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

该报9月18日写道：”意大利不过是先前已经宣布中国援助的危机国家的又一个而已，比如西班牙、希腊和匈牙利，每一次预告都给金融市场一次震惊。可是，援助究竟有多少实质？中国人的目的何在？ “以高姿态宣布提供援助就已经引起担心，认为中国会用许多金钱影响欧盟内的边缘国家。布鲁塞尔的著名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提醒说，中国会以投资让欧洲国家彼此抵消，这个策略中国已经在非洲成功地运用过。研究报告《争夺欧洲》的作者之一帕雷罗·普莱斯纳（Parello-Plesner）警告说，’投资加强北京在个别国家的影响，会分裂欧洲。'” 该报认为，温家宝上周将提供援助与要求欧盟尽快承认中国为’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相连，”给这种恐惧火上浇油”。”只要这个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还没有这个地位，当它使用不公正的贸易实践和廉价出口谋取市场份额时，欧盟就可以用反倾销措施或惩罚性关税来应对。” 该报引述摩根士丹利银行亚洲主席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的话说：”中国参与对欧洲的国际援助时，它完全有权提出条件，无论这些条件是经济的、还是金融的抑或是政治性的。欧洲当然也有权利接受或拒绝这些条件。” 中国的可能性有限 该报还写道，”尤其中国在讨论，为什么一个自己还在发展中的新工业化国家，得去支持富裕的发达国家。大连当地的报纸以’当欧洲有了问题我们应该帮助吗？’为题出版讨论增刊，答案大都是：即使我们愿意，我们也做不到。 “其实北京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富有影响的经济杂志《财经》的出版人胡舒立说：’期待中国拯救欧元，是一厢情愿。’这个国家虽然是世界第2大经济实体，但是占世界经济的份额才9.5%。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这些新兴工业大国总共只占世界经济的18%，而美国、日本和欧盟则占到60%。” 该报指出，”……专家们论证说，’为了增长，是中国需要世界经济，而不是相反’。 “所以，对欧洲的援助迄今主要保持在意向声明上。无论中国的央行还是外汇管理当局，都不公布中国自债务危机爆发以来购买了多少欧元国债。金融市场专家也没有看到中国大规模收购危机国家国债的迹象。 “可是，中国利用这种预告却能在欧洲的负债国获得战略投资的便宜价格。所以，警告的声音在增多，担心北京会在欧洲重点工业大规模收购，从而谋求政治目的。” 该报说，德意志银行的中国专家迪克（Steffen Dyck）觉得地缘政治动机的投资只是例外，他认为，”在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中，政治和经济的目标混杂在一起，但是投资背后更多的是商业考虑。” 摘译：林泉 责编：李鱼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偏离规则会带来麻烦。金融危机源于货币政策长期偏离正轨，消除隐患还待正本清源 主持人 胡舒立 对话人 约翰·泰勒 采访者 李增新 第1页 货币政策脱轨 第2页 注资救市成败 第3页 全球通胀目标 　　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经久不衰，一再将各国的货币政策推到风口浪尖。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此前长时间的宽松货币政策，被视为金融危机的根源。正本清源，应该如何着手？ 　　进一步而言，各国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是否应该遵循一定的统一规则？这听起来匪夷所思，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似乎找到了答案——决策者有意无意地按照某种规律制定政策，而当政策利率长期偏离规则水平时，经济增长与稳定很可能反受其害。发现这一规律的正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泰勒（John Taylor）。 　　他提出的泰勒规则被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和金融市场分析师所采用。泰勒规则的基本概念是，基准利率应该基本等同于1.5倍的通货膨胀率与0.5倍的国民生产总值缺口（实际 GDP 与潜在GDP的差额）之和加1。 　　泰勒本人曾表示，泰勒规则是一个简化了的指导性模型，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不能局限于机械化地遵循这一规则。根据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前若干年的观察，在经济状况较为稳定的时期，美联储的决策基本上符合泰勒规则所描述的模式。 　　在1984年加入斯坦福大学之前，泰勒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经济学教授。他在1968年以优异成绩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73年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除了潜心研究，泰勒一直参与公共政策决策。1976年至1977年，他出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资深经济学家，1989年至1991年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1995年至2001年，出任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经济顾问小组成员。泰勒教授目前是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1996年至1998年他也曾担任该职。