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说，最近舆论场上“悼明”和“反清复明”如何成为了趋势词。
悼明，指的是哀悼、怀念明朝；反清复明，指的是明朝覆灭后，清朝统治期间，汉人及其它反满人士为推翻满清政权、恢复明朝统治而进行的一系列抗争。
看上去，这股风潮由解读《红楼梦》而起，有网友认为《红楼梦》是反对清朝，怀念明朝之作，进而演化为，清朝的一切都应当被否定，明朝的所有都指向先进，如果不是清朝出现，国家会更加繁荣昌盛。
面对种种议题的演变，是时候从历史的角度回看清朝与明朝之间的关系——究竟什么是“反清复明”？清朝应当被“取消”吗？明朝是很多人想象中完美的政治体吗？
“任何存在的历史叙述都是选择过后的结果，因而也绝对不可能是定论。当你听到了一种历史叙述，都应该要意识警觉到，还有其他叙述的可能性。”
01.清朝真的是“历史的错误”吗？
如果我们不能够摆脱原来汉人民族主义史学所给予我们的、对于清朝的负面印象，我们就没办法好好地去体认，当时在明朝灭亡的时候，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境。
清朝要建立，这些满洲人他们如何来？他们必须要面对什么样的考验与挑战？他们对这些考验与挑战提出了什么样的方案？如果这些方案没有成功的话，世上就不会有清朝。
历史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不可能呈现历史的全貌，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真实的、本体的历史大于任何一种历史的叙述。
任何存在的历史叙述都是选择过后的结果，因而也绝对不可能是定论。当你听到了一种历史叙述，都应该要意识警觉到，还有其他叙述的可能性。
例如我们现在对于明朝、清朝这两段历史的认识，非常可能是受到清末到民国建立这段时期有着强烈偏见所影响。
那是一个排满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一个用革命推翻了满清政权的时代。革命的成功证明了满清政府的脆弱无能。然而革命之后，中国并没有立刻变得富强壮大，又进一步坐实了满清政府所带来的严重祸害。
所以，从这样的眼光看去，在历史上就必定一方面格外强调、凸显满洲异族和汉人之间的冲突，另外一方面又着重于刻画清朝的种种失败。
清末的革命推翻了满清，造就了民国，然而取满清而代之的中华民国，只不过是革命运动诸多动态变化当中一项偶然的共同公约数。
如果当时革命的胜利不是来得如此突然，如果让各方势力有更多一点的时间彼此合纵连横，很明显的，中华民国不会叫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也不会是孙中山。
“中华民国”的命名是孙中山力排众议所坚持的。当时主流的话语说的是“共和国”，而不是“民国”。然而在孙中山自己所创的政治学历当中，“共和国”指称的是行代议制的政体，不是民主的极致。民主的极致应该要超越代议制，走向直接民主。
所以孙中山在后来他形成的理论当中，明确提出了创制权、复决权这种直接民权的办法。而在千年帝制刚被推翻的时候，孙中山也就将中国民主的理想设定在建立“民国”，那是一个直接民权的新国家，比当时存在的西方“共和国”更先进、更美好。
孙中山是个偶然。在时人的眼中，他是个放肆说大话的“孙大炮”。他提出的许多理念，包括民国所代表的直接民权理想，大部分人听不懂，当然也就不可能在意。
真正刺激并主导革命的，不会是对于民主共和的热情向往，而是反对满清的集体仇恨。从1895年左右开始的，十几年间，从原本的秘密会党行动扩大为全民情绪动员，民国肇建的过程当中，种族主义绝对扮演了比共和理念更重要、更关键的角色。
《人生若如初见》
如此强烈的汉人中心情绪，就影响到对于历史叙述的选择。从现实投射，整个满清王朝特别被选择出来叙述的，是能够证明这个王朝应该被推翻、被消灭，也就是这个王朝最坏、最黑暗的部分。
那时候流行的一个历史观点是，清朝是一个历史的错误，不应该存在。所以在讲述清朝建立的过程中，会反复地强调清兵入关时种种残暴的做法，像是“扬州十日”；也会反复强调他们对于汉人文化的高压破坏，例如“留发不留头”的剃法令，还有文字狱等。
