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

其原则是先知其然，而后知其所以然。以桥梁建筑专业为例，大学一年级先学施工条例，二年级则学设计规范。这些学习内容不必解释条例和规范的理论基础，只说明其内在的联系。到三年级可以学结构力学，四年级则学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和普通物理。但桥梁专业的微积分和物理学可以不同于机械系的，它们各有侧重点，有各自的例题和习题。学生越是到高年级，越是明白自己在低年级所学的道理，也就明白还有哪些道理至今在科学上还没有办法解释。于是学习成为一个自然的延续过程，成为一种终身的事业：活到老、学到老。 这样一种新的工程教育有一系列的优点： 1、不一定非得到四年级（五年级）才算大学毕业，而是任何一个年级都可以毕业就业。一年级的学生可以在施工现场为工长；二年级的毕业生可以为设计室技术员；全程毕业可以做研究工作或为教授。高级人才的需求量本来就比较少，这正好和新体制下各年级毕业的人数大体相符。 2、任何一个年级都可以招收新生。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干了很多年之后，感到有深造的必要，就可以继续入学。所以新体制有较大的灵活性，它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程度的人才需求。 3、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多半希望进研究院或设计院，再不就是留校教书，把读书本身当做了目的，而不是“学以致用”。他们的学问多少有点儿偏重畸轻。另一方面不少现场经验丰富的工人干部，尽管才华出众，一旦走上工人、技师这条路，却再也无望成为教授、研究员。世界上有些国家实行双轨制教育、即中学毕业后可以选择进职业学校或正规大学。这种制度虽有利于满足不同程度的人才需求，却易形成社会中的等级观念。而“习而学的工程教育”却兼有双轨制和单轨制的优点。 4、新体制下，大的工厂、施工现场都可以开办正式大学。有志于学的不同年龄的人都能很容易地进入大学一二年级。学校教的东西来源于日常干的工作。这类大学特别适宜业余学习，由于学习和实际工作密切结合，学习就有兴趣，同时探索更“高深”的未知知识领域的道路又敞开着。如果大企业都能办大学，全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可以翻上几番，而增加的支出经费却很有限。 二伯这一卓越的教育思想，理应对国家和社会有重大的意义。他的这套想法由来已久，但在旧社会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新中国成立后，他确实抱着真切的希望，要在教育体制上闯出一条新路，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就写过许多文章探讨这 其原则是先知其然，而后知其所以然。以桥梁建筑专业为例，大学一年级先学施工条例，二年级则学设计规范。这些学习内容不必解释条例和规范的理论基础，只说明其内在的联系。到三年级可以学结构力学，四年级则学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和普通物理。但桥梁专业的微积分和物理学可以不同于机械系的，它们各有侧重点，有各自的例题和习题。学生越是到高年级，越是明白自己在低年级所学的道理，也就明白还有哪些道理至今在科学上还没有办法解释。于是学习成为一个自然的延续过程，成为一种终身的事业：活到老、学到老。 这样一种新的工程教育有一系列的优点： 1、不一定非得到四年级（五年级）才算大学毕业，而是任何一个年级都可以毕业就业。一年级的学生可以在施工现场为工长；二年级的毕业生可以为设计室技术员；全程毕业可以做研究工作或为教授。高级人才的需求量本来就比较少，这正好和新体制下各年级毕业的人数大体相符。 2、任何一个年级都可以招收新生。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干了很多年之后，感到有深造的必要，就可以继续入学。所以新体制有较大的灵活性，它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程度的人才需求。 3、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多半希望进研究院或设计院，再不就是留校教书，把读书本身当做了目的，而不是“学以致用”。他们的学问多少有点儿偏重畸轻。另一方面不少现场经验丰富的工人干部，尽管才华出众，一旦走上工人、技师这条路，却再也无望成为教授、研究员。世界上有些国家实行双轨制教育、即中学毕业后可以选择进职业学校或正规大学。这种制度虽有利于满足不同程度的人才需求，却易形成社会中的等级观念。而“习而学的工程教育”却兼有双轨制和单轨制的优点。 4、新体制下，大的工厂、施工现场都可以开办正式大学。有志于学的不同年龄的人都能很容易地进入大学一二年级。学校教的东西来源于日常干的工作。这类大学特别适宜业余学习，由于学习和实际工作密切结合，学习就有兴趣，同时探索更“高深”的未知知识领域的道路又敞开着。如果大企业都能办大学，全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可以翻上几番，而增加的支出经费却很有限。 二伯这一卓越的教育思想，理应对国家和社会有重大的意义。他的这套想法由来已久，但在旧社会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新中国成立后，他确实抱着真切的希望，要在教育体制上闯出一条新路，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就写过许多文章探讨这        习而学的工程教育         ——纪念二伯茅以升                茅于轼 个设想，但这个变革牵扯的面太广，不但要有教育主管部门的同意，还要准备新的教材、新的师资、新的入学和毕业考核办法。这一切光凭单枪匹马，没有一个庞大的班子是不可能完成的。可是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他最得力的助手也被打成右派，调到边远山区，他的设想也就束之高阁了。“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改革之风吹遍神州大地。他那三十年前的想法又在头脑里活动起来，可是他已年逾八旬，视力减退，难于阅读，更艰于动笔，旧时的雄心，终于随年龄的增长熄灭了。现在大家在纪念他，我认为最好的纪念方法，是将他最有益于人类的思想继承下来，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逐渐付诸实施。 作者简介：茅于轼（1929.1.14—），现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出生于南京，茅以升先生侄子。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950年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1985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任访问学者，1993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与其他四位著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代表作：《择优分配原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谁妨碍我们致富》、《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等。     二伯茅以升学识渊博，思想活跃，思路敏捷，见解新颖，我觉得和他谈天是一种最好的享受。说来很凑巧，从五十年代到二伯逝世，我们始终住得很近。二伯是我国桥梁工程的先驱者，而我也是学工程的（不过是机械工程），因此在子侄辈中，他和我谈得最多，也最投机。“文革”以前，没有时间就一个题目连续地和我谈，因此也深入不了。“文革”开始后，他靠了边，我和他谈话的机会多了。同时，我也年近四十，阅历多了，对他的思想更容易领会。     我们谈的题目涉及到工程和科技的各个方面。他曾经想改造整个力学体系，废弃力的概念，改用能的概念。事实上现在大家认识到的力学现象本质上都是能的传递、储存、释放和形态的转变。他甚至拟订了一本“能学”教科书的章节提纲，如果他能精力充沛地多活几年，这本教科书也许可以问世，那就可能引起整个物理学观念的革新。他还提出过科学和技术的新定义，沿着这个思路，科学和技术可以各自建立起学科体系，这对于工程教育、科普活动、科技研究都有时间上的指导意义。但他的许多主张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把颠倒了的工程教育顺序恢复过来，即他称之谓“习而学的工程教育”。为此，他曾写过一系列文章和一本小册子。     知识是从实践中归纳出来的，越是基础性的规律，越是抽象，离开实践也越远，也更难以掌握。而学习的原则应该是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可是现在的大学工程教育却反其道而行。大学一年级先学微积分和物理学，这些概念抽象，不容易掌握，而越是高年级反而越接近实际，抽象的概念越少。学习成了先难后易。一个有志于献身桥梁建设的青年人，进大学首先遇到的是和造桥无直接关系的数学、力学，他的专业兴趣不容易培养。有的人有极高的施工组织才能，但不善于抽象思维。这样的人才在现有的教育模式中很可能被排除在大学之外。相反，现在大学毕业的优秀学生多半长于逻辑推理和概念应用，却未见的有组织能力。如果让他们去指挥施工，很可能出现工序衔接、质量监督、人事配合等实际工作的混乱。人才应该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可是现在的大学教育却偏重理论而相对地忽视实践。这种教育顺序不但违背了先易后难的原则，而且造就了学生善于动脑而拙于动手。