是一种残暴，却也同样是一种自由——这个自由，严重对峙了斯大林和毛泽东一个人杀死所有人；所有派别的革命——也同样区隔了以阶级定位，杀死其他阶级的定位。这是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不同于英法革命之要则，不可不察！所以，专制主义和革命产生的联姻，就是我们认可革命通则的理由。这个理由在遭遇极权主义政府的时候，失效，失序，失败！因为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之大区隔，就在于专制没有消灭或者尽数消灭革命资源，革命人气和革命潜能——而极权主义，消灭之，尽数消灭之，使得暴力成为政权暴力之唯一——而换言之，政权暴力并不以你不峙暴力而可以须臾改换成为非暴力。于是，革命难题，对于我们，成为暴力不选择，那么，选择什么，就成为选择非暴力是不是可以成立或者可以奏效之问！亦不可不考！（章太炎和吴稚辉皆因《苏报》案牵涉其中。关于何以清廷不抓吴稚辉，大概原因就是其官员（俞明震其人其弟与革命者之关系）和革命党人之瓜葛，之融动，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局面——也是专制主义和革命资源产生的互相含涉的关系，产生革命可能性的一种必然——极权主义中人或有此两面派乎？） 　　最后，我们同意这种说法：革命是踢开一扇腐朽之门。 　　换言之，如果革命是进入一扇腐朽之门，那就是反革命！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3022277489_3.html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叶飙 实习生 杨宝璐 编者按：在中国当代学术界，邓正来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睥睨权威，特立独行，曾长期流浪于正统体制外，历练出迥异于普通知识分子的侠气、豪气、义气甚至“匪气”。 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学术英雄”，是这个时代这个年龄段最有故事的人。他为中国引入了哈耶克，并将学术触角伸及法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他还是中国少有的学术组织者，以特有的江湖豪气和包容，将天下英才尽聚旗下。 他在人生最后十年告别“小路”进入体制，并与之拉扯和纠缠到生命的最后一秒。围绕邓正来的争论触及中国本土学术许多根本性问题和方向。学者王焱评价说：“他有点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的那只老虎。” “人生挥洒，抽烟喝酒，聚友论道，斗室有天下；学术征战，闯北走南，著书育人，一人胜千军”。 1990年代是邓正来人生的顶峰，他成为民间社会科学的旗手。 进入体制内是邓正来的发展策略之一，但也为他的江湖气和个性魅力套上了枷锁，跟体制的关系纠缠了他一生。 2013年2月4日，北京最低气温零下5度，万泉庄附近的天则经济研究所，邓正来追思会正在举行。 此时距离其逝世已有10天，相比庙堂之上的遗体告别仪式，江湖之下的这场追思更为真实。三十余人挤满了约50平米的小屋，张维迎、张曙光等十余位学者的名字引人注目。 “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知识分子转型的过程中，邓正来起的作用非常巨大、独特。”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的判断获得了普遍肯定。他们中，有的曾与邓正来一同创办独领风骚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下简称“季刊”）和《中国书评》，有的因在上边发表论文而声名鹊起，有的受其资助完成重要研究，有的则受此感召走上学术道路。 追思会上，学者张维迎这样总结邓正来的一生——“人生挥洒，抽烟喝酒，聚友论道，斗室有天下；学术征战，闯北走南，著书育人，一人胜千军”。 而在上海，复旦大学发布的官方讣告用59个字定义了邓正来的身份，包括一个罕见的称谓：社会科学学术组织者。 上世纪九十年代，名片上空无一衔的“学术个体户”邓正来以无可替代的能量接过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大旗，成为一众学人心目中的新“学术英雄”。 体制赋予了邓正来头衔，进入体制的尝试却成为一道分水岭。从任教吉林大学，到创办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担任院长，“组织者”邓正来由外而内，获得的评价渐趋多元。 相比体制给出的定论，伙伴们的结语或许更接近一个真实的邓正来：“跟体制的关系纠缠他一生。” 新旗帜 杨念群说，“老邓有点克里斯马（领袖气质）的味道。”他成为1990年代民间社会科学的代表。 邓正来曾经说过：“我最困难的时期并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而是在九十年代初，因为当时做学问的氛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现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小劲初识邓正来时，后者正在组织翻译中国第一部西方政治学百科全书——近千页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当时我就奇怪，这么大的项目，很难想象由个人来完成。”张小劲从此开始与邓正来密切合作，他在“老邓”身上发现的最大特点是：对事情的把握有天生的敏感。 张小劲记得，1992年“南巡讲话”后，大批学者先后下海；邓正来这时提出办杂志，既没钱也没人，听来未免荒诞。 张小劲被派去图书馆，借了一堆官办杂志回来，邓正来翻阅后，觉得现有杂志的质量很差，便拉了一堆圈内圈外的朋友，筹备季刊。 杨念群属于编委会核心层，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说，杂志从一开始就立志成为中国最好的社科刊物，既要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也希望从学理角度梳理1980年代的社会科学遗产，提出学术规范化问题。 