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这一周，邓富江在忙着牵头写“保证书”。 在4月19日这一天，他们要召开重要会议并发文保证，为国内肉类产品的物价稳定，作出承诺。 邓是中国肉类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在19日协会会长、理事长会议上，他们还要承诺，做好行业自律，实现产品保质保量，防止串通涨价、跟风涨价。 承诺保证书写好后，他们要大幅登报，并同时抄送国家发改委，“这不是做姿态，是要实打实地为社会做出贡献。”邓富江感到不小的压力。 自从4月2日国家发改委召集17家商会、协会进行稳定物价的座谈以来，已经有酒类等行业协会行动在先。 “长子更应该站出来” 参加过上述座谈会的邓介绍，目前包括日化企业、康师傅，以及白酒等行业企业，都确定暂时不会对产品涨价，但是由此产生的争议和期待却并未有下文。比如不少民营企业都希望大型国企站出来稳定价格。 “大型国企是共和国的长子，也掌控着多种原材料的定价，在这个稳定物价的关键时刻，长子更应该站出来。”一位参与4月2日座谈会某商会的民营企业人士说。 主管部门多管齐下 面对近期不断升温的通胀态势，价格主管部门很挠头。相关的宏观调控措施，接二连三出来，从行业倡议到企业约谈不一而足。 邓富江记得，4月2日国家发改委召开的“重要消费品行业协会座谈会”，就是近期针对物价形势进行管控的重要会议。来自食品、饮料、百货商业、家用电器、酿酒、粮食、肉类等17家行业协会、商会的会长、秘书长，悉数到场。 “基本上，与民生直接相关的行业都来了；所涉及的消费品，也主要是居民的日常消费品。”国家发改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介绍称。 该人士对会议形式也记忆犹新。他记得，这次会议主要让行业协会负责人自由发言。 “虽然发改委价格司重要领导都做了重要讲话，但整体上还是让大家自由畅谈，并未直接提出要对哪个具体行业价格实施政府定价。发改委的意思是，要协会或者商会带头做好自律，避免串通涨价以及超出成本的不合理涨价。”这位人士回忆称。 当然，发改委的本意也并不局限于此，作为价格主管部门，他们在苦口婆心劝导行业协会回归理性之余，也发出殷切希望，希望行业协会最好能够在行动层面做出保证。 上述人士透露，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在讲话的末尾明确希望，各个协会、商会，最好能单独或者联合发出行业倡议书，“等于做出表态，以后出了事情，对应地就好查处”。 除了整体倡议外，发改委明确表态，也不排除今后约谈部分违规企业，“当然，约谈的性质要严重得多”。 这种形式，此前发改委刚刚运用过。 一个直接的背景是3月中下旬，康师傅、联合利华、宝洁公司接连宣布涨价，紧接着，发改委紧急约谈三家企业。 然而事情却如水中瓢，这头刚按下，那头又起来。不久后，多家白酒企业也宣布涨价， 不得已，国家发改委于3月31日上午紧急约谈酒类流通协会、酿酒工业协会及华润、青岛、燕京、百威四大啤酒集团领导。 在分别听取相关行业涨价因素分析汇报后，发改委价格司领导对啤酒企业受成本推动，价格上升较多表示理解和认可，但对成本变化不大，却价格轮番上涨的白酒行业，进行了批评，认为其“定价行为在当前形势下极不妥当”。 种种督促措施之下，这一系列企业在4月份，宣布涨价暂停。 企业“苦衷” 然而，在发改委的多种价格调控行动下，一些具体行业企业也并非没有苦衷，总体上，它们对主管部门调控价格涨势表示理解和支持，但是也希望就全行业看，一些掌握国家基础资源的国有企业，能够为稳定下游产品价格，贡献更多力量。 在上述约谈部分消费品行业企业期间，部分约谈企业态度一度非常强硬，态度鲜明，“涨价确属不得已，原因是上游原材料和燃料成本涨价明显”。 白酒业策划专家袁野也认同上述看法。他告诉记者，目前包括酒类、粮食、肉类等商品价格，都与石油价格上升直接有关。 比如2年多前，从四川运输一吨白酒到北京，成本需要300元，目前涨价到了1000元。这等于是说，石油价格的上升，本身带动了运输成本，这还不算石油价格提升导致化肥价格等农资价格上升，引发玉米、谷子等白酒原料成本增加的情况。 针对上游原材料成本传导带来的涨价因素，采访中有相关商会、协会，代表部分消费品企业代表表示委屈。 