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http://www.iceo.com.cn/m/2013/0802/269494.shtml 海尔最大的机会是变成平台型企业   交互用户平台要走三步。第一步能不能自愿交互，第二步能不能自动交互，第三步能否自我增值。   30 年前，他用大锤砸掉不合格的冰箱，唤醒了海尔全员的质量意识；现在，他把“大锤”砸向旧思维、旧组织体系，推动海尔向“人单合一”模式、平台型企业转型。 将八万员工变为两千个自主经营体，并不像推倒、堆砌积木那么简单。 7 月 28 日，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在海尔青岛总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让每个员工都发挥价值是海尔变革的主线。而建立平台，交互出用户的意见之后，聚合全球资源来加以满足，就好比先种甘蔗再榨糖。 “海尔希望以此获得持续产生破坏性创新的能力，最终成为不断踏准时代节拍的‘时代的企业’。”   动机：互联网加速企业洗牌   第一财经日报：海尔所在的白电行业，是一个延续性的技术创新比较多而不是颠覆性创新比较多的行业，是什么压力或者动力促使你不断推动创新？   张瑞敏：如你所说，白色家电颠覆性创新不多、延续性创新比较多。但在互联网时代，我们自己感觉到，一定要研究破坏性创新。因为互联网时代，很多家电产品发生很大变化，就算白色家电暂时还没有破坏性创新，物联网也会让它产生变化。传统冰箱必须与互联网相联，这给我们很大压力。在未知的情况下，下一步更有探索空间。   再者，互联网时代使我们看到，企业淘汰和更替非常残酷、非常快。最使大家感到震惊的是，柯达是美国文化的象征、有 130 多年历史，说倒就倒。所以，互联网加快了洗牌的速度。不管你的企业过去多么完善、成功，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可能都不堪一击。   日报：你一直身处传统家电制造业，如此强烈的互联网思维来自于哪里？   张瑞敏：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和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经常聊一下，他的研究比较前沿，很思想开拓。有许多互联网的书，都是他介绍的。另一方面，因为我一直要追求“让每个员工把自己的价值、利益最大化”，那就一定要明确用户。过去没有信息化的手段，真是很难做到；另外，一个终端销售人员，销售多少产品都难统计，没有互联网，你说多少都（可能）是假的。   日报：你怎么看待互联网给海尔及中国传统制造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海尔怎么利用好这个机会？   张瑞敏：这个机会和挑战是相辅相成的，是硬币的两面。对海尔来说，最大的机会，是变为平台型企业。平台是什么？就是快速配置资源。如果变成平台，我就不再只是原来的资源，可以配置很多资源，企业的发展就不一样。所谓资源，主要是人力资源，就会出现乘数效应。   但是，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是一样的。海尔这样一个 8 万多人的企业，变成平台型企业太难了。很简单的一条，人（的因素）是最难的。本来他进了海尔，不能说进了保险箱，也觉得有依靠，但现在有可能会被淘汰出去，或者身份转换，从原来的在册员工变为在线员工，不在海尔名册上。在中国只能慢慢来，就算你看准，也不能大幅度地做，不能像美国一裁两万人。这有一个度，太慢受影响，太快做不了。   演变：从创造用户到交互用户   日报：你的思维和概念不断更新。从人单合一、自主经营体到利益共同体，从倒三角到节点闭环网状组织、平台型企业。你这些概念之间演变的逻辑是什么？你怎么把握这些新概念推出的节奏，毕竟从员工到供应商、经销商等整个链条上的人都有适应的过程？   张瑞敏：有一条主线，万变不离其宗，就是怎么让每个员工有他自己一份。这个从一开始，国内媒体有质疑，说这个做法不符合科斯定律。科斯定律是交易成本最小化，假定你做到了（把大企业变成许多小经营体），交易成本将大得不得了，因为每个人都要明确用户，而且明确给用户创造的价值。但是，现在可以做到，很重要的原因是互联网。没有互联网，这是不可能的事。每个员工写报告，给你传真……怎么弄？现在，就算在新疆、西藏，发个短信就完了。这个过程中，概念在变化，但怎么让每个员工明确自己的用户、自己创造的价值、自己得到什么，这个不变。   随着外部互联网环境的变化，要跟上它。比如，原先是“创造你的用户”，现在是“交互你的用户”。交互用户和原来不一样。原来老是问用户：你看我的产品怎么样，还有什么意见？我来改进。但交互不是这样的概念，不是以你为主来征询意见或组织别人讨论，而是你只是搭建一个平台。