相对地，也就必然产生对于明朝的美化。依照这种史观，既然不应该有清朝，那么明朝就应该继续存在，它是被错误地取代了。
于是“反清复明”的种种主张和行动就不止在历史上被凸显，而且被视为是正确的，甚至是正统的。
02.明朝的“长寿秘诀”：高度忠君的官僚体系
以前在讲明清之际的历史，例如说，“南明”有独特的地位，是指将那些维护残存明朝政权的人——从史可法一直到郑成功——将他们描述成为悲剧英雄，凸显他们的忠君精神、他们愿意为了正统而牺牲生命的选择。
但如果不将“南明”独立来看，而是用一个连贯的观点，从正德、嘉靖、万历年间一路下来，看明朝士人和皇帝皇权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以更广大的历史的眼光来对照宋朝的忠君思想，还有这些明朝士人他们所读的儒家经典当中承传的政治信念，我们就不得不调整叙述与评断的方式。
以士人和皇帝的关系来说，明朝从朱元璋建国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歧路。和过去中国历史中的基本模式很不一样，在统治上，皇帝与士人官员不再是合作的关系，而是皇帝高高在上，行使直接的指挥权，士人官员只是奉命行事、听话执行。
很明显地，从正德、嘉靖年间之后，明朝失去了有效的皇权领袖，也没有了有效的朝廷统治，环绕着皇帝的权力运作，因为皇帝的无能废为而高度失常。有皇帝匡淫享乐，有皇帝赌气罢工，有皇帝任性使气、滥杀大臣。那么，为什么明朝还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支撑那么久？
因为明朝有一个可以自动运作、却又自我压抑、不会抗议、不会挑战皇帝权威的官僚体系。
当权力中心的皇帝失能的时候，这套系统仍然能够维持运作，但它只会循着既有的管道对皇帝提出种种的劝诫，却不可能动摇、改变皇权的风格，也更不可能威胁、威逼皇权必须做出调整。
《大明王朝1566》
从这样的角度，我们会在明朝的历史当中看出很不一样的意义。我们看到一套非常古怪的士大夫系统，那是一个被高度洗脑、忠君信念压过了所有其他原则的价值系统。
以忠君的标准来衡量，从晚明到南明，这些士大夫很了不起，愿意为了皇帝与皇朝做出那么多、那么大的牺牲。但如果以读书人的知识和思考，或者是以对于原则、道理的认识与坚持作为标准的话，明朝的这些士大夫都不及格。
面对皇权他们提不出任何抗衡的原则，当然也就无法保有独立思考的价值意识。
03.“复明”真的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吗？
回到士大夫在思想上被高度同化的环境当中，我们更能够体会王阳明及其开启的“阳明学”的重要。在“阳明学”当中艰难地保留了一颗真正的读书种子：在读书当中思考，在读书当中质疑并且寻找答案，而不是盲目地接受既有的解释、既有的答案。
从另外一面来看，如果依循“阳明学”方式读书思考的士人更多一点，如果“阳明学”不只是少数人所接受的理学当中的一支，而能够更扩大它的影响范围，那么明朝的绝对皇权不可能如此维系下去。
“阳明学”传到了日本，在江户时代成为武士阶级的价值共识，进而成为武士道的哲学基础，后来提供了日本从“倒幕”到“维新”最主要的社会动能，这就可以让我们窥见“阳明学”这一套思想所具备的行动潜力。
因而，明朝灭亡之后，仍然有那么多的士人，他们忠于朱家政权，还有不同阶层的人参与“复明”，想要恢复明朝。
但是，这真的是一件值得正面肯定的事吗？为什么过去长期理所当然、予以肯定和赞扬来叙述这个现象？只不过因为一边是汉人政权，一边是满洲人政权，从民族立场来说，不可以投降外族。
但这样的论理真的那么坚实吗？
金庸开始写武侠小说后，他所写的第一部是《书剑恩仇录》。故事的主轴设定，原来乾隆皇帝不是满洲人，而是汉人，所以他的汉人兄弟陈家洛带领的“红花会”要想办法让他反转立场，从鞑子皇帝变回汉人皇帝，那么“反清复明”的梦想就能够实现了。
《卧虎藏龙》
十几年之后，金庸写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的时候，他就彻底改变了这种种族立场。汉人的“天地会”内在纷争不断，满人的皇帝反而以“永不加赋”照顾人民的政策来巩固政权。怎么能说由汉人建立的王朝就必然比满洲人建立的王朝要来得好呢？