结果不能不对我国的工程建设产生不利的影响，不难出现高超的设计，但难于使其变成现实。 有鉴于此，二伯提出一个新的教育顺序，其原则是先知其然，而后知其所以然。以桥梁建筑专业为例，大学一年级先学施工条例，二年级则学设计规范。这些学习内容不必解释条例和规范的理论基础，只说明其内在的联系。到三年级可以学结构力学，四年级则学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和普通物理。但桥梁专业的微积分和物理学可以不同于机械系的，它们各有侧重点，有各自的例题和习题。学生越是到高年级，越是明白自己在低年级所学的道理，也就明白还有哪些道理至今在科学上还没有办法解释。于是学习成为一个自然的延续过程，成为一种终身的事业：活到老、学到老。     这样一种新的工程教育有一系列的优点：     1、不一定非得到四年级（五年级）才算大学毕业，而是任何一个年级都可以毕业就业。一年级的学生可以在施工现场为工长；二年级的毕业生可以为设计室技术员；全程毕业可以做研究工作或为教授。高级人才的需求量本来就比较少，这正好和新体制下各年级毕业的人数大体相符。     2、任何一个年级都可以招收新生。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干了很多年之后，感到有深造的必要，就可以继续入学。所以新体制有较大的灵活性，它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程度的人才需求。     3、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多半希望进研究院或设计院，再不就是留校教书，把读书本身当做了目的，而不是“学以致用”。他们的学问多少有点儿偏重畸轻。另一方面不少现场经验丰富的工人干部，尽管才华出众，一旦走上工人、技师这条路，却再也无望成为教授、研究员。世界上有些国家实行双轨制教育、即中学毕业后可以选择进职业学校或正规大学。这种制度虽有利于满足不同程度的人才需求，却易形成社会中的等级观念。而“习而学的工程教育”却兼有双轨制和单轨制的优点。 其原则是先知其然，而后知其所以然。以桥梁建筑专业为例，大学一年级先学施工条例，二年级则学设计规范。这些学习内容不必解释条例和规范的理论基础，只说明其内在的联系。到三年级可以学结构力学，四年级则学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和普通物理。但桥梁专业的微积分和物理学可以不同于机械系的，它们各有侧重点，有各自的例题和习题。学生越是到高年级，越是明白自己在低年级所学的道理，也就明白还有哪些道理至今在科学上还没有办法解释。于是学习成为一个自然的延续过程，成为一种终身的事业：活到老、学到老。 这样一种新的工程教育有一系列的优点： 1、不一定非得到四年级（五年级）才算大学毕业，而是任何一个年级都可以毕业就业。一年级的学生可以在施工现场为工长；二年级的毕业生可以为设计室技术员；全程毕业可以做研究工作或为教授。高级人才的需求量本来就比较少，这正好和新体制下各年级毕业的人数大体相符。 2、任何一个年级都可以招收新生。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干了很多年之后，感到有深造的必要，就可以继续入学。所以新体制有较大的灵活性，它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程度的人才需求。 3、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多半希望进研究院或设计院，再不就是留校教书，把读书本身当做了目的，而不是“学以致用”。他们的学问多少有点儿偏重畸轻。另一方面不少现场经验丰富的工人干部，尽管才华出众，一旦走上工人、技师这条路，却再也无望成为教授、研究员。世界上有些国家实行双轨制教育、即中学毕业后可以选择进职业学校或正规大学。这种制度虽有利于满足不同程度的人才需求，却易形成社会中的等级观念。而“习而学的工程教育”却兼有双轨制和单轨制的优点。 4、新体制下，大的工厂、施工现场都可以开办正式大学。有志于学的不同年龄的人都能很容易地进入大学一二年级。学校教的东西来源于日常干的工作。这类大学特别适宜业余学习，由于学习和实际工作密切结合，学习就有兴趣，同时探索更“高深”的未知知识领域的道路又敞开着。如果大企业都能办大学，全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可以翻上几番，而增加的支出经费却很有限。 二伯这一卓越的教育思想，理应对国家和社会有重大的意义。他的这套想法由来已久，但在旧社会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新中国成立后，他确实抱着真切的希望，要在教育体制上闯出一条新路，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就写过许多文章探讨这     4、新体制下，大的工厂、施工现场都可以开办正式大学。有志于学的不同年龄的人都能很容易地进入大学一二年级。学校教的东西来源于日常干的工作。这类大学特别适宜业余学习，由于学习和实际工作密切结合，学习就有兴趣，同时探索更“高深”的未知知识领域的道路又敞开着。如果大企业都能办大学，全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可以翻上几番，而增加的支出经费却很有限。 个设想，但这个变革牵扯的面太广，不但要有教育主管部门的同意，还要准备新的教材、新的师资、新的入学和毕业考核办法。这一切光凭单枪匹马，没有一个庞大的班子是不可能完成的。可是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他最得力的助手也被打成右派，调到边远山区，他的设想也就束之高阁了。“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改革之风吹遍神州大地。他那三十年前的想法又在头脑里活动起来，可是他已年逾八旬，视力减退，难于阅读，更艰于动笔，旧时的雄心，终于随年龄的增长熄灭了。现在大家在纪念他，我认为最好的纪念方法，是将他最有益于人类的思想继承下来，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逐渐付诸实施。 作者简介：茅于轼（1929.1.14—），现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出生于南京，茅以升先生侄子。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950年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1985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任访问学者，1993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与其他四位著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代表作：《择优分配原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谁妨碍我们致富》、《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等。     二伯这一卓越的教育思想，理应对国家和社会有重大的意义。他的这套想法由来已久，但在旧社会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新中国成立后，他确实抱着真切的希望，要在教育体制上闯出一条新路，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就写过许多文章探讨这个设想，但这个变革牵扯的面太广，不但要有教育主管部门的同意，还要准备新的教材、新的师资、新的入学和毕业考核办法。这一切光凭单枪匹马，没有一个庞大的班子是不可能完成的。可是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他最得力的助手也被打成右派，调到边远山区，他的设想也就束之高阁了。“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改革之风吹遍神州大地。他那三十年前的想法又在头脑里活动起来，可是他已年逾八旬，视力减退，难于阅读，更艰于动笔，旧时的雄心，终于随年龄的增长熄灭了。现在大家在纪念他，我认为最好的纪念方法，是将他最有益于人类的思想继承下来，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逐渐付诸实施。   作者简介：茅于轼（1929.1.14—），现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出生于南京，茅以升先生侄子。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950年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1985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任访问学者，1993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与其他四位著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代表作：《择优分配原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谁妨碍我们致富》、《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等。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公共治理 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在过去的十八年中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尽了自己的努力，为改革开放的推进做出了贡献。