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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着中共这个庞然大物和奇魔怪兽几十年来蹒跚前行的两根主要拐杖，一根是枪把子，一根是笔杆子。作为暴力机器的枪把子，包括军队、武警、公安、司法，已经被揭开了半个锅盖——以周永康为首的政法王和以徐才厚为首（可能还有郭正钢的爸爸）的军队总头子先后被抓——人们发现威风八面、香气四溢的暴力机器，里面其实煮着一锅烂粥，腐尸、贪蠹、淫虫、财迷充斥其间，多不胜数。笔杆子这根大柱，要么从内部腐朽，要么被人揭竿而起，坍塌注定是迟早的事。唯有作为文宣武器的笔杆子，还在死撑。这不是因为笔杆子这个系统有多完美、有多清廉、有多坚不可摧，而恰恰是因为其更为腐烂、更为狠毒、更为肮脏。这些年宣传系统的高级官员不是没有被抓、被判、被曝光过，比如刚被查的就有曾在云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岗位上工作长达10年之久的尹欣，但都是零星、偶发、个别，没有如石油或其他系统那样成片、成伙、成锅地端。不过，越是如此，腐败的罪恶能量越是蓄积，这个系统某一天如地震和火山般爆发的可能性便越大。党宣系统维持其苟延残喘地运转的秘诀是什么？那就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禁令，以及“与时俱进”加紧控制，不断范防泄密和传达禁令的方式。因为每一条禁令背后，都有比徐才厚的现金和周永康的存款更多的利益，因而这个系统从最上层至最下层的每一个官员，卖起命来，都不遗余力。这种利益，更多的时候往往并不是党国的利益，而是党宣系统或党宣以外的某些官僚个人及利益集团的利益。当然，它损害的就是民众的利益。不管他们的手段有多高明，在这个民众已经觉醒、科技无限发达的年代，道高一尺便有魔高一丈，从目前各种迹像和情形来看，正如沈大伟预测中共已开始走入崩溃，党宣禁令和维持它的这个体系，也已经进入穷途末路。中共宣传系统过去向各级各媒体传达内部禁令，一般是下发正式文件，走公文发文途径。因为此途径需要较长时间，后来，就根据内容改为发“明传电报”、“密码电报”和传真。其中，传真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一种主要方式。1998年长江发生大洪水，湖北嘉鱼簰洲湾溃口，当时中共文宣系统下发禁令，不准任何媒体报道。据说美国之音正是通过技术手段截获了其中的一份传真，获知真相，率先向世人报告了长江决口、数万人被洪水围困的消息。中共宣传系统曾从中吸取教训，对重大“秘密”文件慎发传真。但总有泄密的时候。特别是随着技术的进步，电话、短信、电子邮件和即时通信工具等的出现，使得中共传达禁令更便捷的同时，也使得泄密变得更容易。对中共党宣系统产生重大“打击”的一次，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几天之后，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突然全文刊出中共宣传系统前一天给全国媒体发出的内部报道要求，党宣对媒体的“21条禁令”全部“泄露”。虽然中共宣传部门第二天完全否认有这些“禁令”，但事实上收到禁令的全国各地媒体人对照报道发现，报道的准确率百分之百。中共宣传部门恼羞成怒，从当天起，要求所有的内部报道通知只准电话传达，不准输入电脑通过网络传送。由于奥运期间每一天都有数十条禁令，每一条禁令都要通过电话来传达、用笔记录，那一段时间，有人调侃说，最累的并不是运动员，也不是在前方采写奥运新闻的记者，而是传达、记录宣传禁令的宣传官员和媒体高管。党宣禁令的传达发展到今天当然已有高级形式。由于短信、电邮、打印出来的文件都极容易被发到网络上或通过截屏、拍照等方式泄露出去，宣传部门目前所有的相关禁令，都不会再出现文头、公章等内容。也就是说，他们也知道他们所发的这些禁令很龌龊，他们不想留下任何有证据效力的罪证。而传达上，则是让媒体负责人直接去“看”文件，不许拍照、不许复印、不许带走，只能心记或笔记，俨然已是地下党员接头传送鸡毛信。一个执政党，对自己的基层组织传达日常工作通知，都害怕泄密到了这种程度，到底是党认为除了自己之外，所有的人都不可信任、所有的人都是敌人，还是党发出的这些“秘密”本身见不得光，害怕公众谴责它的这些“秘密”和所作所为？禁令里的“秘密”终有一天会被公诸天下。那一天，也就是清算共党罪恶的一天。藏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