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使馆

然而，在中国海内外，记得方励之的人大有人在。中国人中向往民主自由的人士纷纷扼腕叹息。旅居美国的史学家朱学渊对法广说：“方励之先生是中国党内的著名异见人士。同时在中国的学术上享有非常高的地位。在政治上，方励之指出了中国的唯一前途在于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因此他在八九以前就已经享誉全中国。但就是他这样一个人，竟然被中共赶出国外二十多年不能回去。可是，今天当我们看到中国的民主自由有了一线的希望的时候，方励之先生已经离开我们而去，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是，可以告慰的是，方励之先生的事业，今天已经看到了好多的成果，可以看到，千千万万的中国的年轻的一代正在觉醒，共产党内的正义人士也在纷纷地站出来。所以，我想方励之先生的未竟事业是一定会有一个很美好的结果的” 。 方励之客死海外，八九天安门一代反应更甚，这似乎是不难理解的。八九民运爆发时，方励之已经是不太自由之身，虽然难于亲身参与其中，但是，八九民运却与方励之同年元月写信要求特赦魏京生，随后又出来两拨要求特赦政治犯的知识分子请愿运动有很大的关系。而4月15日胡耀邦之死就成了直接的导火索。胡耀邦之死引发悼念潮与胡耀邦1986年遭罢免总书记职务有重大干系，而胡锦涛被中共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义罢免又与方励之有相当的干系。 没有1986年年底安徽中国科技大学引发的那场全国性的学潮，没有那场学潮失败带来的遗憾以及随后渐渐急积蓄起来的能量，很难想象会有1989那场惊天动地的八九民运。而1986年学潮间接或直接被牵涉的两个人物，一个就是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一个是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方励之在那些年有关民主的言论深深影响了一代青年学人。他领导的中国科技大学后来率先爆发学潮看来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安徽的中国科技大学学潮一起，率先撼动江南，继而上海，继而北京天津，一直延烧到全中国。这一事件对中共核心震动很大。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被免去总书记职务。方励之虽然不是学潮的发动者，但中共认定他对青年学子“自由化”影响重大，于是邓小平亲自点名，方励之于胡耀邦下台的第二天被免职，被开除党籍。与他同时遭到厄运的还有两位著名异见人士刘宾雁和王若望。 八九一代流亡海外的目前已有二十余年，可以想象他们与方励之在精神上的联系。八九民运失败后，很多人逃向海外，方励之也在美国大使馆躲避一年后流亡美国。就在这两天，当年的学生领袖王丹，吾尔开希等人发起了回国运动。方励之就在这当口过世了。王丹与同伴在六四运动时期在天安门绝食时，倍受方励之夫妇的关怀，尤其方励之夫人李淑贤不顾危险公开出面慰问鼓励，更是学生们不能忘记的。时至今日，他们回国无门，加之方励之仙逝，悲情溢于言表自不带说。 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在推文中说：“此时此刻，我的悲痛无以言表。他激励了八九一代人，唤醒了人们对人权和民主的向往”。 另一名八九民运领袖王军涛表示，方励之是1980年代中国学生追求民主自由的一面旗帜。“就在越来越多的国人再度要求政治改革、追还六四镇压被扼杀的正义之际，方先生辞世，让人感到噬心之痛”。 与此形成强烈的对比的是中国媒体集体性的鸦雀无声，网上也被过滤得异常干净。这种情形一点也不反常。今天偶然看见『人民日报』强国论坛一个自称E人E票网民的，终于憋不住蹦出来这样一句话：“中国是互联网最自由的国家，中国人享有最大的自由！ 是的，掌握两杆子的人享有最大的自由，要封就封，要删就删，剩下的都是拥戴文和欢呼声”。这句漏出的话并不绝对的与封锁方励之的消息有关，但那股被屏蔽得快要窒息的怒气是很可以感知的。 其实，在今天这个网络发达的世界，要封锁所有让自己感到不快的消息是很吃力的。记者与中国国内的熟人通电话，发现人家早已知道方励之过世的噩耗，而且说他周围诸人无人不晓。  

 2012年 4月 07日 中国物理学家、异议人士方励之去世 记者: 美国之音 | 华盛顿 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后到美国的中国天体物理学家、异议人士方励之星期五清晨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去世，终年76岁。 方励之曾经是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在20世纪80年代因提倡自下而上争取民主和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而成为中国最知名的异议人士之一。