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

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对赵紫阳这个名字有些陌生，而对于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赵紫阳在1980年到1989年期间曾经先后担任中国总理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1989年，中国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赵紫阳由于反对武力镇压而被罢黜，之后一直被软禁，直到2005年去世为止。   这位中国上世纪末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人物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想了什么，说了什么？ 曾经在2004年先后两次探访赵紫阳的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带我们走进赵紫阳晚年的内心世界。 *邓小平如果会上当受骗就不是邓小平了* 关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人认为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听信了下属谎报情况，上当受骗，因而派兵镇压学生，酿成惨案。然而姚监复说，赵紫阳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姚监复说，当时赵紫阳这样对他说：“邓小平如果会上当受骗，那就不是邓小平了，应该说邓小平的信息渠道和他的决策是他自己的决策。” *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 赵紫阳晚年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进行了反思，显现了他在这方面突破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统观点。姚监复说：“《赵紫阳软禁谈话》有这句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就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赵紫阳最后在他的《改革年代》里跟杜导正的谈话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如果共产党不支持一个反对党，中国要乱的时候，人家不相信共产党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反对党起来，中国就不至于大乱。在生命的后期的时候，他已经跳出原来说的‘四个坚持’，坚持共产党领导，而是站到全民族、全国的角度，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不是共产党万岁，永远是共产党领导。不用暴力, 不用强力维稳，而是用民主。” *现代化的国家必须实行议会民主政治* 在赵紫阳被软禁期间的秘密录音中，他明确指出，必须实行议会民主政治。 赵紫阳秘密录音摘录：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是要实行市场经济，发展现代的文明，还必须实现议会民主政治的这种制度。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一种健康的、现代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现代的法制社会。 *胡温不可能大有作为* 对于胡锦涛、温家宝这两位中国领导人，赵紫阳说并不认为他们会在中国的改革中成就大事业。姚监复说： “他（赵紫阳）说他们俩是好人，但是不可能大有作为。我说，为什么？他说，这是我们培养的人嘛。胡温只能这样，能维持住现在这个局面，稳定压倒一切，发展经济是硬道理。要是政治一改，改不好怎么办呢？江泽民说了，我们都在一条船上，现在船还在走，走得还挺快的，你这么一改，改大了，船沉下去了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可能不会进行大的改革。他是这么认为的。 ” 2005年1月17日清晨，经历了近16年软禁生活的赵紫阳病逝，终年86岁。由于他的名字是中国官方话语中的禁忌，很多中国人已经不知道赵紫阳其人了。 ​​

 　　一个国家是由个体的人和各种组织所组成的。好比一辆车，有油门，也有刹车。如果没有刹车只有油门，那就只有一个结果：车毁人亡。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但要做好却要有一个好的管理模式，而社会管理其实就是如何处理好油门和刹车的学问。 　　去年2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讲话，提出要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在我国，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重心在基层，社会稳定的根基也在基层。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在社会管理中居于源头性和基础性地位，要改善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就必须要抓住基层这一源头，而加强基层自治组织建设就是确保公众在社会管理中的广泛参与。 　　