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近来，国资委党委撰文称“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又刺激了各种反对的声音，国企改革的论战进入白热化程度。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数据的全面下滑，国企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中国经济应该开放由国企垄断与行政管制的市场空间给予民间资本，才有可能产生新的经济增量。 其实，有关国企改革的分歧，主要发生在政府部门内部，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民日报》经常发出自相矛盾的文章，以及国研中心与国资委观点对立。民间舆论关于国企改革的纷争，更多体现的是由上而下的一种意识操纵。 中国执政党合法性的巩固，是通过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以发展求稳定”的逻辑。当经济增长放慢时，这种政绩型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并暴露出社会不公等深刻矛盾。 以目前的发展模式，如果不打破政府管制与国企垄断，让市场自由配置资源，令人炫目的“中国快车”将很快熄火，政权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政府改革派希望通过国企改革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并实现社会公平，而保守派披着意识形态的外衣维护团体的既得利益，这种逻辑的尽头是重返计划经济与经济崩溃。 但是，国企改革之所以艰难，也不全是既得利益部门的阻碍，而是其关系到中国权力结构的变动，从而形成事实上的政治改革的格局。因此，国企改革是表，政治改革是里，改革变得更为谨慎，在体制内的争议也就更加激烈。 党国体制的基础是党（党政不分）控制一切资源（所有权）。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直接掌握企业所有权并通过这种产权来控制企业与职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出现了产权结构的双轨制，即公有制与非公有制。政府可以将党组织建立在国有部门并直接控制这些资源（所有权），赋予他们垄断租金和特殊政策照顾，但在非公有制经济部分，党因不掌握所有权而无法直接管理。 中国政治教科书长期传播马克思的一个观点，即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中国政府不会放弃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控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但是，中国的权力体系在结构上与非国有经济部门没有联系，这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中国景观，社会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部分，而区分它们的是政府直接管理和控制权。 在启动改革之前，公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础，但是公有制的低效又在削减政权的治理能力与合法性，就像苏联那样处于短缺经济的穷苦之中，这构成了改革的最初压力，但对国有企业治理上的“放权让利”并未涉及产权，国家财政越来越无法负担沉重的国有企业成本。 1990年代后期，中国被迫推行了“抓大放小”的国企产权改革，其重要的逻辑是，放弃对庞大的国企职工的社会保障责任而将资源转移到对经济“制高点”的控制，并让出部分市场刺激经济增长。为了防止垄断导致低效，中国政府在同一垄断领域设置了两家或多家国有企业构成内部竞争（比如通讯、电力、能源等领域），试图保持活力。 尽管市场部门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没有位置，对市场发展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和障碍，但是，由于中国政府释放出来的市场增量空间快速成长并实现规模膨胀，而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吸引力大量国际产业资本以及政府大规模进入市场投资，政府失去了改革动力而享受“中国奇迹”带来的荣耀，甚至有人陶醉在“中国模式”之中。 在1990年代后期启动的大规模国企改革之后，在产权双轨制的市场里，政府在经济快速发展中本能的重新扶持缩减后的国有经济，以防止外资公司与民营企业相对过快的增长主导经济，从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在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中共提出了“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等等。 