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国企改革的先声 就在79-81年的陈云经济调整的宏观大背景下，第一轮国企改革的试探开始了。 要说国企改革，先要说改革之前的国企是啥样子的。我们用过“人-钱-物-生产决策-销路”五维来分析，这里修改一下用词，更清晰一点：“人-钱-原料设备- 生产决策-产品销路”。计划经济的核心是后三条，都是关于具体物质生产资料的流动。理论上，计划部门针对每一个国企，都制定了明确的生产任务，你从哪家上游厂进原料设备，进哪种，进多少，什么价（价格其实是无所谓的），然后你要生产什么东西，生产多少，生产出来的产品出货给哪家下游厂家（对于消费品，则是出货给哪家商业企业、供销社），出多少，都是定死了的。全社会所有的企业都服从这一套指令安排，加总起来，就是全社会所有的物质生产的供和需，全都严丝合缝的对接在一起。此为理想的中央指令计划经济。所以，在“原料设备-生产决策-产品销路”这三个维度上，企业是毫无自主权的，厂长乃至以下全部工作人员，都只是命令的执行者，是“管-管-管”模式。 在“人”这个维度上，各前社会主义国家有点不一样。中国把人也管死了，企业用人也毫无自主权，干部由政府里面的人事局管，工人由劳动局管，雇用终身制，铁饭碗。调动个工作，比上天还难。苏联呢，据说比中国要松一点，苏式计划经济下，工人也是可以自由跳槽的。 对比之下，苏联人当年对“物”的计划做得好，中国人“物”方面做得很差劲（比如经常无法完成生产计划、比如频繁的削弱中央计划而支持各地的地方独立计划，等等。其中有老毛的浪漫主义时不时出来“捣乱”的原因。），但是在“人”的计划上做的比苏联要夸张。 最后，“钱”这个环节，严格说来，在计划经济下意义不大——所有的产品物资交易都是上面指令的，一个厂若要扩大生产，所需的额外货币也都是上面拨付的，一个厂有了货币盈余，也要全交给上面来支配。这是从企业角度看。从个人消费上看，钱的意义也被“票证”冲淡。总之，“钱”在那时，在企业层面上，更多是一个算账的工具罢了。 正因为钱没有太实际的意义，所以每样产品的价格的确定也是相当任意的——没有市场供求嘛，就没有所谓的均衡价格。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价格关系扭曲“。 总之，改革前，原则上国企是处在“管-管-管-管-管”模式下。这个模式最大的问题就是企业没有自发的动力去提高生产，只有靠计划命令的层层加码，但是加到多少能完成，谁都没谱，计划加多了又完不成，成了大跃进浮夸风，后果是灾难性的；加少了，则下面企业也乐得任务宽松，反正多干活也没自己的好处，乐得歇着。 第一轮国企改革的试探时间是78-80，由zzy于78年中在四川的试验肇端，79年被推广到全国。此轮改革的核心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引入了计划内外双轨制的概念。在“原料设备-生产决策-产品销路”三方面，都规定，只要你完成了计划给你的任务，超出的部分，你自己可以拿去卖钱，得来的钱，上缴一点，大部分自己留用，可以用于内部提高职工收入消费，也可以用于企业自己的扩大再投资。 “钱”的方面，也留更多给企业：利润不再全额上缴，部分可以自己支配；加速折旧；计划外销售收入自己支配。 当时一些改革派的经济学家，比如薛暮桥，就十分支持这样的改革。薛的改革计划走的更远，尤其是在钱的问题上，不仅仅要实现上面三条，而且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和企业的资金关系：如果企业要扩大投资，不能向政府直接要拨款，而是要自己出钱，或者借钱（拨改贷）。企业的盈利，也不能说政府拿走就拿走，而是要变成税，按照一个既定的交税的规则来上交政府（利改税）。这样，就把政府和企业从原来的“财务一家人”变成了“两家人”，这才有利于发挥企业的盈利主动性，中国话叫“自负盈亏”，用匈牙利社会主义经济学家Kornai的话说，就叫“harden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s”。（这个思路，和前面第一篇讲过的政府层级之间的财政收入安排，相当类似，也是划清财权，刺激下级政府扩大收入。） 更重要的是，薛知道，“钱”上最大的问题在于价格体系。计划经济下，有些产品价格畸高，则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天生利润就多。反之，有些企业天生就因为产品价格的原因而亏损。从前企业盈亏其实都是无所谓的，政府拨款给调剂平衡就完了，但是现在，你在“钱”上给企业放开了自主的一个口子，那么就不公平了，会刺激高价品的生产企业盲目扩大生产，底价品的生产企业则缩小生产，这样会造成不正确的激励，和“扩大企业自主权以激励企业增产”的目标不符。 但是此时“钱”上的改革仅限于前面提到的三项，后面这些“拨改贷”“利改税”，仅在少数地方试点，并未推广；“价格改革”，则是一个政治上很有风险的事情，因为涉及到大量直接消费品的价格调整，弄不好会社会动荡。