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作者饶文蔚是重庆市巫山县前政法委书记。因为在《大纪元》上发表了如下评论文章，于2008年被重庆市国家安全局逮捕，当年被以“诬蔑、诋毁”，“煽动 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之“煽动颠覆罪”和“受贿罪”重判12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文章来源：中文独立 笔会。） 饶文蔚：短评共产党（10） ——一个中国男人的“反动”手记 中国人的陷阱...

董韦：转型期社会焦虑的化约与消解 进入专题 ： 转型期 社会焦虑    ● 董韦   　　 　　【摘要】转型和变革引发了人们的社会焦虑，社会焦虑的背后是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和冲突。由于利益关系失调，相互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人们对未来前景难以形成稳定预期，从而导致了社会焦虑的产生。社会焦虑的对象不同，但在其性质和内容上却存在共性，我们应根据社会焦虑产生的根源，对之加以理性化约和消解。 　　【关键词】转型 社会焦虑 幸福指数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在给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带来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从而引发了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社会安全感的缺失和社会信用的匮乏，并直接导致了社会焦虑的日益凸现。 　　 　　转型期的社会焦虑 　　 　　社会焦虑是指在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着的一种紧张的心理状态。①也有学者称之为“社会紧张”或“社会挫折感”。改革促进了社会转型的进程，但不容回避的是，部分改革偏离多数人的利益诉求，产生了一些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社会焦虑便是其中之一。由于利益关系失调，相互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人们对未来前景难以形成稳定预期，个体无力控制那些可以对生活机遇造成直接影响的事件，而且这种紧张心理在当下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弥散和扩展得更迅速。 　　随着转型社会变革速度的加快，在某些领域和行业已经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贫富的分化，对于为什么如此，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许多行业消失，并导致失业现象严重;大多数劳动者工资收入较低，而垄断行业收入远远高于其他行业;中产阶层收入下降，收入差距从未像现在这样搅动人心。人们经历了与社会转型相关联的从观念到实践的转化，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现代化发展、全球化进程等不确定性引发变革和冲击，生活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受到他们自身无法理解、驾驭或忽略的境遇的压抑，从而产生不确定性和无能为力的焦虑。 　　通过对社会焦虑现象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虽然社会焦虑和物质“稀缺性”之间有关联性，却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关系。尽管人们焦虑的对象或有不同，但在其性质和内容上却存在共性，人活着并不只是为了温饱，人还有“第二需求”，即需求从事解决温饱的活动。人们不仅不能容忍没有温饱的生活，而且也不能容忍没有从事解决温饱的活动，“第一需求”得到满足，“第二需求”就会萌发，这种情况之下，不是希望得到温饱，而是希望获得实现目标的道路。 　　 　　焦虑产生的缘由 　　 　　中国经济的GDP增长最快的这些年，社会改变的速率也是最快的，社会焦虑不断增多，假如它不断地发生，我们就会持续地受到焦虑的煎熬，免疫系统就会虚弱，这是工业化国家常见的病症之一。假如看不到焦虑引发的风险，我们就要犯错，因为我们的警惕性会由此而下降。转型期社会焦虑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如下方面： 　　利益结构调整，社会关系紧张引发社会焦虑。转型和变革意味着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调整，社会成员与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发生变化。“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政府职能、国家权利(外包之后成为全球权利)、会计组织、经济功能被外包给超国家经济组织和超国家文化活动(比如艺术博览会在全球的扩展)的情况。同时也出现了功能被御载、转由私人承担的情况。”②“在这个全球信息时代，在第二现代性下，权力的运作和不平等的出现更多的基于排斥而非剥削，这一点如今已是老生常谈。”③繁荣的背后隐藏着社会关系紧张，社会成员产生对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性，以及对先期致富者不服气、但并不是怨恨富人，他们所怨恨的是没有任何可以致富的途径。