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许振义：21世纪什么最贵？ （2012-01-08） 早报导读 [特写天下] 三年分配11万套,重庆公租房改善房事 [李光耀新书] 李书再吹皱南大春水 [财经人物] 陈九霖：新加坡有我的辉煌与屈辱 [财经综述] 票息率高 零售债券秀色可餐 义点义见 许振义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这是一部中国卖座电影的经典台词。人才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有价值的事物，就有价格，而且还不低——这是新兴商业社会的标准思维方式。 　　根据新加坡董事学院去年对68家上市公司的统计调查，四成的企业总裁2010年的年薪在百万以上。从这个角度来看，部长资历比企业高管来得高，工作责任也来得重，部长薪金与之接近是合理的。既然如此，为何选民普遍对部长领取高薪表示不满呢？ 　　敢于把部长薪金直接与高收入者挂钩，我国创世界之先河。支持者认为这是政府道德勇气的体现，敢于当伽利略。反对者的理由也很简单，认为你是自食而肥。 　　纵观新加坡建国史，经济建设占了很高比例，而吸引外商投资又是经济建设中极其重要的部分。建国初期，除了国防部，公务员中的精英都集中在经济发展局。我记得《李光耀回忆录》里有一段提到当年为了展示诚心和决心，经济发展局官员在条件极其落后的环境下，为前来考察的外商特别接通了电梯，打动了他们，最后把项目落户在我国。我们很早就建立起了重商亲商的意识。 　　凡事不能走极端。这样的重商亲商意识，如果走了极端，就会沦为“唯商”，说难听，就是唯利是图。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唯商思维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办个活动得靠幸运抽奖来吸引人们参加，大到大选时得把邻里翻新与选票挂钩。 　　制定部长薪金也恐怕坠入唯商思维。人才不能亏待。但是，人才又岂能只用金钱衡量？我们认为取最高薪金1000人中位数扣四折就是体现了献身精神，似乎忘记了在现在这个社会，别说部长总理，就是普通执政党议员，当选之后社会地位骤升，各种光环和机会随即而来。我们不能只见到薪金扣四折而无视这种名人效应和光环作用所带来的有形的、无形的、眼前的、潜在的利益。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领政府奖学金的高材生，没听说过毁约的，全都按合同、也凭良心回来报效祖国。而现在呢？毁约已经是司空见惯，就好像打个电话说今晚不回家吃饭一样。在我们这个唯商社会，他们并不会为毁约感到可耻，因为他们是按合同办事，合同允许他们毁约。道义？一不小心好像遗留在九十年代了。

今年是韩国和中国建交20周年。冷战时期韩国和中国处于敌对关系，称中国为中共。1992年8月24日，韩中正式建交。此后中国超越美国和日本，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国。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国。中国凭藉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军力扩张，成为新的霸权国家。有人预测，202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居全球首位的国家。面对迫在眉睫的“中国时代”，韩国将如何应对挑战？     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阿米蒂奇预测说，韩国在经济上将大大依赖中国，但不会被隶属于中国。但也有人预测，随着中国主导全球政治和经济，韩国最终将进入中国的影响力范围。在迎来韩中建交20周年之际，本报通过对专家的采访和投稿，对中国时代韩国将面临的机遇和危机进行了分析。          阿米蒂奇：韩国隶属于中国？我预测错了     　     “早在30年前就有人分析称，韩国将成为夹在美国和中国这两头‘大象’之间的‘蚂蚁’。但韩国取得奇迹般的经济发展，并主持召开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成为国际社会中的重要角色，韩国再也不是蚂蚁。韩国不会隶属于中国。”     包含美国对亚洲战略的政策建议的《阿米蒂奇报告》的作者、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阿米蒂奇上月在华盛顿附近的办公室接受采访时说：“韩国在经济上将大大依赖中国，但中国也有依赖韩国的部分。”并做出了上述表示。     阿米蒂奇和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斯奈2000年共同编写《阿米蒂奇报告》，并于2007年推出修订版。该报告成为布什政府东亚政策的基石。阿米蒂奇当时在报告中指出：“韩国因朝鲜这一变数，相比美国和日本，同中国站一排的可能性更大。”但此次接受采访时阿米蒂奇说：“韩国不能放松对中国的警惕。我想对韩国说，‘睡觉时也要睁一只眼’。”以下是采访摘要：     问：面对中国的崛起，韩国应如何自处？     “美国的结论是和中国保持‘商业往来’，但不必一定要成为‘朋友’。我想韩国也一样。韩国在经济上和中国是不可分割的关系，但不要忘记过去中国曾数百次侵略韩国。”     问：担心中国的哪一方面？     “中国将以什么方向扩张军力让人难以预测。