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核心提示：表面上没有政治摩擦不应使我们以为平壤私下里不存在意见分歧。如果中国模式有任何指导作用的话，那么，改革的问题很可能已经酝酿了几年，只是在等一个机会，譬如金正日去世这样的机会。 原文： Is North Korea Headed for Chinese-Style Reform？| The National Interest 发表时间：2012年1月17日 作者：Jonathan Levine（北京清华大学美国文化和英语学科讲师）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片来源： petersnoopy 】 　　不久前，主宰着一个封闭的、有核武器的共产党国家的暴君去世了。举国上下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在他的社会里，他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位暴君精心挑选的接班人继承了他的权位，这位接班人没有政治经验，外界对他知之甚少。这位接班人却受到了党和人民的赞许，他迅速就任所有最高职位。 　　我说的不是朝鲜最近发生的事情，我说的暴君是毛泽东。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当时的中国和现在的朝鲜何其相似。 　　1976年9月9日，一个时代终结，从1949年革命以来统治中国的毛泽东因多种疾病而逝世。毛一直拒绝指定继承人，担心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被排挤。候选人确实曾出现过，如刘少奇和林彪，但都遭遇悲惨结局。未来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遥远的江西省度过了四年的流放生涯，因为毛泽东始终在摇摆不定：身后需要有能力的领导者，又想要打压可能盖过自己光芒的任何人。 毛泽东的选择是华国锋——一位来自湖南省的地方官。这是因为华国锋既没有外交经验，在北京也没有权力基础，对他不构成任何威胁。毕竟，他知道自己统治的合法性需要完全依靠毛泽东。1973年，华国锋非常迅速地进入政治局，并且直到毛泽东逝世前几个月才稳固地确立了自己接班人的地位。听上去很熟悉吧？ 毛的光环庇护了华国锋几年时间。按照党规的要求，华国锋作为领导人接受欢呼，获得许多赞颂和头衔。华将一切归功于毛泽东，信心十足地提出”两个凡是”政策：”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但他脚下的根基迅速发生变化，中国其他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毛泽东错误的巨大程度。1978年，华国锋被邓小平剥夺了实权，但仍保留其头衔，2008年，在举国欢庆北京奥运会之时，他悄然去世。而邓小平继之开启中国传说般的经济开放并改变这个国家。 　　金正恩会成为第二个华国锋吗？如果是这样，那朝鲜会出现一个邓小平吗？朝鲜是否即将实行改革？ 　　金正恩和华国锋有着同样的弱点。金正恩没有独立的权力基础，军队的支持根基不深。而且，与华国锋不同，金正恩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可言。华国锋在接班前起码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共产党官员。除非朝鲜的将军们买金家的账，认为金氏王朝永远正确，否则，认为这个矮胖的毛头小子能驾驭危险的共产党政治局势，那简直是异想天开。军队表示支持并宣誓效忠以及他匆忙就职都只是假象，掩盖了金正恩权力地位的虚弱。华国锋也拥有那些职位头衔，他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同时占据三个最高职位党的主席、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人。华国锋的经历具有指导意义：职位的重要性正如它们所代表的体制。在像当今朝鲜和1976年中国这样体制尚未成熟的国家中，不要指望野心勃勃的将军会向任何只有空衔的领导人效忠。 　　当然，金正恩在下台前人身上不会受到伤害。像华国锋一样，他作为”天选之子”的地位将使他免遭最严重的斯大林式政治清洗运动的冲击。事实上，他的人身安全非常重要，因为 他 就是国家（完全是路易十六式的风格）。包装他的个人崇拜无情地将金氏家族的命运与朝鲜的命运熔化在一起。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赫鲁晓夫式的放权，因为那将损害这个国家存在的根基。 　　然而，表面上没有政治摩擦不应使我们以为平壤私下里不存在意见分歧。如果中国模式有任何指导作用的话，那么，改革的问题很可能已经酝酿了几年，只是在等一个机会，譬如金正日去世这样的机会。 　　朝鲜近期可能实行对外开放，原因有二。 　　一，这是可行的。邓小平1978年开始改革的时候，他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当时并不知道市场经济会不会影响到共产党的一党统治。到了2012年，历史的结论似乎一清二楚。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已使西方一些预言家感到难堪。如果朝鲜实行中国式的改革开放，那么中国的整个发展经验就是一个路线图，中国还可以作它的热心导师和贸易伙伴。 　　二，中国要求朝鲜开放的压力在过去几年里大大增加，而且随着朝鲜新领导人上台，这种压力会进一步加大。金正日在执政晚期曾多次访问中国，当然，他不只是去游览长城，他去中国是为了看看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朝鲜实行经济开放，中国自然近水楼台受益最大。跨过鸭绿江，中国可以轻松进入朝鲜市场，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和众多的投资机会。同时，如果这个邻国局势稳定，而不是长期濒临破产和饥荒，那么这对中国也有好处。 　　那谁可以扮演邓小平这个角色呢？最明显的候选人是被《经济学人》戏称为”三驾马车”摄政王的三个人。他们是金正恩的姑姑金敬姬、金敬姬的丈夫张成泽和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李英浩。他们站在新国王身后，地位显赫，他们有可能在决定朝鲜未来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不过也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 华国锋升到最高职位的时候，邓小平被剥夺了党内的一切职务，距离开除只有一步之遥。华国锋也有自己的”顾问”，例如叶剑英元帅和毛派汪东兴帮助他巩固位置。尽管邓小平以前地位显赫，但几乎没有人会想到他在1977年凤凰涅槃般回归权力。在评估朝鲜的未来时，我们要谨记我们所了解的太少。如果朝鲜有一个改革者正展翅待飞，那可能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正如1976年的邓小平一样。 　　朝鲜是不太可能很快瓦解。国外和国内许多势力在阻止朝鲜瓦解上有着既得利益。朝鲜也不会面临中东那样的内部叛乱。朝鲜的通信和运输系统太原始，无法有效的动员群众。民主改革也将只是”历史终结”自由派的白日梦。中国的经济模式应当成为很好的例证，说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不一定要同步进行。然而，尽管有这些似乎会导致停滞的因素存在，变革可能正在进行。如果历史确实会重演，那么，朝鲜可能正在走向一个新的时代。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刘厚俊 袁志田：全球公共债务危机与世界资本主义新变化 进入专题 ： 公共债务危机 资本主义    ● 刘厚俊   袁志田       自2010年以来，全球公共债务危机越演越烈，公共债务危机、美元危机、世界财富的再分配成为2011年世界经济的首要经济问题 。但是，公共债务危机较多地只是被当作某种“危机事件”，而非某种“趋势”或某种“规律”来进行研究，对公共债务危机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实际上，全球公共债务危机不是一个与“金融危机”类似的事件，而是反映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某种新变化和世界经济危机某种新的发展趋势。          一、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资本主义究竟有什么新的变化？从早期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政府干预”（government intervention）的研究，再到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对“新资本主义”（new capitalism）和“创造性资本主义”（creative capitalism）的讨论，全世界从未停止过研究。基于生产关系 和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济全球化的广泛研究以及少量关于经济运行体制的研究 ，关于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主要有三个重要的结论：一是资本主义制度“有限改良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改良了但并没有、也无法消除危机的根源；二是资本主义实现了“自我扬弃”，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内部已经孕育着“社会主义因素”，有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趋势；三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从“共和”走向“融合”，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通过相互批判和吸收，各国经济制度有一种融合的趋势，其中，“资本社会化”是一个结合点，全球化是一种表现形式，而“亚洲资本主义”则是一个典型例证。