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卖不掉的产品只能再用于投资。只有提高农民收入才能终止这个正反馈。 第六，土地用途的转变通过自愿交换，强制性的事件被自愿交换所替代。土地纠纷将大大地减少。因土地造成的暴力事件可以绝迹，上访人数会减去一半以上，可极大地减轻各级政府的负担。 这样的改变会造成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减少，可能发生财政困难。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土地自由交换导致的交易税收增加。由于消费扩大使市场繁荣，政府从市场得到的税收也会增加。财政收入可能不降反升。究竟是升是降要做专门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来回答。 上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都和占人口将近一半的农民的动向有关。解决农民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合作，但核心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是土地的自由交换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都是空谈。只有解决土地自由交换，别的政策才有成功的机会。土地的自由交换不但能极大地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且能够促进分配的公平。 病。 第二，地价和房价会大幅度下跌。现在房价高的原因是地价贵。地价贵的原因是政府从农民手中低价拿地，然后拍卖出售，获取价差。土地的增值大部分被政府拿去了。也就是土地的供给被政府垄断了。如果分散的农民可以竞争地出售自己的土地，地价会比现有的价格大大地降低，而农民出让土地的收入却可以大大提高。地价合理化的结果将是房价的下降。国务院想尽办法压房价，效果不大，还引起一大堆意见。如果土地自由买卖，地价由公平竞争的市场决定，谁也没有意见。而房价可以趋于合理水平。 第三，城市里的房价下降，农民的收入提高，进城打工的农民就有机会进城租房买房，变成真正的城里人。我国城镇化可以大大地加速。如果没有这样的改变，要让农民工变成城市居民，靠他们微薄的工资去租房买房，再有三十年也难于实现。农民工变成了真正的城市居民，每年拥挤的春运，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钟摆式人口流动会逐渐消失。 第四，农民真正进了城，家庭团聚，社会安定。现在两亿多的流动人口造成农村婚姻的不稳定。不但影响下一代的成长和教育，而且纠纷增加，社会成本上升。流动的劳动力单身在城市里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城市中的犯罪大多数和流动人口有关。如果单身的他们变成了家庭的一员，犯罪率可大幅度下降。 第五，农民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扩大消费，纠正GDP中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我国GDP的使用方面极度扭曲，其原因是农民收入低，农民又占人口的40%多，这部分人的低消费使得宏观上消费不振。不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消费永远是低的，投资永远是高的，产能永远是过剩的，结构永远是扭曲的，而且扭曲的程度将越来越大。低消费和高投资有正反馈作用。由于低消费必定有高投资；由于高投资必定有产能过剩；由于产能过剩 土地交易制度的改进：一石多鸟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2012-11-15 土地交易制度的改进：一石多鸟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2012-11-15 我国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国土，但是能够方便使用的平原地只占总面积的12%。日本以多山著称，但平原地占总面积的24%。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要素，土地紧张，各方面都要争地。在此，农业获得了优先权，国家设置了18亿亩耕地红线，但对其他用地造成巨大障碍。这种斗争有时候表现的非常激烈。土地纠纷是造成上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现有的土地制度，其分配渠道主要是政府在起作用，或者是权力和计划配置土地，而不是市场配置。因而效率极低，矛盾极大。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是资源更合理的配置，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现在的权力配置远远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所以改变土地使用权的流动性将是中国经济追上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潜力之所在。这里讲的使用权的流动性，就是有规则的土地自由买卖。特别是农民有权交换他们所有的土地。 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巨大转变的一个方面就是占人口总数40%多的农民问题的日益突出。农民的动向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又是社会矛盾的焦点。农民的问题主要有：收入低，进城成为固定居民很难，自己的土地不能受到有效保护，所有权常常被侵犯， 在台湾和日本，农民是最富有的一个阶层。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土地，而且他们的土地能够在法律框架内自由买卖。中国的农民也有土地，但是他们的土地不能自由买卖。这是中国农民穷的主要原因。如果让农民的土地自由买卖，农民可以自由地和开发商讨价还价，将会发生什么结果？ 第一，农民的财富可以极大地增加。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穷。