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在这超敏感的政治季节，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戏剧加剧了中国政治光谱两端的意识形态冲突。这两派的声音现在特别响亮。他们导演的这出暴风雨足以扰乱中国前进的道路吗？ “All is not well.” (诸事不妙!) 哈姆雷特的名句最近一直挂在世界各地的中国观察家们嘴边。他们似乎言之凿凿。距离十八大召开仅有六个月时间，中国最高领导层即将新老交替，在这十年一遇的关键时刻，却发生了一场政治地震，全国上下为之揪心忐忑。 薄熙来是中国最受人瞩目的省市领导人之一，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元老之子。今年三月中旬，他突然被免去了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真相至今扑朔迷离，究竟是权力斗争、政治路线之争还是个人腐败导致了薄的下台，还不得而知。他的最终命运仍未确定——目前为止他仍然是政治局委员。不过，在现阶段，猜测薄的个人前途已无深层意义，值得关注的是当代中国两股意识形态力量上演的冲突闹剧，将薄熙来事件推到风口浪尖。这两股力量现在处于胶着状态，未分胜负。但是，了解中国国情的人士定会明白，一旦其中任何一方霸占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对中国以及整个世界都将是灾难。 自从邓小平开始倡导改革开放32年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这一伟大过程却让中国近代史上轮流崛起的两股极端意识形态力量感到失望。一方是极左派，他们认为今天的中国只顾追求市场经济，创造了繁荣却丢失了平等，业已丧失其社会主义本质，他们渴望国家回到过去的国营经济形态，实行教条的列宁主义统治。另一方是自由派，他们宣扬西方的普世价值，无法容忍一个没有多党制选举和公民权利法案的中国竟能如此成功。他们双方冲突的炮火声暂时掩盖了中国三十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成功背后所形成的中国主流社会的共识。 左派的各种诉求中与中国大众心理合拍的地方是，民众渴望中共领导下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平等。各种民意调查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凭借出色的执政表现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精英统治的实效获得很高评价，共产党的领导权受到外界广泛肯定。今年初，广东省乌坎村事件成为国内外媒体焦点之际，村里抗议民众举得最高的标语却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 然而，民粹主义思潮充斥着左翼的头脑。一些极端的左派似乎根本看不到，最近几十年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他们把经济快速发展造成的一些副作用——例如腐败和贫富差距拉大——简单地怪罪于市场经济本身。在今天的中国，即使最穷的人，生活也要比前一代的平均水平优越得多，他们对此视而不见，长时段的繁荣让他们觉得现在所得的一切理所当然，全然忘记当初突破计划经济改革之艰难。这些左派将薄熙来执掌的重庆地方发展误解为列宁主义时代的全盘回潮。他们对薄熙来的去职感到愤怒，觉得这是对共产党最大的背叛。 自由派的政治偏执更为离奇。自苏联垮台以来，他们坚持着一种特定的理念，认为一个现代国家没有多党制选举和人权法案就不可能成功。他们年复一年地预言，中共领导的中国马上就要崩溃了。而中国则年复一年地使几亿人脱贫，经济规模一跃成世界第二大，人民看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二十多年来，他们又尴尬又愤怒，特别是近来他们的“理想国”——西方发达国家危机缠身，他们忧心如焚。他们的耐心正在消散，声音却变得越加尖利。 自由派阵营的经济学家正确地看到了一点，市场经济乃是中国崛起的基础之一。然而，他们的经济学观点却被政治空想主义者所绑架，后者坚持把市场经济与源自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捆绑为一体搭售。他们活在空洞却时髦的意识形态理念之中，仿佛市场缺了一人一票的选举就无法运作。他们完全无视以下事实——在中共一党领导下，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那些活跃在互联网上的自由派迫不及待宣布薄的免职是自由民主的胜利，是某种颜色革命的先兆，或者，至少可以说是杜勒斯（John FosterDulles）为苏联开出的“和平演变”药方的开始。他们欢欣鼓舞，庆祝薄的倒台，力图弄假成真。 国际媒体与互联网舆论中充满了这两派的高声喧哗，而他们都忽略了关键所在：民心。过去三十二年间，中国社会铸就了一个强有力的共识：用渐进稳妥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来促进市场力量发展，这是给中国人民带来繁荣兴盛的唯一路径；基于一党领导的政治稳定是防止极端民粹主义与民族分裂的唯一保障；不断改革，实行开明、贤能统治的共产党是率领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可靠政治组织。中国的政治制度确实有不够理想之处，但却是所有现实选项中最优的选择。 薄被免职的前一天，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结束时答记者问。他提及文革与政治改革问题，这些话在外国报纸与网络论坛上引起了强烈反应，一石激起千层浪。不过，类似的喧闹猜测并未切中要害。任何一个理性思考的人都能看出，在目前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条件下，中国不可能回到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总理之所以提及文革，实际上是反映了一种普遍的忧惧，担心有某种力量冲击现有制度而造成混乱一发不可收拾。普通话有个词叫做“折腾”，指的就是那种导致整体翻船的意识形态斗争。至于政治改革，总理用的词是“政治体制改革”。这在当代中国政治术语中，指的是渐进式地改善当前的制度，而不是全盘改制，更不是推倒重来。 在这超敏感的政治季节，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戏剧加剧了中国政治光谱两端的意识形态冲突。这两派的声音现在特别响亮。他们导演的这出暴风雨足以扰乱中国前进的道路吗？如果是这样，中国将会发生灾难性的后果：文革可能真的重演。