一位参加过2日座谈会的代表回忆称，座谈会没有一个大型国有企业人士参加，这些消费品行业，涉及的大都是民营企业或者中小国有企业。为此，他在4月2日的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国家最好能管好国有大型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的价格。 还有更多的一句，这位人士没敢在会上明确呼吁，“现在我要说出来，中石油、中石化，还有房地产企业能否一起来参与我们稳定价格承诺呢？” 一个与此相关的背景是4月6日，成品油价格上涨，且幅度较高。一些企业代表不理解，为什么国有企业可以涨价，但是对于民营企业市场化定价，却要不断约谈呢？ 排除他们看法中的情绪化因素，诸多行业协会的苦衷和呼声都落到一个点：都急切盼望在价格稳定工作上，国有企业能更多地站出来，和他们位列同一阵线上。 此外，人力成本的上涨也成为苦衷，在这一点上，稻香村、康师傅等企业看法类同，“人力成本和棕榈油的成本都在上升，今年员工已经上调工资，棕榈油价格也一直往上走，还在继续涨，公司未来不得不面临产品涨价的压力”。苦衷虽有，但行业协会落实发改委指示精神的行动，却不能不抓紧。 目前，中国酒类流通协会、酿酒工业协会，以及全国工商联下属的医药业、水产业、烘焙业、农业商会，联络其他商会，都联合发布了相关稳定物价倡议书。 下一步调控 在各种纷纭复杂的涨价因素分析之下，业界思索价格走向的下一步。 一些企业人士表示，由于成本价格上涨推动，从下个月开始，一些商品难免还会涨。 粽子就是其一。全国工商联烘焙业公会常务副会长、北京稻香村食品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池向东透露，预计今年端午节期间，由于成本价格推动，粽子的价格将上升10%，也即每个粽子大约涨价5毛左右。 康师傅说法类似。康师傅公关部主管陈功儒告诉记者，康师傅桶面原来预计4月份涨价的目标是每桶涨5毛，“但该计划将被推迟，何时推出涨价措施，仍难确定”。 此外，在短期保证物价稳定之外，如何从体制上消除一些不必要的物价成本，仍是一个待解的难题。 一些不合理的收费因素导致的成本上升，正被呼吁取消。北京工商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梁小民告诉记者，目前高速公路收费，使得货车不得不超载，这些收费加大了产品运输成本，此外农产品在农贸市场的场地费等等成本，都该消除。 相关日志 2011/04/18 — 余以为:发改委约谈企业扭曲CPI指标 (0) 2011/04/14 — 信号误导比通胀更可怕 (0) 2011/04/12 — 21世纪经济报道:发改委要求食用油企业再限价两月 补贴难掩亏损 (0) 2011/04/08 — 邓聿文:请发改委对油价超出历史高点给以解释 (0) 2011/04/07 — 一周两会商 发改委批评白酒行业涨价风 (0)

上周，一张近万元的餐饮发票将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和红十字会系统推上风口浪尖。记者经过调查后却发现，作为一个非纯粹意义上的公益组织，中国红十字会的经费基本来自于政府，其接待费超标严格意义上说属于行政违规，而与滥用捐款没有关系（据4月18日《京华时报》）。 红十字会万元餐的问题到现在基本上说清楚了。其实伴随这个新闻始终的还有其他类似新闻，比如中石化购买天价酒的新闻，但在网友的关注度来看显然不如红十字会“万元餐”来得猛烈。有网友发起一个“是否再给红十字会捐款”的投票，其中仅有4%的网友选择了“会”。为什么会有这样一边倒的民意指责？究其原因还是由红十字会的性质决定的。红十字会是一个慈善组织，它身上寄托着捐赠者的道德和善心。因此我们不会把它和企业相提并论，对于红十字会，我们有着更高的道德要求，一旦出现问题就会遭到猛烈的抨击，这多少有点儿“爱之深责之切”的意味在里面。 激怒网友的不仅仅是万元餐，还包括事后处理。事后处理主要是两点，一是退回超支的费用，二是对卢湾区红十字会通报批评。这算是问责吗？我觉得这比罚酒三杯的伤害还小。我们又要老调重弹地提到违规成本问题了，这样轻飘飘的问责，不客气地讲，这不是鼓励工作人员行政违规吗？