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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强视频监控系统引关注 记者: 吴心欣 | 华盛顿 中国政府在包括北京、重庆在内的大城市中加强视频控制，政府称这是为了控制犯罪行为，做到城市无死角。不过，观察人士指出，当局的主要目的应该是要加强对人民的震慑力。 据英国的《卫报》报导，过去5年来，中国新增了数千万个监控摄像头，仅去年一年就安装了大约1千万个监控摄像头。其中，北京、重庆、乌鲁木齐、长沙等城市都加大了摄像监控的力度。 《华尔街日报》在7月份的一篇报导中，详细描述了重庆在未来两三年中，将建造起一个全中国，甚至可能是全世界规模最大最复杂的摄影监控系统，这套即将安装50万个摄像头的系统将涵盖重庆50万个十字路口、居民区和公园。而在北京，警方已经下令要求超市和商场都必须安装高清安全摄像头。 *政府常常会偏离目标* 北京律师浦志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政府的考虑第一可能确实有服务于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秩序、打击犯罪的目标，但是政府的权力常常不受限制，而且中国在这方面经常会走向反面。浦志强说：“比如说(中国)每一个看守所、每一个监狱在一些重要的部位都有一些监控设备，但是中国的看守所经常发生莫名其妙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可是就偏偏在他们死去的这一段时间前后一二十分钟的录像找不到，所以我觉得即使政府有这样一些想法，他也未必能够真的做到，实现他那样一个目的。” 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资深研究员费利姆·凯恩（Phelim Kine）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政府扩大视频监控系统这种情况在世界每个大城市都在发生，但是中国在两方面和别的国家与众不同。凯恩说：“一方面是中国在采用视频系统监控人民的问题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让人惊叹，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这些视频是如何被使用、以及政府如何部署和利用这些系统来监控人民完全没有控制措施。” *中国监控系统发展速度世界第一* 《华尔街日报》在报导中引用了英国一家专门研究监控器材市场的公司IMS公司的数据说，中国已经成为使用监控器材发展最快的国家，目前在美国和欧洲，监控器材每年的增长幅度是个位数，而在中国，和监控有关的开支每年增长达到23%。IMS公司的数据显示，2010年，不包括网络设备和软件在内，中国光花在购买监控器材上的资金总额就高达17亿美元。 对此，北京律师浦志强幽默地告诉记者说：“我觉得最好在每台奥迪车里都要加上监控器，因为好多行贿受贿的案件给官员送礼可能就是在后备箱里，或者在奥迪车的后座上完成的。” *人权组织担心监控系统缩小异议人士生存空间* 一些国际人权组织对中国加大视频监控力度的做法表示担忧，据报导，有些摄像头直接就对准一些异议人士的家门口。不久前被释放的中国异议艺术家艾未未，在4月3号被失踪前就抱怨说警察使用照相器材来监控他；而上海维权律师李天天曾经在推特网上发文，称安全部门用一段宾馆开房的录像来诋毁、羞辱她，还挑拨她和男友及家人的关系。 北京律师浦志强指出，中国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不是通过疯狂加强执政能力和加强社会控制来实现的。他说：“还要让每个人心中对政府、对社会、对他人、对自己持有信心和起码的善意，要让人从内心深处不去做坏事或者没有坏的想法，而不是通过恐吓人，让人内心产生恐惧。” 根据5月份中国政府公布的财政预算，2011年中国用于公共安全方面的支出约为6244亿元人民币，占全年总预算的6.23%。这是中国的公共安全预算首次超过国防，2011年中国的军费支出预算约为6011亿元人民币。《卫报》指出，监控摄像头的花费是公共安全支出的重要一部分。 相关文章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久未在网络露面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自8月5日起，相继在Twitter微博上发布信息，最早时只是简单向大家进行问候，8月7日，他上传几张照片，8月8日他谈及因他被限制自由而被非法关押的艾未未工作室工作人员刘正刚、胡明芬、文涛、张劲松等人，遭受北京警方的精神与肉体折磨。 