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

以国家强制力限制公民迁徙、农民进城，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传统”，其实并不是中国内生的，而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回来的。回到上世纪50年代初，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内外战乱后，百废待举要搞经济建设、要奔工业化。可是，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里打出来的新生革命政权，对工业、技术、城市和建设又所知甚少。历史的逼迫之下，新中国“一边倒”学苏联经验，有样学样，很顺理成章。 具体到有关迁徙的制度安排，苏联搞的是哪一套？我看到的史料说，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于1932年12月31日颁布法令，全面实行十月革命后从没实行过的人口登记与迁徙管理：只有持有居民证的人才能流动、迁徙和变更居住地点。该法规定，“居民证”的发放范围限于城市，最初仅限于莫斯科、列宁格勒等25个重点城市，后来才扩大到所有市镇，但不包括农村和农民。按此法令，苏联公民须在进入任何地区后的24小时内，到当地政府申请暂时居住许可证；如不被批准，则在3日内必须离开。这样，根本就没有居民证的广大苏联农民，只好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直到1975年，苏联农民获得持有国内居民证的权利。 这段公案里所谓的“居民证”，与今天你我人人都有的“身份证”，是不是一回事呢？根本就不是。我是从中央党校党史教授王海光论文的注释里，看到“propiska”这个词，再根据注释的提示，到《维基百科》查了这个词条，才大致明白此“居民证”的真实含义，乃“居留许可签证”也。顺便记一笔，维基百科的很多词条都有中译，但偏偏很值得中文读者留意的这一条，却是没有的。 这“propiska”是俄文（пропи.ска）的音译。《维基百科》的解释是这样的：“在1917年以前的沙俄帝国时代和1930年代以后的苏联，（它）既是定居许可，也是移民记录的手段”。至于具体形式，除了在地方户籍登记系统里有文档记录，它还是在个人国内通行证上加盖的一个官方签章。 老实说，读到这里，我对这个“普罗皮斯卡”究竟是个甚，还是没有清楚的概念。好在《维基百科》附有照片，顺藤摸瓜，我又从网上看到若干，才大致明白它相当于护照和签证：护照证明身份，但人们光持有护照还出不了国；要出国，还需要“签证”，即注明同意你进去、居留时间的对方国家的官方许可。“普罗皮斯卡”就是加盖在“国内护照（internal　passport）”上的“签证”，表明持有人可以合法流动、入住、居留。不同之处，这不是为出国，而是在国内就要有的。更不同的地方，是1933年1月1日之后，苏联居民中只有城里人才有权得到这个宝贝，乡下人没有，所以不能合法流动、入住、居留。 老天爷，斯大林是怎么搞出这么一套办法来的？仔细读，原来那也不是斯大林的原创。上文不是说了吗：“在1917年前的沙俄帝国时代”，普罗皮斯卡就已经存在。再查，整个沙俄帝国时代，自由迁徙从来就不是农奴的权利。甚至在1861年亚历山大宣布废除了俄国农奴制之后，农民虽然得到一般意义上的人身自由和有限度的财产权利，但迁徙权还是付之阙如，因为他们并不准自由离开村社。“普罗皮斯卡”还是一以贯之，惟有城里人才有国内护照，也惟有加盖了国内居留签证的，才可以合法流动。难怪我们当中学生读到的俄国文学作品，从十二月党人到列宁的“流放”生活都有那么一股子的“贵族气”。没错，不够贵的进不了城；不是城里的人，谈不到流放！ 斯大林怎么好意思，把革命对象沙俄帝国禁止农民流动进城的制度，公然统统给恢复了？说起来，也是一连串“实际情况”使然吧。当代学者讲到这一段，总要提到1927-1928年间苏联的“粮食收购危机”。那不难懂，因为落后国搞社会主义，要加快国家工业化，总会面临工业化原始积累与农业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列宁在世时坚持的新经济政策，无非就是要较多利用包括富农在内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推进工业。但列宁去世后，新经济政策就停了，斯大林试图压农民拿出更多的“贡赋”，以此加速苏联的重工业化。问题是，哪里的农民也不是那么好压的，加上天气因素，“粮食危机”自天而降。 斯大林的反应是干脆全盘集体化，从限制富农转向“消灭富农”。这就迎来1929年所谓“大转变的一年”——用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改造农民，在“消灭富农”的纲领下组织几万干部下乡，突击组建“集体农庄”。到1931年底，约2000万户农民“加入”20万个集体农庄。土地被宣布全盘国有化，仅允许集体农庄“使用”；后来政府又部署了国有的拖拉机站，实行国家以机械化服务“交换”农庄产品的体制，并对瞒产、拒交行为实施强制打击（参看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苏联模式研究组左鳳荣、姜长斌的文章）。 