天安舰事件、延坪岛事件时中国支援朝鲜，中国还在中国南海引发领土纠纷，这些都让人对中国的意图产生怀疑。在这些忧虑被打消前不能放松对中国的警惕。”     问：有预测说中国即将超越美国，您怎么看？     “我不这么看。虽然美国不能继续保持压倒性优势，但无论是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上，还是军事力量方面，中国要追赶美国还要走很长一段路。而且中国有很多有待解决的国内问题，如少数民族问题等。中国即将赶超美国的说法有些操之过急。”     问：应如何牵制中国的崛起？     “不是一定要牵制，但韩国和日本在政治、经济上要不断变强。不能成为中国的牺牲品。美国也将在亚洲发挥这一作用，但没有韩国和日本的协助不太可能。”     问：如何评价当前中国对韩国的立场？     “目前中国对韩国采取‘微笑外交(smiling diplomacy)’。从维持现状的角度看，这对韩国并没有坏处。但历史早已证明，中国不会永远对你保持微笑。”     问：今后韩美同盟会不会因为中国而发生动摇？     “坦白地说，韩美关系有过像过去（美国在东亚防线中排除韩国）《艾奇逊宣言》时那样的困难时期，但最终都以对双方有利的方向化险为夷。我认为短期内这一方向不会发生变化。”          部分专家：韩国或隶属于中国          “朝鲜战争（韩国称“6.25战争”）时美国年轻人为韩国流血战斗，但韩国人只要与美国发生小小的问题，就举行反美示威。而中国无论多么轻视韩国，韩国对中国都非常宽容。难道中国不是朝鲜战争时侵略韩国的敌国吗？看到这一幕让人非常失望。”     住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朝鲜战争参战老兵最近表示：“韩美虽说是血盟关系，但韩国人心理上似乎更亲近中国，受中国影响也更大。”并做出了上述表示。     许多观点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力蒸蒸日上，韩国最终很可能进入中国的影响力范围。美国国防部政策委员会委员罗伯特•卡普兰在2010年向美国外交杂志《外交事务》投稿的文章中画出了“中国影响力地图”，他将日本归类为在中国影响力范围之外的国家，把印度归类为可抵抗中国影响力的国家，而将韩国纳入不能摆脱中国的国家。卡普兰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将扩大至韩国、俄罗斯远东地区、中亚、中国南海、印度洋和东南亚地区。     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也在2010年11月向《华尔街日报》投稿的文章中说：“中国将成为世界中心，美国将难以阻止。”他在最近接受采访时说：“由于地理位置，韩国历来受到周边强国的威胁。韩国对中国的贸易额已超过对美贸易额。美国影响力减少的部分将由中国占据。今后美国和中国对立时，韩国将面临选择美国还是中国的两难抉择。”     很多国际政治学者也认为，在“中国时代”韩国将隶属于中国。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大卫•姜认为，东亚将出现以中国为首的新的等级秩序。他说，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已适应过去30年取得快速经济发展的中国，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大大提高，因此出现以中国为首的地区秩序是必然现象。韩国也将被纳入该秩序内。     印度凭藉庞大的人口和快速的经济发展，有可能成为挑战中国的地区内竞争对手。     围绕钓鱼岛等与中国存在领土纠纷的日本则有望凭藉美日同盟和经济力，与中国保持紧张关系。     专家们认为，日本是唯一能挑战中国霸权的国家，但韩国与日本联手对抗中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虽然韩国因为历史原因而对中国抱有反感，但对过去武力占领韩国，并宣示独岛主权的日本的反感更大。     专家预测，如果韩半岛统一，韩国与中国的关系将更加密切。卡普兰指出，在“统一韩国”美军将没有名义继续驻扎韩半岛，因此美国的影响力将迅速减弱，但韩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依存度将进一步提高。（来源：朝鲜日报中文网）    进入专题： 中国霸权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环球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8788.html    

