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核心提示：中国必须改变发展模式，以面对贫富差距，人口老化，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的挑战。 原文： China new leaders: challenges ahead 作者：Angus Foster， BBC 发表：2012-11-13 本文由Fish翻译。     中国共产党将在晚些时候公布国家新一代领导人名单。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其13亿的人口，和人口的密集程度，这意味着，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面临的问题是棘手的。   发展模式     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已经使500万人脱离贫困。不得不说，在最初几年，中国的经济运转十分出色，但是现在需要改变。     中国和西方分析家说，必须重新平衡经济，给予更多的消费者，而不是投资，其中大部分是政府主导和浪费。     中国有许多国有企业占有绝大部分市场，应该要开放外企进入、竞争。     政府不该捍卫这些国有企业巨头，应该多多支持小型公司与中小型公司。因为这些新兴公司可能更好带动未来经济增长与就业。       中国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同意并支持这些观点。但问题是，中国政府会采取什么样行动解决这些问题。     支持者说，这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的牵制，促使了巨大的经济刺激，而不是结构性改革。     批评者认为，受中国是一党制国家的影响，导致政府腐败，需要立即改变。     中国的国有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只占一半，但是他们获得的利益却高达70%。他们申请银行贷款，也是最低利率。     霍德明（北京大学经济学家）表示，国有部门被迫撤退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可能使国有企业进一步扩大，因为这样才能使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竞争。   贫富差距     1978年，当中国开始了经济改革，人民的人均生活水平提高了不少。     城市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偏远地区，沿海省份的富裕程度远远领先于内地。中国社科院表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自1985年以来上涨了68％，成了亚洲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政府担心过大差距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在四川这样的内地省份推出消除贫困计划，并且废除拥有百年历史的农业税，以证明其承诺。     政府也极大的扩大了医疗保险，受益人口增加了十倍，达到8.3亿。教育投入也是如此。     然而，有部分反对者表示，中国人均生产总值只有6%用于社会福利，与世界上其他发展国家相比，仅仅只有一半。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治理制度，社会福利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负责，但是无论北京如何威逼，地方政府总是说没有足够的钱。   环境问题     中国的火箭式增长创造了一个世界上最复杂的环境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继续以煤炭作为主要能源。       自2003年以来，道路上的汽车数量翻了4倍，这一点，导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坏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球3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20个在中国。     中国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恢复环境的方案，如利用中国西部黄土高原，建造大量风力发电机组，自2005年来，风力发电容量每年翻倍。     为解决环境问题，政府落实到法律和监管框架。虽然执行起来，尤其是在地方一级，仍然是不完善的。     除了清理“高增长，高污染”，中国仍面临着国家发展的挑战。     