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

胡锦涛二十大闭幕会上被带离

胡锦涛,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曾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等职务,是中共和中国前任最高领导人。其本人,也被视为中共内部派系“团派”的领袖人物。在其任内,中国社会矛盾激化,改革呼声不断,但是胡锦涛普遍被认为无所作为,保守僵化,以及因为逮捕诺贝尔和平奖获得人刘晓波等事件而遭遇批评。然而,由于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和中国社会极具倒退和越加黑暗,胡锦涛的“不折腾”政策反而被一部人所怀念。

2022年中共二十大闭幕会上,在习近平的要求下,胡锦涛被强制带离,引发外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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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中国留学生致信中共领导人呼吁政治改革

八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在互联网上联署发表致中共领导人的公开信并征集签名。公开信批判中共掩盖“六四”事件真相,提到王立军、薄熙来和陈光诚事件反映出的法制及人权问题,呼吁中共效法美国及台湾的选举,进行政治改革,走向民主法制。 海外中文的博讯网星期三刊登了一封《中国留学生十八大前致胡锦涛、习近平的公开信》,这是在中共18大前夕,由8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发起的致两位中共现任和继任领导人的公开信。信中首先提到,1989年“六.四”事件真相在中国大陆被完全掩盖,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后,可以自由浏览各种信息,因此他们表示“很难理解,为什么像‘六四’事件这样明显的错误,甚至可以说是罪行,不但没有进行反思改正,却一直隐瞒事实,我们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竟然完全不知道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惨剧!”公开信呼吁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上平反“六.四”,对“六四”事件的受难者给予国家赔偿,以此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让中国从此摆脱人治而走向宪政法治民主。 公开信的发起人之一,现在就读于美国亚利桑那州斯噶斯戴尔电影学院的范祜昶星期三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就像我本人在来美国之前因中国的消息都是封锁的,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只是到了美国之后才有机会去知道一些中国真实的历史。当然中国有很多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六四,不知道像陈光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知道。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身边发生着什么,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 公开信说,王立军、薄熙来事件令人联想到发生在文革期间的林彪事件,40多年过去了,中国虽然改革开放,经济上取得成就,但在政治上还是在重复着高层权力争斗的老把戏。公开信认为,至少应该让薄熙来有机会自我辩护,希望中国可以从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的处理开始,不再有政治路线斗争,真正让司法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公开信还指出,陈光诚事件是中国地方政府违法行政司法迫害而制造出来的国际事件;出现陈光诚这样的人物,愿意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为自己维权,总比出现杨佳那样拿起屠刀为自己讨一个说法要好得多。公开信呼吁中共十八大之后,改变目前的以武力、高压为手段的维稳格局,让法律真正具有权威。 谈到陈光诚事件,公开信的发起人之一,现在就读于爱荷华州立大学的朱晨博表示, “我觉得陈光诚能出来是个奇迹,那会儿看那么多人去救他却都没有接近的机会,他现在能够出来可能是中国现在所谓的改革派站在上风,我觉得是这样的,或者像薄熙来等属于江泽民派的算是保守派、顽固派,他们现在可能处于劣势,尤其是经过薄熙来事件以后,这是我的看法。不管共产党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要它到达真正的选举,共产党做不到。” 公开信指出,中国共产党曾经被历史选择成为今天中国的执政党,但是历史的选择绝不是只有一次,人民有权利随时更换代表自己执政的政党。台湾国民党的改革和实践,给中国共产党树立了一个榜样。如果中国共产党实施政治改革,使中国走向宪政民主,不但可以使共产党通过选举而继续在中国执政,也可以消除海峡两岸的政治障碍而最终实现和平民主统一,只有这样才可以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范祜昶认为,中国目前急需政治改革。对于中国官方媒体屡屡提及的中国国情和国民素质使得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民主,范祜昶表示, “这主要是共产党的一个借口,它必须给人灌输离了共产党就不行的思想,然后它才能一直把持着政权,它的利益集团才能不断地在中国执政,自己贪污腐败去剥削老百姓的劳动成果。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谎言,而且是一个不攻自破的谎言。为什么全世界别的国家的人都可以实现民主?为什么只有中国人不可以?难道我们中国人都不是人吗?虽然中国有很多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民,但是这个世界上民主国家多了,也不是所有民主国家的人都是受国极度良好教育,它不是这个样子的嘛!” 公开信最后呼吁,赞同公开信主张的海外中国留学生在该信上签名,发出对中国现状和未来的独立声音。范祜昶说,目前只有大约10个人在公开信上签名。范祜昶认为,按照中共领导人的一贯做法,这封公开信不会收到来自中共高层的任何回复,不过他相信中共高层和社会各界一定会从互联网上看到这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广而告之”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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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院乌龙事件

作者: 陈季冰  |  评论(1)  | 标签: 孔子学院 , 美国国务院 , 文化交流 , 软实力 , 国家汉办 真相终于大白。 如今再回头来看,过去两周以来围绕美国孔子学院的纷纷扰扰中,美国国务院的确如它自己所说的,出现了“程序性和技术性问题”。 7月25日,美国国务院重新发布公告,“用以替代2012年5月17日颁布的内容”,称不再对正规大学内设置的孔子学院作认证要求;不再硬性要求持有不当签证类别的中方教师限期离开美国。 问题应该是出在那个复杂的“J-1签证”上,这非本文题中之义,这里就不展开了。但美国国务院显然也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看来它根本不了解遍布美国的48个州的80多所孔子学院和300个孔子课堂的运作方式。事实上,它们都是应美方相关教育机构的要求与之合作举办的,而并非中国政府(或民间机构)单独开办在美国的未经认证和许可的教育机构。 因此,连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不得不公开对媒体说:“我们几天前发布的第一份公告,坦率地讲,很草率,不完整,才造成了这些困扰……第一份公告我们没有尽力做好,对此我们表示歉意。”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文教局有关负责人非常重视此事,并在与中国大使馆官员磋商此事时诚恳地表示,美方十分重视中美人文交流,没有任何意识要伤害、影响孔子学院的教学活动,进而削弱、限制中美人文交流的正常开展,美方还承认,“这件事是一个教训。” 但是,事端在大洋彼岸虽已解决,但在此岸掀起的舆论波澜却难以很快平息。 5月17日,美国国务院突然发布公告,要求全美孔子学院必须申请美国认证,并对所有持J-1签证的孔子学院中国教师下驱逐令,要求他们必须于6月30日前离境。