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

刘崇文：胡耀邦最后的日子 进入专题 ： 胡耀邦    ● 刘崇文       胡耀邦去世前的最后一段日子，是在思想极度郁闷的状态下度过的。一是对“生活会”上的许多不实之词和无理责难，感到不公平、不公正。二是对当时的时局感到忧心忡忡，政治、经济形势严峻，社会动荡，人心不稳。三是先后得了两场病，身体衰弱，食不甘味，寝不安枕，体重不断下降。而更为苦恼的是，虽然保留了他的政治局委员，却不给他任何实际工作。凡是比较了解胡耀邦的人都知道，他是以工作为生命的，只要能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事情，他的生命之花就会绽放，什么思想的苦恼、身体的病痛都会抛到九霄云外。而一旦失去了工作，他的生命之花就将枯萎、凋谢。同时，胡耀邦又是一个历史感、时代感、责任感、使命感很强的人，他无时无刻不在忧国忧民，他的脑子几乎永不停顿地思考着各种为国为民、利国利民的问题。现在心还在跳动，脑子也没有停歇，思想的闸门无法关闭，可话不能说，意不能达，教他怎么不憋闷？           工作就是生命　不善排遣愁闲          为了排遣这种郁闷和愁闲，他每天除了读读书、看看文件、写写字、会会客之外，就是打桥牌。自从在长沙生了一场大病，到南宁后就很少出去参观、游览。一般是上午读书、看文件，下午玩牌。耀邦是个最不善于排遣烦闷的人。他没有多少业余爱好，基本上不看戏、看电影，看电影就看一些科教片，为的是了解科技发展成果，增加科技知识。对戏曲也只是翻阅一些著名的剧本，以吸取其中精彩的情节、典故和文词，用来生动地说明某些现实问题。他偶尔也逛逛商店，目的是了解市场情况，但从不买东西，因为他根本不会用钱。他的全部工资和全部家用一直都是由勤务员管理，自己从未花过一分钱，也不认识人民币。记得在“文革”期间，秘书、警卫员都撤销了，我去看他（刚“解放”回北京），他从街上回来，买了一包米花糖，像小孩似的天真地笑着对我说，我买了一包芝麻糖，你尝尝。他把米花糖当成了芝麻糖，还为自己会买东西感到有些得意。大约是1958年，我曾陪他逛过一次王府井，他饶有兴趣地一个商店一个商店参观，回来后还对我说，逛逛市场，看看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也是一件令人开心和高兴的事。这说明他不是不喜欢逛市场，而是没有那么多闲暇的时间。他偶尔也去划划船，那是在完成一件满意的任务之后，他要高兴高兴。他对划船也是很有兴致的，但他没有那么多的空闲，他不愿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些事情上。他有读不完的书，看不完的文件，思考不完的问题，还要走遍全国所有的县，作调查研究。     正因为耀邦几乎把全部生活都关注在工作和事业上，他没有多少儿女情长，也无暇顾及天伦之乐。他的老母亲同他住在前后院，有时颤巍巍地从前院走到后面他的屋子（办公室、书房兼卧室），想和他说说话，他总是很快就把她打发走。耀邦对老母亲很有感情，“文革”他被关在“牛棚”时，老母亲突发心脏病去世，他回家后痛心疾首，大哭不已。他夫人李昭，一直担任北京市纺织局的领导，工作忙，任务重，平常吃住都在机关，一般每周只回家两次，而且是头天晚上回来，第二天一早就走。他俩在战争年代就是聚少离多。“文革”期间，耀邦关“牛棚”、下“干校”，李昭受审查，更是彼此隔绝，不能相顾。几个孩子一直由外婆（李昭的母亲）照顾。耀邦根本无暇顾及他们。只是在“文革”他赋闲在家时，正好喜添孙女，才难得有空抱抱孙女，同孙女亲热亲热、逗逗乐，以消除愁闷，享受这不易的天伦之乐。粉碎“四人帮”他复出之后，就又全身心扑在工作上，特别是担任党中央主席和总书记后，更是夙夜匪懈，宵衣旰食，住在中南海勤政殿，很少回家。正是由于这种长期的工作、生活习惯，在当他受到挫折、打击和伤害后，不愿意也不习惯把痛苦同家人倾吐，愁苦不易抒发，郁闷难以释放。胡耀邦又是个极其率真的人，他耿直、善良、厚道，胸无城府，没有心计，不懂韬晦，不会权变，常常是喜怒哀乐溢于言表，不加掩饰。正因如此，他难于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不善于在逆境中保护和调整自己。这显示了他光明磊落、宁折不弯的伟大人格，但也酿成了他皎皎易污、桡桡易折的人生悲剧。           打桥牌　见性格          如果说耀邦有什么业余爱好的话，那就是打桥牌。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经常陪邓小平打桥牌。