为了了解基层社会管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在走访了几个基层社区和村委会后，我们发现在基层社会管理特别是城市社区管理人员在创新社会管理机制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创新了很多办法，但从总体看仍然存在着体制机制滞后、资源人力匮乏、方式手段有限等问题。计划管理体制下的政府管理单位，直接管人的模式不再适用，政权建设在城市社区层面没有延续到居民的直接管理层面，管辖出现了死角。街道与居民联系不紧密，基层群众诉求不畅，有困难得不到及时解决，深入基层面对群众开展工作的很少，上门服务的更是寥寥无几。同时社会管理工作人员偏少，缺少真正的专业管理人才，管理方式落后，由于体制和资源的制约，社会管理仍然主要靠行政手段通过管、控、压、罚来实施，社会管理效率不高，社会矛盾容易激化。产生这些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充分发掘广大民众参与社会管理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没有充分发挥广大民众在社会管理方面的聪明才智，没有充分调动广大民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低估了广大民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政治觉悟。 　　近年来，由于改革不到位和制度不完善，引发出深层次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已经不是局部和单点式，而是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和层面并有深化、蔓延的趋势，这就给我们创新社会管理提出了严峻的课题，是“堵”还是“疏”，成了问题的关键。“堵”必然要严格控制和限制公众对社会管理的参与和知情；“疏”就要让公众知晓内情并参与对政治的决策。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健全基层管理和服务体系，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工作，发挥群众组织和社会组织作用，提高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合力”。充分强调了基层自治组织和公众广泛参与的重要性。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个体人的结合、聚集组成了社会大大小小的细胞，这些细胞的分工、组合搭建了社会的机体，而这些细胞的健康和活力状态标志着社会的创新性和进步性，也标志着社会前进的动力性。社会管理是政府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广义上的社会管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它还包括其他主体以及社会自身的管理，即多元主体以多样化形式进行的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过程，也就是公民的社会自治，我国最基层的城市居民委员会和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就是这样的社会自我管理的自治主体。根据我国宪法，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是城市和农村最基层的民众自治组织，是社会管理组织体系中最基层的神经末梢，在社会管理系统中它虽然不具有政府的职能，但它所负载的功能则涵盖了政府所有的服务，党和国家的各项事务管理都通过社区和村自治组织来完成，“上面千根针，下面一条线”，从中央到街道办事处、乡镇，所有的方针政策都要由这两个自治组织来贯彻和落实，离开了基础组织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就无法贯彻落实。其实，社会最基层的组织才是社会机体最真实、最全面的反映，一个健康、有活力的基层组织才能真正推动社会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行。自治组织的根本原则是自治，自治就是自我管理、自我完善，自治的最大特点就是公众的广泛参与，公众参与必须是自觉的、有序的，这就要求有相应的法律配套和引导，需要公民社会的构建和完善。公众有序参与与基层组织建设密不可分的，只有完善了对自治组织的建设，公民才有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有了公民的广泛参与，才能实现社会管理的目的。社会管理的好坏与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有直接的关系，而推动公众参与必须完善相关的制度。 　　推动公众自治参与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实现途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现有的官僚体制。在基层社会中，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方式，使公众围绕社会公共利益、公共事务、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使公众在基层民主的参与中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切实增强公民政治参与的广泛性和实效性。当家作主不应该是句空话，它完全应该体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推动公众自治参与是丰富完善我国政治制度的重大创新，而这种创新应该是向着“普世”的方向，而非更加专制。