79年的时候，仅仅是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这一项，为了不导致城市粮价的上升，政府就不得不花很多钱来补贴这个粮食差价，实际上就是政府出了一部分钱帮城里人买粮。如果搞全面的价格改革，需要补贴的品类还不知道要多到哪里去，政府根本受不了。（价格改革之后多次尝试，都失败了，尤其88年价格闯关，还间接造就了89的风波。可见人们对价格改革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直到90年代初期，价格改革才算完成—— 至于为什么，往后看。。。） 至于“人”的方面，这一时间内，则毫无改革动作。铁饭碗依旧。 总之，79-80年的第一轮国企改革，改完之后，在“人-钱-原料设备-生产决策-产品销路”维度上，是这么个状况： 人：管得死，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下，人力的雇佣和岗位分配是党说了算的，不能自由雇佣、自由解雇； 钱：多留一部分给企业自己支配，但是距离“价格理顺”“自负盈亏”，还很遥远； 原料设备-生产决策-产品销路：在完成计划任务的前提下，可在计划外市场上自由扩大投资购进原料设备、自由增加产量、自由销售。 这段时期的改革带来了以下结果： 1. 国企职工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企业获得了大量利润的支配权，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要么盖了房子给大家住，要么给大家发奖金。奖金这事儿，名义上是鼓励先进，但实际上，往往就是平均分配了。 别忘了，此时也是大幅提高农产品收购价、农民收入大增的时间。所以，无论城乡，消费资金一下膨胀了。 2. 企业的市场化行为增多。虽然制度上允许企业可以做市场交易，但是是有条件的，就是你的先完成了计划。如果计划指令把你的产能占满了，那也无从进行市场交易。但是，别忘了，上篇我们讲到，这段时间是陈云经济调整的时间，就是压缩重工业计划、增加轻工业计划的时期。那么，对于被压缩的重工业、尤其是机械工业来说，计划任务就减小了，而闲置的产能不用白不用，政策又允许自己找销路了，那太好了，我自己找市场自己卖去。。。 结果是啥呢，就是机械工业当时算是全国最先大规模投入市场交易行为的行业之一——当然，多余机械产品的买家，除了想要在计划外扩大生产设备的国企之外，还有大量刚刚兴办的乡镇集体企业——这就对接上了我们前面讲过的乡镇企业的兴起。 （Naughton 有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就是市场化的动力恰恰来源于计划的波动。哪个产业的产出被计划压制了、进入产能过剩、供过于求的状态了，该产业就不得不转向市场寻找销路，因此也就越变得市场化。市场是占剧了计划一涨一缩之后留下的空间，而计划的一涨一缩，本来是出于经济结构健康的考虑，出于过冷过热之间宏观调控的考虑，却意外的为市场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一旦你政策上允许企业在计划之外的市场行为，又想搞经济总量和结构的调控，那么，市场的比例越来越大，是不可避免的，这不是改革初期政策制定者主动追求市场化的结果，而是一个美丽的意外。） 3. 陈云的经济结构调整效果不明显。由于给了企业太多的自主权，中央计划调整的威力打了折扣。陈云通过计划指标来压缩重工业投资，结果重工业企业通过市场的渠道来抵消计划的压缩，导致轻重结构的调整并不那么给力。而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又赶不上城乡人民手中钞票的增长速度，结果就是，结构没调整好，通货膨胀就先来了。 陈云很生气。从前的陈云有两个经济主张，一方面主张经济结构的优化、农轻重比例的协调（陈云不喜欢超速增长），另一方面他也主张给予企业适当的自主权，以增加主动性。但是到了80年底，陈云很生气，因为这些有了自主权的企业不听调遣了，它们为了自己牟利而各自都盲目增产，牺牲了宏观经济结构的健康，它们滥发奖金导致消费层面的通胀。 从这时候起，陈云开始对“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改革方向产生怀疑。如果企业自主权换来的那点生产积极性的改善需要以整个宏观经济的失控作为代价，那么，这是不合算的。79年的这轮改革，正是在他“计划市场相结合”的号召下开启的，而到了80年底，他开始保守了，开始强调“计划为主，市场为辅”。也正是在此时，75岁的陈云退休了，日常的经济管理责任交给了61岁的zzy。但是陈云依然把握着大方向。从此，他成为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保守派的代表，开启了他和邓胡赵改革派的长达十年的路线斗争。 