当然，也有的铤而走险，走上抢劫、绑架、杀人越货的犯罪道路，但这并不是转型期特有的现象，而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共同问题，然而这一切都使转型社会贴上“有争议性的‘焦虑社会’的标签。”④ 　　需求和倾向变化引起的社会焦虑。人天生就有不断的需求，不满足于只是适应外部世界，而且会不断地提出要求，渴望满足不断产生的新的需求，不断去获得我们所匮乏的;不断地征服和改造那些不完美的、不驯服的东西，直到它们适应我们。最为实质性的事实在于问题的另一方面，人们受“需求和倾向”的干扰，不再拥有任何可以躲避的场所，而且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难以避免。最近发生在贵州德江“拆违”官员被刺死的典型例子使我们反思，我们的一些制度和政策将如何设计才能更适合发展的需要。在社会的底层，如果一个社会不是同时最有效地把大批民众动员起来，并耐心地确保他们自己为他们自身以外的他人工作，这个社会不太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并听任它的众多成员生活在无所事事的状态，享用他们所创造的休闲和快乐。在社会养老方面，虽然国家的财政收入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的增加，但是目前一些地区远远大于其能够承受的能力，而且最近对养老金“弹性迟延”的争论焦点，也集中于是否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公上。由此推之，人们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及其目前还存在很大缺陷的养老体系的担心，也就自然转化成为一种“社会焦虑”;在城市居住方面，对房价的调控又出现反弹，人们对居住的担心和焦虑，远远没有消解。 　　“双重失业”产生的社会焦虑。由于各种原因，不仅工人失业，企业也失业，这种“双重失业”现象的来临，使就业的、未就业的群体都产生着焦虑。虽然政府相关部门尽最大努力使社会合理化并承诺实现充分就业，克服失业现象，但是，就业问题始终重复地困扰着我们，如同转型的艰难伴随着时间代代相传。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数字显示：2011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55万人。每年新毕业的大学生超过600万人，加入寻找就业岗位的行列，相当于欧洲一些中等规模国家的总人口。2010年二季度末，全国实有城镇登记失业人数908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但这仅仅是局限于城镇地域的窄口径就业统计，更多农村富余劳力的就业情况，则淹没于统计数据背后，不为人知。总之，如果要为“社会焦虑症”列一个清单，我们还可以把诸如地区差距过大、公共资源分配不公、“三农问题”等不断地放进去，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高度关注的同时，不断快速地予以消解与化约。 　　 　　理性化约与消解社会焦虑 　　 　　社会焦虑是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必然产物，消除这一现象也许一时无法做到，它将与社会进程一起发挥作用，甚至还是重要作用，对此我们毫无理由怨天尤人。社会焦虑并不是中国独有，历史上，如“二战”的美国、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和七八十年代的韩国，都曾出现过社会焦虑，其共同点是：快速的经济发展带来社会不平衡等。因此，应从错综复杂中发现简洁，从不一致中发现和谐，除了借助外界力量之外，还要求助内在的力量来化约与消解社会焦虑。 　　改善民生化约和消解焦虑。“把社会成员铸成个体，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但是，这种铸造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项日复不休的活动。”⑤同经济发展相比，社会发展仍然滞后，民生改善仍待加强。如果我们不顾这些问题的存在，那么这些问题同时也会影响我们的一切主动和被动的行为。2011年不丹王国成功劝说联合国大会支持一项不具约束的决议—鼓励成员国“在决定怎样发展社会和经济的同时给予更多的关心在民众的幸福上。”就像政府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促进经济增长一样，政府应考虑如何提供更多的个人选择来使人们生活得更幸福，构建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组成的国民幸福指数。 　　仅仅提出合理化来化解我们今天面临的就业焦虑是不够的。过去的劳动目的在于通过制造产品而满足需求，今天则成了满足就业机会的需求。随着企业合理化和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为此所需要工人付出的劳动效能就不断缩小。至少没有人可以通过降低工人数量的措施来同时达到创造增加劳动的目的。人员过剩是工业化发展时期“人员裁减”的本质特性。我们今天面临的不仅仅是如何分蛋糕的问题，而且还有如何承受不做蛋糕所带来的后果问题。因此，需要有充分的风险意识、足够的应对之策。 　　理性化约和消解社会焦虑。社会焦虑的根源不仅仅是外在的，也包括人类内心的巨大冲突。