虽然作为一个民间的独立研究机构，力量非常微小，但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点自不量力。只要能起一点作用，就会尽力去做。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家总结其成果时，即使最苛刻的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经济上的伟大成就。我认为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一百多年来，只有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走上了轨道。将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把这个阶段看成是中国几千年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中国在外观上已经换了一个国家，现在我们有无数的高楼大厦，四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长江上建了五十多座大桥，每年有一亿多人坐飞机旅行，这是中国几千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但是在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政府的廉洁没有改善，财富的分配过于偏向富人，人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这些问题形成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它的根子还是在政治体制的不相适应上。在经济体制方面我们大体上完成了向一个现代化市场制度的转型过程，但是在政治上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应配合，经济改革的成果很难维持，更谈不上巩固和前进。近来学术界和政府都在议论中国是否已经崛起，或者中国离开一个世界大国还有多远。其实，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中国的政治是否已经走上法治和民主。尽管在最近一次宪法修改中把追求人权，法治，民主都写了进去，但没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些目标。宪法是指出了我们的奋斗方向。 政治改革必须跟上来，这一情况在九十年代末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然而天则所能够为此做些什么呢？这个领域不但很难找到切入点，而且从一个民间学术机构的立场来看，也是一个具有风险的议题。我们认识到，一方面现有的政治制度要改，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现阶段必需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的改革如果过去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今后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不可能完成。所以现阶段我们要研究的不是像三权分立，全民选举，多党制等问题，而是从技术层面上帮助执政党改善他的效率，增加他的透明度，从而保障人民的权益。从1998年开始，天则所启动了“政府体制改革”的大课题。每年一个阶段，一共做了五年。最后出版了一本书《公正。透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之路》。第二本书已经在2009年出版。全部研究包括47个子课题。例如“我国省部级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研究”；“户籍限制人口流动的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及对策”；“论我国的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传媒监督制度研究”；“中国法律，法规立法权限的合宪性审查”‘“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等非常重要的问题。 随着我国贫富分化现象的日益严重，天则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基本权利方面。大家注意到外观可见的贫富分化，但是不大能注意到看不到的人与人权利方面的差异。我国解放后致力于消灭贫富的差异，实际上是消灭了富人， 把大家都变成了穷人。而同时扩大了人与人地位的不平，权利的不平。特别严重的是把农民降为二等公民，他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财产任人剥夺，不能进城，不允许农民自己从事生产，堵绝了他们一切生财之道。在城市里又有人为的阶级划分和政治地位的划分。最可靠的是三代贫农，他们是提拔对象。而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是不能入党，不能提干，不能参军，甚至不能上大学。改革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地位不同，权利不同仍然没有受到关注，受关注的主要是贫富的分化，因为这一现象可以看得到，地位的不同并不能直观被看到，可是这才是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尽管各国政府在限制贫富分化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是事实上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现在世界上最富的人，像比尔。盖茨，他的财产超过埃塞俄比亚穷人的财产几亿倍。财富的差异丝毫也没能缩小。而人与人地位的不平确实是逐渐在消灭。服务员为客人服务，不论这个客人是谁，都要向服务员道谢。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在一百年以前慈禧太后不会向李莲英道谢，他们的地位不平等，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 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应该如何等待贫富分化和地位分化。因此天则所在2005年开始注意基本权利的研究，并启动了关于基本权利的课题。我们先把重点放在了经济人权方面。两年后的2007年完成了中国经济人权的研究。研究肯定了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人权有了明显的改善。其中除了因为工伤死亡增加而劳动权在2001-2003年中有一段下降之外，其他的教育权，健康权都在稳定上升。研究也说明，经济人权的改善是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财富的增长是人们权利改善的前提。虽然我们的收入分配不够公平，但是最底层的人民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反思在文化革命时，大家追求绝对平等，结果是各种权利的全面倒退，全民性的绝对贫困化，有两三亿人一年中有几个月缺粮。那时候中国人没有基本权利，也没有温饱。一个悲惨的穷平等是没有吸引力的。它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光讲平等，只能是穷人之间的内斗，越斗越穷。而发展是建立在基本权利的保障之下的。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自由扩大了，人权改善了，财产有了保护，财富就生产出来了。 在2007年，民众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实际上是对权势和地位不平的抵制。是谁侵犯了基本权利？是有地位的权势者。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贫富差距可以看得到，但其主要根源在于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现在中国最有权势的显然是政府，问题也出在百姓很难监督政府。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决定成立政府公共治理研究课题，旨在给各地政府的业绩评分。天则所以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的身份，对各个省会城市的政府的业绩做调查，并给出定量的评价。 这样的对省会城市的评分还可能有两个用场，第一是可以建立一个各省会城市之间在公共治理方面的竞争环境。在现阶段的中国，百姓对政府的监督能力是很差的。现在有了一个独立公正的机构对他们的公共治理工作做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公共治理 把大家都变成了穷人。而同时扩大了人与人地位的不平，权利的不平。特别严重的是把农民降为二等公民，他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财产任人剥夺，不能进城，不允许农民自己从事生产，堵绝了他们一切生财之道。在城市里又有人为的阶级划分和政治地位的划分。最可靠的是三代贫农，他们是提拔对象。而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是不能入党，不能提干，不能参军，甚至不能上大学。