历史不但没有终结，还向我们昭示一个未知的未来。曾经以《历史的终结》一书宣称西方政治制度永久性胜利的弗朗西斯·福山，在今年最新出版的《外交事务》2012年1、2月刊上发表了《历史的未来》一文，面向中国，努力思索危机中的西方制度往何处去。 　　历史的未来——自由民主制能否在中产阶级的衰落中幸存下来? 　　当今世界有些异样。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持续至今的欧元危机，两者都是近三十年来监管松懈的金融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后果。然而，虽然民众对华尔街的救市计划普遍不满，美国左翼民众运动却没有发起什么大的起色。当然，占领华尔街运动会吸引一些人的眼球，但近期搞得最有声势的民众运动是右翼的“茶党”。茶党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国家监管，保护普通民众不受金融投机分子的欺诈。欧洲也是同样情况，左翼萎靡不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却在抬头。 　　左翼缺乏动员大众的能力，这是很多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思想领域的挫折。近几十年，经济事务的意识形态高地全被自由派中的右翼占领了。左翼拿不出可靠的政治议程，除了喊着要回归以前的社会民主制。缺乏针锋相对的施政计划，这对思想辩论和经济活动都很不利，因为有竞争才是好事。现在急需严肃的思想大辩论，因为，当前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正在侵蚀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乃是自由民主制的基础。 　　民主浪潮 　　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力量和社会条件不只是“决定”意识形态，但是，只有当思想回应了大众的诉求以后才能发挥力量。自由民主制目前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意识形态基础，部分原因是，自由民主回应并接受了某种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支持。那些社会结构的变化可能会改变意识形态，就像意识形态变化会反过来造成社会经济层面上的后果一样。 　　三百年以前所有构造人类社会的强势思想在本质上都带有宗教色彩，除了一个重要的例外——中国的儒家思想。第一个长时间产生世界性影响的世俗主义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与这一“主义”一同兴起的先是十七世纪欧洲某些地区的商业中产阶级，然后是工业中产阶级。(我所说的“中产阶级”指的是处于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间社会阶层，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拥有不动产、耐用品或自己经商。) 　　自由主义的原则，正如洛克、孟德斯鸠和密尔等人所述，即一个国家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并且国家权力要接受法律的限制。其中一项基本权利是私有财产。英国的光荣革命(1688-89)对现代自由主义史至关重要，因为它第一次建立了这样的宪法原则，规定国家只能在征得公民同意的情况下征税。 　　原先，自由主义不一定表示民主。支持1689年宪法条款的辉格党人大多是英格兰最富有的人;那个时期的议会只代表全国10%不到的人口。许多正统的自由主义者，包括密尔在内，非常怀疑民主的价值;他们认为，有担当的政治参与者必须要接受过教育，并且是社会中的一份子——即必须拥有私人财产。整个十九世纪末，欧洲绝对大多数地区的选举都有针对私有财产和教育条件的限制。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被选为美国总统，后来他废除了选举权所要求的私有财产条件——虽然仅限白人男性——而成为更加健全的民主原则的一次初期胜利。 　　在欧洲，当时大多数人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以及工人阶级的兴起，这两个条件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848年，同年，革命浪潮席卷除英国以外的整个欧洲。从那以后的一个世纪间，两股力量一直在争夺民主运动的领导权，一方面是共产主义者，他们敢于抛弃程序民主(多党制选举)而更支持实质民主(财富再分配)，另一方面是自由民主主义者，他们则认为，在扩大政治参与度的同时，要维持法治秩序，保护各种个人权利，其中包括私有财产权。 　　关键是新兴工人阶级的走向。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他们光凭人数就足以获胜：十九世纪末，随着选举权扩大，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政党迅速发展，甚至威胁到保守党和传统的自由主义政党的统治地位。工人阶级的崛起遭到严厉抵制，而那些抵制手段通常都不民主;共产主义者和许多社会主义者反过来抛弃了形式民主，转而寻求直接获得政治权力。 　　二十世纪前半段，进步左翼阵营中有一个广泛共识，即认为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通过政府来控制经济波动，以确保财富公平分配——对于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必经之路。甚至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例如约瑟夫?熊彼特，也在他1942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写道，社会主义将赢得胜利，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在文化上将自我毁灭。