所以，我给大家打了一个比方，你想要糖，一定要种甘蔗，甘蔗由糖厂把糖提炼出来。但如果你一看，糖提炼这么麻烦，甘蔗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我直接从土地里提炼糖不就行了吗？你能提吗？提不出来。所以，土地就相当于用户，让用户成为群体来交互，才能成为甘蔗，你再从甘蔗的大数据里提取糖。但你问用户要什么，就好比直接从土地里提糖。   日报：这正是我之前有疑问的地方，海尔让消费者参与产品研发设计，但消费者平常都很忙，想买东西的时候最好一看就是这个，而不是你还要问他们需要什么。   张瑞敏：苹果 iPhone 出来之前，没有用户想到有一个 iPhone 。所以德鲁克说得对，需求在创造出来之前不存在。那用户交互什么呢？他不会告诉你下一个破坏性创新是什么，但他会抱怨这个产品有什么问题。这些抱怨就是“甘蔗”，你提取出来就可以。   就像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的作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说的“大数据不是万能的”。像一个饭店，一天见不到五个顾客，你还分析数据，有什么意思？但现在我有办法吸引顾客，你再来研究什么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他们在这个饭店里哪个地方停留时间最长、为什么停留时间长。所以，先创造用户，再去研究。没有创造用户，研究啥？   所以说，我们交互时，不可能是询问式的。再说，用户都有个人的事，凭什么跟你研究这事呀。你只能找出他的兴趣点，让他去参与，你再去挖掘，“先种甘蔗再榨糖”才有可能。   我总结，做这个确实很难，要走三步。第一步能不能自愿交互，找个兴趣点，让他自愿参与。第二步能不能自动交互，不是你组织讨论，看能否出现群体性的意见领袖。第三步能否自我增值，像小米手机销量翻一倍，就有一种自我增值的概念。我提出一个意见，你马上给我实现，我觉得我的价值得到实现，我就愿意再进来。其他人没有提意见，但他觉得这个网站关注我的需求、满足我的需求，也会进来。我们还没把这个（平台）建起来，但希望朝这个方向往前推进。   平台：两个上市公司目标不同   日报：海尔什么时候能建成你心目中的平台型企业？   张瑞敏：我们的战略定了七年，也有可能会提前。我想这不是凭主观愿望。从外部的竞争来讲，你必须加快。   日报：海尔具备什么特质，就可以说建成平台型企业了？   张瑞敏：具体一点说，我们在上海有一家上市公司（青岛海尔， 600690.SH ），在香港也有一家上市公司（海尔电器， 01169.HK ）。青岛海尔它的平台目标就是成为全球白电的引领者。   现在它是全球白电第一（当然今年是，有可能明年就换了）。这个第一，主要是以市场份额算的，但还不是引领。引领不是这个概念。引领就是说，我生产了一个产品，别人会模仿但不能超越。现在我们有那么一款、两款产品推出后，有一些世界名牌来模仿，但太少了。就好比说，巴黎时装周，发布一个颜色，全世界都蜂拥而上。它配置的资源各种各样，吸引全球资源在平台上交互，产生破坏性创新。这个是我们正在推进的方向。   日报：海尔电器的平台目标是什么？   张瑞敏：海尔电器要吸引资源，让它自转，这是一个难题。传统型企业，比较习惯于我来召集、咨询，重点是我想搞什么，你能不能完成。但平台型企业，应该把资源吸引过来后，完全形成自动交互、自我增值的状况。   海尔电器和青岛海尔的目标不一样，中国有很多电商，海尔电器不叫电商，期望虚实网融合。有的电商实网差，虚网很厉害；我们实网强，在全国销售网络有 3 万个多店，我有配送，大家电物流配送是我们的强项。线上交易、交互，与线下交付，这两个结合起来，所以这 3 万个店要改造成体验店、配送站。   所以，海尔电器平台上各方相关群体与青岛海尔不太一样，不局限于家电。目标上，我们和很多电商不一样，很多电商发展很快、很成功，它们更多取决于价格交互，通过低价来扩大销量，我们希望体现价值或者个性化需求。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解决的是，改变过去平台上交流或者只是互动，而不是交互的局面。这个交互，有时那个群体不用你指挥，它有自己的意见领袖。我们正在探索这个新课题。   传承：形成“求变”基因   日报：海尔明年就三十岁了。过去近三十年，你不断提出新的管理思路。你怎么样不断改变自己的思维、颠覆掉旧的想法？   张瑞敏：我们与国内外很多企业都有接触，很难看到一个长盛不衰的公司。往往看到这个公司今天非常兴旺，明天就没了。有点“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接触当中发现，在钱好赚的时候，企业是最危险的，所以我们就非常注意这点。比如，我曾经接触日本一个企业，它说赚钱太多了，过去出差不能坐头等舱，现在可以了；过去不能住五星级宾馆，现在也可以了。