从国家制度层面的高度出发，积极拓展和丰富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执政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重大战略。有利于契合公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有利于公众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切实的民主权利，有利于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奠定全面巩固的群众基础。 　　推动公众自治参与还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序发展的基本路径，而这种有序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而非意识上和行动上的压迫。在公众自治参与的过程中，公众逐步提高合作互助、平等协商的能力，逐步学会依法、理性地行使民主权利，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培养全体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增强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认知，在稳定有序的基层民主实践中逐步提高民主意识和民主素质，使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成为发挥群众主体作用与国家主导作用有机统一、逐渐培育群众的民主意识与切实维护群众的实际利益有机统一的创新发展新路径。 　　基层自治组织的建设好坏直接关系到公众对社会管理的参与度，建设好基层自治组织就为公众有效参与提供了渠道和保障。 　　一、充分发挥城乡社区的基础作用，促进公众对社会管理的广泛参与。社会管理要做到有序、有效，必须重心下移。城乡社区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是大多数居民生活的基本依托，是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的综合平台。创新社会管理必须抓住这个基础平台，加强社区自治组织建设，增强基层群众自治能力，扩大社区居民参与程度，形成基层社会管理的合力。首先，要加强社区体制建设。全面推行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中心“三位一体、选聘结合”的社区管理模式，探索社区党建工作区域化、居民自治制度化、社会组织多样化、社工队伍专业化、社区服务精细化等新路子，实现社会管理社区化、社区管理社会化，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其次，要加强社区平台建设。加大投入力度，整合社区资源，建设以社区党员服务、养老服务、法律服务、就业服务、卫生医疗服务、困难群众帮扶服务等为内容的服务平台，形成一条龙的规范化服务体系。再次，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民主建设，深入推进基层群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活动，实现城乡社区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要深入开展以居民会议、议事协商、民主听证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为主要目的的民主管理实践，以居务公开、民主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全面推进城乡基层自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让基层群众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保障基层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有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二、注重发挥社会组织的协同参与作用，保障公众的有效参与。十七届五中全会要求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支持、引导其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社会组织是连结各个社会单元的桥梁纽带，是社会成员自我组织的基本方式。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和作用发挥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当前，在我国社会管理中，尤其是基层的社会管理中，这一平台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好。因此，要大力加强社会组织培育，扩大服务面。按照社会化、专业化的要求，进一步推进政社分开，积极探索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和登记管理方式创新，不断加强社会组织制度建设，积极解决社会组织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加快社会组织专职工作者职业化、专业化进程，营造社会组织发展的良好制度环境。