比如，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实际上隐含了“道德风险”，当政府降低风险的期望与降低风险的能力之间形成“真空”地带，社会焦虑的情绪就会增加，解决之道则要从外部环境入手，并通过立法来解决，不能听之任之制造恶性循环;而对发展和现代性的反思则是内在的，制度寻求者只能解决一部分焦虑，身心的幸福要内外兼修，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能够通过磨炼减轻大部分无益的忧虑，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和理性。 　　 　　(作者为贵州省委党校行政管理教研部副教授) 　　 　　注释 　　①吴忠民：“社会的急剧转型与社会焦虑”，《科学中国人》，2002年第4期。 　　②③④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范?、张惠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页，第19页，第21页。 　　⑤英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约斯特·房·龙：《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赵延东、马缨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58页。    进入专题： 转型期 社会焦虑   

陈仪：强化人大预算审议权的路径选择 进入专题 ： 人大 预算审议权    ● 陈仪   　　 　　【摘要】人大对政府预算草案进行审查和批准是宪政的基本要求，也是预防腐败、增进民众信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但目前人大审议预算草案的程序欠缺、预算信息透明度低、初步审查法律后果不明、人大审议时间过短、人大代表缺少修正权等因素直接限制了人大监督作用的发挥。我国可以从明确预算审议的程序，强化预算信息的公开，使预算的初步审查法制化，并赋予代表对预算案的修正权等路径出发，既避免对人大制度作激进调整，又切实发挥人大对预算的审批权。 　　【关键词】预算审议；审议程序；修正权；预算信息公开 　　 　　一、问题的提出在经济匮乏的年代，政府掌握的公共资金有限，人们一般也就不会十分关心公共财政的问题。但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政府掌握的公共资金数目惊人，政府开支动辄上万亿；民主法治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又使民众的权利意识、监督意识得以加强，政府财政的安排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各方利益主体瞩目的焦点。在公众与媒体的聚集之下，公共财政开支领域的诸多怪现象便逐渐暴露，引发了公众的质疑与不满。怪象之一：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5～2006年，国家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由996．54亿元增加到7571．05亿元，12年间增长了6．60倍；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6年上升到18．73％。这一数据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以及美国的9．9％。12009年北大教授王锡锌在作客中央电视台的《新闻1+1》节目时更披露：我国的公款吃喝、公车使用和公款出国的费用接近9000亿。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却迟迟建立不起来，公共医疗服务严重不足，教育经费匮乏，政府大力宣传“希望工程”鼓励民众资助贫困孩子上学。怪象之二：2008年末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出台后，由于4万亿的具体流向和决定程序不甚明晰，结果国家发改委周边旅馆很快爆满，各地都在“跑部钱进”，几乎每个省都挑灯夜战，在短时间内拿出了上百个项目，以期搭上“4万亿”这趟便车。2怪象之三：每年临近岁末，都会出现中央各部委和各级政府突击花钱的现象，据媒体报道，2007年11月初，大部分中央部委只花掉了总预算的六成多，各地政府只花掉了总预算的七八成，一年一度的年底“突击花钱”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3于是，各项不必要的修建工程纷纷上马，刚铺过的道路掘开重铺，刚修整过的花圃推掉重来。 　　上述怪象的出现说明我国在经济改革不断推进、公共资金快速积累的同时，相应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却未能随之作出有效的调整。目前，无论是在公共资金的收入还是支出上，强大的行政权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人大对预算的决定、预算的支出、预算的审查等问题长期处于弱监督状态，预算的法制化程度较低。如此一来，缺乏有效监控的政府财政权被滥用、乱决策、乱花钱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但这种财政上混乱、失控的局面与法治国家的应然财政秩序相距甚远，既不利于在涉及国家财富的动用、支出等问题上落实人民主权原则，也不利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真正实施，必须加强对该问题的研究，为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这一权力提供宪法理论根据，4建立起一套完整统一、公开透明、公正民主的预算制度。 　　 　　二、强化人大对预算的审批权是宪政的基本要求人民主权原则是近现代各国宪法公认的基本原则，也是各国宪法发展和宪政制度的根本价值取向之一。