市场感受到国有经济重新崛起，是在2004年实施的一场具有争议的宏观调控之后。一家民营钢铁企业被强制关闭，第一次引起市场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这种质疑一直持续到今天。 而在本世纪的前八年，全球处于一轮繁荣周期之中，刺激了对上游资源的庞大需求，出现持续的大宗商品牛市。中国入世带来的外部需求、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以及重工业投资，让处于资源垄断地位的央企水涨船高，为财政大幅增收做出了贡献。这种顺周期的繁荣，让一部分人误认为是央企经营能力的成功。 2008年爆发西方金融危机，让体制内对国有企业的崇拜达到了高潮，华尔街陷入“大而不倒”的困境，中国的官僚们则看到了央企对于经济稳定性所起到的作用，拥有信贷优先权与政策资源的央企被各地政府请去投资，“国进民退”现象在煤炭、电力等领域明显增加。 一种被西方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成为全球争议的对象，有的后发展国家开始模仿，而市场国家则抨击这种模式的不公平性与不可持续，这又被意识形态者加以排斥并认为是阴谋。这是一种明显的误解，是被意识形态与利益蒙蔽的假象，事实上，中国模式已经暴露了不可持续的危机，生产要素的垄断与行业管制，已经让这个国家的生产效率越来越低，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研究认为，国家需要提供博弈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应该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他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第二个目的则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并增加国家的税收。 但是，诺斯发现，统治者寻求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且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而难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为，政府面临着在保持租金最大化的国有垄断性的低效率产权与能使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以及国家收入最大化的有效率的产权之间进行选择。 他推论说，为了使垄断租金最大化，统治者将避免触犯有势力的选民，因为如果这些有实力的集团财富与收入受到产权的不利影响，会威胁到统治者的地位，因此，统治者会同意这些集团的产权结构而无视它对效率的影响。在中国，最有势力的选民无疑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国企集团，而且他们几乎等同政府本身。 事实上，随着来自市场部门的资本存量迅速增加，使得现存体系变得不再稳定，固有的政治权力结构会被削弱。如果继续打破国有垄断与行业管制，国家权力基于产权结构的安排必然陷入更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执政党在当前国企改革中的政治困境与潜在的不安全感。由于改革停滞、国进民退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相当一部分民间资本随着移民潮而出逃，因为他们与执政党同样缺乏安全感。 在此之前，执政党巩固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在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想从党的组织与国家权力结构上与非公有经济的部分发生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非制度化的而缺乏实际内容，仅有安慰性的政治安排。正如中国所发生的，民营企业家与社会精英移民的数量远远高于进入体制内的规模。 近日，中办要求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要求实现50人以上非公企业有党员。这种在非公企业加强党的力量的做法在很早之前就开始推进，但收效甚微。在非公企业建立党组织不可能处理好党对社会的控制与产权保护、经济增长、阶层和谐等之间的关系，而且只会增加非公企业的不安全感。 问题的根源在于，党以产权为基础，很容易演变成特殊利益团体。执政党真正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应该超越产权结构，为全体国民与市场制定一系列民主的和法治的公平规则，并接受国民的监督。也就是说，党应该是“全民党”，其执政基础是国民的支持而非对资源与产权的控制，否则，市场经济的演变必然与上层建筑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相关日志 2012/06/11 — 华尔街日报:中国建筑业巨头兵败欧洲 2012/06/04 — 图解央企员工真实收入 2012/06/04 — 法国总统强令大型国企高管减薪 2012/06/01 — 《时代周报》国家电网投资菲律宾“不务正业” 2012/05/31 — 刘植荣:谁扰乱了中国的工资秩序？ 2012/05/22 — 安邦-每日经济-第4177期 2012/05/21 — 路透社:中国为避免国有企业破产付出高昂代价 2012/05/21 — 经济观察报:30家央企将向重庆投资3500亿元 2012/05/05 — 重大实质突破 中国承诺取消国企保护 2012/05/04 — 大宋国营和民营公司揭秘