如果把农民穷的问题解决了，收入差距问题能够极大地缓解，可以解决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块心   土地交易制度的改进：一石多鸟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2012-11-15 我国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国土，但是能够方便使用的平原地只占总面积的12%。日本以多山著称，但平原地占总面积的24%。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要素，土地紧张，各方面都要争地。在此，农业获得了优先权，国家设置了18亿亩耕地红线，但对其他用地造成巨大障碍。这种斗争有时候表现的非常激烈。土地纠纷是造成上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现有的土地制度，其分配渠道主要是政府在起作用，或者是权力和计划配置土地，而不是市场配置。因而效率极低，矛盾极大。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是资源更合理的配置，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现在的权力配置远远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所以改变土地使用权的流动性将是中国经济追上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潜力之所在。这里讲的使用权的流动性，就是有规则的土地自由买卖。特别是农民有权交换他们所有的土地。 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巨大转变的一个方面就是占人口总数40%多的农民问题的日益突出。农民的动向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又是社会矛盾的焦点。农民的问题主要有：收入低，进城成为固定居民很难，自己的土地不能受到有效保护，所有权常常被侵犯， 在台湾和日本，农民是最富有的一个阶层。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土地，而且他们的土地能够在法律框架内自由买卖。中国的农民也有土地，但是他们的土地不能自由买卖。这是中国农民穷的主要原因。如果让农民的土地自由买卖，农民可以自由地和开发商讨价还价，将会发生什么结果？ 第一，农民的财富可以极大地增加。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穷。如果把农民穷的问题解决了，收入差距问题能够极大地缓解，可以解决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块心     我国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国土，但是能够方便使用的平原地只占总面积的12%。日本以多山著称，但平原地占总面积的24%。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要素，土地紧张，各方面都要争地。在此，农业获得了优先权，国家设置了18亿亩耕地红线，但对其他用地造成巨大障碍。这种斗争有时候表现的非常激烈。土地纠纷是造成上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土地交易制度的改进：一石多鸟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2012-11-15 我国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国土，但是能够方便使用的平原地只占总面积的12%。日本以多山著称，但平原地占总面积的24%。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要素，土地紧张，各方面都要争地。在此，农业获得了优先权，国家设置了18亿亩耕地红线，但对其他用地造成巨大障碍。这种斗争有时候表现的非常激烈。土地纠纷是造成上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现有的土地制度，其分配渠道主要是政府在起作用，或者是权力和计划配置土地，而不是市场配置。因而效率极低，矛盾极大。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是资源更合理的配置，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现在的权力配置远远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所以改变土地使用权的流动性将是中国经济追上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潜力之所在。这里讲的使用权的流动性，就是有规则的土地自由买卖。特别是农民有权交换他们所有的土地。 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巨大转变的一个方面就是占人口总数40%多的农民问题的日益突出。农民的动向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又是社会矛盾的焦点。农民的问题主要有：收入低，进城成为固定居民很难，自己的土地不能受到有效保护，所有权常常被侵犯， 在台湾和日本，农民是最富有的一个阶层。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土地，而且他们的土地能够在法律框架内自由买卖。中国的农民也有土地，但是他们的土地不能自由买卖。这是中国农民穷的主要原因。如果让农民的土地自由买卖，农民可以自由地和开发商讨价还价，将会发生什么结果？ 第一，农民的财富可以极大地增加。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穷。如果把农民穷的问题解决了，收入差距问题能够极大地缓解，可以解决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块心 现有的土地制度，其分配渠道主要是政府在起作用，或者是权力和计划配置土地，而不是市场配置。因而效率极低，矛盾极大。