社会主义被认为代表了现代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 　　不过，从政治和军事的层面看，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对峙双方自己走入了死胡同。而在社会层面发生了关键性变化，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格局。首先，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高到以至于许多工人或他们的子女能够加入中产阶级的行列。其次，工人阶级的规模达到一定比例以后停止增长，甚至有下降的趋势，尤其是二十世纪后半叶，服务业开始代替制造业，进入所谓的“后工业”经济阶段。最后，一个比工人阶级更加贫困或孱弱的社会类别开始萌芽，其中包括各种人，少数族裔、新移民和被排斥的人群，后者例如女性、同性恋和残疾人。在大部分的工业化社会中，由于这些社会变化，原有的工人阶级成为国内的另一个利益集团，并利用工会的政治力量来保卫自己以前辛辛苦苦争得的利益。 　　另外，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已经无法在发达工业国家中获得政治动员力。1914年，“第二国际”震惊地发现，欧洲工人阶级没有去为阶级福利而斗争，而是听从民族主义的口号，跟随各国的保守主义政治领导人相互厮杀;这一模式持续至今。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想要去解释这一现象，根据学者恩斯特?盖尔纳的研究，他称之为“地址误投理论”： 　　就像极端的什叶派穆斯林认为天使长加百利犯了错误，他把寄给阿里的信投给了默罕默德，同样，马克思主义者大多认为，历史精神或人类意识犯了大错。唤醒大众的福音本该送给阶级，但误投给了民族国家。 　　盖尔纳进一步说，现在中东地区的民族主义也是一样：它之所以能有效地动员民众，是因为民族主义具有阶级意识所没有的精神和情感内容。欧洲民族主义的原动力来自于十九世纪末欧洲人从乡村涌向城市的社会大转型，而伊斯兰教则是对当代中东社会城市化和社会流动的回应。马克思的信永远不会投到“阶级”信箱。 　　马克思相信，中产阶级，或者至少他所说的“布尔乔亚”那部分人，将会一直是现代社会中的少数特权集团。而实际情况则是，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基本上构成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主要人口，这给社会主义提出了难题。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开始，历代思想家都认为，稳定的民主建立在一个广泛的中产阶级基础之上，贫富差距悬殊容易导致寡头统治或民粹主义式的革命。大部分发达国家成功建立中产阶级社会以后，马克思主义的魅力丧失殆尽。激进左翼存活下来的只有一些社会极度不平等的地区，比如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尼泊尔和贫困的印度东部。 　　政治理论家萨缪尔?亨廷顿所谓的全球民主化“第三次浪潮”，始于1970年代南欧地区，并于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垮台而达到顶峰，选举制民主政体的数量从1970年的45个左右增加到1990年代末的120多个。在巴西、印度、印尼、南非和土耳其等国，经济发展促进了新兴中产阶级的崛起。经济学家莫塞斯?奈姆(MoisésNaím)所指出的，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相对来说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私有财产并掌握与外界沟通的技术手段。他们能够和本国政府讨价还价，靠先进技术轻松地进行政治动员。由此可以理解阿拉伯之春的主力为什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突尼斯人和埃及人，他们渴望找到好工作、渴望参与政治生活，却被独裁政权所遏制。 　　中产阶级原则上不一定支持民主：就像任何一个人一样，他们自私，希望自己的财产和地位得到庇护。在中国和泰国等地，许多中产阶级感觉自己被穷人的均富呼声所威胁，因而支持威权政府保护本阶级的利益。民主也不一定能满足中产阶级的要求，如果真的无法满足，中产阶级也会出来闹事。 　　最不坏的选择? 　　如今，全世界关于政治合法性有一个统一的共识，至少是原则上的共识，即自由民主。用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话来说：“民主制度还不能普遍适用，也不能被普遍接受，但民主治理已经被世界舆论广泛认同。”其中最认同民主价值的，是那些已经获得物质繁荣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主要人口已经能够自认为是中产阶级。所以，高度发展与稳定民主之间存在关联。 　　有些社会，比如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拒绝自由民主制，而支持某种形式的伊斯兰政教合一制度。然而，这些国家已经遇到发展瓶颈，之所以现在还能存活，是因为它们坐拥大量石油。原来，阿拉伯地区是“第三次浪潮”的例外，但阿拉伯之春表明，那里的公众就像东欧和拉丁美洲人一样敢于对抗独裁政权。