亚洲开发银行的Joanna Masic说：“他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收益，但是仍有4.8亿人没有卫生设施、1.2亿人没有自来水供应。” 更高的期望     随着中国人民变得更加富有，更多的人受过良好教育，他们的人生目标也随之改变。     他们不再只是希望下一代领导人带来经济的运转，创造就业机会和财富，他们更想要更好的服务和更多的自由。       目前，每年有600万人在中国的大学毕业，和1998相比，增长了6倍。超过5亿人经常使用互联网，尤其是新浪微博（weibo.com），智能手机推动了社会人民的积极性。但是有时，会出现环境问题引发的抗议。     人们是否更快乐，以及更富裕，调查结果往往是十分矛盾的。     Richard Easterlin（美国南加州大学）表示，2007年与1990年相比，中国的第三富裕阶层更满意现在生活。但是其他人群却不是。     部分原因可能是更高的期望，人们都知道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但认为别人过得更好。 人口问题     中国的生育率是世界上最低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这限制了城市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除非有特殊情况。     这点导致的是，中国年轻人越来越少，老人越来越多，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年轻人需要支付更多的退休金与医疗保险给老人。       劳动人口将在2015年开始减少，工资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中国也将很快拥有比欧盟更多的老龄人口。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也导致一些异常情况发生。中国父母在胎儿超声波扫描时大部分都表示出，想要一名男孩。中国每220个婴儿，其中有120个是男婴，只有100个女婴。     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将有2400万男性找不到结婚对象。     学术界与政府智囊团呼吁，废除计划生育政策，这样做会受中国年轻一代的欢迎，他们可以帮助中国恢复生育率。但是高级官员没有任何表示，他们担心会出现人口爆炸。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11月4日，正在日本访问的达赖喇嘛发表讲话认为“胡锦涛时代已经过去﹐接下来的中国由习近平领导﹐中国经济改革带来了一些好成果﹐现在必须进行政治改革”。达赖喇嘛在今年八月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回忆了他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的不解之缘，称“习仲勋友善开明，在去世前还曾希望与达赖喇嘛会面” 。 尽管达赖喇嘛透露习仲勋在2002年临终前还渴望见到他，目前却没有资料显示这位在六四期间反对出兵镇压学生的“中共八大元老”是否如蒋介石的心腹陈诚那样在晚年皈依了佛教，但即使这样也并不表明习近平家庭里缺少佛教氛围。 10月31日，在台湾的中国问题专家、淡江大学退休教授林中斌在台湾《联合报》上发表文章，谈的就是《习近平与佛教》，他透露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为佛教徒，拜藏传师”。 林中斌说去年三月去印度达兰萨时达赖喇嘛拉亲口告诉他著名歌唱家、解放军中将彭丽媛“已不再否认自己是佛教徒了”。 林中斌认为佛教徒彭丽媛还促成了2006年4月在杭州召开有37国参加的“第一届世界佛教论坛”，当时习近平是浙江省委书记，正是他“向胡锦涛争取，促成此事”。为了使人们更加相信习近平的佛教色彩，林中斌引用了两个文本资料，一是2010年12月德国明鏡周刊引述的《維基解密》内容：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时“一度迷上佛教和气功，相信超自然能力”。二是去年11月杨中美出版的传记《习近平》，在这本书的103页中有这样的记载：一九八二年至八五年，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县主政，结交作家柯云路。柯以习在正定的事迹为蓝本编成电视连续剧《新星》，收视率达百分之九十二。柯云路笃信特异功能。受柯影响，习近平开始练气功，看佛书。 林中斌还注意到在08年北京奥运前夕，拉萨发生314暴动，已是身兼奥运负责人的中共高官习近平表示对“拉萨骚乱”等“奥运杂音”应以“平常心”看待。联想到“50年代初期习仲勋负责西藏工作时善待藏民”，林中斌认为“从父亲到妻子到自己，习近平与佛教结缘甚深”，只是“近年来，他将接国家领袖大位，必须对此保持缄默，而且宁左勿右”。 