这在国内引发了轩然大波,除了北京孔子学院总部及其主管部门国家汉办(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表示“困惑”和“震惊”外,外交部和中国驻美使馆也迅速介入其中。中国的主要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新华社和央视纷纷报道和评论了这桩美国对中国的最新“发难”事件,并对此表达了忧虑、不满乃至气愤。而在热闹的中国互联网上,舆论则像一块石子击打在湖面上激起的涟漪一样,飞快地朝各个方向发散。 最带有官方腔调的一种解释是“政治动机说”:即美国社会一直存在一些政治势力,试图借对孔子学院在美的活动横加指责而不断抹黑中国。这次的事件看似“飞来横祸”,实则是这些政治势力在敏感的大选年对中国的又一次“围剿”。凑巧,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于5月20日发表报道称,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教授兼中国问题专家克里斯托弗•休斯教授抨击该校接受中国政府提供的40万英镑(约合400万元人民币) 资金建设一个孔子学院,是北京的“宣传工具”,是不合法的。 但更多中国网民却在微博上将矛头对准了国家汉办,他们认为,与其花那么多钱到国外去办汉语教育(有人还暗示其中有贪官利用它为幌子在国外洗钱之嫌),不如多费点心抓好国内教育,尤其是首先要解决边远贫困地区的基本义务教育问题。令国家汉办腹背受敌的是,两年多前那件至今不了了之的“史上最贵网站”事件也再次被翻出来。2010年初,有网友从公开材料中发现,国家汉办的一个“网络孔子学院网站运营服务”项目中标金额竟高达3520万元,他们根据孔子学院网站的功能推断,建设和维护这样一个“破网站”,连10万都用不了。 由于这场争议出现的时候,正值北京新发起一项清理所谓“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工作)外国人的行动之际,还有网友甚至在微博上一语双关地讽刺道:“清理三非看来不是这么好搞的,中国有三非外国人,外国也有三非中国人。” …… 孔子学院是由中国教育部下属的汉办支持创建的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首创于2004年。类似的机构,先前已有德国的歌德学院和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截止到去年,中国已经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353所孔子学院和470多个规模较小的孔子课堂。按照彭博社的报道,8年来中国政府在这一项目上的投入已经超过5亿美元。 随着它在海外的风生水起,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出访,参观访问所在国的孔子学院几乎成了一项必备的“保留曲目”。2011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期间,就曾专门来到设于芝加哥佩顿中学的孔子学院参访。 在我看来,这次的孔子学院乌龙事件除了让人们再次深刻体会“中美之间无小事”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外,倒是对中国政府的一次很好、很及时的提醒。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在崛起中的中国的确应该向外部世界大力传播弘扬中华文化,这既是现实需要,亦服务于提升“软实力”的长远目标。但因为文化与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中国现行政治所奉行的往往又是西方世界所不认同的意识形态;此外,正如这个著名概念的发明人小约瑟夫•奈主张的那样,“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不可捉摸和难以人为控制的东西。因而,文化交流往往比经济交往更需要由民间力量来分散地推动,这不仅可以减轻西方社会的疑虑,也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如果未来政府想要继续在这方面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它应当更多地资助各类真正的民间机构参与对外文化传播,而不是通过国家汉办这类官方机构直接或近乎直接地从事它。 写于2012年5月27日,发表于最新一期《南都周刊》。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陈季冰的最新更新: “与美国州长一起打高尔夫球” / 2012-05-30 20:33 / 评论数( 1 ) “正常先生”撼动欧洲与世界 / 2012-05-27 20:45 / 评论数( 0 ) 舌尖上的爱国主义 / 2012-05-26 19:16 / 评论数( 4 ) “男生班”、“男校”与阳刚之气 / 2012-05-25 11:32 / 评论数( 4 ) 希腊戏剧幕间歇息 / 2012-05-24 15:13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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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毅飞:“允许腐败”是误国之论

《环球时报》向来追求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但也要有自负言责的担当。就算腾讯转载的时候,改了标题,那也无可厚非。这改后的标题,恰好就是《环球时报》那篇社评的主旨,何错之有?发表了不负责任的言论,又不想对这个言论负责任,那就有点不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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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王淑芳:国家软实力竞争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构建

王淑芳:国家软实力竞争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构建 进入专题 : 软实力 意识形态    ● 王淑芳       一、全球化时代国家软实力竞争的新态势          冷战结束后,国家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这使得二战以来长期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传统权力观念陷入了更大的理论和现实困境。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如军事力量、自然资源等有形力量在国家间竞争中的地位在下降,而以文化、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要素组成的“软实力”的地位在明显上升。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化,冷战后,以文化、意识形态为核心的“软实力”成为各国竞相追逐的目标。     “软实力”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概念,他把国家实力区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大方面。他认为,所谓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这就是说,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政治、外交三方面,其核心实力是文化魅力。具体说来主要指文化的辐射能力——国家文化对其他国家产生的吸引力;政治制度或政治观念,尤其表现在一国其内政、外交中所实践的价值观;外交政策,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行为被普遍认为具有合法性和道德威信。1     从国家综合国力构成说,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思想道德文化,是综合国力构成中不可缺少的软实力要素,它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在当今世界,软实力竞争的激烈程度已经超过了硬实力的竞争,这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内政和外交实践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证实。就软实力所包括的三个方面——政治力、文化力、外交力而言,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即意识形态。