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转载：从雍正王朝想到朱镕基新政（下）
朱新政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从早期的新权威主义的出笼到王沪宁进京出任国家主席特别助理，从前几年的王绍光、胡鞍钢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的洛阳纸贵，中央要集权的意图昭然若揭。但是，按胡鞍钢的逻辑，即：一个国家的能力 = 一个国家吸取钱财的能力 = 中央政府吸取钱财的能力。胡并建议：政府要不断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近期达到 25% ，中期达到 30% ，远期达到 35% 以上；建议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近期达到 50% ，中期达到 60% ，远期达到 65% 以上。 那么，胡的逻辑有什么问题呢？胡的逻辑有一个前提：即中央政府花钱比地方政府花钱更有效率，更能用在刀刃上。这个前提成不成立呢？ 一个国家，所有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的解决（外交、国防除外），都要靠省、市、县、乡、村等基层政府去解决。越是基层的政府，和老百姓越近，接触越多，也越容易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没有钱，或事事要向中央政府要钱，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要么解决的很慢要么干脆不解决。如果所有地方政府都向中央政府要钱，而中央政府的钱毕竟是有限的，僧多粥少，地方政府为了多向中央政府要钱（不要白不要），向中央官员行贿就是自然而然的了。钱也自然不能用在刀口上。 其实，一个国家的政权结构，金字塔型最稳定，倒金字塔型最危险。（我国的政权结构，就有倒金字塔型的味道。）反过来，财政收入也应向基层政府倾斜，而非向中央政府倾斜。 那么中央政府干什么呢？三项主要职能： 1 、 国防 2 、 外交 3 、 转移支付 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管住了国防和外交，国家的统一有了保障。一个国家总有贫富不均，地区也好，个人也好，总需要象一个家庭一样，有个老祖父从富的孩子口袋里掏点钱出来补贴穷孩子。这样才能家和万事兴。如果把一个包括中央、省、县、乡、村（在中国，管着众多农民辽阔地域的村委会，居然不是一级政权，而管着很多人的村委会主任却连小小的公务员都不是，很大的问题）五级政权的国家比着一个五世同堂的家庭，如果把权力和钱财集中于老祖父，如果老祖父开明能干，这个大家庭尚能平安无事，一但老祖父昏庸无能，这个大家庭就危险了。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是由于中央政府放权的结果，目前中国出现的问题并不是中央放权太多，而是放的太少，放了之后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尤其是体外的监督和制约。本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可惜由于体制和设计的原因，成了摆设。人民代表大会都要接受党的领导，它又怎么监督党呢？讲来讲去还是党监督党，同体监督而已。 再讲一讲刚开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吧。 3000 多全国人大代表和 2000 多全国政协委员浩浩荡荡齐集北京，人大代表还算经过选举，可政协委员又是谁选的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宪法赋予权力可谓多矣，可在设计上却让它不能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比如 3000 多人大代表，好象很有代表性，却让大部分的代表是兼职的，无薪工作，也没有秘书协助工作。常委许多是退下来的干部，根本不能全日制工作，一般 2 个月才开一次会。一般代表 1 年才开一次会，开会也只能发发言、举举手。 人民代表肩负的责任可谓重大，为什么我们不能将人民代表的数量压缩在 500 人以内让他们全日制工作，给他们配备秘书、办公、研究人员，这样他们就能天天研究国家大事，制定法律和监督法律的实施，监督政府工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以中国之大，不至于连 500 个人大代表也养不起吧？ 依法治国就是要依照宪法治国，依宪法治国就是要让宪法赋予人大的职能真正得到屡行，让人大成为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让那些想做官的人，想为人民服务的人不而是再跑组织部而是跑人大，在人大代表面前是马是骡子拉出来溜溜，只有这样，人大才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宪法才真正得到遵守。 中央、省、县、乡四级财政，县、乡最穷 今年回老家过春节，我的叔叔在老家当村长，可是两年没领到工资了，要向乡政府辞职来我公司打工。目前在农村，村级干部辞职已成风。如果农村基层干部队伍都无法保持稳定的话，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又如何解决呢？ 我出生在农村，在农村长大，对农村的事还是很了解。我知道农村干部工作之难、之苦，也知道县乡财政之困难。其实从乡县省中央四级财政来看，中央财政最富，其次省财政，乡县财政穷，很多乡村干部一两年都没有领到工资，中央的干部就绝对不会发生这种情况。这次在老家，就发现农村很多公共事务没有人管，正有一点无政府主义的味道，乡村干部日常工作很大精力都用于向农民收钱，公共事务象水利、道路、卫生、环保、教育、村镇规划反倒没人管。