据说他们谁输了，还要在脸上挂纸条，甚至钻桌子。我在他那里工作时，出差在火车上、工作任务完成后，只要有条件（必须四个人），就要打桥牌。1958年在江西瑞金召开共青团四省百县会议，会议结束那天，我们连夜赶写通讯报道，准备第二天见报。那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都很高兴。通讯稿写好后，已过半夜。耀邦和我们都感到了完成任务后的轻松。这时他不是去睡觉，而是提议打桥牌，直打到天亮。吃完早饭后，就驱车奔赴南昌，然后坐在车上睡觉。我曾多次陪他打过桥牌。“文革”后期，他“解放”后，赋闲在家时，生病在305医院住院时；从总书记岗位下来后，1987年在天津休养时；1988年在长沙休养时；1989年在南宁休养时；从南宁回到北京后，也还不时打电话找我去家里打牌。他的二儿媳王杨子也会打桥牌，在北京常是杨子和他的兄弟，我和耀邦四人对阵。他性子较急，一副牌没打好或输了，他就着急。这时只有杨子能据情据理说服和宽慰他。在天津时，他把团中央几个会打桥牌的同志轮流找去，与他做搭档，同天津市桥牌协会的同志打牌。人家是专业牌手，我们当然打不过他们，他输了就着急。后来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冯若赐怕他老输急坏了身子，就事先做好一些牌，因此他在同冯若赐搭档时就赢得多些。可他不知道，还高兴地对周围的人说，冯若赐的牌打得比较好。在南宁，由自治区桥协主席何忌陪他打牌。何忌是个老同志，在延安时期就担任建委主任，延安大礼堂就是他负责修建的。建国后在广西长期担任建委主任，离休后任桥协主席。这位老同志虽然已届耄耋之年，但思想比较活跃，观念比较开放，他对耀邦十分敬佩。2007年他出了本诗文集，其中收入了一篇短文，说毛泽东想学唐宗宋祖，但却没有唐宗宋祖的气度；胡耀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后被当局发现，责令他把文集收回。最终还是将这篇短文撤去，才让重新发行。耀邦在任总书记期间，他的桥牌搭档主要是聂卫平。他曾对我说，聂的牌打得很好，记忆力也很强。中央领导人打牌，在叫完牌坐庄时，都要交换看对方的牌。有时由耀邦坐庄，聂看一眼他的牌后就全记住了，然后在关键处由聂指点他打牌。耀邦说自己叫牌比较好，聂坐庄打牌比他强。另外他还赞赏聂的为人。他下台后，不想连累别人，也不找聂打牌了，但聂还照常来看他，耀邦很感谢，但要他不要再来了。聂说没什么，我们不就是打桥牌的关系吗？     在长沙和南宁时，耀邦一般每天上午看文件，下午或晚上打桥牌。电视节目除看新闻外，主要看体育频道，特别爱看足球比赛。记得当时正在举行世界杯足球赛，他几乎天天要看。这就不由使我想起1957年在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时，苏联共青团请他去观看由苏联和另一国举行的足球决赛，还没看完他就不耐烦，提前退场。苏陪同人员无可奈何，但在回住所的路上，汽车里一直广播着比赛实况，当听到苏联队最后取得胜利时，车队停了下来，所有苏联陪同人员都下车互相热烈拥抱庆贺。当时我们看了还难以理解，觉得有些好笑。可现在耀邦自己也变成了足球迷。其实这就是他的性格，他是一个特别争强好胜、不愿服输的人，因此很欣赏竞技运动，而且就是要赢，不能输。他爱好打桥牌，有时也打打麻将，下下象棋。谁跟他下棋，他要不赢是绝不罢休的。1958年武昌会议和1959年上海会议期间，休息时，他和陶铸等几位领导同志就在一起打麻将，并都不服输，每次打牌结束，胜负成绩，都要留下“纪要”。他打桥牌也是不取胜不甘心，因此有时就难免急躁冒进。在长沙有一副牌，成功作成了小满贯，他高兴得像个小孩一样，可实际这是一副冒叫的牌。有人说，冒险后得到的胜利，才是最令人难忘的。     在他担任总书记期间，中国桥协每年年终都举行一次中央一些领导人参加的“运筹和健康”桥牌赛，小平同志和他每年都参加，而且轮流名列冠军。就在他下台前的年终那次桥牌赛，他对自己即将被免职下台的前途和命运竟毫不知觉，还兴高采烈地对周围的人说，今年该是我的冠军了吧！就在这次桥牌赛后不久，中央召开了批评他的“生活会”，他被迫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     “生活会”之后，小平同志还曾找他去打桥牌。头一次他不好拒绝，但可想而知，那时他同小平打牌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滋味。后来小平再找他时，他就托词推谢了。           