这非常可怕，没有危机意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实施“人单合一”。说白了，钱多不是好事。当你钱多，多到稀里糊涂，一定把你忽悠掉。这是其一。   再一个，你昨天成功一个模式，但你明天没有，差不多就失败了。所以，我在内部干脆提出“成功是失败之母”。   还有，从个人来讲，我也看到很多企业，迅速起来又下去。很多时候领导人觉得“我一切都是对的”。我昨天对了，今天还对，明天还对。其实，自己觉得长胜，用这种思维下去就没了。   日报：我们一直说来自中国的管理思想是否会为全球的企业界和企业家带来价值，你认为海尔的实践和你本人的管理思想，是否能完成这个使命？   张瑞敏：从大的脉络来看，管理理论分为三个大阶段：第一阶段是“物本管理”，从当年泰勒的科学管理到流水线，物本管理到极限，人就抗拒了，边际效率反而递减。日本的管理理论开始上来了，为什么呢？它是“人本管理”，一下子变了，强调团体精神、关心人，全世界都学日本管理。后来人本管理不行了，就到 “能本管理”，以美国企业为主。   我觉得，中国企业在前面这三段都赶不上，现在互联网时代的管理对中国企业来讲，确实是很好的机会。倒不是说中国企业也要创造一种管理理论来引导世界潮流，先不要这样想。这确实是很好的机遇、很大的空间，就看你怎么做。特别对我们这种传统制造业，全球其他企业还没有（像海尔）这样做过。但是，我们探索了这么多，它还没有完全做成，就算 99 度，还没到 100 度。很有可能别人借鉴你，一下子就超越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再具体说，你利润保持增长，你的销售也应该上去。有些单位销售也上得很快，靠同质化产品，千方百计地推销。我们不想这样做。现在我们增长还不怎么样，内部定了有些产品不能干。你能卖又怎么样？一定要走差异化道路。   日报：这个企业你付出了很多心血，可以说是它的灵魂人物，你之后呢？谁来接班？他 / 她会带领这个企业不断变革和创新吗？   张瑞敏：（笑）这个我觉得形成一种可以求变的基因就可以了。   未来：关注可持续的破坏性创新   日报：最近几年海尔的不少竞争对手收入增长都比较快。   张瑞敏：我们不太关注对手。我在内部和员工说，一定不要盯竞争对手，哪怕对手有什么过分的动作。因为你盯竞争对手，结局一定是两败俱伤，你一定要盯用户，才有发展空间。所以，老子《道德经》里有一句“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不争，就是不打价格战，寻求差异化。像苹果手机，就没有跟对手在低层次上竞争。   日报：从全球的范围看，海尔如何巩固自己的行业龙头地位，下一步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张瑞敏：我真的在内部没说过，要死死保住这个全球白电第一。即便别人把你弄下去，也很正常。我关注的不是份额，关注真正可以持续的、颠覆性创新的能力。如果现在没有，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有第一也没多大意思。   日报：就像《基业长青》里说的，你是想做造钟者，而不只是报时者。你想造这个钟，这个钟能根据时代变化，在组织里不断产生颠覆性创新的产品。   张瑞敏：是，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不在于一时一世的取胜，就像打仗一样，有时一个城池守不住。所以，要从全局看，哪怕名次受影响，也一定要出创新的产品。熊彼特所说的“破坏性创新”，这才是企业家精神。破坏性创新，我们离这还有距离。当然，它的基础是商业模式，所以，破坏性创新也应该是建筑在商业模式创新之上。你看看国内外很多企业，它没有这个模式的话，它今天蹦出来一个很好的产品，明天就蹦不出。就像绚丽的焰火，一阵就没了。当然，你如果礼花一个接一个也可以。   日报：海尔发布了新的 Slogan （品牌口号）“你的生活智慧，我的智慧生活”，这句话的涵义很广，你的阐释是什么？   张瑞敏：它最大的特点在于，这句话说明，海尔的诉求是变为“互联网时代的企业”。你的生活智慧，我的智慧生活。这里边的你、我，不是“你”就指用户，“我”就指企业，是这个平台上的两个群体。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让中国成为一个“多孔”的社会   文 / 凤凰都市 杜美丽   导语： 政府要让这个社会成为一个“多孔”的社会，为民众提供更多的表达诉求、表达意见和对政府建议的渠道，孔多了，那些积蓄的能量才更容易排解出来，互联网才能恢复正常状态，社会才能良性运行。