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郑永年：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 进入专题 ： 中国模式 文化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前不久我在台北参加了一次有关“中国模式”的国际会议。会议上，一个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大家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但中国崛起的标志是什么？中国能否为这个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选择？ 　　这个问题提得很简单，但是的确可以供我们思考一阵子。这里可以涉及至少三个相关的问题，第一，中国需要文化崛起吗？第二，中国需要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吗？第三，中国能够创造一个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文化吗？ 　　 　　 1.中国能否为这个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选择 　　 　　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尽管大多数人在谈论中国崛起的时候强调的是经济崛起，但和这位教授一样，很多人也开始涉及文化方面。中国执政党刚刚在2011年9月召开的六中全会的主题就是文化建设。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没有文化的崛起，单一的经济崛起并不能说是真正的崛起。经济崛起大多是以GDP来计算的。一个国家的GDP很重要，但GDP只是其中一个主要指标，并不能涵盖其他方面。举例来说，根据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dison）的估算，在19世纪20年代，中国的GDP占到了世界GDP的三分之一还多。以现在的角度来说，这不能不说是大国的象征。但很可惜的是，20年之后，中国就被英国所打败，也就是著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当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内的西欧8国的GDP只占世界GDP总体的12%，而日本是3%，美国是1.8%。 　　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传统的文明古国，为什么在一个新兴国家面前不堪一击？表面上看，英国的胜利在于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和洋枪洋炮。但如果光从军事武器来看问题，就会过于肤浅。再深入一步，人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和英国的不同国家形式。在西方来到中国之前的很长历史时间里，中国拥有世界上很先进的政治体制，尽管皇权体制和世界上的其他帝国差不了多少，但中国的文官制度或者官僚制度是最为先进的。但是这个体制一旦遇到产生于近代西方的国家体制，就变得不堪一击。传统中国皇权尽管理论上非常集权，但实际上往往是无比分权，”无为而治”，或者”统而不治”。中国自己经常用”天高皇帝远”来形容这个体制。也就是说，这个体制没有很多制度建设，没有动员能力。皇权所拥有的动员能力主要是维持皇朝尤其是皇室服务的。因此，尽管当时中国拥有那么高比例的GDP，但这些资源并不能有效组织起来，转化成为政府能力，尤其是军事能力。而英国呢？当时的英国所拥有的是一种全新的国家政权形式，即主权国家，这是一种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权。之前，英国所有的是极其分散化的城堡政治。君主政治消灭了城堡政治，国家政治权力才能集中。尽管当时英国的GDP在世界排名和总量并不算高，但国家能够有效动员资源和使用资源。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当时的英国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 　　那么问题在于，为什么近代国家形式先崛起于西欧？这里就涉及文化的崛起。西欧近代国家的崛起是中世纪后期西欧理性文化崛起的产物。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最初源自地中海地区，后又逐渐容纳了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世界先进文化的文化。文化的崛起自下而上，文化最后的政治结晶便是近代国家形式。当然这种文化还具有更广泛和深刻的内容，涵盖各个领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欧国家自15世纪之后，不断产生着有利于中央集权制度建设的政治文化。尤其对英国来说，因为是海洋国家，英国便根据自己的经验发展出了”自由贸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说，如果当时英国的船坚炮利是其硬力量的话，那么”自由贸易”便是其软力量。