（2012.6.7 补记：欣闻央行今天宣布启动降息，特此翻出旧文重温。） 前记：喜闻今年政府对企业退休人员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特写此贴以资纪念。 如果有个问题：在我们天朝，什么东西贬值最快？ 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就会有各种不同的答案： 郁闷的股票经纪人说：股票；砸售楼部的投资客说：房子；怨恨的过气女明星说：青春与容貌；更多答案自己去找… 反正你如果去问100个人，起码会有超过80种答案… 如果有这样一个问题：同样在天朝，什么东西是永远在贬值的？ 估计即使你问了100个人，也未必会有一个人能准确的回答你； 再仔细想想？会是什么？需要给个提示？好吧，摸摸你口袋里的真皮钱包吧，对了，永远在贬值的就是我们国民最最热爱的：人民币。 现在我可以合理的解释为什么35岁以下的人别看此帖，原因一：你们的父辈还有工作挣钱的能力，存款还在变化中；原因二：你对二三十年前的人民币购买力还没有清晰的概念；你甚至都不能完全地深刻地体会到你的父母因为抚育、培养你而付出的艰辛；原因三：帖子中举的许多例子是你们这样的年龄段以下没有经历过或者听说过的事例； 货币的概念有多种多样的定义，经济学的、政治学的、法学的… 如果你有兴趣研究过货币的起源与历史，你就会发现：一切深奥的学术解释都是糊弄人的屁话。 无论货币的材质是贝壳、石盘、黄金、白银、纸币、硬币…我可以很负责任的教育你：任何货币其实就是一份：欠据。 持有这份欠据的人就是：债权人；如果你持有的是一张人民币，那么，给你这张人民币的人就是债务人，同时，发行人民币的“中国人民银行”为你们之间的债务做了完全的担保。 理论上你不必担心欠债人会丧失偿还能力，或者多欠少还；只要你愿意，你随时随地可以要求中国人民银行清偿你所拥有的债权。你就放心好了。 好比昨天你同村的张三娃向你借了五斤白米，同时给你出具了一张十元的人民币，他不需要拍着胸脯保证，你就知道，凭着这张欠据上写着的“中国人民…很…行”的字样（是的，我没打错字，你也没看错，难道你怀疑中国人民不行？），更加上国家老大的头像，你相信从现在起你就随时可以向任何与你一样信任中国人民银行的人要回你的五斤白米… 你确定你能完全地放心了吗？ 如果是这样，那么，称呼你为白痴可能都是在夸奖你了… 好了，我可能已经尽我所能地简单的说明白了货币的性质，接着我要向你告密：是谁偷走了你父辈的存款！ 在说清楚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很大程度地牵扯到经济学范畴的知识，我尽量避免使用混乱不堪的、看似精准实则胡扯的学术语言来进行描述，尽量不用那些不靠谱的所谓官方数据，希望你即使在农贸市场的菜摊后面闲坐的时候也都能读懂… 一般来说，解读、研究、分析经济现象，大致有三个维度：历史、逻辑、数据；历史是相似的，可见人心；逻辑是一致的，可以提供判断的支撑；数据，奶奶的，数据还是算了吧，我们还是相信我们自己眼睛能看到的数据吧，免得政府统计专家伸出三根手指送我们五个字：“胡说八道；” 任何人的生活中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人能够预见未来，哪怕你是总统肯尼迪或者苹果的乔布斯或者国美的黄光裕； 自然灾害、恐怖袭击、国家政权更迭、粮食减产饥荒等等，都会给个人的生存造成极大的威胁，每一个有工作能力的地球人都会自觉地储存一部分甚至尽可能多的生活物质以备不时之需；尤其以我们这些勤劳节俭的中国人为甚； 生命的客观规律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衰老，我们曾经灵活有力的双手终将会拿不起一只茶杯，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会考虑保存尽可能多的生活物质以供我们养老； 自然界的动物们也有许多相似的习性，松鼠会藏好秋天的果实、蜜蜂会酿成蜂蜜、棕熊干脆储存到自己的脂肪里…所有这一切行为，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生命的延续… 当然，如果到了生命终结的时候还有剩余的，我们就会把这些或赠送、或遗嘱的形式留给我们的子孙和亲友或者其他需要接受帮助的人，在现今的法律上，这称为：遗产。 你先别忙着催我向你告密，以上这些废话我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储存生活物资以备将来不时之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果你是35岁以下的人群，你可能意识不到。 