其实所有中央的政策实施，全要靠县乡两级政府去实施，而这两级财政最穷，如何实施？象管着几千农民离农民最近最能解决农村面貌的村长竟然什么官都不是，什么级别没有，连公务员都不是，其工资全没有财政预算，全要从农民手中提留，很没保证。而中央机关管着两三个人的处长的工资，却是旱涝保收的。而象管着几万人的乡长，竟然是一个科级干部，而离老百姓最远的中央政府，却掌握着最多的行政、权力、金钱资源，象这种体制，怎么能解决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呢？而大量的农村人才正通过高考这座独木桥跳龙门，农村人才严重失血。 如果按胡鞍钢的建议，远期中央财政收入要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 65% ，即各级政府每收入 10 块钱，中央政府要占 6.5 元，其余省、县、乡三级政府来分剩余的 3 。 5 元，平均每级政府分到 1.17 元，那么地方政府除了整日向中央政府要钱，又能干什么呢？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管钱的不干事，干事的没有钱，结果是干事的为了干事，整日向管钱的打报告、求爹爹，甚至用行贿、投其所好的办法，这个体制效率之低，可以想象。 应当尽快制定法律允许省、市、县政府发债，连一个自然人都允许借债，何况堂堂的省、市、县人民政府？当然，发债要遵守一定的法律和程序，要报同级人大批准。 中央政府不是放权放的太多，而是放的太少，更重要的是，在放权的同时把监督权也要下放给同级人大，让同级人大去监督同级人民政府，远比几千里之外的中央人民政府的监督更有效率。中央人民政府管好三件事：国防、外交、转移支付。中央人民政府要学会让下面的孩子去当好自己的家，不要找借口说，我中央人民政府一放权，地方政府就腐败，所以还得把权收上来，让我来个高度中央集权，只有我中央人民政府具有免疫力，不会腐败。 高度的中央集权只能带来高度的腐败，反腐败的速度远比不上腐败产生的速度。 中国农民在陷入相对贫困 这次春节回老家，感到中国的农民正在陷入相对贫困，农民的收入这几年已经陷入停滞增长，农村的水利设施老化，池塘河道淤塞，青蛙、蛇、鸟等益虫已经罕见，水污染、白色污染正在包围农村，我曾经读过的小学还是老样子，十八年了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不少人家因为家里出了一个病号而全家穷的叮当响，有本事的人都一个一个跳出农村，农村剩下的都是些老弱病残，指望他们来改变农村的面貌，可能吗？ 有几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 据人民银行一季度的统计，中国农村信用社的全部储蓄余额是一万亿，这个数字我认为基本等于全国农民的储蓄余额，而中国城里人的储蓄额是 4 。 5 万亿。而中国农民占中国人口总数的 70% ，是 9 。 1 亿，而中国城里人占中国总人口的 70% ，是 3 。 9 亿。 由此可以算出： 中国农民人均储蓄余额： 10000 亿除以 9 。 1 亿 =1100 元 中国城里人人均储蓄余额： 45000 亿除以 3 。 9 亿 =11538 元 整整相差十倍！！！ 而如果加上城里人占有的 6 万亿国有资产， 6000 亿国债、 6000 亿证券流通市值，以及城里人拥有的汽车、洋房、别墅、家用电器等，城里人和乡下人的人均占有财富有 20-30 倍之差。 多么可怕的贫富差别！！！！ 所以，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城乡的巨大贫富差别和城里人的贫富分化而引起的，有消费能力的人没有消费需求，有消费需求的人没有消费能力，靠朱新政的扩张性的财政金融政策不可能解决问题。 西方的一位很有名的政治经济学家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财富的生产叫经济，财富的分配叫政治。中国的问题出在财富的分配领域，即中国的政治有问题，仅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岂不是缘木求鱼？ 正是由于中国的农民正陷入相对贫困，你就会理解：中国农民乱砍乱伐森林的冲动、将青蛙、蛇等益虫抓去卖的冲动是不可抑制的，只要农民的这种冲动不可抑制，长江水灾、黄河断流就是不可改变的，而且将不停地到来。 有人说：美国的人均贫富差别比中国更大。但是如果剔除人均占有的股票等生产资料，美国人均占有的生活资料的差别并不大，象比尔。盖茨和美国一般的白领占有的生活资料的差别并不大。 所以分析一个国家的贫富差别，应主要分析一个国家人均占有生活资料的差别，而应将人均占有的生产资料剔除。就象微软公司一样，究竟它的股票是由个人占有还是由国家占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为顾客提供产品和服务，在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在为国家提供税收。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将中国的 9 。 1 亿农民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成为二等贱民，喝不上自来水，看不上报纸有线电视，陷入信息贫困。不能享受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障和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公平竞争机会。在通往平等的道路上，没有比免费公共教育更伟大的步骤了，但城里人和乡下人受的免费公共教育却有天朗之别。更可怕的是，政府把大量的教育经费投入大学里的精英教育（大学教育应以收费为主，奖学金为辅）。公共教育的天朗之别决定了大学精英教育是为城里人准备的，而只有极少数我这样的又勤奋又聪明又幸运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乡下人的孩子能接受大学教育。 