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否被重视和有效构建,主流意识形态是否被高度认同,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既是文化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一个不重视本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民族是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因此,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正因为意识形态为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理论依据、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所以意识形态工作就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全局,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从应对国家软实力竞争的战略高度看待和认识我国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构建,要从执政党党魂和国魂的本质层面看待和认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要从执政党地位和国家民族兴亡的政治意义上看待和认识主流意识形态的兴衰。            二、全球化时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            唯物史观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定的阶级、集团基于自身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认知体系,由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社会学说、观点构成,反映了一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并为其服务,成为其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的理论依据。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都有主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别,而主流意识形态都只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和表现。“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一个社会思想文化的中枢和支柱,构成一个民族精神信仰的基础和载体,起着扩大政治认同、进行政治整合、规范政治行为、增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促进政治稳定的作用”。2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和执政的指导思想。“它是通过自身的科学性、艺术性和先进性,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对整个社会和文化起到一种教育和规范作用。并对保持政治稳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3作为观念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过去是我们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思想保证,现在和未来是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的行动指南。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党继承和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表现,也是应对全球化条件下多种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冲击的有效战略。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4因此,正视全球化背景下多种思想意识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和挑战,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阵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有效构建,就成为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当务之急,也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具体而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冲击和挑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意识形态趋向被边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商业化运作,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纷纷涌入,新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中有很大市场。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的传统价值观构成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使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思想文化基础被削弱,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思想混乱,情绪波动,直接造成公民对国家的忠诚感和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减弱,使社会政治文化整合难度加大,中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政治哲学等文化形态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整合功能开始面临挑战。就我国现在的意识形态状态而言,一方面是僵化的意识形态理论仍然存在,另一方面是亦步亦趋地追随国外的意识形态理论,符合当今改革开放实际的意识形态理论并没有很好地建立或重构。     第二,主流意识形态趋向被淡化和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是自建国以来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就已经明确的事情。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论断。5建党90年、建国6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什么时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能取得胜利,反之则遭致惨痛挫折和失败。当然,这里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并不是僵化教条化误读化地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断地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吸取了十年“文革”中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神圣化、教条化、本本化的深刻教训,大胆思想解放,冲破各种思想禁锢,为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但与此同时西方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也乘机涌入,自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在国际上流行的“意识形态终结论”、“非意识形态化”理论开始在国内流行,很多人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地位和价值,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基础,在市场经济时代“过时了”“不灵了”,新自由主义应该成为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思想基础,以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为核心的西方的所谓民主政治理论一度成为许多人推崇的“普世价值”。