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文化崛起的重要怎么说都不会过分。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今天强调文化崛起和文化创新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对第一个问题，即文化崛起的重要性，人们不会有很多疑义。但是对接下来的两个问题，就很不好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创造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吗？这个问题一旦提出，中国社会马上就会分化。在很大程度上说，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是要消灭自己的文化的。当时的人们看到了西方的崛起是文化崛起所致，因此认为中国如果要强大起来，就要学西方的文化，抛弃自己的文化。在亚洲，日本是一个例子。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去日本化”而”欧化”，即仿照欧洲国家（主要是英国和德国）来建设国家。当然，刚刚学到的少量西欧文化或者西方文化因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崛起而消失。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选择是符合历史现实的。西欧是发达国家，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人们可以向往这种文化，但很难搬用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以苏俄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文化崛起于较为落后的国家，对中国比较适应。也应当指出的是，当时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对中国的知识和政治精英的影响很大。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接受了苏俄文化，尤其在政治上。 　　接受西方文化这种思维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没有消失。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篇《河殇》就是典型的代表。20世纪80年代之后，尽管人们不直接谈论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存在的。最近几年，人们讨论最多的就是普世价值观。一些人把西方的看成是普世的，相信中国只有接受了这种”普世价值”（或者说西方价值），中国才会强大起来。很显然，对这些人来说，提”中国是否需要创造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 　　把文化再造或者崛起等同于文化的西方化，或者说把西方的看成是普世的，都过于简单。上面说过，西方近代文化的崛起本身就吸收了很多非西方的文化。所有文化或者文明，因为都是人类社会创造和积累起来的，都存在有普世性的东西。的确，自近代以来，西方的文化话语一直占据强势，但这既不是说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没有相关性，更不是西方文明是普世的论据。中国文化和文明中的很多因素也可以是普世的。 　　日本一般被视为是属于西方国家。但日本并非真正是西方国家，而是一个假装西方的东方国家。日本接受了西方的工业化和民主化的制度形式，但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其运作规则还是保留着浓厚的日本传统。可以说，日本是一个把西方形式和日本传统内容结合得很好的国家。同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成功也并非直接照抄照搬了苏俄模式，而是对苏俄模式进行了中国式的改造，也就是当时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日本政治制度是西欧自由主义日本化的结果，而中国共产党政权是较为落后国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也就是说，不管是哪一种外来文化，如果要成功，都必须和本土文化结合起来。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长期历史演进的产物，其可以变化，但不可以被取代。 　　回到那位美国教授提出的问题，人们可以说，中国需要一个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文化。如果中国单纯接受西方文化，那么中国就不能算是崛起。当今在中国盛行的各种”主义”都是西方的舶来品，尽管在中国因为加入了中国要素而变形，但很难对西方发生任何影响力。