金庸还写过《碧血剑》，这是处理明末大乱的历史背景，一定要面对流寇也是汉人，而李自成建立的政权却如此残暴不堪的事实。在《碧血剑》这部小说里，金庸以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的堕落腐败来解释流寇的失败，但他自己显然都没有被这个说法说服。
他从袁崇焕之死写起，就必须写崇祯皇帝，也写了这位皇帝自杀之前还要砍杀女儿的狂乱行为。很显然，金庸不得不动摇他原本所信守的种族主义立场。
历史的事实是，明朝政权没有那么多抽象的、高贵的价值建树值得士大夫效忠。那么他们效忠什么？他们效忠于朝廷，效忠于君主，即使这个朝代将近百年没有出现过像样的君主，君主没有成就过几件像样的事，士大夫还是保持效忠的态度。
而且，为了保有皇权在这个政权当中的地位，理所当然地和宫中的宦官结合在一起，从而让国家官僚体制可以维持正常运作。一边所有人都为了皇帝家里的事，分别派系、彼此倾轧；另外一边士大夫联合看顾农民与赋税基础，让国家体制可以继续存在。
在这种状况下，坚持忠于这个王朝、这个政权真的那么有道理吗？
04.现成的财富？残破的大地
过去的历史对这部分叙述过于凸显，是出于厌恶满洲人而做的选择。我们今天不需要再跟随这样的原则，可以换不一样的原则、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观点，看到历史不一样的面向。
西方的汉学家们没有汉人与满人的民族冲突包袱，他们会看到不一样的历史。在欧立德（Mark C. Elliott）掀起“新清史”的争议之前，西方汉学家对于明清史的研究大致有两个清楚的脉络：
第一，他们对明朝的普遍看法是民间活力旺盛，城市和商业发展到达惊人的高峰。然而相对地，朝廷不再是真正的国家中心，因为朝廷无法领导社会，甚至正因为“官退”，所以会有“民进”的热闹现象。这是“官退民进”，在朝廷管不到的地方，爆发了最值得重视、最值得研究的变化。
第二，对于满清统治的描述，应该要建立在他们入关的时候所要面对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实况的基础上。当满洲人入关、进入到中国，那并不是一个多么诱人的中国，可以作为轻松且容易享受的战利品；那不是一笔现成的财富，可以让满洲人简单地以武力来占夺。
那是流寇肆虐之后的中国，是农业残破的大地，是政府机构不只是短时间失能，而是长时间荒败后的一种瓦解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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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将他聚焦写清初历史的专书命名为《伟业》（也译作《洪业》）
清人要留在关内，就必须要决心来处理这个巨大的难题：如何恢复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在残破的条件下重建一个能够有效统治的政权。
从大一点的角度来看，这是汉人中心本位立场，也是“驱除鞑虏”革命情绪当中绝对不愿意看到、不愿意承认的成就。从小一点的角度和细节处来看，魏斐德提醒我们：这是远超过一般想象的大工程。
满洲人当然有野心，但他们原本的野心绝对不可能是预期以这种方式进入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统治整个中国。中国的江山是在他们没有准备好的情况底下，突然落在他们头上的。
关键年份是一六四四年，两件历史大事同时发生。一件是李自成率领的流寇部队攻进到了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另外一件是满洲领袖皇太极在前一年去世，由当时才六岁的第九子福临接了位子，隔年改为顺治元年。
崇祯十七年农历三月十九日，崇祯一朝结束了，大明朝失去了首都。明朝的大变乱，同时也就冲击到了才刚刚失去了领导人的满清。
这一年，诸多的历史因素全部聚拢在一起，造成了一个划时代的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