你们的父亲和母亲曾经工作在六十、七十年代，他们的工资水平（如果是城市普通劳动者）应该在38元至52元之间，如果你父亲努力勤奋，如果你母亲善于持家，他们就会在发工资的那天满怀希望地往银行窗口存进3元五元，也许是10元8元；不会再多了，因为还要抚养你们； 如果你的父母生活在农村，我应该向他们表示尊敬，因为你的父母能把你养大成人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如果你的父母在八十年代初退休了，他们也许能够在银行里拥有一笔约三千元的存款，你别嫌少，你知道1978年全中国的居民存款总共是多少？210亿！平均多少自己算去。 如果你对那个年代的三千元没有概念，我可以这样向你描述：你父亲当年骄傲地向年少的你展示这张银行储蓄卡的时候，他们确认这个数目可以保障他们自己有尊严有质量地生活十年以上，当然，如今可能还不够你吃一顿有质量的海鲜大餐，人还不能太多； 记得八十年代初相声泰斗马季唐杰忠创作了一个严厉讽刺铺张浪费、倡导移风易俗的相声作品，作品的名称就是：《高价姑娘》，其中鞭挞对象就是待嫁新娘提出的结婚花费标准：三千。而且这还是包括了家具婚礼手表自行车的标准。当然，如今的三千元别说娶个媳妇了，可能还不够你洗一次有质量的桑拿浴； 你还没有印象？好吧，我再说一个你肯定有印象的，还记得电影《大腕》吗？结尾那段李成儒经典的念白吗？“我们要造的房子啊…有什么好的都给配上…物业都得是讲标准伦敦英语的…多少钱一平米？二千？那是成本，起码四千起，还是美金…”呵呵`这在今天的我们杭州，四千美金价格的房子只能算个中等住宅吧？ 好拉，这些都是从侧面反映人民币的价值变化，那我再从简单的内部描述一下？ 如果你父亲在八十年代初还有足够的劳动能力，那年可能你还小，你家里当年剩余了一百斤白米（这足够你父亲三个月的口粮了），你父亲打算保存起来留着年老的时候活命，大米当然无法保存，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卖给国家粮库，获得了一张大团结，不知道大团结是什么？白痴，就是10元钱。你父亲把这张可以称之为欠条或者借据的大团结小心翼翼地夹进了毛泽东选集第100页…今年你老迈的父亲再次从书中找到了这张大团结，估计立刻就会老泪纵横：一百斤大米咋就变成了一碗奎元馆排骨面？ 还记得我们的人民币的最小支付单位是什么吗？一分钱！有没有听过那个著名的儿歌《我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你有多少年没有见过一分硬币了？别说一分硬币了，请你立刻从电脑前站起来摸摸自己的口袋，你能找出一个一角的硬币吗？ 如果你还年轻，并且有知识有文化还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和收入，你会不屑地告诉我：对头，货币是贬值了，可人民收入也在增长，人民的财富也在增长…如今的生活水平总是提高了吧？以前有电脑吗？有轿车吗？有苹果手机吗？有… 我就会告诉你：你说得都对，可你有没有想过？你那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亲也能继续拥有这些吗？他们终老天年的时候还能给子孙们留下一些什么物质财富？我们也都一样，等我们年迈无力的时候，我们能给子孙留下什么？看看以前的这个三十年，我几乎可以肯定我们同样不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因为你今天存下的一百斤大米，三十年以后你估计也就能吃上一碗排骨面了，前面的故事是历史，后面的判断就是逻辑。作为任何一个社会劳动者，你穷尽三四十年的劳动积余都无法保障你后面二十年的老年生活，你还敢夸耀你今天的生活水平？ 还没明白？听说过什么叫家族企业吗？听说过什么叫富豪贵族吗？那就是历史的积淀，那就是合法财富的传承。你去查阅一下我们天朝去年的100富豪榜，你能找出哪位是超过三十五年寿命的企业主吗？ 最后不用我告诉你，你都会知道：偷走你父亲存款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个有着如雷贯耳大名的：通货膨胀。具体下手的就是那些昼夜不停的印钞机… 别质问我那应该怎么办，因为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办，哪怕是那些精通了解CPI、M1、M2、广义狭义货币、即期远期、套值保险等等学术名词的专家… 我只能告诉你这些：在充满PM25自然环境下、在以二位数通货膨胀的经济环境下、在财政收入占GDP20%强的zz环境下、没有人会是安全的，也没有人会是有保障的，所以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有118万高素质的国民家属携带财富去了大洋彼岸，也许是因为米国至今仍然在使用着通用货币：一个美分。 相关日志 2010/04/05 — 关注趋势:经济随想 2010/04/03 — 周其仁: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是第一要务 2010/03/23 — 回归理性，GOOGLE强硬退出，人民币升值大限将至 2010/01/18 — 人民币升值趋势与恶性通货膨胀可能来临 2012/05/31 — 答红心博士，汇率，资产价格和其他 2012/05/26 — 危机开始新一轮演化 2012/05/14 — 关于这次降准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2012/05/08 — 伊朗接受中国使用人民币购买原油 2012/04/21 — wxmang:民工荒真相猜想：中国特色的滞胀已经来了吗？ 2012/04/18 — 渣打银行报告:中国为稳定人民币大量发行货币 资产负债表十年翻八倍