他曾经向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发表公开信，要求释放魏京生等民运人士，1987年在中国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邓小平点名批判，后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 *被中国当局通缉* 方励之在六四运动期间支持学生的民主诉求，后来和妻子一道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中国当局随后对他发出通缉，罪名是煽动学生搞动乱。方励之夫妇在美国大使馆中滞留一年后才得以转道英国来到美国。方励之来美国后在亚利桑那大学任天体物理学教授，也曾担任中国人权理事会的共同主席。 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和长子现居住在美国。次子4年多前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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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tengbiao（滕彪） 被称为“中国的萨哈罗夫”的方励之先生逝世。沉痛！方励之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副校长，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我仅有一次领略方先生演讲的风采，是2007年在洛杉矶一次关于反右运动的研讨会上。历史将记住他为中国民主所做的巨大贡献。” 2012-04-07 15:42 @juntaowang（王军涛） 方励之先生是1980年代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事业的代表人物，深深影响了当时一代大学生。他为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先是在国内受到迫害，而后流亡。他的命运与自由民主进步事业在中国的命运共浮沉。就在越来越多的国人再度要求政治改革、追还六四镇压被扼杀的正义之际，方先生辞世，让人感到噬心之痛。 2012-04-07 14:33 @uponsnow “六四”后不久，方励之教授的幼子方哲与同学庆生，恰逢警察依据“通缉令”来抄家，方哲还拒绝警察进自己的房间，理由是他并未在通缉令上，所以警察只能搜查他父母的房间。请问，这在2012年还可能吗？23年过去，人权有丝毫进步吗？当时不存在的刑诉法73、83条都出现了。 2012-04-07 14:02 @shifeike（石扉客） 时值清明，中科大前副校长方励之先生辞世的消息传来，应是2012年以来最让我悲沧的事情。我知道这么多年来，这些流亡者其实都过得不易。用林培瑞先生的话来说，他们的根，都在母语，在不能归的故乡。对我们这些后八九一代来说，那个时代永远是有种的时代，那个知识族群永远是有种的族群！ 2012-04-07 14:44 @Arctosia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政治的事情复述太多。但一直很爱看方励之先生写的文章，涉及政治，科技，历史和个人回忆。对我这样的门外汉来说，科技文章通俗易懂但却不乏深度；而个人回忆很能看得出方先生对生活和家庭的热爱。在怀念他在历史中角色时，我也会记得他令人尊敬的人格。 2012-04-07 14:14 @xiaomi2020 【直播】1991年海外出版的方励之回忆录《从赞同者变异议者》 From Assent to Dissent: The Memoirs of Fang Lizhi  【直播】这儿是比较完整的 方励之文集 ，由其学生整理。  ****~~~**** 维基百科关于 方励之先生的生平节选 ： 方励之（1936年2月12日－2012年4月6日），生于北京，籍贯浙江杭州，中国天体物理学家，原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副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中心原主任。在1980-90年代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异见人士，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89年被迫离开中国后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任职天体物理学教授，2012年4月6日清晨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逝世。 1986年12月初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部分学生因对人大代表的“橡皮图章”性质不满而抗议，进而引发的全国性的八六学潮。在1986年12月4日晚上的学生集会上他说：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到上争取的。