某些极端自由派正要求眼下要乘胜追击，清算左派，满脑子以牙还牙的“文革”思维，一场“互联网文革”似在酝酿中，奇怪吗？不！激进的左右两端本质上是一样的。中国如乱，国家与人民将遭遇的灾难或将超过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会成为世界的负担，而不是世界发展的动力。但是，这一悲剧不必发生。揣测北京即将发生政治风暴，这样的言论是危言耸听。中国人民渴望稳定和发展，加上执政党的理性领导，必将引领中国沿着务实、温和的道路继续前进，这是当代中国的民心所向，这巨大的中坚力量合成中国社会平静而强大的主流，历史的潮流推动着它，呵护着它。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 本文作者李世默，为上海的风险投资家。 相关日志 2012/04/05 — 金融人民战争：中国民间金融将是一个新热点 2012/04/05 — zhuhit:银行的好日子结束了 2012/04/04 — 越南：光芒不再 2012/04/03 — 温家宝:中央已统一思想打破银行垄断 2012/03/10 — “红色后代”谈改革：我们中国乱不得 2012/03/10 — 曹林:警惕“改革到官为止” 2012/03/01 — 停滞与溃败——古巴散记 2012/02/29 — 华尔街日报：中国准备好发动改革闪电战了吗？ 2012/02/28 — 世界银行要求中国私有化国企，金玉良言还是包藏祸心？ 2011/09/21 — wxmang:中国经济改革最重要的两个民间会议

吴敬琏：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进入专题 ： 政府 市场    ● 吴敬琏 （ 进入专栏 ）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就是中国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权力的扩张必然造成寻租基础的扩大，而寻租基础的扩大又不可避免地造成腐败的蔓延。政府必须下决心将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同时管好自己必须管的事。     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核心的问题都是政府自身的改革。这个改革确实最难，因为政府自身的改革将会触动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和利益。          我们还走在改革的半途          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上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在一些领域中，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目前形成的经济体制是半市场、半统制的过渡体制。     从好的方面说，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框架的初步建立，解放了久为落后制度所束缚的生产力，促使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具体表现为：     (1)为过去在“全面专政”体制下被无情压制的私人创业开拓了空间。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涌现了3000多万家的民企。它们乃是中国出人意料发展的推动力量。     (2)大量原来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这极大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加快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度，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     (3)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执行，在一定时期内因净出口需求弥补了消费、内需不足的缺陷，从需求方面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4)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在自主创新活动还没有培育起来的情况下，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装备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过去200多年间积累起来的巨大技术水平差距，使高速增长得到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撑。     然而，另一方面，目前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其主要表现是：国家部门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方面：     (1)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是，它仍然控制着列宁所说的“制高点”，即“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     (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     (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实施频繁干预。     两种前途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道路，一条是权贵私有化的道路，中国面临严峻的选择。     这种过渡体制建立后，就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使过渡性的体制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我把它称为“法治的市场经济”)；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蜕变为政府全面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畸形体制。     在改革大步推进的时候，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南方讲话”前后放开了价格，“官倒”无所施其技。