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利，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驱动力。不断改善和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应该是政府的重要使命，也是衡量一个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尺码。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成就举世瞩目，目前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二。中华民族再一次的复兴似乎正向我们走来。依照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的观点，中华民族上一次执世界之牛耳应该是几百年前的明朝，那时中国的综合实力达到了世界之巅。 三周前，美国学者发布的研究报告让人们再一次反思中国过去3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得失。由经济学家伊斯特林（R. Easterlin）领衔发表的论文，《中国的生活满意度：1990-2010》（China’s Life Satisfaction, 1990-2010），指出在过去20年里，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满意度呈急剧下滑的趋势。也就是说，多数人2010年的幸福感还不及1990年时的情况。这与同期中国经济的高歌猛进形成了强烈反差。 这篇论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杂志上，文章充满了大量的数据分析。它印证了多数中国人的感受：尽管这20年中国的GDP增加了很多，但幸福感并未得到什么提升，反而下降了。 作为“幸福经济学”的鼻祖和奠基人，伊斯特林1974年曾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即一国的经济增长未必会换来生活满意度的改善，这一主张后来被广泛称为“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许多人相信，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生活的富裕程度也会提高。经济增长得越快，人们就越幸福，但事实并非如此。伊斯特林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虽然飞快，却“丝毫没有迹象显示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也在增长”。迄今，来自世界各国的经验数据都显示，上述悖论具有顽强的适用性和强大的解释力，来自中国的新鲜证据无非是为“伊斯特林命题”的正确性提供再一次的佐证而已。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庞大的人口规模，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适合检测这一假说的有效性，于是，现在的佐证变得更有说服力了。 中国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被打破 新的福利制度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 对中国过去20年幸福感不升反降的一个简单解释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增加了，但中国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却打破了，新的福利制度未跟上建设的步伐。旧的废了新的未立，再加上体制上的痼疾，导致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许多人的工作和收入不再像以前一样有保证，尤其是“老有所养”和“病有所医”尚难以落实，让人们活得有尊严更多的还只是一句口号。这些亟待解决的顽症都因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所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就曾测算，中国社会发展比经济发展落后至少15年。 有关幸福感的研究非常复杂，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幸福的感知和衡量既受绝对因素的影响，但更受主观和相对因素的左右。对此，中国古人早就一语道破，如《论语》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之说。患，苦也。