刊物选在香港出版，实际的编辑工作则在北京万泉庄一带的地下室里进行。 “三四间房，一到雨天就漏水，大家不定期去，没事会去附近小馆子喝个酒，还是八十年代的氛围。我们负责稿件的筛选，老邓拍板。”杨念群说，“老邓有点克里斯马（领袖气质）的味道。” 1980年代的“文化热”虽已消散，其中的理想主义精神却一定程度上在延续。季刊出版的最初几年，无论编委还是作者，都不拿钱；季刊根本无需约稿，就有足够的稿源，“而且拿来的都是最好的东西”。 杂志从未公开出售，只放在万圣书园等书店售卖，却迅速成为当时民间公认的中国头号学术刊物。 “这种影响力有时大到超出常理，”徐友渔表示，“官方庞大体制内这么高级的学术建构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也相形见绌。” 北大教授王铭铭1994年回国，看到季刊及其姊妹刊物《中国书评》，惊讶于其国际水准，专门跑去编辑部一探究竟。后者此时已搬到了六郎庄一栋两层农民房中，不变的是邓正来的热情和锐气。不久，王铭铭就成了邓的作者。 凭借迅速扩张的影响力，刊物成为了一代学者的舞台，对接了林毅夫等一批归国学者的国际化标准。 国内学者在此崭露头角的也不少。2011年去世的南京大学教授高华曾发表近2万字的文章，是为其代表作的先声；为此，张小劲还专门去南京见了尚有点孤僻的高华，后者的名字随着文章刊发而渐为人知。 季刊还举办各种民间性质的研讨会，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徐勇正是在会议上脱颖而出，季刊提供的硬卧车票对当时的年轻知识分子可谓难能可贵。 归根结底，徐友渔认为，邓正来和他创办的季刊呼应了时代和知识分子的转型。一是他将自1980年代末逐渐流散的活跃分子重新聚集，成为“一杆旗帜”；二是迎合了知识界从美学等人文领域向更能解决社会问题的学科的转变。 “季刊的文章，探讨的都是现实问题，把社会科学推到了前沿位置，邓正来可以说是1990年代民间社会科学的代表，取代了上个十年李泽厚、刘再复的位置。”徐友渔评价。 在江湖 历史学者袁伟时回忆起1990年代初与邓下榻同一宾馆房间，听他滔滔不绝讲话，并不停吸他的二手烟，听他的国骂“三字经”。 1956年，邓正来出生于上海，上的小学聘了外教，直到中年回顾人生时，他都对此记忆犹新，“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了这样一个道理，即这个世界上的人是用不同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看法的。” 随着“文革”爆发，1969年底，邓正来随父母进入四川，支援三线建设，14岁“走后门”，进入内江的西南医疗器械厂当童工，一干8年。 工厂生活塑造了邓正来的性格，“真诚、认真、平实和不卑不亢”；他也成了“永远走在时间前面的人，一年可以干完三年的活”。 1978年，邓正来考上了四川外语学院，一年自学完了大学课程，大二开始就常逃课去隔壁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听法学课，曾挑战西方哲学传统的休谟成了他的最爱。 邓正来一生的学术格局几乎都在那几年奠定基础。1982年，他考到外交学院，与众多国际法大师相识，并开始出版学术著作。 这段经历绝非全然愉快，在“外交无小事”深入人心的情况下，邓正来被形形色色的“秘密”包围。“这种情况已经到了我无法理解的程度，”他后来自述，“正是在与各种体制交往的过程中，我在自己的心里渐渐形成了一种对主流的警醒或批判意识。” 批判的意识和对“学在民间”理念的信奉，促他走上了一条“离经叛道”的路。1985年，邓正来离开体制，成为一位当时少有的“学术个体户”。 没户口、没住房、没收入，邓正来把铺盖放在同学办公室，平时背着书包到处跑，等同学下班了，就去那儿看书、睡觉。冬天，万一没赶上回去，就索性去地铁站，一边跑步取暖，一边等着头班地铁赶紧来，“因为进到车厢里就暖和了”。 没证件，借书要请好友帮忙，偶尔在马路上被警察拦住了，还要撒谎搪塞。依靠翻译和兼职外语教师，邓正来才有了少量收入，辗转于北京城里七八处地下室，有的甚至紧挨臭水沟。 邓正来不会想到，当初的艰辛为后来的事业埋下伏笔。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所长杨念群看来，邓正来彻底的民间身份、靠朋友资助的状态构成了他魅力的一部分。 性格构成魅力的另一部分。在他去世后所获的近百篇悼念文章中，学界同仁总绕不开他特立独行的性格。 初识邓正来者，对他的张扬不乏微词。学者童之伟早在20年前就与其相识，他印象里，邓正来虽自称学术个体户，“却只愿同名教授把酒论道，说话气吞山河，将我这样讲师衔的大学普通教师，着实没看在眼里”，十几年后上海再相会，才相互视为知己。 历史学者袁伟时回忆起1990年代初与邓下榻同一宾馆房间，听他滔滔不绝讲话，并不停吸他的二手烟，听他的国骂。袁伟时只好建议他先戒烟，再戒掉三五句就夹一句的“三字经”。 大小饭局往往成为邓正来的“独角戏”，他甚至会对初次见面的人声称，自己在李泽厚回国时“‘训’了他六个小时”，尽管他早年还曾以《美的历程》一书赠人。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直言，“正来兄的张扬、夸耀和领袖欲望是如此夺目，让我不由自主地敬而远之”，直到频繁交往，刘擎才认识到他身上有两种看似矛盾的品质：他既有一种自视极高的骄傲，却也不妨碍他兼具虚怀若谷的开放精神——即使在后来复旦高研院成立的隆重场合上，有学者当众抨击他是“黑白两道通吃”的高手，他也毫无尴尬之色，一笑而过。 对多数人而言，这位总是一身唐装、脚蹬平底布鞋的学者天生有股侠气。有学生回忆与老师初次见面，看到其装束，“急走几步，上前问道：‘是邓先生吗？’先生回了三个字：‘邓正来’”。 除了拥有过硬的学术背景外，这位“学术个体户”还难得地兼具了公关能力和判断力。在他斡旋下，那些由学界下海的儒商不时提供资助；而早在办刊之初，邓正来就与伙伴们达成共识，“决不能意气用事，把它办成《新青年》”，提出刊物的历史责任是引领1990年代社会科学的基本走向。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才能把刊物办成。1990年代初，没有一个人同时具备那么多的特质和能力。”杨念群总结说。 助天下英雄 “‘天下英才尽入我彀中’的感觉，邓正来是很喜欢的。” 创办杂志之前，邓正来虽曾是1980年代影响颇大的《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但毕竟只是众多“山头”中的一座；1990年代的独领风骚令其地位大不相同。 