翌日他阻止学生上街游行没有成功。方励之在整个学潮过程中对学生的民主诉求没有打压。1987年春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邓小平点名开除中共党籍（1987年1月17日）5 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一职（1987年1月12日），并被调到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员。 1988年秋起开始积极参加当时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会，并接受外国传媒采访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也受到当时北京学生的认同，1989年1月6日向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表公开信6，建议该年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40周年，释放民运人士魏京生等。由于在六四事件期间与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妻子支持学生诉求，六四事件翌日与妻子避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6月12日起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缉（理由指他们夫妇煽动王丹等学运学生“搞动乱”）。在使馆中滞留一年之后乘坐美军飞机前往英国，半年后至美国。 ****~~~**** 重点事件： ① 方励之撰文，关于“诽谤邓小平”案始末  （此处有删节， 全文 ） 在搜寻引擎上输入“邓小平，方励之，诽谤”几个字，就会读到一则1988年的新闻：“9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下令以诽谤罪检控方励之。” 1987年初我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三代表之一，遭到当局整肃。之后，当局对我的所有活动，包括国内外的学术活动，一直有紧密监视。每次在国内大学作学术演讲，坐在前排的，就有监视人员。任何当过多年教师的人，很容易识别，哪些听众是学生或同行，哪些是外来客。后者因是外行，心中另有所思，表情始终是呆呆的。 1988年8月8-29日，李淑娴和我去澳大利亚，先在Perth参加第五届Marcel Grossmann广义相对论会议。我讲的题目是宇宙中的非拓扑孤子1，随后我们又到堪培拉、悉尼，墨尔本等地访问。除学术活动外，中国留学生还邀我介绍国内的情况（图1）。有的学生特别问起北大的小字报。我如实作了介绍。说，有小字报提到，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银行有账号，有存款。 我还没有离开澳大利亚，北京的朋友就紧急传话来：邓小平已知道了我在澳大利亚说的话了（果然线人无处不在，工作效率也高，大概是在留学人员中发展的）。邓小平说，方励之在国外的言论，“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银行有账号，有存款”，是对他的诽谤。他要诉诸法律，起诉方励之。 我当时想，这可能是谣言。第一，凡在国外的中国学生学者，大都开有国外银行账号，有存款。这是很正常的事，哪里谈得上诽谤？第二，如果邓小平要整肃我，根本不必诉诸法律。他是最高领导人，办法多得很。何必在法庭上费时费力。 9月中旬，回到北京，不少朋友很惊奇；“你们还敢回来！”“我们都以为这一次你们不会回来了。”显然，“诽谤案”的小道消息，在北京，已经传开。有的朋友不解，“你们何必回来引颈就戮？”当时，从出国访问转而滞留国外的学者已不少。仅科大原物理教研室的同事中就有3位滞留不归。我们之所以按时返国，是相信在“诽谤案”上，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和举证。现在想来，不免后怕，充足理由律还不能普适到北京的法庭。 法学界朋友于浩成先生来我家简报“诽谤”案的现状（不是小道消息）：邓小平已在找律师咨询诽谤案。党内高层已传达，要对我的诽谤言论予以法律解决。 10月初，一度盛传，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即将向我发出传票。一时相当紧张。法学界朋友立即帮我延聘律师，组织律师团。有人来信提供法庭辩护论据，也有人准备认真收集领导人及其子女在国外存款的证据。一般情况下，银行账户和存款，是隐私，银行是不让外人调查的。但如涉及重大事件或案件，账户和存款不是完全不可以调查的，甚至可以冻结。加之，方的言论是在国外，可否调查要引用所在国法律，不全依赖于中国当局的意愿，问题变得复杂。 然而，等了一个月，传票始终没有到。 11月4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六局（知识分子局）副局长陶斯亮来我家家访。正式告知，诽谤案撤诉了，警报解除，但没有解释原因。 