这不是说通往好民主之路会像突尼斯、埃及或利比亚那样顺利或直截了当，但这至少表明，对政治自由和政治参与的渴求不是欧美人的文化特性。 　　现在对自由民主挑战最大的是中国，中国结合了威权政府和局部市场化经济。中国继承了两千多年的高效行政系统，历史悠久，令国人自豪。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一次异常复杂的社会转型，从苏联式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转为充满活力的开放经济，并且体现了惊人的政治能力——坦率地说，比最近美国领导人处理宏观经济的能力要高得多。许多人现在倾慕中国体制，不只是因为其经济成就，还因为该国能够及时做出宏大而复杂的决策，这与近些年美国和欧洲令人气恼的决策无能现象形成鲜明对照。尤其是自从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人自己开始宣扬“中国模式”，将其视为自由民主的另一种替代性方案。 　　但是，这一模式不可能真正成为东亚以外世界其他地区的替代性方案。首先，这一模式具有文化独特性：中国政府基于历史悠久的德性统治、公务员考试(科举制)、重视教育和对技术官僚的推崇。鲜有发展中国家能奢望仿效;即使那些有条件仿效的国家，例如新加坡和韩国(至少是在早期)，也本来就已经属于中华文化圈。中国人自己也在怀疑他们的模式可否推广;所谓的北京共识是西方人的发明，而不是中国人自己的。 　　这一模式能否持续，这也是一个疑问。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和自上而下的决策体制都无法获得长久的成功。中国政府禁止公开讨论去年夏天的高铁事故，也没有问责铁道部长，这表明在高效决策的背后还埋有大患。 　　最后，中国还面临巨大的道德危机。中国政府没能要求官员尊重公民的基本尊严。每周都有新的抗议活动发生，反对征地、环境污染或官员腐败问题。国家在迅速发展时，这些问题都还包得住。但不可能永远保持高增长，政府总有一天会因为这些被压抑的民愤而吃到苦头。政府不再拥有自己的主导理念;在一个极度不平等且差距还在扩大的社会，共产党被外界期望去致力追求平等。 　　所以，不能忽视中国体制的稳定性问题。中国政府称，国民具有不同的文化，更喜欢仁慈的、有能力促进发展的威权政权，而不是那种威胁社会稳定的民主乱象。但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可能和其他地方的中产阶级迥然不同。其他国家的威权政府在仿效中国的成功范例，但不可能五十年后大多数地区都走中国式的道路。 　　民主的未来 　　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社会变迁和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广泛联系。现在还没有能与之相对抗的意识形态。但某些令人不安的经济和社会动向，如果持续下去，将会威胁当今的自由民主，并颠覆民主的意识形态。 　　巴林顿·摩尔曾断言：“没有小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没有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是因为成熟的资本主义会生产出一个中产阶级社会，而非工人阶级社会。但如果技术和全球化的发展破坏了中产阶级的基础，使得发达社会中只有少数人能获得中产地位，那将怎样呢? 　　已经有充分的迹象表明，这一动向已然抬头。按照实际购买力计算，美国的平均收入自从197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停滞阶段。平均收入停滞增长的后果被上一代美国家庭夫妻双双工作的趋势所暂时弥补。另外，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詹令人信服地说，由于美国人不愿意直接进行财富再分配，美国所采用的方式是给予低收入家庭房屋贷款，这既有风险，又低效。这一趋势，加上资金从中国和其他国家不断流入美国，这使得许多普通美国人产生了错觉，以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在逐年提高。从这个角度看，2008-9年的房贷泡沫不过是财富平均分配的一种粗暴途径。美国人如今受益于便宜的手机、衣服和“脸谱”社交网站(Facebook)，但他们渐渐无法负担自己的房屋、医保或养老金。 　　风险投资家皮特?泰尔和经济学家泰勒?考恩发现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现象，最近一波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都被极少数最有能力、最精英的人占有了。这一现象也导致美国过去一代人中间极大的不平等现象。1974年，美国1%的家庭拥有9%的GDP;2007年，这一数字达到23.5%。 　　贸易和税收政策可能加速了这一趋势，但罪魁祸首是技术。在早期的工业化进程中——即纺织、煤炭、钢铁和内燃机的时代——技术革新带来的好处总是在增加就业机会方面以各种方式流向社会大众。但这不是自然法则。如今我们生活在学者肖沙娜·朱伯夫所说的“智能机械时代”，技术逐渐代替人手，且日益智能化。