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快将技术性、服务性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良性管理格局，积极扶持发展行业协会、公益慈善类组织、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和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并要切实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完善法制监督、政府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和自我监督相结合的监管体系，加大对违法违规社会组织和非法组织的查处力度，健全社会组织退出机制，提高社会组织的公信力。 　　三、提高自治组织的活力，调动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社会管理是社会全体的共同责任，单凭管理部门的努力无法达到好的效果，而保持和提高自治组织的自身活力，才能有效地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鼓励民众的参与热情。由于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家，政治民主、公民权利在传统文化中没有深厚的根基，文化的传承性在人们心理上积淀下来的臣民意识仍然根深蒂固，从总体上来说，公民的参与意识仍然欠缺，积极性主动性仍然不强，公民参与处于低水平状态。社区作为接触民众最频繁、涉及民众最广范的平台，理应发挥在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方面的作用，不断加强公民意识教育，通过居务公开、民主评议等经常性的政治参与实践，不断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理性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使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理念内化为公民的内心信念，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内驱力。其次，要使民众的参与得到相应的法律保障。虽然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来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按照实体法律制度，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不仅有权选举人民代表，反应和表达自己的愿望与要求，同时也可以通过立法听证、行政听证等形式，直接参与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的制订；在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公民还有直接参加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民主自治权利。但从公民政治参与的实践来看，很多法律都忽视了程序民主，没有更加详细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往往使选举、对话、协商、听证等沦为了形式，对于公民意愿的表达，决策部门大多只是“听而不取”，严重影响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实效。因此，必须要不断完善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通过实实在在具有可造作性的法律、规定等来切实保证公众的有效参与，激励公众的参与热情。 　　四、科学设置自治组织工作岗位，建立和完善一支高素质的社区工作人才队伍，保证公众参与的合法和有序。目前，我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和“社会矛盾期”，社会成员生活方式多样化、利益诉求多元化、社会矛盾复杂化，一些如道德失范、心理失衡、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凸显，急需建立多元化的社会综合治理机制，解决社会管理中复杂多变的矛盾和问题。广大社区工作者是实现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最前沿队伍和最基本力量，他们贴近基层，面对群众，能够及时了解到群众诉求，发现各种问题和矛盾，因此，必须不断建立和完善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要出台和完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相关政策文件，以纲领性政策文件指导全国社会工作队伍建设，完善社会工作人才薪酬补贴、评估表彰、选拔任用等政策措施，建立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激励机制，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提供优良的制度环境。我们了解到，好一点的社区书记、主任的工资在一千五左右，一些卫生协管员、综治员、社区保安等人的工资都在800元左右，而农村的一位工作了近三十年的支部书记每年的工资也就在一万元左右，和现在的物价水平相比，工资是很低的，这样的薪酬待遇是非常不宜招聘到和挽留到高素质人才的。因此，必须要提高基层工作者的待遇，不断提高基层工作者的素质。同时，要科学设置社会工作岗位。坚持职业化发展取向，通过招聘引进和政府购买等途径，在涉及社会工作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社区服务单位和公益性社会组织设立社会工作岗位，在社区扶持设立社会工作站，引导发展一批公办和民办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构建社会工作的服务平台。