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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中共现党费危机 中纪委批国企党员拖欠党费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江泽民赴寺庙朝拜(Public Domain)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网站星期一罕有的点名山西、天津两地八十多家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拖欠党费近三亿元人民币,并指一些领导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烧香拜佛、求仙问卦看风水。此事引发网民热议,人们要求党库与国库分家,全职党务工作的领导退还领取政府部门的工资。有评论认为,当局向党员追讨党费,似乎是为了要求党员对党忠诚。中共中纪委罕有的点名国企领导干部拿高薪却不足额交党费,引发网民热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5月9日报道,现在有的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的党员干部,拿着高薪却不及时、足额交党费。山西20多家国企的党员干部补交了8900多万元党费,天津60多家国企补交了2亿多元党费。报道还称,共产党员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但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烧香拜佛、求仙问卦看风水,把佛龛神像都供到了办公室,哪还有一点党员领导干部的样子。有的党组织居然把预备党员甚至是非党员任命为党的干部,可见党章意识淡漠到何等地步。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牢固树立党章意识,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党的观念一旦淡漠,组织必然涣散、纪律必然松弛,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就不可能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湖北民生观察工作室网站负责人刘飞跃5月9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目前很多共产党员不信马列主义,更多的是信奉权力与金钱:“他们信的更多的是权力和金钱,首先要取得权力,有了权力后再捞钱。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很多。现在的领导人上台后,要对党员管理,收党费只是一个方面,也想加强他们的凝聚力,他们那一套东西的信仰。但是能不能达到目的,我看未必。因为这点钱对他们干部来说,是九牛一毛。他交了党费,并不见得信仰党章上说的那一套”。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在任期内,曾多次参观寺庙,烧香拜佛,曾有人拍到江泽民亲自进香的照片。江泽民在就任中共总书记期间,曾多次去陕西的法门寺朝拜。1991年2月4日,江到河南白马寺朝拜;1993年,他先是去了陕西法门寺朝拜,然后又去了青海西宁塔尔寺,接受藏族活佛敬献哈达;2001年11月,江泽民又到河北赵县柏林禅寺,大赞佛教文化博大精深。2004年6月,江到安徽九华山朝拜地藏王菩萨,点香求佛,寺庙住持特别为江点燃三炷香,然后由江插进香炉。武汉归元寺的人对记者称,江泽民曾多次到位于汉阳的归元寺上香。众多网民发帖热议中共党员不交党费。网民“冲动丶惩罚”写道,只有党内职务的,请自觉退还政府所发工资,到党组织去领工资。“牧炎言”称,“不是我看不起有些人,他们甚至连党章都不清楚,别说会背诵,哪怕是做成选择题,看看能不能选及格”。另一位天津网民不满的说,“天津医药集团的领导拿高薪的不交党费,现在却让普通党员补缴党费3000元。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云云任2012”写道,“我在天津外企工作,为什么也需要补交2200 元党费。怎么没有听说公务员要补交呀?”广东一网民称,这些党员干部能积极发扬“铁公鸡”精神,自觉戳穿了其“先进性”的面具!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9号对记者说,当前国企高管的薪水很高,除了多赚钱,他们早已没有理想:“这些高官他们要讲什么理念,都没有,就是怎么捞钱,怎么样把自己的钱转移到国外什么离岸公司,把妻子、子女送到国外。他们不会讲什么理念,因为现在党管干部,各级官员由党委任命”。孙文广对中纪委提出党员欠党费的问题,感到奇怪。他说,共产党的经费应该自己筹集:“以前是没有这样强调要交党费的,党委系统的经费数量相当高的,(政府)拨给他们的款是相当高的,但大家对此都有非议,你共产党的经费应该自筹。但是现在他们有很多是从国库里拿的,你国库和党库是相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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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10名疫苗受害者家长卫计委请愿被拘

疫苗致残儿童家长北京请愿被捕。(家长提供/记者乔龙) 中国各地问题疫苗受害儿童家长孙燕、金玲、刘立军、易文龙、谢艳梅等十人,4月22日在北京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门前请愿,但诉求不获理睬反遭殴打。有家长因情绪激动将栅栏门推出轨道,被公安抓到北太平庄派出所羁押,据悉目前已遭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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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王力雄:汉人掌权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1962年9月下旬,中国刚刚从大饥荒中缓过劲来,毛泽东便要求中共按其旨意召开了重提阶级斗争的八届十中全会,在统战、民族、宗教领域重新向左转。主管民族事务的统战部长李维汉被免职,他的相对温和的路线被定为“投降主义和修正主义路线”,遭到批判。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提出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论断,成为中共此后长期奉行的基本理论。不是熟知中共话语的人,一般不容易理解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句话到底有什么意义。正是这个理论,成功地使中共摆脱了其长期自我宣传的“民族自治”造成的束缚,成为中共扼杀其他少数民族民族性的理论基础。按照这种理论,民族是可以没有的——既然马克思说“工人无祖国”,何况民族——本质在于阶级区分。不管哪个民族,都分为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各民族的被压迫阶级全属于同一个阵营,而不应该被民族的不同所区分。各民族的压迫阶级也都是一丘之貉,是各民族被压迫阶级的共同敌人。所以,在这种理论的前提下,闹民族性就是干扰阶级斗争,强调民族特点也是混淆了大是大非。在发生任何矛盾时,只能以阶级观点处理和解决,“亲不亲,阶级分”,而不能以民族分。按照这种理论的逻辑推导下去,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民族自治,选择领导干部也无需考虑民族成分,只要是革命干部,就可以领导各民族的革命群众。谁要是要求本民族干部担当本民族领导,那就是“狭隘民族主义”。既然都是同属一个阶级,以人口最多的汉族干部为主,充当各民族人民的领导,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以汉人掌握西藏政权是确立中国对西藏主权的一个关键因素。尽管一九五十年代北京已经把军队派进西藏,中国在西藏的势力和影响力比过去历朝都大得多,但是因为没有掌握西藏的政权,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也就并不巩固,1959年发生的“拉萨事件”证明了这一点。中共在“拉萨事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解散旧政权,代之以绝对效忠于北京的政权。新政权之所以效忠北京,关键在于其主要权力是由汉人掌握的。西藏的各级政权都派进了汉人,即使是最基层的乡级政权也不例外。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情况发展到极至。当时的西藏最高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除了主任是汉人担任,在总共13个副主任当中,只有4个藏人。1973年《西藏日报》公布的西藏五个地市级中共党委委员的统计数字,藏族委员只占35.2%;1975年,在西藏地市级的领导干部中,藏人只占23%。而在政权中任职的藏人官员,因为任免其的已不再是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是中共,因此对中共只能言听计从。尤其他们大都是过去的农奴,地位的改变已足以使他们满意,加上受教育程度低,一般来讲,他们只不过是充当汉人官员的附庸。(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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