那时候，大家就很高兴。但是，当改革受到阻碍的时候，行政权力就会扩张，腐败就会蔓延，就会出现贫富分化。这种情况，引起了大家的不满。不幸的是，这两种前途的争斗愈演愈烈，正确的一方并不占有优势。而“左”是对“右”的惩罚。贪腐的盛行使力图恢复“全面专政”旧体制的极“左”力量，能够蛊惑对贪腐怀有正当义愤却不明就里的人们，追随他们去反对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     这样，就使我们站到了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上。何去何从，将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不同的取向将决定政府领导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是起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作用。          当前中国要防止权贵资本主义          在很多关键领域，利益格局固化了，权力部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故意设租，特殊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在所有的领域，改革都面临着很大的阻力。     各级政府不断强化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甚至扩大。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所谓权贵资本主义(也称官家资本主义)，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即“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样的体制对于权贵资本和特殊既得利益集团来说，是最理想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寻租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前期改革中曾经支持过改革。但是，当改革走到了半途，他们作为增量改革的获益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希望维持甚至扩大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和经济体制的“双轨”状态，以便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自由自在地弄权寻租，发财致富，而不愿继续前行，去努力建立规范的、平等竞争的市场。     随着改革的深入，寻租的社会力量保守性的一面变得越来越突出。由于他们确实曾经有过改革的经历，并且即使在阻碍或歪曲改革时也继续打着改革的旗号，所以很容易迷惑群众、使群众信假为真。     近年来，买官卖官越来越盛行，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公权不彰，官员的个人意志能够决定企业的成败祸福。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权力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     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中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人民大众的不满也由此而来。     特别需要警惕的是，旧路线、旧体制的“老禁卫军们”利用群众的不满，并在某些传媒的配合下，把群众引导到反改革的方向上去。如果是这样，就会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政府权力过大，必然产生腐败          想用政府的强力管控来遏制腐败是一种不可能成功、却十分危险的处方。因为政府权力的扩张必然造成寻租基础的扩大，而寻租基础的扩大又不可避免地造成腐败的蔓延。于是，就会陷入一种政府扩权和腐败蔓延的恶性循环，把社会推向溃败的深渊。     缪尔达尔在他1968年的著作《亚洲的戏剧》中，将某些深陷社会溃散状态的南亚国家称为“执行力极弱”的“软政权”(SoftStates)。他的研究表明，这些国家腐败盛行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政府权力过小，而是因为过度干预经济和没有受到监督，使少数人能够利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     以缪尔达尔讲到的印度为例。当时的印度实行尼赫鲁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政府对生产资料价格实行行政管制，对企业的生产活动实行严格的许可证制度。这样的制度安排使腐败寻租活动普遍蔓延。印度在1990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后，社会情况才有了明显的好转。     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也说明了这一点。一段时间中深陷社会溃散的国家，大都经历过军事独裁。在这期间，权贵资本盛行，特殊既得利益集团得不到有效遏制，社会不平等加剧，公权不彰，从而形成了社会溃散的局面。而社会溃散进一步加剧了寻租和腐败，一旦形成了这种局面，政府的合法性就濒于丧失，连军政府也成为“软政权”。     从所有这些国家的教训看，不能抽象地谈论强政府的优势和弱政府的劣势，而是要弄清政府权力的边界。在与市场的关系上，不能取代市场，不能利用公权揽买卖。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面对目前的现实，很多人要求政府有更多的作为，这是有理由的，但是，需要弄清楚强化政府作用的方向是什么：是为市场的有效运行建立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和提供市场所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以便提升市场，还是用政府的强制力量去驾驭市场、压抑市场和取代市场？正如许多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必须坚定地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恶性循环。          