在林中斌的文章之外，还有一件刚被曝光的旧闻也值得关注：在被幽禁终生的赵紫阳05年1月去世时，习近平的母亲齐心率子女公开吊唁并献了花圈。在将此解读为“习赵两家关系至深”之外，能否认为是习近平母亲及家人抛弃了列宁主义的嗜血铁面，展现出了传统佛教徒的慈悲与佛性呢？如果习近平以佛教徒的心性来治理中国，中国的未来会是什么样？ 对此未来林中斌教授有三点预测：一是中国将成佛教大国。李鹏女儿李小琳都已经拜格西科才慈智木为师，甚至引发李鹏对佛教的兴趣，加上中共高层已有不少佛教徒，上行下效，中国佛教人口将由目前的3亿迅速膨胀。二是北京将恢复与达赖喇嘛接触，因为习近平明白如果不与温和的达赖喇嘛谈判，他过世后无人能说服激进的藏青会，汉藏仇恨会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一样无解。三是藏独疆独定时炸弹将被解除，因为习近平一旦巩固了权力，就会一改已经失败了的“提升经济和铁腕镇压”的政策，从尊重藏回文化宗教着手解决边疆问题。

美国人李敦白早年去延安参加中国革命 曾经亲历中国革命的美国老人李敦白表示，即将担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有“民主作风”，他会为继续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作准备。 李敦白是为数不多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之一。 李敦白1945年作为一个有理想的年轻美国士兵来到中国，而且深受共产主义革命的影响，最后他成为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的翻译。 现年91岁的李敦白对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剧变都有近距离的了解。他对路透社记者说，他认为习近平要推进重要改革会遇到很多苦难，原因就是存在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 李敦白目前生活在美国，他说他作为中共一名中层干部曾经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一起去中国农村，在那里见到了贫穷的农民。 李敦白在北京的茶座接收采访时说，在延安的时候习仲勋是他亲密的朋友之一，从习近平身上可以看到他父亲的影子。他说习仲勋是老一辈中共领导人当中最具民主意识的领导人。 59岁的习近平据料将在周四正式接任党的领导人，胡锦涛届时将在十八大结束时将权力转交给习近平。但是习近平也将继承一个正在放慢的经济，以及面对党内外要求解决问题的呼声，其中包括被认为危及增长和社会稳定的问题，诸如贫富悬殊加大、腐败和政治不自由等。 当习近平在沿海的福建省主政时，李敦白曾经写信给习近平请他帮助他作咨询工作的儿子。他儿子的一个美国客户在一项大型交易中面临亏损。 习近平当时拒绝同一个相关公司的主管会面，说“他干涉商业交易不合适”。不过习近平后来还是促成了问题的解决。因此李敦白说，习近平是个对经济事务有积极态度的人，他会为外国公司创造有利条件。 虽然李敦白没有见过习近平，但是他认为习近平的性格可能会使他倾向改革，他引述了在浙江了解习近平的人的一些描述。习近平曾经在浙江担任党委书记。 那些人都说同样的印象，即习近平非常平易近人，很容易共事，作风很民主。李敦白说，习近平从不打击他不喜欢的人或他的对手。 不过李敦白对于习近平是否能够实行改革保持谨慎，习近平要考虑在政治局常委中达成共识的问题。因此李敦白说，问题就是习近平能够做多少。 李敦白说，因为习近平不是像邓小平或毛泽东那样的强势领导人，他不能向他们那样随心所欲，他不需要争取领导班子当中的多数，目前不清楚习近平在这方面能有多大作为。 他认为习近平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会遇到掣肘，因为那会涉及许多利益集团，他们不愿意轻易放弃权力，因此习近平实施改革会遇到困难。 因此李敦白说，除了反对改革的阻力，还有现在掌权的人当中存在的一般惯性或惰性，因此他估计在新领导层中不会出现推行剧烈变革的情形，但是会有渐进的变化。 李敦白本人在中国政治中也经历了起伏，他曾经两次被诬告受牢狱之灾，他在监狱中度过了16年。一次是因为斯大林对毛泽东说他是特务，还有一次是因为他同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争吵。 李敦白在1980年正式脱离中共。李敦白说薄熙来倒台可能会成为改革因素。他说薄熙来的丑闻是个好事，因为该事件揭出黑幕，让人联想是否还有其他类似黑幕，促使人们对此采取戒备和防范措施。 李敦白说，关于薄熙来倒台导致中共危机或者权力交接面临挑战的想法是不对的。他说高层多年来对如何处理薄熙来一直存在分歧，最后将他拿下恰恰说明高层达成了一致。