加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西化”、“分化”和“文化帝国主义”战略攻势很猛烈,他们极力兜售资产阶级民主人权自由等西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思想领域一定程度的混乱,给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造成冲击。近年来,互联网越来越普及,人们的思想信仰趋向多元化,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思潮一度盛行,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和弱化了,尤其是“80后”“90后”这些与改革开放和互联网共生的青年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更加肤浅和片面,有的甚至很陌生,没有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     第三,主流意识形态趋向被误读化和教条化。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曾经有教条化、误读化倾向。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用主义解读,不区分具体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盲目照搬、机械理解,甚至断章取义,如夸大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种倾向是神化和官僚化,主要表现为理论与实践脱节,使马克思主义给人以“落后”、“过时”、“无用”的消极错误形象理论表达偏向走学术化、精英化路线,严重脱离大众;理论的批判性维度和价值超越性维度缺失,导致理论难以引导与支撑社会大众的精神信仰,造成官僚化、庸俗化和粗糙化的理论假象;宣传方式采用强制性灌输,形式主义意味浓厚,让人产生疏离和排斥情绪。上述种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和教条理解,是对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的曲解和误判,容易造成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和心理上的距离。            三、应对软实力竞争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构建路径            上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中存在的问题,如不引起高度重视,不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将直接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站在全球化时代国家软实力竞争的战略高度,站在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历史选择的原则立场,我们必须在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实践中,站稳意识形态竞争的制高点,构建适应时代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系。     第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不动摇。主流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思想文化的中枢和支柱,是一个民族精神信仰的基础和载体,起着扩大政治认同、实现政治整合、规范政治行为、增强政治体系合法性、促进政治稳定的作用。它是一个社会统治阶级意志的反应和表现,是一个政党执政的思想灵魂和政治支柱,所以,虽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时代,多种意识形态的冲击甚嚣尘上,社会的政治文化整合功能有所弱化,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无论何时,我们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不动摇。为此,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首要任务是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不动摇,坚决反对和抵制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占领思想文化和舆论阵地;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中的传播与推广、教育与规范、承续与创新作用,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厘清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方法论和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厘清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与社会思想意识的多样化的关系,深刻吸取苏东剧变的惨痛历史教训,坚决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的极端错误观点和主张,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自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当前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划清“四个界限”等重大理论举措,表明党中央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坚决态度。     第二,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其科学性、开放性、创新性。构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基本前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实践面前不断凸显其强大的解释力和旺盛生命力。因此,吸收一切先进合理的思想文化因素不断推动理论创新,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实效的重要条件。理论创新的前提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理论不断适应现实的发展变化。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必须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把“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有机统一起来。     时代化既包括内容的时代化,也包括表现形式(语言和话语体系等)的时代化。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首先必须准确把握时代主题,积极回应时代挑战,明确回答时代问题,创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范畴、新论断。其次要用富有时代气息的鲜活语言,用适合应当今社会的表达方式,更好地阐明对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重大问题的主张和看法。因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既深深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强烈地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再次,必须用最新的科学思想和科技成就拓宽马克思主义视野,积极借鉴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一切于我有益的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是以社会实践发展为基础的动态的、开放的体系,它的理论活力来自不断对社会实践经验的概括,来自不断地吸收科学进步的新成果。时代的新发展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新的要求。