即便这次万元餐不是滥用捐款，那也属于三高消费范畴。这样的处罚起不到任何震慑作用。 红十字会在澄清事件的时候一直在强调就餐使用的是财政拨款，不是捐款，这里我倒想反问一句，你从来不说我们怎么知道？无论是财政拨款还是慈善捐款，我们对于红十字会各种款项的使用情况一无所知。很多时候误解源于无知，而如果这种无知是由被误解者人为制造的，那就是咎由自取。对于红十字会来说，公开行政支出是义务，公开捐款使用情况更是本分，否则任何的款项支出都逃不了瓜田李下之嫌。 日前，温家宝总理发言表示对道德滑坡深恶痛绝。那么对于一个以良心为旗帜的慈善机构，道德滑坡更是不能容忍的，因为这是对民众物质和情感的双重伤害。也是对刚刚起步的中国慈善信用的巨大伤害。万元餐说起来不是一件大事，但却因为红十字会的性质而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我们希望红十字会能够以此为契机，加强内部监管，接受社会监督，从制度层面化解民众的心结，而千万别像网友恶搞的那样，让神圣的红十字变了色、走了样。 不久前，李连杰创办的壹基金终于领取了公募基金的“身份证”。在整个争取的过程中得到了网友、媒体、政府以及企业家的广泛支持。壹基金的运作一定比红十字会要好吗？未见得，我想民众对二者的褒贬也许仅仅是因为一个原因：有没有公开透明的财政报告。 相关日志 2011/04/19 — 徐达内:“吃的是饭还是血？” (0) 2011/04/17 — 一顿饭吃掉9859元，捐款到了谁的餐桌上？ (0) 2011/04/16 — 上海红十字会通报高额餐费事件称非救灾救助款 (0) 2010/11/02 — 乌有之乡:揭秘西方富豪“裸捐”的幕后潜规则 各种势力在博弈 (0) 2010/10/05 — “巴比”慈善晚宴，发生在“波将金城” (0)

东京电力公司(Tokyo Electric Power)的规模是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10倍。的确是已经大到不能倒。该公司供电量占到了日本总电力的29%，在东京都市圈拥有超过200万家企业与2600万户家庭的客户。如今，不仅福岛第一核电站(Fukushima Daiichi)已永远停用，该公司17座核反应堆中的13座、20座燃油电厂中的10座、以及两座燃煤电厂也都已经停运。 需求将飚升的炎炎夏日尚未到来，东电发电量的损失——约是其正常产出的四分之一——已经在产生很深的影响。预计日本政府将动用一条自1974年石油冲击以来从未动用的法规，将今夏的用电量限制在去年四分之三的水平上。日本重要商业游说组织——经团联(Keidanren)担忧，强迫削减用电将损害众多产业，如铁路、纸浆与造纸、钢铁、化工、酿酒、电脑芯片制造以及汽车与汽车零部件制造，这些产业都严重依赖电力供应。该组织正竭力尝试劝说政府接受自愿削减用电。 简言之，有关地震与海啸仅影响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一小部分的言论，似乎过于乐观了。如果停电在今年剩余时间、甚至更长时期继续发生，那么日本经济的核心将面临危险。 没有东电，现代日本就无法运行。这正是问题所在。与任何经济体中商业活动的命脉——大型银行一样，东电已变得不可或缺。如果该公司在应对上月的灾难以及制定应急预案上一直疏忽懈怠（有大量证据证明它的确如此），那主要应该怪罪其“大到不能倒”的公用事业地位。道德风险并不局限于银行业。 应该承认，从客户角度来说，东电并不是一家坏公司。没错，日本的电费很贵。但东电在维持稳定电力供应方面做得极其出色。每户家庭一年的断电时间被维持在极低的4分钟。而据美国坦普尔大学(Temple University)当代亚洲研究学院(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能源专家保罗•斯卡利斯(Paul Scalise)称，法、美、英分别为45、69与73分钟。 但东电在幕后一直受道德风险所累。该公司有着隐藏事实与放松安全标准的不光彩历史。2002年，它被发现经常谎报与反应堆裂缝相关的安全数据。现在我们才知道，它把福岛核电站的备用发电机放置在地下，比完全不顶用的防波堤还要低。还有传言（已被东电否认）称，它推迟了用海水冷却反应堆，以防止价值数十亿日元的资产报废。 