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   胡泳在 2008 年出版的书《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中曾引用张东荪的话来表达他对网络时代的公共讨论的理想状态的期许：“民主式的社会中，必须有自由讨论的习惯，有肯与他人调和的性格，有在真理面前自甘让步的气量，有据理力争而不伤和气的胸襟。” “我衷心希望互联网能够帮助中国社会塑造这样的民主文明，庶几不负一拨又一拨为互联网奋斗过的人的理想。”胡泳写道。 时隔 6 年，当民众的表达模式从论坛过渡到博客，又发展到微博和微信时代，“自媒体”被越来越多提及，嗓门成为赢家，胡泳如何看待此时的个人表达和公共讨论？   精英影响力转向新媒体   凤凰都市： 传统媒体的精英或者意见领袖在新媒体上非常活跃，有人声音大有人声音小，您怎么看新媒体现在的这种发展态势？   胡泳： 理想的状态是，新媒体造成信息的民主化，每个人都有发言权，但是和在现实世界中一样，在新媒体的平台上，还是存在一些人的声音比另一些人大、其听众比另一些人多的情形。只不过要认识到的是，很多明星是以广播的形式来运用新媒体的，也就是一个中心点向四周辐射的那样一种状态，而不是大家所理解的互动式媒体，这主要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因为粉丝太多了，明星不太可能同粉丝进行过于深入和充分的互动，所以实际上还是一种传统媒体的架构。   凤凰都市： 新媒体在意见领袖的产生中发挥什么作用？一般来说，是先在网络上有影响，还是先在非网络空间产生影响？   胡泳： 网络空间的影响力和非网络空间的影响力是分不开的。有些人将非网络空间的影响力带到了网络空间，但网络空间也创造了新的可能性。非网络空间的意见领袖有自己在非网络空间的相应的表达、立场和话语权，网络空间对他们而言是扩大自己影响力的一个渠道，而网络空间也产生了一些来自民间、更加草根，同时又能洞悉一般网民心理、代表一些网民心声的新的意见领袖，这些人对年轻人来说更有吸引力。可以说，他们分享了非网络空间的意见领袖的一些话语权。   凤凰都市： 在微博上情绪性表达似乎非常多，有些微博上批评的声音一边倒，有些则是赞赏的声音一边倒，理性的沟通交流似乎比较难，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胡泳： 新媒体空间的表达和现实社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能脱离现实社会来讨论新媒体空间的表达是一种什么样的表达。由于缺乏独立的媒体，独立的司法，现实社会所能提供的理性表达空间过于逼仄，所以网络上会集聚一些情绪性表达，有些可能还比较激愤。但是话说回来，理性和非理性表达并存是一种客观存在，这是正常的。社会是复杂、多样的，思想也是，不可能全部都是理性的表达，对此应该有一定的理解和包容。   话语权的结构性障碍仍然存在   凤凰都市： 新媒体的一个很显著的贡献似乎是给草根表达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它是不是真的带来了草根表达权的质的改变，草根的舆论影响力是真的增大了么？   胡泳： 草根的表达权问题是个结构性问题。虽然新媒体为草根提供了表达的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同时都能被倾听到。草根的声音被听到，更多还是依赖精英和意见领袖的介入、转播和扩大，很难讲有一个理想的方式可以改变或者替代这种现状。这就和我们通常所讲的民主是类似的，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和空间内，民主可以靠每个人表达自己的意见来实现，但是如果空间太大，要想进行民主的操练，就必须搞代议制，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机会，必须有人代表你。所以网络空间的民主其实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草根的表达权问题，而更关键的可能是意见领袖如何负责的问题，不是说你只要发言了就能改变，目前的改变还得借重精英的力量。也许以后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草根的话语权会进一步加大，精英的话语权会进一步削弱，但是目前看来结构性障碍还是存在的，所以问题是如何让意见领袖认识到自己所负的责任。   凤凰都市： 您怎么看意见领袖目前在网络空间所发挥的作用？   胡泳： 目前中国的公共讨论质量还比较低，而其改观首先依赖于意见领袖讨论伦理的提高。精英们的发言要更加精准、客观，不是在特定的立场上站队，过度的情绪化，去渲染事件的一些戏剧性因素，而是对中国面临的问题展开具有逻辑性的、比较理性的讨论。这就要求意见领袖更有学养，有对公共问题展开讨论的能力，有良好的讨论伦理，只有这些人提高了，才会对中国公共舆论平台的形成发挥更大的作用。而精英的这种改变，还需要一些制度化的东西来支撑。