硅谷每一项技术进步都会减少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数量，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 　　不平等一直存在，这源于能力和天赋上的自然差异。但今天的技术世界极度放大了那些差异。在十九世纪农业社会，拥有数学天赋的人没有多少机会把自己的才能转化为资本。现如今，他们可以成为金融行家或软件工程师，占有更多的国民财富。 　　损害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收入的另一个因素是全球化。随着交通和通讯成本降低，以及发展中国家数以亿计的新工人进入全球市场，原来由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做的工作现在可以在其他国家以更低廉的价格完成。在强调总收入的经济模式下，工作岗位自然会被外包出去。 　　明智的思想和政策能够遏制危害。德国成功地保护了本国的很大一部分制造业基础和工业劳动力，但德国公司仍然保持着全球竞争力。而美国和英国则欣然接受后工业时代的服务业经济转型。自由贸易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意识形态：当美国国会议员想要报复中国压低人民币汇率时，他们被视为贸易保护主义者，仿佛贸易场上的对手本来就是平等的。人们谈论过很多关于知识经济的畅想，还说制造业肮脏而危险的工作岗位将不可避免地被高素质的工人代替，从事创意产业或更有意思的工作。这是在遮掩去工业化进程中的严酷事实。真实情况是，新秩序所带来的好处被金融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极少数人所瓜分，他们的利益统治了媒体和广泛的政治对话。 　　缺席的左翼 　　金融危机发生后，最让人困惑的一点是，民众运动发起的主要形式是右翼，而非左翼。 　　例如在美国，茶党在措辞上反精英，但茶党成员却把选票投给保守派的政客，这些政客恰恰是为他们所厌恶的金融资本家和商业精英服务。关于这一现象有很多解释。包括根深蒂固的对机会平等而非收入平等的信仰，以及文化因素，例如堕胎、枪支管制，这些问题会压过经济诉求。 　　不过，广泛的大众左翼之所以没能实现，其深层原因是思想。几十年来就没有一位左翼思想家能够提出，(一)，对经济变革期的发达社会的完整结构分析;(二)，保护中产阶级社会的可操作的政治议程。 　　坦率地说，过去两代人当中，主流左翼思想既没提出概念框架，也没拿出社会动员的强有力工具。马克思主义已经于多年前死去，少数老派马克思主义者只想着照顾家务。学院左派代之以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和其他零零碎碎的思想，这些思想取向更多的是在文化层面，而非聚焦经济问题。后现代主义始于拒绝一切历史和社会的宏大叙事，而大众认为自己被精英阶层背叛了，后现代主义自己无法建立起权威。多元文化主义几乎承认每一个外在群体的价值。不可能在这样一个破碎的联盟基础上开展大众进步运动：大多数受到制度性损害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的公民，他们在文化上比较保守，不愿意自己和外人站在一起参加活动。 　　不论左翼的政治议程背后是什么理论，它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威信。过去几十年间，主流左翼依照的是社会民主主义施政纲领，强调国家监管诸种社会服务职能，例如退休金、医保和教育。这一模式已经破产：福利国家变得庞大、官僚而臃肿;鉴于发达国家几乎全面老龄化，这一模式在财政方面也不可持续。因而，一旦社会民主党上台，他们不再想做几十年前那样的福利国家守护人;但没有人能拿出一套新的、激动人心的政治议程吸引民众。 　　未来的意识形态 　　让我们暂时想象一下，今天一个躲在某处阁楼里的小报作家正在试图描绘一幅关于未来的意识形态蓝图，其中有一条通往拥有敦实的中产阶级和强健的民主政体的坚实道路。这种意识形态会是怎样的一番图景? 　　它至少要有两个组成部分，政治的和经济的。政治方面，新意识形态必须重申民主政治优先于经济。并且重新使得政府成为公众利益的表达者。但是其提出的保护中产阶级生活的议程不能仅仅依靠现存的福利国家机制。新意识形态也许应该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规划国有部门，把它们从相关既得利益者手中解放出来，并且使用新技术手段来提供服务。人们将不得不坦率地讨论再分配机制并且找到一条终结利益集团主导政治的道路。 　　经济方面，新的意识形态不可以以否定资本主义开始，仿佛老式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可行的替代性方案一样。更为紧要的是保持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以及政府帮助社会应对资本主义的能力。全球化不应该被看做一种无情的生活现实，而应被看做一种要从政治上小心控制的挑战和机遇。新的意识形态不会把市场看做自身完美的事物，相反，而是高度重视全球贸易和投资，以促进中产阶级的繁荣，而不仅仅是为了增加国家财富。 　　但是我们不太可能获得以上这一结论，除非我们先对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展开系统批判，首先针对其基本假设——个人拥有完全自主权并自我负责，同时个人收入的汇总和就是衡量一个国家幸福程度的最精确尺度。