西方可能因为中国接受了他们文化而高兴，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文化具有吸引力。很多年前，我读过美国记者法罗斯（JamesFallows）写的一本书，书名叫MoreLikeUs（中文可以译成《非常像我们》），就是说亚洲国家随着发展越来越像西方国家了。这当然是西方的胜利，西方的崛起，而不是亚洲的崛起。亚洲只是通过学习西方而崛起。这是大多数西方学者的解释，也为亚洲大多数人所认同。在这个背景下，亚洲当然不是除西方之外的另外一个选择，亚洲只是西方的延伸。 　　显然，第三个问题更难回答，那就是，我们基于中国文化之上，有能力创造一个和西方不同的文化但又可以成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个选择的文化？产生一种不同的文化比较容易。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一些文化比较强势，而另一些文化比较弱势。强势文化具有话语权，为比较多的人所接受，而弱势文化稍有话语权，甚至没有话语权，不为人所接受。也就是说，要创造一种不同于其他文化圈但同时又可以被其他文化圈的人所接受的文化。这是一件艰巨的任务。历史上，宗教文化，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文化是这样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是这样一种文化，至少在东亚文化圈里是这样。 　　造就这样一种文化很难，但不是不可能。这里举”东亚模式”的例子来说。1994年世界银行出版了一本名为TheEastAsianMiracle（中文为《东亚奇迹》）的书，肯定了亚洲的发展模式，并指出东亚模式不同于西方模式。这个研究项目的出台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当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承认有东亚模式，因为他们认为东亚模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东亚是向西方学习的。是西方因素促成了东亚模式。当然，东亚经济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认为自己的发展和西方的不同。这些经济体成功了，当然可以开始说话，开始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尽管西方主流学者反对，这个研究项目最后还是在日本银行的大力支持下成功推出。今天尽管也仍然有人不认同东亚模式，但东亚模式已经为西方主流所接受。当然，东亚模式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模仿和接受的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在知识界，人们围绕着东亚发展模式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这套体系由各种亚洲要素组成，包括儒家文化、国家和政府的经济角色、社会因素例如高储蓄率、强调教育、家庭的作用，等等。 　　和东亚的经济话语相比，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话语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这方面，即使是亚洲的主流话语都是从西方进口而来。亚洲国家和地区没有自己的政治话语权，很多政治体系即使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和西方的非常不同，但也都伪装成西方政治体系。日本是很典型的，韩国也差不多。实际上，即使是民主政体，亚洲国家的组织方式和西方很不相同，除了形式上的定期选举之外。比如，日本被视为是西方式民主，但自民党一党独大模式和西方民主大相径庭。当然，也有一些西方学者看到了这种不同。可以说，亚洲的政党、政府、社会等方面的组织有它们自身的规律，在形式上套上了西方政治形式并没有改变其文化性质。 　　那么，中国的情形又是怎样呢？不能说中国没有文化。中国有数千年古老文明，是文明古国。在历史上，中国文明也曾经为西方文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西方启蒙时代哲学吸取了很多中国的理性主义。我们常常强调”四大发明”，这些是技术上的事情。但即使在思想和实践领域，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也远远超出东亚地区，而达至西方。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是中国的文官制度。传统上，中国发展出了世界上最为庞大、也最有效的文官体系。那么大的中华帝国靠什么来统治？建立帝国依靠的是武力，但统治帝国的是发达的文官体系。西方也经历过帝国时代，但没有发展出类似中国的文官体系。西方从近代国家的产生到后来的民主政治的转型和运作，没有文官体系是不可想象的。隐含在中国的文官体系里面的几个原则对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是皇权和治权的分离。