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

作者： 苏小和  |  评论(0)  | 标签: 时事观点 读懂茅于轼先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所有人都沉湎于暂时的幸福，他却看到了危机；当所有人充满了愤怒，他又呼唤宽容；当所有人对越来越明显的贫富差距骂骂咧咧，他却认为中国在进步，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已经在上升，今天的贫富差距，和动荡的文革年代相比，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 我知道茅于轼先生诸如此类的观点，会引来排山倒海的谩骂。这是一个多么迷茫的时代啊，这个正在奔跑着的国家宽阔的马路上，奔跑着数不清的汽车，可是却有人站在马路边上骂娘，一日三餐的饭菜质量越来越好，但似乎没有人感恩，相反，仇富的心理正在暴涨，不安全的心态愈来愈强烈，我们似乎越来越不喜欢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了。 无论如何这是个奇怪的现象，有人在资本的流动中左右逢源，有人却只是一名看客。肯定是某个更加重要的问题被我们忽略了。我想说的是，民众对悬殊的贫富差距的愤恨，也许只是这个时代的表象，当中国经济发展了30多年之后，人们是不是憎恨一种更加巨大的权利差距呢？虽然很多人可能对私人权利并不清晰，但随着信息的扩展，视野的打开，人们正在隐隐渴望一种属于自己权利与自由呢？ 比如资本的权利。我们从来不缺少资本，但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缺少资本。这些资本就在那里，就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这些死亡状态的资本，显然被某种东西隐藏着，不进入统计数据，不受法律保护，无法再生产出更多的资本。我们缺乏资本的流动。常理，资本必须在流动中才能自我实现、自我增值，但这个复杂的链式过程必须有严格的所有权制度做保证，否则，链条中任何一环的故障都足以使得资本变成“死资本”。多数西方国家已无需再反思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常识啊，但是我们在常识面前，竟然理直气壮的坚守谬误。 我们对政治和资本的秘密依存关系更是不了解。“死资本”转换成“活资本”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有合适的政治与之匹配。人民似乎活在懵懂之中，看来，我们的宏大制度需要做一些必要的调整。 我们还缺少对自己的历史的了解。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一直被某种修饰过的历史所遮蔽，我们不能客观的看清楚自己的过去，当然不能理性的处理当下，以及走向未来。所谓尊重历史，反思历史，其要义就在这里，只有通过对历史的真实研究，才能发现现实社会运作的真相。我们才能不在某个相同的地方犯下同样的错误。 我们当然更缺少对法律的价值判断。真正的法律，绝不仅是书面上的条款，法律是实践中的法律，是活的法律。我们必须要回到法律的基础，回到政治的基础，回到社会的基础，认真讨论活的法律，资本的实现必须依靠法律的实现。 人们的直观仅仅停留在贫富差距之上，它像一个巨大的幌子，在空中飘扬，它让更多的人愤怒难抑。 在这些看得见的财富差距后面，我看见了一间豪华的“私人俱乐部”，看见了一种被称为“钟罩”的特权阶层歧视性制度 。而“资本的流动依赖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 之说，让更多的组织和既得利益者用“特色”之名，把更多无权无势的人们拒于市场的门外，以为他们是一些不配拥有市场、也没有资本经营能力的看客，而看客们所有的幸福，只能依赖于既得利益阶层的同情和施舍。 人们的愤怒就是从这里开始。三十年前，我们不知道自己和美国人的差距，但是现在，当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一个可以拿美国当作参照系的时候，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却仅仅成为了这个经济体的局外人。无论是在拉美，还是在俄罗斯，以及今天的中国，一些现象看上去那么相似：强大的地下经济，即使是政府三令五申，严查严打，地下银行还是在继续蔓延；显著的不平等，尤其是城市和乡村之间人为的隔离，贫富悬殊发展到让人伤心的程度，以至于有人哀叹：人和人的区别远远大于人和猴子的区别；黑帮活动四处蔓延，甚至黑帮和官员已经整合在一起，腐败发展到了俯首即拾的程度；资本在不断消耗、不断流失，本来发端于产权制度建设的国有企业改制，也因为资本流失和分配不公的原因，遭到弱势群体的反对，他们竟然不知道国有企业改制最终的受益者，肯定是弱势群体；无论是特权阶层还是弱势群体，都在公然蔑视法律，很少有人从利益制衡的角度去敬畏法律，大多数人都抱着侥幸心理寻找法律的空子，少数人凌驾于法律之上。