每期都有一位学术泰斗给扉页题写“为了中国”四字，陈岱孙、汤一介、季羡林、庞朴、费孝通、王铁崖、周一良、邓广铭、任继愈，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都曾为之挥毫，季羡林甚至写了三幅供挑选。 季刊一周年庆祝时，快90岁的陈岱孙坚持打车参加聚会，住院的钱锺书还专门打来电话祝贺。 再看看季刊创刊号的作者名单——除了老一辈学者外，郑也夫、林毅夫、樊纲、王沪宁、孙立平、俞可平等后来炙手可热的学人尽在其中。 除了刊登文章外，季刊还承担了一部分民间学术组织的功能。当时一位企业家允诺每年给编委会10万元，如果按10个干具体工作的编委平分，每人可得万元“巨款”，但编委们最后决定，把钱拿出来创设社科研究项目，且任何一位编委都不得申报。正是凭这笔资助，徐友渔完成了有关红卫兵的论文。 “他非常敏锐，对选题意义之重大有非常深的认识。”徐友渔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还试图从上层政治路线中寻找路径，到了九十年代，我们都认为，中国转型是整个社会的转型，必须建成一个坚固的中间阶层为主导的市民社会。他做的事情，我有很深的体认。” 这种同时建立在现实和理念层面的感情，为邓正来织就了独一无二的人脉网络，他也十分熟练地经营着这张网络。 “‘天下英才尽入我彀中’的感觉，邓正来是很喜欢的。”学者许纪霖说。 现任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哲学系教授童世骏这样解释自己被网罗其中的原因——自从1992年相识后，他就落入邓正来“抓差派活的对象范围”，“真正有一种加入超越某校某地之学术共同体的感觉”。 邓正来家里有个特别书柜，专收赠书。他不无自得地在随笔中列举了那些名字：从经济界的吴敬琏到法学界的江平，从政治学界的赵宝煦到哲学界的王元化，从历史学界的袁伟时到社会学界的孙立平——“这说明我在各个学科都有一批真正可以进行学术交流的好朋友或同道，说实话，这些朋友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官办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据说曾私下抱怨邓正来带来的冲击，但随着拨款的改变、杂志本身学术标准的提高，它越来越具备真正的学术色彩。 一个悖论是，季刊带来的学术规范越是普及、邓正来推行的匿名评审制度越是被接受，季刊本身就越失去其独特性。 “中国社会科学逐渐变成了国家体制安排的东西，并且出现回潮，人文、国学慢慢代替了社会科学的声音。”杨念群说。 1996年，季刊停办。2年后，邓正来进入一个5年的闭关期——不接受任何出国邀请、不参加任何国内学术活动、不接受任何国内约稿——以此表态要跟“学术消费”决裂，潜心研究哈耶克。 到体制内 邓正来一直羡慕体制内的学者能带学生，无奈招生由体制统一管理。“学籍、户籍，毕竟不是孤家寡人了，这些现实压力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张小劲说。 闭关岁月，邓正来翻译了220万字的哈耶克著作，再次占据了西学东渐的领军地位。 邓正来曾反复强调，自己独爱这条“寂寞与欢愉”的“小路”，但2003年，他却结束18年“个体户”生涯，加盟吉林大学，引来纷纷议论。 面对时任吉林大学党委书记的法学界同仁张文显的邀请，邓正来以他一贯的张扬反问，“你胆子太大了吧？北大、清华请我我也没去，你有什么本钱请我？” 张文显开诚布公的解释令邓正来动容，最后提出“二不”：任教期间不担任任何行政带“长”的职务，也不担任任何实质性学术带“长”的职务。 “我本意是刁难他，但他召集老师全体投赞成票。”邓正来曾透露。 实际上，在邓正来创办两份杂志、试图建构中国学术传统的过程中，他发现，这种建构不仅需要每个人的学术努力，也需要有良好的学术制度和评价体系的保障，更需要有一个庞大的学术梯队，“显而易见，在当今的社会中，唯一能够提供这些保障的便是大学”。 张小劲能理解老搭档的心境。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邓正来一直羡慕体制内的学者能带学生，无奈招生由体制统一管理，“所以你看，他进入体制后，带学生花费的精力非常大，几年就带了六七十个硕士、博士”。 另一个促使邓正来转变的原因则是家庭。“学籍、户籍，毕竟不是孤家寡人了，这些现实压力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体制仍然控制着许多资源，产生很多你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你的钱毕竟没多到可以送孩子出国。”张小劲说。 在他看来，老朋友的这个决定，也考虑了策略，毕竟资源逐渐都集中到体制内，不加以利用不太可能；况且，曾经的学术伙伴们也都已投身体制。“当年生活水准比较低，大家都是小年轻，跟老邓走在一起，可以抛开体制和顾忌，但现在，难度不是一般地小，很多人都做不到，光是住房，就比当年困难得多，最佳策略就是回归体制内。” “体制本身也在变化。”张小劲补充说。 性格再次起作用，使他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老师。当学生们因其身体欠佳而“罢课”时，他痛斥道，“你们这是在逼着我变得和那些不上课的老师一样和体制进行‘共谋’，共同来‘混’你们宝贵的读书时光！” 这番斥责或许与他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思考有关。2005年，他告诉《中国教育报》记者，1990年代他发起的社会科学规范化运动仅是开始，“现在是将其推向第二阶段的时候”，核心是“自主性”，每一个参与其中、不自觉“共谋”的人都应反思。 带着一贯的锐气，邓正来宣布，要揭示、改革塑造了中国社会科学品格的权力关系，他也随即面临评价的多元化。 当邓正来加盟复旦大学、试图在体制内重新打造一部“知识生产机器”时，批评也超越了学理层面。 新的“野心” 华东师大教授许纪霖在贺词中说，这“将对上海的学术界带来很大的变化”，邓正来有些不高兴：“你以为我的志向仅仅是在上海吗？” 加盟复旦，是邓正来真正融入体制的一步。 在他向复旦校方表达了加盟意愿后，考察、沟通的任务就落在了时任校长助理的桑玉成身上。 有消息称，邓正来联系了多所高校，之所以要走，与原吉大党委书记张文显调任吉林省高院有一定关系。