2001年至2005年，他担任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 　　当此全球经济面临二次探底风险之际，财新《中国改革》记者带着诸多问题专访泰勒，谈金融危机，谈货币政策，谈当前的经济困境和解决之道。 　　 ——主持人 货币政策脱轨 　　 财新《中国改革》： 本轮金融危机发源于美国，而美国的货币政策多年暗合泰勒规则，在此情况下，如何理解泰勒规则？ 　　 泰勒： 泰勒规则是央行制定利率的准则。通货膨胀上升时，央行应加息，当经济陷入衰退，或增长放缓时，应降息。泰勒规则不仅指明了利率调整的方向，对于利率需要调整多大的幅度也规定得非常明确。 　　泰勒规则的构想始于20世纪80年代，我是在1992年的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的。之所以相隔这么久，是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最终才明确地提出这一理论。研究表明，对于许多央行来说，泰勒规则是一条非常好的准则。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不久以前，美联储的决策与泰勒规则总体上是一致的。这并不是说美联储只是简单地遵照泰勒规则办事。实际上，遵守泰勒规则并不是套用一个公式，然后就万事大吉。央行需要作出决定，担负重大责任，有时还需要变通，这就更需要有泰勒规则这样一个指导性原则。 　　 财新《中国改革》： 你说过，危机是由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的，财政政策对于恢复经济而言并非那么有效，为什么？ 　　 泰勒： 本次危机由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席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而楼市动荡的根源正是货币政策偏离了泰勒规则，过于宽松而导致货币泛滥。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两码事，但是，二者经常拥有共同的特点。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根据规则建立了一套货币政策，但美国没有货币政策的权宜之计，在萧条期内没有制定刺激方案。于是，我们只是稳步前进，而进展也相当不错。 　　如果你观察一下美国在经济危机中的表现，就会发现，不仅货币政策貌似脱轨，利率长时间过低，而且财政政策过于积极。我力图表明，财政刺激政策只是举债行为，透支的是将来，并未在实际上刺激经济。 　　 财新《中国改革》： 但是，如果财政上什么都不做，政治上可行吗？ 　　 泰勒： 这很难，虽然有时这是最佳做法。因为我们的财政政策会对经济做出自动回应，例如，当失业增加时，会发放失业补偿金；同时，人们交的税没有以前多，所以， 税收收入 还在下降。财政政策具有自动稳定器的作用，经济衰退时，政府支出自动上升，税收自动下降。这就意味着已经在采取措施了，而且无需经过立法。 　　但是，危机期间人们想采取更多措施。例如，1992年，美国刚刚经历过经济衰退，美国第41任总统布什时期，人们呼吁政府制定大型刺激方案，但是，国会并未批准。1993年，克林顿总统想颁布刺激方案，国会也没有批准。有些时候，人们理解，也更愿意不采用刺激方案。但是，你的问题很重要，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家很难开口拒绝，不采取任何措施。 　　 财新《中国改革》： 学术界有一些修改泰勒公式的尝试，比如在系数上。你不大同意这些调整。为什么？ 　　 泰勒： 我坚持原始的泰勒规则。系数是在研究的基础上确定的，行之有效。当央行接近泰勒规则所建议的轨道时，一切运转正常；严重偏离时，就会出现问题。 　　现在有人说，“那好，让我们基于央行在特定时期的做法来重新算出系数。”那样的话，泰勒规则就成了“描述”，而非“推荐”。这会产生误导，因为你描述的政策可能并不是好的政策。原始公式中已经做出妥协，为此，我们应当对此予以坚持。 　　 财新《中国改革》： 本轮危机发生后，许多人在谈论，央行仅关心通胀是不够的，可能还需要考虑资产价格。在你的公式中有没有把资产价格变化考虑进去？ 　　 泰勒： 没有。大多数通胀的计量没有明确突出股票价格或大宗商品价格，而是经济中商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过去曾经有过一个阶段，在今天看来利率过低。如果利率高一点，我们仍然保持那样的经济繁荣，才需要讨论是否应当还考虑通胀以外的因素。大多数时候，资产价格会成为推动经济或价格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泰勒规则这样的政策就可以自动调整适应。 　　如果对资产价格做出回应，始终存在一个严重的误导作用。有时股票市场会暴涨，然后下跌。如果调高利率，股市可能会更不稳定。有人说，只要将资产价格、股票市场、外汇价值套用泰勒规则，就能够解决问题。这会造成利率过于波动，我宁愿不采用这种反应方式。 　　在某一个特定时期，例如1987年，美国股票发生崩盘。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降息，使利率略低于泰勒规则。之所以会采取这种措施，是股票崩盘使得他们做出了超出泰勒规则所建议的调整。 　　 财新《中国改革》： 泰勒规则也适用于中国经济吗？ 　　 泰勒： 这么多国家都应用泰勒规则，对此我总是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我原本只考虑了美国的情况。许多其他国家觉得泰勒规则有用，包括新兴市场国家，比如巴西和印度。它的应用之广，可能超出你的想像。尤其对中国来说，中国的金融体系还在发展，央行制定存贷款利率。毫无疑问，泰勒规则应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考虑因素，但也要看到，中国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本文导航 第1页 货币政策脱轨 第2页 注资救市成败 第3页 全球通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