8月9日，近期倍受关注的维权人士王荔蕻一案即将开庭，他发出信息进行声援：”如果你不为王荔蕻说话，不为冉云飞说话，你不仅是一个不会为公平正义站出来的人，你没有自爱。” 此次距离艾未未最后一条推文的时间，已经过去近四个月的时间，距离他被释放的6月22日有近五十天的时间。艾未未4月22日被抓捕时，他在Twitter微博上的粉丝有七万余人，至今日已近10万人。 就在众多网友为艾未未重新现身网络而欢呼时，网友也发现，自2月19日被限制自由并被释放多日的滕彪也于8月4日，在他三十八岁生日的第二天悄然现身网络，感谢大家对他的生日祝福。8月6日，他引用作家阿莱赫姆故事，暗指执行公务命令人员应禀持人性。 另外一位维权律师唐荆陵也接受公开媒体采访并在网上发言，广州维权律师刘士辉目前被遣返回内蒙老家，但他前日在网上发出一首诗揭维权人士在监狱遭受虐待。 艾未未母亲：这是一个公民正常的表达 艾未未的母亲高瑛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已经知道艾未未在网上发言一事，她认为这只是一个公民非常正常的表达，每位公民也拥有这种表达的权利：”因为那么多人关心他，他表示感谢，他并没有牵涉到其它的事情，就是和网友打个招呼、问个好什么的，而且他说的是事实，这个不能不让人说吧，如果连这种自由都没有，连这种话都不能说，就太不近情理了。” 高瑛还透露，艾未未目前虽然渐渐恢复工作，但艺术创作受到很大影响，因为他仍然处在包括网络、通讯及出行等的警方监控中。 “他们的影响力不会消失” 对于近期大批”敏感人士”回归，中国新媒体人北风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认为回归的原因是：”体制无法做到持续对这些’敏感人士’进行控制，这种高压状态，需要付出非常大的庞大的行政成本；另外克服恐惧，时间是最好的良药，我们看到，很多人慢慢克服心中的恐惧，又开始表达自己的看法，重新活跃在公共生活中，这是一种趋势，没有一种恐惧可以一直永远持续下去。” 北风也认为自二月份以来，曾被抓捕但目前被监狱居住的这些人士，他们的影响力，并没有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没有露面而消退，相反，会获得更多人的尊重：”在经过那么糟糕的事情后他们还可以坚持，又重新出来发声，当局也应该看到，只要这些平台存在，这些人的影响力是不会消失的。”目前，Twittter也因为这些中文圈内有影响力的”敏感人士”的回归，显得尤为活跃。 作者：吴雨 责编：

8月7日，在香港人流密集的旺角街头，香港支联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大赦国际香港办公室、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等团体发起一场街头活动，人权活动者组成”国保监察组”，他们向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和香港市民介绍，中共国保的对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使用的”十大酷刑招数”，其中包括：电击子孙根、半空悬吊、强力暴打、老虎凳、坐板儿、站军姿、不许睡眠、活人烟熏、2万5千里长跑、冰冻攻击等。 在活动现场，行动组成员示范酷刑，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率先尝试了”半空悬吊”。市民派发”国保辣招”宣传单，让游客和市民了解大陆维权及异见人士所遭受酷刑情况。现场亦有市民尝试”老虎凳”及其他酷刑招式。 近年，不断有媒体报道内地维权人士遭受酷刑，其中维权律师高智晟在2010年4月短暂亮相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揭出遭受国保多种残忍的酷刑对待；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在狱中也曾遭受酷刑，出狱后继续被国保软禁和殴打。 在近期因为”中国茉莉花革命”的新一轮打压中，多位维权律师唐吉田、江天勇、滕彪、刘士辉、唐荆陵等都在”被失踪”期间遭受程度不同的酷刑。失踪81天的艾未未，虽然没有对其进行直接的殴打，但24小时不停止的两名国保监视并囚禁在很小的房间里，他的母亲曾告诉德国之声：艾未未遭受了另外一种酷刑。 