伴随着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前途也有不同的认识，如“历史终结说”（end of history）、“适应说”（gradual adaption）、“崩溃论”（collapse of capitalism）等。     与资本主义宏观变化趋势相对应，对当代资本主义微观层面的研究亦有三个重要的结论：一是管理组织的再造（reengineering）；二是劳资关系的恶化（deterioration of industrial relations）；三是生产活动的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 of industry）。管理组织的再造，突出地表现在企业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的出现和强化，它使得资本组织过程从原始的资本家直接占有，发展到股份联合占有，再发展到当代以监管为核心的控制占有 。至于劳资关系，众所周知，战后资本主义实行了一系列的改良，比如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工会地位、实行福利保障制度等等，加上全球南北不平衡发展和不平等贸易，其内部的劳资紧张关系得到了极大的缓和。但是，劳资关系根本对立的性质并没有改变。随着经济全球化终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外部转嫁矛盾的空间收窄，劳资关系再度紧张，工资份额和消费能力不断下降，贫富分化加剧，“人人平等的政治理念”与“贫富悬殊的等级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企业的金融化则表现为企业越来越按照金融资本的利润目标进行投资运作，企业活动越来越具有非生产性。金融资本追求的是较高的资金流动性和资本回报率，这就引导工业企业要么寻求更低原材料价格，要么关闭利润率较低的生产项目（如IBM公司出售个人电脑业务），要么，当实体经济投资机会枯竭的时候转向虚拟经济活动，这时候企业兼并或并购等所谓“重组”（corporate reconstructing）日益频繁，这些重组活动往往不是寻求企业增长，而是财产权的再分配，其最终结果是更少的公司控制更大的市场，并凭借其资金实力从事金融投机活动，追求高额的短期利润 。     资本主义微观层面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相对过剩必然导致企业在实体经济领域举步维艰，单个企业为了克服利润困境，不得不进行以下调整和努力：一是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正因为如此，技术创新也是资本主义的属性之一，因为没有技术创新资本主义再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此时的技术创新过程已经取代了技术本身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以及资本主义再生产进行的必要条件）；二是不停地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和兴建生产企业，制造“供给创造需求”的神话；三是在虚拟经济中寻求利润机会，最终将企业导向金融化的发展道路，资本增值模式从“G—W—G”转变为“G—G”，房地产和金融结合在一起成为“房地产金融”，股市中“概念”五彩缤纷。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收窄，一方面迫使企业生产活动金融化；另一方面迫使企业不停地压低劳动工资成本；再一方面，随着金融资本的介入，企业的治理结构模式进一步强化，以确保股东和债权人的利润诉求。反过来，一旦企业的治理结构确立，股东就能够指挥企业按照金融化的标准展开运作，进一步强化企业的金融化特征。特别是当工资份额降到很低程度的时候，运作金融化和与金融化相关的治理结构更成为企业发展的主要途径，金融化和劳资关系再度恶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微观机制的研究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在生产关系、组织行为和运行机制之间的互动过程，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宏观运行模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实体经济的困境迫使资本主义转向虚拟经济，实体经济被虚拟经济不断吞噬，但虚拟经济的发展最终又要受制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因为虚拟市场的投机都是基于实体市场的增长“预期”，但虚拟空间平均利润的增长不可能快于实体经济价值创造的增长（经济增长），虚拟市场任何虚幻的增长奇迹最终都将因为看似偶然、实是必然的各种预期冲击所破灭，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始终处在危机的边缘。危机和危机预警迫使政府干预程度不断加深，而政府干预的核心也随着资本增值模式从“G—W—G”转变为“G—G”，而从实体领域的劳资关系调节、技术推动、需求管理等转向以虚拟空间正常运行为核心的金融管理。在政府干预内容转变的同时，政府自身也发生了性质变化，政府不再是单纯的“守夜人”，而是上升为市场运行的最高“上层建筑”，它不仅是管理者，而且也是直接参与者。随着政府角色的转变，资本主义市场运行模式不再是传统的“看不见的手”指挥各个理性“经济人”参与市场竞争，而是从传统的“宏—微观结构”转向“产业——金融——国家”架构，市场运行机制将由传统的价格机制转向“利益关联机制”的政府干预机制。     新的宏观运行模式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就好比挂了空挡的发动机，无论速度多么快，“资本主义的空转”都不能产生实体经济的发展动力。而为了维护这种空转，资本主义需要从实体经济抽取更多的资源，使脆弱的实体经济雪上加霜。随着工资份额下降，社会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下降，政府不得不依靠财政扩张政策来扩大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而财政扩张政策的资金来源不外乎税收、公共债务、通胀和对外掠夺等。     过去，对外掠夺是发达资本主义缓和内部矛盾的主要手段，这些手段包括资本输出、基于垂直分工的全球生产体系、伪装的超国家治理、货币战争、石油战争、军火输出、武装掠夺等。随着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通过纯粹经济形式的矛盾转移途径逐渐收窄，而纯粹的军事掠夺尚在伪善的面纱下没有成为常态，所以，内部手段也就成为主要手段。而在内部手段中，税收重负不仅会抑制私人投资，而且也会导致选举政治中的不利局面，通胀也会导致经济极度不稳定和社会矛盾，因此，公共债务也就成为各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常规武器”。可见，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全新起点，它表明，在新的世界混战爆发前夕，资本主义危机的解决方式不得不从它惯常使用的“外部转移”向“内部转化”方式转变，从而使得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因素更多地在发达国家内部暴露出来。     概而言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上，微观层次上企业治理结构强化，劳动关系再度恶化，中观层次上技术创新、大规模投资、金融性重组成为战略发展方向，宏观层次上“产业——金融——国家”架构下的“利益关联机制”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宏观干预机制。          二、全球公共债务危机的制度根源          西方赤字财政和公共债务问题并不是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的特殊问题，而是长期以来各国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各国政府管理经济的需要，公债功能从财政功能和金融功能不断向宏观调控功能发展，最终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公债，可以说，赤字财政和公共债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增长模式。在当代，公债已经成为基础性金融资产，占发达国家商业银行资产10%（中国公债大约占商业银行资产的6%－8%）。公债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稳定发展极为重要，特别是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政策工具。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10年，日本政府负债率在200%以上，意大利、希腊在100%以上，美国、法国、葡萄牙均在80%—100%之间，而巴西、印度和俄罗斯也均在60%以上。但是，如果仅从公债功能的不断扩大并不足以解释公共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只有把公共债务理解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增长途径或增长模式的时候，才可以理解发达国家为什么也会发生公共债务危机。     