天下是皇帝打下来的，国家的所有权属于皇帝，但是治理天下的权力，即治权或者相权（宰相）是向社会开放的。中国发展出了一套中央集权式的考试制度来录用官员。这和西方历史上的家族统治构成了鲜明的对照。西方引入了中国式的文官制度。在民主化发生之后，最终演变成为现在的政治和行政的分离。而政治和行政的分离是近代以来民主政治运作的制度前提条件。 　　三是文官的中立性。政治是要变的，但如何保证一个国家的政策的连续性呢？如何保证治权不会因为政治的变化而中断呢？中立的文官制度就是关键。西方，政治人物受民主规则的制约，但文官制度的运作具有其自身的规律，不受民主政治的影响。这一点任何西方一本教科书都会有论述。 　　四是文官轮流掌管不同部门的制度。中国历史上，文官一般不能在一个地方长期掌权，皇帝会对他们进行调动，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干部交流制度”。这样做有两个目的，其一是防止地方主义和地方势力的形成，其二是为了让官员积累治理不同地区的经验，便于他们升迁，治理整个国家的事务。这一点对近代西方国家政权制度也很重要，更不用说在亚洲了。 　　我要举的第二个例子是中国传统的”有教无类”的思想。传统中国也是等级制度，有”士、农、工、商”等，但中国没有像其他文明那样的等级制度，例如基于宗教、种族、民族等之上的等级制度。对中国的儒家来说，人只有”接受过教育”和”没有接受过教育”之分，而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被教育好的”。西方传统教育制度是精英教育制度，能够接受教育的是贵族和富裕家庭的子女。在近代之前，教育权力为社会的绝少数人所垄断。中国的”有教无类”思想对西方后来的”大众教育”影响很大。(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模式 文化   

日元濒临崩溃   日本再次陷入衰退。直接导火索就是中国消费者对日货的抵制。日本名义 GDP 自 2007 年以来就持续跳水，日本的国债占 GDP 的比率已经超过了 200% ，贸易赤字也成为一个结构性现象。这三重打击可能最终会导致日元经历结构性下跌。   日本名义 GDP 的增速必须快于国债增速，其财政形势才是可持续的。实现这一点的惟一途径就是日元贬值。   沉默的低迷   自从房地产泡沫开始收缩以后，近 20 年间日本一直深陷在通缩和经济收缩的泥潭中。 1992 年其国债只占 GDP 的 20% ，而现在是 230% 。基本上， GDP 总量 200% 的经济刺激都无法扭转经济形势。   现在很少有人会关注日本的问题。金融市场 把大量注意力放在了美国问题上。但美国在 2007 年到 2011 年间名义 GDP 增长了 7% ， 2012 年很可能再增长 4% 。日本名义 GDP 在 2012 年也就是零增长。 2007 年至今，美国和日本之间名义 GDP 增长率的差距已达 20% 。美国的债务在 2012 年达到 GDP 的 100% ，这种趋势已是不可持续，日本的债务问题则更为严重，债务危机将会比美国更快到来。   日本问题之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是因为国内储蓄填补了债务。日本家庭投资国债的倾向是很强烈的。   另一个缓解因素是日本的平均主义经济结构。经济不景气还没有演变成就业危机。现在的失业率相对较低，只是降低了大家的工资收入。日本只是把痛苦平均分配了，避免对某一部分特定人群造成严重伤害。这就是日本在表面上看没有衰退的原因。   日本股票市场在 1989 年达到了顶峰， 1992 年土地价格达到了历史最高。现在的日经指数是 1989 年的五分之一。一线城市的土地价格下跌了 80% 。不过，鉴于日本资产价格现在已经很低，其持续衰退主要应当归咎于老龄化和丧失竞争力。   老龄化是经济发展出现的正常现象。随着人们变得更加富有，教育程度更高，他们的寿命也就更长，生育的子女数目也会减少。日本的老龄化比其他国家更为显著。经济衰退的前景导致很多人不敢生孩子。人口下降又加强了萧条态势。老龄化是一个自我加强的恶性循环。   日本的电子产业曾经统治世界市场，但现在每年正在流失数十亿美金。日本大多数知名电子企业将会在三年内破产。日本的汽车行业仍然规模很大，且保持了良好的利润。整个日本经济都依赖于汽车行业的表现，但其竞争力也在慢慢输给德国和韩国的竞争者。如果不改变这种趋势，日本汽车行业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收缩，从而加速日本经济的下滑。   日本其他比较成功的行业也将面临挑战。日本在很多机电产品精密零部件的制造方面有很大的优势。但是中国和韩国正在赶上来。再过 10 年到 20 年，日本很难还在这些行业保持强大的优势。   日本经济正在重组为老年社会服务。其国民的平均年龄接近 45 岁。超过 65 岁的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22 ％，到 2050 年将达到三分之一。老龄化是重塑日本经济和政治最强大的力量。   日本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老龄化最快的国家，给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一条教训就是需要政治变革，更重视年轻人，否则，社会就无法对未来投资，从而造成经济衰退。年轻人负担过重，也会抑制养育子女的想法，从而进一步增强老龄化趋势。应当降低投票年龄，由此增加年轻人的选票。   