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公共领域的讨论受到很多限制，这些限制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是无形的，更多的是政治制度方面的结构性因素，这就导致讨论中出现一些不公平的现象。   中国转型期是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有赖于讨论和经由讨论达成的共识来解决，如果对讨论设置太多限制，大家不能畅所欲言，共识也就很难达成了。所以我认为，首先要让大家有畅所欲言的空间，尽可能减少公共讨论的障碍。其次，社会的宽容度要提高。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应该有一个意识，就是所谓的“万众一心”的状态已经很难达到了，也就是说让所有的人都用一种声音来说话，这样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现在的时代是“众声喧哗”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应该习惯于别人有和你有不一样的声音。这种不一样的声音不一定代表不好的企图，对原来声音的反抗和否定也有很多的合理性，这其实最终考验的是一个社会的宽容度的问题。这个宽容度是和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息息相关的。   互联网在社会变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凤凰都市： 互联网发展很长时间了，呈现出目前的影响和态势经历好几个阶段，比如论坛、博客、微博、微信，您怎么看不同阶段它对个人表达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胡泳： 论坛到博客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微博和微信只是对博客的一个延伸。博客是个里程碑式的发展，它的出现代表着个人出版、个人写作的出现。现在常用的一个术语叫“自媒体”，它意味着，只要你有一台电脑，能上网，会“写”字，你就可以在网上发言，而且从技术上来说，这个发言可能被全世界看到。这个自媒体时代实际始于博客。微博和微信，只不过是博客阶段的深化而已。   对于社会而言，个人出版意味着个人主义和个性有了表达的空间。中国传统上是个倡导集体主义的国家，政府是社会的唯一主导性主体，个人主义受到很多的阻碍，博客第一次使得个人主义和个性得到表现和张扬，而且使得政府不得不倾听网络上的民意，社会主体变得更加具有多元性。所以，互联网对于中国的个人解放是有很大推动作用的。   凤凰都市：您怎么看互联网未来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类似现在的影响还会延续么？   胡泳： 中国的问题不可能全部通过互联网来改变。在中国，互联网在社会的变革中扮演了可能比它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更重要的角色。它的状态现在实际上是不太正常的。社会的很多情绪都集中在网络上，它承受着“万钧之力”。原因之前说过，是因为现实社会的表达空间太过逼仄，民众只能在“网络一线天”的环境下进行表达。就好比排洪，所有的洪水如果都只能在一个闸门排出，它的力量肯定是非常大的，亢奋和非理性也在所难免。如果处理不好，可能要承担很大的后果。所以政府要让这个社会成为一个“多孔”的社会，为民众提供更多的表达诉求、表达意见和对政府建议的渠道，孔多了，那些积蓄的能量才更容易排解出来，互联网才能恢复正常状态，社会才能良性运行。

Hackers, bloggers and professors team up to tap into blocked microblog content Global Times | 2013-7-28 19:13:01  By Xuyang Jingjing With over 500 million registered users and over 46 million daily active users, Sina Weibo is the largest and most influential social media platform in China. It has also become known as a fostering ground for discussions with a more liberal slant.  But what is not allowed to be discussed on Weibo perhaps says just as much as what can be.