批评者应该注意到个人收入并不能代表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还应该进一步深入，并认识到，即使劳动力市场是高效率的，个人的天赋分布本质上也不是公平的，个人不是自主的实体而是深受周围环境的影响。 　　这些观点中，大部分都已经零零碎碎地为大众所知;作家得把它们串连成完整的故事。他或者她也要避免“地址误投”问题。对全球化的批评，将不得不考虑民族国家，将其看做一种动员的策略以便用一种更平衡周到的方式来定义国家利益，而不是简单地美国各州的“买下美国”式的工会运动。这将是左派和右派综合的产物，与目前社会进步运动中各种边缘团体的政治议程无关。这种意识形态将是民粹主义的;口号的一开始，将会批判那些牺牲大众利益的精英，批判那种偏袒富人的金钱政治，尤其是华盛顿的金钱政治。 　　这样一种运动带来的危险显而易见：美国的倒退，尤其是宣布更加开放的全球系统会到处引起贸易保护主义。在许多方面，里根-撒切尔主义改革正像支持者期待的那样获得了成功——营造了一个更具竞争活力的，全球化的，无摩擦的世界。同时，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生产出巨大的财富和不断上升的中产阶级，民主也因为他们的觉醒而得到传播。也许，发达国家正站在一系列技术进步的顶峰，技术进步不仅增加生产力，同时为广大中产阶级提供有价值的工作。 　　但是，与其说这是关于过去30年现实经验的认识，不如说只是一种信仰而已，现实经验显示的完全相反。实际上，有很多理由要求我们思考不平等加剧的问题。当下发生在美国的财富集中已经变得可以自我强化——正如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讨论的那样，金融部门正在运用他的游说能力来摆脱更严格的规则监管。贵族学校前所未有地发达，而其他学校则越来越糟。每个社会的精英都在运用他们进入政治权力的便捷机会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我们正缺少一个能抵消这种状况的民主动员机制来平衡形势。美国精英不应该自外于规则。 　　然而，只要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仍然沉迷于上一代人创造的叙述话语，即他们的利益将获得完全自由市场与小政府的充分保护，那么，上文所说的民主运动就不会发生。另一套话语仍然缺席，等待降生。 　　(弗朗西斯·福山是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新著有《政治秩序诸起源：从史前史到大革命》) 　　中文版由观察者网组织翻译，转载请注明;感谢人文与社会网站提供英文版全文        

中共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近日在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上作报告时只字未提中国考核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GDP， 即国内生产总值，取而代之的是把转型升级放在未来广东经济发展的首位。 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广东省在摸索经济发展方向上似乎也在领跑中国。虽然2011年广东省GDP首次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经济总量居全国区域经济发展之首，但省委书记汪洋却在自己所做的广东省委会报告中强调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性，只字不提本可以大肆宣传的GDP。广东社科院知名经济学者黎友焕教授表示，广东敢为天下先，率先将转型升级正郑重其事地放在全省经济发展第一位是与时俱进的表现，但广东有些地方政府可能一开始会有一些阻力： “因为一转型的话，ＧＤＰ总量要下来，税收就减少。那么对很多人还对汪洋当下一任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这样的指导思想的话，有些地方政府官员他就不干了。因为转型是一个中长期的事，可能我这任转型的话，我这一任就没钱花了。尤其是在追求ＧＤＰ，以ＧＤＰ为评价标准的话，那就没政绩了，没政绩就不能升官晋升了。” 不过，黎教授说，在中国有一个优势是，一旦上一级政府动真格的，改变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地方政府必须服从，必须实施。黎教授认为，广东的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将对全国的经济的反战模式有所启示： “广东应该说在经济发展的路径上这样的一个调整，可能也为未来中国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经验。广东这一提对总的中国ＧＤＰ的总量来说还是影响不大。当时我们要说的就是广东为什么提这个，因为对于过去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反思总结出来的一个发展路径。全中国都应该像现在广东这样，不应该把ＧＤＰ作为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考核标准。全中国都应该走有经济发展的道路。” 然而，深圳大学经济学教授国世平表示，广东将转型升级放在下一步经济发展的第一位，不再一味追求GDP， 对广东和中国其它沿海发达地区是正确的选择，但未必适合中国中西部地区： “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应该是摆在第一位的。