81年，鼓吹扩大改革的薛暮桥受到批判。企业的自主权改革停滞了，财权上收了，投资愈加削减了，滥发奖金被禁止了，经济进入更深的调整。 国企改革82-83   上回讲到，81年初开始了为了对抗通胀而进行的经济紧缩，投资削减，工资增长受到控制，整个经济一下子硬着陆了。 紧缩政策施行几个月之后，总得重启经济吧，所以还是得调动企业积极性啊。而且，经过前两年的轻工业投入，现在新一轮的刺激政策，重点轮回到能源原材料交通等上游重工业了。上回讲到的那些企业自主经营的手段，比如利润留成，比如计划外销售，慢慢又回来了。不仅如此，82-83年间，还有了很多更激进的刺激方式，比如有的地方开始搞企业的利润包干，就是指上交一个固定基数，余下的全归企业。这也有点象前面讲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税收分配的激进模式，能够更加刺激企业的生产主动性。 但是这些都是在给企业让利的方向上进行的改革。上回讲过，完整的“自负盈亏”模式，还得包括企业不能从政府自由获得好处，必须建立“拨改贷”之类的制度。但是这些损伤企业利益的制度却得不到企业的支持，进展缓慢。结果就是，企业从政府获得资源依然容易，分给政府的利润却越来越少。对于政府而言，就是散财容易收财难。这也和8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财政的尴尬处境是一致的。 此期间，改革者还心存着在计划内搞价格改革的幻想。81年，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建立了253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希望能够通过数学优化的方式，找到用计划手段达到“最优价格”的方法。结果很不幸，算不出来，失败了。到了84年，zzy基本上死了在计划范围内搞价格改革的心，意识到必须依靠市场来优化价格。 另外，又一个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害怕又出现通胀，81-84年间，严控居民收入增加，使得终端消费品的需求增幅受到限制，那么，79-80年大力扶持的轻工业所造成的巨大产能，尤其是纺织行业，一下子就变得供过于求了。到了83年，由于布匹衣服供给的宽松，布票这种东西甚至都渐渐没有必要了。广大纺织企业不得不下力气“开拓市场”，寻找销路。这又一次重现了我们上一回讲到的Naughton论断：中国的改革是从一个供给短缺的经济过渡到一个供给过剩的经济，在供给短缺紧俏的时候，企业不需要市场，执政者也害怕市场，因为此时的市场会价格高涨，造成社会不和谐。只有当供给进入相对过剩的时候，企业才有寻找市场销路的压力，才会学习怎么在市场里面做生意，学习怎么迎合消费者的口味来改进产品，增加自己的竞争力。也只有在供给相对过剩的时候，执政者才不担心放开市场交易带来的社会动荡。 联系起上回讲到的内容来看，79年的经济整顿，削减了重工业（尤其是机械工业）的需求计划，使重工业供过于求，从而迫使重工业开始学习在市场中游泳；81年的经济进一步整顿，连轻工业的需求计划（就是消费）也削减了，使轻工业供过于求，轻工业也开始学习在市场中游泳。在这过程中，以及之后的多轮刺激和紧缩的轮回中，整体上看，中国工业的产能在不停地增大，短缺的情形越来越少，供过于求的情况越来越频繁，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学会了如何按照市场的规则来获得销路，而最核心的价格改革问题，甚至也在90-91年那轮大紧缩大萧条之中，无声无息的解决了。 回到82-83年，这两年发生的事情不多，除了上述几条之外，就是银行的改革。如果有机会专门写金融机构改革史的话，再细说之。关于国企，这两年给84年的大改革做了铺垫，使得当政者意识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做法，有着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计划和市场是必然要打架的，完美的协调两者的方案是不存在的。这成为84年改革的大背景。 国企改革84-88   偏向市场的双轨制 到了84年，zzy心里面基本已经打定主意，放弃“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保守双轨制”，而要走向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制。这里面有三个原因： 1. 上篇提到过，通过数学计算来优化计划价格的努力失败了； 2. 在农业（包产到户）、能源（比如集体和私人的小煤矿的大发展）产量大发展的前提下，意识到，这些非国有、非计划的经济事实上增长动力很大，比计划内的国企强； 3.