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是资源更合理的配置，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现在的权力配置远远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所以改变土地使用权的流动性将是中国经济追上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潜力之所在。这里讲的使用权的流动性，就是有规则的土地自由买卖。特别是农民有权交换他们所有的土地。     ，卖不掉的产品只能再用于投资。只有提高农民收入才能终止这个正反馈。 第六，土地用途的转变通过自愿交换，强制性的事件被自愿交换所替代。土地纠纷将大大地减少。因土地造成的暴力事件可以绝迹，上访人数会减去一半以上，可极大地减轻各级政府的负担。 这样的改变会造成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减少，可能发生财政困难。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土地自由交换导致的交易税收增加。由于消费扩大使市场繁荣，政府从市场得到的税收也会增加。财政收入可能不降反升。究竟是升是降要做专门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来回答。 上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都和占人口将近一半的农民的动向有关。解决农民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合作，但核心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是土地的自由交换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都是空谈。只有解决土地自由交换，别的政策才有成功的机会。土地的自由交换不但能极大地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且能够促进分配的公平。 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巨大转变的一个方面就是占人口总数40%多的农民问题的日益突出。农民的动向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又是社会矛盾的焦点。农民的问题主要有：收入低，进城成为固定居民很难，自己的土地不能受到有效保护，所有权常常被侵犯，     病。 第二，地价和房价会大幅度下跌。现在房价高的原因是地价贵。地价贵的原因是政府从农民手中低价拿地，然后拍卖出售，获取价差。土地的增值大部分被政府拿去了。也就是土地的供给被政府垄断了。如果分散的农民可以竞争地出售自己的土地，地价会比现有的价格大大地降低，而农民出让土地的收入却可以大大提高。地价合理化的结果将是房价的下降。国务院想尽办法压房价，效果不大，还引起一大堆意见。如果土地自由买卖，地价由公平竞争的市场决定，谁也没有意见。而房价可以趋于合理水平。 第三，城市里的房价下降，农民的收入提高，进城打工的农民就有机会进城租房买房，变成真正的城里人。我国城镇化可以大大地加速。如果没有这样的改变，要让农民工变成城市居民，靠他们微薄的工资去租房买房，再有三十年也难于实现。农民工变成了真正的城市居民，每年拥挤的春运，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钟摆式人口流动会逐渐消失。 第四，农民真正进了城，家庭团聚，社会安定。现在两亿多的流动人口造成农村婚姻的不稳定。不但影响下一代的成长和教育，而且纠纷增加，社会成本上升。流动的劳动力单身在城市里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城市中的犯罪大多数和流动人口有关。如果单身的他们变成了家庭的一员，犯罪率可大幅度下降。 第五，农民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扩大消费，纠正GDP中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我国GDP的使用方面极度扭曲，其原因是农民收入低，农民又占人口的40%多，这部分人的低消费使得宏观上消费不振。不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消费永远是低的，投资永远是高的，产能永远是过剩的，结构永远是扭曲的，而且扭曲的程度将越来越大。低消费和高投资有正反馈作用。由于低消费必定有高投资；由于高投资必定有产能过剩；由于产能过剩 在台湾和日本，农民是最富有的一个阶层。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土地，而且他们的土地能够在法律框架内自由买卖。中国的农民也有土地，但是他们的土地不能自由买卖。这是中国农民穷的主要原因。如果让农民的土地自由买卖，农民可以自由地和开发商讨价还价，将会发生什么结果？   第一 ，农民的财富可以极大地增加。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穷。如果把农民穷的问题解决了，收入差距问题能够极大地缓解，可以解决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块心病。 ，卖不掉的产品只能再用于投资。只有提高农民收入才能终止这个正反馈。 第六，土地用途的转变通过自愿交换，强制性的事件被自愿交换所替代。土地纠纷将大大地减少。因土地造成的暴力事件可以绝迹，上访人数会减去一半以上，可极大地减轻各级政府的负担。 这样的改变会造成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减少，可能发生财政困难。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土地自由交换导致的交易税收增加。由于消费扩大使市场繁荣，政府从市场得到的税收也会增加。财政收入可能不降反升。究竟是升是降要做专门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来回答。 上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都和占人口将近一半的农民的动向有关。解决农民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合作，但核心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是土地的自由交换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都是空谈。