此外，还要加强对社会工作者的教育培训工作，提高广大社会工作者社会管理和服务的能力。大力发展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加强广大社会工作者的岗位培训，逐步提升社会工作者的社会服务水平，这样才能确保公众在参与社会管理中的合法和有序。 　　社会是复杂的，人类则更加复杂。在任何一个社会管理系统里，民众的广泛参与必然会产生出多种意见和观点，甚至有些意见和观点是相悖、相反和矛盾冲突的，而管理者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非合力”，如何利用这种“非合力”让社会更和谐、更健康才是我们社会管理的真正核心所在，才是考验管理者是“真爱国”和“假爱国”的试金石。“油门”“刹车”对于一部车来说是缺一不可的，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则更是缺一不可的。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我们做更深入的研究和实践。

（2012年6月20日） 一、“涛哥给力” 欧债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会否出手一直是媒体关注焦点，财经记者们报道着希腊大选后会否退出欧元区的动态，经济学家们分析着德国总理默克尔能否扮演救世主角色。《人民日报》一周前还以西班牙困境为据，就此教育国民“敢拼才会赢，苦干无止境”，强调“欧债危机的一个重要启示就在于，国家之间的竞争既是体制的竞争，也是国民生存方式的竞争。体制创新不易，精神世界的扬弃更难。明白吃苦的道理是一回事，身体力行则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毅力”。 今晨，那份中共中央机关报的顶端放上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七次峰会的领导人合影，新华社则发出胡锦涛同奥巴马在墨西哥会晤的快讯。市场化媒体更关心这些高层社交身后的实质性动作，《南方都市报》用头版头条宣布，“ 中国向IMF增资430亿美元，增资规模仅次于日德，将相应增加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话语权；《第一财经日报》用“中国贡献一成，美国一毛不拔”形容局势；财新网由记者分析“中国增资IMF亏不亏”，得出的结论是“最近IMF两轮大幅增资，均是外汇储备丰厚的国家占据主导。这一方面与各发达国家的财力捉襟见肘有关，也同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权利的过程”；《21世纪经济报道》分析“金砖国家”援手IMF的目的是“推动和落实IMF份额和治理改革”。 比起《新京报》和《京华时报》使用新华社通稿的中规中矩，《北京青年报》在头版多发了两幅会场留影，标明来自法新社——“胡锦涛主席捡起中国国旗”；来自安徽的《市场星报》或许也衡量过在这幅领导人“正面”照片上使用外电的风险，编辑们为那个动作画上红圈，更放上“我心中，你最重”的大标题。这些选择的底气应该都来自微博：“涛哥捡国旗”，这正是昨天深夜席卷网络论坛的话题。 《环球时报》记者王文在21时许发出官方合影照之后的一组画面，根据照片上的说明，“G20合影，主办国用国旗来标位置，有的领导人直接踩在了国旗上。合影完毕，各国领导人散去，各国国旗被众人踩来踩去，唯有中国的五星红旗没有被踩，因为唯有她的主人弯腰把她捡起并细心地收了起来。”王文并附加自己对网络舆论场的感叹，“如果这人是奥巴马，微博中一定又是一片公知的狂欢，但的确不是。” 这组图片迅速得到传播，“涛哥给力”的评语比比皆是，甚至，包括一些王文口中的“公知”在内，也向胡锦涛的这个举动表示了赞赏。比如赵楚，这位时常为《环球时报》撰稿却也曾公开指责该报价值观的专栏作家，即言“这个细节本身当然是值得肯定的，肯定和赞美都正常，但拿这个可贵的细节来攻击所谓莫须有的公知，岂不是太挑衅了？谁是公知？公知如此罪大恶极、不可理喻，那干脆你们建议全社会行动起来，把公知全杀了算了。” 但与此同时，那些认定涛哥不过是“另一个影帝”的人们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武器，即外国通讯社的图片原文说明，根据这段英文，胡锦涛当时是因为国旗胶纸粘住了他的鞋子而撕除。甚至，现场视频也被寻获张贴，据此，“王文们”被彻底钉在了“自作多情、迫不及待”的“五毛党”靶心上。 在得到《深圳晚报》今天那段报道之前，新浪微博的控制方式是同时阻止“公知”和“五毛党”的互相抨击。于是，在承认“是粘鞋上了”但强调“摘下来后揣口袋里了”后，另一位《环球时报》长年作者李牧就此抱怨，“本条围脖的争议甚至被禁转，让我多少感到遗憾。海内外公知占据了反对派的角色，拙劣表演最终演化出‘谣言倒逼真相’这样一个笑话；随便找件事就狂喷，廉价的爱国主义又要演化出什么涅？” 不过，今天早晨，依据特区报人的努力，这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门户网站终于可以解禁，并把“G20峰会胡锦涛细心捡起国旗贴纸”的图文报道推荐在醒目位置。比起“这一幕在网上引发热议”的报纸描述，来自新华网的舆情描述有所调整，改为“这一细节引发中外网民的赞叹。” 二、你我是“成本” 在转发下属王文的微博时，胡锡进给出了“真诚之举。赞。”的评语，此时，除了用《世界金融“重切蛋糕”，再难也要推动》为中国增资IMF鼓劲外，他应该也已经签发了今日《环球时报》上的另两篇评论：《中国早已进入民主国家的范畴》、《教育的崇洋媚外将毁中国根基》。前文中，作者郑若麟强调“选举只是民主最终形成的标志，却不是主要标志，更不是民主的最终目标”，所以，“当一国领导人并非通过世袭上台，而又因任期限制而下台，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不仅仅是共和制的，而且进入了民主体制的范畴。” 