这样国家“拿”粮食是不是就容易了？没有。生产力——“富农”总也是农、也是生产力吧——遭到严重破坏，苏联的粮食产量多少年以后还达不到1914年战前沙皇时代的水准，绷得再紧，也是无米之炊。把农民逼急了，涌向富裕地区和城市的事情就发生了。“情况危急”之下，限制农民流动的“普罗皮斯卡”，就算是沙皇的老招数，搬出来用用对斯大林来说也无妨。 有一点，斯大林倒做得比较言行一致。那就是他没有把“迁徙自由”写进1936年苏联宪法——那可是被叫做“斯大林宪法”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翻开第十章“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举凡“劳动的权利”、“休息的权利”、“受照顾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以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游行和示威自由”，还有法律保障“人身、住宅、通信秘密”等条款一应俱全，全部入宪。唯一不见的，就是“迁徙自由”。也好理解，“普罗皮斯卡”还在生活里管用着呢，分明做不到的事情，写进去又有什么意义呢。后来历次苏联修宪，“迁徙自由”再没有入宪。 斯大林宪法当然是我国54年宪法起草时，首要参考的国外宪法文本。据有的回忆录讲，54年宪法最早拿出来的稿本上，就没有“迁徙自由”的字样。后来在讨论中有人提到，1949年的《共同纲领》里面有，而近代多部宪法也有“迁徙自由”，所以建议列为公民权利。这才有了邓小平那句话（“写上‘迁徙’，少费唇舌”），也有了“居住和迁徙自由”这一权利条款。不过整体看，“社会主义与迁徙自由不相容”的观念，还是进入了中国。毕竟，54年宪法还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宪法”，到下一次1975年修宪，文革高潮中的中国当然是响当当的社会主义啦，“迁徙自由”被逐出宪法，还是在这个问题上与斯大林保持了一致。 从那个时代的认知水平来看，苏联老大哥的做法和理念，毫无疑问地代表着“中国的明天”。要过多少年历史才会指出，那是老大哥带来的一个坏榜样。 相关日志 2012/06/02 — 曹维录:谁渴望日本侵略中国—-对20世纪中日战争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个外国人 2012/05/24 — 徐焰:“苏修逼债”真相 2012/05/16 — “苏联为何遭遇体系性失败”之二：负筛选的人事制度 2012/05/16 — “苏联为何遭遇体系性失败”之一：政治极端主义和利益集团绑架 2011/05/23 — 时代周报:拖垮了苏联的“特供” 2011/04/25 — 分利集团与国家兴衰有何关系 2010/08/19 — 苏联“8.19”事件回眸：失民心者失天下

如果导致大量流血，军队永远无法洗清掉这个罪责。敌人在哪里？是那些说着俄语、喝着伏特加的同胞吗？

离开发展人民民主，离开不断改善民生，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离开平等、尊重人权、社会的公平正义，也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

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之后，中共深感压力山大，于是组织学者进行研究分析，苏东学因此成为一门显学。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社科院出资出人翻译了部分苏联的解密档案，命名为《苏联历史档案选编》。这套书的来头可不小，学术顾问委员会名誉主任是李铁映，委员有阎明复（再加一个袁木的话就齐活了），真正的执行主编是沈志华。 这套书从1998年组织翻译，2001年12月出版，历时近4年。全书共34卷，收录了1917-1990s期间，苏联的档案文献1万多件，字数超过2000万字。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不是任何人都有资格阅读的，在这套书的扉页上都注明以下字句： 本档案选编仅供下列读者单位阅读和收藏： 省部军级党政领导干部，宣传外事部门局级以上干部。 从事苏东研究有正高职称的人员。 省级以上图书馆、档案馆、省级社科院及党校图书馆。 赖网络时代和新浪爱问之助，现在我们可以自由下载到这套丛书的PDF版。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0卷，在此下载 。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在此下载。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在此下载。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3卷，在此下载。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4卷，在此下载。 