改革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地位不同，权利不同仍然没有受到关注，受关注的主要是贫富的分化，因为这一现象可以看得到，地位的不同并不能直观被看到，可是这才是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尽管各国政府在限制贫富分化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是事实上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现在世界上最富的人，像比尔。盖茨，他的财产超过埃塞俄比亚穷人的财产几亿倍。财富的差异丝毫也没能缩小。而人与人地位的不平确实是逐渐在消灭。服务员为客人服务，不论这个客人是谁，都要向服务员道谢。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在一百年以前慈禧太后不会向李莲英道谢，他们的地位不平等，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 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应该如何等待贫富分化和地位分化。因此天则所在2005年开始注意基本权利的研究，并启动了关于基本权利的课题。我们先把重点放在了经济人权方面。两年后的2007年完成了中国经济人权的研究。研究肯定了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人权有了明显的改善。其中除了因为工伤死亡增加而劳动权在2001-2003年中有一段下降之外，其他的教育权，健康权都在稳定上升。研究也说明，经济人权的改善是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财富的增长是人们权利改善的前提。虽然我们的收入分配不够公平，但是最底层的人民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反思在文化革命时，大家追求绝对平等，结果是各种权利的全面倒退，全民性的绝对贫困化，有两三亿人一年中有几个月缺粮。那时候中国人没有基本权利，也没有温饱。一个悲惨的穷平等是没有吸引力的。它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光讲平等，只能是穷人之间的内斗，越斗越穷。而发展是建立在基本权利的保障之下的。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自由扩大了，人权改善了，财产有了保护，财富就生产出来了。 在2007年，民众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实际上是对权势和地位不平的抵制。是谁侵犯了基本权利？是有地位的权势者。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贫富差距可以看得到，但其主要根源在于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现在中国最有权势的显然是政府，问题也出在百姓很难监督政府。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决定成立政府公共治理研究课题，旨在给各地政府的业绩评分。天则所以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的身份，对各个省会城市的政府的业绩做调查，并给出定量的评价。 这样的对省会城市的评分还可能有两个用场，第一是可以建立一个各省会城市之间在公共治理方面的竞争环境。在现阶段的中国，百姓对政府的监督能力是很差的。现在有了一个独立公正的机构对他们的公共治理工作做           茅于轼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公共治理 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在过去的十八年中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尽了自己的努力，为改革开放的推进做出了贡献。虽然作为一个民间的独立研究机构，力量非常微小，但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点自不量力。只要能起一点作用，就会尽力去做。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家总结其成果时，即使最苛刻的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经济上的伟大成就。我认为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一百多年来，只有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走上了轨道。将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把这个阶段看成是中国几千年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中国在外观上已经换了一个国家，现在我们有无数的高楼大厦，四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长江上建了五十多座大桥，每年有一亿多人坐飞机旅行，这是中国几千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但是在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政府的廉洁没有改善，财富的分配过于偏向富人，人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这些问题形成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它的根子还是在政治体制的不相适应上。在经济体制方面我们大体上完成了向一个现代化市场制度的转型过程，但是在政治上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应配合，经济改革的成果很难维持，更谈不上巩固和前进。近来学术界和政府都在议论中国是否已经崛起，或者中国离开一个世界大国还有多远。其实，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中国的政治是否已经走上法治和民主。尽管在最近一次宪法修改中把追求人权，法治，民主都写了进去，但没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些目标。宪法是指出了我们的奋斗方向。 政治改革必须跟上来，这一情况在九十年代末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然而天则所能够为此做些什么呢？这个领域不但很难找到切入点，而且从一个民间学术机构的立场来看，也是一个具有风险的议题。我们认识到，一方面现有的政治制度要改，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现阶段必需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的改革如果过去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今后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不可能完成。所以现阶段我们要研究的不是像三权分立，全民选举，多党制等问题，而是从技术层面上帮助执政党改善他的效率，增加他的透明度，从而保障人民的权益。从1998年开始，天则所启动了“政府体制改革”的大课题。每年一个阶段，一共做了五年。最后出版了一本书《公正。透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之路》。第二本书已经在2009年出版。全部研究包括47个子课题。例如“我国省部级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研究”；“户籍限制人口流动的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及对策”；“论我国的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传媒监督制度研究”；“中国法律，法规立法权限的合宪性审查”‘“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等非常重要的问题。 随着我国贫富分化现象的日益严重，天则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基本权利方面。大家注意到外观可见的贫富分化，但是不大能注意到看不到的人与人权利方面的差异。我国解放后致力于消灭贫富的差异，实际上是消灭了富人，       天则经济研究所在过去的十八年中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尽了自己的努力，为改革开放的推进做出了贡献。虽然作为一个民间的独立研究机构，力量非常微小，但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点自不量力。只要能起一点作用，就会尽力去做。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家总结其成果时，即使最苛刻的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经济上的伟大成就。我认为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一百多年来，只有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走上了轨道。