东电糟糕安全记录的一个解释是日本的空降制度（amakudari，天下り），公务员从天而降，在以前监管的行业出任一份闲职。曾在核电监管部门任职的前能源官员石田彻(Toru Ishida)，今年空降到东电担任顾问。自上月福岛核电站开始辐射泄漏以来很少露面的东电社长清水正孝(Masataka Shimizu)，是经团联副会长，足见该公司影响力之大。 在监管机构和产业界之间流动的人员总数也许不算太大，但监管机构和被监管方的联系过于紧密。从结构上看，这是因为核电监管机构隶属于日本经济产业省，认为自身的职责是推动核能利用，作为避免依赖外国石油的一种途径。更根本的原因是，东电和政府处于同一立场。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公众克服了广岛和长崎的历史经验造成的对核能的反感。 但三哩岛(Three Mile Island)和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事故严重挫伤了公众的支持。作为回应，监管机构和核电产业都曾淡化风险，这种情况几乎注定助长了东电应当负责的那种散漫行为。 和银行一样，东电的假定是，如果事态严重恶化，政府总会充当后盾。该公司已在积极游说，试图对相关法律进行有利解释，以求让自己不用承担天灾造成的赔偿责任。若得不到这样的慷慨待遇，东电似乎凶多吉少。东电的债务股本比接近300%，是行业平均水平的三倍。 除非东电大幅提高电费（公众不会容忍），否则很难看出该公司该怎样产生充足的现金流为各项任务买单，包括报废旧反应堆、建设新反应堆、同时落实替代能源来源，而这还没有考虑农民和不满的用户势必会提起的法律诉讼。 站在股东的角度，东电可能走英国石油公司(BP)的道路，也可能走安然(Enron)的道路。在去年墨西哥湾发生井喷后购买BP股票的投资者现在坐享70%的增值。而安然破产令股东血本无归。除非东电被允许走上同样道路，否则日本核电产业会像西方银行业一样，成为一个私人获益，而社会承担损失的案例。 相关日志 2011/04/12 — 日本拟将福岛核事故提至切尔诺贝利相同级别 (0) 2011/04/11 — 西西河:日本将被资本抛弃？ (0) 2011/04/07 — 韩国中央日报:与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时截然相反的日本的双重态度 (0) 2011/04/05 — 日本核泄漏进展:太平洋就是垃圾筒,一万吨核废水随便排,只要说一句”ごめんね”就完事了?不要脸 (0) 2011/04/05 — 宅死:日本网民为看动画片留在辐射区”> 死宅-> 宅死:日本网民为看动画片留在辐射区 (0)

近日，中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爆出“天价酒”事件，有“深喉”在论坛发帖举报，该公司一周内购买价值数百万元高档酒供个人和职务支配，并贴出了发票照片。该公司随后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承认情况属实，却对用途进行了辩解。最新消息显示，中石化总部已派调查组介入事件调查，相关领导表示，如发现违法违纪问题将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 　　毫无疑问，这是在公共舆论空间里新鲜上演的又一场央企财务丑闻，虽然具体事件发端于中石化的广东石油分公司，款项暂且还局限在几张被曝光的“天价酒”发票之内，但借由这一偶然事件，哪怕以最简单的倒推也能作出判断，垄断企业的奢华乱象绝非一日、一事之功。具体事件的调查，只要还愿意秉持公心进行，就不难水落石出，哪怕即使是系统内自查，找一个不那么容易被证伪的理由，也不算难，可能只是需要一点回旋的时间。 　　针对网络的围观与质疑，中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所给出的回应显得笨拙而仓促，已经有真凭实据并被曝光的“天价酒”消费，还妄想通过几句套话将其混到“非油品”项目这一所谓的正常经营的范畴，一边说着将进一步调查，一边又未经调查轻易排除了涉事总经理鲁广余的个人干系。过往经验告诉人们，系统内部第一时间启动的调查组，与其说是在进行事件调查，不啻说是在动用各种手段深挖“内鬼”，并且同时启动危机公关给丑闻想辙、找理由。