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第28卷，内有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密档。第29卷，古巴导弹危机密档。第31卷，索尔仁尼琴的密档。 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日瓦戈医生》专题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第328-352页） 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自1948年开始动笔，历时8年完成，他投稿给苏联的《新世界》杂志，但杂志拒绝发表。1956年，他把手稿寄给意大利出版商，当年11月份用意大利语出版，后来有出版了法文版和英文版。195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苏共中央震怒，把这一获奖行为看成是“诽谤性地描写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是煽动冷战的企图”，并且决定组织对帕氏的批判，而且“劝阻”帕氏不要领奖。 当时有一项动议是褫夺帕斯捷尔纳克的苏联公民资格，将他驱逐出境。 帕斯捷尔纳克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此信读来不禁令人悲从心起。他请求道：“离开我的祖国对我而言无异于死亡，因此我请求不要对我采用这种极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通知了瑞典科学院自愿放弃诺贝尔奖。” 后来，帕氏又致信苏联《真理报》，承认自己的错误。违心地说： “一周以来，我看到围绕着我的长篇小说的政治运动达到了何等规模，从而深信这种授奖的做法是一种政治行为，并且已经造成骇人听闻的后果，于是我自己作出决定，并无任何人强迫我，寄出了表示自愿放弃（领奖）的通知。” 当局要的就是知识分子痛心疾首忏悔、感激涕零谢恩的效果，但是要是认为他们真的从此原谅这个“迷途羔羊”，那纯粹是幻想。从此国家安全部门加强了对帕氏的监控，国家安全委员会谢列平做过一个专门报告。 《谢列平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调查材料致苏共中央的报告》中称，“实际上，据对帕的信件实行监控得知，他曾试图向国外寄出若干信件，其中重申他对授予他诺贝尔奖的欣喜。”“从对帕实施监控查明，接近帕的人中有不少也不赞同苏联社会公众的观点，并以自己的同情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帕的恼怒情绪。” 后来苏联检察机关决定用法律手段震慑这个可怜的作家。 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给中央的报告里说：“在讯问时，帕斯捷尔纳克表现胆小畏缩。我觉得，他会从关于刑事责任的警告中得到必要的结论。”讯问记录显示，审讯进行了2个小时。苏联还算厚道，没有查帕氏的偷税漏税，也没有抓住他的情妇不放，针对私徳对其污名化。 帕斯捷尔纳克获奖之后，一直在严密的监控下，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村庄里孤独地活了两年，1960年5月30日，因病与世长辞。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接受卫报独家专访，回顾其在20年前苏联解体中所扮演的角色 前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称，他真该在1991年那场失败政变的几个月前退党。图片来源：Adrian Dennis/法新社/Getty Images 　　很少有政客会承认他们的错误，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却总与众不同。因此戈氏回顾自己当政时的六年混乱，历数犯下的错误，也就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了。 　　在这次卫报的独家专访中，他指出了自己至少五点错误。这些错误不仅直接导致了他20年前的下台，还引发了苏联的解体，同时也引入了未经监管的自由化经济政策。这一经济政策，在帮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却致使数百万苏联民众陷于贫困。 　　尽管近年来戈尔巴乔夫表现得很轻松，甚至有些开心；然而有些时候，尤其是当谈到他的对手鲍里斯·叶利钦，或者描述起20年前将他软禁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政变者时，他的内心还是会有一些苦痛。 　　他说：“他们想激怒我，迫使我跟他们打架，甚至枪战等激烈对抗，以便结束我的生命。” 　　当问及他最后悔的事件时，他不假思索的答道：“那就是，我花费太长的时间去尝试整顿苏共了。”他说，1991年4月他就该辞职，组建一个改良的民主党，因为妨碍了所有必需的改变。 　　