将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把这个阶段看成是中国几千年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中国在外观上已经换了一个国家，现在我们有无数的高楼大厦，四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长江上建了五十多座大桥，每年有一亿多人坐飞机旅行，这是中国几千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把大家都变成了穷人。而同时扩大了人与人地位的不平，权利的不平。特别严重的是把农民降为二等公民，他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财产任人剥夺，不能进城，不允许农民自己从事生产，堵绝了他们一切生财之道。在城市里又有人为的阶级划分和政治地位的划分。最可靠的是三代贫农，他们是提拔对象。而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是不能入党，不能提干，不能参军，甚至不能上大学。改革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地位不同，权利不同仍然没有受到关注，受关注的主要是贫富的分化，因为这一现象可以看得到，地位的不同并不能直观被看到，可是这才是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尽管各国政府在限制贫富分化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是事实上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现在世界上最富的人，像比尔。盖茨，他的财产超过埃塞俄比亚穷人的财产几亿倍。财富的差异丝毫也没能缩小。而人与人地位的不平确实是逐渐在消灭。服务员为客人服务，不论这个客人是谁，都要向服务员道谢。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在一百年以前慈禧太后不会向李莲英道谢，他们的地位不平等，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 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应该如何等待贫富分化和地位分化。因此天则所在2005年开始注意基本权利的研究，并启动了关于基本权利的课题。我们先把重点放在了经济人权方面。两年后的2007年完成了中国经济人权的研究。研究肯定了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人权有了明显的改善。其中除了因为工伤死亡增加而劳动权在2001-2003年中有一段下降之外，其他的教育权，健康权都在稳定上升。研究也说明，经济人权的改善是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财富的增长是人们权利改善的前提。虽然我们的收入分配不够公平，但是最底层的人民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反思在文化革命时，大家追求绝对平等，结果是各种权利的全面倒退，全民性的绝对贫困化，有两三亿人一年中有几个月缺粮。那时候中国人没有基本权利，也没有温饱。一个悲惨的穷平等是没有吸引力的。它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光讲平等，只能是穷人之间的内斗，越斗越穷。而发展是建立在基本权利的保障之下的。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自由扩大了，人权改善了，财产有了保护，财富就生产出来了。 在2007年，民众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实际上是对权势和地位不平的抵制。是谁侵犯了基本权利？是有地位的权势者。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贫富差距可以看得到，但其主要根源在于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现在中国最有权势的显然是政府，问题也出在百姓很难监督政府。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决定成立政府公共治理研究课题，旨在给各地政府的业绩评分。天则所以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的身份，对各个省会城市的政府的业绩做调查，并给出定量的评价。 这样的对省会城市的评分还可能有两个用场，第一是可以建立一个各省会城市之间在公共治理方面的竞争环境。在现阶段的中国，百姓对政府的监督能力是很差的。现在有了一个独立公正的机构对他们的公共治理工作做     但是在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政府的廉洁没有改善，财富的分配过于偏向富人，人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这些问题形成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它的根子还是在政治体制的不相适应上。在经济体制方面我们大体上完成了向一个现代化市场制度的转型过程，但是在政治上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应配合，经济改革的成果很难维持，更谈不上巩固和前进。近来学术界和政府都在议论中国是否已经崛起，或者中国离开一个世界大国还有多远。其实，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中国的政治是否已经走上法治和民主。尽管在最近一次宪法修改中把追求人权，法治，民主都写了进去，但没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些目标。宪法是指出了我们的奋斗方向。 出评价，客观上能够提供一个信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百姓能够看到自己的城市在为人民服务方面和其他城市比较做得怎样。这样的信息无形之中会对当地政府出生竞争压力。不过这样的竞争压力不是短时间所能够建立起来的，这需要多年的资料积累。第二个用场是给干部评价增加一个信息源。干部工作的好坏非常需要客观评价。然而在正式体制内的信息容易有偏差，由于各种利益的牵扯，信息很容易被扭曲。由一个独立非民间研究机构来做，信息不大容易失真。客观真实的信息对人事部门和组织部门是一个宝贵的基础材料。 最初，我们计划以一个省为对象。后来发现农村的调查十分困难，所以就压缩为对省会城市的调查。调查采用入户面对面访问的方法。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在问卷的设计上。最近几年有许多单位为了不同的目的做了问卷调查，如世界银行，中国社科院，国民经济研究所，他们的研究给了我们很有用的参考和方便。确定了问卷，以后的任务就是入户采样，取得答案。这个工作我们委托给我国享有盛名的零点调查公司去做。他们富有经验，有庞大的专业调查队伍，能够保证取得可靠的真实信息。在数据整理上2007和2008 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我们又拿同一年的数据用不同的数据整理方法做了比较。2007年通过访问获得了三千多个有效答卷。2008年获得了六千多个答卷。抽样方法2008年比上一年有了改进，使样本的覆盖面更广一些。 2010年天则所又作了第三次调研，结果已经出来。我们做这项工作有了四年的经验。我们会一年年做下去，以求越做越好，成为一个值得公众信赖的，有价值的信息源。     政治改革必须跟上来，这一情况在九十年代末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然而天则所能够为此做些什么呢？这个领域不但很难找到切入点，而且从一个民间学术机构的立场来看，也是一个具有风险的议题。我们认识到，一方面现有的政治制度要改，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现阶段必需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的改革如果过去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今后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不可能完成。所以现阶段我们要研究的不是像三权分立，全民选举，多党制等问题，而是从技术层面上帮助执政党改善他的效率，增加他的透明度，从而保障人民的权益。从1998年开始，天则所启动了“政府体制改革”的大课题。每年一个阶段，一共做了五年。最后出版了一本书《公正。透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之路》。第二本书已经在2009年出版。全部研究包括47个子课题。例如“我国省部级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研究”；“户籍限制人口流动的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及对策”；“论我国的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传媒监督制度研究”；“中国法律，法规立法权限的合宪性审查”‘“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等非常重要的问题。 把大家都变成了穷人。而同时扩大了人与人地位的不平，权利的不平。