2008年10月，冰岛宣布破产，冰岛克朗大幅度贬值，外汇储备迅速减少，主要银行陷入危机。这个曾经以渔业为主的“最幸福国家”由于羡慕美国等经济大国的金融业发展趋势，不相信仅靠捕鱼能够致富而大力借债发展金融业（外国资本占80%股份），虽然2007年它的GDP仅为1.3万亿克朗（约合193.7亿美元），但外债超过1383亿美元，人均负债20万美元。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政府根本无法救助。2009年11月，由于负债累累，迪拜酋长国宣布将重组其最大的企业实体迪拜世界，将其债务偿还延迟6个月。迪拜重要债权人的欧洲各大银行股票遭到抛售，欧洲股市受到重挫。2009年底和2010年初，由于标准普尔公司等评级公司连续下调希腊主权信用等级，希腊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欧元大幅度贬值。根据欧盟统计局的资料：2010年，希腊赤字占GDP比率达10.5%，公债余额占GDP比率达142.8%。紧接着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英国及葡萄牙等五国也面临主权债务危机风险。这些国家的公共债务危机都与经济金融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针对这些国家的公共债务危机，有人得出结论认为，经济小国是不宜过度发展金融业的，更不应该试图建设所谓的世界金融中心。那么，经济大国过度发展金融业就可以避免危机了吗？实际上，除了欧洲债务危机之外，美、日也正面临着巨大的公共债务压力。日本是一个传统的高储蓄的发达国家，日本几乎没有外债，但是，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保障开支规模扩大，加上金融危机之后，日元不断升值的压力也给日本出口行业带来严重冲击，特别是在2011年的大地震和海啸之后，灾后重建负担沉重，菅直人政府拟实行的“新政”不得不指向结构性减税、公共部门市场化、开放资本市场等方面，以便为急速增长的公共开支开辟新的融资渠道。作为全球最大的发达经济体，截至2011年5月16日，美国的公共债务规模已经高达14.3万亿美元，主要包括战争费用、福利支出和金融危机之后庞大的政府刺激计划。除了提高公共债务上限之外，美国在未来将不得不采取增加税收、降低医疗保险与公共医疗补助、国债货币化等具有极大政治风险的政策措施。债务危机这个曾经似乎是发展中国家的专利，转移到了高收入的发达国家。     为什么这些高收入的发达国家面临着公共债务危机呢？一个共同的背景是，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一方面为了救市增大了预算，另一方面，随着危机后私人部门“强制性”储蓄提高（去杠杆化），社会消费水平下降，为了防止可能的衰退，各国借鉴20世纪30年代的教训，迅速实施一系列干预措施，纷纷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从而导致公共开支水平急剧攀升。从2007—2010年全球公共债务总额增加约15.3万亿美元。“虚拟经济泡沫——银行危机——政府救助”，已成为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危机发生的基本模式。因此，此次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可以说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继续和深化。     但是，从较深层次的分析来看，发达国家经济体系的公共债务危机也与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竞争加剧有关。对于整个欧盟而言，由于欧洲一体化之后，欧洲范围的“核心——外围”分化加重，地区发展不平衡加重，各地财政压力迥然不同。也正因为如此，欧元区只有统一的货币政策而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不平衡的发展趋势也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发展不平衡，金融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经济态势良好，而发达经济体由于出口需求不足，面临着大规模的产能过剩。2009年，中国工业生产年增长27%，而发达国家则是下降12%。为什么发达国家出口需求不足？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较高的生产成本和发展中国家较低的购买需求。     从最深的层次来看，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乃是全球公共债务危机的最深刻根源。在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批判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高潮，转而推崇北欧资本主义与混合的亚洲资本主义模式。不论是哪种模式，都仍然是资本主义好。正如美籍印裔学者阿玛蒂亚 森所说：“今天的经济困局并不需要某种‘新资本主义’，而是需要我们以开放性思维来理解有关市场经济能力范围及其局限性的旧观念。我们首先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不同体制是如何运作的，同时还要了解各种组织——从市场到国家机构——如何能够齐心协力，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经济世界” 。但间隔不久，欧洲债务危机再一次证明，无论是哪一种资本主义，危机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论哪种模式都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越来越依赖于公共债务，赤字财政成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发展模式，而不是纯粹的宏观调节政策。加上金融寡头操控下财政管理不善和财政立法腐败，公共债务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各国的经济增长普遍地伴随着越来越深的政府干预和公共债务的高速增长。当出现较大冲击的时候，政府“救助”的投入规模也就很大，而且越来越大，公共债务危机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所以，公共债务危机并不是一个可以治理的行政管理问题，而是与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密切相关的必然发展趋势，现有制度框架下的任何政治程序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公共债务危机的根源。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曾经因为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制度而大大缓和，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这些矛盾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加剧，导致全球范围的贫富分化和发展不平衡，加剧了全球种族冲突、社会对立和国家战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人平等的政治理念”与“贫富悬殊的等级社会”之间形成强烈对比，要想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克服这种矛盾，除了外部转移之外，就必须拿出巨额的财政开支，否则资本主义就不能正常运转。随着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矛盾的“外部转移”空间逐渐消失，而现存体制下的“内部转化”手段逐渐成为常态，全球公共债务危机不仅在发展中国家，而且也在发达国家经常性发生。由此，公共债务危机是贫富分化的衍生品，只要存在极端的贫富分化，就必须有庞大的公共开支。公共开支往往打着“人民”和“拯救经济”的旗号服务于金融资本，导致全球范围内的通胀和贫富急剧分化。所以，从制度层面来看，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并不仅仅是哪一个国家的特殊事件，而是贫富分化的衍生品，经济增长的一种模式，是全球普遍性的一种趋势，这种趋势根源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也正因为如此，全球公共治理应该更多地从所谓的“政策协调”转向制度层面的合作。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公共债务危机的传染性          全球公共债务危机不仅难以从根本上消除，而且还具有强烈的传染性。这种传染性不仅表现在通过金融系统中资金链而引发的连锁反应，而且还表现在通过危机背景下共同的经济救助模式而引发的共同应对方式，已经发生的公共债务危机将会引发全球范围更广泛的公共债务危机。首先是对欠发达国家来说，除了传统的殖民体系遗留的债务问题之外，由于始终不能摆脱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市场依赖和资金依赖，甚至是政治依赖，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的发展资金才有在现存世界经济体系下生存的一线希望，带来这种希望的正是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下的赤字财政和公共债务，只要欠发达国家在现存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赤字和公共债务规模就会无限度地膨胀下去，特别是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其赤字压力和公共债务风险将会更高，直至濒临危机边缘。