作者： 大海之声   近闻，哈尔滨市招聘457个清洁工引来1万余人报名，其中近三千人拥有本科学历，25人拥有统招硕士研究生学历。“事业编制”，是此次招聘最大的亮点。 这种类型的消息如今在中国大陆已经司空见惯、不以为怪了。然而，这类消息传达出来的两个强烈的信号，是否引起了人们对所谓“中国模式”的反思，却有待斟酌。 这两个信号是什么呢？一个，体制内就业对广大求职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的吸引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管理层和被管理层之间的阶层界线，即便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清洁工职业，只要属于体制内的“编制”，也比体制外的“白领”具有吸引力，可见，体制内就业呈现出来的“刚性”优势可与恒久居高不下的房价比肩，这对于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来说，是非常反常的；另一个，在收入的丰厚、稳定以及各项社会保障的优越、恒定方面，体制内就业已经遥遥领先于其他任何行业，然而经济改革的趋势则是体制内就业的范围将越来越小，体制外的就业空间将越来越大，就是说，就收入增加、稳定和社会保障内容的拓展、恒定而言，它是和上面那个改革趋势反向行进的：体制内就业的范围越是缩小，它的收入增加的速度就越快、越稳定，各项社会保障就越到位，越恒定；而体制外就业的范围越大，其收入的增长幅度、稳定性和各项社会保障的内容、恒定性就越薄弱，其风险和变数尤其下行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对于一个GDP增长每年都保持在8%左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极为反常的，不可思议的。 我们知道，对中国大陆而言，所谓“体制内就业”意味着至少大部分岗位，是由国家财政和各级地方财政供养的，一部分“自筹自支”事业单位，其“创收”也和政府的行政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体制外”的就业岗位，至少绝大部分属于“造血”的，它们以直接的生产、服务和管理的造血功能，以税收或各种行政性收费的方式向国家和各级地方财政源源不断地输血，用其一部分供养属于国家和社会管理范畴中的“体制内岗位”。问题是，对于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如果占人口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体制外底层就业人群的收入长期低位徘徊，其基本社会保障的内容、覆盖面长期处于单薄和停滞状态；而占据人口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中等阶层”的收入和社会保障却因“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分而反差强烈；只有占人口百分之十的“体制内”人群的收入和社会保障在随GDP而高速增长，那么，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就是病态的，不可持续的，它蕴含的各种社会矛盾就有可能最终激化，导致社会动荡或革命。 显然，被一些人引以自豪并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模式”，正处于这种“病态状况”。究其病源，我以为，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至少有三大败笔，导致“中国模式”落下了病根。笔者不揣冒昧，简要析之。 一大败笔：造就了新的等级制度。改革开放最大的政治功绩，是废除了毛泽东时代那种以意识形态来划分的政治等级，基本恢复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公民身份。就是说，在政治上，人群中已经没有所谓“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和“革命干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等“红五类”之分。然而，在破除这种政治等级的同时，却在重建以官本位为核心的社会价值层面和分配层面的新的等级制度。 我们知道，毛泽东时代，在分配及社会保障上的体制性保护范围，覆盖了除农民以外的几乎所有社会阶层。这种体制性保护是扼杀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生机的头号杀手。改革开放以后，大面积缩小这种体制性保护的范围，是必需的。然而，这种体制性保护范围的缩小，可以走向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所产生的结果也是大相径庭的。体制性保护范围以国家和政府公职人员为核心进行缩小，这一点并没有错，区别在于缩小的性质、方式和方向。这种区别何在？