根据预测，胡总书记还有不到半年任期，他应该不需要太操心老龄化社会的执政难题。但那个流传的网络段子已经表达了中国国民对执政者推迟退休动议的不满：“1985年，‘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1995年，‘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2005年，‘养老不能靠政府！’；2015年快到了，大家猜一下会喊什么呢？网友代为回答：再老也得养政府！” 这种针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承诺可信度的批判甚至获得了搜狐在上周五推荐，身为媒体人的作者谢勇值此叹息宣传之道：“在最初推行政策的事情，政策后果尚未显现，一起皆是美好愿景，话可以说的无限圆满，胸部拍得山崩般响亮，而随后事情渐渐不妙，口风渐转，待转到了180度，养老已经和计划生育似乎已经没有半毛钱关。”根据这篇《计生与养老口号轮回，你我是“成本”》所言，“经过三十年轮回，人们又不得不回到养儿防老的老路上，可即便是放弃了良善伦理的等而下之之策，依然是镜中花水中月。一种眼看着自己成为历史‘成本’，却又无能自救的无力感，也正是中国人当下真实状态的写照吧。” 的确，半个月来，宣传官员们的确允许了有关这个话题的大多数争议出现在公开媒体上。这其中，也包括由人民网公布那份始终有超过90%反对意见的调查数据。 《21世纪经济报道》曾于上周五援引来自人社部官员的回应，即“网络调查具有一定片面性，上网的人多数比较年轻，某种意义上老人占位子，年轻人压力会很大，网上很难展现出全景的结果，需要对不同行业、单位、层级的人进行调查。”虽然几乎所有人都承认“网民意见”并不能时时等同于“公民意见”，但在这个“要命”的议题上，这种提醒还是迅速引来了反驳。 比如《晶报》。这份深圳报纸在连发五篇社论质疑本地医保“清零”政策后，又腾出版位连发三文反对延迟退休。先是上周六逼问一句“延迟退休调研怎样才算不片面”：“人社部以‘上网人多数比较年轻，老人占位子令年轻人压力增大’为由，将人民网九成人反对的调查结果定性为‘片面’，很难令人信服。事实上，许多人强烈反对延迟退休政策，是因为担心这项政策损害到自身的养老保障权利。尤其是身处生产一线的企业职工，他们所从事工作的劳动强度很大，延迟退休将使他们产生更强烈的被剥夺感。这是政策制定者不能回避的民众反应……事实上，反对的声音并非完全来自网络，在人社部放出延迟退休的政策风声之际，就有不少专家学者表达反对意见，很多媒体也发声要求人社部慎重，必须在充分的信息公开、广泛论证调研和民意征集的基础上，考量延迟退休政策推出的可能性。” 在例举“挪用亏空导致养老金缺口”、“推迟退休不如压缩‘三公’经费”、“公务员、垄断性企事业单位人员是延迟退休的最大受益人群”以及“年轻人就业难”等反对意见后，这份特区报纸强调这就是“普遍性的民意”。而三天之后，《延迟退休为何遭受持续质疑》又已见报，作者感慨“人社部只是就延迟退休的问题吹了吹风，便招致近乎一边倒的质疑”。原因何在，根据该文分析，“公众关注的焦点并非全然集中于延迟退休是否合理一处，有关社保的一切几乎都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甚至有些人一谈到‘养老金’三个字，便表现出焦躁和忧虑的情绪。因此某种意义上说，人社部传出延迟退休的消息不过是根导火索，它点燃了在民间蛰伏已久的情绪，人们借由此事，将多年来对养老金管理运营的疑虑和不满统统宣泄了出来。” 对“处级公务员退休金能拿到7000-8000元/月，企业的经理们每月自己缴纳养老金1000多元，但退休时封顶也就是1700元/月”的气愤在今日那篇 《养老金双轨制：可以改一改吗？》中得到了更进一步阐述。摘要宣布，“推进社会保障的公平、均等和普惠，是建立一个理性、公正社会的重要前提。尽管近年来企业职工养老金出现了多次上涨，但不从顶层设计上改进，这样的小打小闹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因此，与其讨论延迟退休问题，不如先研究养老金的并轨问题。” 根据《晶报》概括，“所谓养老金双轨制，是指我国有两套并行的养老金体系，一套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的退休制度，个人无须缴纳社保，由财政统一支付养老金；另一套是社会企业单位的‘缴费型’统筹制度，单位和职工本人按照一定的工资比例来缴纳，这样的比例在不断提高。”的确，这正是民间意见领袖诟病焦点之一，多有评论斥责这种“双轨制”有违公平。 来自《珠江晚报》的《养老金双轨制将制造严重社会不公》被新浪昨日推荐在评论频道头条。作者的论据来自《投资者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占工资收入的28%，居全球最高水平之列，而机关和事业单位未纳入社保体系，不用个人交一分钱，退休时养老金却是前者的3倍。’清华大学公管学院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广君对《投资者报》表示，这种不公平成为目前人们反对延迟退休的主要原因。”署名“沂蒙客”的作者就此强调，“为了填补社保资金巨额缺口，我们一味地强调延迟退休年龄，恐怕无益于保障资金的平衡，甚至误导社会忽视养老保险制度自身的缺陷，例如双轨制的改革等。” 《新华每日电讯》更允许作者邓聿文叹息“我们岂止是‘双轨’，而是‘五轨’”：“公务员有一套养老，事业单位和企业各有一套养老，无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有一套养老，农民又有一套养老，很多单位甚至同时就并存几套养老体系。如果这种碎片化的养老制度，长时间得不到并轨，那么，延迟退休年龄就会适得其反，达不到目的。”