1960年，各殖民地新政权为了获得独立不得不接受单边利率高达14%的590亿美元外债。20世纪70年代由于能源危机及随后的通胀，西方大量放贷给殖民地国家，名义上用于经济与民生，实际上大部分落入西方支持的独裁者手中，最终存入瑞士银行，使得这些国家的人民白白地向发达国家支付高额利息。20世纪80年代，由于金融寡头的操纵，利率急剧上升，欠发达国家的利息支付负担加重，频频爆发债务（外债）危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取消、而只是削减这些国家的债务到能够偿还的程度，并要求进行相应的结构调整，降低公共服务开支，以用于清偿债务。如果说欠发达国家传统的债务危机根源于殖民制度，那么当代欠发达国家的公债危机则是根源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使欠发达国家继承了传统的经济依赖性，另一方面又使欠发达国家走上了与发达国家一样的经济发展道路，外债和内债负担同时加重，欠发达国家实际上面临着比以往更大的发展难题。随着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危机的发生，欠发达国家能够获得的市场机遇减少，发达国家给予的附带不平等要求的所谓资金援助减少和市场优惠自然消失，欠发达国家需要更多的公共开支来支撑其脆弱的经济发展希望。     其次是对新兴经济体来说，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危机将会诱导这些国家不同程度的公共债务危机。这是因为，（1）新兴经济体长期以来已经找到了公共开支的理论支撑，如经济发展理论、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短期的成功实践进一步增添了充分的理由；（2）新兴经济体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尚未能从根本上脱离世界市场，它们被编织进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它们所能掌握的仅仅是某些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单一的，甚至其单一的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3）新兴经济体的很多资本都是来自国外，大部分利润无法留在国内，国内积累率相对较低，在这种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就不得不依赖巨额的公共开支和公共债务保持经济发展；（4）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投资潜力巨大，产业升级存在较大的投资空间，投资盈利能力甚至达到35%，因此，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危机将会驱使大量私人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从而增加其财政脆弱性，形成“经济泡沫——赤字财政——货币危机——债务危机”的发展轨迹。库伯（Richard N. Cooper）认为，各国货币危机均遵从相同模式：中央银行为巨额财政赤字融资 。克鲁格曼（Krugman）的“投机攻击模型”也揭示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何诱发固定汇率制下的投机攻击和政府干预 。     最后是对发达经济体内部的其他成员来说，公共债务危机的传染机制在于，当实体经济停滞的时候，必然推动经济虚拟化，经济虚拟化程度越高，资产价格也就会急剧上升，在全球经济金融化背景下，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会立即推动商品价格的上涨，而随着普遍的恶性通胀的出现，虚拟资产价值缩水，同时，各国实际消费水平下降，一系列调整经济秩序的公共开支水平将会大幅度提升。美国在2007年危机前居民收入增长实际上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财富积累差距扩大。1970－2007年，占人口1/5的美国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了60%，而占人口五分之四的美国低收入阶层收入下降了10%。但沃尔玛一家公司收入比占人口1/3的美国低收入群体（1亿人口）的收入总和还多。在居民收入增长停止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情况下，只有债务才能维持消费需求水平。由于美国经济规模庞大以及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得以依靠外债保持较高的消费水平。在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比率为70%，总债务占GDP比率高于380%，其中公共债务占GDP比率高于90%，只有净外债占GDP比率尚不足25%。今后，美国依然拥有巨大的债务利用空间。但是，其他发达经济国家虽然面临着和美国同样的难题，却不具备和美国一样的全球融资手段和“铸币税”权力，因此，当一部分发达国家爆发公共债务危机时，不但日益复杂的全球金融体系会直接诱发这些国家的公共债务危机，而且会通过竞争性体系间接催生其公共债务危机。          四、未来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          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对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目前条件下公共债务危机的化解不外乎三种途径：以债养债；节支增税削减预算赤字；赤字货币化。在面临巨大公共债务压力的情况下，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求援以缓解当前的还债压力，但巨额债务下的“以债养债”，不仅导致债务规模不断扩大，政府信用下降，而且由于吸纳了过多的私人部门资金，产生“挤出效应”，降低了私人部门的总需求，抑制实体经济的长期发展，从而埋下更深的危机隐患。节支增税、削减赤字是一条理性选择，但实践操作很难，甚至冒很大的政治风险，所以，很多政府不得不出卖国家资源，甚至一些国家不得不以各种变相的方式向外国出卖土地。而且，实际能够削减的公共开支往往不是那些浪费性的政府消费，而是那些对私人投资和国家安全十分重要的合理公共开支。当以债养债和削减赤字的空间有限的时候，政府往往将债务货币化，其中，美国在面临巨大公共债务压力的情况下不断推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programme）对全球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尤为巨大。所谓量化宽松政策又分为量化宽松政策Ⅰ和量化宽松政策Ⅱ，将来还有可能有量化宽松政策Ⅲ。量化宽松政策Ⅰ是直接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与机构债，而量化宽松政策Ⅱ则是购买美国长期国债，希图降低长期利率（短期利率已经接近零）并制造通胀预期、推动美元贬值和出口增加，更重要的是将美国国债货币化。这一政策的后果是美元贬值、石油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热钱冲击新兴经济体，导致全球范围的经济泡沫和通货膨胀 。传统观点认为公共债务在低通胀环境下没有明显的通胀效应，只有不可持续的赤字才会导致通胀。根据凯恩斯理论，借助于国债，财政赤字具有调节需求，既防止通货紧缩，又防止通货膨胀的作用，对高通胀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而实际上，国债作为赤字工具，也是金融工具，持续赤字会导致赤字货币化和通胀。波姆赛德（Bumside）等人在研究亚洲金融危机时发现，国债贬值将会导致资源价值上升和预期赤字 。实际上，在很多新兴经济体，其积极财政政策往往会因为主观导向性而导致严重的结构性通货膨胀。     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公共债务规模不合理地无限制扩大？根据亚当 斯密（Adam Smith）的观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有三个要素，即自私动机、私有企业和竞争市场，政府的作用在于促进分工和资本积累、投资公共事业设施、保护个人不受他人限制和保护社会不受侵犯。但实际情况是，资本主义越来越离不开政府的全面介入。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深度经济危机背景下，凯恩斯式干预（Keynesian mode）成为克服宏观经济失衡的有效途径，而布坎南（James Buchanan）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能够提供公共物品、弥补市场失灵。但是，政府干预程度和相应的赤字规模以及公共债务规模应保持在什么样的合理水平上？已经不是宏观计量经济模型所能解释和预测的了。巴斯和威尔斯（Barth and Wells）在观察美国1789－1996年的债务时发现，这208年中105年有赤字，其中26年是因为周期性因素，40年是因为战争因素，1950－1996年有24年既无经济衰退，又无战争，但仍出现赤字预算，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GNP）比率有长期上升趋势 。