特别严重的是把农民降为二等公民，他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财产任人剥夺，不能进城，不允许农民自己从事生产，堵绝了他们一切生财之道。在城市里又有人为的阶级划分和政治地位的划分。最可靠的是三代贫农，他们是提拔对象。而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是不能入党，不能提干，不能参军，甚至不能上大学。改革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地位不同，权利不同仍然没有受到关注，受关注的主要是贫富的分化，因为这一现象可以看得到，地位的不同并不能直观被看到，可是这才是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尽管各国政府在限制贫富分化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是事实上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现在世界上最富的人，像比尔。盖茨，他的财产超过埃塞俄比亚穷人的财产几亿倍。财富的差异丝毫也没能缩小。而人与人地位的不平确实是逐渐在消灭。服务员为客人服务，不论这个客人是谁，都要向服务员道谢。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在一百年以前慈禧太后不会向李莲英道谢，他们的地位不平等，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 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应该如何等待贫富分化和地位分化。因此天则所在2005年开始注意基本权利的研究，并启动了关于基本权利的课题。我们先把重点放在了经济人权方面。两年后的2007年完成了中国经济人权的研究。研究肯定了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人权有了明显的改善。其中除了因为工伤死亡增加而劳动权在2001-2003年中有一段下降之外，其他的教育权，健康权都在稳定上升。研究也说明，经济人权的改善是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财富的增长是人们权利改善的前提。虽然我们的收入分配不够公平，但是最底层的人民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反思在文化革命时，大家追求绝对平等，结果是各种权利的全面倒退，全民性的绝对贫困化，有两三亿人一年中有几个月缺粮。那时候中国人没有基本权利，也没有温饱。一个悲惨的穷平等是没有吸引力的。它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光讲平等，只能是穷人之间的内斗，越斗越穷。而发展是建立在基本权利的保障之下的。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自由扩大了，人权改善了，财产有了保护，财富就生产出来了。 在2007年，民众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实际上是对权势和地位不平的抵制。是谁侵犯了基本权利？是有地位的权势者。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贫富差距可以看得到，但其主要根源在于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现在中国最有权势的显然是政府，问题也出在百姓很难监督政府。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决定成立政府公共治理研究课题，旨在给各地政府的业绩评分。天则所以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的身份，对各个省会城市的政府的业绩做调查，并给出定量的评价。 这样的对省会城市的评分还可能有两个用场，第一是可以建立一个各省会城市之间在公共治理方面的竞争环境。在现阶段的中国，百姓对政府的监督能力是很差的。现在有了一个独立公正的机构对他们的公共治理工作做     随着我国贫富分化现象的日益严重，天则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基本权利方面。大家注意到外观可见的贫富分化，但是不大能注意到看不到的人与人权利方面的差异。我国解放后致力于消灭贫富的差异，实际上是消灭了富人，把大家都变成了穷人。而同时扩大了人与人地位的不平，权利的不平。特别严重的是把农民降为二等公民，他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财产任人剥夺，不能进城，不允许农民自己从事生产，堵绝了他们一切生财之道。在城市里又有人为的阶级划分和政治地位的划分。最可靠的是三代贫农，他们是提拔对象。而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是不能入党，不能提干，不能参军，甚至不能上大学。改革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地位不同，权利不同仍然没有受到关注，受关注的主要是贫富的分化，因为这一现象可以看得到，地位的不同并不能直观被看到，可是这才是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尽管各国政府在限制贫富分化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是事实上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现在世界上最富的人，像比尔。盖茨，他的财产超过埃塞俄比亚穷人的财产几亿倍。财富的差异丝毫也没能缩小。而人与人地位的不平确实是逐渐在消灭。服务员为客人服务，不论这个客人是谁，都要向服务员道谢。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在一百年以前慈禧太后不会向李莲英道谢，他们的地位不平等，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 把大家都变成了穷人。而同时扩大了人与人地位的不平，权利的不平。特别严重的是把农民降为二等公民，他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财产任人剥夺，不能进城，不允许农民自己从事生产，堵绝了他们一切生财之道。在城市里又有人为的阶级划分和政治地位的划分。最可靠的是三代贫农，他们是提拔对象。而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是不能入党，不能提干，不能参军，甚至不能上大学。改革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地位不同，权利不同仍然没有受到关注，受关注的主要是贫富的分化，因为这一现象可以看得到，地位的不同并不能直观被看到，可是这才是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尽管各国政府在限制贫富分化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是事实上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现在世界上最富的人，像比尔。盖茨，他的财产超过埃塞俄比亚穷人的财产几亿倍。财富的差异丝毫也没能缩小。而人与人地位的不平确实是逐渐在消灭。服务员为客人服务，不论这个客人是谁，都要向服务员道谢。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在一百年以前慈禧太后不会向李莲英道谢，他们的地位不平等，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 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应该如何等待贫富分化和地位分化。因此天则所在2005年开始注意基本权利的研究，并启动了关于基本权利的课题。我们先把重点放在了经济人权方面。两年后的2007年完成了中国经济人权的研究。研究肯定了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人权有了明显的改善。其中除了因为工伤死亡增加而劳动权在2001-2003年中有一段下降之外，其他的教育权，健康权都在稳定上升。研究也说明，经济人权的改善是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财富的增长是人们权利改善的前提。虽然我们的收入分配不够公平，但是最底层的人民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反思在文化革命时，大家追求绝对平等，结果是各种权利的全面倒退，全民性的绝对贫困化，有两三亿人一年中有几个月缺粮。那时候中国人没有基本权利，也没有温饱。一个悲惨的穷平等是没有吸引力的。它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光讲平等，只能是穷人之间的内斗，越斗越穷。而发展是建立在基本权利的保障之下的。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自由扩大了，人权改善了，财产有了保护，财富就生产出来了。 在2007年，民众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实际上是对权势和地位不平的抵制。是谁侵犯了基本权利？是有地位的权势者。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贫富差距可以看得到，但其主要根源在于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现在中国最有权势的显然是政府，问题也出在百姓很难监督政府。