也有人表示，家庭因素仍令邓正来头疼。 邓正来的学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2007年10月起，他们就开始协助老师编制高等研究院的设立计划；但桑玉成说，加盟复旦前，邓正来并未提及这一设想。 “从很多方面来看，他都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所以我们相当慎重，我根据学校的指示，亲自找了好几位教授，有年老的，也有年轻的，对他本人的评价不完全一致，但都持赞同意见，年轻学者对他的认同性会更好一些。”桑玉成透露。 几番沟通后，邓正来加入复旦，挂在国关学院名下，但提出“要重新搞一套”，不在现有机构中争资源；具体设想，就是借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模式，打造一个复旦的社会科学高研院。 这一设想恰好搭准了复旦的脉搏。学校本来就意图促进学科交叉研究，也希望通过高研院来吸纳一些高端人才。 一位熟悉高校管理的工作人员表示，“复旦是个整体，但各学院就像诸侯，门户之见还是蛮深的。有了具备影响力的学者后，再要引进人才就很难，高研院可以像熔炉一样，提供新平台。” 对于复旦这枚体制伸出的触角而言，邓正来本身的学术能力和1990年代以来积累的能量也充满吸引力。 据2007年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2000-2004）》，总共21个学科的论文引证排名中，邓正来在6个学科中位居前50名，是唯一一个学术影响力跨越6个一级学科并同时在法学等核心社科学科位居前五的学者。 桑玉成同时表示，“‘学术组织者’概念用在他头上是再合适不过。比如高研院搞成立大会，邓正来就凭他自己，请来了国内外那么多学者，在全国学术界，我看很难有人能达到这个水准。” 为引进这样一个学术大腕，复旦充分发挥了灵活性，不仅提供了整一层的办公室和大笔预算，还为其协调了博士生名额、解决他牵挂已久的一系列现实问题。 正式投身体制，邓正来怀着一贯的骄傲和野心。2009年，邓正来创立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华东师大教授许纪霖在贺词中说，这“将对上海的学术界带来很大的变化”，邓正来有些不高兴：“你以为我的志向仅仅是在上海吗？” 高研院的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要在2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建成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挥重要影响的中国和非西方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重镇”。 去是正好 “老邓在最恰当的时间，做了最恰当的事情，在没最恶化的时候就走了。” 从无到有，邓正来大刀阔斧地建起了阵地，这种迅速扩张很快遇到掣肘。 “高研院刚开始那阵，活跃程度是上海滩从来没有过的”，上海的现实气质曾令张小劲“心有余悸”，1994年在那里召开的一场市民社会讨论会上，与会者一度要求为炒股休会一天。 桑玉成对邓正来的投入程度记忆犹新——饭局后总是回办公室工作，学生夜里两三点发来邮件，常能立即得到回复。至2011年，高研院已建起了四大讲坛、三个讲座系列、两个暑期班的活动架构，并出版学术期刊五种、学术丛书四种。 高研院的内外工作，很大程度上都有赖邓正来个人的能量。 获邀加盟的副院长纳日碧力戈从美国回来，因货物滞留找老邓“借点儿银子”，邓正来纠正，“不能说‘借’，说‘要’”，立即让太太提了厚厚几沓钱前去“救火”。这种感情维系着内部的稳定，当纳日的聘期结束、考虑挪动的时候，邓正来一句“你走了，我怎么办”就把他留住。 对外亦是如此。学者童之伟回顾了2012年两次会议前后与邓正来的多番电讯往来，直到2012年12月22日的晚餐上，已经胃出血的邓正来还端着一小杯茅台来敬童之伟，感谢他对会议的支持。在童的劝阻下，这杯酒两人都只沾了沾唇。 有学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邓正来在1990年代的开创性和领军地位值得大书特书，但建立高研院后，缺乏实质性贡献，“还是靠个人魅力在支撑”。 大量活动本身也常遭诟病。张曙光就曾投送名为《业绩巨大，不足明显，佳境可期》的简评，指出其“战线过长、精力分散”，且“造势有余、深度不足”，会议过于频繁，常出现开会时“各人各讲一套”的现象。 张小劲认为，如今学术会议数不胜数，学者们都疲于奔命，活动质量下滑实属难免；而邓正来的团队组织能力大多和他不在一个层次，花费大量精力做基础性工作，“对他来说是伤害”。 有复旦校内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比较说，学校两年内先后引进了历史学者葛兆光和邓正来，创办了相似的研究机构，同在光华楼28层，葛在西主楼、邓在东主楼。前者与多所世界级高校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后者则显得热闹有余、后继乏力。 一位复旦校方人士不同意这种简单的比较：“两个人性格完全不一样，葛兆光非常低调、仔细，一起吃饭时，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邓正来来了，一块吃饭，大家还不太熟悉，当时的王生洪校长比较温和，问他，我们喝点什么酒啊？他马上高声回答，‘五粮液！’” 上述人士认为，性格不同，导致研究院风格也大相径庭，体现在学术上，葛的规划更有持续发展性，邓的工作则令学生直接受益。 光华楼28楼的大教室是邓正来的“主战场”之一，很多讲座都在这里进行，在复旦的4年多时间里，邓正来陆续请到桑德尔、约瑟夫·拉兹、弗朗西斯·福山、约瑟夫·奈、汤一介、周其仁、邓晓芒等国内外一流学者来校交流，亲历者表示，常能看到有学生全天站在窗外聆听大师授道。 王铭铭等学者也认为，相比国内不少浮躁的活动，邓正来召开的学术会议还算“能讨论些真问题”。 高研院的暑期班也相当热门。桑玉成在一篇悼念文章中写道，“在如今这个时代，说有人要托人‘走后门’去听个什么讲座的，似乎也难以使人相信。然而，我还真的为这样的事情到正来那里走过多次‘后门’：我的学生，或者我的朋友的孩子，说要去听高研院的讲座，参加他们的暑期读书班，怕进不了，希望我打招呼。年轻人要学习是好事，这样的事情，我总是满口答应，正来也爽快接纳。” 