后来得知的内情是，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告诉邓小平，方的言论够不成诽谤罪，因为方的言论没有点名邓小平，或任何其他人，而只说“一些领导人及其子女”。这不能用作诽谤言论。谤言罪是“告诉乃论”，即必须有明确的原告人（自然人，而非法人）。如果原告是“一些领导人及其子女”，这原告“一些”将如何出庭？政治局常委以上？政治局委员以上？当时，邓小平不是常委，也不是委员。 为什么邓小平对“领导人及其子女在国外存款”一语大动肝火，而且要用起诉方式整肃？对比1976年春的另一个故事。那时，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准备点名“批邓”，邓小平听后淡然一笑：“那就点名好了，我早就说过，我是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开水烫” 。1988年，“国外存款”传闻沸沸扬扬（北大小字报不是唯一的），并没有点名，怎么就烫到活人了？ 不言自明，北大小字报无非暗指，在“先富起来”的“少数人”中，很多（按比例）是共产党内的最高层领导，及他们的家属。邓小平当然懂得“不言自明”对他的杀伤力。务必尽除而后快。为此，显然不能发一个红头文件，标题为“领导人及其子女无外国银行账号及存款之说明”。以诽谤案法律起诉，是最容易引起公众注意的方法，是有效的杀一儆百。 所以，诽谤案的撤诉，并非邓小平的失算。甚至，邓小平原来就没有准备真上法庭，而是尽量传播“邓小平告方励之诽谤”的消息。因为，无论上不上法庭，“邓小平告方励之诽谤”的消息一径传开，“杀一儆百”的效果，就达到了。这就是丘宏达所关心的此案“特别用意和效果”。 2009年，6.4二十周年时，日本产经新闻驻华盛顿记者（曾在北大念书）采访我，他说他看过邓小平在各种大小场合的讲话（当然包括诽谤案）。他说，“我感觉邓小平老盯住你，特别恨你个人，你们是不是有私仇？” 是啊，如果没有私仇，很难解释：“海外存款传闻传者极多，邓小平怎么只办方励之的海外谈话？”（刘宾雁语 2）。不过，我确实与邓无私人恩怨，断然否定日本记者的推测：“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我同邓小平先生没有任何个人接触，谈何私仇？” 不仅无私仇可言，直到1988年春，我还公开感谢过邓小平本人。那年5月24日有一次宇宙学的通俗报告。Q&A时，突然有人问我对邓小平的看法。我答，“感谢呀，感谢邓先生义务地帮我宣传和推销，感谢邓先生免费收集整理1985-1986年间我的所有非物理的即兴讲话，感谢邓先生免费编辑这些讲话并印刷成册，感谢邓先生免费发行15万册到全国，平均每个党支部一本……”这应当不算是诽谤言论吧。 ****~~~**** ② 当事人回忆八六学潮与方励之（此处有删节， 全文 ）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8X级本科生，亲身经历了86年那场由科大发起的学潮，完全熟知该次学潮的全过程甚至内幕；不仅如此，我刚好还是方励之老师的直接学生，曾听过他整整一个学期的天体物理课。 86学潮的起因及其真实内幕 86年学潮的起因其实很偶然，跟方老师其实半点关系也没有！86年11月份，科大校方按惯例未经任何民主程序就指定了合肥市金寨区人民代表科大选区三个代表名额的六名候选人。并把他们的名单到处张贴。这种做法引起了部分平时积极参加校内社团活动（那时各大学尤其是科大校园里学生自办沙龙、自办刊物是很常见的，而且还可以得到团委的款项支持）的高年级学生（主要是82级）的不满，于是他们凑在一起，十分秘密地策划了一次让校方难堪的行动，这就是忽然在科大图书馆后海报栏等处同时贴出批评此次选举不民主的大字报；更绝的是，为了营造气氛，这些策划者还故意在自己的大字报后跟贴了一批“声援”的大小字报，结果一下子就把“火”给煽起来了。 (Memoir Tiananmen-2004) 应当说，这些高年级学生本意只是想触动一下校方，希望推动校园民主，对随后由此一张大字报演变成的学潮根本毫无心理准备。事实上，他们中的几乎所有人从12月5日学生第一次上街游行起就开始完全退居幕后，因为他们都临近毕业，根本不想也不方便让学校追查出他们的“煽动”秘密；而学校最后追查学潮时也果然根本不知他们的作用，连找谈话的事都几乎没轮到他们头上！ ( 64memo.com / 2004) 其实这个“高年级学生策划贴大字报”的86学潮真正秘密，我敢说至今绝大多数人，包括当时的科大学生和方老师本人也是至今还蒙在鼓里，好在当年的策划人今天已经全部奔赴海外多年，为了洗清方老师的冤屈，在此把真相公之于众也不会再有任何不便了。不管怎么样，86学潮的起因真的同方励之老师毫无关系。 ****~~~**** ③ 1989年后方励之进入美领馆事件始末（ 全文 ） 《独立阅读》6月号发表了友人贾葭兄评台版《李洁明回忆录》的书评，将21年前的“方励之事件”旧事重提，也勾起了笔者的回忆。刚好，大约4年前，笔者也写过一篇评介日本人权外交的长文《“普通国家”化，从人权外交开始——兼论西方国家人权外交的历史与现状》（阉版发表于《凤凰周刊》）。其中，对方励之事件也有所涉及。特将此部分拎出，立此存照，以飨博友。 日本真正能动、灵活地展开人权外交并取得了良好实效的，是18年前围绕方励之夫妇的出境问题，以北京为对象的一场攻防战。