近来不少文献都认为，福利开支是欧、美、日国家公共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但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出现福利政策呢？要知道，正是福利制度缓和了资本主义内部的巨大矛盾，挽救了资本主义，收入分配调节和技术进步都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     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再一次证明了资本主义危机是不可消除的，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将会以多种形式频繁爆发出来，如实体经济的相对过剩危机、金融体系的投机冲击与流动性风险（liquidity risk）、虚拟领域的泡沫危机、政府干预的公共信用危机、国际货币战争和军事战争等等。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其危机的潜伏因素越多，而那些追随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兴经济体同样存在着危机潜伏因素，并往往成为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的直接牺牲品。资本主义将离不开公共债务，越是危机，越是离不开公共债务，反过来，公共债务又将加剧资本主义危机，未来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是主权债务，未来资本主义危机将越来越多地与公共债务联系一起，“商品市场危机——金融市场危机——公共债务（市场）危机”呈现交互发展的趋势。          五、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根据中国审计署的公告，2010年底，中央政府负债规模11.7万亿，地方政府负债规模10.7万亿，公共债务总规模约为22.4万亿元，政府负债率为56.3%。而渣打银行的一份报告将中央债务、政策银行债务、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铁道部债务、新一轮银行股份制改组成本等算进来，认为2010年底中国政府债务大约为28万亿人民币，约为GDP 的71% ，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公共债务被普遍认为没有风险的，至少没有偿付性风险（reimbursement risk），主要理由是：（1）财政收入份额每年占GDP约30%以上，并且持续增长，2010年增幅是21.3%。（2）政府掌握巨额可变现资源，如国有资产、城市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3）中国经济将会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中国的负债率是比较高的，但是高增长在效益好的情况下会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由于中国公共债务被认为是安全的，所以，学术界更多地关注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与影响，如中国持有的美元国债缩水问题等等，而较少关注中国公共债务自身的风险问题。     固然，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公共债务危机的冲击，但是，任何影响和冲击都是基于该经济体系自身的特性而发生的。中国的公共债务问题实际上早已产生，只不过这些问题尚能有缓解的空间（如银行体系持有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股市曾经吸纳大量民间资金等），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的公共债务也同样面临着风险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公共债务具有特殊的地位。由于公共产品具有层次性，中央主要提供政治统治方面的公共产品，地方主要提供公共管理方面的公共产品，所谓构建服务型政府，目的就是要提高政府对市场失灵的应对速度，有效促进以市场运行为基础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和谐发展。从财权与事权匹配的现实来看，长期以来，财政资源趋于集中，甚至形成“市压县、市刮县”的不合理分配格局，而事务责任则是层层下放，最终导致基层政权事多而财力有限。此外，中国地方公共开支竞争也极大地推动了地方公共债务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是地方经济发展越来越取决于地方公共投入和公共服务水平，公共投入成为吸引外来资金的重要投资环境因素；另一方面，现行的政绩考核机制、预算软约束等行政管理问题也助长了地方盲目追求公共投入规模，甚至不惜牺牲后代人可利用财政资源，造成地方公共开支和公共债务不可持续。无论如何，地方公共债务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2009年3月，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央不得不打破几十年来的法律禁区，鼓励地方成立融资平台，并代理地方正式发行地方债2000亿元。中央4万亿计划推出后，不到一年地方负债达7万亿。在地方公共开支中，“城市经营”是最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会从城市管理到城市经营？究竟是谁来经营城市？经营城市的真实目的和最终后果是什么？除了中国式晋升文化、地方与中央的政策博弈等因素之外，市场机制驱动下的公共投资冲动是基本因素。在地方政府债务博弈过程中，资本市场或银行体系缺陷会强化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救助的预期，这种预期最终又会自我实现，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救助。与地方“城市经营”相对的是中国部门以“高铁计划”为代表的产业振兴投资，这些投资的目的是为了产业创新升级、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但是，这些投资的背后却也暴露了市场经济背景下利益链条的复杂性，正是某种集团利益追求在客观上推动了这些投资，推动的结果往往是公共开支规模超出了合理范围和效率原则。（图表略）     未来中国的隐性公共债务风险更值得关注，因为它很容易产生问题，却又很容易被忽视。隐性债务包括：（1）各种不良资产，如未偿付的央行票据、国企债务、养老和社保债务、地方非正式担保、银行剥离和未剥离的不良资产等等。（2）没有资金支持的民生工程承诺。（3）各种企业负债可能转化为公债的风险，长期依赖低劳动力成本、低利率成本、低环境成本、低道德成本而生存的中小企业，如果大规模破产，就有可能增加政府的财政“维稳”负担。（4）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低社会福利、高积累的基础上的，随着民众对民生和福利的要求越来越高，例如降低个税负担、减少路桥收费等，将会给政府带来财政负担。（5）类似于“郭美美事件”对慈善基金的影响也会挤压政府间接筹资渠道，从而间接增大政府的财政压力。（6）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贫富分化是各市场经济国家的共性，而贫富差距悬殊状况持续可能导致政府转移支付压力持续上升，贫富分化可以说是全球金融风险的根源。     对中国来说，不仅要应对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对中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更要分析公共债务危机形成的基本制度原因，应充分认识到，那些连高收入的发达国家都不能抗拒的公共债务危机，远不是什么行政管理问题，而是有着较深刻的制度背景的。因此，未来中国公共债务的可持续运用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即现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唯有如此，方能从根本上防范未来公共债务危机发生的可能。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进入专题： 公共债务危机 资本主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金融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532.html    