当代社会实践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经济全球化进程和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尤其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多元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迫切要求我们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推广传播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几代人不懈的坚持和努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在于马克思主义真正为广大群众所认识、理解和接受,并形成为文化自觉。历史表明,只有牢牢地立足在大众的基础上,走群众路线,真正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才能真正做到“大众化”。当前,在全球化大趋势下,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的关键就在于将理论转化为人民大众自觉的思想和自为的实践。我们应该认识到,当人们总是以种种理论试图“告别马克思”的时候,其实是在本质上没有读懂马克思主义,“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与革命相关联,而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同时是一种发展哲学,另外更为严重的是将马克思主义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逃逸出去”。6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能够解决人民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要走下“圣殿”和“神坛”,真正回归人的生活世界,成为平民百姓可理解、可认识、可接受的精神食粮。当前人们都在关注就业、公民基本权益、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官民关系、贫富分化、教育等问题,怎样把这些日常生活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野,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加以分析解释和解决,取得大众认同,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是人民大众认识世界、改变生活世界的理论,体现其为大众服务的价值追求,把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所应具有的大众吸引力的建设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着力点。     第三,增强全社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生命力在于它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基本规律,能够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认识和掌握,进而自觉地去遵从和信奉,最终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但这一目标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获得各个社会阶层民众的认同和共鸣之后才能实现。在当前全球化所带来的多元文化、多种价值观碰撞与冲突中,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有所弱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的研究。理性权威主要来自于理性的说服力,它指秉承这一意识形态的政治集团要拥有让人自觉听从和信仰的感召力。一种意识形态能够维持,一种思想文化能够得以延续,取决于该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即取决于民众对该意识形态内在思想理论的认可和接受。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主要来自意识形态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可以使民众产生对理论的信服和文化的自觉,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强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从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中,充分认识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一元化指导地位的必要性,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讲的,我们要“始终坚持和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断增强说服力和战斗力,真正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支柱”。7     第四,以制度优势保障主流意识形态竞争的优势。“进入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除了原有的维护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意义,还越来越显示了其对于发展的重大意义。”8“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构成,意识形态建设对于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具有战略作用;作为新兴的文化产业的精神内核,意识形态建设对于我国的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具有引领作用;作为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人民、指导实践的主阵地和主渠道,意识形态建设对于实践科学发展观具有基础作用。”9既然我们在新时期必须着眼于从提高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来看待意识形态建设,意识形态不仅仅是文化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制度问题,是政权和阶级问题,那么以制度竞争优势保障意识形态竞争优势就显得尤其必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它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更丰富的生产力,能够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加趋向公平,能够为人民带来更大的福祉,能够使人得到全面发展。这些目标的充分实现需要经历长期的发展过程。就目前而言,在与资本主义的制度竞争中,我们要做的中心工作就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不动摇,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不断理顺和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使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制度有归属感和认同感,进而自觉自愿地去履行公民职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制度优势表现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及国际竞争力等多个方面,其中政治制度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主要内容,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一种制度优越性的主要标志。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打造精干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创造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使政治制度有强大的竞争力和吸引力,这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使命,也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基础。     