一个本来可以期待的自由市场就这样被“钟罩”制度和文化特色侵蚀得百孔千疮。 我相信此时此刻每个思考着的人都有着相同的感受，这就是随着思考的深入，我们的眼光必然落到了权利这个关键词上。无论是哈耶克 、阿马迪亚·森 、德·索托，还是中国的茅于轼 ，他们都在强调一个道理：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还原每个人参与市场的权利，这包括了我们久违了的财产权、知情权和自由迁徙权等等。 一个普通百姓的成功和失败似乎不能引来我们的深度思索，那么我们考察一下世界上最成功、最有钱的资业家比尔·盖茨，多少中国人羡慕他的巨大的财富，可是有多少人思考过一个开放的市场、透明的资本带给他的动力？除了个人天赋之外，他的成功有多少应该归结于美国的财产所有权制度？没有美国的专利法保护制度，他能创造出多少软件革新？没有可执行的合同，他能进行多少交易和长期计划？没有有限责任制度和保险条款，他最初能承担多大的风险？没有确认和储藏资本的所有权记录，他能积累多少资本？没有可交换的所有权表述，他能汇聚多少资源？不能发行股票，他能使多少人变成百万富翁？如果他不得不在分散的村舍工业的基础上开展经营，无法用恰当的所有权工具把这些村舍工业组织起来，他能从多大规模的经济中受益？没有世袭继承制度，他如何把他的财富帝国交给他的子女和同事？ 这一连串的反问，与我们每个人有关。一个真正聪明勤劳的人，他不会坐等社会的救济和他人的施舍，他更加渴求的，应该是自由生活、自由发展的权利，应该是制度给予他生存与创造的各种机会。财富的差距，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简单的表现，权利才是需要我们矢志不渝追寻的主题。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一天也像比尔一样，生活在一个自由市场体系之下，市场赋予了我们必要的产权、经营权和知情权，我相信，每一个勤劳的中国人，都会用自己的劳动去赢得更多的财富，但是，如果这些与生俱来的权利被人悉数夺走，那么我们将永远是“钟罩”之外的看客，我们永远只能生活在愤怒与贫穷之中。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苏小和的最新更新： 郎咸平的粉丝都爱骂人 / 2010-07-27 09:55 / 评论数( 15 ) 郎咸平故意与常识为敌 / 2010-07-26 07:19 / 评论数( 53 ) 唐骏、郎咸平的精准卡位术 / 2010-07-23 08:45 / 评论数( 32 ) 我们正在成为市场的敌人 / 2010-07-19 08:52 / 评论数( 10 ) 混沌任志强 / 2010-07-10 06:47 / 评论数( 7 )

（编者注：茅于轼这里所言的贫富差距可能缩小了，指的不是货币意义上的，而是说从财富效应上，也就是“享受”上来说（经济学中的“享受”指的是对物质消费的满足感）的，现在，富豪们只有在追求奢侈品上做文章，得到的主要是从炫耀来的攀比满足感，而非物质消费的满足感，这恰好说明，我们在满足日常各种生活的必需品上，从“享受”上来说，贫富差距大大的缩小了。） 人都说，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可是如果我们检查一下近来发生的社会群体事件和突发冲突，像杨佳杀警案，瓮安动乱案，邓玉娇抗暴，唐福珍自焚案等，极少是由于收入差距引起的，多半是老百姓没处讲理，不得不走向暴力。杨佳不是因为穷才去杀人的，唐福珍更是一位有家产的企业家，他们都是一口气咽不下才诉诸暴力。如果政府愿意和百姓对话，认真接纳上访，大家放弃武力，充分交流，这些事件大部分都能避免。为了社会平稳，到底是应该抓收入差距，还是应该抓政府讲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看法。如果分析错误，对策也跟着错，结果是费力不讨好。 过大的收入差距会引发治安问题，特别是穷人衣食无着，会铤而走险。但一般并不表现为官民冲突，也不会是群体事件。当前社会治安问题虽然呈现上升趋势，但并没有什么突然的变化。因为社会的流动性增加，家庭分离，商业社会言利少义，治安恶化并不出乎意料。这些分散的治安事件不会成为政治问题。现在最令人害怕的是群体的官民冲突。使政府紧张的也是这类事件的增多，而且性质越来越趋于暴力。它有可能转化成政治事件，导致社会动乱。 为了看清收入差距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有必要深入分析收入差距的性质。