中国的政府只是城里人的政府，哪里是农民的政府呢？ 象户口制度将中国人分成城里人和乡下人，而干部制度又将城里人分为干部和市民，而干部又分为组织部管的干部和人事部管的干部，还有少数民主党派的由统战部管的干部。中国人就这样被分为三六九等。这种人的等级制在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还在实行。一个人，如果是农村户口的话，假如他想成为国家公务员的话，先要把自己农村户口变成城里的居民户口，所以只有在中国，才有所谓农转非。我也是一个民营企业家，可却是江西农村户口，办出国手续和驾驶执照很不方便，可我太太是中山大学的讲师，按广州市规定可申请农转非，去中大人事处一问，没指标，只好继续做我的农民。 其实中国农村问题的根子在城里，城里问题的根子又在更大的城里。就农村问题解决农村问题，就农业问题解决农业问题，就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决无可能获得成功。有人说最重要的是教育农民，其实比教育农民更重要的是教育城里人，比教育城里人更重要的是教育城里的官员……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就是他们制定的。 要消灭中国的户口制度！这可是关系到 9 亿中国农民基本民主权利的大事，人生而平等，资本主义都实现了，何况社会主义？可总有人以中国的国情作借口，继续执行这些非人道的中世纪的制度。如果我们继续把我们的农民兄弟当作二等贱民，将他们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我们的农民兄弟就会用乱砍乱伐、水土流失、环境污染、乱开采矿藏、多生孩子、高犯罪率来报答我们，最后农村的问题一扩散，城里人岂能安生？ 再谈朱的五项改革， 朱的五项改革，我分析，最可能出问题的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其实是回到计划经济垄断经营的老路，只能救一时之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后会因为漏洞和窟窿太大政府财政无法负担而流产。其实现在粮食流通的最后一个环节零售掌握在个体和私营手中，而供方由各个国营的粮食局构成，个体户由于掌握最终销售市场，由于它的赢利动机，它会要求谁的供货价最低就进谁的货，而全国那么多的粮食局，决无可能长久达成供方联盟，将粮食价格固定在某一个位置上，来实现朱所要求的顺价销售。而且，粮食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无法保存太久，越保存越不值钱。所以最后粮食局会发现，谁不降价，谁亏的越惨，尤其是在粮食丰收的年份。如果中国再加入世贸，美国的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粮食只会跌价，不会涨价。 如果粮食一级市场只有一个买主，农民就没有可能同对手讨价还价只能是被人宰割。所谓的粮食保护价也保护不了农民，中央发再多的保护农民的红头文件也没有用。结果大量的粮食补贴农民拿到手又有多少呢？大量被粮耗子吃掉了。 粮食市场很象民航市场，销售掌握在市场化了的代理机构手中，而供方却由国营的航空公司构成，结果呢，一样是各航空公司亏损累累。机票就很象粮食，过期作废。所以 98 年各航空公司亏惨了， 99 年民航局来了一个不许打折的死命令，结果呢，大量客流转向铁路，航空公司的上座率更低。 为什么我们不能将粮食补贴根据粮食市场价和国家保护价的差别直接补贴给农民呢？而要补贴给腐败的有赢利动机的垄断机构粮食局呢？ 搞活国有企业的问题已经提出了很多年了，一直得不到解决，这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全世界有国有企业国家的问题。如果说国有企业只是在少数关系到国家战略命运的少数领域里存在，数量不多，效益不好也没什么大问题。但如果象中国这样，连宾馆都要政府来办，就很危险了。任何一个行业，只要不垄断经营，只要私人资本有实力做，国有企业最终都竞争不过私营企业。举个简单的例子：在音像出版这样的国家垄断经营的领域，国有音像出版单位都被私营挂着红帽子的单位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更不用说象电脑、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了。 政府逐步退出市场，把私营企业当作亲生儿子，私营企业能办好的事情政府退出， 利用财富的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来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贫富分化问题，政府不就很轻松了吗？ 如果说没有国有企业，或者国有企业很少，搞活国有企业这个问题不也就解决了吗？用消灭问题的办法解决问题，高明中最高明的。 结束语 我曾经对朱的新政充满希望，而今是忧虑失望多于希望，中国的多少次改革都失败了，岂有这次改革能轻易而成。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筐架是毛给我们留下的遗产，邓对毛留下的祖庙作了一些修修补补，油油漆，打打光，好象又是一栋新房。可不北京十月又要阅兵，又要游行狂欢，世上好象一切太平，可太平的背后涌动些什么，又没人管了。报纸天天弘扬主旋律，天天印着五个大字：太平无事罗！ 如果不重新清理毛和邓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不重新反省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史，而只知道高举邓的伟大旗帜，我们的改革岂有可能成功？成功只钟情那些不停反省而不是粉饰太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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