但是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它们还是要追求ＧＤＰ的发展。因为它首先把经济发展上去。规模做大才能够产业升级。它还没跟上产业升级的步伐。对广东来讲它已经到了产业升级的阶段。如果再这么走下去的话，中国的经济是很难持续下去的。沿海地区没有把ＧＤＰ放在前面，所以对经济总量最需要的还是在中西部地区做湖南、湖北、陕西等等，西部地区才要重视规模。” 中国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日前就对外表示，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有“四大差距”：一是“城乡差距”， 二是“地区差距”，三是“收入差距”，四“行业差距”。中国各地一味追求GDP经济总量而忽视质量的发展不一定能够保证区域内百姓生活的富足，更不会使经济发展必然过渡到可持续发展的幸福之路。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傅来兴：资本主义不会退场 （2012-01-07） 早报导读 [名家专评] 薛理泰：波斯湾局势一发千钧 [时事漫画] 英将使用武力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畅 [财经人物] 访第一金控董事长蔡庆年 [中国早点] 是政治还是媒体 ● 傅来兴 二次大战后，美国社会出现过多次的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都有其正当性，但为何美国社会和全世界对这次“占领华尔街”冷眼旁观呢？其他国家也没有多少人发动占领金融区或代表性的地方，新加坡也没有人发动去占领珊顿道。 刚过去的2011年，美国发生一次将近三个月的社会运动——“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代表小市民的99％对抗拥有大部分财富者的1％。 　　一小撮人先占领纽约市金融中心区，反抗大公司高层的贪婪造成社会的不平等，要金融机构为一切金融危机负责，随后在美国100多个城市也出现类似的集会，最后发展成“一起占领”（Occupy Together）的运动，在全球各大城市串连，但其他国家响应者寥寥无几，而美国本土的运动也随着冬天的到来结束了。 　　“占领华尔街”从抗议活动演变为社会运动，不仅是对美国当代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抗议，也是对国家大肆举债，对整个美国金融体制、监管体系，以及对金融行业充斥不负责任行为表达了不满和宣泄情绪。抗议者最初的口号是“我们要工作”，慢慢苗头指向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就是贪婪的代名词，最后提出“终结资本主义制度”的口号。 　　二次大战后，美国社会出现过多次的社会运动，反越战、女权运动、和平运动、民权运动、反全球化运动及环保运动等，这些社会运动都有其正当性，但为何美国社会和全世界对这次“占领华尔街”冷眼旁观呢？其他国家也没有多少人发动占领金融区或代表性的地方，新加坡也没有人发动去占领珊顿道。 　　“占领华尔街”背后的主要因素是，在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冲击下，美国经历自二战以来失业人数最多的一次，整个社会的贫富严重分化，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税后平均收入增加了275％，中产阶级家庭仅增加了40％，而处于底层的家庭只增加了18％，这形成更多美国人突然变成穷人。 　　这次的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代表少数人利益1％，却能剥夺99％大多数人的利益，最终拉大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但尽管美国人痛恨华尔街大鳄的贪婪，美国人并不会就此放弃带给他们财富的资本主义制度。 　　推行社会主义的国家依照马克思的说法，天真地认为资本主义最终会走向灭亡，而且还加上这是“美式资本主义”的灭亡，但在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中，资本主义还没有出现灭亡的迹象，也看不到进入了灭亡的一个过程。相反的，扛着社会主义旗帜的国家最终慢慢向资本主义过渡，甚至推行了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将贪婪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是其中一个例子，在中南半岛的共产国家也开始向资本主义的经济计划靠拢。 　　过去三年来金融危机中展现现代资本主义的严重病态，让西方政界和知识界开始反省资本主义的前景。资本主义会自我调整和改革，与时俱进，不会一成不变，这也是市场经济成功的原因。政府通过所谓的“调控经济”手段，保护受到负面因素影响的多数人，让失业者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让不正常的市场运作回归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