政府应当做什么，不做什么？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就是中国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各级政府必须下决心改变管了许多不应该管或者管不好的事情，许多应当管的事情又没有管或者没有管好的情况，进行自我革命。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那么，政府不应做什么？     第一，不要直接去组织融资和操办项目。我们注意到，一个地区，一个县级市的领导班子就决定管辖区域内要发展哪些产业，要有多少个项目，可以决定由财政给投资补贴，一把手、二把手类似于一个地方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它造成一个后果，就是产业同构化、同质化，因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一定会研究产业现状、世界趋势、市场的状况、竞争的情况，来决定投在什么地方。     第二，不要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当然应该实行的原则就叫做“非禁即入”，除非有法令明令禁止的，每一个公民都可以自由进入，但是，我们现在好像要经过批准才能进入。《行政许可法》已经规定了，只有少数机构才能设立行政许可，但是，现在行政许可比《行政许可法》建立以前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变相的各种名称，不叫审批制了，叫核准制，其实本质没有变。不要对个别企业实行政策倾斜，破坏公正竞争的环境，不要干预司法，实行地方保护。     第三，避免直接补贴供方。有时候补贴是需要的。什么情况下需要补贴？就是对那些有外部效益，本身收益不大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可以补贴的，但是，最好不要去直接补贴供方，也就是补贴生产方。这个问题又跟另外一个问题联系起来了，有一种流行的话叫“肥水不落外人田”，我争取了中央的补贴，或者我自己给一些补贴，直接就补给自己的企业，这使得我们有一些补贴政策的效果并不好。          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有些人认为，中国改革的特点和优点，就是先搞经济改革，后搞政治改革。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两者是同时发动的。只不过前者的推进相对比较容易，而后者却因涉及官员们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因而步履维艰罢了。     经济改革来说，它的真正启动是1980年9月发出的“中发(1980)75号”文件，允许农民搞土地承包制。而在这以前，即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8？18讲话”)就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1986年，邓小平20多次提出要进行政治改革。他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难于贯彻。不过，这两次改革都没有能够推行下去。邓小平逝世以后，新一代领导人在邓小平的追悼会上再次提出政治改革的问题。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2002年中共十六大又重申了这样的主张，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又经历过长期列宁——斯大林式政治经济制度的实践，实现这种转型的任务尤为繁重和艰巨。虽然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是，市场经济是一套配置稀缺经济资源的机制，然而仅仅靠它本身并不足以自行，需要其他方面制度安排的配合和支撑。否则，市场自由交换秩序就得不到保证，就会出现混乱，权力的介入还会造成“丛林法则”支配市场，使整个经济变成了一个寻租场。     政治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的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     现在，中共中央提出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可能意味着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上要进行系统改革的某种意向。          经济改革：出现问题不在于市场取向          改革的焦点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核心的问题都是政府自身的改革。这个改革确实最难，因为政府自身的改革将会触动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和利益。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基本实现了，只是政治改革还有待努力。我觉得，这是高估了经济改革的成就。实际上，连历次党代会和中央全会对于经济改革的要求，也有许多并没有完全实现。应当说，经济改革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还不够坚决、不够彻底。     中国整体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目前的问题是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下一步改革必须要划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必须把直接控制经济的全能型政府改造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并将政府机关的官员更好地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比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已经提出多年了，“九五”计划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过了10年，“十一五”规划又提出要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红线。