今年6月，日《产经新闻》首次披露了这方面的密档，使这一历史公案的真相浮出水面。 方一家三口进入北京的美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的翌日（1989年6月5日）。两天后，中国当局召见美驻华大使James Lilley，要求引渡方夫妇。同时，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罪名通缉全国，并在美大使馆周边地区重兵把守，严密监视。美国方面于1989年7月派遣前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赴北京交涉，谋求问题的解决，但中国以所谓“国内法”和“国际法”为后盾，寸步不让。 对美国而言，引渡是无法想象的。用Lilley大使的话说：“一方面，方与美学术界和人权团体关系深厚，作为民主活动家有很高的声望。另一方面，中国一旦逮捕反革命分子，甚至拥有将其处死的‘合法’权利。”继而，中方展开了揭批方励之等学运“黑手”的政治攻势，将矛头对准了美国。双方剑拔弩张，氛围高度紧张。 但与此同时，旨在和平解决“方励之事件”的政府间斡旋工作，也在水面下悄然展开，不仅当事的中美两国，日本也被卷了进来。事件发生于那一年的“春夏之交”，但整个秋、冬，乃至翌年的“春夏之交”，中、美、日三国都没闲着，中美、中日、日美，双边谈判、多边协调，形形色色的方案被反复权衡、掂量。终于，一个将问题的解决与解除经济制裁挂钩的预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其契机是中国总理李鹏与日本驻华大使桥本恕的秘密会谈。后者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代日外务省中国课课长，曾主导了日方谈判的方向和进程，深受中方的信赖。 桥本回忆说，1989年12月，斯考克罗夫特第二次访华无果而终。不久，李鹏对日本发出信号，重弹日对华援助贷款（ODA）的历史和意义，呼吁日方“信守政府间承诺，务必实施第三次日元贷款”。第三次贷款本来系1988年前首相竹下登访华时承诺的经援，计划从1990年起的5年内，总计贷与中国8100亿日元（约56亿美元，相当于1989年末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但在1989年7月于巴黎召开的第15届西方七国首脑峰会（G7）上，作为西方民主国家协调一致的对华制裁措施而被冻结。 对于经济陷入空前绝境中的中国来说，第三次日元贷款与同时被冻结的世行贷款（约23亿美元）一样，不啻为强心剂，其意义完全可以用生死攸关来形容。乃至桥本恕觉得，“李总理拼命游说，令人感到冻结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90年代初，日海部（俊树）政权面对国内财界的强大压力，曾试水解除对华制裁，外务省也制定了于90年7月的休斯敦（G7）峰会上，修正前一年通过的制裁决议案的战略目标，但此举必须首先与美国取得协调。为此，90年春，现驻华大使、时任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的宫本雄二奉命访美，旨在摸清美方的底牌。 但宫本发回的报告，结论却是否定的：“美国会和舆论非常强硬，即使在政府内，解除制裁也没有讨论的余地。对方励之事件的反弹之强烈，其一日不解决，下一步便无从谈起。”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只有自己往前走，勉力推进。桥本大使秘密拜访了老相识、中共中联部长朱良。照桥本的经验和想法，对华交涉“要考虑对方的面子”。于是，会谈既未涉及日元贷款问题，也未触碰方励之事件，只是就事论事地说，“我们正在面向在休斯敦峰会上解除制裁而努力，希望中国也能加以切实的应对。” 这一次，中方显然理解了日方的意图：在桥本大使与中方接触的一周后，6月中旬，中共当局做出了允许方励之一家出境的决定。在方一家乘坐美空军飞机出境的当天，中方低调发表了关于“方夫妇出国治病”的消息。在两周后召开的休斯敦峰会上，日美协调一致，解除了冻结一年之久的第三次日元贷款和世行融资。但对在方励之事件的解决上日本曾插手斡旋之事，中、美、日三国均未公开。 方夫妇半年后顺利移居美国，现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执教。不明就里的方励之，定居美国后，还屡次批判日本率先解除对华制裁的“机会主义”之举。 ©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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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4月 04日 美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畅谈美中关系进程 记者: 初晓 | 华盛顿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曾经担任福特总统和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他被公认是美国国际战略方面的权威。