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人权活动者示范”老虎凳”酷刑 “中国当局违反国际法和自己制定的法律” 就此德国之声首先采取了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在谈及此次活动的召集原因时，他告诉德国之声，香港的人权团体对中国内地的维权人士被扣押、判刑等遭遇一直非常关注，过去几年出现很多在法律之外的情况，包括维权人士的失踪、在扣押期间受到酷刑对待。特别是过去的几个月内，一些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先后失踪一段时间，再被释放后，被迫噤声和不能向外界公开他们在失踪期间的遭遇。 对此，他也表示”我们觉得中国政府除通过过他们的公检法系统，进行刑事扣押、起诉、审判等方法以外，有越来越多的不合法作法，包括实施一些酷刑，我们觉得应该让香港市民和中国内地的同胞了解这些情况。也希望透过民众直接的了解和媒体的报道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些，对中国政府形成压力，让中国政府知道他们的作法完全是违法的，中国政府早已签署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他们的作法是违反国际法及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 无法获得世界的尊重 德国之声也采访了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执行秘书潘嘉伟，他表示当天有很多市民也参与到活动中，这其中也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其中一些人在尝试”老虎凳”时，甚至都无法坚持十分钟，他说可以想见维权人士和异见人士遭受酷刑时承受了怎样的痛苦。 潘嘉伟曾于2008年11月在瑞士的日内瓦参与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听证会，他表示联合国一直对中国的酷刑问题很关注：”中国政府也是禁止酷刑公约的一个契约国，他们已经签署这个公约十几年了，在中国的法律里面也包括了一些禁止酷刑的法条，他们也曾提交过好几个报告给联合国的禁止酷刑委员会。08年11月我们在日内瓦的听证会上，看到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非常关注中国大陆出现的各种酷刑情况，特别提到高智晟、陈光诚等；遗憾的是，到了今年已经是三年过去了，中国的这些情况并没有改善，也变得更加严重。比如08年时高智晟还没有失踪，但现在没有任何消息；而陈光诚被释放后，他的全家都受到暴力对待。” 潘嘉伟认为中国一直没有诚意回应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建议，更没有履行他们所签署的禁止酷刑公约及其他的联合国公约，他们在国际社会也无法获得尊重。 作者：吴雨 责编：苗子  

文章从20年前到南方城市深圳打工的一群山东莱阳工人说起。当年，这群山东农民工与许许多多来自中国各地的工人一道，到深圳参加建设，用镐头缔造了这座新的经济都市。他们当中一个名叫徐志辉的采石工人回忆说：“工资不算差，我们整天在通风很差的井道里作业，头上戴的安全帽只有碎了才能换新的。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吸入肺部的尘埃是有毒的。” 这些农民工后来都回到了莱阳老家。20年后，徐志辉和工友们才意识到，常年的井下作业已经摧毁他们的身体。在莱阳市四周的郊区农村，这些从深圳回来的工人正在一个个死去；当地人以为他们得了什么怪病，后来才知道他们得的是尘肺病。据徐志辉说，过去跟他一起去深圳打工的老乡中，有15人已经死了；现在轮到他也开始咳嗽，动不动就发烧、气喘，体质越来越虚弱。 2009年5月，徐志辉靠他病残的身体还剩下的一点力气，与180名昔日的工友乘车回到深圳，要求医疗和赔偿。尽管他们因职业罹病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为争取医疗和索赔的抗争却困难重重。首先，深圳地方政府说他们没有任何招工合同文书证明他们曾在深圳打工，也没有一家医院愿意替他们检查身体。直到“莱阳180好汉”在深圳市政府门前举行绝食抗议，才争得到医院做透视检查的权利。检查结果毫无疑问：他们的肺早已变成了可怕的矽肺。但因为他们过去没有签工作合同，于是雇主“合法地”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原雇主不管，深圳市政府也不想过问，期待官方工会伸出援手更是不可能，这些受害的莱阳工人怎么办呢？ 