集中体现人民主权原则的宪法一般都规定了代议制，将它作为实现人民主权的具体途径。根据人民主权原则，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政府只是受托行使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权力，为公民提供良好的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更好地享受自己的权利，并为公民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服务。简言之，权力来源于权利，按照社会正义的要求，它应当服务于权利的实现与增长。5因此，政府的一切行为都必须向人民负责，人民应当直接或间接成为管理其自身事务的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6任何法律、公共政策的制定都应当具有民意的基础。 　　在诸多公共政策中，最需要民意基础的无疑就是公共财政资金的征收和使用。因为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和主要目的，就是保护他们的财产。7政府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于纳税人的财产，税收的增加就意味着人民手中可支配货币的减少，而人民之所以愿意交纳税款，形成公共资金，是希望政府能“聚众人之财，办众人之事”，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福利。如果政府收取税款，形成公共资金后，却不让人民了解这些钱的具体支出情况，更不让人民对花费这些钱的计划发表意见，随意使用公共资金，则人民的财产权就受到了侵害，其保护自己财产、获得更大福利的需求无法得以满足，人民主权、责任政府的原则也无从显现。因此，由人民代表组成的“国会应拥有权力来决定如何以及何时应为这些目的而运用资金。”8通过议会对政府预算的充分讨论、审查与批准，使政府与公众之间通过对话来求得共识，才能使政府的目标与公众的需求相符合，保证资源的公平分配以及政府权力运作的正当性。 　　另一方面，“权力有作恶的滥用的自然本性”，9是不得已存在之恶，人民必须时刻通过法律保持对行政权的警惕和控制。而人民对行政权进行监督的最重要、最有效途径就是对通过议会对政府预算的审批与掌控。因为“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最终都以物质财富为基础，都是物质财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转化形式。”10财政资金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运作的经济基础，它就象政府机体内的血液，支撑着一切政府活动的进行。只有掌握了政府的“经济命脉”，确保公共资金支出过程中的正规、准时和忠实，才能截断政府部门滥用权力的物质来源，保证国家权力只用于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对各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控。如果公众无法通过审查政府预算草案来确保财政的公共性，就无法保证国家权力的公共性，也就谈不上限制政府和宪政精神。所以，有学者指出：“政府是否真正受制于宪法，是否为有限政府，是否能将政府行为限定在法制化轨道，其根本在于国家的财政权是否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而不是在政府自己手中。”11美国联邦党人汉密尔顿也认为：“掌握国库的权力可以被认为是最完善和最有效的武器，任何宪法利用这种武器，就能把人民的直接代表武装起来，纠正一切偏差，实行一切正当有益的措施。”12布伦南和布坎南甚至认为：“财政约束实际上可以代替选举约束，也就是说，即使在选举约束失效时它们仍然有效。”13 　　也许正是出于对预算的重视，英语中表述政府责任时所使用的单词是“Accountability”而非一般的“Responsibility”或“Liability”。“Accountability”一词来源于“Account”，而“Account”本指“帐目”、“计算”、“说明”，14本义侧重于可以从数量上予以计算、衡量和说明，会计师Accountant也来自于同一词根。可见，“责任政府”的首要要求就是政府的帐目——即公共资金的收支应是透明、可计算、可说明，受人民监督和控制的。 　　正因为对公共财政的控制如此重要，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与王权的斗争首先夺取的就是对公共财政的控制权，西方的议会也正是在与王权不断争夺公共财政的控制权中，才最终确立起其政治地位的。“立宪政治（议会政治）的历史可以说是现代预算制度的成立史”。15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就国王与臣民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确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原则和法度，其首要的一项就是税收须经纳税人批准的原则。批税权成功地限制了国王以各种形式非法征取臣民财产的权力，从源头上制约了行政权滥用的冲动。可以说，议会就是因公共财政而产生，对公共财政的控制也是议会的主要职责。故英谚称，“税收是代议制之母。”1640年，议会与王权之问的暴力抵抗——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又确定了财政支出必须由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下议院批准的原则，即政府预算必须经议会审议批准，议会有权对政府预算进行修正。