这一评价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很有意思，因为这是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承认，他早该在1991年8月政变的几个月前就退出苏共。而在1995年的回忆录里，他并没有谈到这一点。 　　1991年春，戈尔巴乔夫被两股势力围堵，从而减小了他纵横捭阖的余地。一方面，党内的保守派和反动派正试图推翻他的政策；另一方面，革新派则希望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多党制体系，同时对国家进行市场改革。 　　1991年4月的一届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事态发展到了紧要关头。期间的一次会议中，一些发言人要求宣布全国戒严，同时重启检查制度。据回忆录描述，戈尔巴乔夫当即犀利的回应道：“这样的煽风点火我受够了！我要辞职！” 　　采访中，对于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作出了详细的解释：“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决策机构）召开了一次3个小时的会议，会议期间我并不在场。别人告诉我说，他们在会议中批评了我，并进行了漫无边际的讨论。3个小时后他们邀请我回到会议中，要我打消辞职的念头。期间，中央委员会中支持我的人打开了一个列表，上面有超过100个人赞成创立一个新的政党。” 　　中央委员会复会后，形势有所降温。于是戈尔巴乔夫也就撤销了辞呈，毕竟没人想特地为这事举办一次全民公投。（因为即使他真的退了党，他也还是苏联总统）在回忆录中，戈尔巴乔夫写道：“如今，我常常在想，我到底应不应该坚持辞去总书记的职位。这样的决定对我个人而言可能更好，但我觉得我没有权利去‘抛弃苏共’。”自1917年起，苏共就开始统治俄罗斯；而现在，任何一个俄罗斯人，尤其是那些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作为苏共官员的人，他们会很难想像党要是没了权力将是什么样子。 　　今天，戈尔巴乔夫的疑惑已然烟消云散。“现在我觉得，我当时真应该坚持退党，然后趁热打铁建立一个新的政党。因为当时即便苏共推行改革，它自身也已经成为了改革的障碍。但他们都认为，改革只不过是用来装装样子罢了，而且当时的政局外表已经粉饰的差不多了。然而事实上，覆盖在外表下的内在却仍然破旧不堪，一塌糊涂。” 　　第二件令他后悔的事就是没有对苏联进行改造，并且应该更早赋予15个加盟共和国更多的权力。正当1991年初他准备开创一个宽松的苏联时，波罗的海三国便已经宣告独立。立陶宛和高加索地带的阿塞拜疆共和国流血事件涌现。联盟中最大的俄罗斯共和国，在其野心勃勃的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的领导下，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并要求进一步掌控苏联的财政。一些分析家称，整个苏维埃体系是不可改造的，体系内的任何变化势必导致越发戏剧性的、无法停止的转变。鉴于这一分析，那么戈尔巴乔夫丧失控制权，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仍然不改乐天本色。这与他慷慨的品质，阳光的性格和幸福的家庭生活（直到他的妻子赖莎·马克西莫夫娜1999年因白血病去世）有着一定的关系。然而控制权的丧失并未使他痛苦不堪或愤世嫉俗。他始终认为苏联的所有主要问题都将得以解决，直到1991年8月的政变将权利纷争扭向了新的局面。 　　苏共原定于1991年11月起草一个新的规划。议会通过了一项“扭转危机”的计划，以加速经济改革。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后，苏联剩下的12个加盟共和国接受了一项新的协约，这一协约给予了他们更多的政治与经济自治权，只是国防与外交事宜仍归苏联政府统一管理。协约于8月20日正式签订。 　　“这时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去度假了。我本可以放弃这10天的休假的……我都做好飞往莫斯科签订协约的准备了。”戈尔巴乔夫如是说，“然而8月18日那天来了一帮不速之客，于是我拿起电话，准备询问来的是什么人，受到了谁的派遣，但电话不通。因为电话线路被切断了。” 　　当时，戈尔巴乔夫正与夫人、女儿伊丽娜及女儿一家住在黑海海边小镇弗罗斯的一座政府官邸内。官邸随即受到了长达三天的监控。直到由于叶利钦的顽强抵抗，军队内部分化，以及诸如国防部长与苏共高官等发起者的内部不和，而导致政变土崩瓦解，监控才宣告结束。 　　有说法称戈尔巴乔夫给这一阴谋开了绿灯，对此他嗤之以鼻。“人们毫无根据地宣称戈尔巴乔夫当时仍然可以与外界通讯，而且正是他组织了这一切。他们还说戈尔巴乔夫认为，无论发生了什么，他最终都能取胜。这完全是胡扯，纯属胡扯！”他说道，“这些人想让领袖下台，维护以往古旧的体系。那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要我写一篇声明，称由于身体欠佳而放弃总统一职。” 　　