文章指出，中国老百姓人人都知道，中国的官方工会是党的机器，它只维护党的利益，站在那些被认为成功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厂主和新资本家的一边，怎么可能替工人伸张正义！深圳市出于担心一群农民工“闹事”给深圳形象带来影响，想以每人发给3万元补助了事，把他们打发回家。这么一点可怜的补助金，还不够工人借钱治病欠下的债款，怎么能够解决他们的困境？ 文章回顾说，徐志辉和工友们陷入了绝望与愤怒，他们没有办法，为了维护劳工的社会权益，他们最后决定与中国独立工人运动领袖韩东方联系，向设在香港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求助。 文章指出，韩东方几乎可以说是一位“没有工会的工人运动家”。但这位曾经参加“六四”天安门运动、被中国当局禁止入境的中国工运人士经过努力，成功地捍卫过许多受害工人的利益。他在“自由亚洲电台”主持的工人维权节目很有影响力，透过电台每周三次与中国维权人士及见证人对话，在中国内地也有很多听众。韩东方听了工人们的遭遇后，根据中国现存法律分析他们的处境，告诉他们应该透过什么样的司法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还亲自替工人找律师和出钱打官司。在2007年和2008年得到韩东方和“中国劳工通讯”支持的600例官司中，95%都胜诉了。 徐志辉和莱阳的工友们与韩东方取得联系后，韩东方建议他们改变策略，与其无望地同建筑公司纠缠，不如直接状告深圳市劳动局，正是这些地方官员听任企业老板肆无忌惮地违反劳工法。于是，在韩东方的帮助下，莱阳的工人们开始与深圳官员交涉。工人们对这些官员说：“给我们解决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就控告你们。”据“中国劳工通讯”国际总监罗斌（Robin Munro）描述，莱阳工人的“案子就像一枚炸弹，市府官员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赶紧找出工人们所缺的就业证据，并且主动提议向工人们提供赔偿。 《新观察家》杂志文章评论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独立工会的国家，能取得这样的胜利，实在是不容易。自从2009年“莱阳180好汉”打赢维权战之后，中国工人维权走“集体谈判”道路几乎成了必经之途，而官方似乎也无法阻挠。后来，2010年广东本田工厂工人罢工，更显示了团结起来的年轻一代工人与厂方及当局抗争已经不害怕了。韩东方甚至认为，中国工人“开始谱写新的历史篇章了”。 尽管如此，目前中国工人的处境还是令人担忧，工作安全条件差、老板雇人不出工作合同、工人享受不到医保社保，这些情况依然存在。这也说明，为何近年中国工人维权案件增多；仅2009年，深圳市的工人维权案就增加了一倍。 不过文章指出，正因为工人维权意识提高，中国已经进入了劳工谈判的时代。就连形同虚设的官方工会也开始意识到，它也有必要关心社会“底层”了。设在香港的非政府组织，尤其韩东方领导的“中国劳工通讯”，为中国内地工人运动提供了榜样和动力。一名在中国的欧洲外交官指出：“在某种意义上，独立工会成了中国民主的大课堂。”这个现象显然令中国政府很害怕，因为他们知道，在欧洲的波兰，在亚洲的韩国，以及最近在阿拉伯国家，独立工会都扮演了推动国家民主化的重要角色。 中国的工人运动将会怎么样呢？会有独立的工会吗？韩东方似乎有新的看法。他说：“我们全力推动体制更加法制化。我们尽最大力量支持被关押和囚禁的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但我们选择在体制内运作，而不是对抗体制。这是现阶段唯一能为工人利益争取到突破的办法。” 他的同事、“中国劳工通讯”国际总监罗斌甚至乐观地认为，中国政府也许会对独立工会有新的想法，只要独立工会不同政权对抗。 《新观察家》文章最后指出，中国的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体制腐败和官员渎职，所引起的大量社会问题势必官逼民反，从而呼唤能推动体制改革的真正的独立工会。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从事非政治化的工人运动能不能行得通，如果行得通，又能走多远，能坚持多久？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