而且石油等副产品上游价格高涨,就是不准民营的涨！ 房价还来个羞答答的8-10% 一个方便面工厂的利润还不如炒一套高档房子的利润 发改委你个棒槌，赤裸裸的行径太无耻了 – 可以市场化，随便竞争 但是，一切的一切，都是在土共领导之下才行，前提是领导同意。如果企业连这都不明白，还做什么生意。 – 哈哈，利益集团房价涨10%，一个家庭的房子资产增值就可以干掉一个小型日化工厂了。 没房的屁民自个儿哭去吧 ——————- 　　康师傅：桶装面暂缓涨价 　　原定4月1日涨价，暂缓后何时实施未定 　　本报讯 (记者李静)在国家发改委约谈有关企业，并调查日用消费品涨价后，占国内方便面市场最大份额的康师傅公司昨日晚间表示，4月1日桶装面的涨价方案暂缓实施。 　　昨晚，康师傅北京办事处相关负责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考虑到现在市场的反应，康师傅决定暂缓执行此前制订的从4月1日起将旗下桶装面进行调价的方案，何时再继续执行这一调价方案时间未定。 　　“自从上次宣布调整容器面价格后，引起了各界关注，我们在兼顾着消费者利益、产品美味实惠安全的三项原则之下，还有竞争的态势，我们决定暂缓容器面的价格调整方案。”康师傅方面表示。 　　本月21日，康师傅对外表示，由于成本上涨，将从4月1日起将桶装方便面系列大部分产品的价格每桶上调0.5元，涨幅约14%。据悉，桶装面(容器面)系列约占康师傅集团方便面销售量30%。 　　当时康师傅相关负责人表示，去年10月至今公司连续三次发布方便面涨价通知，给人感觉总是在涨，但实际上是每次涨价涉及的品类不同，且涨幅不大。 ————— 联合利华等日化企业应发改委要求暂缓涨价 中新社北京3月31日电 继康师傅宣布暂缓桶装面涨价后，跨国日化企业联合利华31日傍晚也发表声明称，“暂缓原定于4月1日执行的价格调整。” 在声明中，联合利华表示，此决定是“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要求”而做出的。知情人士透露，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司司长许昆林昨日已亲自率队赶赴上海，对联合利华部分产品拟涨价事件进行调查，并在今天约谈了该公司大中华区主席。 此前有传闻称，联合利华、宝洁、立白、纳爱斯等四大日化企业计划在近期全面上调洗涤类日化用品价格。这一消息得到联合利华大中华区副总裁曾锡文的确认。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锡文透露，下个月多家日化用品公司旗下的产品价格将上调10%左右。部分零售商近日也表示，“已接到涨价通知”。 此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引发恐慌性抢购。上海、西安等地的一些超市，传闻要涨价的部分商品销量近期出现爆发式增长，有的商品销量甚至增长超过了一百倍。 日化巨头拟联袂涨价的举动，引发坊间强烈反弹。有网民表示，“涨价可以，串通不行”。调价本是企业的商业机密，但联合利华等企业有意无意地提前透露涨价计划，通过“隔空喊话”，希望同行跟进，造成日化用品普涨格局，有串通涨价的嫌疑。 中国《价格法》规定，经营者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不得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反垄断法》也提出，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的垄断协议。 针对“串通涨价”的指责，联合利华予以否认。在声明中，该公司称，“作为负责任的跨国公司，联合利华一贯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及联合利华全球商业准则。公司本着消费者利益至上的原则，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优质的产品。” 对于联合利华在最后时刻做出暂缓涨价的决定，市场似乎并不买账。有观察人士认为，仅仅暂缓涨价并不够，造成市场恐慌性抢购的责任应追究。 截至目前，其他日化企业尚未就是否涨价问题做出回应。 相关日志 2010/10/10 — 牛刀:房价没有降水电汽价格不能涨 (0) 2009/11/20 — 上帝：以后叫我发改委 (0) 2011/03/29 — 叶檀:日化巨头涨价：谁之过？ (0) 2011/03/10 — 通胀来临:美国的策略，中国的策略 (0) 2011/03/09 — 未名空间:粮食通胀杀到来了(美国) (0)

东方网记者袁家福3月31日报道：最近东方网记者调查发现：随着实施最低工资标准日期的临近，出现了不少物业公司集中“抛盘”撤离，使不少居住小区出现了“无人管辖”的真空地带，居民生活不便，影响社区和谐，给社区稳定带来影响。 　　何为最低工资标准 　　4月1日起，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将从1120元调整为128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从9元调整到11元。有关部门特别提醒，最低工资标准指的是职工净到手的钱。不含加班费、保险及福利。 　　而要达到职工净到手1280元最低工资标准，所在企业则必须承担支付2000元以上费用。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都在盘算劳动力成本增加后所带来的压力并寻求”对策”。 　　