只有解决土地自由交换，别的政策才有成功的机会。土地的自由交换不但能极大地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且能够促进分配的公平。 第二 ，地价和房价会大幅度下跌。现在房价高的原因是地价贵。地价贵的原因是政府从农民手中低价拿地，然后拍卖出售，获取价差。土地的增值大部分被政府拿去了。也就是土地的供给被政府垄断了。如果分散的农民可以竞争地出售自己的土地，地价会比现有的价格大大地降低，而农民出让土地的收入却可以大大提高。地价合理化的结果将是房价的下降。国务院想尽办法压房价，效果不大，还引起一大堆意见。如果土地自由买卖，地价由公平竞争的市场决定，谁也没有意见。而房价可以趋于合理水平。 第三 ，城市里的房价下降，农民的收入提高，进城打工的农民就有机会进城租房买房，变成真正的城里人。我国城镇化可以大大地加速。如果没有这样的改变，要让农民工变成城市居民，靠他们微薄的工资去租房买房，再有三十年也难于实现。农民工变成了真正的城市居民，每年拥挤的春运，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钟摆式人口流动会逐渐消失。 土地交易制度的改进：一石多鸟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2012-11-15 我国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国土，但是能够方便使用的平原地只占总面积的12%。日本以多山著称，但平原地占总面积的24%。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要素，土地紧张，各方面都要争地。在此，农业获得了优先权，国家设置了18亿亩耕地红线，但对其他用地造成巨大障碍。这种斗争有时候表现的非常激烈。土地纠纷是造成上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现有的土地制度，其分配渠道主要是政府在起作用，或者是权力和计划配置土地，而不是市场配置。因而效率极低，矛盾极大。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是资源更合理的配置，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现在的权力配置远远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所以改变土地使用权的流动性将是中国经济追上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潜力之所在。这里讲的使用权的流动性，就是有规则的土地自由买卖。特别是农民有权交换他们所有的土地。 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巨大转变的一个方面就是占人口总数40%多的农民问题的日益突出。农民的动向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又是社会矛盾的焦点。农民的问题主要有：收入低，进城成为固定居民很难，自己的土地不能受到有效保护，所有权常常被侵犯， 在台湾和日本，农民是最富有的一个阶层。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土地，而且他们的土地能够在法律框架内自由买卖。中国的农民也有土地，但是他们的土地不能自由买卖。这是中国农民穷的主要原因。如果让农民的土地自由买卖，农民可以自由地和开发商讨价还价，将会发生什么结果？ 第一，农民的财富可以极大地增加。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穷。如果把农民穷的问题解决了，收入差距问题能够极大地缓解，可以解决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块心 第四 ，农民真正进了城，家庭团聚，社会安定。现在两亿多的流动人口造成农村婚姻的不稳定。不但影响下一代的成长和教育，而且纠纷增加，社会成本上升。流动的劳动力单身在城市里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城市中的犯罪大多数和流动人口有关。如果单身的他们变成了家庭的一员，犯罪率可大幅度下降。 第五 ，农民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扩大消费，纠正GDP中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我国GDP的使用方面极度扭曲，其原因是农民收入低，农民又占人口的40%多，这部分人的低消费使得宏观上消费不振。不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消费永远是低的，投资永远是高的，产能永远是过剩的，结构永远是扭曲的，而且扭曲的程度将越来越大。低消费和高投资有正反馈作用。由于低消费必定有高投资；由于高投资必定有产能过剩；由于产能过剩，卖不掉的产品只能再用于投资。只有提高农民收入才能终止这个正反馈。 第六 ，土地用途的转变通过自愿交换，强制性的事件被自愿交换所替代。土地纠纷将大大地减少。因土地造成的暴力事件可以绝迹，上访人数会减去一半以上，可极大地减轻各级政府的负担。 ，卖不掉的产品只能再用于投资。只有提高农民收入才能终止这个正反馈。 第六，土地用途的转变通过自愿交换，强制性的事件被自愿交换所替代。土地纠纷将大大地减少。因土地造成的暴力事件可以绝迹，上访人数会减去一半以上，可极大地减轻各级政府的负担。 这样的改变会造成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减少，可能发生财政困难。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土地自由交换导致的交易税收增加。由于消费扩大使市场繁荣，政府从市场得到的税收也会增加。财政收入可能不降反升。究竟是升是降要做专门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来回答。 上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都和占人口将近一半的农民的动向有关。解决农民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合作，但核心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是土地的自由交换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都是空谈。