这句话揭示出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更多的是来自主观方面的感知，强调了分配不均和生活不安定对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这也恰是造成当今中国国民幸福感大幅减退的主要原因。 收入分配本身属于一种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的后果，但如果分配不均尤其是缺乏公平则极易导致政治不安和社会动荡。除去收入分配等经济因素以外，导致中国人不快乐的原因还有社会方面的因素，而且这些因素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入学难，看病难、看病贵等社会问题都是导致生活满意度下降和不幸福的具体表象。由于政府在提供这些基本公共物品方面的投入不足，欠账过多，使得一些社会群体无法获取这些基本社会服务。在中国许多偏远地区的低收入人群中，患了疾病尤其重病的人很难得到有效医治。除去缺乏医疗保险付不起医药费之外，医疗资源的可获得性也大成问题，因为医术高超的医师和先进的医疗设备往往集中在大城市中，而这也是一种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 普通百姓对官员特权与腐败行为不满情绪在增加 尽管目前中国社会各阶层人群的收入水平较20年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但普通百姓对官员特权与腐败行为的不满情绪却在增加, 对富人的“羡慕嫉妒恨”也在不断积聚，仇官、仇富的社会心理郁结加之个人对美好生活预期的落空都让这些人充满了挫折感。如果我们撇开这些主观因素，那么，社会保障制度在确保和提升百姓生活满意度方面的重要性就变得十分凸显了。借用伊斯特林的话来说便是，单纯的经济增长不会带来幸福感，社会保障的安全感才会真正带来满意度。“无论是对中国政界还是对世界其它地方的政客们来说，中国的现实对谁都是一个教训。对于普通的中国人，特别是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收入水平却很低的那些人来说，工作和收入的稳定，个人能够负担得起的医疗体系以及幼有所长老有所养才是决定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 一般而言，公众对于因效率导致的不均大都能够理解和容忍，这好比百米赛跑只能有一个冠军一样。当前中国公众的不满情绪主要集中在由于程序不公和不透明导致的结果不公平上，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的比赛注定会导致公众的不满和愤怒。由于程序不公通常伴随着特权和腐败，因此，公众的不满还与这些腐蚀社会公正的现象有关。依照主流政治哲学的观点，政府存在的理由就是要维持社会正义，政府的良治至少应该体现在矫正程序不公，同时通过一些调节工具如税收来抑制效率导致的收入不均，从而改善公众的主观感知上。这也是减少社会紧张情绪，改进公民生活满意度的根本之策。 由于目前中国社会尚未建立起让普通人感到安全的社会屏障，缺少一种有效的社会分摊机制，因此，普通百姓不得不自行应对自己的生老病死，这种担忧直接降低了人们的幸福程度。从宏观层面看，当前中国百姓不敢花钱的心理非常普遍，这导致了消费不足。毕竟，需要花钱的场合太多了，生老病死的隐忧以及为孩子缴纳购房款等等，都使得普遍百姓不敢消费，难以轻松，无法快乐。由于储蓄率过高和消费不足都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如果社会安全网不能建立，政府旨在刺激消费提振经济增长的努力恐怕仅是杯水车薪，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策。另外，相当一部分人把中国人爱储蓄的习惯归结于节俭的美德，其实这不过是问题的表面，真正的原因应该是百姓不敢消费所致，与美德似乎关系不大。 显然，一个诚惶诚恐，人人自危的社会注定不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更不可奢谈什么幸福和民族振兴。从长期来看，生活满意度的持续下降还将侵蚀社会凝聚力，减少社会资本，这或许是对一个社会机体最致命的冲击了。不同于我们熟悉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衡量的是一个由文化和传统所规定的特质，社会风气如诚信等都属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依社会学大师帕特南（R. Putnam）的分析逻辑，社会资本不仅有助于促进公众的自发性合作与协调，改善社会行动与提升社会凝聚力，而且还可增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形而下地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社会资本的下降不仅使社会凝聚力大打折扣，危害社会稳定，而且还会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陷入各种发展怪圈。损耗和降低社会资本的不良力量包括尔虞我诈、腐败以及包括收入在内各种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等等。 人人生而平等早已是许多国家的治国理念，也写进一些国家的宪法之中，但要实现人人平等，天下大同谈何容易。