物业公司纷纷撤离 　　由于难以消化人力成本和物价上涨的因素，沪上许多著名的物业公司如中星集团申城物业公司、绿地集团上海科瑞物业公司，诚成物业公司、陆家嘴 (17.45,-0.25,-1.41%)物业公司、同涞物业公司等，近期纷纷出现了集中“抛盘”：即对现有合同期满的物业小区主动退出不再续签，对合同期未满的小区正在梳理准备清退。 　　据了解，上海目前有各类物业公司2400多家，从业人员30多万人，服务面积五亿多平方米，其中一级和二级资质的物业公司近90家，承担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物业管理。 　　据中星集团申城物业公司沈杰总经理介绍，由于入不敷出，今年他们公司的一大任务就是“压缩战线”集中“抛盘”以制止亏损：目前已经退出的有天星公寓等 6个小区，面积达282474平方米；已发函通知准备退出的有铭晖西郊苑等2个小区，面积150761平方米；另外由于亏损，企业准备退出但政府干预暂时没退出的有15个小区，面积506403平方米。 　　绿地集团上海科瑞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一民对东方网记者说，他们承接了40多个物业，其中居民小区有23个。近年来由于入不敷出，单“上海春天”“绿地南桥老街”两个小区，每年纯物业费就亏损30万元以上，目前靠绿地集团总公司输血补贴来维持生计。 　　在上海享有一定知名度的陆家嘴物业公司近二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年年亏损，先后从40多个居住小区撤出，面积达600万平方米。 　　居民生活受到影响 　　物业公司大规模撤离，使不少小区处于无政府状态，居民正常生活秩序受到影响：供电供水电梯运行难保障，各类设施故障不断，小区安全存有隐患，垃圾没人清理，绿化无人维护，居民反响强烈。 　　据这些“抛盘”的物业公司介绍，他们迫不得已撤离的主要原因：现物业管理费近10年没有上调，而员工工资年年增长，收到的物业管理费远不能抵上日常开销。有的为了维持生计，采用的办法是削减人员和降低服务水准。而服务水准的下降又激起了业主不满，收缴物业管理费变得难上加难，如此恶性循环，危及小区安全。而市内大批售后公房小区由于物业管理费低廉，此类情况尤为严重。与此同时，物业条线在每年的社会满意度指数评比中始终处在末位，众多从业人员积极性也受到较大挫伤。 　　多渠道缓解费用不足 　　在现有体制的框架下，众多物业公司呼吁，在CPI年年增长情况下，适当提高物业管理费和对物业公司的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将两项工作同步实施，做到“质价相符”(服务质量与收费保持一致)；另外，对目前有些居住小区内的经营性收入如电梯内广告，停车费等收入，建议提高分配比例，从目前的3：7分成(物业留3，业主维修基金留7)适当提高到4：6甚至5：5，以此补充物业费不足的尴尬局面。 – 物业公司会亏损？ – 物业管理分几大类,亏损的都是指管理低档小区的物业管理区域,那些大公司抛盘的也都是低收费物业管理小区.管理高档物业以及商务楼盘当然不会亏损. – 我们小区听说今天18点也要撤走了~~~~~~~~~~~ – 目前基本工资上涨压力最明显的就是–配套商品房小区以及05年之前建造的小区的物业管理。 水电费人工工资年年上调，特别是人工工资，从02年的500左右调整到今年的1280，而物业费一直没有变。 高档小区、商务楼宇物业费较高，所以上调基本工资的压力尚不明显，但也已逐步显现。 更夸张的是配套商品房小区的物业费审批至今还是用06年发布的标准。 – 撇开无良公司不谈，如今上海的物业公司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责任。 – 恶性循环了 你不管我不交 你不交我更加不管 – 保安、保洁都可以外包给街道，绿化更是笑话了，各种设施的维修费更加是么捞捞，还会亏？本事蛮大的，穷庙富方丈。 – 最后就会把物业管理费涨起来了。这是先埋下涨价的伏笔呀。。懂伐啦？ – 开征房产税,政府就因该拿出来补贴物业公司 – 物业公司开始为涨价造势了么，想去发改委吃咖啡么。 – 搞个机会闹下，为了增加小区物业费准备的。 大家看着，马上物业费都要集中上涨。。可能翻倍。。 国家也可以堂而皇之的收物业税了。。 – 其实我很想知道经济适用房以后物业谁来管理，那种一个月几块钱物业费都不肯出的居民，要他出几十块上百块岂不是要了他的命？然后国家继续补贴？没钱还买房，买了房还要国家继续补贴？ – 外包不要钱吗，自己管理成本更大，用上海人要缴3金，用外地人要缴综合保险，外包了，他们就可以卸责。 管理有标准的，管得不好居民也会用脚投票，物业费收不到，这就是恶性循环。 现在好多小区已经出现抛盘潮，而且都没有下家接盘，试问有利润，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政府应该直面这个问题。 – 上海有几个小区应为找不到物业公司DIY了，但结果更差，每个月电费都收不到，电力公司和业委会的矛盾都闹到法院了。有物业公司好歹物业公司先行垫付。 – 现在人工费是涨的很厉害的，而且综合保险什么查的越来越紧，企业成本上升是肯定的，大点的小区还好，那种老式小区一个月几块钱肯定是赔本的 – 我们几个小区的物业却是想赶都赶不走 – 开征房产税,政府就因该拿出来补贴物业公司 – 上次 不是爆光过吗. 几个老阿姨去 物业 闹事, 说 我们每个月 20块 的物业费 都交的, 为啥物业不负责.不看门了. 那个小区 好象只有 几十户. 一个月加起来不到 1K 块