高军：维稳陷阱及其破解之道 进入专题 ： 维稳 和谐社会 群体性事件    ● 高军       【摘要】畸形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指标催生了片面维稳的盛行，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已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尴尬处境。片面维稳模式下，通过金钱收买或打压，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损害了社会公正，压倒了民权与民生，伤害了政府的合法性。现阶段，维权就是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法律的尊严，就是最大的维稳。最终破解维稳陷阱，根本之道在于民主法治建设。     【关键词】维稳；和谐社会；群体性事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体制的变革带来了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深刻的调整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各种具体利益矛盾，特别是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地大量表现出来，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惯性思维以及自上而下层层加码的“稳定”考核硬性指标压力下，目前在某种程度上，维稳已成为悬在地方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清华大学课题组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1笔者认为，能否成功突破维稳陷阱，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民主法治建设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一、地方官员陷入维稳陷阱          近年来，社会稳定问题牵动着整个社会的神经，特别是各级官员更是高度紧张。学者孙立平指出，稳定问题之所以成为关注的焦点，与长期以来在我们社会中形成的一种“不稳定幻像”是有直接关系的。而所谓的不稳定幻像，其实就是一种以为社会矛盾很多、很严重，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很大的主观感觉。这种“不稳定幻像”是导致社会稳定问题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2     在“不稳定幻象”的支配下，自上而下各级政府如临大敌，把本来是正常的利益诉求当作不稳定因素，把本来不是敌人的人看成是可疑分子，限制他们的自由，维稳事实上确已压倒了一切。对于目前的维稳模式，学者于建嵘认为是一种被动的、压力型维稳，具有“重视事后处理胜过源头预防；重视基层，注重‘实战’；政绩考核功能异化；成本高，投入大；基于短期利益考量”等特点。3笔者认为，具体展开，当前维稳主要呈现以下特点：（1）机构上实现体制化。近年来，各地纷纷成立了“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建立了信访、公安等部门的联动机制，由地方重要领导亲自担任负责人，采取“首长挂帅”、“全民动员”、“政治运动式治理”的领导方式。只要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一些地方政府就会开展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一切都要给维稳让路。（2）内涵上任意扩大。在维稳问题上，地方政府兼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与监管者，对稳定的内涵常常做扩大解释，对于只要可能影响地方政府“形象”或主要官员仕途的公共事件，往往当作影响“稳定”的事件来对待，甚至将其上升到政治高度，动用公权力予以打压。事实上，稳定已被泛化，成为一些官员不作为、乱作为的借口。（3）认识上奉行简单的对立思维。当前一些地方政府维稳思维的一个最大误区，就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把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4）目的上掩盖矛盾。上访、群体性事件等背后的原因通常比较复杂，一些地方官员往往并没有把精力花在解决问题上，而是采取一切办法隐瞒，不让上级知道。（5）手段上软硬兼施。即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一方面，“花钱买平安”，近年来随着各级政府财政逐渐宽裕，各级政府普遍设立了“维稳基金”，“花钱买平安”遂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处理问题的首选方式。另一方面，对于一些“钉子户”或参与人数较多的群体性事件，由于不好花钱或花钱“摆不平”，则采取硬压的方式，在堵与疏手段选择上，选择简单化的堵。     事实上，目前各地已经形成了几乎固定的维稳模式：对于群体性事件、矿难等天灾人祸引起的公共事件，地方政府首先想到的与采取的措施就是掩盖真相，花钱买平安，尽快处理，维稳已成为一些地方官员隐瞒事故的遮羞布。这种维稳是被动的、消极的、“灭火式”的维稳，其短时间内有效，且操作简单易用，但治表不治里，作为不稳定内在因素的社会矛盾只是被暂时压抑，并未消除。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将进一步封闭并自我强化。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陷入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本末倒置，把本来只是一时手段的维稳当做了目的，导致维稳扩大化、产业化，法律的尊严，社会的正义，都让位于稳定。但维稳不但没能稳定，反而增加了紧张与敌对情绪，结果就是进一步增加维稳的人员和经费，形成恶性循环，从而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二、维稳陷阱如何形成——地方官员的行为逻辑          维护社会稳定固然重要，但如今却被一些地方政府歪曲、篡改，成为欺上瞒下的幌子，上面说稳定压倒一切，一些地方政府就用稳定把一切压倒。4这种治理和行政层面的稳定问题被泛政治化，杀鸡取卵、不惜一切的维稳行为方式，不仅严重增加成本，而且会破坏全社会的是非观、公正观等价值理念，削弱了政府公正的形象，非但不能促维持长治久安，反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这明显与政策制定时候的基本原则相背离。5但问题是，为什么地方官员普遍选择如此荒谬的方式？     必须承认官员是理性人，在给定的时空、制度前提下，必然会权衡各种利害得失，在制度缝隙中选择对自身最有利的方式来进行。社会稳定归根结底要靠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社会来实现，但这是投入大而见效慢的艰难工程，而且还受制于宏观层面的国家体制。在“稳定压倒一切”已经成为我们多年的惯性思维，“稳定”已被泛政治化的背景下，片面维稳现象看似荒谬，但实则合理，是地方官员的制度理性选择。     事实上，在现行体制中，地方官员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积极方面的发展经济，具体则表现为提高GDP数字，这关涉政绩，直接影响地方官员的升迁。其二是消极方面的确保在其任内“不出事”，而这根神经近年来越绷越紧，其原因在于：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社会稳定问题，例如《关于实现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即规定了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造成恶劣影响的官员将被问责。中央强调稳定的出发点在于以此来约束基层官员的不当行政行为，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自上而下层层加码的现象，一些地方甚至要求所辖地区实现“零非访”、“零群体性事件”，并在对官员的考核中实行“一票否决”。事实上，这种刚性维稳实践中已经异化成为维稳压倒一切的现实考量，在“领导包案”、“属地管理”下，很多基层官员不得不用极大的精力来应付与维稳相关的事项，对稳定问题过度的敏感已经带有强迫症的特点，特别是在每年的“两会”或重大节日、国家重大活动等“敏感时期”，地方官员的神经更是高度紧张。     鉴于官员是被上级而不是被本地民众考核的，于是所谓“不出事”就被进一步异化为“不被上级得知出事”。这个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一些地方政府往往并不是去解决实际问题（事实上，客观来讲，有很多问题涉及深层次的体制问题，确实不是地方政府所能够解决的），而是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去维持一种表面上的、虚假的稳定。特别是，《信访条例》规定不得“越级上访”，周永康在加强维稳的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的要求，虽然其本意均在于强调从基层预防，将矛盾在基层尽快解决，但实践中往往却成为地方官员不作为、乱作为的“尚方宝剑”。地方官员通常采取的手段主要有：（1）隐瞒。极力隐瞒征地、拆迁、病情疫情等可能引起“不稳定”的事件，近年来，从紫金矿业污染瞒报到“金浩”问题茶油瞒报再到信阳蜱虫疫情瞒报，“维稳”已经成为瞒报的最佳理由和托词，“瞒报维稳”似乎已经成为“先进经验”被各地政府纷纷效仿。6（2）打压。对上访群众采取截访（甚至雇用所谓的保安公司来“暴力截访”）、销号(即用财政资金“攻关”上级信访机构，使其拒绝给信访者登记，或者从记录中抹去上访登记，不将其列入统计通报范围)、办“信访学习班”、罚款、拘留、劳教、判刑、连坐、关精神病院等控制手段压制上访人员。（3）收买。即“花钱买平安”、“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无原则地妥协、让步，息事宁人。综上，本意在于约束地方官员不当行政行为的政策，实践中竟然异化为一些地方官员不作为、乱作为的借口。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些地方官员如此作为，稳的不是民心，而是其自身的权力、政绩与地位。     地方官员如此违法胡乱作为，为何能畅行，以致成为一种普遍的形象？原因在于：（1）地方官员事实上由上级任命，听命于上级而无需顾及非本辖区居民的选票，因此对上而不对下负责为常态。虽然我国有众多的权力监督机制，但都存在独立性不强的缺陷，难以有效的发挥监督作用。