最后墨宝　抒发心声          除了打桥牌，那段时间，他就是作诗和写字。1988年他写了不少诗，主要是题赠知交故旧、亲朋好友的。他的诗立意新，格调高，有韵味，但请教专家，说不合格律，因此后来也就不写了。写字是他休息的一种方式。在南宁，小客厅里就设有一张案桌，上面铺着宣纸，摆着毛笔、砚台和墨汁，准备他随时挥毫写字。     1989年3月12日，也就是离开南宁回北京的头一天，我正在西园饭店房间编审《刘少奇研究论文集》的稿子，齐东然参谋忽然来叫我，说有事情，要我马上到耀邦同志那里去。我跑过去一看，屋子里围着许多人，原来是西园饭店的经理正在请耀邦为饭店写几个字。本来，耀邦已谢绝给任何人题字。他对一些老同志、老干部、很亲近的朋友知交要求写字，甚至有的同志把宣纸送来了，他都很风趣地说：等二十年以后我再给你写，现在我的字写得不好。但对西园饭店的职工他无法拒绝，他曾几次住在这里，同他们朝夕相处。他是为了感谢他们，为了感谢西园饭店上上下下为他服务、和他相处了几个月的普普通通的人们。耀邦铺开了宣纸，手握毛笔，正在征求大家写几个什么字，大家都一下想不出好词来，就来找我。可我因为没有思想准备，一下也无言以对，同时觉得耀邦写的话，过于俗套和一般化也不行。我想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但当时就被自己否定了。经过几分钟的沉默，最后还是按齐参谋的意见写了“第一流服务”几个字。当时，我真觉得自己怎么那么不中用，平常还有那么点“才思敏捷”的味道，这当着众人竟瞠目结舌了。后来忽然想到“宾至如归”几个字，觉得是否比“第一流服务”好一点，但现在想起来也不一定。     这时，耀邦写字的意兴正浓，他要勤务员小杜再拿宣纸，说我再写两幅。接着他就写了两首诗。一首是唐诗，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另一首是他赠萧克将军的诗：“寂寞沙场百战身，青史盛传李广名。夜读将军罗霄曲，清香伴我到天明。”第一首他未落款，写完第二首，我请他落了款，并写上己巳年春，还是专门到日历上查的。第一首上的“度”字，我说缺了一点，他又重写了一遍。我当时觉得这两幅字写得都很好，他自己也满意。我感觉到他想把这两幅字送给我，因为前不久在长沙时，我曾经请耀邦为我写几个字，他也答应过，说等我的字练好些再给你写。于是，我就大胆提出想要这两幅字，他笑着说，你看着好就拿去作纪念吧。     当时，他兴致很好，西苑饭店的一位服务员把耀邦留下的一套广西画册拿了来，大致有四五十本，请他签名。他一本一本都给签上了。我对那位服务员开玩笑说：你这次是大丰收了。这位服务员说：我要作为永久的纪念。     在前一天，区党委钟家佐秘书长拿来一个签字簿，请耀邦题字。他对我说：我本来是不给人题词的，人家拿了本子来，在本子上写几个字和写条幅还不一样，而且听说钟的字写得也不错，我给他写了老子的一句话，你看怎么样？于是，我们俩走到隔壁的书桌上，打开题字簿，看见上面写着“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录老子语应钟家佐同志。胡耀邦一九八九年三月”。     我觉得字写得很好，但对题词的内容一时还不理解。他说：回头你们把这个本子交给钟。下来后，我琢磨耀邦写的老子这句话，越想越觉得意味深长。     胡耀邦是“以身许国”的人，他曾题写林则徐的诗“苟利国家生死以”以明志。从被迫辞职前后到突发心脏病去世，即使身处逆境，他也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得失，一心一意关注国家的兴衰，人民的祸福，改革的成败。其天真无邪，几乎达到不近情理的程度，令人感叹不已。     十三大前，邓小平找他谈老人退休安排，他对自己不再担任总书记，毫不介意，并对邓小平、陈云等老人退下来，感到由衷高兴，认为这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好事。     准备十三大，人事安排和体制改革，不让他插手，他也毫不介意，仍尽心竭力为抓好落实六中全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决议、考虑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处理好学生闹事而日夜操劳。     当赵紫阳得知邓小平对他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很有意见，劝他找邓作个交代，他坦然应对，并不在乎。     在外面传出一些对他不利的言论，胡启立把这些传言告诉他时，他不仅不以为然，还批评了胡启立。     