王绍光把中国的改革分成三个维度：（各级政府之间的）去中心化；（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去管制化；（政府对掌控之外的经济活动的）去垄断化。基于此分类，加以细化和扩展，说说我的理解框架。说明一下，此框架是基于逻辑的而不是时间顺序的。 第一，是不同政府级别之间的关系。政府本身不是生产者，其上下级关系较为简单，就是围绕两个维度，“人”和“钱”。说的官方一点，叫做“人事权”和“财权”。就人事权而言，30年来，除了农村的直选之外，改变不大，基本上人事权还是层层掌握在上级手上，最上面就是中组部啦，呵呵。所以30年来的变革主要集中在“财权”。 政府自己不生财，财是来源于对各级政府所辖生产者的索取，主要三种形式，一，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而索取的所有者权益（利润、分红）；二，税收；三，一些行政收费，比如管理费啊、罚款啊啥的。 利润索取这条，30年来是无论范围还是程度都在缩小的。这在以后讲政企去管制化的时候再说。行政收费这条，零散不正规，难入研究者法眼，资料不多。这里着重说税收这条。前几天总结Remick的文章说得挺清楚了，从76年一直到93年，基本上是中央政府让利给省政府、省政府再让利给市、县政府，县政府再让利给乡政府，这样一个层层财权下放的模式。当然，各地下放程度不同，东南沿海地区为甚。下放的主要方式是财政上解定额包干、上解按税种、按比例分成，等，大体原则就是“分灶吃饭”。地方政府还可以采取减免税的政策来刺激经济。（详见 1 ， 2 和 3 。另外，根据水木reader版友的推荐，《他乡之税》这本书也不错。）在税收分成的地区，为了降低纳入与上级分成的预算内收入总量，很多下级政府就通过减免税或者征收不力等等方式，不把税给收上来（这样自然需要分给上面的就少了），把利润留给本地企业，所谓肉烂在锅里，然后再用其他方式，比如行政收费啊、摊派啊、赞助啊之类的，把这些利润变成本地政府能够支配的预算外收入。（Jean Oi, 1992)）这么折腾了十几年，到93年，中央已经穷的不行了，财长成了乞丐。(wang shaoguang, the rise of the regions: fiscal reform and the decline of central state capacity in China) 94年分税制，老朱力挽狂澜，扭转了这个局面，通过统一税制、央省分税、禁止地方擅自减税等手段，保证了中央政府的收益。有人可能问了，中央再次拿大头，那地方上不是又没有经济发展的动力了吗？事实上恰恰相反，经过94分税，地方上发展经济的动力更大了。很诡异吧？我觉得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分税制之后，中央拿走了很多收入，用于全国性的重大项目的投资，但是留给地方的责任却没有减小，地方陷入收入不平衡，中央又不管，地方只好拼了命的扩大税基来搞钱，要不然，有些穷的地方可能连基本的政府运转都搞不定，富的地方也无法享受从前那样的迅速发展的舒服日子。第二，从官员个人的政治升迁前途上看，分税之后，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指标没有变化，依然是经济数字为主，主要就是GDP和财政收入，那么，即使从个人政治前途考虑，官员也有足够的动力去发展经济——哪怕不是为了本地税收。第三，经过80年代“分灶吃饭”而且是地方吃大灶的好日子，地方官员个人也从中得到了不少经济好处，官员们普遍发现，本地经济好，个人油水才多，所以，即使不考虑升迁的因素，从经济收入考虑，多上项目也是好的。 因此可以说，分税制改变了中央和省的预算内收入分配比例，但是没有改变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热情。各地一浪高过一浪的招商引资热潮、房地产热潮，都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分税制之后中央拿到的钱虽然多了，地区间转移支付总量也多了，但是没有改变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态势，甚至更加恶化了这种不平衡。典型的例子就是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农民负担”问题，从80年代末肇端，94分税之后，迅速变成一个严重的问题，直到2000年代中期才有所缓解。其根本原因，就是分税之后，欠工业化的地区一方面丧失了为数不多的工商税（现在主要变成增值税了）的大头，另一方面支出不减，所以更加依赖农业税和从农村榨取的其他预算外收入。从省到市到县到乡到村，一级压一级，农业税的任务很重，加上这一段时间粮食收购价格的问题，农业生产利润本来下降的很厉害，两方面挤压，把广大内陆农民逼得够呛。即使这样挤压，欠发达地区的基层政府往往依然完不成农业税征收的任务，无法维持正常运转的开支，所以各地都有公务员欠薪、地方政府借高利贷填窟窿、甚至地区间“引税”这样的怪事。（参见李昌平、曹锦清、陈桂棣等人的著作，更推荐《他乡之税》）。 总之，改革30多年来（之前的央地关系变化也有很多动态，之前说过不少，这里不表），各级政府的财权关系上，经历了“前十五年去中心化、后十五年再中心化”的一个“V”字形的过程。而附带的效应则不是“V”字的转折，而是一以贯之：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一直增强，地方的预算外收入规模一直扩大（除了其中几次统计口径调整造成的不稳定）、地区差距不断拉大。 那么，改革之初，为啥中央政府要把财权下放呢？后来为啥又要上收呢？