其一，是把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其他人员的工资标准始终定在社会中等阶层的收入水平，淡化这个特殊群体的收入水准在整个社会分配状况中的优越地位，还是在其他社会阶层尤其是中下层的收入增幅缓慢甚至长期停滞的情况下，单方面一路提升公务人员的工资水平，且涨幅“惊人”，不断强化这个特殊群体收入和社会保障的刚性优势？其二，我们看到，体制性保护范围收缩的最后边际，同时也是各级权力核心辐射的最后边际，也就是说，体制性保护的最后覆盖范围，仅仅是各级政府机构序列（包括党委、人大、政协、群团）的公务员和与权力机关关系紧密的事业单位人员（包括教育机构人员）。问题是，对这个最后的保护圈内部的用人机制，是进行只进不出的固化——即将这些手握各级权力和职务之便的特殊群体的优越性和流动性固化呢？还是软化、淡化体制性保护圈子的最后边际，采取优胜劣汰的人才竞争机制，让各级权力核心公务人员的选拔、流动和整个社会的人才选拔、流动机制融为一体，让公务人员同样优胜劣汰，能进能出，从而使体制性保护的圈子处于逐步去特权化、去优越化的状态？其三，是不断淡化以至消除因体制性保护形成的各个阶层的身份差别，还是不断强化、细化乃至彰显这种身份差别？ 三十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中体制性保护范围缩小的过程究竟走的是什么路径，哪个方向，其答案已经一目了然地摆在人们面前。体制内群体工资收入的涨幅和体制外群体尤其是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收入的涨幅相比形成的巨大反差，还用在这篇小文中说吗？三十多年来，尽管体制性保护圈子在大幅缩小，但处于圈子核心部分的特殊群体，你也许听说过他们在“竞聘”中职务有所变动，但你听说过有人在正常的选拔竞聘中丢了铁饭碗——“编制”的吗？现实生活中，你会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在“体制内”的单位，“在编人员”和“不在编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水平”，差别惊人，而且这样的单位无论在编人员和不在编人员，其中又分若干身份等级，且收入福利也相应分出等级。比如在编人员的性质有行政人员，即正规公务员；有事业编制人员，其在身份和收入的“刚性”上要稍逊公务员一筹；有干部性质，有工人性质等等。而不在编人员中有等待进编人员，即其学历和资格都符合进编，只是单位编制有限，需等待有人退休腾出位置，其收入和福利、“劳保”比正式在编人员要稍逊一筹；有合同制人员，临时工等等，后两种人员也许永远没有进编的资格。虽然一个单位的不在编人员往往承担着单位大量的主要业务工作，但他们的收入却不是和他们的工作性质和工作效率挂钩，而是和他们的身份挂钩。因此，当体制性保护圈子中核心群体的待遇优势和身份优势被固化、刚化以后，其所处的最优社会等级就像一杆标杆，成为整个社会划分分配等级和身份等级的一个坐标。一个体制内单位各种人员的身份划分，会潜移默化地成为其他非体制内单位划分人员身份和分配等级的样本。由此我们看到，在一些完全走向市场的事业单位、国企甚至合资或民营企业内部，员工的身份等级和随身份而同步形成的分配等级，也有着严格的划分。 于是，这种以体制性保护圈子的核心部分为最优等级标杆而划分的整个社会森严的身份等级和分配等级制度，不仅带来了极大的社会不公、分配不公以及经济剥削、两级分化，而且还带来了公民之间的身份歧视、官本位膜拜、社会核心价值的扭曲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弊病。 二大败笔：造就了畸形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果仅仅是体制性保护圈子内人群的收入、待遇被固化、刚化和优化，其催生整个社会等级划分的标杆效应还不会十分明显，其社会后果也不会那样严重，因为当体制外的社会中上层的收入、社会保障由上线超过这个特殊群体、体制外的中下层的收入、保障从下线接近这个特殊群体时，以官本位为标杆的社会分配等级和公民身份等级的边界，就会逐渐被模糊、消解，社会的发展仍然会向公平、公正的良性方向行进。这种情形，在大陆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并非没有出现过。一度时间，大学生择业的热点，是正在蒸蒸日上的工商企业的经营管理或自主创业，连机关干部也跃跃欲试，有相当一部分人丢掉铁饭碗“下海”创业或经商。然而，好景不长，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朝着这个良性方向发展下去。很快，无论是农村多种经营致富热、企业自主创业热还是下海经商热、投资抄股热最终都没热得下去，或者因各种动荡、风险、不测逐渐冷了下去，或者干脆降到了冰点，而体制内岗位的优势却在不断“升温”、刚化，其风险也在和体制外各行各业所面临的“不测风云”的比较优势中降到最低点。最终，形成了今天的经济“奇观”：连体制内扫大街的清洁工岗位，对于“十年寒窗”的大学生，也成了“挡不住的诱惑”。