为什么没有能够顺利地实现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提出的目标呢？是因为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的经济环境、法制环境没有能够完全建立起来。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最根本的就是解决体制问题。怎么才能解决体制问题呢？其实很清楚，就是要推进改革，不断地推进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     改革要取得突破，需要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配合起来推进。只有这样，才能从行政命令支配的经济，政府机关和党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大的命令经济，转变为一个规则透明、公正执法的法治市场经济。这样，要实现这一改革，不仅仅需要在具体操作层面上的设计，还需要领导人具有长远目光，更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决断，打破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和干扰，推进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来源: 《?望中国》总第162期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府 市场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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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网上历史学者章立凡的博客文章回顾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南巡讲话”并非正式名词，官方的准确说法应该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况且，“南巡讲话”也不是邓小平的创举，毛泽东生前就曾多次出京“巡视”，尤其是每当他的主张无法贯彻时，便会出京沿途宣讲，大造舆论扭转形势，你别说，这法子还真是屡试不爽。最经典的事例，就是毛泽东在1971年最后一次 “巡视大江南北”，一路上不断发话敲山震虎，最终引爆了林彪事件，这些讲话当年也被称之为“毛主席南巡讲话”。以此类推，凡是发表了重要讲话的主要领导人的“南巡”，往往都具有非凡的政治意义。 话说1989年11月，邓小平从他的最后一个领导职务，也就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成为了他所自称的一介“平民”，但却仍然是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中国“第一平民”。而在此之前几个月，震惊世界的89“六四”事件之后，中国在国际上遭到了空前的孤立，外国投资纷纷撤离，改革开放陷于停顿，甚至出现了倒退，不仅如此，国内否定改革开放的舆论甚嚣尘上。另一方面，中国的这场六四政治风波，也开启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潘多拉之盒，曾经长期处于极权主义体制之下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纷纷因为改革滞后，民怨沸腾，政局出现连环动荡。1989年11月9号，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国在90年10月实现统一；而一年之后发生的“8.19政变”则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一个有着74年历史的超级大国轰然倒塌。 眼看着“老朋友”们一个个倒下，难免物伤其类，国内那些否定改革的人们也趁机打出了所谓“反和平演变”的旗号，推波助澜，并逐渐成为当时的主流舆论。在国内外这种政治气氛之下，邓小平亲手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岌岌可危，甚至面临着半途而废的危机。此时已经88岁，形式上不再拥有任何权力的邓小平，两位得力助手胡耀邦和赵紫阳，已经先后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因此他不得不亲自出马，以打破常规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和历史功绩。一生经历三落三起的邓小平，毕竟是运作政治形势的老手，与晚年的毛泽东相比，他虽已没有正式的权位，但丰富的政治经验、深厚的人脉资源和一言九鼎的影响力，无人能与之匹敌。 从1992年1月18号到2月21号，邓小平在家人的陪伴下，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这位高龄老人以颤抖的声音和手势，高调放言，形成巨大的政治冲击波。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他指出：“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重申了对市场经济的支持：“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文章又说，在此次南巡中，老战友杨尚昆始终陪伴左右，显示出他的抗争已经得到了军方的支持，这也是“南巡讲话”能够迅速扭转中国改革倒退局面的关键所在，一个月之后，形势果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先是《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分别发表社论作出积极响应，随后“南巡讲话”又被整理成为中央二号文件下达，并于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最终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法地位。