第五,以执政党的先进性支撑政治文化竞争的优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属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立党立国的根本。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就作了精辟的阐述,他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最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这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宝贵经验的总结。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要经受住改革开放背景下执政的考验,积极应对“西化”、“分化”的挑战,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是最根本的要求。要把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执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先进性首先体现在政治立场和政治信念上,这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共产主义的政治信念,对党负责,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人生负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品德追求、知识追求和贡献追求。党风政风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是政治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指向。一个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政党才能担当起意识形态建设的重任,才能长久执政,保持政局稳定。     第六,以战略持久性保障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实效。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由于整个社会和国家都处在转型阶段,新旧体制交替所带来的多种思想意识并存是正常的。而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思想意识的形成和变化又不会与社会存在完全同步,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和传播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照顾到教育对象的认知水平和能力、社会发展的现实制约因素、思想意识形成的复杂性等方方面面,进行循序渐进、扎扎实实的学习、宣传、感化、示范、导引等工作,避免搞运动、走形式、走过场等急功近利的行为。要真正把它当做一项百年大计、关系民族复兴之本的事业严肃认真地对待。要关注百姓日常所思所想所愿所盼,让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走进百姓生活,让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公民日常行为,这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这方面我们倒应该向西方学习,西方的意识形态教育是完全常态化、系统化,没有一刻淡化的,其国家机器职能和民族国家意识是一直在强化的,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尤其如此。          注释     1[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郑志国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     23张雷声:《论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第4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23页。     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84页。     5侯惠勤:《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上的创新》,《新视野》2010年第2期。     6孙亮:《破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中的“五个伪命题”》,《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7《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18页。     89侯惠勤:《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上的创新》,《新视野》2010年第2期。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    进入专题: 软实力 意识形态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中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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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当局严控六四人士 海外筹款捐助难属(图)

六四二十三周年纪念日临近,六四死难者母亲唐德英遭到严密监控。由海外人士发起的《六四抗暴者子女成长基金》共九人获得约一万美元。 图片: 香港民间团体举行游行,要求中国当局平反六四。 (法新社资料图片) 随着六四第二十三个纪念日的临近,当局也逐步增强了打压的手段及力度,多地异议人士都先后接获当局的警告,也有多人被上岗,出行等都受到严格限制。 据六四天网周二晚间的消息,在六四事件中失去孩子的天安门母唐德英近日已被当局上岗,成都当局已派出数名维稳人员对她进行严密的监控,唐德英表示今年的维稳强度比往年有所增加,今年5月20日被警察关押在铁笼中,并不断对其使用语言上的侮辱。 唐德英周三向本台表示:昨天七八个人来我家,我完全走不出去,他们就怕我去举报他们。 记者:是不是因为六四快到了? 唐德英:是,我要跟温家宝胡锦涛讲这件事,请他们帮我们解决这件事,这里的腐败相当猖狂。 已年近八旬的唐德英是成都人,她的儿子周国聪在六四期间于成都天府广场参与示威活动遭当局用乱枪扫射致死,周国聪当时年仅15岁,这二十多年来她曾多次为儿子讨要公道,2006年当局为解决此事以补助贫困为名给了她七万元欲了结此事,让唐德英十分不满,之后她向地方法院申请国家赔偿至今都没有得到回应。 今年六四临近有关敏感人士被当局严加看守,六四天网负责人黄琦告诉本台记者: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国内民众抗争呈现喷发的状态,当局对于敏感人物采取监控力度要大很多,每当六四临近各界人士都会前往难属家中探望,当局加强监控力度主要目的不仅仅是防止唐德英去上访,主要还是担心很多人前往她家中探望她。 独立笔会成员作家野夫日前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谁也别想用胶布封住‘六四’伤痕”,他说“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巨大伤痕,把这个伤痕先用胶布贴上,不许任何人看见这个伤痕,也不让大家提,那么这个伤痕到底里面发炎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会自然痊愈?历史仿佛就不存在这样一场灾难、这样一个伤口?还是继续发炎最后溃烂到伤痕里的骨髓甚至危及生命,这是他们眼前不想管的事情。” 六四至今已二十三年,不少难属都已进入老年,不少生命也会望着遥遥无期的平反日而逝去。由海外人士孙立勇发起,致力于缓解六四难属遗属的生活困境的一项基金《六四抗暴者子女成长基金》日前也已经陆续寄出,该项基金主要用于所有因“六四”事件而被以各种罪名判刑入狱且至今仍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民众以及所有抗暴者子女学习开销。此次共寄出一万美金。 在美国的活动人士吴仁华告诉本台记者:我们是公开的接受申请,然后公布得奖人的资料,主要介绍他们父母的资料,对他们子女我们会予以保护,不公布他们的名字和学校,因为我们是私人的资助,筹款非常的困难,从 2010年开始现在是三年,我们颁发的总金额是在一万美元左右。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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