常言道，政治清明，则人心归向，上下团结；政通人和，则政事通达，人心和顺。欲消除公众的不满情绪，改善和提升公民的幸福感，就必须建立一个公平的法治社会，这既是政府当前的迫切任务，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不二选择。如此不懈努力不仅能舒缓社会压力，减轻社会矛盾和冲突，而且还可改善和提升公众的生活满意度，增加社会资本存量，为社会良性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和永续的动力，这也才是民族振兴的真正之源。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CNN全球公共广场主持人扎卡利亚最近撰文指出，薄熙来被铲除后有关中国高层权力斗争的谣言甚嚣尘上，他说，中国也许已经从这次政治危机中躲过一劫，但其面临的更为直接的挑战却是一场经济危机。他引用美国一位金融管理专家的研究指出，中国经济的规模和中产阶级的产生将使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而对以经济高增长为其合法性来源的中共而言，这有可能转化为一场政治危机。 另据美国CNBC报道，富比世杂志专栏作家、《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作者章家敦在接受采访时警告，中国经济很可能已经陷入衰退。他的根据是4月中国发电量增幅仅为0.7%，显示经济增长率低于0%。 而彭博通讯社5月24日引述三位不愿具名的银行主管的话说，中国前几大银行将无法完成今年新增贷款目标，为至少7年来首见，显示中国经济增长趋缓缩减了信贷需求。 扎卡利亚说，过去20年里经常有人告诉他，中国经济由于其不平衡和政策错误将会崩溃。他们举出不良贷款、银行坏账、国有企业的低效和房地产泡沫等等。可是，这些都没有使中国的增长放缓，过去30年中国平均年增长速度为9.5%。 美国摩根斯坦利管理新兴市场基金的鲁奇尔•夏尔马，在其新书《突起的国家》中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更有说服力的观点，指出并非因为中国的失败而是因为其成功使得“中国处于一个自然放缓的边缘，这将改变全球力量的平衡，从金融到政治，并将削弱许多乘中国顺风船经济体的优势。”扎卡利亚说，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正变得越来越多。 中国的经济增长看似非凡，但并不是前所未有。日本、韩国和台湾都曾以接近年增长率9%的速度连续增长了20年，然后开始放缓。许多人认为中国的结局将像日本一样，日本经济在90年代出现危机和下滑，至今景气仍未恢复。可是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从9%下降到6%的时候其实是这一亚洲虎更为现实的情景。韩国和台湾随后也遵循了相同的轨迹。 文章说，究竟是什么因素引起了放缓？答案是“成功”。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个中等收入阶层。当一个国家经济体已经变得很大，同时又有一个中产阶级的时候，其经济想要以极快的速度增长就变得十分困难。 夏尔马做了一道算术：“在1998年，中国1万亿美元规模的经济体要增长10%，就必须扩大1000亿美元的经济活动，但只需消耗全世界10%的工业产品，即，包括从石油到铜和钢等各种原材料。但到了2011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达到了5万亿美元，还要以这么快的速度增长，一年就需要扩大5500亿美元的经济活动，要吸收全球30%的原材料工业产品。” 扎卡利亚说，“推动中国前进的所有因素已开始衰弱。”“剩余劳动力储备”将枯竭。本十年度加入中国的主要劳动力大军的人数从上一个十年度的9千万骤降至仅5百万人。扎卡利亚说，夏尔马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政府的观点。中国总理温家宝2008年就说，中国的经济是“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上星期他呼吁政府采取措施刺激经济。 夏尔马表示，6%的增长速度应该不会使中国人担忧；这种发展速度会使任何人羡慕。中国现在比较富有，放缓速度或许更能够被其接受。但是问题是，中国的专制政权是以实现高经济增长为其合法性来源的。如果增长速度放缓了，中国的经济问题很可能会变成政治问题。 相关日志 2012/05/30 — 广东财政大幅减收 收支矛盾渐显 2012/05/30 — 稳增长政策全面开花 全年投资6月底前全部下达 2012/05/30 — 再来一个“四万亿”？ 2012/05/29 — 《纽约时报》中国曾火热的经济正逐渐冷却 2012/05/29 — 我开始担心7月份工人无活可干的情况了，兼谈经济形势 2012/05/29 — 中国或将发布2万亿新经济刺激计划 2012/05/28 — 中国拟出台新一轮刺激消费政策 2012/05/27 — 新一轮刺激措施不同以往 2012/05/24 — 《外交政策》瓷器店里的熊 2012/05/24 — 永康市现在一落千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