那么，为什么体制外各行各业的几乎所有岗位的收入、待遇、社会保障都在面临着下行的风险和变数之中，而惟独体制内核心部位岗位待遇的优势则越益坚挺，且终于“独占鰲头”，“鹤立鸡群”？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过程。但既然大陆的经济改革属于政府主导性改革，那么造成当今这个畸形的经济发展局面，政府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责任在哪里呢？我以为，体制外行业的“不景气”大抵和它们当下生存状态的尴尬有关，而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主要原因，则是由政府的“主导性”产生的。当然，这个问题的详细答案，应该由经济学家去寻找，这里只能划出几条粗粗的轨迹。 第一，我以为，中国政府的高税收政策，一直是扼住工商企业咽喉的一只手。尽管高税收可以使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和比重远远超过GDP的增长，但却大大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和再生产空间，是逼迫企业走初始资本积累之路——从廉价劳动力身上榨取利润的第一推手； 第二，以资源、原料、市场为依托，以廉价劳动力为动力，大力发展制造业，将中国变成世界制造业的基地，是政府主导性经济改革中企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尽管“战绩”不菲，但是代价极大，它的不可持续性和承担的国际市场风险随时可能让它掉入陷阱。尤其当它们微薄的利润空间主要来自本国的廉价劳动力时，这根脆弱的支柱一旦崩塌，其结局便可想而知。可见，政府在经济改革中的企业发展战略是广大企业走初始资本积累之路的第二推手； 第三，各级政府对企业名目繁多的行政性干预以及政府官员大量的权力寻租行为，使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其中进行“政府攻关”和贿赂官员所付出的大量隐性支出，大大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从而成为企业被迫从一线员工身上榨取利润的第三推手； 第四，政府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以后，被“抓大”的大中型国企大部分成了行业垄断企业。它们不仅垄断资源、人才和政策，挤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而且垄断市场份额，使大量“体制外”民营企业以扩大产品的市场份额来扩大利润空间的努力变得越来越难，不得不转而“内部挖潜”，从而成为企业“剥削”廉价劳动力的第四推手； 第五，政府在经济改革中强烈的逐利倾向。这种倾向有三个内容：一个，官员的政绩冲动；二个，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冲动；三个，官员个人权力寻租的冲动。这三个冲动，决定了政府主导经济改革支撑点的位移。比如，从各级政府大办“开发区”热转向“城市化”热就是这种支撑点位移的典型表现。而各级政府“主导”的超常规城市化建设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好处：一，可以迅速取得以城市繁荣、公共设施和城市景观为主体的直观政绩；二，为各级政府一直乐此不疲的投资型经济增长模式提供更广阔的平台，而在这个平台上兴起的以炒地价和房价为引信而一路攀升的房地产热，不仅可迅速引领GDP的大幅增长，而且也大大开拓了国内的购房“需求”；三，由于土地归国家所有，因而各级政府都可以从不断攀升的地价中获取大量的土地出让金，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此谓土地财政也；四，参与城市化建设和房地产运作的各级政府官员可以获得大得多的寻租空间。而过度城市化的恶果为：一，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和银行贷款，使社会和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日益捉襟见肘，逼迫社会资本向房地产业大规模转移，不仅导致实体经济的境况更加雪上加霜，而且助长资本炒作、金融投机之风愈演愈烈；二，城市化中的大拆大建迫使大批城市居民“超前消费”，不仅沦为房奴，而且购房支出大大挤压了他们其他日常需求的支出，其后果是直接导致其他生活消费品市场的萎缩和这些消费品生产厂家的窘境，从而再一次打击了实体经济，使它们的发展空间更加逼仄、艰难。这也是人们长期嚷嚷“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三，由于政绩冲动和投资冲动，城市化中各类公共设施、商业网点的过度建设，导致大量的城市设施和公共设施因超出市场需求而形成浪费。