软禁期间，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仍坚持写日记。她在日记中写道，戈尔巴乔夫警告看守说，要是他与外界还未恢复联系，他将不惜采取“极端手段”。 　　戈尔巴乔夫告诉我说，那不过是吓唬吓唬他们。“那是我策略的一部分……我仅仅是想给他们施压但同时又要避免激怒他们……我说要用极端手段，那不过是外交和政治上常用的策略罢了。用计谋我能打赢他们。要是莫斯科没有什么动静，我的位子可能会被架空。但现在叶利钦正在领导莫斯科民众抗议，所以我要授予他应有的荣誉，并将荣誉亲自交付与他。他做的很对。” 　　作为政变期间卫报驻莫斯科的记者，我提醒他说，但是叶利钦号召全民罢工的呼声并未得到响应，而且许多俄罗斯人甚至失望地感到政变将获成功。老一辈人还清楚地记得，1964年强硬派是如何褫夺赫鲁晓夫的权利，并使得去斯大林化的时代宣告终结的。我问过戈尔巴乔夫，要是政变者像一开始软禁他一样逮捕了叶利钦，接下来将会发生些什么。他们会获胜么？ 　　这位前苏联领导人答道，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政变者们做了什么，力量的均衡都会导致政变的结束。由于他坚决反抗，拒绝辞去总统一职，政变的策划者们反而十分困惑。他还指出，由于成千上万的支持者簇拥着叶利钦聚集在白宫周围，因此当收到炮轰白宫的命令时，特种部队兵变了。 　　戈尔巴乔夫也列举了一些他最自豪的成就，第一个词便是“（八十年代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掌权不久后便开始了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改革在俄语中称为perestroika，意为改组与重建。除了政治经济体制外，改革还包括了在核裁军的基础上改善国际关系，放弃武力干预别国事务，以及承认即便是超级大国也摆脱不了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是孤岛，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单方面随意采取行动。 　　苏联新的不干预政策，使得东欧各国得以通过和平手段对内进行政权改革。“我们在国内与国际舞台上能够得到什么，这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政策预先决定了许多大事件的发展进程，比如冷战的结束，世界局势向新秩序的扭转，以及不顾一切地由极权主义国家向民主国家的过渡等等。” 　　在他看来，叶利钦执政的9年中俄罗斯完全是一片狼藉。在这9年中，戈尔巴乔夫自己从未向叶利钦的执政低头；同样地，在1991年12月，他也没向叶利钦与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签署的宣告苏联解体的合约低头。在叶利钦成为他的直接竞争对手的几年之前，他就该阻止叶利钦走上这条路的。“相对于叶利钦，我可能太自由太民主了。我当初应该派他去英国或者英国的某个殖民地担任大使一职的。”他说道。 　　2006年之前，他一直赞赏普京最初恢复国家稳定的措施。即使普京使用了一些独裁的方式，但在戈尔巴乔夫看来，那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接下来，我发现他改变了选举的体系，废除了俄罗斯地方官员的选举制度以及党派成员单一的选区。我能数出20条我反对的变革。”戈尔巴乔夫说。 　　在这次时长一小时的访谈的尾声阶段，我询问了他对于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译者注：实际上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变革的看法。戈尔巴乔夫从长远的历史角度进行了一番考量，然后便十分确定地称中国发生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他却认为，所有那些建议他学习中国，先从经济而非政治方面进行改革的提议都是错误的。 　　“在苏联，如果我们过去进行了改革，那么任何问题都不会发生。正是由于人民遭到了忽视，他们完全被决策层排除在外，（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国的发展与中国不在同一阶段；对我们来说，要彻底解决问题还得依靠人民群众。” 　　今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一场晚会上庆祝了自己80岁的生日，晚会由凯文·斯派西和莎朗·斯通主持。为他献唱的歌手阵容十分强大，其中包括雪莉·巴赛，保罗·安卡，米兰妮·C，以及德国摇滚乐队“天蝎座”。这支乐队是第二支在苏联表演的西方乐队。 　　然而，要说这场晚会中最吸引人眼球的，还是戈尔巴乔夫在大银幕上演唱俄罗斯情歌的场景。观众们都为他清晰而有激情的声音所打动。我对他说，我以前并不知道他唱歌这么棒，不晓得他居然有这么一个深藏不露的天赋。 　　他哈哈大笑。“如果需要的话，我会成为一名流行歌手，”他说道，“赖莎可喜欢听我唱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