然而，持续发展始终是个问题，尤其在邓正来的生命倏然而止后。一位高研院的工作人员表示，老邓的作用“无可替代”，“至今都不想去面对他已离开这个事实”。 对生前的邓正来而言，更深刻的矛盾依然在于一生纠缠他的体制。王铭铭比较了复旦与普林斯顿的高研院，认为两者有根本不同，“普林斯顿是利用自己的空间、财力来资助学者，学者获得资助倍感荣耀，而只要在作品前言里表达感谢即可；在中国体制内，高研院变成实体，招生、培养都有困难，在行政体制那么强大的情况下，很难获得自主权，高研院的资助也不如教育部的课题‘荣耀’，作品也不知道算谁的，极端的等级主义妨碍了高研院的建设。” 邓正来也不时与体制发生碰撞。消息人士透露，他曾代表复旦参与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的竞争，并被公示为中标者，有关部门却因其身份的敏感性向教育部提出异议，后者随即改变决定。 还有一次，邓正来费心张罗好了一场国际社科大会，却被临时喊停。 对于这些碰撞，邓正来全都“顾全大局”，未予声张。随着体制本身的变化，他的能量越来越多地被吸引其中，甚至开始为上海社联主编《上海学术年度报告》。知情者称，“老邓搞这个报告，搞法跟别人不太一样。比如新闻学，不是单找一个学者评估一下完事，而是设立好几个可变的模块，比如海外学者评价上海学说，他一一请人来写，再把国内学者找来上海开会等等”，将其民间能量灌注进了体制内。 然而，即使去世后，体制依然包围着这个上海生养、北方性格的汉子。高研院多位工作人员表示，接到上级通知，不能接受采访；而复旦的校长、书记也“因为出差”未能参加其遗体告别仪式。 随着邓正来离世，人们难免要对这个特别的人做一番最终评价。对于他进入体制的选择，有学者认为效果并不理想；徐友渔不完全认可，“邓正来具有民间的活力和生命力，在体制内扎扎实实地做了事。从一生而言，前半期是成就，后半期是风光；风光的东西随着岁月逐渐淡化，成就的东西却可以有很多内涵。” 张小劲认同湖南大学教授邱兴隆的挽联，其中下联称邓正来“来是正好去是正好”——“老邓在最恰当的时间，做了最恰当的事情，在没最恶化的时候就走了。”   http://www.infzm.com/content/88244

　　 ——初忆许良英先生   傅国涌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2月04日      ■他的志向在大学时代发生了改变，第一学期选课单的“将来志愿”一栏，他写下“当代物理学权威”，第二学期写的是“理论物理学家”，第三学期变成“追求真理”，到最后两个学期则自豪地写上“做一个人！”   ■经过长期的阅读、研究和思考，他逐步搞清楚了民主的概念。在当代汉语世界，他对民主理解的深刻和表述的清晰、透彻是少见的。   ■他理解的启蒙不是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的位置，而是将自己放置其中，他耿耿在念的首先是自我启蒙。   2013年1月28日13时25分，许良英先生在北京海淀医院去世。噩耗传来，我说不出的悲伤。想起近18年来与先生交往的许多事情、许多细节，他跟我说过的许多话，泪水再一次模糊了双眼。   早在1980年代末，我其实就读过先生发表在《世界经济导报》上的文章《民主是安定团结唯一可靠的保证》，多年后才知是先生之作，原题为《“五四”和中国的民主启蒙——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直到1995年夏天，我才读到先生的大量文章，如《人权概念和现代民主理论》等，这是我真正了解先生的开始。   也是那一年，我在西湖边的三联书店买到先生主持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浅绿色的精装本，正是1960～1970年代的艰辛岁月中，先生在故乡的煤油灯下完成了这个工程。这位年轻时冒着生命危险，一心寻找中共地下党，决心为红色革命献身的共产党人，在1957年却因为反对“反右”运动而成了“右派”，他的言论几次登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他选择了自谋出路，回到故乡浙江临海张家渡种田，一去就是整整20年。 我读了《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的大部分和第三卷的全部，爱因斯坦关切社会的那些文字和巨大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打动了我——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那时，我读了《爱因斯坦的民主、人权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物理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两文，那是包括许先生在内的中国物理学家、科学家群体走过的光荣荆棘路的见证。 就是那一年冬天，我意外地收到先生给我的来信，还有2000元人民币，托他弟弟辗转送来。当时，我妻子住院，信和钱送到医院的病床上。我与先生素昧平生，他只是读到我的一篇不成熟的长文《民主阶段论》，并听说我生活困难，就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信中说，这钱是一位老干部在工资中节约下来的，托他转送给需要的人。这是我完全想不到的。那个冬天很冷，先生的问候和关怀成为永远的温暖。（长期以来像我这样得到过他无私帮助的人有很多，我知道的就有不少。）他在信中对我的有些论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强调首先把民主的概念搞清楚。从那时起，先生就走进了我的生命中，我们开始了跨越近18个年头的来往。 花25年搞清民主的概念 1996年夏天，我第一次来到北京中关村，敲开了先生的家门。如同早已相熟的老友，我们谈得非常愉快。记得那天他留我吃了中饭，接着聊。他特别推荐我读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书。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问世后，他就注意到了，并主动给作者去信。 他真正开始思考民主的问题是1980年代初。