他在中央“生活会”上被迫作检讨时，为了保护为改革开放立下汗马功劳的大批干部，宁可自己受委屈，大包大揽，承担了不应有的“罪责”。     对在“生活会”上所受到的不公正的指责和批评，他希望中央能做出一个正式和公正的结论。他认为，对个人来说，有没有这样一个结论也无所谓，但这样对待一个党的总书记，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利于维系党心、民心。     对自己，他无私无我；对国家、对人民，他赤胆忠心。     1988年，由于闯物价改革关，引起通货膨胀，物价居高不下，人心惶惶，耀邦虽已赋闲在家，但忧心忡忡。李昭告诉我：那段时间，耀邦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成天发呆，发愁，不说话。他对当时的形势很是忧虑，先后与三位政治局委员谈到，要关心老百姓的日子呵！     对一味强调安定团结，忽视实事求是，他深感不安。他认为，改革开放，安定团结自然重要，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更重要。像这样继续伤害知识分子，如何求得安定团结？学生总是比较激进的，对学生闹事，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看法，采取不恰当的处理方针，我们将担负历史责任。还是应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     那段时间，苏联、东欧风云变幻，耀邦思想很不平静。他认为，苏联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和对外政策的新思维，像一股巨浪将堤坝冲开了一个大缺口。波兰的圆桌会议、议会选举、总统制；匈牙利的政治多元化、多党制；东德承认反对派“新论坛”为合法，开放东、西柏林边界，这一系列的政治变革，对社会主义国家冲击很大。民主是世界性的潮流，势不可当。我们如何正确、妥善面对，将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难题。     当时耀邦认为，今后自己是四个字：安度晚年。是否能安？有两条：一是自己已经70多岁，自然规律，不行了。二是希望党好起来，但是否可能？他很担心。他说：“个人事小，全局堪忧。”     这就是在南宁题词时的胡耀邦，就是无私无我“无身”的胡耀邦，就是为国为民“为天下”的胡耀邦。     我不知道耀邦从南宁回到北京后又写字题词没有？但这幅题词至少是他去世前给我们留下的最后墨宝之一，也是他在去世前所抒发的出自肺腑、意味深长的重要心声。          （作者原为胡耀邦政治秘书）    进入专题： 胡耀邦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往事追忆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8105.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炎黄春秋》2011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胡耀邦与红卫兵领袖 文章原标题：文革后胡耀邦如何对待当年的红卫兵领袖 作者：丁东 来源：《文史参考》2011年第15期 来源日期：2011-12-9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9 22:24:12 阅读量：1142次 　　[导读]蒯大富被判刑，是元老的决定，也是政治的需要。身为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有自己的看法。他对一个清华同学说，对待蒯大富，从前我不赞成把他捧得那么高，现在我也不赞成把他整得这么狠。 　　胡耀邦还在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位置上的时候，蒯大富是一名共青团员，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63级学生。蒯大富知道胡耀邦，胡耀邦不知道蒯大富。 　　“文革”开始后，团中央负责人“三胡一王”(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王伟)因为派工作组进驻首都中学，受到批判。