（2）中央与地方信息不对称。我国是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在权力结构上地方政府处于劣势，但是由于在地理上中央政府离地方较远，而中央的各项政策又必须通过地方官员来贯彻执行，与中央政府相较，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上的优势。由于新闻管制以及地方新闻媒体体制化与地方化，使得其难以有效地揭露本地区问题。因此，容易发生“代理人危机”，事实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直是我国官场的痼疾。（3）对片面维稳的官员问责乏力。实践中，对于发生群体性事件等稳定问题的问责是钢性的，但对于隐瞒这类事件的问责却很乏力，例如像湖南省质监局对“金浩”问题茶油瞒报这样的劣行，竟然至今都没有一个说法，更没有问责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瞒报维稳”遂难免成为官场的“传染病”。          三、维稳陷阱的危害          实践中，层层加码、严格的维稳考核机制已被严重异化，使一些地方政府对稳定问题产生过敏性反应，遂导致乱政昏政迭出，其危害巨大，主要表现在：     1、掩盖矛盾。一些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无论是打压还是收买的维稳手段均超越了法治的范围，动用警力等专政工具压制和牺牲了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而“花钱买平安”式的临时性的安抚措施，往往仅凭负责官员的个人判断，其所体现出的政府行为明显缺乏原则性和规范性，这种“权宜性治理”方式已经脱离了法律轨道，“往往忽视、扭曲甚至排斥法律的作用”。7这种靠牺牲公平正义与法律尊严的所谓维稳，只能遮掩矛盾和问题，从而导致矛盾不断积聚。     2、压制维权。现有稳定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8一些地方官员动则利用专政的手段打压维权，甚至限制律师对维权群众的法律援助，例如，2011年温州7·23动车事故发生后，正在事故的抢救、善后过程中，温州司法局、温州律协即下达了《关于加强“7·23”动车事故法律处置报告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所有接到寻求法律帮助要求的律师所和律师，在第一时间向市局律管处和律师协会报告，不得擅自解答与处置”。9     3、挤占民生。近年来，各地维稳的人、财、物投入惊人用处于不断攀升的态势，有数据显示：拥有170万人口的山西太原市，有人民调解委员会2622个，调解员18442人；广西贵港县乡两级维稳工作平台专门从事维稳工作的人员600多人、村级维稳信息员3500多人。10巨额的维稳经费已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据公开信息，广州市2007年社会维稳支出44亿元，超出当年社会保障就业资金35．2亿元许多。就全国范围来看，权威数据显示，2009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112011年中国公共安全预算为6244.21亿元，高于国防预算的6011.56亿元。12维稳资金挤占了民生份额，从而官民矛盾更加激烈，于是又得增加维稳资金，形成恶性循坏，维稳遂成为财政投入的“无底洞”。     4、鼓励闹事。目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得过且过、息事宁人式的维稳机制，所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去闹事。地方政府“饮鸩止渴”式维稳，在花钱买平安的心态下，经常会做一些无原则的让步，甚至还发生了众多啼笑皆非的荒唐事情。13一位在基层从事维稳工作的官员指出：“大量事实证明，若以非法制化手段来解决问题，也许暂时可以取得维护稳定的效果，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在维稳过程中存在诸多争议行为，这会助长一些民众不闹不解决的心理预期”，“表面上看起来原有的矛盾暂时化解了，但更多矛盾又会接踵而来”。14     5、怠政乱政。一些地方官员以维稳为借口，不积极解决矛盾，解群众于倒悬，而是将所有治理层面的问题均纳入维稳工作的范畴内，以“运动式治理”替代真正的制度化建设，混日子、得过且过的“官场哲学”盛行，即所谓的“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这种做法，无疑降低了政治与行政的品性，损害了政府的形象。但是，官员对上不对下负责的体制以及任期制的缺陷，决定了政治领域极容易发生“公地悲剧”，即官员在地方为官一至两任，到期即异地为官或退休，于其自身利益无损，其怠政乱政所造成的干群关系紧张，政府合法性基础遭受损害的政治责任却由中央、由整个体制来承担。     6、阻滞改革。众所周知，我国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先行。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释放了巨大的经济活力，短时间内我国的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未能同步跟上，在权力来源、权力合法性依据以及对权力的制衡与监督等方面未能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当前，我国出现了庞大的既得利益者，特别是官商结合的利益集团，他们往往从维稳的角度来渲染政治体制改革会带来动荡，破坏稳定，从而丧失经济发展的大好局面等危言耸听的言论，以此来干扰和阻滞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短视、苟且的消极维稳模式大规模的扩散，将可能形成一种常规的政治与行政，从而顾不上根本性治疗。          四、维稳陷阱的破解之道          破解维稳陷阱的前提是必须对形势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当前，我国已进入了网络信息化时代，特别是微博等新型传媒的出现，使得公共事件一旦发生即迅速呈现到公众面前，从而显得社会“不稳定”情况貌似增加。但官员们显然还未能适应信息化时代，对之过分敏感从而导致“不稳定幻象”严重。学者指出，目前国内不稳定事件主要还是下岗、失业、农民负担、拆迁等与人们切身相关的利益问题，因此不要把它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也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刑事治安案件，而是要当做一个利益的问题来处理。15当前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往往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目前一些地方政府所奉行的维稳模式是行政化的、人治的、靠压制权利、打压公众维权来取得的“不让人出声”、掩耳盗铃式的所谓“稳定”，而这种表面上稳定的背后却埋藏了深刻的社会危机。因此，科学的维稳应当是法治化的维稳，政府必须在宪法与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各级政府必须树立没有权利就没有稳定，维权就是维稳的观念。     破解维稳陷阱的关键在于必须科学地设置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与问责形式。我国宪法、法律所设计的基本制度，其本身即具有稳定的功能，如果严格执行宪法与法律，保障公民权利，社会自然不会不稳定。造成维稳陷阱的直接原因就在于当前畸形的“零上访”、“零群体性事件”稳定考核指标，以及在稳定问题上“一票否决”这类简单、粗暴、绝对化的问责形式。地方官员在上级考核的强大压力下，为了在任期内“不出事”而只好选择金钱收买或动用公权力打击公民合法的维权。政治学常识告诉我们，好的制度能扬善，而坏的制度却只能激发人性之恶，因此必须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废除当前畸形的稳定考核指标和问责形式，确立地方官员政绩好坏由当地群众考核的制度以及基于事实与法律的官员问责制。     破解维稳陷阱的根本在于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深层次问题。笔者认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社会不公正现象成为新时期、新阶段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二是“权力结构”失衡现象加剧，“官本位”现象日趋严重。破解维稳陷阱，必须针对这两对矛盾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     首先，必须着力解决当前突出的民生问题，构筑社会稳定的坚强基石。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政府通过“甩包袱”将医疗、教育、住房等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推向市场，忽略了民生福利建设，我国公民在税收负担方面高居世界前列但在享受的福利方面却居于世界末位，民生问题非常突出。前已述及，巨额维稳经费投入更是挤占了民生，使本已可怜的民生更是雪上加霜。事实上，如果转换思路，将巨额的维稳经费用在民生福利上，则足以保障民众拥有“稳定的生活，稳定的职业前景，稳定的收入，稳定的物价，稳定的晚年保障……”，如此，则何愁社会不稳？     其次，必须改革观念。（1）正确看待社会冲突。