1980年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第一讲《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起草的讲稿，率先提出“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的论断。接着发表论文《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加以较为全面的论证。他说那时他对民主的概念其实也很模糊，多年后自述：“由于我当时对民主的历史和理论所知甚少，附和了国内长期来流行的观点，把卢梭作为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主要代表。19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系统学习民主的历史和有关的理论著作，方知道对现代民主制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是比卢梭早一个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洛克，而‘人人生而平等’、‘主权在民’等论点在洛克和卢梭以前就有了。事实上，卢梭的思想十分混乱，甚至有不少反民主、反科学、反理性的成分，这些错误思想导致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专政和20世纪的极权主义暴政。” 为了搞清楚民主的源流，从1988年前后起，他与夫人王来棣先生合作，决心写一部《民主论》，因为不久得知胡绩伟先生也要写一部同名的书，他们决定改名为《民主的历史和理论》。25年，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漫长时光里，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这个浩大的工程上，他主要负责撰写“民主在西方的历史”部分，从雅典一直写到美国，法国部分还没来得及动笔，他就倒下了。 他说，由于对西方历史不熟悉，每形成一个概念都需要阅读大量历史文献和有关论著，而他的视力只有0.1，加上年纪大了，记忆力衰退，各种干扰又很多，写作断断续续，进展很慢，现在完成的主体部分，大约有19万字。 我有一次和友人去看他，友人告诉他一本荷兰的文献，英文版的，砖头一样的大书，他没有读过，就叮嘱友人帮他复印。我有时候看到一些书，觉得跟他的研究有关，也会推荐给他，他觉得有价值，都会去买。他的严谨、踏实、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在他的这本著作中处处体现出来。特别是他对荷兰共和国和现代民主理论的诞生、英国议会民主的形成和洛克思想的研究，都是见前人之所未见，对我们了解民主历史和理论形成的关键环节，具有重要的启发。 经过长期的阅读、研究和思考，他逐步搞清楚了民主的概念。在当代汉语世界，他对民主理解的深刻和表述的清晰、透彻是少见的。他不同意将民主、共和、宪政这些概念并列，他说：“民主概念的内涵实际上已包含了共和（政府首脑由选举产生）和宪政（政府权力受宪法限制），虽然立宪君主制的国家元首（国王）是世袭的，但他并无实际的政治权力，掌握实权的是议会和政府首脑（首相）。因此，立宪君主制与共和只是形式不同，实质是相同的。总之，把民主与共和、宪政并列是不合逻辑的。可以与民主相提并论的是自由、人权、法治，四者紧密联系，互为依存。自由是民主的灵魂和目的，人权是民主的前提，法治是民主的保障。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四位一体构成民主政治的大厦。” 1999～2000年间，先生80岁时，他的晚辈要为他编文集，全部文章我校对了几遍，这是我完整地通读先生的文章，包括他1950年代写的。他亲自将文章分成六类：科学史探讨，爱因斯坦研究，哲学思考，为民主、自由、人权呼喊，念师友，忆往事。他将文集取名为《科学 民主 理性》，这3个关键词，正是他生命最后几十年中念兹在兹的，“五四”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正是他一心追求的。早在1988年他有文集要出版，就以此为题，最后书没有印出，拆版了。 说真话是他一生对自己的要求 从1998年起，他与李慎之保持了5年的通信。他们的价值观有高度共识，对于具体的人、事乃至观点也有不少的分歧，在信中都有讨论，包括对顾准的认识。他们与顾准差不多是同时代人，《顾准文集》自1994年出版以后，曾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小小的震动，李先生对顾准的思想和人格都极为推崇，许先生虽也“十分敬佩”顾准独立思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同时却不讳言自己对顾准思想局限的看法。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中就指出顾准许多观点是很成问题的。他说，顾准对民主有不少误解，对自由、人权这些基本概念也是隔膜的。 但当他看了胡杰拍摄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却深受感动，对林昭的思想大为认同。2008年是林昭被枪杀40周年，我想编一本纪念文集，给他写信，他第一时间表示支持，并放下手头的工作，很快就完成了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林昭，中国的布鲁诺永生！——纪念林昭殉难40周年》。他看到林昭血书中提出的“极权”这个说法时，感到万分震惊。因为“极权”或“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个词他是到1980年前后才首次见到，而林昭在1960年就知道了，并经常使用，这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绝无仅有。因此，他认为“林昭可以说是20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中政治思想境界最高、战斗力最强的思想者和勇士”。林昭的事迹，使熟悉世界科学史的他联想到公元1600年在罗马鲜花广场被烧死的思想家布鲁诺。他给寄来手稿时，还特意复印了一张布鲁诺的画像。 