到17世纪末期，国家预算基本形成。19世纪中叶，议会对财政权的控制最终得以实现。至此，英国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完整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预算。预算不但对财政具有严密的控制权，也形成为指导、监督及批评一切行政活动的最有效工具。16可以说，在近代英国，代议制之所以能成功地制约国王的行政权力，从根基上讲就是建立在对国家财政的控制上，而“议会也最终成为英国宪政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17 　　英国的代议制宪政模式，基本上奠定了近代西方国家宪政模式的蓝本。近代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都是通过效仿英国而走上代议制模式宪政道路的，而它们所遵循的议会与行政的分权也都贯穿着议会对国家财政给予监管的宪政原则。18目前，几乎所有的民主政治国家都十分强调议会对政府预算的控制权。尽管各国议会对政府预算案的审议、修正能力大小有所区别，但综观世界各国，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允许议会对政府预算进行审议，议会亦有权对之提出修正意见。司以毫不夸张地说，议会有权通过审议、修正政府财政预算来实现对公共财政的控制是实现宪政目标的重要保障。 　　 　　三、我国人大预算审批权虚置的原因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19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20与之相适应，我国的《宪法》和《预算法》也都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有权代表人民“审查和批准”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草案。21但在实践中，人大对政府预算的审查却缺少“刚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人大对政府预算基本都是一次通过，“政府给什么看什么，说什么听什么，报什么批什么”，“过场”走得有条不紊，代表在迷糊中举手为预算履行合法手续。22现实中，人大打回政府预算或迫使政府预算作出较大调整的消息鲜有耳闻。23有长期关注和参与预算改革的学者坦言：目前在财政预算审议方面，人大还是“橡皮图章”。24那么，为何法律的规定与现实的操作会有如此大的反差?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 　　（一）人大预算审批的程序规则缺失人大预算审批权的长期虚置首先恐应归因于人大预算审批程序的基本缺位。尽管《宪法》、《预算法》规定了人大有权对预算草案进行审查，但由于长期以来，在“重实体、轻程序”观念下，人们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只是实体法的组成部分，而非程序法所包括的内容，只要能得到公正的结果，关于程序怎么设计以及是否遵守程序，则无关紧要。25结果是自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后的35年中，全国人大一直是在无议事规则的状态下行使权力的。无论是《宪法》、《预算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也都没有对人大审查预算草案的程序予以明确，这使得人大对预算草案进行审查的方式、步骤、顺序、时限均无矩可循。《预算法》关于预算审查和批准只有短短5个条文，只涉及各级政府预算草案由何主体审批，向何部门备案等实体问题，而对审查、批准的程序问题毫无涉及。这不能不说是《预算法》这一关于政府预算的基本法律的重大立法缺陷。 　　以全国人大对预算草案的审查为例，目前，关于人大审查预算草案的程序规定仅散见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议事规则》）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但这些规定的内容仍然过于简约。根据《议事规则》，中央预算的审查批准大致分为两阶段：（一）初步审查。全国人大会会议举行的1个月前，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应就国家预算及预算执行情况的主要内容，向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人大财经委）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汇报，由财经委进行初步审查。26（二）大会会议审查。全国人大会会议期间，财经委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的意见对中央及地方预算草案进行审查，并提出审查结果报告，主席团审议通过后，印发会议，并将关于国家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决议草案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27上述规定只粗疏地规定了对预算草案分为初步审查和大会审查两大步骤，并对初审的时间做了规定，但是对初步审查和大会审查的具体方式、步骤、顺序与时限的规定仍是一片空白，缺陷明显。 　　首先，缺少对财经委、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预工委）预审的具体程序规定。 　　目前的人大议事规则通过财经委、预工委对预算草案的初步审查使人大对预算草案的实际审查提前，(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专题： 人大 预算审议权   