社会冲突和矛盾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16社会学研究表明，社会冲突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冲突可以起到一种安全阀的作用，即起到发泄释放的通道的作用。17如果政治体系具有高度的消化能力，社会冲突和抗议运动往往变成政治进步的动力。（2）正确看待稳定。从政治学角度来看，政治稳定可以划分为强力控制型和动态平衡型两种形态。强力控制型把稳定看成是静态的、凝固的，而动态稳定的主要特点就是把稳定理解为过程中的平衡，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调整来维持新的平衡。维稳所维的不能只是一种“传统的静态稳定”，而应当是“现代的动态稳定”。18（3）确立正义的最高价值。在秩序与正义问题上，必须认识到“正义是政府的目的”，“尊重人的人格的自主性乃是正义的基础”，那种“花钱买平安”的苟且行政以及压制公众维权所换来的谓“稳定”牺牲了公平正义，不仅没有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反而是制造社会动乱之源。（4）去除“单位人社会”思维。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和社会结构决定了在社会管理方面，官员奉行的是“单位人社会”思维，即把社会看成是封闭的、静态的社会，采取的是全面控制型模式。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是自由人联合的社会，是开放多元的社会，因此，在社会管理模式选择上必须实现从社会控制型向自治型、回应型转变，摒弃那种让民众生活在真空里的维稳。     再次，控制权力。（1）控制权力的前提在于民主。在权力来源上，我国宪法明确宣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正如波普尔所言，现代社会，关键不在于权力的所有制，而在于权力的具体行使方式。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具体操作层面尚存一些缺陷，影响了其优越性的发挥，必须加以完善。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点在于：规定现职官员不得兼任人大代表，减少人大代表人数，逐步实现人大代表的专业化、专职化，逐步实现各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等等。（2）控制权力的根本在于政府的科学定位。我国市场的建立最初由政府强力推进，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被诱发出逐利的本能，最终导致市场的权力化和权力的市场化，公共权力在很多场合已沦为谋利的手段，地方政府“公司化”现象严重，直接参与经济，与民争利，甚至公权力发生异化而直接牟利。19控制政府权力的根本在于政府必须回归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科学定位，采行“租税国”体制，政府的责任不是赚钱，财政收入也不是越多越好，政府的任务在于“量入为出”，通过法定的税收征集资金，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20以此为基础,建立法治政府、有限政府、中立政府，让经济事务回归社会，民间自治，培育我国的公民社会，政府无需包办一切，社会的事务则社会处理，避免政府在社会矛盾中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强化政府作为规则和程序制定者以及矛盾调节和仲裁者的角色。（3）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模式。虽然我国有具体的国情，西方的三权分立并不适合我国，但其中所蕴含的控权这一人类政治文化的精华部分可以为我们所吸收。目前，我国有全世界各国最多的权力监督机构，但由于都存在着独立性不足的缺陷，难以有效地行使监督的职能。事实上，权力监督机构不在于多，而在于必须独立，因此必须在体制上对之进行改造。（4）开放新闻。新闻媒体作为“第四种权力”，在限制权力，揭露腐败方面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应当尽快制定《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5）以权利限制权力。即尊重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保障公民宪法与法律范围内的表达权利与自由。其实，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并不可怕，它们是弱者手中平等交涉的工具，如果剥夺了弱者手中的这些工具，社会将失去重要的减压阀。     最后，司法独立。“无救济则无权利”，“救济先于权力”，宪法和法律中写入多少权利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权利能切实得到保障，在权利被侵犯时能获得公正的救济。而在法治社会，司法被誉为公众权利的保护神，其奥秘就在于其根据宪法与法律，司法权拥有独立的地位，“司法机关的独立表现在它只遵守自己特有的司法规则，表现在它的观念和行为不被其他政治机构和社会团体的观念和行为所左右。”21当前，我国司法机关独立性不足，地方化、行政化现象严重，为了“顾大局”、“保稳定”、给地方经济“保驾护航”，往往对征地、拆迁、国有企业改制等“敏感”案件不予立案，利益受损的群众告状无门。更有甚者，个别基层法院沦为行政意志的附庸，其主要功能不再是用来保护公民的权利，相反却以“扰乱公共秩序”、“妨碍公务”、“敲诈勒索政府”、“诽谤”、“聚众扰乱交通秩序”打压维权群众。民众维权成本非常高，通过正常渠道解决诉求很难，迫使人们维权时必须把事情闹大，甚至采取开胸验肺、22断指自证清白23这类激烈的维权方式才能实现维权的目的。而这类维权方式一经报道，公众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对司法失望的心理，从而加剧公众的愤懑与不满，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当前，政府必须确立维权就是维稳的理念，而维权的关键在于完善权利救济渠道，因此必须在体制上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惟如此才能使积贫积弱的权利尽快走出贫困的境地。          高军，单位为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注释】     1清华大学课题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J.领导者2010(4).     2孙立平.“不稳定幻象”与维稳怪圈J.人民论坛2010(7)上.     3于建嵘.从刚性到韧性，变“维稳”为创稳N.南方都市报2010-4-4.     4晏阳.“瞒报维稳”是最可怕的“疫情”J.浙江人大2010(10).     5孔祥勉.“天价维稳”现象的政策浅析J.改革与与开放2011(6).     6,晏阳.“瞒报维稳”是最可怕的“疫情”J.浙江人大2010(10).

非洲联盟的新总部大楼坐落在埃塞俄比亚最古老的监狱旧址上。路透社表示，该大楼由中国出资建设，已成为中国努力扩大对非洲影响力、在该地区获取更多资源合作机会的象征。 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受到非洲领导人的欢迎。他们认为，在欧美处于经济危机之时，中国成为非洲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 非洲也希望中国更加慷慨解囊。 前景光明 “我们（与中国）合作关系的未来前景变得更加光明。”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Meles Zenawi)上周六在非盟大楼内的大厅中说。从昨日（1月29日）开始，为期两天的非洲领导人峰会也在此举行。 “中国惊人的重新崛起，同时也承诺与非洲建立双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非洲踏上复兴之路的原因之一。”梅莱斯说。 非盟新总部大楼耗资1.4亿欧元，从褐色大理石、楼体玻璃至办公家具等全由中国出资。这座近100米高的大楼是亚的斯亚贝巴迄今最高的建筑物。 5%的增长 过去十年来，非洲经济增速平均达到5%。但该地区基础设施落后，阻碍了经济进一步发展。 中国的公司正在改变这一切。他们在当地修建道路，投资能源行业，并在活跃在非洲的电信技术等领域。 中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说，中非贸易已增长到1040亿欧元。他表示，非盟大楼的揭幕是中非关系的“里程碑”。 中国是非洲铁矿石的最大进口国，对非洲的其他能源也有极大的需求。 维和 中国也越来越愿意在非洲伸展其外交拳脚。中国同时也为非盟维和部队打击多玛拉伊斯兰军阀出资310万欧元。 在非盟大楼之外，数百名中方人员、代表和官员在拍照留影。 批评人士指出，一些中国出资的项目中出现了掠夺土地以及不公正对待非洲员工等问题。在一些原本能促进当地就业的项目中，中方有时带来自己的员工，而不是雇佣非洲当地员工和技术人员。 贸易与发展 但非洲的领导人坚持认为，他们并不受中国控制。他们表示，非中关系并不是基于援助，而是基于贸易与发展。 “仍然有人认为非洲是容易受控制的孩子。而（中非）合作伙伴关系的积极的一面是，这里有你来我往。”刚果民主共和国驻华盛顿大使米提夫（Faida Mitifu）说。 （资料来源：路透社） 荷兰在线 编译

来源：2012年01月06日《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2期 　　自1987年国民党开启“政治革新”以来，台湾“民主”政治发展已经历了20多年。但是，由于西方民主本身存在的诸多弊端，加上“台独”分裂势力的恶意操弄，多党竞争、言论自由、普选制度等民主形式被严重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