耿直、无畏，对权势说真话诚然难，更难得的是对身边的人、对所有人都是这样的直言不讳，也因此伤了不少知识界朋友的面子，使很多人对他敬而远之。其实在我看来他一直葆有一颗童心，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对人是敞开的，对人、对事的评判从无顾忌，完全从本心出发，也不是所有的评判都对，但他是严肃的、真诚的，他活得很真实，从年轻时代到最终岁月，从无更改。他说自己一生不说谎话，除了1949年前跟国民党特务斗之外。 在他人看来，他傲然站立在这样的时代，需要特别巨大的道德勇气，而对他来说只是出于赤子之心。他大学时代的老师、心理学家陈立到晚年都为他的处境担忧，而他却坦然地表示，自己只是那个直指皇帝无衣的小孩而已。说真话，是他一生对自己的要求，他也身体力行做到了。他不在乎为此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做一个人！” 他在2000年说，“80岁对我依然是沉重、抑郁的岁月，依然是无尽的苦涩和窒息。”他一生多数岁月都是在逆境中熬过，真正轻松、舒畅的日子并不多。1980年代是他发挥作用最大的10年，可以说是引领风潮的知识分子之一，但也伴随着诸多的曲折。然而，18年来，我每一次见到先生，他总是那样安静、笃定，与他谈论现实和历史，各种人事、思想，他从不急躁，这个时代的浮动不安在他身上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他在1980年代的一些观点，当时有些人不能接受，多少年后人们蓦然发现，他反思得最彻底、告别得最早。我常常想，毕竟他是民国教育出来的，从立本小学到浙江大学，教育赋予他的气质是深水静流、不骄不躁，一步一个脚印，不指望天上掉馅饼，不幻想一步登天。 他曾写过一篇文章《竺可桢的“求是”精神和浙江大学校训》，对于他学习、工作、生活过11年的母校深怀感恩之心。“文革”时期他被揪斗，也曾关在浙大。当年在浙大他完成了物理系的学业，王淦昌等教授对他深为赏识，一心要他留校任教，他却决然离开，要投身颠覆民国的革命洪流，主动卷入那个时代的大潮当中，历经磨难，最终回到主流文明的价值当中，民国教育给予了他自我反思的可能性，他对自己早年受的教育记忆犹新。 2000年，我写了《爱因斯坦的影子：许良英的道路》，他不大同意这个题目，认为自己走的路跟爱因斯坦不一样。但他认可我指出他的思想的三个源头：爱因斯坦的思想、台州地域文化、浙大“求是”精神。正是这些，共同构成了他的精神坐标，成全了他一生的人格。 括苍之巅望海尖，地势莫嫌偏。上通永安下灵江，人文地理擅……开学歌唱乐融融，漫烂见天真。迅速地球经数转，得失问寸心。吾侪少年须务本，本立而道生。 这是立本小学的校歌，曾和家乡的山水一同陶冶过他少年的情操。他对科学的追求、对家国的关切意识，都是在括苍山下形成，《爱因斯坦文集》也是在这里译出来的。张家渡，这个小小的山镇，他们家的“高台门”和“风翻书楼”，正是在那里他最初遇到了爱因斯坦。1938年，他通读了爱因斯坦的第一个中译本《我的世界观》，立志成为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为此投考浙江大学物理系，1939年他如愿以偿，到广西宜山入学，成为胡刚复、王淦昌、束星北这些物理学家的弟子。然而，他的志向在大学时代发生了改变，第一学期选课单的“将来志愿”一栏，他写下“当代物理学权威”，第二学期写的是“理论物理学家”，第三学期变成“追求真理”，到最后两个学期则自豪地写上“做一个人！” 从此，做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成为先生毕生的追求，无论革命时代、“反右”时代、启蒙时代。如果要在先生身上寻找最宝贵的元素，就是做一个大写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这块土地的人。 他一生都是这样做的，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都没有动摇。他给予我最大的影响与其说是思想上的，不如说是人格上的。自从1995年那个冬天以来，无论来信还是面谈，他曾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念叨，要有一颗平常心，做一个平常人。所以，他理解的启蒙不是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的位置，而是将自己放置其中，他耿耿在念的首先是自我启蒙；所以，他会穷25年去研究民主的历史与理论；所以，他会在逆境中始终保持一颗纯净的童心；所以，他可以直言不讳地批评各种社会不义，也可以批评许多知识分子。在最糟糕的沉默中，他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他这样做只是从良知出发。他并不赞同高调的理想主义，虽然他一贯地坚持道义立场。 多年以来，每次去北京，先生的家几乎是我必去之处，我经常不打电话就直接去了，他几乎无例外地在家。他常常要留我吃饭，几乎每次都是吃大馄饨（他牙不好），他亲自烧的，里面加汤圆，王先生说这是他的喜好。 如今，王先生、许先生相继离开。对于我，17年来我一次次进出过的那道门永远关上了。岁月更替，荣华消逝，我的怀念将伴随着我今生的所有时间，愿先生在天之灵安息，愿先生留下的精神遗产成为中国的持久祝福。   http://zqb.cyol.com/html/2013-02/04/nw.D110000zgqnb_20130204_1-02.htm