关注老年人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情。日本的基础设施，像名古屋的电梯，都在为了适应老年人的需求而进行改造。这肯定是件好事。中国的基础设施虽然是崭新的，但并不顾及老年人的需求。新的机场和高速铁路站的大厅都很大，老年人从一头走到另一头需要花很长时间，这对老年人来说很不适用。中国的老龄化过程只比日本落后 20 年，用这种方式建造基础设施是非常短视的。   日本并没有增加移民来缓解老龄化压力。相反，日本的老年人依然积极投身于经济活动。从企业退休之后，老年人经常会从事服务性行业的工作，比如在餐厅收拾桌子，开出租车或者是经营便利商店。这有助于缓解老龄化问题，值得中国借鉴。   错误的汇率政策   当经济面临不断增加的竞争挑战时，维持强势货币是错误的，而这正是日本在过去 20 年里采取的做法。在日本泡沫经济的高峰时期，日元兑美元汇率为 140 ，而现在汇率是 80 ；十年前，日元兑欧元汇率为 160 ，现在是 100 。对于一个竞争力下降的通缩经济来说，维持强势货币无异于自杀。   日本的政策制定者常常会辩解说他们不能控制汇率。事实上，日本政府会时不时地干预货币市场，以制止日元的暂时上涨。这种干预只是给了投机者从日元上涨中获利的机会，因为他们的投资头寸受到这种干预措施的补贴。这一类干预的失败，造成了日本政府无法控制日元币值的印象。   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央行总是可以决定其货币价值，只不过通胀会限制央行的能力。日本一直在经历通缩，根本不用担心通胀。在通缩的环境里，增加货币供应是正确的，由此导致的货币疲软可以抵消邻国的竞争压力，给经济带来一些喘息空间。日本不可能不理解如此简单的逻辑。我们不得不认为强势日元是刻意为之。我认为有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日本国内造成了极大的恐慌。经济规模而不是经济增长因此成为日本制定政策的主要考虑因素，理由是如果日元贬值一半，日本经济就会减少 3 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中不再拥有话语权。然而，这种考虑只有在经济规模的好处可以抵消经济衰退的影响的时候才是合理的，而我严重怀疑现在情况并非如此。   第二个原因就是日元强势可以使老年人获益。随着日元购买力的提升，退休人员可以提高生活水平，但却需要由劳动人口为之埋单。由于日本各政党十分依赖退休人员的政治支持，强势日元自是情理之中。   如果没有财政支持，强势日元可能会彻底压垮经济。占 GDP 200% 的国债正是强势日元的必然后果。只要日本能找到足够的钱来填补现在占全部支出 40% 的财政赤字，这场游戏就会持续下去。   过去有一个支持强势日元的理由是日本可以借此把所有问题留在国内。可能这个政策是错误的，但既然日本民众支持这种，别人也做不了什么。可惜这种观点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日本最近的贸易赤字说明问题已经发生了质变。日本储蓄率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下降。如果财政赤字不减少，国内就没有充足的资金来弥补赤字。现在出现的贸易赤字以及经常账户赤字很快就会反映日本的储蓄短缺。外国投资者对日本的看法将会影响其债权市场。外国投资者不可能会买日本疯狂政策组合的账。   如果政府通过增加税收来收缩赤字，经济就会进一步下跌，这将会加速经济的恶性循环。强势日元和财政赤字之间的微妙平衡将会被打破。接下来可能会发生某种崩溃。   最后一根稻草   与中国的纠纷可能会是打破日本经济不稳定平衡的最后一个稻草，因为中国是日本企业最大的市场，也是惟一一个正在增长的市场。   日本的贸易赤字可能会在 2013 年迅速增长。市场可能会不再把日元当作安全的避风港，而是将其视为结构性疲软货币。这可能会引发巨大的资本流动逆转，导致日元下跌到低于现在 30% 至 40% 的水平，达到新的平衡。   在日本长达 20 年的衰退期中，日元几乎一直保持强劲。金融市场充斥着卖空日元而倒下的英雄。日本的经济基本面如此糟糕，吸引了大批没有经验的投资者卖空日元。因卖空日元而受损，似乎是外汇交易员最基本的从业教训。经验丰富的外汇交易员几乎是本能地怀疑看跌日元。由于美联储采取的政策与日本央行类似，现在似乎更没有理由看跌日元了。   不过，当前有三个发展趋势，预示着强势日元末日的来临。   首先，日本企业部门业绩每况愈下，很多知名企业可能将会破产。如果它们真的破产了，日本经济的收缩将会加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将会增加。   其次，财政状况达到了某些硬限制。最近的财政刺激计划规模为 GDP 的 0.1% 。简直小得可笑，根本不可能改变局面。如果政府能够推出规模大一些的方案，才可能达到一定的效果。事实上，政府减少象征性的财政刺激举措，表明不会推出更多的刺激计划了。经济刺激无法抵消强势日元造成的弊端。   最后，与中国的领土争端摧毁了日本解决问题的梦想。这个争端不可能很快解决。一旦中国消费者转向选择其他汽车制造商，再回头可能就会非常困难了。短期内，中国需求下跌将会加速日本的收缩。没有其他因素能够抵消这种影响。避免灾难的惟一工具就是日元贬值。   似乎强势日元的末日就快到了。 （来源于财新-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