年初曾有报道揭出中石化内部组建网络水军操纵公共舆论，而逢此事关央企形象的关键时刻，水军可能业已出动。 　　据媒体调查，中石化加油站中的便利店，确有酒类商品销售，但网上曝光发票显示的那些单价过千、上万元的高档酒却没有出现在加油站的便利店中。话又说回来，谁会在加油站里买那些动辄上万元的“天价酒”呢？接下来的问题其实还有，即便是那些在本事件中看起来不那么天价的普通茅台、五粮液，为什么会出现在加油站里销售？所谓的“非油品”经营，是不是在靠“不管买什么都可以开汽油发票”这样的手段来迎合和助长某些公款消费群体？这，或许算是此次事件不经意间曝光出来的其中一桩圈内丑闻吧。数据显示，2010年中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有近7亿元利润来自这个“非油品”经营项目，而整个中石化系统在去年的“非油品”项目上的收益是57亿元，2012年的销售目标更高达100亿元。 　　事实上，公众围观此次中石化爆出的“天价酒”丑闻，所掺杂的情感多是无奈和愤怒的。一边是油价不停上涨的霸道垄断，是不停哭穷、年年亏损需要国家财政补贴的做作，一边却又是人力资源成本毫不手软的叠加，甚至已经到了任何消费都可以堂而皇之列入成本的地步。即便是此次被爆出的“天价酒”风波，也不过是内部人员不满于“天价酒水动辄几十瓶不知所终”的领导独断支配，换句话说，不管多炫目的企业内部分肥，只要还能做到基本的均沾，就不会有内讧，更不会让公众知晓这垄断企业内的恢宏与繁华。问题是，这都还挂着“全民所有”的旗号，全民却只能无奈地充当看客。 　　中石化此次爆出的“天价酒”风波，如果仅仅局限于个案、个别人的调查与处理，显然是不能算彻底的。尽管在现有情况下，即便是具体个案的查处，也存在敷衍塞责、找理由想借口来进行危机公关的现实危险，但还是有必要呼吁有关部门启动对中石化进行第三方的独立审计调查，不仅查几瓶酒、几个人，更要通盘计算整个企业的成本合理度。依靠中石化自己去自证清白，终究无法彻底回应公众对垄断企业的诸多质疑。更何况，这种以现代股份制名目存在却又完全一副机关做派的庞然大物，不管是对全民这个哪怕只虚拟存在的东家，还是对持有其股票的亿万股民，都必须要有个像样的交代。如果腐败超越个别人的范畴，而成为行业甚至体制的行为，公众要为之埋单的款项又怎么会止步于几瓶酒水？ 相关日志 2011/04/16 — 上海红十字会通报高额餐费事件称非救灾救助款 (0) 2011/04/15 — 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万元餐饮发票曝光 (1) 2011/04/14 — 南方日报:中石化广东分公司巨额公款购茅台拉菲 (0) 2011/04/13 — 中石化分公司购酒发票曝光：一周买300万茅台拉菲 (0) 2011/03/01 — 《财经》杂志:秦晓：行政权力和资本相结合导致贪污腐败制度化 (0)

编者按/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这些与中国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都将在日本震后产业大转移的过程中受益，尼康等日本电子产品制造商已经明确表态将在东南亚某些区域增加产能，可作为日本海外最大的产品销售市场，中国内地却被战略性的排斥在外。 　　而更让人叹息的是日本此次产业转移所即将涉及的高端制造、研发及供应链管理等环节，都是中国内地市场一直希望引进的，一些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也为此做了许多努力。 　　战略性避开中国布局，反映的正是日本在其产业规划过程中最深刻的考量，不能失去中国市场，所以围绕着中国周边布局；不能放弃日本制造的高端定位，所以不能把产品打上made in china的标签。 　　中国制造升级被寄望很高的促进因素之一就这样眼睁睁地溜走了。 　　一线调查 FIELD SURVEY 　　日本震后产业转移再现“雁行方阵” 　　“还没有看到日本稀土高技术企业要向我们这里转移的迹象，至少目前还没有。”包头稀土高新区招商局副局长姚继恩说。 　　日本每年从中国进口大量稀土资源，近年都占到中国稀土出口总量的50%以上。