回首历史，在当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形成记录的文字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这样一段话：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这条路线，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如今，“南巡讲话”已经过去了20年，邓小平逝世也已经15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已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繁荣的背后，则是极剧的体制腐败，和社会两极分化。究其原因，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通篇均未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可以说，当年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重启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车轮，暂时渡过了89“六四”之后遭遇国际社会空前孤立的难关，缓和了国内外种种矛盾。这固然是邓小平实用主义哲学的成功典范，但从长远来看，赢得经济的代价却是严重的政治后遗症。 邓小平在1985年就曾说过：“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政治体制改革长期停滞，权力寻租所造就的体制性腐败和权贵资本，如今已盘根错节尾大不掉。以改革的名义滥用公权力，侵害民众利益的现象比比皆是，社会分配不公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以致人们在颂扬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时，很难评价改革是否算成功了。 综上所述，章立凡的文章最后强调说，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和“南巡讲话”所推动的市场化经济，极大地唤醒了中国人沉睡数千年的权利意识，这在无形中也给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培育了掘墓人。事实上，中国执政党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抵制政治体制改革，根本上就是在与自己为敌。一个执政党，如果多数党员只为自己谋利，不为党的前途着想，就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这种体制也就很难自我修复。总而言之，不为人民维权，政权难以维稳，一边侵害人民利益制造不稳定，一边又在利用维稳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这是最缺德的经济模式；另一方面，一边以国家主人作为假想敌，一边又在用纳税人的钱来监控纳税人，则无疑是最愚蠢的政治模式。

 2012年 3月 29日 茅于轼获弗里德曼自由奖 记者: 杜林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资料照片) 美国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29日宣布，今年的弗里德曼自由奖(Milton Friedman Liberty Prize)颁发给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以表彰他对推动中国自由市场经济与个人自由的贡献。茅于轼认为，这是对中国所有自由促进者的鼓励。 卡托研究所表示，今年83岁的茅于轼积极倡导中国建立开放和透明的政治体制，并努力推动公民社会和自由。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帕尔默(Tom Palmer)称赞茅于轼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不忘推动公民权益，并把社会平等视为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 他说：“他努力推动经济自由，让民众能够选择自己的生活。他还呼吁坦诚审视中国过去走过的道路，寻求改善政府问责制和尊重个人自由的方法。” 茅于轼得知自己获奖后对媒体说，这说明中国在争取自由方面有了很大成功。他认为这是对中国所有自由促进者的鼓励。 *特权阻碍发展* 茅于轼于1993年创建独立智囊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积极倡导市场经济改革。他经常就中国市场经济转型所面临的问题发表看法，对促进社会公正勇于建言。他在两会召开前夕就媒体表示，特权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 他说：“最穷的人也改善了，但是改善的不多。跟富人比起来，富人简直富的不得了，还是差距大，也就是分配的问题。分配问题，市场本身是会造成贫富差距，但是我们在市场之外又加了特权。大家讨厌的还不是市场造成的贫富差距，讨厌的是特权造成的贫富差距。” *穷人经济学家* 茅于轼指出，2011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足四成，收入分配不均匀导致国家GDP的增长质量很差。他认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内需，但老百姓没有合理地分享到社会财富的增加。 茅于轼还认为中国的地产已经进入危险期，空置率高就是这种危险的最直观的信号。地产泡沫一旦形成，破裂是迟早的事： “泡沫按照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已经是存在的了。所以它的前景要么把它消化掉，要么就是泡沫破裂。但我估计要消化掉是很难很难的，所以很可能还是个泡沫破裂的结果。泡沫一破裂，后果就很严重。” 茅于轼同时致力于中国的扶贫与慈善事业。他创建的北京富平学校以社会投资方式促进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帮助中国建立真正惠及低收入群体的金融服务体系。学校还设置家政课程，为来自贫苦地区的妇女提供大城市的就业培训等。 茅于轼获奖的消息传出后，中国知名企业家任志强、潘石屹等都表示祝贺。任志强发微薄说，“茅老是真正为穷人办事的经济学家”。 “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2002年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名义设立，每两年颁发一次，以表彰那些对推动个人自由作出巨大贡献的人。今年的颁奖典礼订于5月4日在华盛顿举行，奖金是25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