而这些浪费占用的是大额政府债务和银行贷款。也就是说，这些浪费的部分是得不到市场回报的，属于“呆账”，但仍然是GDP增长的一部分。就是说，这部分“呆账”导致我国不断增长的GDP中掺杂的虚拟成分和泡沫日益增多，这就是我国GDP的增幅和居民收入增幅不成比例的主要原因之一。而GDP中虚拟成分和泡沫的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将直接导致国家经济的崩盘；四，虽然城市化和房产热带动了一个庞大产业链条的繁荣，但这种繁荣却不可持续。因为我国的城市化和房地产并不是根据城市建设和居民住房的市场需求循序渐进地发展的，而是建立在对城市土地的突击性扩张上，因而，由城市化、房地产热带动的产业链条的繁荣，和我国“十八亿亩耕地”的保障目标将发生尖锐冲突，一旦发生冲突，这个产业链条的崩溃将不可避免，届时会有大批人失业或大量农民工求活无门；五，导致权力寻租更加肆无忌惮和吏治腐败越益病入膏肓。 可见，政府主导型经济改革支点位移所造成的大量投资和资本由实业界向城市化、房地产和金融投机领域转移，从而使大批实体经济因市场空间的萎缩而处于艰难、困顿甚至朝不保夕直至破产的状态，是体制外各行各业的就业岗位的收入和社会保障不断下行或充满风险的主要原因，而中国大陆实体经济利润空间拓展的主要路径长期停留在对廉价劳动力的榨取上，则一方面形成了占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一线劳动者收入长期低位徘徊，另一方面占人口大部分的普通劳动者极为有限的消费需求，不仅和快速增长的GDP不成比例，而且反过来制约经济实体的发展空间。这就是中国大陆的实体经济之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国内内需为什么长期低迷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体制内职业岗位的收入、待遇、社会保障日益优化、坚挺，而体制外各行岗位的收入、待遇、社会保障越益动荡、下行、充满风险的直接原因。因此，政府主导型经济改革战略支撑点的位移和以“廉价劳动力”为企业的发展战略，委实是“中国模式”的又一败笔。 三大败笔：造就了失败的教育制度。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向现代化行进、其高等教育又不能迅速普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小学的普及教育、职业教育和大学的精英教育，是有明确分工的。虽然普及教育和精英教育之间的确有选拔、择优的连带关系，但两者教育的方式和目标不可能混同，普及教育是大众教育，肩负着培养大众最基本的人文精神、道德素养以及和现代化进程接轨的各类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的使命；而大学教育则属于精英教育，它为各个经济领域、管理领域、人文领域和科技领域培养基础人才和尖端人才，它的方向和目标，是引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神、科学基础理论和科技水平向国际尖端领域行进，从而从根本上保证国家发展模式的科学方向和现代化进程。因此，大学教育的基本模式理应是教授治校，学术至上。尽管大学教育同样具有职业教育的功能，但它绝对不会沦为求职培训班。 然而，眼下中国大陆的大学教育恰恰沦为了职业培训班，让学生获得一份求职的文凭，或取得一块进入上流社会的敲门砖，几乎成为各类大学的首选目标甚至惟一的目标。为什么会这样？这要从改革开放后所谓中国模式对教育的绑架说起。 我们知道，在一个现代化进程起步不久的国家，因社会分工而形成的各种职业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别；管理层和被管理层的区别；科技含量高与科技含量低的区别等等。这些分工和职业的区别形成了一个由下到上的等级阶梯，这些等级阶梯高低贵贱的划分，围绕着收入、知识程度、社会地位、管理权限、被尊重程度、职业效能等核心内容进行，这种职业等级的划分也直接形成了底层社会、中等阶层和上流社会。一个健康的社会，这三个等级社会之间的互动应该是正常的，这里主要是指底层社会成员通过职业变动向中等社会、或中层社会向上流社会的流动，人们通过这种畅通的流动发挥自己的才华，改变自己的命运，追求新的事业境界和幸福生活。可见，这种底层职业向中上层职业的正常流动，是整个社会保持生机和活力、全体社会成员都拥有生活希望的根本保障，而随着精英教育的普及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社会职业之间的鸿沟也将逐步缩小、模糊。当然，依靠教育实现向上流动，仍然是主要途径。一个人不通过专门教育，他永远当不了医生。但这不是绝对的，相当一部分职业的向上流动，凭的是人的实际才能和实践经验，而并不一定需要一张大学文凭。一位优秀的钳工当上车间主任，就完全可以胜任，干吗非要一张大学文凭不可？公务员也不一定非要大学文凭，有些人的实际管理才能远胜一张大学文凭。