这些稀土中的大部分在进行应用加工后再返销中国，其中很大一部分作为如汽车、照相机、重型机械、通讯等行业产品的高端配件运往日本在华企业或是中国本土企业，如电动汽车发动机上的永磁电机、小型储氢电池等。 　　也就是因为此，包头稀土高新区一直希望通过资源优势吸引全球稀土高技术企业入驻，尤其是邻近中国的日本和韩国企业，本以为地震是个引进的好机会，没想到中国市场依然没能分到想要的那杯羹。 　　市场一度盛传日本地震灾害频发将促使日本制造企业加快全球生产布局调整，扩大向海外转移一些关键零配件的产能，而这将会是全球产业格局重新划分的一次机遇。作为日本最大海外买家的中国市场，理所当然的应该是此次转移的首要考虑对象，甚至一度有声音认为，这次日本产业大转移将是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有利外因。 　　但《中国经营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一切可能都是中国市场和企业的美妙幻想，尽管中国有着最大的市场潜力，也具有极高的热情，但在日本某些产业转移的规划中，可能会战略性的规避中国。 　　日产业转移选择避开中国？ 　　进入4月份以来，嘉兴市、金华市不约而同地做了一件事：针对日本震灾开展了专题帮扶活动，稳定日资企业的生产经营，增强其日本总部对继续在该市扩大生产的信心，为争取把相关生产环节转移过来做铺垫工作。同时，这两市的招商局也在抓紧包装一批针对性较强的对外招商项目，吸引高质量日资项目入驻。 　　联电集团荣誉副董事长宣明智呼吁台湾产业界发挥“产业帮助产业”的精神，协助日本厂商解决关键材料缺料问题，抓住这次的机遇。“过去日本各产业对外输出技术态度较为保守，这次灾害若能快速恢复，应会思考将资源放在更有未来性的领域，把原来舍不得淘汰或暂不淘汰的技术适度外移，台湾就地缘位置及长期配合的关系，将是一个适合移转的地点，会对台湾产业带来正面助益。” 　　不只是地方政府，行业协会也加入到加速与日本高端产业链合作的阵营，“我们将与日本的一个行业协会一起，组织一些大型电子类企业来中国考察，这个月内活动虽然停滞了，但从长期来看，日企在日本以外的投资变得更迫切。”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信息交流部主任李柯说。 　　事实确实如此，地震以后，日本加快了在全球的产业布局。地震之前，全球微处理器大厂瑞萨电子公司已计划在2013年前将晶片生产外包比率由之前的8%升至25%，大部分下单给日本海外晶圆厂，该公司现在打算进一步提高外包比率。瑞萨表示，正洽商将车用微控制晶片的生产交给全球晶圆公司(Global foundries)的新加坡厂。 　　尼康正在与Notion VTEC公司商讨将仙台工厂的生产转移至马来西亚的计划。尼康仙台工厂曾主要生产旗下高端数码单反相机，但在“3·11”大地震中遭受破坏并已关闭停产，Notion VTEC公司目前主要生产相机电池、镜头卡口及镜头内桶等零件。 　　日立显示器将增加委托给台湾奇美电子的生产外包量。之前，日立一直委托奇美生产平板终端使用的中型IPS液晶面板，今后将会增加智能手机使用的小型IPS液晶面板。 　　可以看出，中国内地并没有在日本产业转移的第一阵营内。日本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陈言认为，中国不会成为日本产业转移的最大受益者，“在日本人的潜意识里，想到中国就想到‘污染’、‘腐败’这样的词，不是友好的。” 　　和美国的“金融立国”不同，日本强调“产业立国”，更加注重制造业的发展。日本的产业转移已经进行了二三十年，但是分析日本的产业转移特点，可以发现日本的本土企业处于产业链最上游，掌握着最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在此基础上向中国台湾、韩国等国家及地区转移产业，为日本技术做配套服务；而产业链的下游如组装等则转移到中国等具备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这种模式被称之为“雁行方阵”，日本本土企业始终占据雁头地位，中国内地更多的扮演了雁尾角色。 　　