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决定成立政府公共治理研究课题，旨在给各地政府的业绩评分。天则所以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的身份，对各个省会城市的政府的业绩做调查，并给出定量的评价。 这样的对省会城市的评分还可能有两个用场，第一是可以建立一个各省会城市之间在公共治理方面的竞争环境。在现阶段的中国，百姓对政府的监督能力是很差的。现在有了一个独立公正的机构对他们的公共治理工作做     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应该如何等待贫富分化和地位分化。因此天则所在2005年开始注意基本权利的研究，并启动了关于基本权利的课题。我们先把重点放在了经济人权方面。两年后的2007年完成了中国经济人权的研究。研究肯定了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人权有了明显的改善。其中除了因为工伤死亡增加而劳动权在2001-2003年中有一段下降之外，其他的教育权，健康权都在稳定上升。研究也说明，经济人权的改善是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财富的增长是人们权利改善的前提。虽然我们的收入分配不够公平，但是最底层的人民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反思在文化革命时，大家追求绝对平等，结果是各种权利的全面倒退，全民性的绝对贫困化，有两三亿人一年中有几个月缺粮。那时候中国人没有基本权利，也没有温饱。一个悲惨的穷平等是没有吸引力的。它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光讲平等，只能是穷人之间的内斗，越斗越穷。而发展是建立在基本权利的保障之下的。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自由扩大了，人权改善了，财产有了保护，财富就生产出来了。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公共治理 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在过去的十八年中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尽了自己的努力，为改革开放的推进做出了贡献。虽然作为一个民间的独立研究机构，力量非常微小，但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点自不量力。只要能起一点作用，就会尽力去做。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家总结其成果时，即使最苛刻的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经济上的伟大成就。我认为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一百多年来，只有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走上了轨道。将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把这个阶段看成是中国几千年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中国在外观上已经换了一个国家，现在我们有无数的高楼大厦，四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长江上建了五十多座大桥，每年有一亿多人坐飞机旅行，这是中国几千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但是在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政府的廉洁没有改善，财富的分配过于偏向富人，人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这些问题形成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它的根子还是在政治体制的不相适应上。在经济体制方面我们大体上完成了向一个现代化市场制度的转型过程，但是在政治上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应配合，经济改革的成果很难维持，更谈不上巩固和前进。近来学术界和政府都在议论中国是否已经崛起，或者中国离开一个世界大国还有多远。其实，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中国的政治是否已经走上法治和民主。尽管在最近一次宪法修改中把追求人权，法治，民主都写了进去，但没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些目标。宪法是指出了我们的奋斗方向。 政治改革必须跟上来，这一情况在九十年代末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然而天则所能够为此做些什么呢？这个领域不但很难找到切入点，而且从一个民间学术机构的立场来看，也是一个具有风险的议题。我们认识到，一方面现有的政治制度要改，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现阶段必需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的改革如果过去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今后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不可能完成。所以现阶段我们要研究的不是像三权分立，全民选举，多党制等问题，而是从技术层面上帮助执政党改善他的效率，增加他的透明度，从而保障人民的权益。从1998年开始，天则所启动了“政府体制改革”的大课题。每年一个阶段，一共做了五年。最后出版了一本书《公正。透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之路》。第二本书已经在2009年出版。全部研究包括47个子课题。例如“我国省部级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研究”；“户籍限制人口流动的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及对策”；“论我国的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传媒监督制度研究”；“中国法律，法规立法权限的合宪性审查”‘“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等非常重要的问题。 随着我国贫富分化现象的日益严重，天则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基本权利方面。大家注意到外观可见的贫富分化，但是不大能注意到看不到的人与人权利方面的差异。我国解放后致力于消灭贫富的差异，实际上是消灭了富人，     在2007年，民众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实际上是对权势和地位不平的抵制。是谁侵犯了基本权利？是有地位的权势者。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贫富差距可以看得到，但其主要根源在于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现在中国最有权势的显然是政府，问题也出在百姓很难监督政府。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决定成立政府公共治理研究课题，旨在给各地政府的业绩评分。天则所以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的身份，对各个省会城市的政府的业绩做调查，并给出定量的评价。     这样的对省会城市的评分还可能有两个用场，第一是可以建立一个各省会城市之间在公共治理方面的竞争环境。在现阶段的中国，百姓对政府的监督能力是很差的。现在有了一个独立公正的机构对他们的公共治理工作做出评价，客观上能够提供一个信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百姓能够看到自己的城市在为人民服务方面和其他城市比较做得怎样。这样的信息无形之中会对当地政府出生竞争压力。不过这样的竞争压力不是短时间所能够建立起来的，这需要多年的资料积累。第二个用场是给干部评价增加一个信息源。干部工作的好坏非常需要客观评价。然而在正式体制内的信息容易有偏差，由于各种利益的牵扯，信息很容易被扭曲。由一个独立非民间研究机构来做，信息不大容易失真。客观真实的信息对人事部门和组织部门是一个宝贵的基础材料。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公共治理 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在过去的十八年中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尽了自己的努力，为改革开放的推进做出了贡献。虽然作为一个民间的独立研究机构，力量非常微小，但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点自不量力。只要能起一点作用，就会尽力去做。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家总结其成果时，即使最苛刻的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经济上的伟大成就。