此前蒯大富因为与校工作组发生冲突，工作组有王光美参与，幕后有刘少奇支持，曾蒙受极大压力。 　　这一个案得到毛泽东的关注，他派周恩来亲自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一下子成为名人，进而成为首都高校的“五大领袖”之一，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但好景不长。以他为首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卷入武斗，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日召见了“五大领袖”，从此让他们退出政治舞台。接着，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任技术员。在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过程中，蒯大富开始受审查，1973年到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1983年3月10日，又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1984年送往青海共和县塘格尔木劳改农场服刑。和他关在一起的有“五大领袖”之中的另一位韩爱晶，还有许世友的儿子徐青和魏京生。 　　蒯大富被判刑，是元老的决定，也是政治的需要。身为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有自己的看法。他对一个清华同学说，对待蒯大富，从前我不赞成把他捧得那么高，现在我也不赞成把他整得这么狠。但这只是一种私下议论，并没有影响到对蒯大富的审判。 　　1986年8月19日，胡耀邦到青海视察，听省委书记汇报工作，谈到蒯大富等人在青海服刑时，胡耀邦问蒯大富表现怎么样?省委书记说他表现很好。胡耀邦说：出来以后给他分配工作。胡耀邦又问魏京生表现怎么样?省委书记说魏京生有些急躁。胡耀邦说：年轻人嘛，还可以教育嘛。胡耀邦的话当时在监狱干部中作了传达。 　　胡耀邦为什么要过问蒯大富?蒯大富也不清楚。惟一可以查到的线索是魏京生给胡耀邦写了信，要求解决治病问题。所以胡耀邦在青海视察期间，专门听取了汇报，并指示对魏京生等人按照革命的人道主义原则，应给与普通职工的医疗待遇，并且改善生活条件，达到普通居民的标准。 　　胡耀邦这次视察青海四个多月以后，就辞去了总书记职务。然而，他对蒯大富发出的善意，还在起作用。 　　1987年8月21日，劳改农场派车让蒯大富和魏京生到青海湖鸟岛旅游。蒯大富有如下记录：“车沿着青海湖南岸长驱一百来公里，远望海心山、白石山，广袤无垠，水天一色，赏心悦目。适逢湖边重镇江西沟召开科普大会，联合国亦有官员参加，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可惜鸟群大部南徒，但尚有大批飞鸟在湖边觅食，我亲尝了一口青海湖水，咸度和高汤差不多。返程中车出故障，竟在无人的鸟岛留宿一夜，玩得尽兴，累得也够呛。” 　　他还赋诗一首：“不见白骨无人收，牛羊遍布青海头。影影绰绰倒淌河，熙熙攘攘江西沟。湖光山色争妖娆，雁鸣鸥叫赛歌喉。我爱神州大地美，洗净烦恼忘却愁。”诗虽不工，蒯大富的心情却溢于言表。 　　一个多月以后，蒯大富被释放。比他刑期短一年的韩爱晶已经留场就业，分在农场管教科工作。蒯大富不愿意终老于青海。他向青海省司法厅、劳改局写信，要求回宁夏青铜峡铝厂工作，或者回苏北老家农村种地。 　　当年的另一位团中央书记胡启立，这时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批示，对蒯大富的要求，除了平反，别的都可以满足。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白立忱也说：“关于蒯大富的事我们说不了什么，但在生活上可以尽量给予照顾。” 　　蒯大富返回青铜峡铝厂当了助理工程师，并和北京大学毕业生罗晓波结了婚，生了女儿。当时铝滞销，厂里请蒯大富出马推销。蒯大富带着妻子、女儿，在全国转了三个月，为厂里销售了600多吨铝。他说，各地厂长、处长都是他这个年龄段的，走到哪里，企业负责人都愿意见见他，所以销售很顺利。这也说明，胡耀邦宽厚对待蒯大富，和当时的社会心理是一致的。 　　最近，韩爱晶编著了一本书《清华蒯大富》，记录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