2012年6月7日，瑞士信贷银行2012年中国投资研讨会在杭州举行，中国人大教授任剑涛在会上对中国政治、经济局势进行了分析，任剑涛表示，中国权势集团已经劫持了国家，经济权势集团劫持了整个国家的垄断经济命脉，200个家族控制200个行业。而中国经济数据大都是做出来的，中国经济将出现无预警性崩溃。 从网上流传的视频看出，任剑涛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做了全面、生动的阐述，并把经济和政治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局势做了分析。 中国经济出现衰退 任剑涛说，中国大陆的执政党，从1978年到现在把自己的执政基础牢牢扎根在经济的土壤里头，一切问题不能不从经济出发。 任剑涛说，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由投资、消费和外贸支撑。但随着政府可支配的资金在不引起CPI上涨的情况下，可使用的手段不足。试图通过民资来激活国有资产盘活和中央政府投资不足的弱点，而由于民资对中央政府持不信任态度，对于中央政府的这种激活难度是非常大；而没有经济分配形式的改变，内需很难拉动；此外，随着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和欧盟经济形式在某种程度上的恶化，外贸很难用东南亚、非洲和南美来替代，外贸形式恶化必然。 任剑涛引用世界银行的观点，称他们替中国政府作出危机性断言，中国经济将无预警性衰退。 中国经济将无预警性崩溃 任剑涛在讲演中表示，当局对于经济因素最没有把握，从政治学的视角上来看，中国经济也将无预警性崩溃。 其原因在于，30多年来，中国政府致力扭曲一切经济信息，中国的股市一切信息无法分析，严肃认真的分析都是在杜撰“严肃认真的笑话”。 另外，中国一直在制造“繁荣”的奇迹，一切有欠繁荣，萧条、危机的信息，被统统掩盖，以CPI为例，有经济学家说超过16%，但政府成功“降”到了3.2%。 繁荣的维持与经济信息的扭曲之间，使公众对经济政策信号很难捕捉。当政治合法性与经济成长紧密联系起来之后呢，每当经济出现大问题，国务院领导人对保8%有偏好，但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来讲，即使国务院总理说要保20%都是可能的，“因为经济数据大都是做出来的。” 政治竞争高涨权力运行不可预期 在政治上，任剑涛认为，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的不吻合的关系矛盾尖锐，越来越突现出难以控制的局面。 政治竞争的高涨，可以从王立军事件引发薄熙来事件、陈光诚事件、重庆的群体事件等等看出来。 最高权力产生的合法性机制受到挑战，政治强人对指定接班人不太服从。权力的和平交替越来越困难，这种权力交接和运行越来越不可预期。 任剑涛还讲到，中共权力更迭的制度化和无序化相互伴随。十年一次的领导人更替，由于不是选举制度和立宪制度奠基的，权力宫廷政治的博弈导致更替无序化。 中共权力运行实际状态的无效化 任剑涛还提到，中国社会矛盾已经积累30多年，由于政治高压不得缓解。权力对社会矛盾作出的反应由于权力内部的牵扯而很难治理。 政治因素上，60多年执政也面临“审美疲劳”。 原来由马克思主义支撑的中共的意识形态化的领导，真是到了一个转折的关头。马克思主义做为意识形态的号召力从中共高层一直到社会公民，其实都觉得已经缺乏社会凝聚感。 这样一种制度已经非常疲软，陈光诚一个盲人在严密监控下跑掉，就说明权力运行实际状态的无效化。 民众失望和绝望的情绪越来越蔓延。 任剑涛在演讲中还讲到，中央电视台和微博说法几乎相反，社会对峙感和团结感明显下降。此外，无组织社会反抗和不可控的群体事件越来越多。 权势集团在政治经济上挟持国家是公开的秘密 任剑涛说，中国利益分配不均，贫富的严重分化，以及更为重要的是权势集团挟持国家，权势集团对国有垄断企业的胁持是一个公开的秘密，200个家族怎么样控制200个行业，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使中央政府的政策调试非常困难，这样的权势集团对国家的挟持上怎么样在政治体制上和在制度安排上进行反应，已经变成方方面面的利益集团协调和妥协的结果，期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怎么样一个改革不可能。 任剑涛认为，中国任何一个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都牵一发动全身，步履维艰，因为权势集团已经劫持了国家。经济权势集团劫持了整个国家的垄断经济命脉，使得公共政策没有公共性。单一权势集团又劫持了国家政治，因而政治和经济的开放程度都非常低。今天不能寄希望于任何一个党的高官，登高一呼，叱吒风云，迎刃而解所有问题。 权力集团道德缺失造成严重社会后果 任剑涛还表示，权力集团道德约束和法制化的缺失造成严重社会后果，也就是权力集团没有道德的约束。 国家领导抱怨社会道德情操不好的时候，应该反省自己公共权力运用的道德感究竟在哪里。 任剑涛认为，领袖的权威性明显下降，新一代领导人没有人格魅力，没办法把制度权威和人格权威清晰区别开来。他们的内部号召力都已经严重不足。 内外挑战形成的统治困难越来越明显，内部权势集团的剧烈的裂痕越来越大，结果是不能达成统治共识，对内想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非常艰难。 对外，在国际上很失落，国际盟友分崩离析，国际上有强烈的孤独感。中国的政治发展处于内外交困。 来源：icefighter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