在面临长期的被迫转移时，日本企业会从战略的高度系统地考虑这个问题，根据每个产业的不同特点、竞争优劣势、市场容量等因素做出新的布局。比如在液晶面板的替代上，京东方副总裁张宇认为日本不会选择韩国，韩国在液晶领域已经超过了日本，所以日企未来会更侧重在台湾和中国内地发展。对于半导体产业，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信息交流部主任李柯认为日企对中国内地的戒备心更强，中国近年IC领域崛起非常快。再比如汽车产业，日产目前的汽车生产仅有25%依赖本土工厂，地震过后将加速外移及海外外包。该公司去年已将小型车Micra的生产由神奈川转至泰国及其他区域，2013年还要把跨界休旅车Rogue的生产从九州换到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坎顿。而这些转移则更多是以市场为目标的。 　　“中国的仿制能力那么强，如果搬到中国，一是产品质量无法控制，二是核心机密可能泄露。目前看，尼康的高端产品不会迁往中国，而是会迁往马来西亚。” 一位数码产品领域的资深人士分析说，中日两国关系敏感，也使得日企在往中国转移的时候有所顾虑。 　　日将转移核心技术和高端制造 　　尽管中国大陆市场不是日本产业转移的首要考虑地点，但此次日本的产业转移其实更是中国需要的——因为此次转移要涉及更多的研发、设计、高端制造等环节，都是中国制造升级所急需拥有的。 　　日本企业这一次的产业大转移与之前的制造业转移有很大不同。 　　从动机来看，以前是主动转移，将高污染、低利润的环节转出，而这一次是被迫转移，所以会转移出更多的核心技术环节。 　　转移的目的也不同。以前是想利用地方优惠政策，接近市场，降低生产成本。而这一次是确保产业链安全、优化产能布局和规避汇率风险。 　　意义也不同。以前只是策略性的转移，日企会挑选利润低、工艺简单的制造环节转移，而这一次是战略性转移，不仅会转移更多的核心部件的生产，甚至有可能把研发总部、供应链总部、制造总部进行转移。而作为战略性转移，必将会对整个产业链产生巨大的影响。 　　“日本企业现在不是考虑一次抗震救灾问题，而是必须要面对9级以上地震，且余震不断，海啸突袭，火山爆发，这将是一场长期的与自然灾害斗争的过程，会是难以应对的状态，这也将对他们心理上产生巨大的影响。”日本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陈言认为，无论是否愿意向中国转移，日本都必须做出转移的战略决定。 　　日本东部地区4月7日发生里氏7.1级地震，11日下午发生里氏7.0级地震，12日上午千叶县东部近海发生里氏6.3级地震，东京震感强烈。据日本地震专家分析称，东日本大地震后，里氏7级以上的地震已经发生了5次。专家警告今后可能在东北、关东、中部地区内陆等地发生里氏8级的余震。 　　更为严峻的是，4月12日日本宣布按照国际核事件分级表(INES)的级别定义，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泄漏事故级别提高到7级。这一级别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相同，为全球最高级别。 　　余震不断，原本计划在4月份复产的企业只能等待老天的安排。索尼位于登米市的2家工厂原计划恢复运营，但现在仍处于停产状态。东芝原计划于4月11日恢复岩手县北上市芯片厂的生产，不过余震后，恢复日期也无法确定。瑞萨、尔必达、尼康、夏普等大批日本本土企业在震区的厂房被迫停产或减产，恢复时间最早也要延至5月。 　　地震对位于日本东北部的企业造成严重影响，订单数量大幅下降，为确保已有订单和合同的完成，日企采取的方法包括：一是积极扩大其他生产基地和海外生产基地的产量，尽量弥补地震中造成的产量锐减。二是延长交货时间，通过与订单厂商协商，尽可能的延长合同履行时间，缓解生产压力。三是业务外包，将一部分订单外包给其他有生产能力的企业。 　　李胜茂认为，即使日本企业在竭尽全力确保订单完成，但还是有非常大的挑战：比如地震导致交通中断，原材料供应受到影响，产品无法运输，影响了合同的及时履行。此外，缺水缺电状况严重，企业恢复生产难度较大。同时海外生产基地扩大产量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产能增长有限，短时间内无法大规模扩产。