还有军队，从优秀的士兵中选拔基层军官，并不一定非上军校不可，照样能提高部队战斗力。中共军队的众多优秀将领，就根本不是由军校直接培养的。 因此，当高等教育文凭逐渐成为中上层职业岗位的惟一门槛和职业向上流动的惟一敲门砖时，由底层社会向中上层社会职业流动的相当一部分路径，就被堵死。如果一个社会职业等级之间的收入、福利、待遇、社会保障的差别并不悬殊，且朝着缩小的方向发展，那么即便向上流动的渠道被部分堵塞，人们对这个社会还抱有希望。然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当一个国家将“廉价劳动力”作为实体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并一味刚化、优化体制保护圈子内职业岗位的收入和待遇，从而使社会职业等级之间的收入、待遇反差极为强烈、且向不断向扩大的方向发展时，这种向上流动的渠道被堵塞，则使广大底层民众处于绝望之中。他们惟一的希望，就是让下一代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改变命运的惟一路径，就是上大学。因此，获得一张大学文凭，不仅是下层民众子女向上流动的惟一希望，而且对于部分中上层群体的子女来说，也同样如此。只有部分掌权的官员和暴富的商人才有可能利用权力和金钱为学习成绩不好的子女谋取一个好职业。 于是，在底层职业或体制外职业的境况和中上层职业或体制内职业的境况的反差犹如天壤之别的情形下，为子女获得一张大学文凭——向中上层社会流动的惟一（除了特权）敲门砖，便成了整个社会绝大部分家长投资子女教育的首选目标甚至惟一目标。这个目标形成的巨大的社会需求，拨动了中国教育在市场大潮冲击下形成的那根最敏感的逐利神经。于是，围绕这个巨大的社会需求，中国教育有史以来最大的败笔——教育产业化的“怪胎”出现了，这个怪胎的狰狞丑恶表面上看只表现为大专院校超出常规的扩招，但深层次的本质则是逼迫整个教育放弃神圣的使命和起码的宗旨，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整个教育链条打造成一个制造大学文凭——进入中上流社会的敲门砖的生产流水线。多年来人们常常诟病应试教育，其实应试教育的真谛就是选拔教育，而选拔教育如果把一张高等教育文凭作为惟一的目标，那么它除了堕落为高等职业培训班以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而眼下我国教育的现状是，不仅大学教育，而且整个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都放弃了普及教育的基本使命，成了选拔教育的俘虏。至于从制造高等教育文凭流水线上淘汰下来的“废品”，自然是几乎没有任何希望地流向社会的底层。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个学子的中考分数和高考分数，不仅决定了他能否继续深造或到哪一个等次的学校深造，而且可以基本决定他将来会到哪一个社会层次就业，就是说，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在他的中学时代就被“分数”的等次所决定了。 那么，大学扩招的恶果是什么呢？中上流社会和体制内的职业岗位毕竟是十分有限的，当大学文凭被大量地制造出来以后，其敲门砖的效应日益式微，大批大专生、本科生甚至研究生被挡在中上流社会和体制内职业的门槛之外，于是，新一轮严酷的竞争和淘汰出现了，尽管相当一部分企业和单位已不买惟文凭论的账，但拼学历的现象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前段时间有报道说某环卫单位看厕所的岗位都用起了研究生。也就是说，大量高学历者在流向中上层或体制内职业岗位的求职过程中因“供过于求”而受阻时，不得不转向中下层挤占普通劳动者的职业岗位。从而形成人才的大量浪费和底层向上流动的途径被进一步堵死的恶性循环。 如今，教育产业化的口号已经不再提起，但整个教育体系围绕全社会强烈、旺盛的就业需求而打转的逐利本质却没有改变。结果是，中小学的普及、基础教育被功利性极强的选拔教育破坏殆尽，年轻一代的文化素养、科学素养甚至道德素养在下滑，而高等教育一旦沦为职业培训机构，它还能肩负起引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神、科学基础理论和科技水平向国际尖端领域行进，从而从根本上为国家发展模式的科学方向和现代化进程提供人才保证的重任吗？可见，大学超常规扩招和以向学生提供进中入上流社会的敲门砖为教育的最终旨归，是导致中国教育失败的直接原因，而国家在改革中一刀切地推行惟文凭论和不断加剧社会职业等级之间反差的马太效应，则是引发全社会对高等教育的畸形、强烈需求的根本原因。可以说，中国教育的失败，是所谓中国模式最大的失败，它给整个民族文化素养和科学素养的提升造成的内伤，将危害深远，很难痊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