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家强制力限制公民迁徙、农民进城，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传统”，其实并不是中国内生的，而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回来的。回到上世纪50年代初，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内外战乱后，百废待举要搞经济建设、要奔工业化。可是，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里打出来的新生革命政权，对工业、技术、城市和建设又所知甚少。历史的逼迫之下，新中国“一边倒”学苏联经验，有样学样，很顺理成章。

具体到有关迁徙的制度安排，苏联搞的是哪一套？我看到的史料说，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于1932年12月31日颁布法令，全面实行十月革命后从没实行过的人口登记与迁徙管理：只有持有居民证的人才能流动、迁徙和变更居住地点。该法规定，“居民证”的发放范围限于城市，最初仅限于莫斯科、列宁格勒等25个重点城市，后来才扩大到所有市镇，但不包括农村和农民。按此法令，苏联公民须在进入任何地区后的24小时内，到当地政府申请暂时居住许可证；如不被批准，则在3日内必须离开。这样，根本就没有居民证的广大苏联农民，只好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直到1975年，苏联农民获得持有国内居民证的权利。

这段公案里所谓的“居民证”，与今天你我人人都有的“身份证”，是不是一回事呢？根本就不是。我是从中央党校党史教授王海光论文的注释里，看到“propiska”这个词，再根据注释的提示，到《维基百科》查了这个词条，才大致明白此“居民证”的真实含义，乃“居留许可签证”也。顺便记一笔，维基百科的很多词条都有中译，但偏偏很值得中文读者留意的这一条，却是没有的。

这“propiska”是俄文（пропи.ска）的音译。《维基百科》的解释是这样的：“在1917年以前的沙俄帝国时代和1930年代以后的苏联，（它）既是定居许可，也是移民记录的手段”。至于具体形式，除了在地方户籍登记系统里有文档记录，它还是在个人国内通行证上加盖的一个官方签章。

老实说，读到这里，我对这个“普罗皮斯卡”究竟是个甚，还是没有清楚的概念。好在《维基百科》附有照片，顺藤摸瓜，我又从网上看到若干，才大致明白它相当于护照和签证：护照证明身份，但人们光持有护照还出不了国；要出国，还需要“签证”，即注明同意你进去、居留时间的对方国家的官方许可。“普罗皮斯卡”就是加盖在“国内护照（internal　passport）”上的“签证”，表明持有人可以合法流动、入住、居留。不同之处，这不是为出国，而是在国内就要有的。更不同的地方，是1933年1月1日之后，苏联居民中只有城里人才有权得到这个宝贝，乡下人没有，所以不能合法流动、入住、居留。

老天爷，斯大林是怎么搞出这么一套办法来的？仔细读，原来那也不是斯大林的原创。上文不是说了吗：“在1917年前的沙俄帝国时代”，普罗皮斯卡就已经存在。再查，整个沙俄帝国时代，自由迁徙从来就不是农奴的权利。甚至在1861年亚历山大宣布废除了俄国农奴制之后，农民虽然得到一般意义上的人身自由和有限度的财产权利，但迁徙权还是付之阙如，因为他们并不准自由离开村社。“普罗皮斯卡”还是一以贯之，惟有城里人才有国内护照，也惟有加盖了国内居留签证的，才可以合法流动。难怪我们当中学生读到的俄国文学作品，从十二月党人到列宁的“流放”生活都有那么一股子的“贵族气”。没错，不够贵的进不了城；不是城里的人，谈不到流放！

斯大林怎么好意思，把革命对象沙俄帝国禁止农民流动进城的制度，公然统统给恢复了？说起来，也是一连串“实际情况”使然吧。当代学者讲到这一段，总要提到1927-1928年间苏联的“粮食收购危机”。那不难懂，因为落后国搞社会主义，要加快国家工业化，总会面临工业化原始积累与农业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列宁在世时坚持的新经济政策，无非就是要较多利用包括富农在内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推进工业。但列宁去世后，新经济政策就停了，斯大林试图压农民拿出更多的“贡赋”，以此加速苏联的重工业化。问题是，哪里的农民也不是那么好压的，加上天气因素，“粮食危机”自天而降。

斯大林的反应是干脆全盘集体化，从限制富农转向“消灭富农”。这就迎来1929年所谓“大转变的一年”——用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改造农民，在“消灭富农”的纲领下组织几万干部下乡，突击组建“集体农庄”。到1931年底，约2000万户农民“加入”20万个集体农庄。土地被宣布全盘国有化，仅允许集体农庄“使用”；后来政府又部署了国有的拖拉机站，实行国家以机械化服务“交换”农庄产品的体制，并对瞒产、拒交行为实施强制打击（参看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苏联模式研究组左鳳荣、姜长斌的文章）。

这样国家“拿”粮食是不是就容易了？没有。生产力——“富农”总也是农、也是生产力吧——遭到严重破坏，苏联的粮食产量多少年以后还达不到1914年战前沙皇时代的水准，绷得再紧，也是无米之炊。把农民逼急了，涌向富裕地区和城市的事情就发生了。“情况危急”之下，限制农民流动的“普罗皮斯卡”，就算是沙皇的老招数，搬出来用用对斯大林来说也无妨。

有一点，斯大林倒做得比较言行一致。那就是他没有把“迁徙自由”写进1936年苏联宪法——那可是被叫做“斯大林宪法”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翻开第十章“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举凡“劳动的权利”、“休息的权利”、“受照顾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以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游行和示威自由”，还有法律保障“人身、住宅、通信秘密”等条款一应俱全，全部入宪。唯一不见的，就是“迁徙自由”。也好理解，“普罗皮斯卡”还在生活里管用着呢，分明做不到的事情，写进去又有什么意义呢。后来历次苏联修宪，“迁徙自由”再没有入宪。

斯大林宪法当然是我国54年宪法起草时，首要参考的国外宪法文本。据有的回忆录讲，54年宪法最早拿出来的稿本上，就没有“迁徙自由”的字样。后来在讨论中有人提到，1949年的《共同纲领》里面有，而近代多部宪法也有“迁徙自由”，所以建议列为公民权利。这才有了邓小平那句话（“写上‘迁徙’，少费唇舌”），也有了“居住和迁徙自由”这一权利条款。不过整体看，“社会主义与迁徙自由不相容”的观念，还是进入了中国。毕竟，54年宪法还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宪法”，到下一次1975年修宪，文革高潮中的中国当然是响当当的社会主义啦，“迁徙自由”被逐出宪法，还是在这个问题上与斯大林保持了一致。

从那个时代的认知水平来看，苏联老大哥的做法和理念，毫无疑问地代表着“中国的明天”。要过多少年历史才会指出，那是老大哥带来的一个坏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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