我认为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一百多年来，只有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走上了轨道。将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把这个阶段看成是中国几千年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中国在外观上已经换了一个国家，现在我们有无数的高楼大厦，四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长江上建了五十多座大桥，每年有一亿多人坐飞机旅行，这是中国几千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但是在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政府的廉洁没有改善，财富的分配过于偏向富人，人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这些问题形成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它的根子还是在政治体制的不相适应上。在经济体制方面我们大体上完成了向一个现代化市场制度的转型过程，但是在政治上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应配合，经济改革的成果很难维持，更谈不上巩固和前进。近来学术界和政府都在议论中国是否已经崛起，或者中国离开一个世界大国还有多远。其实，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中国的政治是否已经走上法治和民主。尽管在最近一次宪法修改中把追求人权，法治，民主都写了进去，但没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些目标。宪法是指出了我们的奋斗方向。 政治改革必须跟上来，这一情况在九十年代末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然而天则所能够为此做些什么呢？这个领域不但很难找到切入点，而且从一个民间学术机构的立场来看，也是一个具有风险的议题。我们认识到，一方面现有的政治制度要改，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现阶段必需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的改革如果过去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今后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不可能完成。所以现阶段我们要研究的不是像三权分立，全民选举，多党制等问题，而是从技术层面上帮助执政党改善他的效率，增加他的透明度，从而保障人民的权益。从1998年开始，天则所启动了“政府体制改革”的大课题。每年一个阶段，一共做了五年。最后出版了一本书《公正。透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之路》。第二本书已经在2009年出版。全部研究包括47个子课题。例如“我国省部级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研究”；“户籍限制人口流动的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及对策”；“论我国的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传媒监督制度研究”；“中国法律，法规立法权限的合宪性审查”‘“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等非常重要的问题。 随着我国贫富分化现象的日益严重，天则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基本权利方面。大家注意到外观可见的贫富分化，但是不大能注意到看不到的人与人权利方面的差异。我国解放后致力于消灭贫富的差异，实际上是消灭了富人，     最初，我们计划以一个省为对象。后来发现农村的调查十分困难，所以就压缩为对省会城市的调查。调查采用入户面对面访问的方法。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在问卷的设计上。最近几年有许多单位为了不同的目的做了问卷调查，如世界银行，中国社科院，国民经济研究所，他们的研究给了我们很有用的参考和方便。确定了问卷，以后的任务就是入户采样，取得答案。这个工作我们委托给我国享有盛名的零点调查公司去做。他们富有经验，有庞大的专业调查队伍，能够保证取得可靠的真实信息。在数据整理上2007和2008 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我们又拿同一年的数据用不同的数据整理方法做了比较。2007年通过访问获得了三千多个有效答卷。2008年获得了六千多个答卷。抽样方法2008年比上一年有了改进，使样本的覆盖面更广一些。 把大家都变成了穷人。而同时扩大了人与人地位的不平，权利的不平。特别严重的是把农民降为二等公民，他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财产任人剥夺，不能进城，不允许农民自己从事生产，堵绝了他们一切生财之道。在城市里又有人为的阶级划分和政治地位的划分。最可靠的是三代贫农，他们是提拔对象。而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是不能入党，不能提干，不能参军，甚至不能上大学。改革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地位不同，权利不同仍然没有受到关注，受关注的主要是贫富的分化，因为这一现象可以看得到，地位的不同并不能直观被看到，可是这才是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尽管各国政府在限制贫富分化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是事实上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现在世界上最富的人，像比尔。盖茨，他的财产超过埃塞俄比亚穷人的财产几亿倍。财富的差异丝毫也没能缩小。而人与人地位的不平确实是逐渐在消灭。服务员为客人服务，不论这个客人是谁，都要向服务员道谢。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在一百年以前慈禧太后不会向李莲英道谢，他们的地位不平等，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 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应该如何等待贫富分化和地位分化。因此天则所在2005年开始注意基本权利的研究，并启动了关于基本权利的课题。我们先把重点放在了经济人权方面。两年后的2007年完成了中国经济人权的研究。研究肯定了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人权有了明显的改善。其中除了因为工伤死亡增加而劳动权在2001-2003年中有一段下降之外，其他的教育权，健康权都在稳定上升。研究也说明，经济人权的改善是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财富的增长是人们权利改善的前提。虽然我们的收入分配不够公平，但是最底层的人民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反思在文化革命时，大家追求绝对平等，结果是各种权利的全面倒退，全民性的绝对贫困化，有两三亿人一年中有几个月缺粮。那时候中国人没有基本权利，也没有温饱。一个悲惨的穷平等是没有吸引力的。它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光讲平等，只能是穷人之间的内斗，越斗越穷。而发展是建立在基本权利的保障之下的。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自由扩大了，人权改善了，财产有了保护，财富就生产出来了。 在2007年，民众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实际上是对权势和地位不平的抵制。是谁侵犯了基本权利？是有地位的权势者。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贫富差距可以看得到，但其主要根源在于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现在中国最有权势的显然是政府，问题也出在百姓很难监督政府。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决定成立政府公共治理研究课题，旨在给各地政府的业绩评分。天则所以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的身份，对各个省会城市的政府的业绩做调查，并给出定量的评价。 这样的对省会城市的评分还可能有两个用场，第一是可以建立一个各省会城市之间在公共治理方面的竞争环境。在现阶段的中国，百姓对政府的监督能力是很差的。现在有了一个独立公正的机构对他们的公共治理工作做     2010年天则所又作了第三次调研，结果已经出来。我们做这项工作有了四年的经验。我们会一年年做下去，以求越做越好，成为一个值得公众信赖的，有价值的信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