中央政府可不是因为可怜地方政府官员的钱口袋本身的饱扁，中央看重的，是地方在经济发展上的主动性，也就是说，政府层级之间的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归根结底，是服务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的，是为了刺激各级政府对下辖企业（包括国企和非国企）的扶持帮助，从而增加全国的经济总量。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政府和企业的关系的变迁。 说完政府科层结构之间的财权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再说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 还是先给个逻辑上的分类（我是分类控。。。），政企关系，或者说政府和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说到底也就是这么几个维度：人，钱，物，生产决策，销路。 人，包括管理层人事、技术人员的供给、乃至普通职工的就业和去留。 钱，是双向的，一方面是政府怎么从企业收钱，包括所有者的利润、税收、管理费等行政杂费、变相摊牌等；另一方面是政府怎么帮企业弄钱，包括从各政府部门自己支配的小金库中贷款给企业、帮助企业去银行贷款、减免税收，等等。 物，就是设备和原料，政府在生产设备、尤其是体现高技术的设备上，怎么供给企业，在重要的原材料供给上，又是怎么帮助或者不帮助企业的。 生产决策，就是决定企业该生产什么产品，生产多少，这方面政府怎么介入，怎么提供信息，或者怎么拖后腿。 销路，就是产品的市场问题，政府是否能够动用自己的权力帮助企业打开销路，比如政府自己采购，或者搞地方保护主义，排挤外地企业的产品，再或者政府官员自己到外面去给本地企业联系订单，等等。 “人-钱-物-生产决策-销路”这个分法，是从最基本的生产环节和生产要素的角度去分的，应该已经涵盖了生产的所有环节和因素。 坊间还有不同的分法，比如说“技术、资金、政策、人脉”等等。其实不矛盾。技术，要不体现在具有技术的人身上，要不体现在机器设备身上，所以是“人”和“物”的一部分。“资金”就是钱。“政策”嘛，比如说批条子盖章的效率啊，比如人事、税收、土地供给德优惠和政府采购啊啥的，其实具体的看，也就是落实到“人”、“钱”、“物”和“销路”的供给上。“人脉”则是更高层的一个角度，人脉可以影响技术资金和政策的分配，由此影响人、钱、物、生产决策和销路。 至于大家都十分看重的“所有权”或者“产权”，我却并不认为那是多么了不得的事情。考察一下“人-钱-物-生产决策-销路”这几个环节，每一个环节的独立，都并不以“所有权私有化”为绝对前提。八十年代末期，一些极端的承包制，基本上已经实现了这几个环节的非政府化——当然，指的是摆脱政府那种看上去“不好”的干涉和介入，而保留了政府“善意帮忙”的干涉和介入。我们设想一种极端的承包制，企业承包者一包二十年甚至更长，完全掌握用人大权，除定额上交的承包费和税费之外亦无须多为财政做贡献，在生产上自由的根据市场需求购进原料设备、生产产品和销售。那么，这种假想的承包制，和事实上的企业私有制，其区别是什么呢？顶多是对政府多了一项“定额上交承包费”的义务。如果把这个钱当作一种变相的税费，或者当作政府作为最初企业创办者入股索取的定期分红，亦未尝不可，不改变其经营自由的本质。 因此，我觉得“所有制”这个东西，听起来名头响，其实落到实处来看，也不过就是个人对企业在获取收益、经营管理、财物处置等各环节所拥有的自由度的一个总称。这些自由度都是可以连续变化的量，极端的私有化其实也就是把这些可能的自由度推到极致，没有什么奇妙的，而且也不存在什么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鲜明的分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把产权看得很重要，但是那里面的产权，其实就是“收益权”的代称。用自主的收益权来刺激企业经营的主动性，这和中央政府用“分灶吃饭”的方式来刺激下级政府的经营主动性，道理是一样的，不玄妙。 哪怕企业私有化了，也不能说自由经营是绝对的——政府的影响余地还是十分有弹性的，可大可小，至少财税政策、产业政策等就够你喝一壶的。政府在“人-钱-物-生产决策-销路”各个维度上的不同的干预行为，到底对企业的经营表现有何利何弊，也不能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学派的模型，一概而论说干预就不好。要具体的审视。 嗯，这篇怎么基本都是废话。。。。下篇谈具体的，政府在“人-钱-物-生产决策-销路”各个维度的干预的演变史。 说到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上回说过，无非“人-钱-物-生产决策-销路”这几个维度。 然后需要对企业/生产者也分分类： 1. 农业生产者/农民； 2. 外资企业； 3. 城乡个体、私营企业； 4. 乡镇村所有的集体企业； 5