回声室效应 　　在自我意识减少的同时，你也就掉进了互联网最具诱惑力的幻象之中：在特别营造的小天地之中得到虚假的保证，仿佛与自己的信念相抵触的事实全都不再存在 　　胡泳  　　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很多人对公民参与政治对话寄予厚望。和意见相同的交流相比，只有意见不同的交流才允许真正的辩论和思想的交换。这种交流使得参与者有机会“从更大的菜单中做出选择”，从而导致一种社会意识而不是个人私益。 然而，实证研究表明，公民的政治对话往往发生在家人、朋友和与自己有着相似观点的人之间。这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homophily）的现象被多个学者所注意。导致它的原因有许多种。经济学家安东尼·唐恩斯的模型认为，人们从头脑相似的人那里获得信息有助于减少信息成本。莫里斯·罗森伯格认为这是由于政治具有威胁性特质所致——它总是充满争议。逃避争议也是“沉默的螺旋”理论的核心观点，虽然该理论原用以描述公众舆论的形成，我们也可以用它来解释为什么企业组织里的人不愿意站出来说话，并极力避免不同。这一理论有四个基本假设：（1）组织对背离的个人施以孤立的危险；（2）个人经常恐惧孤立；（3）对孤立的恐惧感使个人不断估计众人的意见；（4）估计的结果影响了个人在公开场合的行为，特别是公开表达观点还是隐藏自己的观点。由于害怕被孤立，个人在他人持有不同观点的时候往往不敢说话，他们宁愿选择意见一致的人交往。 　　人们把避免冲突的倾向归因于无知、漠不关心、疏离、不愿意挑战群体规范、害怕遭到反对、害怕伤害他人、缺乏可见的选择、不愿意承担责任和怀有无能为力的感觉等等。那么，互联网能够帮助人们摆脱这些心理障碍吗？互联网的本性应该是不仅促进更多人的参与，而且能够促进更多异质群体的参与。电子通讯技术的浪潮据信能够增加观点的多样性，以及这些观点到处传播和彼此竞争的速度和轻易性。有研究表明，网民与非网民相比更加支持多样化的观点，容忍度也更高。网络因而是一个理想的个人可以扩展视野的地方，他可以交往到成百上千的陌生人，并遭遇无数的新话题和新观点。 　　问题是，虽然互联网上的对话以不一致为基本特征，但虚拟社区还是常常建立在拥有同样兴趣和关注点的人群之上。安东尼·维尔海姆发现，在一个讨论组内，大多数人对某个政治话题通常持有相同意见。他的发现与理查德·戴维斯对Usenet的看法一致。戴维斯称Usenet已经变成了“一种壁垒化的论坛”，被不容许异见的人所主导，群内认同极其强烈。维尔海姆对政治类新闻组的抽样内容分析显示，超过70%的帖子都对主导立场表示坚决或温和的支持。 　　由于互联网上的社区都是自愿形成的，在人们具有寻找头脑相似的伙伴的倾向作用下，这些社区往往成为同质性的。它们由此被称做“兴趣社区”，非常符合盖茨在《未来之路》中的描述： 　　“我们确信我们会利用信息高速公路独一无二的能力，找到同好者社区——加入电子社区的人越多，社区对成员来说也就更有价值。全球大多数滑雪爱好者都会成为滑雪电子社区的成员——如果你尝试在滑下一个陡坡前让自己处于更好的身体状况，那么要是能和十几个与你身高体重年龄相仿，并同你怀有同样锻炼和减肥目的的人保持密切的电子联系，你会发现训练更有趣——当所有的人都从事与你相像的锻炼项目时，你自我意识的东西会减少。” 　　在自我意识减少的同时，你也就掉进了互联网最具诱惑力的幻象之中：在特别营造的小天地之中得到虚假的保证，仿佛与自己的信念相抵触的事实全都不再存在。这就是网络的“回声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信息或想法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得到加强。 　　网络杂志《沙龙》的专栏作家安德鲁·列奥纳德在回顾自己被“回声室效应”误导时说：“让我不安的，不是在互联网上用Google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的容易性，而是那种随时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心态的方便性。”在这样的“回声室”中，人们只需链接到他们喜欢或意见相同的人，只会阅读他们热爱读或完全同意的东西，那么，又哪里还会有公共领域存在？ 　　马歇尔·范·阿尔斯泰恩和埃里克·布莱卓夫森在一篇重要的论文中，显示了互联网可以把头脑相似者的甚至是微弱的偏好发展成同质的小团体，其内部交往大大超过群外交往，他们把这一情形称为“网络空间的巴尔干化”（cyberbalkanization）。这种情况如果不加遏止，会导致“族群政治”和“议题政治”的出现，剥蚀大部分公民应该拥有的一定程度的共同经验。

http://www.cjr.org/cloud_control/mackinnons_new_project.php 11:00 AM – July 23, 2013 Creating Internet accountability Author Rebecca MacKinnon’s new project aims to rank Internet giants on human rights By   Sarah Laskow Rebecca MacKinnon   is the sort of person who, after Edward Snowden leaked details of the government’s digital surveillance program, could say, if she wanted to: I told you so. At least, that’s what fans have been telling her, late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