在承认山西等五省市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试点三年多来未取得实质突破的困境后，这位供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的评论员强调，“广大网民对延迟退休年龄的反对意见，我认为意义不在他们提出的具体理由，而是让主管部门看到，社会对一部分群体所拥有的养老保险特权，是有不小意见的”。于是，邓聿文向执政者建言，“从国家利益考虑，应该秉持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对公务员的养老改革有个说法和规划”：“国家对机关公务员的养老保险并轨改革，一定要有个明确表态，制定出一个时间表。往大里讲,每个人都是国家的公民，权利平等，不能在事关个人晚年生活的养老保险上分三六九等。我们承认历史形成的权利差距,但是这种差距不能无限延续下去。 同时期待“顶层设计”的还有《第一财经日报》，由作者李珍以新农保为例，叹息由于“设计制度时缺乏时空观念和整体的理念”以致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制度实施的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极高；该制度在充足性上与其他制度差距大，更让农民觉得不公平；引起所谓制度‘碎片化’的问题以及无法与其他制度衔接的问题。”这位人大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就此认为，必须“承认现实，宽容‘碎片化’，包容收入差别”，而且“要跳出养老保险，站在社会保障制度甚至是社会保护的立场上设计养老保险。” 漩涡中央的人社部官员其实也没有装聋作哑。在推荐了来自中国经济周刊的“养老金缺口10年后出现”的预测后，门户网站们昨又转发《工人日报》上的安抚，即“所谓公务员吃了普通职工养老保险的疑问，实质上代表了普通职工对养老保险双轨制的不满，这一点上，政府并未及时澄清公务员养老金是由财政支付的。实际上，在现行养老双轨体制下，我们所说的养老金缺口是指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而公务员主要靠财政保障。” 不过，这段减压又迅速招来了反唇相讥，比起《长江商报》的《结存率不足以解答养老金之问》，那篇《“公务员不占用养老金”是天大谎言》更加不留情面了。在反问“由国家财政支付的公务员养老金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后，《珠江晚报》作者盛翔强调，“国家财政既有义务给公务员支付养老金，就同样有义务弥补养老金缺口；只要养老金并轨，就能从支付给公务员的养老金里省出一大笔钱来弥补养老金缺口……如果公务员必须自行缴费，政府为其缴纳的部分也像普通雇主一样全额计入社会统筹，养老金缺口必然减小。”于是，他在此代表异议者要求政策制定者“革自己的命”，重申“还是那句话，先谈并轨养老金，再谈延迟退休。” 当然，今天更需要被网站编辑们重视推荐的还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上的最新讯息。透露“我国实际退休年龄在53岁左右”的数据后，这位人社部负责人重申：“的确在对‘延迟退休年龄’展开研究以为国家提出相关建议，但进行政策研究不代表现行退休年龄规定即将更改……如果要启动延迟退休年龄的改革，肯定会深入论证，并广泛听取社会各方的意见，充分考虑不同群体间的公平公正，在逐步达成共识后再实施”。 得到《人民日报》更高版位的是“民生三问•我们的养老金怎么了”之下篇。根据编辑摘录的答问重点，出面的人大教授郑功成的观点是：“延迟退休年龄，是基于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和养老负担代际公平的需要。如果理解为是为了弥补养老金缺口，恐怕是本末倒置的。养老金面临的主要是保值增值压力而非支付压力”；“劳动适龄人口越过顶峰、人员退休未置换等量岗位的现状，消减了延迟退休对就业的影响。即便如此，仍应充分考虑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的冲击。我们建议，采取小步渐进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将其对就业的影响降至最低”；“延迟退休年龄，需要认真研究、审慎决策，尽可能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并且，要与劳动力的供求变化、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以及相关就业政策、收入分配改革协同推进。” 网易没有在要闻区推荐“现行退休年龄不会立刻调整”的定心丸，或者是因为在这家网站看来，“养老并非一定要靠政府才能做好”。根据其自制专题，“养老首先是个人责任，让政府包办养老的思想根源是家长主义”，在例举了“国有单位工作人员的社会保障资金支出占全社会总额的78.4%”和“中国职工的五项法定社会保险缴费率占到工资总额的40%，排在世界181个国家之首”等数据后，结语认定：“在养老保险问题上，政府并没有天经地义的责任，也不是其想做就能做好，当前的制度设计已经在让投保人的利益受损而非受惠。” 或许那些年轻的网络编辑们的确更有自力更生的勇气，午前，凤凰网也已在首页推荐出火线专题，为70后80后出谋划策：“在社会层面，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得供养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所以解决养老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对我们的人口政策赶紧做出调整，更长远也更紧迫。” 除了呼吁还中国人以“生育自由”外，这位“宏观经济学者”胡释之还提出：“让公务员也交社保从表面看是一个更公平的方式，但深究一下，其实是一种折腾……把国有资产分到每个人的个人养老账户去，一举两得地解决国企的问题和社保的问题。”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