只有解决土地自由交换，别的政策才有成功的机会。土地的自由交换不但能极大地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且能够促进分配的公平。     这样的改变会造成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减少，可能发生财政困难。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土地自由交换导致的交易税收增加。由于消费扩大使市场繁荣，政府从市场得到的税收也会增加。财政收入可能不降反升。究竟是升是降要做专门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来回答。     上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都和占人口将近一半的农民的动向有关。解决农民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合作，但核心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是土地的自由交换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都是空谈。只有解决土地自由交换，别的政策才有成功的机会。土地的自由交换不但能极大地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且能够促进分配的公平。

作者： 信力建   中国改革的基本路径是深圳学香港，广东学深圳，全国学广东。在中国模式的论述语境中，广东模式是中国模式的地方样本。 中山大学肖滨教授曾如此阐述“广东模式”的历史起源：广东模式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精英主导、社会推动四种合力的产物。广东模式的历史定位是，从以前僵硬的国家吞噬市场和社会的一体化体系向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元结构分化、良性互动格局转型中的一种过渡形态。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是广东模式的精神内核，不断为旧体制注入新元素的制度创新是广东模式的实践品格。广东模式面临来自表层和深层的双重挑战，其未来转型取决于改革开放大业在广东和全国的深入推进。这里的“广东模式”显然不止于经济发展模式，还有政治制度、人才培养、文化理念等方面。 在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八大上，新当选的七位政治局常委有三位是在广东历练过的，包括张德江、王岐山和张高丽。张德江2002—2007年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王岐山1997—2000年曾任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主管经济工作。张高丽，1984年后进入广东政坛，曾任广东省副省长兼省计委主任，深圳市委书记等职。 除此之外，在广东担任过要职，并处中央高层的，还有李长春、李鸿忠、林树森、于幼军等。李长春曾在1998－2002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鸿忠，曾任广东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现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树森，曾任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市长，后调任贵州省省长，现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于幼军2000年任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现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副主任。广东省，俨然成了全国、中央部门的“黄埔军校”，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官员。 这是因为，广东长期以来是中国最具活力、经济最为开放的省份。现在日渐形成一种观点：经济自由需要更为开明的政治思想观念与之相匹配，这就是“广东模式”。 从经济发展层面来看，作为中国开放的先驱且拥有中国第一个特别经济区深圳的省份，广东是全国最大的省级经济体。2011年广东GDP为5.3万亿人民币（合8，186亿美元），与荷兰相当。广东毗邻香港和澳门，是中国制造业和贸易枢纽。处于沿海利好位置的广东，经济增长还得益于全球化带来的外资、技术、专业知识、管理和市场。广东的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28%，贸易额占GDP（2011年）的91%，外国直接投资已多年位居各省前列（2011年为218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19%），而其中55%以上进入制造业。 自1980年代中国经济开放以来，广东庞大的制造业及合资工厂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例如，生产iPhone及其他诸多IT产品的富士康在中国雇工超过1百万人，其中一半在深圳。 除制造业外，广东还是金融中心（主要在深圳），具有多层次资本市场，且重点扶持中小企业及创业型企业。广东还是诸如腾讯、中兴及华为等世界级高科技公司的发源地。随着金融危机后出口的放缓，广东的本地企业已设法扩大了内销，其内销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由2009年的67.6%上升至目前的70.2%。 除了得益于全球化，广东的私有化企业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增强。国有控股企业仅占到工业总产值的15%左右，始终低于全国水平，由1998年近50%的高峰降至2010年的27%。虽然全球化和私有化对广东过去二十年来令人惊叹的13.6%的GDP增速作出了贡献（全国GDP增速为10.1%），但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维持目前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和产业升级。 