1972年，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作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先遣队的成员，到达北京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然后，他又作为总统访华代表团的成员，陪伴尼克松总统进行了这次历史性的访问。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最为人知的是他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对代表老布什总统对中国所作的秘密访问。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是中美关系多年来发展的重要见证人。 *斯考克罗夫特首次造访中国印象深刻* 斯：1971年，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铺路。我到白宫工作之后不久，就在1972年的1月作为总统访华的先遣队成员前往中国。这是我第一次去中国。后来我又陪同尼克松总统去中国访问。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参与美中关系的进程。 我当时是尼克松总统的军事助理，主要负责后勤、飞机和通讯等方面的事情。我去中国也是负责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但是我个人的主要兴趣还是在外交政策方面。 因为我是军人，所以中国方面对我特别关注。当时我穿着军装一下飞机，几位中方人士就说他们很惊讶。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穿军装的美国人了。当然在朝鲜战场上那是不一样的情况。 中国对我来说非常奇妙，简直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先遣队前往北京，住在民族饭店。我房间的窗户正对着一条胡同。我特别喜欢看胡同里人们的生活，那完全是一种不同的生活。 那时候的北京没有汽车，只有一些卡车和几百万辆自行车。它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村庄而不是城市。上海倒不是那么陌生，因为上海具有欧洲的风貌。当时在1972年，我们不知道如何同对方交谈。我们没有任何共同点。我们二十多年都没有交流过，也不知道该怎么作。我记得当我们跟中国方面说将会有600多名记者随同总统访问的时候，他们非常吃惊。但是后来一切都好，大部份记者们都爱上了中国。 我记得当时我和我的秘书在街上观光，进了一家商店。我的秘书是一位打扮时髦的姑娘。当我们在商店里逛的时候，没有人看着她。但是当我转回身看的时候，店里的所有人都在看着这位穿着奇装异服的年轻妇女。那很有意思。 *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1972年到1989年，我去过中国2-3次。最近几年我每年都去中国。从外观上说，北京已经变成完全不同的城市，一个很摩登的城市。堵车非常严重，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人们的穿着也很漂亮。1972年的时候，每个人都穿着毛制服，唯一的区别就是或者是灰色的，或者是蓝黑色的。现在人们的穿衣色彩繁多。而且中国已经进入了世界舞台，而不是像1972年那样孤立。中国过去一向主张自力更生，现在所有的都改变了。普通中国民众已经从一辈子只有一辆自行车的立场进入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一切都只是发生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真是非常了不起。 *斯考克罗夫特会见周恩来和毛泽东* 我见过周恩来和毛泽东。周恩来令人印象最深刻。他非常有教养，待人圆融，而且极其睿智。我是在陪同福特总统访华的时候见过毛泽东一次。他那个时候刚刚中风，而且要了解他并不容易，因为他说话十分含混不清。在毛泽东的身边有两个医生和两个翻译。他开口说些什么，那些医生和翻译要凑在一起弄清楚他说话的意思，然后再翻译给我听。那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时刻。但是我对毛泽东本人并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因为他病得厉害，也没有太多的表现。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住在国宾馆里。尼克松总统有天上午要参观故宫。头天夜里下了场雪，3-4英寸厚，并不是很大。我那天早上很早要出去办什么事情。我回宾馆的时候，看见几千人在扫雪。到处都是人在拿着扫帚扫雪。15分钟之后，当我陪着尼克松总统的车队出门的时候，街道被扫得很乾净，而且一个人也看不见。那是我对中国人效率的印象。我觉得这并不是由一个高龄老人管理的伟大国家，而是一架了不起的机器在运转。 (当前美中关系的改变是因为)环境有了直接的转变。老布什总统当政的时候，正好是美中关系的特性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因为尼克松总统建立的美中关系是基于我们的一个共同的利益，那就是防止苏联在亚洲的霸权。这是把我们两国联结在一起的东西。这是一种比较狭隘的双边讨论和关系。但是这种关系能够让我们双方习惯于相互交谈、习惯于相互了解。这种关系发展得很好。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使得粘合美中关系的粘合剂融化了。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正当美中关系面临转变的时候，天安门事件发生了。这个事件威胁到了我们保持对话的能力。这就是老布什总统要解决的美中关系问题。他把美中关系放到了一个与过去20年来不同的广阔基础上，同时又要解决美中关系的危机。 *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事件* 我对美中关系的建树是什么？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老布什总统所担心的就是在天安门事件之后，我们认为我们需要对此作出反应。所以我们对中国实施了制裁，主要是针对中国军队，比如停止出售武器等等。但是同时，他又不想毁掉过去15年来所建立起来的美中对话。所以他努力想同中国人建立联系。事实上，他给邓小平打过电话，但是并不成功。所以他叫我去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想要保持某种对话联系。如果中方愿意接待，他将派人前往中国会谈。不到24小时，中国方面的回答来了：“可以。”所以总统就派我去了中国。 (为什么要保密) 我们刚刚对中国实施了制裁。美国上下对中国政府对学生的残酷镇压义愤填膺。如果让人知道美国派人前往中国，那会在国会里引起轩然大波。我在北京见到了邓小平和其他的高级领导人。基本上，邓小平对我说，中国发生的事情跟美国没有关系。中国想要两国友好。中国的事情是中国的内政，不是美国的事情。我当时回答说，这话没错，但是你们在中国国内作的事情所产生的效果影响到了世界，影响到了世界大国的行为。这就是我们的事情，同我们有关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来到北京探讨双方合作的原因。 这次我的北京之行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但是我们向中国伸出手去，美中两国又能把手握在一起。我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事情，同时也是很有技巧的事情，因为它并没有让美中关系出现问题。如果这次北京之行曝光，那就会是一个巨大的失败。我们告诉中国人，同时中国人也告诉我们：美中关系是有价值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克服困难保持这种关系。 邓小平当时跟我说，我之所以见你是因为你是一个朋友。我现在已经不管这些事情了，你要同李鹏去谈。我和邓小平举行了几次很好的长时间会谈，然后我继续同李鹏谈。 我非常喜欢邓小平。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在许多方面他很不像是个中国人。当你同中国人会面的时候，标准的礼仪是你们的椅子并排而坐，彼此并不是面对面。但是当邓小平说话的时候，他会直接面对你，非常有活力。我认为他是一个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人。而李鹏就不一样了。他非常中国化。我喜欢他。我们在许多事情上谈不拢。但是作为个人来说，我们相处得相当不错。 我认为那次的北京之行并不是个转折点，但是一次成功的访问。因为它保持了我们的对话。我们能够重拾彼此的对话，然后继续发展两国关系。如果六四事件打断了这种对话，那起码要用一年多的时间来恢复对话，而且对双方来说都会很尴尬。 *美国内对中国学生居留法案起争议* 从那次我们给对方吃了点儿定心丸之后，美国总统在国内则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当时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有几千人，国会想要立法让这些学生永久在美国居留。国会通过了法案，但是被总统否决了。总统否决的时候，我统计了参议院的情况。当时需要有34位参议员来保持住总统的否决，但是支持我们的参议员只有5个。我们所有的人都出马去作国会的工作，总统的否决有效。总统一共两次否决了国会通过的中国学生居留法案。中国人看到了一个决心维护美中关系的总统。 最后，这个问题不是由国会立法来解决的。用国会立法会使我们直接站在中国人的对立面。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是双方保持克制，没有把六四危机变成美中两国之间的对抗。当时确实是非常复杂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