　　 许成钢 许平 | 文   　　2012年12月31日，在妻子王来棣（见本刊2013年第4期《历史真相的寻踪者》）因癌症去世的当天，住在同一间医院的许良英在因脑溢血术后感染昏迷不醒十余天后，被转入重症监护室。相隔4周，2013年1月28日，许良英因医治无效去世，走完了他93年跌宕起伏的一生。   　　许良英1920年5月3日出生于浙江省临海市张家渡村。父亲在他五岁时去世。许良英跟随母亲生活，年少时通过阅读对爱迪生、法拉第等科学家产生兴趣，植下科学救国的理想。中学时代，他读到爱因斯坦的著作，自此成为爱因斯坦的终身追随者——学术的和思想的。抗日战争期间，许良英进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学习。因显露物理方面才华，深得国际知名物理学家王淦昌教授的欣赏。与此同时，面对社会黑暗，他的心逐渐从科学转向了反专制、求自由的政治活动。他曾参与竺可桢领导的“文军西征”，沿途所见劳苦大众日常生活，感触极深，遂为共产党人的平等正义承诺而感召。1942年毕业时，为了寻找共产党，他婉拒王淦昌要他留校任教的邀请，离开了浙大，急得爱才心切的王淦昌登报寻他。   　　1945年他返回浙大物理系任教，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任中共浙江大学支部书记。在轰动全国的“于子三事件”（于子三为当时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1947年被捕被国民党在狱中秘密杀害）中，作为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许良英发起浙大学生罢课、教授罢教等行动，引爆了“反对非法逮捕、反对特务暴行、反对屠杀青年”的全国性学生运动，遍及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许多城市。这是1949年以前最后一次全国规模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1949年解放前，他任中共杭州青委委员兼大专区委书记。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他任杭州团市委学生部部长，与时任杭州团市委组织部部长的乔石同事。   　　1952年许良英被调入中国科学院，担任《科学通报》编辑室主任，并在组建中科院的专家队伍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胡风的同学方然被打成“胡风分子”，作为方然的入党介绍人，许良英被批判，停职一年。这是他第一次受到政治冲击。   　　1956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创建，他与于光远共同担任负责人，期待在中国建立科学哲学体系。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6月13日，许良英以党员身份在党内会议明确反对《人民日报》6月8日批判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等人的文章。从此到处活动，游说，公开反对“反右”运动。因此他被打为中科院第一“右派”。声讨其“罪责”的文章刊登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要媒体的显著位置。因抗拒强迫劳改的处置，他被开除公职，被迫回到老家农村劳动改造，从此一去20年。劳改期间，在于光远、王淦昌及科学院一些领导人（如秦力生）的支持和帮助下，他以一个“右派”（后为“摘帽右派”）农民的身份发起、规划、组织，并在后期克服“文革”的巨大困难，编译了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编译者还包括范岱年、赵中立和张宣三）。“文革”刚结束，文集获得首次出版，是当时世界上文字最完整的爱因斯坦文集。这使得爱因斯坦的科学、民主精神影响了中国几代人。晚年许良英北京的寓所中一直悬挂着爱因斯坦的肖像，照片下的题词写着：伟大的心灵总是遭遇来自平庸者的强烈反对。曾多次访问许良英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谷得曼说，这句话也是刻画许良英的最好的写照。   　　1974年，由于爱因斯坦文集工作的需要，许良英曾短暂逗留北京。他目睹了“批林批孔”运动的疯狂状况，清醒认识到“文革”的真相，并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问题。他自称这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让他更清楚地意识到，科学和民主口号需要重提，中国仍需启蒙。 　　1978年许良英获得平反，重返中国科学院。他主持编写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被金克木先生誉为“题为简史，实是大书”。上世纪80年代初，他曾与钱三强等科学家一道为政治局授课，讲解世界近代科技史和科技政策，率先提出“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听课者包括时任总书记胡耀邦。上世纪80年代后期，许良英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深刻指出“新权威主义”之危害、最早阐释民主和人权基本原则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强调，民主和人权是每个人的基本需要，经济发展绝不是全部目的。同时，他强调宽容是维护人权的基本原则，通向民主的道路只能通过长期的教育和启蒙。 　　许良英一生最后20年里最重要的工作是与夫人王来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合著《民主的历史与理论》，以推动中国民主、人权的启蒙运动。此书除法国部分未完成外，整体已经完成，只待出版。他与王来棣合作的《从“专制的对立面”的争论看民主启蒙的艰巨》和他个人的《走出伪民主误区》（分别发表于《炎黄春秋》2010年12期、 2011年10期）是他们生前发表的最后两篇有影响力的作品。许良英在推动中国民主、人权、政治改革方面的巨大贡献得到国际科学界的公认。为表彰他的贡献， 1995年9月，纽约科学院授予他“佩格尔斯科学家人权奖”。   　　许良英正直善良，勇敢顽强，疾恶如仇，生活俭朴，毕生追求真理，崇尚科学和民主。他的逝世是中国科学与民主事业的重大损失。 　　2013年1月30日下午3时许良英遗体告别式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遗体捐献中心举行。遵其与夫人相同的遗愿，他的遗体也捐献给医学事业。 　　作者许成钢为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国之基金讲座教授、财新《中国改革》首席经济学家，许平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3-02-01/1004887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