市场传闻，宝洁、联合利华、立白、纳爱斯四大日化品牌商品下月将集体涨价，掀起轩然大波。从法律到消费者权益维护方面，都有人提出质疑，新华社更是连发五篇文章，指责大型企业窜通涨价——是可忍孰不可忍？ 对企业的道德谴责无法代替理性的分析，责怪企业涨价不如责怪全球央行的负利率政策，宽松的流动性是石油等基础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的罪魁祸首。 到目前为止，全球流动性仍在泛滥，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全球原油价格站稳在每桶100美元附近，而中国到现在都处于负利率状态，宽松的流动性直接导致两大结果：通胀预期挥之不去，所有与石油相关的原材料价格全部都大幅上升。期货市场绝大部分是不交割的交易单，说明目前的石油价格上升是流动性过剩的产物，而不是实体经济的真实需要。 日化产品原材料价格大幅上升，联合利华大中国区副总裁曾锡文向媒体表示：“日化行业所用的原料大部分是石油的副产品，目前国际油价已从去年的50美元/桶涨到了现在的100多美元/桶，石化类产品价格上涨了60%，植物油价格上涨了50%~60%，无机盐价格上涨了40%~50%，而运输物流成本也比去年同期上涨了不少。” 笔者恰巧在上周与某家中型日化产品的董事长见了面，被告知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50%以上，大宗的洗发水等产品如果不涨价，就是赔本赚吆喝，目前之所以还能支撑，主要是因为去年囤积的原材料消化了部分成本。可见，这一轮涨价是大企业涨价在先，随后中小型日化企业必然跟涨。 上一轮日化产品价格大幅上涨是在2008年年中，恰好处于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前的通胀全面恶化之时，而现在，我们显然又看到了全面通胀的阴影。 下游的日化企业日子难过，上游的原材料巨型企业过上了繁花似锦的好日子。根据2010年年报，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三大巨头，总利润达到2651亿元人民币，其中中石油净利约1400亿元、中海油544亿元、中石化707亿元，涨幅分别为35.6%、84.5%和12.8%。 并不奇怪，在中国成品油价格已经到达历史最高点的时候，石化巨头们仍然以原油价格上涨、炼油亏损为由，继续游说成本油价格上升。上月，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发改委已宣布上调汽、柴油价格，汽油价格升幅约为4.5%，柴油价格升幅约为5.0%。据兴业银行测算，此次油价上调效应在工业生产中完全传导、释放后，将带动PPI环比上升约0.3个百分点，带动CPI环比上升约0.2个百分点。 事实上，不仅成品油价格上升到历史最高位，石油衍生品价格也在大涨特涨，如丙烯、环氧丙等产品的价格也在节节上升，直接推高了下游企业的原材料价格。一轮由货币流动性过剩推导的通胀已经传导到下游产业链，包括粮食、日化品等在内的所有企业的价格都处于上升通道之中。 此时，最应该受到谴责的是包括美联储、中国央行在内的全球主要央行，正是这些央行不负责任地大规模货币发放行为导致全球流动性失控，全球通胀预期进一步恶化。其次，应该受到谴责的是中石化、中石油等石化巨头，这些巨型央企存在的最大理由是在关键时刻保持经济稳定，但现实已经证明，这些企业往往在通胀预期恶化的时候火上浇油。 不指责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指责石化巨头们火上浇油，一味指责下游的日化企业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无疑是杮子单捡软的捏。因为他们不敢指责央行，不敢指责大型央企，却对下游企业的价格说三道四，难道是想让下游企业扛住所有的通胀成本？如此欺软怕硬的结果是让全部的下游企业破产。 当然，我们不怀疑有些巨型企业在价格方面可能会互相通气，但在这方面法律有严格的约束，照章办事即可。《反垄断法》规定，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的垄断协议，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规定，经营者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不得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涨。如果有确凿的证据，严厉处罚就是。 发改委在对窜通上涨农产品价格的经销商进行了处罚。没有不怕发改委的商家人，除非是放弃中国这个大市场。 去年7月，发改委通报了山东省某经销商囤积大蒜，哄抬价格被处以10万元罚款；河南省中牟县当地冷藏保鲜协会组织经营者相互串通，操纵大蒜冷藏收费标准被处以8万元罚款；广东省广州市大鹏物流2号仓西一库某经销商哄抬绿豆价格，被处以2万元罚款。吉林玉米中心批发市场有限公司等企业相互串通，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操纵绿豆市场价格，被处以法定最高处罚额100万元。发改委的重拳出击让价格短期下降，但此后绿豆仍存在小幅上涨，说明除了窜通涨价之外，还存在货币与成本因素。 处于产业链后端的企业不掌握营销渠道，窜通涨价成本极高，并且，产品替代效应强，即使大品牌窜通涨价，质量好的民族品牌就可以逢低扩大市场，因此，不到万不得已，竞争性强的下游企业不会使出涨价的招术。 斥责企业必须分清原委，否则，我们就是在处罚市场本身，而放过了制造通胀的部门与企业。我们指责市场行为，很有可能是在为损害市场的货币与垄断行为脱罪。 相关日志 2010/10/10 — 牛刀:房价没有降水电汽价格不能涨 (0) 2011/03/14 — 订单猛增发货延迟 部分日本代购商开始涨价限购 (0) 2011/03/08 — 胡星斗:建议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坐地自肥进行违宪违法审查 (0) 2011/03/08 — 中國時報:上海物價高漲 台流也難存活 (0) 2011/03/03 — 天涯社区:棉花暴涨背后的真相（新版的种桑误国）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