现在大家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是一个货币指标，拿钱的多少做比较。但是大家花钱最后得到的是享受，经济学中叫做效用。用享受衡量和用钱衡量有很大的区别。因为花钱得到享受，有极为明显的收益递减的现象。在钱多的时候买到的额外享受，大大低于所花的钱数，完全不跟钱的多少成正比。有钱人吃海参鱼翅，比普通人吃肉，多不了多少真正的享受；一小盅鱼翅要卖三四百元，一碟带肉的菜不过二十来元。二者相差三百多元，但是所得享受的差别可说微不足道。一碟蔬菜大约三四元钱，比肉菜便宜十几块钱，但是所得的享受远比吃肉和吃鱼翅的差别大。吃肉和吃菜在享受上的差别超过吃鱼翅和吃肉的差别，但是钱的差别却反过来，吃肉和吃鱼翅所花的钱的差别，远大于吃肉和吃蔬菜所花的钱的差别。这充分说明了钱的效用递减，钱所提供的享受递减。在低收入时，一两块钱的差别可超过高收入时几千上万的享受上的差别。一个人少了一块钱就可能挨饿。吃得饱和吃不饱的差别又远大于吃肉和吃蔬菜的差别。这一切都说明钱多的时候买到的享受很少；钱少的时候买到的享受很多。拿钱买享受，在钱多的时候是很不合算的。 因此有人提出，现在享受上的差别可能反而比改革前小了。改革前是吃得饱吃不饱的区别，现在大家都吃饱了，区别在吃鱼翅还是吃肉菜或吃蔬菜。 拿通讯来讲，改革前只有局级干部才能在家里装电话，现在差不多人人都用手机。拿穿戴来讲，改革前淮河以北的穷人一般不穿鞋，只有在冬天，冻得受不了才不得不买鞋穿。所以到了冬天有人到城市里收购旧鞋，拿到农村去卖。那时候享受的区别是冬天有没有鞋穿。现在鞋子很便宜，几十块钱就能买一双鞋，大家都有鞋穿了。富人钱多，买几千上万元的皮鞋，其额外的享受几乎等于零。再拿彩电来看，过去很少人家有彩电，现在农村每百户的彩电数为99.2台（2008年调查），可说家家户户都有彩电，连公共汽车里都可看彩电。是不是差别比过去小了。现在的富人花钱买名牌商品，一只表要几万几十万，一只手袋要几千上万；穷人也能买几十块钱的表或手袋，性能上和名牌商品相比较相差无几。当然不能说富人钱多一点意义都没有。现在穷人富人享受上的最大差别恐怕是在住的方面。进城打工的人，住在十几个人的小屋里，有钱人住别墅。改革前只有国家领导人才有别墅行宫，部长级干部住得也很拥挤。现在有上千万个富翁住进了别墅，住的差别比过去扩大多了。向前看，住的差别还很难缩小。以上的分析说明，我们应该关心的是享受上的差别，而不是钱多钱少的差别。所以国家应该更多注意减少住的差别，帮助最困难的人改善住房，方法是廉租房或住房补贴，不是卖经济适用房给普通群众。 经济学中的享受是指对物质消费的满足感，而不是从攀比得到的满足感。买几千几万元的手表或手袋，得到的是从炫耀来的攀比满足感。严格讲，攀比的满足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自己。如果没有别人在场，就不会有攀比的满足感。为了别人的羡慕而消费是愚蠢的消费。为了别人的福利而消费是聪明的消费。比如买路边小摊的商品，不但满足了自己的需求，又帮助摆摊的人提高了收入，利人利己，是聪明的消费。这种消费有利于缓解贫富差距。 从这个角度看，贪污分子最倒霉。他们贪污得来的钱很多，但是不敢露富，到处装穷，一点也没享受着，天天还要担心受怕。物质享受没挨上，倒是精神负担非常重。两头都没捞着，非常不合算。如果他们想通了，就不会贪污了。 人们花钱得到的是享受，所以拿享受做比较也许更合理。穷人富人在享受上的差别远没有货币收入的差别大。改革前收入都很低，相差几块钱所造成享受上的差别很大。现在大家收入都提高了，基本的生活都有了保证，享受上的差别可能反而小了。不过货币收入的差别是可以测量的，而享受的差别无法科学地测量。所以我们还不得不用货币的差别来考虑。 由于货币在享受上的效用递减，所以把富人的钱给穷人来用，虽然社会的财富总量没有变化，但是社会的效用总量得以增加。这对全社会有很大的益处。所以我们应该鼓励富人捐钱给低收入者。对富人来讲他们所失甚微，而穷人所得极大。但是这种均贫富的行为万万不可用暴力的手段。暴力劫富济贫的结果是全社会都变成穷人。这是改革前三十年共产的结果，中国变成了穷人国。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千万不要做相反的事，拿穷人的钱去补贴富人。当然，很明显的这种政策是不会发生的，但是隐蔽的补贴富人是可能有的。这值得大家密切注意。比如讲，为了照顾穷人保持低电价，实际上富人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穷人得到的好处。因为富人用电量远超过穷人用电量。结果是拿广大电力用户的钱去更多地补贴了用电量大的富人。这种为了穷人而被富人搭便车的例子比比皆是。本来是想缩小一点贫富差距，结果适得其反。而且这种政策很难纠正，因为表面上这是为了穷人，叫起来振振有词，反对它要冒很大的风险。所以错误的政策得以长期维持。