普遍的共识是，经济发展必须与政治体制改革、文化理念的先进性相结合，才可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也更有持久的发展力度和空间。面对在以往不想碰不愿碰不敢碰的敏感区，广东却没有绕着走、避着行，而是正视问题，并用自己的探索实践去闯出一条新路。作为先发地区的整个广东，都先期遇到了社会深刻变革所带来的种种挑战：经济主体多元、利益诉求多样、社会矛盾增多、管理难度加大。经济改革与发展“腿长”、而社会建设与管理则“腿短”。深入进行行政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是改变跛足局面的迫切需要。 近年来，广东屡屡得到“尚方宝剑”，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试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作报告说：“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造福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这个颠覆了几十年宣传口号的豪言壮语，为广东进一步推动改革立下决心。近年来，关于政治、社会方面的改革有： 2008年9月，深圳市将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三种社会组织列入首批“直接登记”的试点。 2009年，广州市全部114个政府部门公开2010年预算，随即因为蜂拥而至的下载浏览而“瘫痪”了。这是国内城市第一次在网络上将政府“账本”完全“晒”在了阳光下。 2009年，广东省委、省政府正式批复，同意在维持顺德区目前建制不变的前提下，除党委、纪检、监察、法院、检察院系统及需要全市统一协调管理的事务外，其他所有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事务，赋予顺德区行使地级市管理权限。 广东省民政厅起草《关于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明确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 陆丰市的乌坎村因村干部吞地贪污发生群体性事件，广东省委工作组不仅没有采取镇压措施，反而肯定了乌坎村群众上访事出有因，大部分诉求是合理的，并最终承认了村民的选举权，由村民一人一票民主选举出新的村委会，危机最终得以化解。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此前已获国务院批覆先行先试的广东省，率先于11月26 日推出《广东省「十二五」时期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行先试方案》，力争到2015 年成为全国行政审批项目最少、行政效率最高、行政成本最低、行政过程最透明的先行区。 文化传播方面，从90年代后，广东趁着改革的春风，逐渐主导着全国文化方向特别是传媒业的发展核心。虽然广东地区也必然受到威权体制与威权文化的影响，但是广东当地的市场文化、个人自主精神也同样比较突出，其“市场取向”特征比较凸显，其中广东南方系报刊却是全国思想最开放的新闻平台。 我在《改革为何选择南方》一文曾分析过文化重心由北向南迁移，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新的历史格局的现象。这要追溯到宋朝，文化重心倾向于南方得到明显的增强。“靖康之难”宋室南渡之后，人才聚集于南方，在已有的物质和经济基础的支持下，南方逐渐成为当时中国文化教育的重心，北方文化由此衰微。 随着宋代以来文化重心由北向南的迁移，文化在南方获得了普遍的洗礼，在这个氛围下，素有鄙夷意味的“南蛮”之称渐渐甩开。加上后来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发展，南方人在近代时期比北方思想上、生活上要显得开明和先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南方经济快速发展，对外来的新鲜事物和思想都有较早的接触和灌溉。无论是经济制度、商品贸易抑或西方思潮，都是从南方率先着陆，进而“问鼎中原”。影响从小到大，由微见著，小至家电、饮料，大至思维、言论，南方相对都比北方要开放得多。 在言论上，南方的文化软实力也是极具特色，对真理真相真知的追求不亚于北方甚至西方。如具有代表性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受到了普遍的良好口碑，这也得益于文化重心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政策。南方报业堪称媒体人的“黄埔军校”，十多年来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媒体人员。据统计，有约200多人分散到各地担任媒体界的重要职务，他们在新的岗位上传播着新的媒体思想和普世理念，并且成为所在单位的主流思想和领军人，影响着广泛的“后来者”。如网易副总裁杨斌，腾讯网总编辑陈菊红，新浪网副总编辑孟波，酷6网副总裁、总编辑陈峰，中国网络电视台副总经理夏晓晖，21cn网总编辑曹西弘，《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阳光杂志》总编辑程益中，《博客天下》、《财经天下》周刊、《人物》杂志发行人荣波等等。南方评论的敢言特色，也影响和震荡着老气横秋的官媒，现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评论风格也都逐渐吸取南方报业的精髓，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当然，广东目前还存在发展方式粗放、结构性矛盾突出、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环境资源承载力不足、城乡区域发展失衡、经济社会转型核心动力不足、社会民生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等矛盾，但允许改革失败但不允许不改革，这些矛盾的存在都无碍于它冲破制度桎梏，作为一个中国未来改革和发展模式的样本走向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