更为重要的是，地震严重影响了订单企业的信心，为避免风险，很多订单可能会转向其他企业和国家。 　　让日本企业忧虑的是，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当然不甘心等待与观望。正如日本宫城县负责经济发展的地方官员伊藤正博所说，歇业或停产的公司若无法履约交货，可能很难再接到生意，而这也有可能将导致生意永久流失。 　　摆在日本企业面前的，不是一道短期补救策略的选择题，而是长期战略的推倒重建。一向以制造立国的日本，或许要放弃手中的部分“利器”。 　　地震之前，全球微处理器大厂瑞萨电子公司已计划在2013年前将晶片生产外包比率由之前的8%升至25%，大部分下单给日本海外晶圆厂，该公司现在打算进一步提高外包比率。 　　产业布局风险加大 　　“在日本发生地震之后，我们就组织了一个专门的团队来关注事态的发展，关注其会对产业链、对市场造成什么影响。”张宇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其实，在中国内地、中国台湾、韩国、印度，甚至远到美国、欧洲，都有大量的公司在密切关注着日本企业的动态，因为命运息息相关。一个零部件不能被生产出来，或是运不出来，自己的厂子就要被迫停产。也或许，日本的某个企业不再有完成生产的能力，订单会突然幸运砸中自己。 　　北京的中关村、深圳的华强北等电子产品批发市场上，经销商们颇为激动，把手里的大把现金换成闪存、芯片或数码相机，不少日系产品已经出现10%~30%的涨幅，而经销商还希望通过囤货以获得更高的利润。 　　远在美国的苹果公司的股价也受日本地震的影响，因为在那个看上去简单、轻薄的产品当中有许多关键零部件出自日本。同样，负责苹果产品组装的富士康公司也不清楚自己的流水线什么时候就会被迫停下来。 　　位于台湾的仁宝、广达等PC代工厂商急迫地等待着硬盘、存储器等零配件能够从日本运出，更为要命的是，锂电池两大供应商——索尼、三洋是这一次的受灾大户。 　　在3月11日地震发生之后，丰田汽车已经取消了旗下欧洲和亚洲市场上多家工厂的加班和周末值班安排。近日，丰田汽车发言人桥本诗织称，该公司计划在4月15日、18日、21日、22日和25日暂停旗下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13家工厂的生产，原因是在日本的零部件生产线无法恢复正常生产。 　　联电集团荣誉副董事长宣明智将这种现象称为“长短脚现象”。即产业供应链中只要有一个零组件缺料，即使其余零件全都到位，产品还是做不出来，整体市场将出现供需失衡的情况。 　　日本企业在半导体材料、芯片设计及制造、光学器材、机床和汽车关键零部件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地位。所以，虽然只是在日本东北部地区的一个地震，却震到了全球产业链上的许多企业。 　　日本是典型的科技强国、产业立国。虽然在过去二三十年，制造业向海外进行最大转移，但核心技术部分仍然放在日本国内。比如汽车的引擎、变速箱等零件的相关技术都是日企紧紧攥住的不传之秘。这次在灾后出现的全球“震痛”，使得日本制造的产业布局风险被暴露出来。日本多年来引以为豪的高效产业链遭受重创，产业链的安全问题似乎比效率更为致命。 　　“日本灾难给我们的提示是，做产业布局时一定要分散，在不同区域布局。但在某一个具体区域内，则要尽量实现全产业链配合，集中度要高。”张宇告诉记者。 　　“为规避地震频发的风险，一些日本企业不得不调整其现行的国际生产格局，将一部分产能转移出日本，这将加剧日本产业的空心化问题。若核危机仍迟迟未能控制，日本将很可能由一个繁忙的世界工商业中心而沦落为一个世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经济‘孤岛’。”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王永中认为地震对日本最大的危害可能就是加速日本产业空心化。 相关日志 2011/03/09 — 中国与日本在稀土上明争暗斗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